这个逐渐被遗忘的精神巨人远行六年了，这是关于他的第一部艺术纪录片，缘起于台湾艺术家郑爱华的一组被遗忘的纪念雕塑。虽然不合时宜，但我将努力推广这部纪录片，直到刘晓波的纪念群雕矗立在台湾面朝中国的海岸线。我们对逝者负有责任。 至少在我们逝世前，让他们不被人类遗忘。

乱世不是即将开始，而是百余年前就开始了。乱世的主要特征有三：政治无道，社会缺德，思想混乱，三个领域都陷入丛林状态。其中思想混乱又是乱世最根本的起因和特征。百年大乱始于清末，歪理邪说泛滥成灾；盛于民国，是非正邪乱成一团；极于马邦，极权主义邪说上升为指导思想，广大官民大多堕落为拜物教徒。身在大邪大恶大乱之世而不知邪恶混乱，也是拜物教徒的一大特征。

党不断地提醒域内的人民要有文化自信，当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一种劣质文化怎么可能自信？一种依靠谎言和恐惧维持的文化怎么可能自信？俄乌战争已经敲响了普京威权主义的丧钟，那么离极权主义的丧钟还远吗？

此诗为祭奠北京天安门广场遭中共党卫军八九六四屠城三十四周年而作。如今，中共改革开放以失败告终，证明当年开枪镇压学生运动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罪错。悲剧从来不需要特别想起，但孽债却永远不会自行泯灭。正因为曾经的孽债，政治因果的作用力导致了当下中国的噩梦。

台北周日(6月4日)加入全球接力悼念六四的行列，并特意选在当天傍晚6点40分起于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办烛光晚会，以纪念发生于1989年、震撼全球的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也于晚上8点9分时，邀请上千名不畏大雨滂沱、仍踊跃出席的全场民众集体静默64秒，表达对六四遇难受害者的哀悼。

没有六四屠城就没有三峡工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高峡平湖”的设想，但是一直没有获得中共高层的全力支持。从1958年中共南宁会议，持反对意见的李锐击败主建派林一山，一直到1989年4月，中共承诺五年内不会上三峡工程，三峡工程依然还是一个梦。六四屠城之后，收集了反对派意见、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被视作“为动乱和暴乱作舆论准备”，遭到下架、焚烧和化为纸浆的命运。三峡工程反对派也因此受到政治审查和迫害，不能在公开场合发声。笔者认为，一个容忍焚书的社会，必将为焚书的野蛮行为支付难以承受的代价！

夏志清先生已完成他的“保卫文学”的事业。今天还要强调“保卫文学”，是相当令人悲哀的。或者说是悲壮吧。任重道远，需要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从长远来说，我相信严歌苓的这个“不相信”：“我不相信中国会一直这样坏下去。”

赎罪消业要趁早。一旦恶贯满盈，就来不及了。而且，大罪大恶，非大功德不足以赎之。马帮还能再坚持几年，不好逆料。但可以肯定，马帮中很多人坚持不了几年。几年之内，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很多官员和精英，不少今天的庞然大物，都将为它们的罪恶付出相应的代价。注意，付出代价的方式、即恶报的方式无数无量，各种天灾人祸和意外，因人而异，防不胜防，被反腐反掉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所谓反共，在意识形态上，无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义法治人权，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价值。在文学领域，就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揭露和鞭挞“假丑恶”，追求和颂扬“真善美”。

当五十年代排山倒海的“新生活”浪潮追来时，张爱玲选择了逃离，迅速地逃离。犹如在大地震前感受到异兆而逃生的小鼠。艾晓明指出：张爱玲保持了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的忠实，《秧歌》可以说是理解她后半生的一把钥匙，鉴于人与艺术如此的沉沦，她的逃离是无从返顾的。

如果说《秧歌》和《赤地之恋》有政治倾向，恰恰是其强大的政治批判力量谱写出人性的颂歌，深刻地表达回归人性的痛彻心扉的渴望，其永恒的非凡的人道主义光辉甚至连作为作者的张爱玲本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

夏志清这样总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部不朽之作。它研究了共产主义对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描画出关于人性的令人震惊的不可忘记的画面。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受苦受难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满了共产党不容的人类理想的悲剧。

由于夏志清的大力推介和高度称赞，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其他一批中共建政后被埋没的作家作品），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重见天光。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人是什么反逻辑反人性的话都敢讲的，所以有人已经把“中国人”与地球上的人类划分开来。这是一个特别的物种。因此，这样一个物种的行为不论多么反人类，到了今天，世界各国都不会感到奇怪。而你的行为从客观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不知你意识到没。

历史的真相是，正是这个历史悠久，其中的自以为是、僵化思维、严重惰性，助长了文明的倚老卖老特质，正如盲目的爱国主义，向来都是专制独裁的后备军一样。本来，一个地域文明走向没落与消亡，另一个地域文明走向崛起与高光，属于生命规律。但是，因自身原因走向没落与消亡的文明，它的芸芸众生一定会伴随更加屈辱、辛酸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