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讨论的主要是红朝改开的由来与性质，现在再谈红朝改开路上的具体表演。毕竟，专制条件下的变法或改革从根本上讲成不了正果，不等于不能出现相当长时间内功大于过的差强人意局面。今天越南所走的路是个证明。不能不说，变法或改革通常都不能如愿以偿，直至酿成更大的国家失败与文明倒退，亦非主导者愿意见到的，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意思是说，国家陷入积重难返必须突围的境地，当然要对此前的直接统治者追责，也应对改革主导者无力化解的种种难题进行剖析和谅解。此难题的突出表现，便是历史遗产问题。社情、民意、风俗、传统文化及伦理、人性缺陷、价值观，特别已定势的权力架构和经济结构，等等，都可能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把这些负面因素都归咎于改革主导者头上，不公允。举一个通俗例子，一笔遗产来自不义之财甚或杀人越货，可是作恶者已死，能够追究遗产继承人的刑责么？那是中共的做法。它也有法律，却徒有其名，例如土改时大量枪毙地主和富农。进一步说，若红朝改开能够出来差强人意局面，那么批评它失策的同时也肯定它的成绩，理应如此。事实上，一场大规模改革运动，不犯错不可能。如果它肯纠错，致力于纠错机制建设，则肯定它的成绩，更是与人为善之道。笔者认为，六•四之前，相当多国人是体谅当局的，里面有可怜的自以为是的善意，更多是可悲的对强权的习惯顺从，也因此朝野矛盾并非不能和平化解。

有必要说说1983年的“严打”。那种对几十万人草菅人命的做法，完全不属于特定年头的矫枉过正行为。现有资料表明，名符其实的重犯、累犯、惯犯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并不够入刑标准。哪里有年青人多谈了几个恋爱、多跳了几场舞、或偷窃了一点小财物便被枪毙的道理？这只能是中共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一打三反手法的再现，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力作。本来，当时的社会治安混乱，与文革后遗症大有关系，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需要寻找发泄渠道。作为文革中过来的人，邓小平理应对百姓子女有一点怜悯心，需要过问问题的源头，尤其要为切实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树立榜样。但他偏偏这样干。此事的恶劣作用至今仍为国人忽视，对当局的体谅变成了不问是非，源于国人骨子里不认为犯罪人也应享有人权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当然会帮助独裁者草菅人命时的无所顾忌，会助长公检法司强力部门的刑讯逼供和大量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事实正是如此，时至今天，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仍旧何其多也。“严打”的主要考量是为了震慑犯罪，但严刑峻法都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果。今日中国犯罪分子的手段越来越决绝，动不动就是灭门案，何尝不含有从上而下皆不讲法治的报应因素，因为不论你有多大冤屈？反正犯案后必死无疑，当然就是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可怜那些无辜者何罪？但祸根决不应止于犯案人。六•四的大屠杀，与此恶劣国情一样存在大关联。不杀人就手痒，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视人命如草芥，是共产党的保权法宝。看权势脸色胜过分辨是非，是国人自诩的善良。这样一个对芊芊学子大开杀戒的王朝，它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呢？

红朝治下的人命是如此不值一文，跟共产党谈人权也就没了任何意义。相应地，不复人权的改革开放，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和目的，便原形毕现。

关于六•四后红朝的改革开放，笔者有过很多文章加以叙述，就不一一复述。拙文需要强调是它的演化趋势与后续效应。

一、改开在政治上的失败也必然失败。在二战前的世界里，共产制度存活一两百年是很可能的，但在二战后的世界里就不行了。不过，像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共产大国，若能放下身段审时度势，存活三四代人并争取到体面下台，并非不能实现。最初十年的改开，整体上走向了良性互动，六•四使得十年的良性互动化为了乌有。复辟八旗特权制度，从性质上讲红朝倒退回了皇权时代，要比毛泽东时代的党天下走得更远，因为权力架构消失了“五湖四海”元素。持续了二十年的规模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转移了社会视线，但权力架构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不但没有化解，而且开始激活地火运行。这不是一般人看得出来的，也是少量享受了经济红利者不屑过问的。它突出表现为政治信念崩溃和生活信念沉沦。认为红二代习当局大开倒车，从他保党保权的角度讲不免错怪了他，然而封他为“总加速师”也是实至名归。红朝政治完全僵尸化，再无内生活力，且没有体面下台的可能了，尽管它还能挣扎几年。政治上不能体面下台，国家和平转型便基本上无可能，当然是失败。

二、改开在吏治上的失败。此为政治失败必然的如影随形。政治信念崩溃，当然就是吏治上的乌烟瘴气，群魔乱舞，无官不贪，无吏不腐。事已至此，岂是什么“初心”能挽救的。事儿明明白白摆在世人面前：你等赵家人可以窃国，我等非赵家人为什么不能弄点钱？既然江山是红二代的，不容平民子弟染指，平民子弟出身的官吏干嘛去牢记“初心”。这问题不解决，反腐就只能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偏生习大帝是如此地德才不配位。习大帝和王国师不明白上述简单道理吗，但是他们敢坦承他们的位子不具备合法性吗？他们能怎么办呢？时至今天，红朝不肯不敢推行阳光法案，不敢公示官员财产，不敢让媒体拥有监督权，不敢让老百姓包括不敢让官吏有选举权，拿什么整治吏治？纵观青史，有哪个病入膏肓的王朝做得到吏治上回归清明？要使吏治回归清明，现有的官吏就得至少清除80%，但这样一来就是改朝换代了。

三、随着改开在政治上、吏治上的失败，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是全方位的塌方式失败，首推新三座大山的出现。这是必然的，如同战场上随着两支主力军的覆灭，战场形势便呈现出很可能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一样。道理很简单，受到重创和摧毁的士气再也很难提振起来。此情况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权力交替时便已显现，突出表现为两会年年开，基本上是老生常谈，会场成了贪官污吏、新贵名流、各类花瓶的展览会。国人一次又一次失望，“士气”也就每况愈下。此“士气”便是正常社会必应具有的相当的正气和朝气。本来，头十年的改开尤其胡耀邦力推的大平反、广摘帽，另加真理讨论，委实激活出了全民悲情，催生出了大范围的正气与朝气，相当程度上复苏了文革时被极度扭曲的人性，大增了改开可望成正剧的元素。此种极难得、极宝贵的资源理应高度珍惜、呵护，因为它提供了民族真正复兴的契机。即使只谈经济，也是如此。因为大国发展经济，走对路子远比资金、技术来得重要。而当找对了路子，经济又有了起色时，全方位的改开便应跟上。因为，社会生活本是一个系统，环环相扣，若正气、朝气不再，暮气就会弥漫系统。89年反映的就是此种历史诉求，冬天里为众人抱薪的学生运动民主运动无可指摘，不管它有多少不足之处。但是，邓大屠夫的坦克把中国的希望、难得的希望碾了个粉碎。如同毛粉怀念毛泽东那样，六•四后的既得利益阶层乃至相当多知识人肯定邓小平，乃是鼠目寸光引发的绝大错误。红朝国家机器是如此凶残，中共权贵是如此自私、贪婪，知识界和精英阶层迅速转向为专制帮凶，终于酿成了三十年来社会生活的大溃烂。哀莫大于心死，个人如此，民族亦然。而事儿只会没个完。

四、改开在经济上的先胜后败。此情况又是必然的，无视现代经济的基础在于走什么路子，不妨说任什么官方的经济学都是胡说八道。近些年来，很多人指责习当局不该背弃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只能是幼稚。坐视中共垮台，习近平和众多红二代、官二代会是什么呢？这事儿上习近平这位小学博士的敏感，强于中外众多正宗博士的知识。既然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众生谋福利，你已经背离了这条路，则什么话都是废话了。具体地说，中国经济取得了明显绩效不假，但这个绩效到底如何来的？它是靠奴隶般的血汗劳动、用人人发财的虚幻大饼、利用赶来分赃的滚滚外资打造的奇迹。此种奇迹不可能持续乃显而易见，因为无视了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分配基本公平的原则，无视了经济不可抗拒的波峰波谷的规律，无视了盲目扩张的可怕后果，无视了利用外资的下三滥手段的巨大后患。房地产业出来的救是死不救也是死，中美贸易战还引发了科技战、金融战，大基建和一带一路的先算政治账再算经济账，而这个经济账的背后却是大小蛀虫先拿多少回扣，哪管什么质量监管和不惜让全民严重负债。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不争事实。这样的经济结构一经定型，就是神仙来了也休想十年之内拨乱反正。三年疫情期间对世界隐瞒疫情，大力打压“寻衅滋事”，数不清的人道灾难，官商勾结发国难财，索性让经济停摆，等等，既宣示了独裁者的低能又凶恶，也揭示了这个经济体的秩序混乱。疫情后经济复苏不了，实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趋势早已明晰，经济欲走上持续发展之路，指望红朝指望深化改开已是痴人说梦。或者，走二战前德、日的老路吧。这是成功吗？这叫只一个有形实力上就堵死了中国从二流文明通向一流文明的通道。那大量的丢不开《新闻联播》的人，包括沿海发达地区的土豪们，却无视此趋势，当然他们也不懂。

五、改开在外交上的失败。此事倒是不宜多怪罪于邓大屠夫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两位代理掌柜，他们皆不失为知道轻重。此事也与传统文化、大天朝情结关系不大，因为自二战后美国支持下中华民国跻身于世界四强之一，此前的民族屈辱感便得到了补偿。此事只能归于红二代尤其代表人物自幼形成的骄傲心态和知识贫乏加上得志便猖狂。得罪大金主美帝，乃是个体户都明白是生意场上切不可做的自断后路的蠢事。说什么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愚人节的笑话罢了。笔者坚信，今天的时代，只恐中国请求美欧日印来侵略，人家都不会来，傻帽才会来背这个大包袱。而大错铸下，悔也迟矣。无论如何，美帝拥有几十个盟友，登高一呼便有纷纷应者，中国可有几个知心朋友？也许新朋友塔利班靠得住。国际赌场上总是出老千，再用战狼怼之，不容那些需要考量民意的国家不反击，而中国无论实力上还是道义上，都迎战不了群起反制。那大量的小粉红、爱党爱国者，认知上只能算半个人。外交上的失败，一定会加剧经济困境，激起那些半人的病狂，只是可怜了太多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

六、改开在思想上以及价值观与国民性格上的失败。这仍是必然，根于党文化一直肆虐尤其习近平新时代的再度发扬光大。十几亿人只能允许一个声音，人人向钱看向权看，不惜互害即自相倾轧，还会有多少人献身于科研创新，潜心于学术求索，追求高雅艺术和严肃的文学创作？今日中国，究竟还有几个人有心情读书？动物庄园当然不需要这一套，但于地球村和空权时代的大国，没了思想就没有了灵魂。事实上，思想原是文明的灯塔，从陆权到海权再到今天的走向空权，皆是如此。真正的思想不可能来自官家的密室，那是讨论如何劫掠如何杀人的地方。此情况已然相当可怕了，国民性格变异为极其自私加凶狠，变更加令人不寒而栗。此非思想自由化与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反而是对思想自由化与权利意识觉醒的大反动。突出表现为它不会随着物质进步而进步，性格一经定性可以少说传染两三代人。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有一个长时期极可能是经济与技术主导人的行为的时代，温情将成为稀缺品。不复温情的人世间将是一个光耀夺目的半机器人世界，情感上或灵魂上却是动物深陷其中苦苦挣扎的漫漫沼泽地。中共党文化不止是成功地改造了中国，还有可能改变人种。也许，这也是一种成功，另类成功。

愿国人直面几页真实历史：商鞅变法实现了秦灭六国，也招致了自身“亡国灭种”。王安石变法，加速了北宋变南宋。路易十四改革，可不是为了让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日本明治维新，不可能是为了迎接核爆。看来，这就是专制条件下文明演进的宿命吧，规模越大，反弹越大，无可奈何。但是，自从英法革命开创了政体新纪元和社会生活新纪元，以往的宿命便被新的权力架构和新的价值观准则打破，为长治久安开辟了通道。这条路上仍任重道远，却也论证出了可行性。改开的物理上一时眩目光芒的惊人成本，不应该再由奴隶劳工及子孙后代埋单。中国理应从历史轮回中跳出来。

反弹与报应已纷至沓来，似乎维稳也力不从心了。更严重的局势在后面。中国不陷入沼泽地的几率已经很小了，而比陷入沼泽地更可怕局面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前面讨论的主要是红朝改开的由来与性质，现在再谈红朝改开路上的具体表演。毕竟，专制条件下的变法或改革从根本上讲成不了正果，不等于不能出现相当长时间内功大于过的差强人意局面。今天越南所走的路是个证明。不能不说，变法或改革通常都不能如愿以偿，直至酿成更大的国家失败与文明倒退，亦非主导者愿意见到的，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意思是说，国家陷入积重难返必须突围的境地，当然要对此前的直接统治者追责，也应对改革主导者无力化解的种种难题进行剖析和谅解。此难题的突出表现，便是历史遗产问题。社情、民意、风俗、传统文化及伦理、人性缺陷、价值观，特别已定势的权力架构和经济结构，等等，都可能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把这些负面因素都归咎于改革主导者头上，不公允。举一个通俗例子，一笔遗产来自不义之财甚或杀人越货，可是作恶者已死，能够追究遗产继承人的刑责么？那是中共的做法。它也有法律，却徒有其名，例如土改时大量枪毙地主和富农。进一步说，若红朝改开能够出来差强人意局面，那么批评它失策的同时也肯定它的成绩，理应如此。事实上，一场大规模改革运动，不犯错不可能。如果它肯纠错，致力于纠错机制建设，则肯定它的成绩，更是与人为善之道。笔者认为，六•四之前，相当多国人是体谅当局的，里面有可怜的自以为是的善意，更多是可悲的对强权的习惯顺从，也因此朝野矛盾并非不能和平化解。

有必要说说1983年的“严打”。那种对几十万人草菅人命的做法，完全不属于特定年头的矫枉过正行为。现有资料表明，名符其实的重犯、累犯、惯犯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并不够入刑标准。哪里有年青人多谈了几个恋爱、多跳了几场舞、或偷窃了一点小财物便被枪毙的道理？这只能是中共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一打三反手法的再现，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力作。本来，当时的社会治安混乱，与文革后遗症大有关系，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需要寻找发泄渠道。作为文革中过来的人，邓小平理应对百姓子女有一点怜悯心，需要过问问题的源头，尤其要为切实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树立榜样。但他偏偏这样干。此事的恶劣作用至今仍为国人忽视，对当局的体谅变成了不问是非，源于国人骨子里不认为犯罪人也应享有人权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当然会帮助独裁者草菅人命时的无所顾忌，会助长公检法司强力部门的刑讯逼供和大量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事实正是如此，时至今天，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仍旧何其多也。“严打”的主要考量是为了震慑犯罪，但严刑峻法都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果。今日中国犯罪分子的手段越来越决绝，动不动就是灭门案，何尝不含有从上而下皆不讲法治的报应因素，因为不论你有多大冤屈？反正犯案后必死无疑，当然就是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可怜那些无辜者何罪？但祸根决不应止于犯案人。六•四的大屠杀，与此恶劣国情一样存在大关联。不杀人就手痒，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视人命如草芥，是共产党的保权法宝。看权势脸色胜过分辨是非，是国人自诩的善良。这样一个对芊芊学子大开杀戒的王朝，它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呢？

红朝治下的人命是如此不值一文，跟共产党谈人权也就没了任何意义。相应地，不复人权的改革开放，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和目的，便原形毕现。

关于六•四后红朝的改革开放，笔者有过很多文章加以叙述，就不一一复述。拙文需要强调是它的演化趋势与后续效应。

一、改开在政治上的失败也必然失败。在二战前的世界里，共产制度存活一两百年是很可能的，但在二战后的世界里就不行了。不过，像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共产大国，若能放下身段审时度势，存活三四代人并争取到体面下台，并非不能实现。最初十年的改开，整体上走向了良性互动，六•四使得十年的良性互动化为了乌有。复辟八旗特权制度，从性质上讲红朝倒退回了皇权时代，要比毛泽东时代的党天下走得更远，因为权力架构消失了“五湖四海”元素。持续了二十年的规模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转移了社会视线，但权力架构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不但没有化解，而且开始激活地火运行。这不是一般人看得出来的，也是少量享受了经济红利者不屑过问的。它突出表现为政治信念崩溃和生活信念沉沦。认为红二代习当局大开倒车，从他保党保权的角度讲不免错怪了他，然而封他为“总加速师”也是实至名归。红朝政治完全僵尸化，再无内生活力，且没有体面下台的可能了，尽管它还能挣扎几年。政治上不能体面下台，国家和平转型便基本上无可能，当然是失败。

二、改开在吏治上的失败。此为政治失败必然的如影随形。政治信念崩溃，当然就是吏治上的乌烟瘴气，群魔乱舞，无官不贪，无吏不腐。事已至此，岂是什么“初心”能挽救的。事儿明明白白摆在世人面前：你等赵家人可以窃国，我等非赵家人为什么不能弄点钱？既然江山是红二代的，不容平民子弟染指，平民子弟出身的官吏干嘛去牢记“初心”。这问题不解决，反腐就只能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偏生习大帝是如此地德才不配位。习大帝和王国师不明白上述简单道理吗，但是他们敢坦承他们的位子不具备合法性吗？他们能怎么办呢？时至今天，红朝不肯不敢推行阳光法案，不敢公示官员财产，不敢让媒体拥有监督权，不敢让老百姓包括不敢让官吏有选举权，拿什么整治吏治？纵观青史，有哪个病入膏肓的王朝做得到吏治上回归清明？要使吏治回归清明，现有的官吏就得至少清除80%，但这样一来就是改朝换代了。

三、随着改开在政治上、吏治上的失败，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是全方位的塌方式失败，首推新三座大山的出现。这是必然的，如同战场上随着两支主力军的覆灭，战场形势便呈现出很可能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一样。道理很简单，受到重创和摧毁的士气再也很难提振起来。此情况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权力交替时便已显现，突出表现为两会年年开，基本上是老生常谈，会场成了贪官污吏、新贵名流、各类花瓶的展览会。国人一次又一次失望，“士气”也就每况愈下。此“士气”便是正常社会必应具有的相当的正气和朝气。本来，头十年的改开尤其胡耀邦力推的大平反、广摘帽，另加真理讨论，委实激活出了全民悲情，催生出了大范围的正气与朝气，相当程度上复苏了文革时被极度扭曲的人性，大增了改开可望成正剧的元素。此种极难得、极宝贵的资源理应高度珍惜、呵护，因为它提供了民族真正复兴的契机。即使只谈经济，也是如此。因为大国发展经济，走对路子远比资金、技术来得重要。而当找对了路子，经济又有了起色时，全方位的改开便应跟上。因为，社会生活本是一个系统，环环相扣，若正气、朝气不再，暮气就会弥漫系统。89年反映的就是此种历史诉求，冬天里为众人抱薪的学生运动民主运动无可指摘，不管它有多少不足之处。但是，邓大屠夫的坦克把中国的希望、难得的希望碾了个粉碎。如同毛粉怀念毛泽东那样，六•四后的既得利益阶层乃至相当多知识人肯定邓小平，乃是鼠目寸光引发的绝大错误。红朝国家机器是如此凶残，中共权贵是如此自私、贪婪，知识界和精英阶层迅速转向为专制帮凶，终于酿成了三十年来社会生活的大溃烂。哀莫大于心死，个人如此，民族亦然。而事儿只会没个完。

四、改开在经济上的先胜后败。此情况又是必然的，无视现代经济的基础在于走什么路子，不妨说任什么官方的经济学都是胡说八道。近些年来，很多人指责习当局不该背弃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只能是幼稚。坐视中共垮台，习近平和众多红二代、官二代会是什么呢？这事儿上习近平这位小学博士的敏感，强于中外众多正宗博士的知识。既然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众生谋福利，你已经背离了这条路，则什么话都是废话了。具体地说，中国经济取得了明显绩效不假，但这个绩效到底如何来的？它是靠奴隶般的血汗劳动、用人人发财的虚幻大饼、利用赶来分赃的滚滚外资打造的奇迹。此种奇迹不可能持续乃显而易见，因为无视了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分配基本公平的原则，无视了经济不可抗拒的波峰波谷的规律，无视了盲目扩张的可怕后果，无视了利用外资的下三滥手段的巨大后患。房地产业出来的救是死不救也是死，中美贸易战还引发了科技战、金融战，大基建和一带一路的先算政治账再算经济账，而这个经济账的背后却是大小蛀虫先拿多少回扣，哪管什么质量监管和不惜让全民严重负债。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不争事实。这样的经济结构一经定型，就是神仙来了也休想十年之内拨乱反正。三年疫情期间对世界隐瞒疫情，大力打压“寻衅滋事”，数不清的人道灾难，官商勾结发国难财，索性让经济停摆，等等，既宣示了独裁者的低能又凶恶，也揭示了这个经济体的秩序混乱。疫情后经济复苏不了，实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趋势早已明晰，经济欲走上持续发展之路，指望红朝指望深化改开已是痴人说梦。或者，走二战前德、日的老路吧。这是成功吗？这叫只一个有形实力上就堵死了中国从二流文明通向一流文明的通道。那大量的丢不开《新闻联播》的人，包括沿海发达地区的土豪们，却无视此趋势，当然他们也不懂。

五、改开在外交上的失败。此事倒是不宜多怪罪于邓大屠夫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两位代理掌柜，他们皆不失为知道轻重。此事也与传统文化、大天朝情结关系不大，因为自二战后美国支持下中华民国跻身于世界四强之一，此前的民族屈辱感便得到了补偿。此事只能归于红二代尤其代表人物自幼形成的骄傲心态和知识贫乏加上得志便猖狂。得罪大金主美帝，乃是个体户都明白是生意场上切不可做的自断后路的蠢事。说什么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愚人节的笑话罢了。笔者坚信，今天的时代，只恐中国请求美欧日印来侵略，人家都不会来，傻帽才会来背这个大包袱。而大错铸下，悔也迟矣。无论如何，美帝拥有几十个盟友，登高一呼便有纷纷应者，中国可有几个知心朋友？也许新朋友塔利班靠得住。国际赌场上总是出老千，再用战狼怼之，不容那些需要考量民意的国家不反击，而中国无论实力上还是道义上，都迎战不了群起反制。那大量的小粉红、爱党爱国者，认知上只能算半个人。外交上的失败，一定会加剧经济困境，激起那些半人的病狂，只是可怜了太多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

六、改开在思想上以及价值观与国民性格上的失败。这仍是必然，根于党文化一直肆虐尤其习近平新时代的再度发扬光大。十几亿人只能允许一个声音，人人向钱看向权看，不惜互害即自相倾轧，还会有多少人献身于科研创新，潜心于学术求索，追求高雅艺术和严肃的文学创作？今日中国，究竟还有几个人有心情读书？动物庄园当然不需要这一套，但于地球村和空权时代的大国，没了思想就没有了灵魂。事实上，思想原是文明的灯塔，从陆权到海权再到今天的走向空权，皆是如此。真正的思想不可能来自官家的密室，那是讨论如何劫掠如何杀人的地方。此情况已然相当可怕了，国民性格变异为极其自私加凶狠，变更加令人不寒而栗。此非思想自由化与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反而是对思想自由化与权利意识觉醒的大反动。突出表现为它不会随着物质进步而进步，性格一经定性可以少说传染两三代人。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有一个长时期极可能是经济与技术主导人的行为的时代，温情将成为稀缺品。不复温情的人世间将是一个光耀夺目的半机器人世界，情感上或灵魂上却是动物深陷其中苦苦挣扎的漫漫沼泽地。中共党文化不止是成功地改造了中国，还有可能改变人种。也许，这也是一种成功，另类成功。

愿国人直面几页真实历史：商鞅变法实现了秦灭六国，也招致了自身“亡国灭种”。王安石变法，加速了北宋变南宋。路易十四改革，可不是为了让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日本明治维新，不可能是为了迎接核爆。看来，这就是专制条件下文明演进的宿命吧，规模越大，反弹越大，无可奈何。但是，自从英法革命开创了政体新纪元和社会生活新纪元，以往的宿命便被新的权力架构和新的价值观准则打破，为长治久安开辟了通道。这条路上仍任重道远，却也论证出了可行性。改开的物理上一时眩目光芒的惊人成本，不应该再由奴隶劳工及子孙后代埋单。中国理应从历史轮回中跳出来。

反弹与报应已纷至沓来，似乎维稳也力不从心了。更严重的局势在后面。中国不陷入沼泽地的几率已经很小了，而比陷入沼泽地更可怕局面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