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述沉重的受难史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三部《劳动消灭营》的“引言”：“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摘自一个古楚尔族前女犯的信），总是千百次地在我眼前跳跃……

王晟明，红河中学教师，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71 年5 月，68 岁高龄的母亲，在卧病五年后，病情突然加重，生命垂危。由于家境贫寒，住不起医院，一直在家吃中药治疗。病情已发展到心衰、肾衰、呼吸衰等多器官衰竭的地步。请名医到家会诊，结论是，生还无望，准备后事。此时父亲给他拍了第一份电报：母病危、速归。他拿着电报向连队领导请假探母，结果是“不准假”三个字。他深知父亲的为人，不到万不得已，老人家是不会轻意给他拍电报的。他心急如焚，彻夜难眠。他痛悔当初为什么只听党的话，提那几条意见呢?现在连尽人子之责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真是罪该万死啊!隔了三天，父亲望儿未归，又来第二封电报，连队不得不批转营部，营部批示是，春耕在即，不准假。他急得捶胸顿足，用头撞墙：“难道我是奴隶已经卖身了吗?我的领导不是人生父母养，他们怎会如此铁石心肠?!……”电报第三封、第四封……不断拍来，照例是不准假三个字。直等“母亲望子不归，已于2 日病故，速来奔丧”的电报展现在他们眼前，才准他三天假，他不禁悲泪盈眶，嚎啕大哭。

周传勤，河口县人民法院职工，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60 多岁的父亲思子心切，先从石屏坐车，又从新哨步行问路十多里到达住地等待。下午，周传勤拉完煤回来得以相见。父亲双手从怀中拿出直径不到10 公分，薄薄的两个米糠粑粑给他说：“这是你母亲叫我带来给你的唯一的东西。”说着眼泪大滴的滚落下来。那时他已无泪可流，只是呆呆地看着父亲，真不知道父亲来看自己的路费从何筹措而来呢?过去每月寄30 元给他们维持生活，被划为“右派”后断了供给，还不知如何生存呢!看着父亲消瘦疲惫的身体，他什么话已没能说出。收工回来就是吃饭，可他哪来饭给父亲吃呢?还是父亲拿出半斤粮票九角钱在食堂买了一份包谷饭，父子俩共同吃了一餐饭。折腾一天的父亲实在太累，厂方不闻不问，更不会安排住处，儿子的住处根本不能再挤住一人，正在为难之时，还是老乡指点让父亲在一个堆稻草的矮楼上睡一夜。第二天早晨，去堆草地方送父亲走路回家，看到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上不少红点并不断用手抓脚和身上，卷起父亲裤管一看，父亲脚上满是红疙瘩块。父亲告诉他晚上被蚊子叮咬，天黑又不知何处可去，只好坐着让蚊子咬了一夜。父亲来看他一面，付出的是“血”的代价。

郭建藩，元阳县贸易公司职工，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75 年1 月13 日请假回昆明探望父母，假期将满，正考虑返回农场；不料年老体衰的父亲突发重病，当即送入医院。弟妹均有工作，母亲年逾古稀，还照料孙辈，到医院护理父亲的任务便落到他的肩上。当时由父亲所在单位昆明市第八中学出具证明给他，他把证明寄回农场请求续假，农场并未回信不准。到3 月下旬，父亲的病已经好转，但还不能下床行动；队部来信催回去，只好忍痛告别父母。回队后，以超假为由揪去斗争，痛加殴打，幸未用器械，免于重伤。

李兆祺，蒙自专区文工团编导，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72 年，原为城镇户口的父母妻儿被赶下乡，家中严重缺乏劳动力，生活在饱一顿饥一顿的艰难岁月里。摘帽子安插工作的一线希望此时也破灭了，继续呆在农场非死不可；倒不如归去，为父母尽一点孝，对妻儿尽一点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在此之前农场曾让一些家居农村的老右回去，李兆祺一个报告紧接着一个报告向场部申请回乡，一直到1973 年底，场部批准他戴着帽子回乡交群众监督生产。最后发了他一个月的“工资”十八元五角做路费，扛着一卷破行李，像个失魂落魄的叫花子回到他的故乡。文人旧习不改，调侃一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父母妻儿来接我，火车站上哭一堆。”

人民公社年年征购“余粮”，派购活猪活鸡，弄得大家一年仅有半年粮。农民们各自披星戴月地在大山上大干自开地，一家一、二亩，人多的人家干上三、四亩，种上些包谷红薯，即使土地贫瘠，总能吃粗吃饱。他家初来乍到缺乏劳力，他学着当地农民在山坡上开地，由两分到三分，由三分到五分，种上一些包谷和瓜瓜豆豆，以缓解日后之所需。 县乡领导都知道农民大干自开地的事情，怎么办呢?乡上便组成工作队到各大队抓“阶级斗争。”当然拿农民去斗说不下去，他又没偷没抢，相反地处于被动；那只有从“分子”的头上拿来开刀，杀鸡给猴看，既省事又不费力，他敢放个屁吗!?如此一来这个大队首先就把李兆祺五花大绑地拉到各村去游斗，罪名是：右派分子带头大干自开地。好在农民心头有杆秤，有的补衣裳，有的吸烟筒，有的在聊天，只有工作队那几个干部和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咬牙切齿地批判一通，然后在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会议。然而他那六十八岁的老父亲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一见儿子被五花大绑地押去批斗，本来血压就有些偏高，一吓一急血压骤然升高，遂即形成脑血管意外脑溢血，半身瘫痪不会说话，大小便不能自理。除了繁重的劳动和粮食紧缺，他每天还得服侍父亲，累得腰都伸不直，脸上、脑门上长出了无数的“蝴蝶印”洗也洗不掉，用刀刮都刮不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父亲整整瘫痪了三年半， 1976 年盛夏的一个清晨，用那只会动的左手为李兆祺擦去腮边泪水与世长辞。

杨自立，保山小学教师，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反右结束时，领导说：“你们虽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党还是宽大为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要改造好仍可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听了这话真是从内心感激党的宽大，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谁愿意戴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呢?杨自立家居农村，年青力壮，劳动中又卖力，在大红山开荒时他经常名列前茅，超过老工人，他自认为凭他的努力劳动一定会在短时间内取消处分。然而，他错了，马拉松赛跑用百米赛的速度是达不到终点的。到1959年饭吃不饱，劳动量大，长期营养不良，到1960年年他开始浮肿，浮肿时营养不良，就逐渐消瘦，他初来时强壮的身体己变得骨瘦如柴，连走路都艰难了，只好躺在床上休息。有一天晚上，全队到场部看电影，1958年看电影大家是趁机睡觉，1959、1960年看电影大家趁机找吃的。有些人不看电影就跑到小坝子的甘蔗地里去偷甘蔗吃，多数都被抓到了，交由队上处理。放完电影后，回到水库队已十点钟，队上召开批判大会，先后点名站出来十人，队长张启良问：“还有没有？叫出来一起斗！”队长问声刚落，身不满五尺的外号小炮弹的婆娘李自芳发言了：“还有杨自立，偷了我的一把小调羹。”话音一落，一些人马上喊：“杨自立，站出来！”但没有人站出来。杨自立真那么胆大，叫了还不站出来?不是他胆大，他已卧床不起了。班长从床上把他拖起来，到了会场上叫他交待为什么偷人家的小调羹，杨自立回答；“小调羹吃不得，我不要，要是能吃的我会要的。”这话激怒了那些积极分子，说他不老实，罚他跪在地上。批斗会继续进行，过了一会，他想抽烟，就拿出纸来卷羊角烟，正卷着时，狠心的小炮弹一巴掌打过去把烟打在地上，还推几下，他就倒在地上了。批斗会继续批判其他的人，也不管杨自立，是医生花竹金见他近半小时不爬起，走过去用手掌在他的鼻子前一试，呼吸已停止，他才大声的叫“队长、队长，杨自立没有气了。”队长听到后，宣布散会，明天再开，散会后一看，他已死了。队长指派罗占云等几个工人用草席卷着杨自立的尸体，抬到附近像埋死狗一样挖个坑埋了，也不通知其家属，半年后，

他父亲总收不到儿子的信，就来找他，到了队上才知道儿子早己死去，但父亲提出要去看一看儿子的坟，当事者领他到埋人的地方一看，什么也没有了，因埋得太浅早已被狼或狗扒吃掉了，其父只好含泪而归。

共產暴政数十年来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破坏和对文化人性的摧残，使中华民族几代人道德沦丧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曾经担任立陶宛第一任总统的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一年前在观看真善忍国际美展之后说：“共产制度实质上是反人类的意识形态，是毁灭人性和破坏人类生存基础的邪恶。这种制度带来的是暴政并导致数以百万计无辜的人们被屠杀。人应该向善，而共产主义决不是善良的土壤。” 立陶宛议会反对党领袖安德留斯•库比柳斯表示，立陶宛人亲身经历了共产主义暴政。在独立后，立陶宛开始新的生活，并成为和平社会和欧盟的一员。他说：“欧委会谴责共产极权的决议已经把共产制度的罪行与法西斯罪行等同。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当象当年纽伦堡法庭一样对共产制度進行审判”。因此，在还没有开始新的生活的中国，在还没有成为和平社会一员的中国，记述沉重的受难史的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就是站立在法庭作证。

在记述沉重的受难史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三部《劳动消灭营》的“引言”：“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摘自一个古楚尔族前女犯的信），总是千百次地在我眼前跳跃……

王晟明，红河中学教师，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71 年5 月，68 岁高龄的母亲，在卧病五年后，病情突然加重，生命垂危。由于家境贫寒，住不起医院，一直在家吃中药治疗。病情已发展到心衰、肾衰、呼吸衰等多器官衰竭的地步。请名医到家会诊，结论是，生还无望，准备后事。此时父亲给他拍了第一份电报：母病危、速归。他拿着电报向连队领导请假探母，结果是“不准假”三个字。他深知父亲的为人，不到万不得已，老人家是不会轻意给他拍电报的。他心急如焚，彻夜难眠。他痛悔当初为什么只听党的话，提那几条意见呢?现在连尽人子之责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真是罪该万死啊!隔了三天，父亲望儿未归，又来第二封电报，连队不得不批转营部，营部批示是，春耕在即，不准假。他急得捶胸顿足，用头撞墙：“难道我是奴隶已经卖身了吗?我的领导不是人生父母养，他们怎会如此铁石心肠?!……”电报第三封、第四封……不断拍来，照例是不准假三个字。直等“母亲望子不归，已于2 日病故，速来奔丧”的电报展现在他们眼前，才准他三天假，他不禁悲泪盈眶，嚎啕大哭。

周传勤，河口县人民法院职工，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60 多岁的父亲思子心切，先从石屏坐车，又从新哨步行问路十多里到达住地等待。下午，周传勤拉完煤回来得以相见。父亲双手从怀中拿出直径不到10 公分，薄薄的两个米糠粑粑给他说：“这是你母亲叫我带来给你的唯一的东西。”说着眼泪大滴的滚落下来。那时他已无泪可流，只是呆呆地看着父亲，真不知道父亲来看自己的路费从何筹措而来呢?过去每月寄30 元给他们维持生活，被划为“右派”后断了供给，还不知如何生存呢!看着父亲消瘦疲惫的身体，他什么话已没能说出。收工回来就是吃饭，可他哪来饭给父亲吃呢?还是父亲拿出半斤粮票九角钱在食堂买了一份包谷饭，父子俩共同吃了一餐饭。折腾一天的父亲实在太累，厂方不闻不问，更不会安排住处，儿子的住处根本不能再挤住一人，正在为难之时，还是老乡指点让父亲在一个堆稻草的矮楼上睡一夜。第二天早晨，去堆草地方送父亲走路回家，看到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上不少红点并不断用手抓脚和身上，卷起父亲裤管一看，父亲脚上满是红疙瘩块。父亲告诉他晚上被蚊子叮咬，天黑又不知何处可去，只好坐着让蚊子咬了一夜。父亲来看他一面，付出的是“血”的代价。

郭建藩，元阳县贸易公司职工，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75 年1 月13 日请假回昆明探望父母，假期将满，正考虑返回农场；不料年老体衰的父亲突发重病，当即送入医院。弟妹均有工作，母亲年逾古稀，还照料孙辈，到医院护理父亲的任务便落到他的肩上。当时由父亲所在单位昆明市第八中学出具证明给他，他把证明寄回农场请求续假，农场并未回信不准。到3 月下旬，父亲的病已经好转，但还不能下床行动；队部来信催回去，只好忍痛告别父母。回队后，以超假为由揪去斗争，痛加殴打，幸未用器械，免于重伤。

李兆祺，蒙自专区文工团编导，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1972 年，原为城镇户口的父母妻儿被赶下乡，家中严重缺乏劳动力，生活在饱一顿饥一顿的艰难岁月里。摘帽子安插工作的一线希望此时也破灭了，继续呆在农场非死不可；倒不如归去，为父母尽一点孝，对妻儿尽一点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在此之前农场曾让一些家居农村的老右回去，李兆祺一个报告紧接着一个报告向场部申请回乡，一直到1973 年底，场部批准他戴着帽子回乡交群众监督生产。最后发了他一个月的“工资”十八元五角做路费，扛着一卷破行李，像个失魂落魄的叫花子回到他的故乡。文人旧习不改，调侃一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父母妻儿来接我，火车站上哭一堆。”

人民公社年年征购“余粮”，派购活猪活鸡，弄得大家一年仅有半年粮。农民们各自披星戴月地在大山上大干自开地，一家一、二亩，人多的人家干上三、四亩，种上些包谷红薯，即使土地贫瘠，总能吃粗吃饱。他家初来乍到缺乏劳力，他学着当地农民在山坡上开地，由两分到三分，由三分到五分，种上一些包谷和瓜瓜豆豆，以缓解日后之所需。 县乡领导都知道农民大干自开地的事情，怎么办呢?乡上便组成工作队到各大队抓“阶级斗争。”当然拿农民去斗说不下去，他又没偷没抢，相反地处于被动；那只有从“分子”的头上拿来开刀，杀鸡给猴看，既省事又不费力，他敢放个屁吗!?如此一来这个大队首先就把李兆祺五花大绑地拉到各村去游斗，罪名是：右派分子带头大干自开地。好在农民心头有杆秤，有的补衣裳，有的吸烟筒，有的在聊天，只有工作队那几个干部和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咬牙切齿地批判一通，然后在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会议。然而他那六十八岁的老父亲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一见儿子被五花大绑地押去批斗，本来血压就有些偏高，一吓一急血压骤然升高，遂即形成脑血管意外脑溢血，半身瘫痪不会说话，大小便不能自理。除了繁重的劳动和粮食紧缺，他每天还得服侍父亲，累得腰都伸不直，脸上、脑门上长出了无数的“蝴蝶印”洗也洗不掉，用刀刮都刮不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父亲整整瘫痪了三年半， 1976 年盛夏的一个清晨，用那只会动的左手为李兆祺擦去腮边泪水与世长辞。

杨自立，保山小学教师，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反右结束时，领导说：“你们虽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党还是宽大为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要改造好仍可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听了这话真是从内心感激党的宽大，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谁愿意戴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呢?杨自立家居农村，年青力壮，劳动中又卖力，在大红山开荒时他经常名列前茅，超过老工人，他自认为凭他的努力劳动一定会在短时间内取消处分。然而，他错了，马拉松赛跑用百米赛的速度是达不到终点的。到1959年饭吃不饱，劳动量大，长期营养不良，到1960年年他开始浮肿，浮肿时营养不良，就逐渐消瘦，他初来时强壮的身体己变得骨瘦如柴，连走路都艰难了，只好躺在床上休息。有一天晚上，全队到场部看电影，1958年看电影大家是趁机睡觉，1959、1960年看电影大家趁机找吃的。有些人不看电影就跑到小坝子的甘蔗地里去偷甘蔗吃，多数都被抓到了，交由队上处理。放完电影后，回到水库队已十点钟，队上召开批判大会，先后点名站出来十人，队长张启良问：“还有没有？叫出来一起斗！”队长问声刚落，身不满五尺的外号小炮弹的婆娘李自芳发言了：“还有杨自立，偷了我的一把小调羹。”话音一落，一些人马上喊：“杨自立，站出来！”但没有人站出来。杨自立真那么胆大，叫了还不站出来?不是他胆大，他已卧床不起了。班长从床上把他拖起来，到了会场上叫他交待为什么偷人家的小调羹，杨自立回答；“小调羹吃不得，我不要，要是能吃的我会要的。”这话激怒了那些积极分子，说他不老实，罚他跪在地上。批斗会继续进行，过了一会，他想抽烟，就拿出纸来卷羊角烟，正卷着时，狠心的小炮弹一巴掌打过去把烟打在地上，还推几下，他就倒在地上了。批斗会继续批判其他的人，也不管杨自立，是医生花竹金见他近半小时不爬起，走过去用手掌在他的鼻子前一试，呼吸已停止，他才大声的叫“队长、队长，杨自立没有气了。”队长听到后，宣布散会，明天再开，散会后一看，他已死了。队长指派罗占云等几个工人用草席卷着杨自立的尸体，抬到附近像埋死狗一样挖个坑埋了，也不通知其家属，半年后，

他父亲总收不到儿子的信，就来找他，到了队上才知道儿子早己死去，但父亲提出要去看一看儿子的坟，当事者领他到埋人的地方一看，什么也没有了，因埋得太浅早已被狼或狗扒吃掉了，其父只好含泪而归。

共產暴政数十年来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破坏和对文化人性的摧残，使中华民族几代人道德沦丧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曾经担任立陶宛第一任总统的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一年前在观看真善忍国际美展之后说：“共产制度实质上是反人类的意识形态，是毁灭人性和破坏人类生存基础的邪恶。这种制度带来的是暴政并导致数以百万计无辜的人们被屠杀。人应该向善，而共产主义决不是善良的土壤。” 立陶宛议会反对党领袖安德留斯•库比柳斯表示，立陶宛人亲身经历了共产主义暴政。在独立后，立陶宛开始新的生活，并成为和平社会和欧盟的一员。他说：“欧委会谴责共产极权的决议已经把共产制度的罪行与法西斯罪行等同。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当象当年纽伦堡法庭一样对共产制度進行审判”。因此，在还没有开始新的生活的中国，在还没有成为和平社会一员的中国，记述沉重的受难史的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就是站立在法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