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听说过，《中国新诗大概选》故事。一直未多想。



2014年，为调查《落叶集》，我去作者家。陈墨翻出当年笔记，也曾展示“大概选”手稿。我翻了翻，没心思细看。想要做的太多，注意力不在这儿。现在看，或许造成了研究中的某些疏失或薄弱？——就比如讲，“早期诗集”与“早期诗选”对照研究，多么好的题目！可我一直，懵懵懂懂、想都没想。



直到二十天前，12月2日下午，跟刘福春老师一起登门。陈墨很高兴，那些保存至今的“断烂朝报”、原始资料，要献给“刘福春新诗文献馆”。唯一的要求，是移交前“请亚东老师看看，写一两百字”——起初我以为，他需要证人。

看了才发现，这些五十年前的字纸与“断简残编”，会开口说话。

闻道有先后，世上无天才。哪怕早慧的人，除了老师指引，一定需要阅读。因为诗人本质上，是“文明的孩子”。这个“深水鱼”，陈墨的成长，除了西伯利亚窗台上的面包外，还跟大口吞吃“新文学”有关。他是得到指点后，大口吞吃“新文学”长大的，是“五四新文学”的孩子……若不走近现场，真正身临其境，这一点很难得到确认。评价起来也会突兀。

看到一则，陈墨简介：“文革武斗期间（1968年）我就编篡了中国第一部能代表中国新诗本来面目的《中国新诗大概选》，就是对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的全面否定，就是对独裁专制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史观的全面否定（《中国新诗大概选·前言》可证）。我虽自认为这部诗选是划时代的，可至今没法出版……”。怎么个“划时代”？只听见他自己讲。

又见2005年，回答燕子提问时，陈墨讲“我编撰的‘中国新诗大概选’后来被朋友们广泛手抄传递开来，成为他们的精神资源之一。”这点看来不假。因为12月3日，陈墨家出来后，我发了小视频，给美国的白水。白水兄回复：“大概选的手抄本我曾经借来读过，并抄了几首，应该是1969到70年的时候。他也的确在我面前抱怨过臧克家的新诗选。我从他的抄本获益匪浅，从此远离了宏大叙事。”

我回复“这就是见证！”或许引起记忆，白水赋诗一首：《当时明月在》。我点赞：“当时午桥桥上饮，座中都是豪英。”显然用当年，陈与义“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故事。这里是锦江，也是临江路，亦是“临江仙”。

就抄一段，十八年前，邓垦兄关于《空山诗选》的回忆：

 

“文革武斗时，“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東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期间，陈墨搞了一本《中国新诗大概选》；徐坯在冯里的大力支持下搞了一本一千多首的《外国诗选》；我搞了三本《中国新诗选》，另外还请张基帮我代抄了两本诗选；……这些当年的手抄本能幸存至今，实在是苍天有眼为了证明我輩在险恶的环境下是怎样‘偷食’人类文明供果的！”



一条方外的河，静悄悄流淌。一直流到今天。

 

只说“大概选”。首先要确认，1969年陈墨编诗，那是雄心勃勃，不是止步于1918—1927“第一分册”。当年“断简残编”中，有篇《中国新诗大概选（纲要）》，皇皇四大分册：

第一册1918—1927年（第一次国内战争）

第二册1928年—1937年（第二次国内战争）

第三册1938—1949年（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战争）

第四册1950年—1965年（和平时期）

由于种种原因，只完成“第一分册”，成了“烂尾工程”。编者多年后叙说：“由于时间的关系，只编成了《第一分册（1917—1927）》。而重点《第二分册（1928—1937）》还未动手，因局势所逼，我很快就下乡了（1970年3月）。也由于生活实在太艰辛，以后再也没有精力去完成它了。甚至，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始。差不多与诗绝了缘，不再写诗，也很少读诗了。”（《关于“黑色写作”》）

这次不意目睹，他的雄心勃勃。我知道遗憾，不是个人的。

还有一页纸：《五十年代诗人及名作目录（部份）》，能够佐证这个。一纸目录中，除了石方禹、贺敬之、郭小川、蔡其矫、闻捷……外，还有已经灭顶的公刘、流沙河、石天河等。诗作可以不论，作为选家，很任性了。

这个诗选，就体量说，庞大得很，不用多说了。

这个诗选，一意孤行，舍我其谁……还需要多说。

看到一册白线扎好的，三十二开“诗人及作品”名录。开头是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中间有徐志摩、朱湘们，翻到最后，是雪梦、砚冰、敏铁、白水、杨枫、虹阳、秋小叶、痴人……。“雪梦”是谁？野草诗人邓垦。“敏铁”是谁？野草诗人徐坯。“白水”是谁？野草诗人白水。“杨枫”是谁？野草诗人杨枫。“砚冰”、“秋小叶”、“痴人”是谁？请看一则，自订《陈墨小传》：

 

“陈墨，字砚冰，成都人。父姓何，母姓陈，故本名有二，乳名阳生，绰名乌鸦，另有笔名秋小叶、一丁、何必、何苦、野放等，一度曾冒名徐志摩、戴望舒、朱湘、卞之琳等。或问：“一个苦力有这许多笔名，岂非画饼充饥乎？”答曰：“官方文坛多用本名——直接受利，地下文学多用笔名——聊以禳祸耳，时代使然，身不由己。再举例说，写下以上文字，则早被何必、何苦骂得狗血淋头也，则又系时代使然、身不由己也。信否？”

 

对照1968《我早期的六个诗集》手稿，《落叶集》署名“秋小叶”，《乌夜啼》署名“何苦”，《灯花集》署名“何必”，《砚冰集》没有署名，《残萤集》署名“一丁”，《二十四桥明月夜》署名雪梦、砚冰……则《大概选》编者在想些什么，岂不昭然若揭？想到陈与义，想到临江路。《满江红·诗友》云：

 

“夜竹秋风，薛涛井、蛙声互答。想当初，枇杷楼下，好诗齐发。

隔叶川鸣香草梦，調軫弦待伯牙匣。理素笺，字字有玄机，情难察。”

 

其次、“大概选”本身，需要细细踏勘。陈墨口气大，夸口《大概选》——“我当时认为是中国第一本全面反映新诗本来面目的”……如果计划完成，或许能那么讲；只完成第一分册，跟1935年朱自清承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分册比，有什么不一样？需要专门考察。毫无疑问，后人是站在前人肩头的。站在肩头，还不一样。毫无疑问，朱自清“大系”，截至1935年。

朱自清“大系”，选五十九位诗人总计四百首诗。陈墨“第一分册”，选八十一位诗人总计六百零六首诗。粗粗比较一下，按照入选数目，朱自清“大系”收闻一多29首，徐志摩26首，郭沫若25首，李金发19首，冰心女士18首，俞平伯17首，朱自清12首，朱湘10首……；而陈墨第一分册，郭沫若30首，闻一多22首，徐志摩22首，朱自清、郑振铎、李金发、汪静之各20首，冰心、朱湘各18首，宗白华、殷夫各17首……能引出什么结论？

肯定编选时代不同，这是毋庸置疑的。昔日朱自清编诗，他有他的便利。如今陈墨编诗，他有他的心情。感到呼吸困难，促使飞蛾扑火。扑火盗火，非秦博士，“黑五类狗崽子”。种种艰难，非前人能想象。进一步讲，朱自清编诗，可以四平八稳（并非否定，他的创见）；而陈墨编诗，即使“萧规曹随”，由于“语境”不同，意义与前辈也就不同——需要多说吗？看到那些，所选诗人，想想1969年陈墨编诗时，那些诗人的命运和受到的对待……岂不触目惊心？！

如此不管不顾，对于他的时代，陈墨岂非不折不扣的罪人？！

除此之外，“大概”第一分册，似乎有一些时代的或个人的追求？

比如郭沫若，收入30首，俨然“第一诗人”。这是时过境迁，几十年后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大概很难接受？该怎么看？我以为还是要，“回到历史现场”。一是编诗的现场。《大概》想还原的，是五四新文学真相。当“导言”如是写：“第一个尝试作白话诗的是胡适……最早作新诗理论文字的，也是胡适”时，意味是很不一样的。关于郭沫若，“导言”如是写：

 

“首先从“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中杀出来而别具一格的，是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在新诗的初创时期，诗人就能冲破迷雾与烟霭，首次用崇高的美丽的理想唤醒人们沉睡的灵魂，唤醒人们沉睡的创造的更生的力。这种尝试的确是惊人的、天才的。”

 

——还是着眼于，彼时之“尝试”。与之相关的，还有写诗的现场。我那篇“深水鱼”，“诗史互证”地讨论《落叶集》，却没有把他1960年代的写诗、编诗（别集）与阅读、编诗（总集）联系起来。现在看，除了“新格律诗”、“象征主义”外，他受“自由体诗”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落叶集》中对“黑暗”的控诉，何尝没有后来左转，成为“宫廷弄臣”者早期诗歌的影子：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最后一点、想再申说。我发现就陈墨而言，他的早期诗歌写作，跟整个中国新诗第一个十年的演变过程，有着惊人亦复有趣的结构上的相似。



中国新诗，从“尝试”开始。先是诗体解放，即是自由体诗，包括“小诗运动”，以及郭沫若等。引起反动，象征主义、新格律诗。但就时间言，李金发在徐志摩前，不是偶然的。1969年《大概选》，无论诗作还是导言，呈现这些都很充分。

后来谈论，就微妙了——比如围绕“象征主义”。1988年，陈墨如是写：“……曾编《中国新诗大概选》，自然也收集了不少现代派诗。其中偏爱戴望舒而不喜李金发，因李诗读不懂。读过一些介绍法国象征主义的理论、评论文章后，亦似懂非懂，过后终于不知所云。”（《对话——旅湘笔记》）

到2015年，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心有千千结”地诉说：

 

“在資源主要靠手抄本傳閲的年代，我對象徵主義詩的偏愛並未影響到我身邉的詩友們。我要樹“詩派”的野心，其重心只能偏於早期新月傳統的“新格律詩”。而這方面，我和我的詩友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認為其成就最大。所以我從來不跟我身邉的詩友們探討象徵主義詩歌，這方面跟他們交流不起來；“偏爱”得有點孤獨，也有點缺乏自信。（《關於“黑色寫作”》）”

 

个人感觉，一言难尽。牵扯到诗歌理论问题，也关乎个人写作历程。

我的看见是：就陈墨而言，“新格律诗”不说（那是他与一帮子诗友，近乎共同的追求）、“象征主义”不表（怎样自视甚高，毕竟缺乏自信），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古体诗之外（直到今天，他都认定，他“古体诗水平最高”），他的新诗写作是从“自由体”开始的。《落叶集》固然是，《残萤集》更加是，完全是“小诗”。随后才是《乌夜啼》、《灯花集》，所谓“新月派＋現代派”。后两个集子中，也还有自由体诗。

应该确认这些，弄清来龙去脉。我见《大概》第一分册《导言》写：

 

“第一个尝试写散文诗，从诗的形式中完全解放出来的，是周作人，但以鲁迅的成就最高。中国新诗的第一本散文诗集便是鲁迅的《野草》。

……第一个尝试写小诗的是冰心。……写小诗较有成就的还有梁宗岱的《晚祷》（诗集）和宗白华的《流云》（诗集）。周作人说：“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例外。……（《论小诗》）

 

——看见他引用，周作人《论小诗》，我会产生，“恍然大悟”感。

是的。虽然《导言》也说：“……当然，诗是很难硬性派分类归的，尤其是这十年的新诗：一人之诗可能前后有多种风格，一诗之中，又可能有各流派的影响。要想泾渭分明，派系清楚，毕竟很难做到。”——对照陈墨个人，似乎也是那样？《我早期的六个诗集》，“一人之诗前后有多种风格”，或让今天阅读的人凌乱，也让想要评价的人费解……真有那么看不清吗？一旦真正擦亮了眼。



还是古人，看得清楚：“杀士焚书政已苛，祖龙终奈伏生何”。

 

2023年12月23日星期六

此前听说过，《中国新诗大概选》故事。一直未多想。



2014年，为调查《落叶集》，我去作者家。陈墨翻出当年笔记，也曾展示“大概选”手稿。我翻了翻，没心思细看。想要做的太多，注意力不在这儿。现在看，或许造成了研究中的某些疏失或薄弱？——就比如讲，“早期诗集”与“早期诗选”对照研究，多么好的题目！可我一直，懵懵懂懂、想都没想。



直到二十天前，12月2日下午，跟刘福春老师一起登门。陈墨很高兴，那些保存至今的“断烂朝报”、原始资料，要献给“刘福春新诗文献馆”。唯一的要求，是移交前“请亚东老师看看，写一两百字”——起初我以为，他需要证人。

看了才发现，这些五十年前的字纸与“断简残编”，会开口说话。

闻道有先后，世上无天才。哪怕早慧的人，除了老师指引，一定需要阅读。因为诗人本质上，是“文明的孩子”。这个“深水鱼”，陈墨的成长，除了西伯利亚窗台上的面包外，还跟大口吞吃“新文学”有关。他是得到指点后，大口吞吃“新文学”长大的，是“五四新文学”的孩子……若不走近现场，真正身临其境，这一点很难得到确认。评价起来也会突兀。

看到一则，陈墨简介：“文革武斗期间（1968年）我就编篡了中国第一部能代表中国新诗本来面目的《中国新诗大概选》，就是对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的全面否定，就是对独裁专制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史观的全面否定（《中国新诗大概选·前言》可证）。我虽自认为这部诗选是划时代的，可至今没法出版……”。怎么个“划时代”？只听见他自己讲。

又见2005年，回答燕子提问时，陈墨讲“我编撰的‘中国新诗大概选’后来被朋友们广泛手抄传递开来，成为他们的精神资源之一。”这点看来不假。因为12月3日，陈墨家出来后，我发了小视频，给美国的白水。白水兄回复：“大概选的手抄本我曾经借来读过，并抄了几首，应该是1969到70年的时候。他也的确在我面前抱怨过臧克家的新诗选。我从他的抄本获益匪浅，从此远离了宏大叙事。”

我回复“这就是见证！”或许引起记忆，白水赋诗一首：《当时明月在》。我点赞：“当时午桥桥上饮，座中都是豪英。”显然用当年，陈与义“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故事。这里是锦江，也是临江路，亦是“临江仙”。

就抄一段，十八年前，邓垦兄关于《空山诗选》的回忆：

 

“文革武斗时，“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東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期间，陈墨搞了一本《中国新诗大概选》；徐坯在冯里的大力支持下搞了一本一千多首的《外国诗选》；我搞了三本《中国新诗选》，另外还请张基帮我代抄了两本诗选；……这些当年的手抄本能幸存至今，实在是苍天有眼为了证明我輩在险恶的环境下是怎样‘偷食’人类文明供果的！”



一条方外的河，静悄悄流淌。一直流到今天。

 

只说“大概选”。首先要确认，1969年陈墨编诗，那是雄心勃勃，不是止步于1918—1927“第一分册”。当年“断简残编”中，有篇《中国新诗大概选（纲要）》，皇皇四大分册：

第一册1918—1927年（第一次国内战争）

第二册1928年—1937年（第二次国内战争）

第三册1938—1949年（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战争）

第四册1950年—1965年（和平时期）

由于种种原因，只完成“第一分册”，成了“烂尾工程”。编者多年后叙说：“由于时间的关系，只编成了《第一分册（1917—1927）》。而重点《第二分册（1928—1937）》还未动手，因局势所逼，我很快就下乡了（1970年3月）。也由于生活实在太艰辛，以后再也没有精力去完成它了。甚至，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始。差不多与诗绝了缘，不再写诗，也很少读诗了。”（《关于“黑色写作”》）

这次不意目睹，他的雄心勃勃。我知道遗憾，不是个人的。

还有一页纸：《五十年代诗人及名作目录（部份）》，能够佐证这个。一纸目录中，除了石方禹、贺敬之、郭小川、蔡其矫、闻捷……外，还有已经灭顶的公刘、流沙河、石天河等。诗作可以不论，作为选家，很任性了。

这个诗选，就体量说，庞大得很，不用多说了。

这个诗选，一意孤行，舍我其谁……还需要多说。

看到一册白线扎好的，三十二开“诗人及作品”名录。开头是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中间有徐志摩、朱湘们，翻到最后，是雪梦、砚冰、敏铁、白水、杨枫、虹阳、秋小叶、痴人……。“雪梦”是谁？野草诗人邓垦。“敏铁”是谁？野草诗人徐坯。“白水”是谁？野草诗人白水。“杨枫”是谁？野草诗人杨枫。“砚冰”、“秋小叶”、“痴人”是谁？请看一则，自订《陈墨小传》：

 

“陈墨，字砚冰，成都人。父姓何，母姓陈，故本名有二，乳名阳生，绰名乌鸦，另有笔名秋小叶、一丁、何必、何苦、野放等，一度曾冒名徐志摩、戴望舒、朱湘、卞之琳等。或问：“一个苦力有这许多笔名，岂非画饼充饥乎？”答曰：“官方文坛多用本名——直接受利，地下文学多用笔名——聊以禳祸耳，时代使然，身不由己。再举例说，写下以上文字，则早被何必、何苦骂得狗血淋头也，则又系时代使然、身不由己也。信否？”

 

对照1968《我早期的六个诗集》手稿，《落叶集》署名“秋小叶”，《乌夜啼》署名“何苦”，《灯花集》署名“何必”，《砚冰集》没有署名，《残萤集》署名“一丁”，《二十四桥明月夜》署名雪梦、砚冰……则《大概选》编者在想些什么，岂不昭然若揭？想到陈与义，想到临江路。《满江红·诗友》云：

 

“夜竹秋风，薛涛井、蛙声互答。想当初，枇杷楼下，好诗齐发。

隔叶川鸣香草梦，調軫弦待伯牙匣。理素笺，字字有玄机，情难察。”

 

其次、“大概选”本身，需要细细踏勘。陈墨口气大，夸口《大概选》——“我当时认为是中国第一本全面反映新诗本来面目的”……如果计划完成，或许能那么讲；只完成第一分册，跟1935年朱自清承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分册比，有什么不一样？需要专门考察。毫无疑问，后人是站在前人肩头的。站在肩头，还不一样。毫无疑问，朱自清“大系”，截至1935年。

朱自清“大系”，选五十九位诗人总计四百首诗。陈墨“第一分册”，选八十一位诗人总计六百零六首诗。粗粗比较一下，按照入选数目，朱自清“大系”收闻一多29首，徐志摩26首，郭沫若25首，李金发19首，冰心女士18首，俞平伯17首，朱自清12首，朱湘10首……；而陈墨第一分册，郭沫若30首，闻一多22首，徐志摩22首，朱自清、郑振铎、李金发、汪静之各20首，冰心、朱湘各18首，宗白华、殷夫各17首……能引出什么结论？

肯定编选时代不同，这是毋庸置疑的。昔日朱自清编诗，他有他的便利。如今陈墨编诗，他有他的心情。感到呼吸困难，促使飞蛾扑火。扑火盗火，非秦博士，“黑五类狗崽子”。种种艰难，非前人能想象。进一步讲，朱自清编诗，可以四平八稳（并非否定，他的创见）；而陈墨编诗，即使“萧规曹随”，由于“语境”不同，意义与前辈也就不同——需要多说吗？看到那些，所选诗人，想想1969年陈墨编诗时，那些诗人的命运和受到的对待……岂不触目惊心？！

如此不管不顾，对于他的时代，陈墨岂非不折不扣的罪人？！

除此之外，“大概”第一分册，似乎有一些时代的或个人的追求？

比如郭沫若，收入30首，俨然“第一诗人”。这是时过境迁，几十年后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大概很难接受？该怎么看？我以为还是要，“回到历史现场”。一是编诗的现场。《大概》想还原的，是五四新文学真相。当“导言”如是写：“第一个尝试作白话诗的是胡适……最早作新诗理论文字的，也是胡适”时，意味是很不一样的。关于郭沫若，“导言”如是写：

 

“首先从“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中杀出来而别具一格的，是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在新诗的初创时期，诗人就能冲破迷雾与烟霭，首次用崇高的美丽的理想唤醒人们沉睡的灵魂，唤醒人们沉睡的创造的更生的力。这种尝试的确是惊人的、天才的。”

 

——还是着眼于，彼时之“尝试”。与之相关的，还有写诗的现场。我那篇“深水鱼”，“诗史互证”地讨论《落叶集》，却没有把他1960年代的写诗、编诗（别集）与阅读、编诗（总集）联系起来。现在看，除了“新格律诗”、“象征主义”外，他受“自由体诗”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落叶集》中对“黑暗”的控诉，何尝没有后来左转，成为“宫廷弄臣”者早期诗歌的影子：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最后一点、想再申说。我发现就陈墨而言，他的早期诗歌写作，跟整个中国新诗第一个十年的演变过程，有着惊人亦复有趣的结构上的相似。



中国新诗，从“尝试”开始。先是诗体解放，即是自由体诗，包括“小诗运动”，以及郭沫若等。引起反动，象征主义、新格律诗。但就时间言，李金发在徐志摩前，不是偶然的。1969年《大概选》，无论诗作还是导言，呈现这些都很充分。

后来谈论，就微妙了——比如围绕“象征主义”。1988年，陈墨如是写：“……曾编《中国新诗大概选》，自然也收集了不少现代派诗。其中偏爱戴望舒而不喜李金发，因李诗读不懂。读过一些介绍法国象征主义的理论、评论文章后，亦似懂非懂，过后终于不知所云。”（《对话——旅湘笔记》）

到2015年，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心有千千结”地诉说：

 

“在資源主要靠手抄本傳閲的年代，我對象徵主義詩的偏愛並未影響到我身邉的詩友們。我要樹“詩派”的野心，其重心只能偏於早期新月傳統的“新格律詩”。而這方面，我和我的詩友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認為其成就最大。所以我從來不跟我身邉的詩友們探討象徵主義詩歌，這方面跟他們交流不起來；“偏爱”得有點孤獨，也有點缺乏自信。（《關於“黑色寫作”》）”

 

个人感觉，一言难尽。牵扯到诗歌理论问题，也关乎个人写作历程。

我的看见是：就陈墨而言，“新格律诗”不说（那是他与一帮子诗友，近乎共同的追求）、“象征主义”不表（怎样自视甚高，毕竟缺乏自信），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古体诗之外（直到今天，他都认定，他“古体诗水平最高”），他的新诗写作是从“自由体”开始的。《落叶集》固然是，《残萤集》更加是，完全是“小诗”。随后才是《乌夜啼》、《灯花集》，所谓“新月派＋現代派”。后两个集子中，也还有自由体诗。

应该确认这些，弄清来龙去脉。我见《大概》第一分册《导言》写：

 

“第一个尝试写散文诗，从诗的形式中完全解放出来的，是周作人，但以鲁迅的成就最高。中国新诗的第一本散文诗集便是鲁迅的《野草》。

……第一个尝试写小诗的是冰心。……写小诗较有成就的还有梁宗岱的《晚祷》（诗集）和宗白华的《流云》（诗集）。周作人说：“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例外。……（《论小诗》）

 

——看见他引用，周作人《论小诗》，我会产生，“恍然大悟”感。

是的。虽然《导言》也说：“……当然，诗是很难硬性派分类归的，尤其是这十年的新诗：一人之诗可能前后有多种风格，一诗之中，又可能有各流派的影响。要想泾渭分明，派系清楚，毕竟很难做到。”——对照陈墨个人，似乎也是那样？《我早期的六个诗集》，“一人之诗前后有多种风格”，或让今天阅读的人凌乱，也让想要评价的人费解……真有那么看不清吗？一旦真正擦亮了眼。



还是古人，看得清楚：“杀士焚书政已苛，祖龙终奈伏生何”。

 

2023年12月23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