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全家在岭南大学住宅前

言小义在她的《议报》文学栏目《议想天开》里写了一篇《新春寄语》，提到自己“与生俱来没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那样的境界与气魄”、“生来是个胆小鬼”，曾经因为做不到刘胡兰式的“伟大”而“折磨得无法面对自己”——如今的年轻人大概不但不理解她这种“怪癖”，而且会嗤之以鼻吧，而我却非常理解，极有共鸣，甚至为此引发了我平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话题太大太复杂，所以今天不想细说，只想谈谈为什么“平庸不是恶，是人民的当然权利”。

“平庸之恶”（或“恶的平庸性”，或“不思考之恶”）是汉娜・阿伦特被广为引用的名论，我却大不以为然。相反，我坚信平庸乃理所当然，它是人民应该天然享有的基本权利。“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心一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没有什么不对不好，老百姓就应该是这样，反倒是左派们、共产党人们的“进步主义”“完全彻底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必须具备“境界与气魄”“家国情怀”甚至“革命的英雄主义”，以过自己的小日子为耻，成天关心国家大事，等等，不但不对、不好，根本就是一种疯魔，正式名称叫作“政治狂热”“政治肥肿症”，归根结底，是左翼精英想要把所有人都按照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模板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狂妄傲慢，一种精英主义到无可救药程度的左翼精英的专制主义。

不客气地说，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把批判极权主义的思考带往了错误方向，客观上起到了为极权统治者脱罪的作用。平庸不是恶，“不思考”也不是恶，强求普通群众像精英一样深刻思考是左翼精英自己的非分之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极权主义之恶是纳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恶，是希特勒马克思和纳粹党共产党领导集团之恶，其核心根源是由于这些意识形态和统治集团排斥法治宪政、无视人权保障。实际情况与阿伦特谴责人民群众“平庸”“不思考”的论点恰好相反，极权政治——无论是纳粹主义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是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超常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不是不思考，是具有反自由宪政、反人权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考。问题不在于平庸不平庸、思考不思考，在于思考些什么东西。或许阿伦特所谓“思考”是指和她自己一样的思考？但她的德国式思考与英美传统的思考大相径庭，而且众所周知她的导师兼情人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死不改悔的纳粹分子，有谁敢说海德格尔“平庸”“不思考”？我甚至想说，普通百姓的“不思考”比许多大学者譬如黑格尔的胡思乱想，尤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白日梦想，都好得太多太多了。笛卡尔说，“不管多么荒谬、多么不可思议之事，无一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所主张过的”；乔治·奥威尔说，“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会有某些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他们说的是谁？是“平庸”“不思考”的普通百姓吗？

反之，激进民粹民主派极力鼓吹的，无节制、无需资格、取消任何素质要求的，“最广泛的”“完全彻底的”“真正”的人民民主不但是又一种乌托邦，而且几乎一定会令自由民主劣质化，一步步演变成反自由、反智、反文明的多数人的专制暴政（可参阅Bryan Caplan 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公民文化》一书作者看得非常清楚：在民主政治的参与过程中，要求人民群众全都和精英一样善于思考，或者完全不要求人民群众具备起码的思考能力，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与民主制度相适配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无暇细说，以后专文论述。

很凑巧，几年前我的清华附中同学要出同学纪念册，要求每位同学写“同学寄语”，下面是我的寄语：
我在清华附中就读八年，受益良深。最难忘记的是万邦儒校长的谆谆教诲：“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然而何谓“小志”？并非仅指小富即安之志，为权、为财、为名拼命奋斗，当大官发大财出大名，皆为小志。“大志”者，乃儒家士君子天下国家之志；“士志于道”、超越一己私利的宏图大志，“天下之志”——“士以天下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总而言之，“有澄清天下之志”，在君子乃是理所当然，否则就不够君子之格，只是小人、庸人、卑下鄙陋之人。

务请注意：儒家所言“天下”包涵极广，国家兴亡、社会秩序、道德伦理、民众利益，举凡一切“关乎众人之事”，无不包括在内。在西方，直到近现代，才有“知识分子为社会良心”之说，认为他们必须是人类基本价值即“道”、“真理”的发现者、传播者和维护者；知识分子必须超越私利，对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关乎公共利益之事具备深切关怀，而不仅仅是某种知识技能为职业饭碗。在中国，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君子传统已延续了2500年之久，照余英时先生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什么是“中华优良传统”？什么是“中华民族脊梁”？舍此无他。广而言之，中华当如何振兴？“再造君子国”！舍此无他。即以以上数语，与诸位老同学共勉。

“共勉”其实是句套话而已，不必细问，能与我“共”的同学寥若晨星，我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冷漠症和政治恐惧症患者，五毛、毛粉也不在少数。就在最近这两三年，由于经常在邻居群和同学群里发布批评性言论，我被群主多次“劝退”。——本着我一贯的立场，这些批评性言论其实都是温和理性建设性的，并不危险，就这样已经把大多数人吓坏了。

以上情况都在意料之中，唯有一位高知子弟同学岑××（姑隐其名）却让我吃了一惊。他父亲和我父亲在广州中山大学就是同事，又是一起从中大“院系调整”到北大，和我北大附小、清华附中初中都是同学，却在微信中独树一帜，指名道姓发表一首辱骂我的“顺口溜”，其恶毒口吻诚属不可思议：

岑××：最近眼睛不适，但还未瞎。群中有一“舵爷”，十分炫目。言论自由，当然人人适用，但做为中国人的一员，要有爱国心和政治底线。本不想言语，但在退群之前送“舵爷”一首顺口溜：“（给舵爷 ） 贼船像飞蝶，船上站舵爷。呼风又唤雨，唯恐国不灭。六四当领袖，永远想上街。拭目以观察，捣乱何时歇”。
而全班同学只有一人敢于对其表示不满：
东迪：周舵的文章不管怎样，它是在说道理。而且并没有针对同学和庶民，不象岑××只会喊口号，写顺口溜骂人，太过份了。那一年那一天那个晚上，他和朋友去找军方，说服对方放了广場学生一马，避免了一場更大的血腥屠杀。此举可在史书上留名，为国为民功不可没。

岑××发难在先，群主响应在后，岑同学系始作俑者，功不可没。我退群后一片沉默，半天过后开始有人迎合岑发言，随后踊跃附和的同学成为绝对主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应该就是中国绝大多数所谓“精英”的现状。

照愤激派朋友们的说法，这个犬儒至上的恶俗时代，没有英雄，没有志士，没有“大写的人”，没有大男人，你还讲什么“澄清天下之志”，什么“以天下为己任”，那不是对牛弹琴！

我得立刻说明，我和愤激派激进派的立场不同，我并没有刻意高自标榜，鄙薄“庸众”的意思。

首先，这种政治性的“大志”是我现在的“三观”，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中学时代我的“大志”是当科学家，科学救国，不是什么儒家士君子的“天下之志”。那时我对传统文化、对儒家毫无兴趣，也从来没有人和我讲过什么士君子。虽然父亲的专业是古汉语音韵学（研究汉语语音历史演变的学问，很生僻的专业，父亲说全世界真懂这一门的不超过十人），家里古书居多，但我只是被父亲引导着游戏般背了几首古诗，乐府《木兰辞》现在还能背诵，仅此而已。我是100%的西化派兼数理化理科头脑。

其次，在毛时代，我对政治不但没兴趣而且困惑、恐惧、反感，只求政治离自己越远越好。毛大力提倡的“关心政治”正是极权主义必有的群众动员，狂热疯癫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产主义”四位一体，和我的天性志趣格格不入。

第三，孔孟原儒的士君子精神并不是对大多数人讲的，它只是用来要求极少数负有治理天下国家重任的精英分子，然后通过这些精英去“教化”民众，让民众接受高尚精神、高雅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

仔细研读中外历史，反复比较之后，我才恍然大悟：现代以前，中华文化的繁盛优异是货真价实的，这么说不是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然而，这是最近二十年的事了，二十年前我还是“五・四”传人，文化激进主义者，全盘反传统。历史真相是，自春秋时期以来，我们的封建贵族血缘等级制就瓦解了，战国以后传统中国的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是封建欧洲不可想象的，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适用于描述封建欧洲。儒家教育的普及，让民众当中有潜质的优质之材从小立志，不至于自暴自弃，埋没于草莽；士君子精神和科举制配合，造就了传承千年的“诗书门第，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代奇迹。同时，中华儒家这种精英主义、士君子精神迥异于西方左派的民粹民主，中华儒家的治国理念是“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是，大厨烹饪小鱼小虾时不要来回翻腾，翻几回小鱼就全都碎了，治理国家也是同样道理，治国者要“无为而治”“小政府大社会”，不要穷折腾，尤其是不要去折腾老百姓、“提升”老百姓，要尽可能让老百姓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过他们想过的日子，平庸或不平庸，思考或不思考，都是老百姓的天然权利，只能交由他们自己选择。

第四，现代文明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需要相应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相配合，公民文化并不鼓励文革期间那种人人投身政治、时刻关心政治的政治狂热，认为政治狂热导致极端主义和“政治肥肿症”，有害无益。公民文化的关键原则是“平衡”，也就是“中庸”，包括在“政治积极”和“政治消极”之间取中，在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之间取中。“中庸”意味着不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无条件地支持政府，放弃公民监督批评政府的责任；另一个极端是无条件地反政府，对政府只批判、不开药方，只做破坏性批评、没有建设性批评——什么是“建设性批评”？两条，第一出于善意，第二开药方。这只是我的自我要求，要求自己站得比被我批评的对象更高，高出越多越好。谁愿做破坏性批评，那是他们的自由权利，我无权干涉，也不会干涉。

一句话，我虽然从不讳言自己就是一个死不改悔的精英主义理想主义者，但我绝不鄙视民众和“庸俗”的“犬儒”，不主张所有人都必须是精英，那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认为，精英和民众的关系是，精英要率先垂范，然后履行三条基本职责：教化民众、领导民众、为民众谋福利，而不是一味讨好民众、尾随民众——否则，所谓精英就不是精英，民主将堕落为民粹坏民主，决不会有前途。

其实，我这些清华附中同学的问题并不在于“莫谈国事”，而是在于岑同学所说的“爱国心和政治底线”，在于他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认知陈腐落伍，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世界潮流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但这是三言两语讲不清的，姑不置论，我只简单谈谈自己的立场：

作为自由主义者，对于哪怕是自己极端厌恶的立场观点，也必须以“同情式的理解”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他们是不是也有点道理，自己是不是也有点缺失？然后才可能有科学理性、客观公正的批评和辩论。拿这个标准衡量，世界上够格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太多，不但中国人，“政治正确”的西方左派也远远没有做到。

如果我们一定要发掘毛泽东时代的正面价值的话——如上述，对于我深恶痛绝的毛时代，也必须强忍厌恶，以“同情式的理解”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他们是不是也有点道理？——“理想主义”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项。毛时代的清华附中，教育方式和全中国一样，是非常理想主义、非常精英化的——理想主义本身就是只属于极少数精英，“老百姓”是非常实际的，我们“老三届”这一代人的核心价值观就此铸造而成。这也许是“老三届”和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最大的区别。我曾当面问过毛的一位前秘书，毛有没有理想主义，他是不是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就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权力狂，一心一意想当皇帝而已？他说，岂止是有理想主义，毛的理想主义到了毫不妥协、蛮不讲理的地步。

是耶非耶，聊备一说吧。

不管毛本人如何，总之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我还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段名言恭恭敬敬抄写在日记本扉页上，而且至今仍能背诵：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痛悔，也不因虚度年华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全部生命，全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但是很可惜，这种理想主义第一如上述，是过度政治化的；第二是梦游症般脚不沾地、在彩云间翱翔的乌托邦；更致命的是第三，它是以残酷血腥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的。我的理想与之截然相反，早已彻底告别了共产主义梦游症，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是现实主义、改良主义、经验主义的，是“结果导向”而不是“主义导向”或“政治正确导向”的——结果坏就是坏，主义再宏伟、政治再正确，结果坏便一切归零。

我这种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首先要对现实有理性客观的认知，不能一厢情愿凭空想象。因此，我们不能不看清一项基本事实：当今之世，我们这些属于右翼阵营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实实在在不过是“一小撮”，人民群众、绝大多数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不仅中国如此，放眼全世界，“人民群众”多半是跟左派走的，右派、自由派除非隐藏真面目、借用民粹主义幌子做虚假宣传，否则和左派竞选几乎必败无疑——恰如阿克顿勋爵所言，“自由历来友人稀少而敌人众多”。中国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却恰好相反，普遍怀有一种“民主妄念”，误以为自己代表多数、代表人民，人民只要“觉悟”了，被“启蒙”了，就会跟自己走。

对此恕我不敢苟同。

因此，民主化必须分两步走，先法治后民主——先由少数保守主义自由派精英自上而下建立起法治宪政，切实保障人权，然后渐进式地推进民主化，最终让每个成年公民都享有政治权利。我反对激进革命、反对推翻共产党，关键论据就在于此。这是我和激进民主派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激进派头脑简单，从不考虑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要么认定“政治正确”就一切正确，主义好一定结果好，要么主张为了主义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他们一面把民主捧上天，一面却对绝大多数“恶俗市侩的庸众”鄙薄愤恨，怀抱一种十足贵族式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如此表里不一、脱离现实脚不沾地、脱离群众自我孤立，就算上帝眷顾，给他们民主选举的机会，他们胜选的可能性也近于零。

恕我提前说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
激进分子几乎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反共的小共，他们的整个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和共产党如出一辙，没掌权时高喊自由民主，等到掌了权，其专制独裁、胡作非为的程度不知会超越共产党多少倍。当年的共产党不就是同样把民主自由捧上天，掌权后就完全是另一幅面孔吗？

就因为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扒下了激进革命派的内裤，我被“民主斗士”打入另册、开除教籍，泼了满身满脸的污水。若是他们手里有权，我大约老早就被他们绑上了火刑柱。“性格决定命运”，执意求真并且“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的湖南人性格，大概就是我多灾多难命运的总祸根。

所以，岑同学说他眼没瞎，说我“呼风又唤雨，唯恐国不灭。六四当领袖，永远想上街”，实实在在是完全说反了。

我根本不相信，没有“格物致知”的求真而能“正心诚意”，没有“正心诚意”的真诚、表里如一而能“修身齐家”，尤其是，我根本不相信没有“修身齐家”而能“治国平天下”。“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的小家都治理不好而能治国，那要么是妄人们的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要么是骗子们在编造弥天大谎，自欺欺人。

周舵补白 2023.2.6.于海南保亭

 



周舵全家在岭南大学住宅前

言小义在她的《议报》文学栏目《议想天开》里写了一篇《新春寄语》，提到自己“与生俱来没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那样的境界与气魄”、“生来是个胆小鬼”，曾经因为做不到刘胡兰式的“伟大”而“折磨得无法面对自己”——如今的年轻人大概不但不理解她这种“怪癖”，而且会嗤之以鼻吧，而我却非常理解，极有共鸣，甚至为此引发了我平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话题太大太复杂，所以今天不想细说，只想谈谈为什么“平庸不是恶，是人民的当然权利”。

“平庸之恶”（或“恶的平庸性”，或“不思考之恶”）是汉娜・阿伦特被广为引用的名论，我却大不以为然。相反，我坚信平庸乃理所当然，它是人民应该天然享有的基本权利。“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心一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没有什么不对不好，老百姓就应该是这样，反倒是左派们、共产党人们的“进步主义”“完全彻底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必须具备“境界与气魄”“家国情怀”甚至“革命的英雄主义”，以过自己的小日子为耻，成天关心国家大事，等等，不但不对、不好，根本就是一种疯魔，正式名称叫作“政治狂热”“政治肥肿症”，归根结底，是左翼精英想要把所有人都按照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模板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狂妄傲慢，一种精英主义到无可救药程度的左翼精英的专制主义。

不客气地说，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把批判极权主义的思考带往了错误方向，客观上起到了为极权统治者脱罪的作用。平庸不是恶，“不思考”也不是恶，强求普通群众像精英一样深刻思考是左翼精英自己的非分之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极权主义之恶是纳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恶，是希特勒马克思和纳粹党共产党领导集团之恶，其核心根源是由于这些意识形态和统治集团排斥法治宪政、无视人权保障。实际情况与阿伦特谴责人民群众“平庸”“不思考”的论点恰好相反，极权政治——无论是纳粹主义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是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超常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不是不思考，是具有反自由宪政、反人权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考。问题不在于平庸不平庸、思考不思考，在于思考些什么东西。或许阿伦特所谓“思考”是指和她自己一样的思考？但她的德国式思考与英美传统的思考大相径庭，而且众所周知她的导师兼情人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死不改悔的纳粹分子，有谁敢说海德格尔“平庸”“不思考”？我甚至想说，普通百姓的“不思考”比许多大学者譬如黑格尔的胡思乱想，尤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白日梦想，都好得太多太多了。笛卡尔说，“不管多么荒谬、多么不可思议之事，无一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所主张过的”；乔治·奥威尔说，“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会有某些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他们说的是谁？是“平庸”“不思考”的普通百姓吗？

反之，激进民粹民主派极力鼓吹的，无节制、无需资格、取消任何素质要求的，“最广泛的”“完全彻底的”“真正”的人民民主不但是又一种乌托邦，而且几乎一定会令自由民主劣质化，一步步演变成反自由、反智、反文明的多数人的专制暴政（可参阅Bryan Caplan 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公民文化》一书作者看得非常清楚：在民主政治的参与过程中，要求人民群众全都和精英一样善于思考，或者完全不要求人民群众具备起码的思考能力，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与民主制度相适配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无暇细说，以后专文论述。

很凑巧，几年前我的清华附中同学要出同学纪念册，要求每位同学写“同学寄语”，下面是我的寄语：
我在清华附中就读八年，受益良深。最难忘记的是万邦儒校长的谆谆教诲：“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然而何谓“小志”？并非仅指小富即安之志，为权、为财、为名拼命奋斗，当大官发大财出大名，皆为小志。“大志”者，乃儒家士君子天下国家之志；“士志于道”、超越一己私利的宏图大志，“天下之志”——“士以天下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总而言之，“有澄清天下之志”，在君子乃是理所当然，否则就不够君子之格，只是小人、庸人、卑下鄙陋之人。

务请注意：儒家所言“天下”包涵极广，国家兴亡、社会秩序、道德伦理、民众利益，举凡一切“关乎众人之事”，无不包括在内。在西方，直到近现代，才有“知识分子为社会良心”之说，认为他们必须是人类基本价值即“道”、“真理”的发现者、传播者和维护者；知识分子必须超越私利，对于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关乎公共利益之事具备深切关怀，而不仅仅是某种知识技能为职业饭碗。在中国，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君子传统已延续了2500年之久，照余英时先生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什么是“中华优良传统”？什么是“中华民族脊梁”？舍此无他。广而言之，中华当如何振兴？“再造君子国”！舍此无他。即以以上数语，与诸位老同学共勉。

“共勉”其实是句套话而已，不必细问，能与我“共”的同学寥若晨星，我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冷漠症和政治恐惧症患者，五毛、毛粉也不在少数。就在最近这两三年，由于经常在邻居群和同学群里发布批评性言论，我被群主多次“劝退”。——本着我一贯的立场，这些批评性言论其实都是温和理性建设性的，并不危险，就这样已经把大多数人吓坏了。

以上情况都在意料之中，唯有一位高知子弟同学岑××（姑隐其名）却让我吃了一惊。他父亲和我父亲在广州中山大学就是同事，又是一起从中大“院系调整”到北大，和我北大附小、清华附中初中都是同学，却在微信中独树一帜，指名道姓发表一首辱骂我的“顺口溜”，其恶毒口吻诚属不可思议：

岑××：最近眼睛不适，但还未瞎。群中有一“舵爷”，十分炫目。言论自由，当然人人适用，但做为中国人的一员，要有爱国心和政治底线。本不想言语，但在退群之前送“舵爷”一首顺口溜：“（给舵爷 ） 贼船像飞蝶，船上站舵爷。呼风又唤雨，唯恐国不灭。六四当领袖，永远想上街。拭目以观察，捣乱何时歇”。
而全班同学只有一人敢于对其表示不满：
东迪：周舵的文章不管怎样，它是在说道理。而且并没有针对同学和庶民，不象岑××只会喊口号，写顺口溜骂人，太过份了。那一年那一天那个晚上，他和朋友去找军方，说服对方放了广場学生一马，避免了一場更大的血腥屠杀。此举可在史书上留名，为国为民功不可没。

岑××发难在先，群主响应在后，岑同学系始作俑者，功不可没。我退群后一片沉默，半天过后开始有人迎合岑发言，随后踊跃附和的同学成为绝对主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应该就是中国绝大多数所谓“精英”的现状。

照愤激派朋友们的说法，这个犬儒至上的恶俗时代，没有英雄，没有志士，没有“大写的人”，没有大男人，你还讲什么“澄清天下之志”，什么“以天下为己任”，那不是对牛弹琴！

我得立刻说明，我和愤激派激进派的立场不同，我并没有刻意高自标榜，鄙薄“庸众”的意思。

首先，这种政治性的“大志”是我现在的“三观”，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中学时代我的“大志”是当科学家，科学救国，不是什么儒家士君子的“天下之志”。那时我对传统文化、对儒家毫无兴趣，也从来没有人和我讲过什么士君子。虽然父亲的专业是古汉语音韵学（研究汉语语音历史演变的学问，很生僻的专业，父亲说全世界真懂这一门的不超过十人），家里古书居多，但我只是被父亲引导着游戏般背了几首古诗，乐府《木兰辞》现在还能背诵，仅此而已。我是100%的西化派兼数理化理科头脑。

其次，在毛时代，我对政治不但没兴趣而且困惑、恐惧、反感，只求政治离自己越远越好。毛大力提倡的“关心政治”正是极权主义必有的群众动员，狂热疯癫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产主义”四位一体，和我的天性志趣格格不入。

第三，孔孟原儒的士君子精神并不是对大多数人讲的，它只是用来要求极少数负有治理天下国家重任的精英分子，然后通过这些精英去“教化”民众，让民众接受高尚精神、高雅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

仔细研读中外历史，反复比较之后，我才恍然大悟：现代以前，中华文化的繁盛优异是货真价实的，这么说不是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然而，这是最近二十年的事了，二十年前我还是“五・四”传人，文化激进主义者，全盘反传统。历史真相是，自春秋时期以来，我们的封建贵族血缘等级制就瓦解了，战国以后传统中国的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是封建欧洲不可想象的，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适用于描述封建欧洲。儒家教育的普及，让民众当中有潜质的优质之材从小立志，不至于自暴自弃，埋没于草莽；士君子精神和科举制配合，造就了传承千年的“诗书门第，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代奇迹。同时，中华儒家这种精英主义、士君子精神迥异于西方左派的民粹民主，中华儒家的治国理念是“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是，大厨烹饪小鱼小虾时不要来回翻腾，翻几回小鱼就全都碎了，治理国家也是同样道理，治国者要“无为而治”“小政府大社会”，不要穷折腾，尤其是不要去折腾老百姓、“提升”老百姓，要尽可能让老百姓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过他们想过的日子，平庸或不平庸，思考或不思考，都是老百姓的天然权利，只能交由他们自己选择。

第四，现代文明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需要相应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相配合，公民文化并不鼓励文革期间那种人人投身政治、时刻关心政治的政治狂热，认为政治狂热导致极端主义和“政治肥肿症”，有害无益。公民文化的关键原则是“平衡”，也就是“中庸”，包括在“政治积极”和“政治消极”之间取中，在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之间取中。“中庸”意味着不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无条件地支持政府，放弃公民监督批评政府的责任；另一个极端是无条件地反政府，对政府只批判、不开药方，只做破坏性批评、没有建设性批评——什么是“建设性批评”？两条，第一出于善意，第二开药方。这只是我的自我要求，要求自己站得比被我批评的对象更高，高出越多越好。谁愿做破坏性批评，那是他们的自由权利，我无权干涉，也不会干涉。

一句话，我虽然从不讳言自己就是一个死不改悔的精英主义理想主义者，但我绝不鄙视民众和“庸俗”的“犬儒”，不主张所有人都必须是精英，那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认为，精英和民众的关系是，精英要率先垂范，然后履行三条基本职责：教化民众、领导民众、为民众谋福利，而不是一味讨好民众、尾随民众——否则，所谓精英就不是精英，民主将堕落为民粹坏民主，决不会有前途。

其实，我这些清华附中同学的问题并不在于“莫谈国事”，而是在于岑同学所说的“爱国心和政治底线”，在于他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认知陈腐落伍，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世界潮流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但这是三言两语讲不清的，姑不置论，我只简单谈谈自己的立场：

作为自由主义者，对于哪怕是自己极端厌恶的立场观点，也必须以“同情式的理解”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他们是不是也有点道理，自己是不是也有点缺失？然后才可能有科学理性、客观公正的批评和辩论。拿这个标准衡量，世界上够格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太多，不但中国人，“政治正确”的西方左派也远远没有做到。

如果我们一定要发掘毛泽东时代的正面价值的话——如上述，对于我深恶痛绝的毛时代，也必须强忍厌恶，以“同情式的理解”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他们是不是也有点道理？——“理想主义”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项。毛时代的清华附中，教育方式和全中国一样，是非常理想主义、非常精英化的——理想主义本身就是只属于极少数精英，“老百姓”是非常实际的，我们“老三届”这一代人的核心价值观就此铸造而成。这也许是“老三届”和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最大的区别。我曾当面问过毛的一位前秘书，毛有没有理想主义，他是不是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就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权力狂，一心一意想当皇帝而已？他说，岂止是有理想主义，毛的理想主义到了毫不妥协、蛮不讲理的地步。

是耶非耶，聊备一说吧。

不管毛本人如何，总之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我还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段名言恭恭敬敬抄写在日记本扉页上，而且至今仍能背诵：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痛悔，也不因虚度年华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全部生命，全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但是很可惜，这种理想主义第一如上述，是过度政治化的；第二是梦游症般脚不沾地、在彩云间翱翔的乌托邦；更致命的是第三，它是以残酷血腥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的。我的理想与之截然相反，早已彻底告别了共产主义梦游症，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是现实主义、改良主义、经验主义的，是“结果导向”而不是“主义导向”或“政治正确导向”的——结果坏就是坏，主义再宏伟、政治再正确，结果坏便一切归零。

我这种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首先要对现实有理性客观的认知，不能一厢情愿凭空想象。因此，我们不能不看清一项基本事实：当今之世，我们这些属于右翼阵营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实实在在不过是“一小撮”，人民群众、绝大多数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不仅中国如此，放眼全世界，“人民群众”多半是跟左派走的，右派、自由派除非隐藏真面目、借用民粹主义幌子做虚假宣传，否则和左派竞选几乎必败无疑——恰如阿克顿勋爵所言，“自由历来友人稀少而敌人众多”。中国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却恰好相反，普遍怀有一种“民主妄念”，误以为自己代表多数、代表人民，人民只要“觉悟”了，被“启蒙”了，就会跟自己走。

对此恕我不敢苟同。

因此，民主化必须分两步走，先法治后民主——先由少数保守主义自由派精英自上而下建立起法治宪政，切实保障人权，然后渐进式地推进民主化，最终让每个成年公民都享有政治权利。我反对激进革命、反对推翻共产党，关键论据就在于此。这是我和激进民主派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激进派头脑简单，从不考虑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要么认定“政治正确”就一切正确，主义好一定结果好，要么主张为了主义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他们一面把民主捧上天，一面却对绝大多数“恶俗市侩的庸众”鄙薄愤恨，怀抱一种十足贵族式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如此表里不一、脱离现实脚不沾地、脱离群众自我孤立，就算上帝眷顾，给他们民主选举的机会，他们胜选的可能性也近于零。

恕我提前说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
激进分子几乎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反共的小共，他们的整个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和共产党如出一辙，没掌权时高喊自由民主，等到掌了权，其专制独裁、胡作非为的程度不知会超越共产党多少倍。当年的共产党不就是同样把民主自由捧上天，掌权后就完全是另一幅面孔吗？

就因为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扒下了激进革命派的内裤，我被“民主斗士”打入另册、开除教籍，泼了满身满脸的污水。若是他们手里有权，我大约老早就被他们绑上了火刑柱。“性格决定命运”，执意求真并且“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的湖南人性格，大概就是我多灾多难命运的总祸根。

所以，岑同学说他眼没瞎，说我“呼风又唤雨，唯恐国不灭。六四当领袖，永远想上街”，实实在在是完全说反了。

我根本不相信，没有“格物致知”的求真而能“正心诚意”，没有“正心诚意”的真诚、表里如一而能“修身齐家”，尤其是，我根本不相信没有“修身齐家”而能“治国平天下”。“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的小家都治理不好而能治国，那要么是妄人们的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要么是骗子们在编造弥天大谎，自欺欺人。

周舵补白 2023.2.6.于海南保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