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停电的“三乡似水”毛家菜馆的前厅。右起，任众、铁流、纪增善、韩大钧、纪由、刘钿湘、万耀球、谢宏之（右派后代）。（此图原载《动向》杂志，点击此图可浏览大图）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发表评论《五十年教训》。评论说，六月，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整整五十周年。五十年，几乎是人的一生，这五十年更是历史上不寻常的五十年，是战后世界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上取得伟大进步的五十年。当我们看到五十年前中国右派们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已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实现时，不能不感慨中国的落后。很显然，反右运动是一场镇压言论自由的运动，而言论自由，今天仍然是中国大陆的禁区。五十年前右派批评的弊端，今天甚至有增无减。

中国没有民主传统，但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着名的〈阿房宫赋〉说秦王暴政“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终于楚人一炬，二世而亡。我们纪念中国这场因言贾祸上百万人被打成贱民、家破人亡的大灾难时，不能不回答这样的问题﹕自称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毛泽东，如此残暴不仁，天怒人怨，他的王朝为甚么还能世代延续而不堕？

总结惨重历史的教训，确非易事。

我们只能就事论事，评点一二。首先，是毛泽东恐怖专政的结果。毛在位二十七年，以运动为名，一波连一波清洗整肃，直到他临终，没有停手。毛把马列当作刀子，杀人为乐；林彪则称“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种持续的关、管、杀造成的社会恐怖效应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达到中国历代统治者绝无仅有的成功。尤其是有智慧有勇气的异议者、反抗者，一次又一次地被赶尽杀绝，剩下的是遍地的顺民，和层层叠叠的昏庸官僚。反右就是一次这样大规模的清洗，毛已经看到苏东的自由之风扬起，打倒斯大林，他有切肤之痛，而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正是中共党内和大学校园里精英之辈的思想资源。

其次，毛死之后，中国没有变天，没有发生苏联那样的政治改革，关键在于两个人垄断了整个国家的话语权：周恩来与邓小平。周虽早死，阴魂犹在。并成为毛后的偶像，周是毛暴政的最大支持者，是奴化人民的最成功的麻醉师，周的牌坊一立，一切反专制力量便化解于无形。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悲剧。邓小平复出，更是一齣讽刺剧。邓是毛主义在政治上最忠诚的夥伴与继承者，也是文革前的头号帮凶，反右、反修，就是他的两大傑作。邓的专制本质先后在文革被排挤和文革后“走资”的掩护下发扬光大，使中共渡过六四难关，在冷战后的困局中坚持下来。在全球化的今天，奉邓小平路线为正统，也就是延续毛的香火。

因此，回首五十年风雨历程，不打破对毛、周、邓的偶像崇拜，中国的右派和一切向往民主自由之士，便永无翻身之日。希望何在？仍然在中国的知识份子身上。老一辈的脊梁骨被打断，那是他们为后人付出的代价。新成长的拥有普世价值观的一代，没有屈辱的负担，他们完全可以也必然会挺起腰桿，维护自己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必将到来。

▲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凌锋撰文指出：反右的最大成果是造就了“一言堂”，为以后荒谬绝伦的大跃进与红色恐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清道路。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作为后来被归纳与提高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毛泽东死掉后虽然邓小平否定了文革，但是并没有清算这些“专政”理论，所以共产党至今还是一个“革命党”，以专政为乐事，以抢劫社会财富作为他们至死不渝的理念。

凌锋指出：中共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压，在反右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它把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中国的良心给扼杀了。产生的影响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因为我自己是经历了那个运动的。那就是说对任何一个党员提意见，批评他就叫做反党，搞得以后那些党员做错事情你就不敢讲，一讲的话就是反党，带右派帽子，一生就完蛋了。更不要说对党组织，比如说我们班级有一个党支部，不要说对党员都不敢去碰，对党支部更加不敢去碰。所以当时所谓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你即使看到不对了，你敢提么？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那个罪行更加不得了。如果说只是你对党员的批评你要受批判斗争的话，那你对党中央批评，那你是关进监狱里，对毛泽东批评那根本就是枪毙。所以，搞得就是明明像大跃进，说农田生产十几万斤，很多人明明知道这是假的，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敢说。所以这个问题就严重到这个程度，所以为什么大跃进已经死了人都没有人敢说。因为如果说了以后，毛泽东就会另外一种腔调，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攻击党。现在也逐渐披露一些资料：河南有些县的县委书记都打报告讲出来，结果他们被斗争，大家不但都不敢讲，而且大家都争相比赛吹牛皮，就搞的这种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后来中国受到很大的损失就是中国的反右派，但是开始的其他政治运动已经让人家不太敢讲话了，到了反右派等于是登峰造极，当时六十万精英被打成右派，还有中右。所以那时有人说大概就是一百多万知识分子被镇压，或者被打压。连这些人都不敢讲话，后来就没有人敢讲话了。

▲流亡海外的评论人士伍凡在谈到有人提出来要建右派挡案库，要开放党禁、报禁时说道：现在有文化大革命库，但是没有反右派的库。资料不够，所以要赶快建立。不建立，人都快死光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在反对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党文化中间很重要的内涵。因为共产党文化它建立的时候就是在四三年的整风运动。他建立那套“逼，供，信”。欺骗你，掉你上钩，批判你。这一套党文化的作风，一套模式就是从60年前建立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一直沿用到现在。

伍凡认为：这要看有没有新的人去关注，有的人根本就不关注。它把现在中国整个社会引导到你不要去关注共产党的历史，不要去关心中华民族的未来。你关心现在的吃喝嫖赌就够了。并且有意制造各种各样的紧张，让你去关注你目前紧张的问题，你不要去关注未来。现在大学生一年有700万毕业，大概有200万左右是失业的。那么你就关注你现在的失业，你还有精力去关注未来和过去吗？没有了。那么现在生活很好的，样样都有了，他根本不想去改变目前的状况。

伍凡认为：共产党做到了让人没有良心。像高智晟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就是出来以后还要拼命骂他。现在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都在海外了，国内很少的了。像过去曾经有过的，现在也变得不是了。像丁子霖这种人也变了，也要站在共产党那边去替他们讲好话了。所以，这种人曾经吃过苦头的，现在也可以用各种手段让你不讲话了，或者替他讲话了。丁子霖也经历过反右啊，她也经历过啊，她有没有写过一边文章啊？她不敢写。她有没有把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连起来，以及把六四连起来呢？没有，都没有嘛。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如果当年，1956年，中国八大的决议真正能实行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提前20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可能也都已经完成了。中间插了个毛泽东，插了毛泽东手下的一批打手，他要掌握它的大权。

●海外媒体报道

▲德国之声发表署名凝炼文章《“反右运动”五十年：中国能否走出历史的影子》。文章回顾1957年反右运动的背景，分析反右运动的影响。文章说，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同一天，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由此揭开序幕，史称“反右运动”。22年后的1979年，中共实行“一风吹”政策，99.9%以上的“右派”获“改正”待遇。但作为政治运动，“反右”仍被中共确定为“完全必要”，属于不能平反的铁案。在这50周年纪念日，德国之声记者作以下回顾与展望。

“阳谋”始末

49年中共建政，正百废待举，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肃反、社会主义改造等等，运动不断。至56年中期，始告一段落。寻求国家发展逐渐成为上下共识。是否能动员知识分子鼎力参与无疑成为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能否有成的关键。但是，此前的多次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各级官员在执政以来所显示的君临一切的霸道作风，不免使知识分子们束手束脚，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撇开当时的国际背景不谈，这是促使中共领导层当年释放出一系列宽松信号，制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要求人们帮助党整风，以期活跃国内空气的主要动因。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集中探讨建设问题的“论十大关系”报告；9月，中共八大告别大规模阶级斗争，提出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政策，号召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4月10日，毛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继续放手，贯彻双百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进一步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

经中共各级的反复动员、说服和党报多次社论的号召、鼓舞，许多人开始信任共产党，打破顾虑，愿意“帮助党整风”。在短短时间里，全国各地召开的各类会议上，共搜集到针对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以及党员的数十万条意见。这些意见的核心是希望获得根据1954年制定的首部宪法中也保障的公民固有的民主自由权利，没有人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资格提出异议。文革结束后逐渐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要管党自己”等口号正是当时的一些意见中的内容。

然而，13天之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定：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中有严重修正主义思想，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而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在发至17级以上干部的此文中，毛制定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表示，还要让右派们猖狂一个时期，让其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至6月8日公开号召全国反右，各级各地党委继续鼓动人们向党提意见，遂使更多人遭受“请君入瓮”的命运。毛本人事后在驳斥对他的批评时，把这一做法称为“阳谋”。

右派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与“地富反坏”并列，但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受到降级降薪、劳改劳教、发配农村边疆、留职停薪、开除公职、只发生活费、关押监狱等处罚。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1979年，在具有改革意识的、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力促下，中共决定对除少数（共96人） “大右派”以外的所有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所公布的数量为55万。这一数字引起多方怀疑。议论平实的“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一书（作者丁抒，1991年初版，2006年4版）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极右分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报道称，根据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右派分子人数超过317万，另有中右分子143万多人。后来成为政府总理的朱镕基当年也被划右派，足见此次运动规模之大。

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50年代中期，国内约有知识分子500万。即使以中共公开承认的数字55万为准，受到打击的人数也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10%.对知识界这样的清洗运动在人类现代史上尚无先例。

平反待何时

虽然反右运波及社会各界、各阶层，但 “有幸”戴上“右派分子”帽字的几乎均为中国极缺的文教科技医学各界中的精英，即中国国内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1978年对右派分子实行“全部摘帽”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作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结论，排除了平反的可能性。

1981年6月，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维持这一结论。一般认为，中共这一态度与当年积极协助毛泽东、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有关。香港争论杂志“动向”主编金钟就持这一观点：“有关反右处理，基本上是邓小平个人的权谋因素在起作用。”

2007年3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重申固有立场。中央宣传部年初传达指示，不许出版有关记录回忆“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的文章及著作。

著名作家、当年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怡和确信，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有良知的人：“绝大多数，— 99%的右派是因言获罪。”

也就是说，即使按照1954年的中国宪法，将感佩于党的诚意、相信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保证而开口的知识分子们划为右派是违宪行为，理应加以否定。持这一看法的在中共党内也不乏其人。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就曾于2002和2006年先后两次致函中央，呼吁否定反右运动。

其实，邓小平也有关于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犯了左的错误，以左反右的说法，并将它同文革十年浩劫联系起来。邓小平文选中亦未收集他当年主持反右的文章和讲话，可见他也不愿意给后人留下历史“把柄”。

2005年10月十六中六中全会前后，前右派及其家属公开要求彻底平反的呼声高涨。其中，山东大学史若平等182人联署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公开信在要求平反反右冤案外，还要求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如今，毛邓等当年主事人早已作古，以“和谐社会”为新政口号的胡温第四代领导似乎应有条件走出历史影子。

▲联合早报6月8日报道：民间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报道说，今天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虽然官方仍坚持1981年对“反右”作出的历史评价，民间却不时有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并为右派平反和赔偿的呼声。

就中国政府是否打算在今年举行“反右”的公开纪念活动，以及对于民间要求平反的立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截稿时还没有正式答复本报的书面询问。

国新办官员在电话中表示：“党和政府早已有结论，并妥善安排；关于右派问题，党和政府是尊重历史的。”

当年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反右”的核心意义在于揭露了中共政权的实质，因此官方至今讳莫如深。

对于“右派”的本质，章诒和形容是“中国社会第一次以群体性力量，对二十世纪大陆全面复辟封建主义的抗衡”。

她说：“因为我们建立的是共和国，但是搞了7年才发现，封建专制来了。所以它是对于一个以共和国名义进行封建专制复辟的抗衡。这个受害者是个群体性力量。”

章诒和表示，目前社会的各种矛盾都是表象，它们真正反映的是背后的官民矛盾。“就是政权性质的问题。1957年高层知识分子早就提出了质疑，反右的意义就在这儿。”

对于至今仍没有迹象显示官方准备改变对“反右”的立场，章诒和并不意外。她说：“这东西是核心、要害，一步都不能让，就要查禁，没谈头；如果提到日程，那就有谈头了。什么有谈头？能够妥协的才有谈头。这是不能妥协的。什么都能改，这不改。”

虽然过去了50年，“反右”还是中共的一条政治敏感神经。据境外媒体报道，广电总局今年初在一个通气会上传达了中宣部的指示，其中提到：“反右题材要淡化，原则上不要说。要坚持‘反右是必要的，但是被严重的扩大化’的宣传口径。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提法也要慎重。”

根据这个指示，多部新出版的书籍遭遇查禁的命运，包括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大陆媒体界也传出接到避免碰触“反右”题材的要求。

就在官方试图淡化“反右”记忆的同时，民间却不断出现相反的努力。

今年“两会”期间，61名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幸存者联署了《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公开要求平反和赔偿。

联署者最年轻的69岁，最年长的已经87岁。公开信说：“1989年以来，有关主管部门却非法管制言论，不准人们谈论反右等错误的政治运动，不准人们进行反思，以求得所谓的稳定。我们不能再用那种使全民族都得健忘症的愚民政策，继续麻痹我们的创造活力了。”

公开信提出三点要求：开放言禁、宣布“反右”运动是完全违反宪法的错误政治运动、赔偿受害者。

这是三年内民间第二次大规模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行动。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在2005年也发布公开信并征集支持者签名，呼吁中共平反并补偿受害者物质和精神损失。至今已经有1212人联署，包括章诒和在内的海内外120个人和团体签名支持。

社会舆论也在反思，《南风窗》杂志今年3月发表文章说：“在英文中，right（右）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本报分析，平反的急迫性在于制止政权合法性的流失。

他说：“作为反右运动总指挥的邓小平早已逝世，现在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其实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障碍，更不会引起政治动荡，因为反右运动在人民的心中早已‘臭’了。平反右派、给予赔偿，可重整政府的合法性，也可为个人加分，何乐而不为呢？”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反右受害者索赔运动发起人被抄家。报道说，中国大陆反右运动受害者发起的索赔运动又遭遇波折。发起人之一、山东退休教师李昌玉五月初被抄家，近两千册讲述“反右”运动的自费出版物“历史大视野”被抄走。

据香港明报星期三（6月6日）的消息，反右运动受害者索赔运动发起人之一、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李昌玉五月份被济南市公安局国保部门抄家。警方指他非法出版书籍，以及在海外发表反政府的文章，没收了他存放在家里、尚未发出的近两千册自费出版物，并带走计算机及其它写作用品。警方还警告李昌玉不要对外张扬抄家事件，并一度切断李家的电话。记者星期三通过电话找到李昌玉：

记者：您现在遇到麻烦了吗？
李昌玉：可以这么说吧。
记者：是济南公安局国保部门的人来找你吗？
李昌玉：算了吧，你就不要核实了，不是那个部门。
记者：你的计算机等还能用吗？
李昌玉：我的计算机早就被抄走了。
记者：是那一次，五月初的那一次吗？
李昌玉：是的。
记者：你的电话是不是曾经有问题？

李昌玉：电话一直是被监控的。
记者：你的电话没有被切断是吗？
李昌玉：没有切断，那话说的不准确。我的长途电话打不出去不是因为被切断了。 记者：那你的书呢？
李昌玉：哎呀，算了吧，这个事情对不起，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你如果要报导的话，你要特别注明，（我被抄家）这事不是我捅出去的。我极力对任何媒体采访时都请他们不要说，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自己因为计算机都没有，我绝对不会写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捅出去的。而且我希望在一种比较良性互动的情况下来解决已发生的事。

记者：你自由吗？
李昌玉：这要看怎么理解自由这个词了。
记者：你身体还好吗？
李昌玉：还可以。
记者：你现在还可以继续为彻底平反呼吁吗？
李昌玉：这个事情已经呼吁完了，已经没话可说了。我们已经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了，我个人认为，反映后就完成任务了，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再做什么了，还能做什么呢。很多人给中共中央写信，他们置之不理。给海外网站上写的话，说句实话，我们都在受到追究，他们就枪打出头鸟。

消息人士对本台表示，李昌玉撰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大视野”的书，上下两册，已在香港取得书号。最近他在济南自费印刷一千套准备在当地派发。这次被抄走的自费出版物指的就是这批书。消息人士还透露，李昌玉在与本台记者通话之后，遭到警方问话。记者其后多次拨打李昌玉的电话，但没有人接听。

在李昌玉之前，被视为“出头岛”而受到骚扰的还有北京的铁流、山东的史若平、重庆的蒋文扬等。今年四月一批反右受害者在北京举行“反右运动五十年纪念”座谈会。记者星期三得知，反右索赔运动核心人物之一山东大学的史若平未能成行。有关部门当时通过党委多次找他谈话，阻止他去北京。

星期三，记者又访问了一批曾经在博讯新闻网上刊登“改正右派”呼吁书的老人。其中一位周老先生对记者说： 周老先生：政府根本没有理这件事，很黑暗啊。 记者：这份呼吁书之后，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吗？ 周老先生：就这份呼吁书。（此后）一般大家都是聚一下谈一下以前的事情。国家在政治方面，在这方面很不负责任。

而在香港，报章如苹果日报、明报，政论杂志如“开放”、“动向”等几乎每一期都有文章甚至是专题报导。这些媒体访问了一些著名的右派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或者是由受害者及亲属本人撰写回忆。

●附一：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信来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象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附二：著名右派的主要言论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

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报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

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
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

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日本的混合面。(按，中共把油脂运到苏联去，大陆缺油，从1955年，大陆的豆腐是用豆饼来造，即先把黄豆的油榨掉，然后把剩下的豆饼造豆腐。又，混合面是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占领华北后，人民被迫用来充饥的不能下咽的食物，由高粮小米麸皮等研粉制成。)统购统销搞错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是生活水准提高。生活水准提高的是哪些人呢？就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则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总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侯，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

共产党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的多少，汇报多，就是好党员。党员成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叫他们做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给他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别人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国家不会亡。因为不要党，人们也不会卖国。

今天人们对鸣放还有疑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信任。共产党对这点要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你们若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么走这样路，总有那一天，这也合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群众为什么不信任共产党呢？因群众在8年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知识分子，教育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施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做宝贝；不用时，把流过血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6月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三害的根源，在于上层建筑(指政治制度)在某些地方和公有制根本不相容，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等。

党存在着危机。老党员蜕化了，新党员投机。解放后被批准入党的党员，是一大批混蛋。党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投机的混蛋，要清洗出去；第二类是老实而不起作用的，要动员他们退党；只保留第三类，即真正德共产主义者。

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真正德民主，选举制度不合理。共产党对于人民是统制阶级，有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是一团漆黑，暗无天日。青年团，妇联，人大代表，工会这些纽带都是形式。由于具体制度(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保密制度以及党内的回报制度等)方面的缺点，说明我们根本制度的不合理。。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这些小的制度组成了总的制度。现在的级别制度，是比奴隶制度还要严厉的等级制度。，，，，我国的政治制度已经不适合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基础，要用爆破的方式，作澈底改革。

我们要求真正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德民主。反对现行的选举制度。事先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进行酝酿不是民主，是形式主义，是劳民伤财。干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可以竞争一下。两党制倒可以给我们起点刺激作用。据说镇反时南京一夜逮捕了两千人，第二天社会紧张。肃反扩大了，杀了七十七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实行人道。反对以党代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应由共产党与民主党提联合候选名单。共产党不应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草案和建议。在各级国家机关中，不应有党团员，这是宗派主义。

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根据审判员的意志，说了就算。律师法官都是党员，至少是团员，象三堂会审一样，实际是形式主义。干部不重视法制，违法乱纪，都是自觉不自觉继承过去统制者的做法

(摘自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为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斗争》，1957年6月出版，当时作者化名为程海东)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

国家机关有了党派组织，多了一层身份就多了一层关系，也就多了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主张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作用。

目前把政治地位代替一切和超过一切的现象。政治地位好像是筹码，用来衡量人的高低。政治地位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不能把政治地位做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本行本业的，包括物质待遇在内。

高等学校里的党委管的太严太多。学校中并不需要任何党派参加活动，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了一种矛盾。所以，我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我们如果不以党派成员身份出现，关系就简单多了。

1957年5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官僚主义，其害处比资本主义还要危险。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现在某些企业暴露出来的偏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上和经营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接受下来。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可以发展为资本家，资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况，中共对民营工商业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营后他们的生产资料已全部交出。空无所有，还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改造，要他们“脱胎换骨”，这是不公平的。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要给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注，压服，说服引自毛泽东讲话)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可怕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么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只有作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

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合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求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便可以刺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人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应留在学校里。学校里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不是可以推动学校工作的进展？我很怀疑。因为学校里有党和民主党派，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制造不团结。因此，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应该退出学校，而只允许学派存在。这就能推动学校和学派工作的发展。

1957年6月11日在天津各界人士座谈会发言

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按，是否内心拥护不得而知) 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按，党群关系不好，自始有之，那些留恋50，60年代的幼稚想法应引以为戒) 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按，这点4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或不清楚或不敢说)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原载于《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张百生、黄振旅：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

大梁不正，二梁歪，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如果不把三害的根子除掉，三害就会象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一劳永逸，必须窃其根源，把三害的根子彻底挖出。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在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的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党外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全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德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得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是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与政协。就象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任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来说，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的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意的了，而党中央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过公开的自我批评。

原载于《沈阳日报》， 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吁

在大鸣大放中，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我先谈谈三害中的宗派主义吧！

共产党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里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现在我们国家的主席只有两个，国务院总理有十余人，但都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算不算中央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呢？在政治体制上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人民民主制”的国家呢？元朝时侯，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最高贵的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族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后，政治要职都设副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人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叫做“民族压迫”。

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现在我们国家除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外，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多是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几年来，在各部门和合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种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一切认真的讨论根本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卖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和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只有学“金人三缄其口”了。

我现在又来举几个历史上的事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周厉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末敢言，道路以目，以告召虎，曰：“吾能饵谤矣”。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比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之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厉王不从，于是国人莫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厉王奔彘。

第二个是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之业，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的办法。但是，嬴秦的残暴统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自由，而遭残败德事例倒是很多的。

党的官僚主义，主要是表现在不够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这种选举制度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比如，选一个人只提一个候选人，选两个人只提两个候选人，这种选举完全成为形式。候选人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这种选举办法是否民主？只有“天知道”。

最后，我要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呼吁：一, 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真正德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摘自《大鸣大放文选》 原文发表于《陕西日报》1957年6月12日

 

在停电的“三乡似水”毛家菜馆的前厅。右起，任众、铁流、纪增善、韩大钧、纪由、刘钿湘、万耀球、谢宏之（右派后代）。（此图原载《动向》杂志，点击此图可浏览大图）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发表评论《五十年教训》。评论说，六月，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整整五十周年。五十年，几乎是人的一生，这五十年更是历史上不寻常的五十年，是战后世界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上取得伟大进步的五十年。当我们看到五十年前中国右派们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已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实现时，不能不感慨中国的落后。很显然，反右运动是一场镇压言论自由的运动，而言论自由，今天仍然是中国大陆的禁区。五十年前右派批评的弊端，今天甚至有增无减。

中国没有民主传统，但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着名的〈阿房宫赋〉说秦王暴政“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终于楚人一炬，二世而亡。我们纪念中国这场因言贾祸上百万人被打成贱民、家破人亡的大灾难时，不能不回答这样的问题﹕自称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毛泽东，如此残暴不仁，天怒人怨，他的王朝为甚么还能世代延续而不堕？

总结惨重历史的教训，确非易事。

我们只能就事论事，评点一二。首先，是毛泽东恐怖专政的结果。毛在位二十七年，以运动为名，一波连一波清洗整肃，直到他临终，没有停手。毛把马列当作刀子，杀人为乐；林彪则称“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种持续的关、管、杀造成的社会恐怖效应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达到中国历代统治者绝无仅有的成功。尤其是有智慧有勇气的异议者、反抗者，一次又一次地被赶尽杀绝，剩下的是遍地的顺民，和层层叠叠的昏庸官僚。反右就是一次这样大规模的清洗，毛已经看到苏东的自由之风扬起，打倒斯大林，他有切肤之痛，而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正是中共党内和大学校园里精英之辈的思想资源。

其次，毛死之后，中国没有变天，没有发生苏联那样的政治改革，关键在于两个人垄断了整个国家的话语权：周恩来与邓小平。周虽早死，阴魂犹在。并成为毛后的偶像，周是毛暴政的最大支持者，是奴化人民的最成功的麻醉师，周的牌坊一立，一切反专制力量便化解于无形。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悲剧。邓小平复出，更是一齣讽刺剧。邓是毛主义在政治上最忠诚的夥伴与继承者，也是文革前的头号帮凶，反右、反修，就是他的两大傑作。邓的专制本质先后在文革被排挤和文革后“走资”的掩护下发扬光大，使中共渡过六四难关，在冷战后的困局中坚持下来。在全球化的今天，奉邓小平路线为正统，也就是延续毛的香火。

因此，回首五十年风雨历程，不打破对毛、周、邓的偶像崇拜，中国的右派和一切向往民主自由之士，便永无翻身之日。希望何在？仍然在中国的知识份子身上。老一辈的脊梁骨被打断，那是他们为后人付出的代价。新成长的拥有普世价值观的一代，没有屈辱的负担，他们完全可以也必然会挺起腰桿，维护自己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必将到来。

▲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凌锋撰文指出：反右的最大成果是造就了“一言堂”，为以后荒谬绝伦的大跃进与红色恐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清道路。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作为后来被归纳与提高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毛泽东死掉后虽然邓小平否定了文革，但是并没有清算这些“专政”理论，所以共产党至今还是一个“革命党”，以专政为乐事，以抢劫社会财富作为他们至死不渝的理念。

凌锋指出：中共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压，在反右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它把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中国的良心给扼杀了。产生的影响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因为我自己是经历了那个运动的。那就是说对任何一个党员提意见，批评他就叫做反党，搞得以后那些党员做错事情你就不敢讲，一讲的话就是反党，带右派帽子，一生就完蛋了。更不要说对党组织，比如说我们班级有一个党支部，不要说对党员都不敢去碰，对党支部更加不敢去碰。所以当时所谓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你即使看到不对了，你敢提么？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那个罪行更加不得了。如果说只是你对党员的批评你要受批判斗争的话，那你对党中央批评，那你是关进监狱里，对毛泽东批评那根本就是枪毙。所以，搞得就是明明像大跃进，说农田生产十几万斤，很多人明明知道这是假的，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敢说。所以这个问题就严重到这个程度，所以为什么大跃进已经死了人都没有人敢说。因为如果说了以后，毛泽东就会另外一种腔调，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攻击党。现在也逐渐披露一些资料：河南有些县的县委书记都打报告讲出来，结果他们被斗争，大家不但都不敢讲，而且大家都争相比赛吹牛皮，就搞的这种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后来中国受到很大的损失就是中国的反右派，但是开始的其他政治运动已经让人家不太敢讲话了，到了反右派等于是登峰造极，当时六十万精英被打成右派，还有中右。所以那时有人说大概就是一百多万知识分子被镇压，或者被打压。连这些人都不敢讲话，后来就没有人敢讲话了。

▲流亡海外的评论人士伍凡在谈到有人提出来要建右派挡案库，要开放党禁、报禁时说道：现在有文化大革命库，但是没有反右派的库。资料不够，所以要赶快建立。不建立，人都快死光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在反对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党文化中间很重要的内涵。因为共产党文化它建立的时候就是在四三年的整风运动。他建立那套“逼，供，信”。欺骗你，掉你上钩，批判你。这一套党文化的作风，一套模式就是从60年前建立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一直沿用到现在。

伍凡认为：这要看有没有新的人去关注，有的人根本就不关注。它把现在中国整个社会引导到你不要去关注共产党的历史，不要去关心中华民族的未来。你关心现在的吃喝嫖赌就够了。并且有意制造各种各样的紧张，让你去关注你目前紧张的问题，你不要去关注未来。现在大学生一年有700万毕业，大概有200万左右是失业的。那么你就关注你现在的失业，你还有精力去关注未来和过去吗？没有了。那么现在生活很好的，样样都有了，他根本不想去改变目前的状况。

伍凡认为：共产党做到了让人没有良心。像高智晟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就是出来以后还要拼命骂他。现在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都在海外了，国内很少的了。像过去曾经有过的，现在也变得不是了。像丁子霖这种人也变了，也要站在共产党那边去替他们讲好话了。所以，这种人曾经吃过苦头的，现在也可以用各种手段让你不讲话了，或者替他讲话了。丁子霖也经历过反右啊，她也经历过啊，她有没有写过一边文章啊？她不敢写。她有没有把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连起来，以及把六四连起来呢？没有，都没有嘛。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如果当年，1956年，中国八大的决议真正能实行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提前20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可能也都已经完成了。中间插了个毛泽东，插了毛泽东手下的一批打手，他要掌握它的大权。

●海外媒体报道

▲德国之声发表署名凝炼文章《“反右运动”五十年：中国能否走出历史的影子》。文章回顾1957年反右运动的背景，分析反右运动的影响。文章说，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同一天，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由此揭开序幕，史称“反右运动”。22年后的1979年，中共实行“一风吹”政策，99.9%以上的“右派”获“改正”待遇。但作为政治运动，“反右”仍被中共确定为“完全必要”，属于不能平反的铁案。在这50周年纪念日，德国之声记者作以下回顾与展望。

“阳谋”始末

49年中共建政，正百废待举，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肃反、社会主义改造等等，运动不断。至56年中期，始告一段落。寻求国家发展逐渐成为上下共识。是否能动员知识分子鼎力参与无疑成为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能否有成的关键。但是，此前的多次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各级官员在执政以来所显示的君临一切的霸道作风，不免使知识分子们束手束脚，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撇开当时的国际背景不谈，这是促使中共领导层当年释放出一系列宽松信号，制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要求人们帮助党整风，以期活跃国内空气的主要动因。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集中探讨建设问题的“论十大关系”报告；9月，中共八大告别大规模阶级斗争，提出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政策，号召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4月10日，毛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继续放手，贯彻双百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进一步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

经中共各级的反复动员、说服和党报多次社论的号召、鼓舞，许多人开始信任共产党，打破顾虑，愿意“帮助党整风”。在短短时间里，全国各地召开的各类会议上，共搜集到针对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以及党员的数十万条意见。这些意见的核心是希望获得根据1954年制定的首部宪法中也保障的公民固有的民主自由权利，没有人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资格提出异议。文革结束后逐渐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要管党自己”等口号正是当时的一些意见中的内容。

然而，13天之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定：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中有严重修正主义思想，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而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在发至17级以上干部的此文中，毛制定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表示，还要让右派们猖狂一个时期，让其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至6月8日公开号召全国反右，各级各地党委继续鼓动人们向党提意见，遂使更多人遭受“请君入瓮”的命运。毛本人事后在驳斥对他的批评时，把这一做法称为“阳谋”。

右派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与“地富反坏”并列，但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受到降级降薪、劳改劳教、发配农村边疆、留职停薪、开除公职、只发生活费、关押监狱等处罚。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1979年，在具有改革意识的、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力促下，中共决定对除少数（共96人） “大右派”以外的所有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所公布的数量为55万。这一数字引起多方怀疑。议论平实的“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一书（作者丁抒，1991年初版，2006年4版）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极右分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报道称，根据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右派分子人数超过317万，另有中右分子143万多人。后来成为政府总理的朱镕基当年也被划右派，足见此次运动规模之大。

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50年代中期，国内约有知识分子500万。即使以中共公开承认的数字55万为准，受到打击的人数也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10%.对知识界这样的清洗运动在人类现代史上尚无先例。

平反待何时

虽然反右运波及社会各界、各阶层，但 “有幸”戴上“右派分子”帽字的几乎均为中国极缺的文教科技医学各界中的精英，即中国国内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1978年对右派分子实行“全部摘帽”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作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结论，排除了平反的可能性。

1981年6月，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维持这一结论。一般认为，中共这一态度与当年积极协助毛泽东、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有关。香港争论杂志“动向”主编金钟就持这一观点：“有关反右处理，基本上是邓小平个人的权谋因素在起作用。”

2007年3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重申固有立场。中央宣传部年初传达指示，不许出版有关记录回忆“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的文章及著作。

著名作家、当年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怡和确信，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有良知的人：“绝大多数，— 99%的右派是因言获罪。”

也就是说，即使按照1954年的中国宪法，将感佩于党的诚意、相信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保证而开口的知识分子们划为右派是违宪行为，理应加以否定。持这一看法的在中共党内也不乏其人。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就曾于2002和2006年先后两次致函中央，呼吁否定反右运动。

其实，邓小平也有关于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犯了左的错误，以左反右的说法，并将它同文革十年浩劫联系起来。邓小平文选中亦未收集他当年主持反右的文章和讲话，可见他也不愿意给后人留下历史“把柄”。

2005年10月十六中六中全会前后，前右派及其家属公开要求彻底平反的呼声高涨。其中，山东大学史若平等182人联署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公开信在要求平反反右冤案外，还要求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如今，毛邓等当年主事人早已作古，以“和谐社会”为新政口号的胡温第四代领导似乎应有条件走出历史影子。

▲联合早报6月8日报道：民间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报道说，今天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虽然官方仍坚持1981年对“反右”作出的历史评价，民间却不时有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并为右派平反和赔偿的呼声。

就中国政府是否打算在今年举行“反右”的公开纪念活动，以及对于民间要求平反的立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截稿时还没有正式答复本报的书面询问。

国新办官员在电话中表示：“党和政府早已有结论，并妥善安排；关于右派问题，党和政府是尊重历史的。”

当年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反右”的核心意义在于揭露了中共政权的实质，因此官方至今讳莫如深。

对于“右派”的本质，章诒和形容是“中国社会第一次以群体性力量，对二十世纪大陆全面复辟封建主义的抗衡”。

她说：“因为我们建立的是共和国，但是搞了7年才发现，封建专制来了。所以它是对于一个以共和国名义进行封建专制复辟的抗衡。这个受害者是个群体性力量。”

章诒和表示，目前社会的各种矛盾都是表象，它们真正反映的是背后的官民矛盾。“就是政权性质的问题。1957年高层知识分子早就提出了质疑，反右的意义就在这儿。”

对于至今仍没有迹象显示官方准备改变对“反右”的立场，章诒和并不意外。她说：“这东西是核心、要害，一步都不能让，就要查禁，没谈头；如果提到日程，那就有谈头了。什么有谈头？能够妥协的才有谈头。这是不能妥协的。什么都能改，这不改。”

虽然过去了50年，“反右”还是中共的一条政治敏感神经。据境外媒体报道，广电总局今年初在一个通气会上传达了中宣部的指示，其中提到：“反右题材要淡化，原则上不要说。要坚持‘反右是必要的，但是被严重的扩大化’的宣传口径。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提法也要慎重。”

根据这个指示，多部新出版的书籍遭遇查禁的命运，包括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大陆媒体界也传出接到避免碰触“反右”题材的要求。

就在官方试图淡化“反右”记忆的同时，民间却不断出现相反的努力。

今年“两会”期间，61名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幸存者联署了《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公开要求平反和赔偿。

联署者最年轻的69岁，最年长的已经87岁。公开信说：“1989年以来，有关主管部门却非法管制言论，不准人们谈论反右等错误的政治运动，不准人们进行反思，以求得所谓的稳定。我们不能再用那种使全民族都得健忘症的愚民政策，继续麻痹我们的创造活力了。”

公开信提出三点要求：开放言禁、宣布“反右”运动是完全违反宪法的错误政治运动、赔偿受害者。

这是三年内民间第二次大规模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行动。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在2005年也发布公开信并征集支持者签名，呼吁中共平反并补偿受害者物质和精神损失。至今已经有1212人联署，包括章诒和在内的海内外120个人和团体签名支持。

社会舆论也在反思，《南风窗》杂志今年3月发表文章说：“在英文中，right（右）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本报分析，平反的急迫性在于制止政权合法性的流失。

他说：“作为反右运动总指挥的邓小平早已逝世，现在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其实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障碍，更不会引起政治动荡，因为反右运动在人民的心中早已‘臭’了。平反右派、给予赔偿，可重整政府的合法性，也可为个人加分，何乐而不为呢？”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反右受害者索赔运动发起人被抄家。报道说，中国大陆反右运动受害者发起的索赔运动又遭遇波折。发起人之一、山东退休教师李昌玉五月初被抄家，近两千册讲述“反右”运动的自费出版物“历史大视野”被抄走。

据香港明报星期三（6月6日）的消息，反右运动受害者索赔运动发起人之一、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李昌玉五月份被济南市公安局国保部门抄家。警方指他非法出版书籍，以及在海外发表反政府的文章，没收了他存放在家里、尚未发出的近两千册自费出版物，并带走计算机及其它写作用品。警方还警告李昌玉不要对外张扬抄家事件，并一度切断李家的电话。记者星期三通过电话找到李昌玉：

记者：您现在遇到麻烦了吗？
李昌玉：可以这么说吧。
记者：是济南公安局国保部门的人来找你吗？
李昌玉：算了吧，你就不要核实了，不是那个部门。
记者：你的计算机等还能用吗？
李昌玉：我的计算机早就被抄走了。
记者：是那一次，五月初的那一次吗？
李昌玉：是的。
记者：你的电话是不是曾经有问题？

李昌玉：电话一直是被监控的。
记者：你的电话没有被切断是吗？
李昌玉：没有切断，那话说的不准确。我的长途电话打不出去不是因为被切断了。 记者：那你的书呢？
李昌玉：哎呀，算了吧，这个事情对不起，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你如果要报导的话，你要特别注明，（我被抄家）这事不是我捅出去的。我极力对任何媒体采访时都请他们不要说，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自己因为计算机都没有，我绝对不会写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捅出去的。而且我希望在一种比较良性互动的情况下来解决已发生的事。

记者：你自由吗？
李昌玉：这要看怎么理解自由这个词了。
记者：你身体还好吗？
李昌玉：还可以。
记者：你现在还可以继续为彻底平反呼吁吗？
李昌玉：这个事情已经呼吁完了，已经没话可说了。我们已经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了，我个人认为，反映后就完成任务了，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再做什么了，还能做什么呢。很多人给中共中央写信，他们置之不理。给海外网站上写的话，说句实话，我们都在受到追究，他们就枪打出头鸟。

消息人士对本台表示，李昌玉撰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大视野”的书，上下两册，已在香港取得书号。最近他在济南自费印刷一千套准备在当地派发。这次被抄走的自费出版物指的就是这批书。消息人士还透露，李昌玉在与本台记者通话之后，遭到警方问话。记者其后多次拨打李昌玉的电话，但没有人接听。

在李昌玉之前，被视为“出头岛”而受到骚扰的还有北京的铁流、山东的史若平、重庆的蒋文扬等。今年四月一批反右受害者在北京举行“反右运动五十年纪念”座谈会。记者星期三得知，反右索赔运动核心人物之一山东大学的史若平未能成行。有关部门当时通过党委多次找他谈话，阻止他去北京。

星期三，记者又访问了一批曾经在博讯新闻网上刊登“改正右派”呼吁书的老人。其中一位周老先生对记者说： 周老先生：政府根本没有理这件事，很黑暗啊。 记者：这份呼吁书之后，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吗？ 周老先生：就这份呼吁书。（此后）一般大家都是聚一下谈一下以前的事情。国家在政治方面，在这方面很不负责任。

而在香港，报章如苹果日报、明报，政论杂志如“开放”、“动向”等几乎每一期都有文章甚至是专题报导。这些媒体访问了一些著名的右派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或者是由受害者及亲属本人撰写回忆。

●附一：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信来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象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附二：著名右派的主要言论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

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报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

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
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

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日本的混合面。(按，中共把油脂运到苏联去，大陆缺油，从1955年，大陆的豆腐是用豆饼来造，即先把黄豆的油榨掉，然后把剩下的豆饼造豆腐。又，混合面是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占领华北后，人民被迫用来充饥的不能下咽的食物，由高粮小米麸皮等研粉制成。)统购统销搞错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是生活水准提高。生活水准提高的是哪些人呢？就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则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总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侯，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

共产党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的多少，汇报多，就是好党员。党员成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叫他们做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给他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别人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国家不会亡。因为不要党，人们也不会卖国。

今天人们对鸣放还有疑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信任。共产党对这点要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你们若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么走这样路，总有那一天，这也合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群众为什么不信任共产党呢？因群众在8年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知识分子，教育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施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做宝贝；不用时，把流过血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6月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三害的根源，在于上层建筑(指政治制度)在某些地方和公有制根本不相容，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等。

党存在着危机。老党员蜕化了，新党员投机。解放后被批准入党的党员，是一大批混蛋。党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投机的混蛋，要清洗出去；第二类是老实而不起作用的，要动员他们退党；只保留第三类，即真正德共产主义者。

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真正德民主，选举制度不合理。共产党对于人民是统制阶级，有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是一团漆黑，暗无天日。青年团，妇联，人大代表，工会这些纽带都是形式。由于具体制度(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保密制度以及党内的回报制度等)方面的缺点，说明我们根本制度的不合理。。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这些小的制度组成了总的制度。现在的级别制度，是比奴隶制度还要严厉的等级制度。，，，，我国的政治制度已经不适合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基础，要用爆破的方式，作澈底改革。

我们要求真正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德民主。反对现行的选举制度。事先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进行酝酿不是民主，是形式主义，是劳民伤财。干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可以竞争一下。两党制倒可以给我们起点刺激作用。据说镇反时南京一夜逮捕了两千人，第二天社会紧张。肃反扩大了，杀了七十七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实行人道。反对以党代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应由共产党与民主党提联合候选名单。共产党不应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草案和建议。在各级国家机关中，不应有党团员，这是宗派主义。

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根据审判员的意志，说了就算。律师法官都是党员，至少是团员，象三堂会审一样，实际是形式主义。干部不重视法制，违法乱纪，都是自觉不自觉继承过去统制者的做法

(摘自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为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斗争》，1957年6月出版，当时作者化名为程海东)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

国家机关有了党派组织，多了一层身份就多了一层关系，也就多了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主张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作用。

目前把政治地位代替一切和超过一切的现象。政治地位好像是筹码，用来衡量人的高低。政治地位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不能把政治地位做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本行本业的，包括物质待遇在内。

高等学校里的党委管的太严太多。学校中并不需要任何党派参加活动，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了一种矛盾。所以，我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我们如果不以党派成员身份出现，关系就简单多了。

1957年5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官僚主义，其害处比资本主义还要危险。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现在某些企业暴露出来的偏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上和经营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接受下来。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可以发展为资本家，资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况，中共对民营工商业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营后他们的生产资料已全部交出。空无所有，还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改造，要他们“脱胎换骨”，这是不公平的。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要给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注，压服，说服引自毛泽东讲话)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可怕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么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只有作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

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合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求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便可以刺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人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应留在学校里。学校里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不是可以推动学校工作的进展？我很怀疑。因为学校里有党和民主党派，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制造不团结。因此，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应该退出学校，而只允许学派存在。这就能推动学校和学派工作的发展。

1957年6月11日在天津各界人士座谈会发言

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按，是否内心拥护不得而知) 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按，党群关系不好，自始有之，那些留恋50，60年代的幼稚想法应引以为戒) 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按，这点4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或不清楚或不敢说)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原载于《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张百生、黄振旅：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

大梁不正，二梁歪，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如果不把三害的根子除掉，三害就会象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一劳永逸，必须窃其根源，把三害的根子彻底挖出。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在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的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党外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全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德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得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是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与政协。就象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任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来说，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的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意的了，而党中央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过公开的自我批评。

原载于《沈阳日报》， 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吁

在大鸣大放中，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我先谈谈三害中的宗派主义吧！

共产党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里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现在我们国家的主席只有两个，国务院总理有十余人，但都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算不算中央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呢？在政治体制上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人民民主制”的国家呢？元朝时侯，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最高贵的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族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后，政治要职都设副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人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叫做“民族压迫”。

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现在我们国家除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外，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多是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几年来，在各部门和合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种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一切认真的讨论根本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卖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和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只有学“金人三缄其口”了。

我现在又来举几个历史上的事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周厉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末敢言，道路以目，以告召虎，曰：“吾能饵谤矣”。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比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之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厉王不从，于是国人莫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厉王奔彘。

第二个是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之业，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的办法。但是，嬴秦的残暴统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自由，而遭残败德事例倒是很多的。

党的官僚主义，主要是表现在不够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这种选举制度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比如，选一个人只提一个候选人，选两个人只提两个候选人，这种选举完全成为形式。候选人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这种选举办法是否民主？只有“天知道”。

最后，我要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呼吁：一, 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真正德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摘自《大鸣大放文选》 原文发表于《陕西日报》1957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