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青山一带虽然也是瓜菜种植区，但三百几十箱蜂放在一起也不行，我和小朱、小骆一商量，他们提议搬到喻家山下华中工学院去，那里是武昌集中的瓜菜种植区蜜源丰富，而且去的蜂场不多，我说好是好，没有钱怎么搬过去？小骆说他去找和他一起养蜂的周应龙的姐姐幫忙，他姐夫在长江航运公司车队开汽车，请他明天晚上下班后，找借口把车开出来，幫我们把蜂拖到华中工学院的瓜菜花场地去。

第二天上午小骆就从青山码头乘轮渡过江，到汉口周应龙姐姐家去。周应龙也是湖北洪湖人，是老三届的高中生，与小骆合伙养蜂，因听说下半年要恢复高考，他姐姐要他暂时把蜂交给小骆一个人养，要他留在她家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

这天傍晚我和小朱吃完晚饭、关好巢门，还不到八点，小骆就带着周应龙姐夫的解放牌货车来到了青山我们放蜂的地方，装好车之后，大约只有三四十分钟，就拉到了华中工学院的瓜菜花场地，由于天气热三个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受不了，我就在帐篷附近两棵大树之间拉了一根绳索把被单拆下来放在绳索上摊开把被单的四角用绳索拉开固定在地上就成了一个简易帐蓬，我在被绳索拉开的被单下垫了两排空蜂箱上面垫上棉絮和草蓆，就成了床铺，然后挂上蚊帐，这就是我的住所。

晴天还好，两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几乎完全幫我挡住了太阳的炙烤，下小雨还好，一遇到下大雨，特别是夜晚下大雨就难以承受，因为被单的布很薄外面下大雨，帐篷里面就下小雨，白天还可以躲到附近教工宿舍的屋檐下，可是到夜晚下大雨就无可逃遁，只能捲缩在帐篷的一个雨漏得较小的地方，无法入睡，早上起来被子、垫被均已湿透，只好把水拧干挂在绳索上晒干，幸好是夏天连续阴雨的天气很少，否则的话只好到教工宿舍的屋檐下去“寄宿”了。

六月份正是这里的瓜菜花的旺季，进的粉、蜜够蜂群繁殖而略有节余，由于我们进瓜菜花场地后，都已几乎身无分文，所以只好买一点豆腐乳煮稀饭吃，因为吃稀飯不需要多少莱，有一两块豆腐乳三个人就可以应付一顿飯。

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没有等蜂箱里蜜进满，我们每人就迫不及待地抽了三四十斤蜂蜜出来。由于我们放蜂的地方靠近华中工学院的教工宿舍区，教工们工资通常都比普通工人要高，而且他们因有知识知道蜂蜜的营养价值，“文革”期间又物资匮乏，所以我们还在摇蜜的时候，就有人拿着各种容器来买蜜糖，我们以每斤一元的价格出售蜂蜜，比供销社的收购价格每斤高一两角钱，通常我们上午取完蜂蜜到下午就卖完了，我们每人有了三四十元的收入生活条件大为改观，终于不用每天靠豆腐乳下稀飯度日了。
那时喻家山一带还是比较偏僻的地方，我想到汉口去玩一下，顺便把这两年取的蜂腊去换一些巢础供蜂群造脾用，还要去买一些治蜂螨[註：1]的药剂，小朱、小骆以前常在武汉市郊采瓜菜花，对武汉三镇都很熟悉。

那天我们留小骆在“家”守场，小朱带我去汉口，由于卖巢础、卖蜂药，收蜂蜡換巢础的河南人都住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所以我们先乘公交车到武昌火车站，花三角钱坐火车到汉口，一下车出站后，发现汉口火车站还是当年满清政府修建京汉铁路时修建的欧式建筑，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几乎没有一点变化。

我们找到河南人住的旅館，把蜂蜡換了几十张巢础，又买了些蜂药，一起寄放在河南人那里。从河南人住的旅館出来我问小朱：附近有没有大一点的新华书店？他说有，他把我带到距火车站不远的一家大新华书店，那时的新华书店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就只有一点工农业生产方面的纯技术性的书，我在农技栏目中找到了一本新出版的《养蜂于册》，这是一本全面详细介绍养蜂方面各种知识的书籍，我如获至宝，连忙买了一本。

中午小朱带我到中山六路的“武汉热干面館”去品尝据说是武汉最好的热干面。由于名气大，我们到这家热干面馆时，门前已排满了好几十位慕名前来品尝热干面的食客，这里的热干面尽管是名牌，但那时当局不管你名牌不名牌，统一规定热干面都是一角五分钱一碗，贵倒是不贵，味道也不错。热干面有点类似于其他地方的凉面，其佐料主要是：大蒜泥、葱花、榨菜末、油炸花生米(或油炸黄豆)、醋、酱油、辣醤、味精和芝麻醤，这些都与涼面类似，只是热干面是把面条煮到刚熟还有嚼头时捞到碗里趁热就拌上上列佐料；而凉面是把面煮到刚熟时捞起来摊凉之后再拌上上列佐料，所以凉面通常仅适合夏天食用，而热干面却一年四季都可食用。

武汉乃至于湖北菜的味道确实不怎么样，不仅不能与川菜、粵菜相题并论，就是与邻近的湘菜相比也稍遜一筹。但武汉的大众小吃不仅价亷物美；而且即使与全国相比也堪称一流，诸如：桂花汤园、糯米包油条、米粑粑、武汉豆皮、热干面、(中脆边软)的葱油粑粑，大油条……等等。桂花汤园，内包加了糖渍桂花的黑芝麻粉和白糖吃起来软糯香甜，与闻名遐迩的宁波黑芝麻汤园相比更多了一种桂花的芳香；糯米包油条是把蒸熟的糯米飯摊在一块干淨的湿毛巾上先撒一层白糖，再把一根刚炸好的大油条折断放在糯米饭上，用糯米饭把油条包上，再用湿毛巾拧紧，就成了，吃起来香甜脆软糯，妙不可言；米粑粑，是把磨好的湿米漿略微发酵之后，用一勺舀到一个中间有一个十厘米左右的凹氹的平锅上，用勺把米浆摊成一个个的楕园形，在凹氹里加上水，盖上锅盖，在灶里用铇木花烧一把大火，闷上两三分钟，再揭开锅盖，此时米粑粑底部已经焦黄发脆，表面还像发糕一样洁白松软，然后用小平铲将楕园形的米粑粑对折一下，装盘供食客享用，吃起来香脆松软，那种米漿发酵后自然产生的酸甜味，更是人工制作的酸甜料无法比擬的；武汉豆皮更是武汉小吃中的一绝，先把绿豆湿磨成的绿豆漿舀到一口大锅里用一个用大河蚌壳制作的工具把绿豆浆均勻地摊到锅面上形成一层薄绿豆煎饼再把鸡蛋打在绿豆煎饼上用河蚌壳把鸡蛋调匀并均匀地摊到绿豆薄煎饼上，暂停火，此时把煮熟的糯米饭放在绿豆煎饼上摊成一个矩形，然后再在糯米飯上撒上葱花、榨菜末、肉末、香菇丁(高档的要撒上火腿丁、金钩丁)，然后再把矩形糯米四边的绿豆薄饼向内把矩形糯米飯包起来，再淋上少许油把两面煎黄，再用小平口锅铲，切成四方小块装盘就成了色泽金黄、香鲜、脆糯的武汉豆皮；葱油粑粑是用磨得很粗的米浆加上盐和较多的葱花搅拌均匀之后，用小勺把米浆舀到一个中部凸起周边有两厘米多高边的园形炸瓢里，米浆从瓢的凸处往周边的低处流在周边形成一圈断面为三角形的米漿，在瓢的凸面上仅留下一薄层米漿，在油炸的过程中，凸处的米漿被炸脆而周围那一圈米浆厚的部份的表面虽也已炸成焦黄，但内部仍是软的，所以吃起来又脆又香又软别有风味；武汉的油条不仅又香又脆面且比其他地方的都要大，足有一尺多长，这也是其他地方的油条所不及的地方。

吃完热干面，小朱说：带你去街上的小吃店尝尝武汉的小吃。对于我这种好奇心极强的人来说，食所未食也被我视为人生一乐，当然满口答应。小朱把我带到一条小吃店比较集中的街道，问我：还想吃什么？我说：米粑粑、葱油粑粑、大油条和糯米包油条我以前在长沙早已领略过它们的滋味，就是桂花汤园和武汉豆皮还没有吃过，小朱说：那就每人来一份桂花汤园和武汉豆皮吧！他带我进到一家比较大的小吃店，说：这里的豆皮是汉口最有名的，我们在这里每人要了一份桂花汤园(一份五个，每份壹角钱)、一份豆皮(每份四块，一角伍分钱)，味道果然不错，只是豆皮不是那种放了火腿丁和金钩末的高档豆皮，而是那种仅放了点肉末的普通豆皮。在那个物资困难的时代，哪里找得到火腿和金钩？尽管如此那没有火腿和金钩的豆皮味道仍然香脆鲜美，让人回味无穷。

下午我要小朱带我到龟元寺一游，小朱说：“文革”以来龟元寺已关闭了多年，最近才对游人开放，恐怕人多得很，我说：难得来一回汉口，不去参观一下龟元寺豈不可惜？小朱说：只要你不怕挤，那就陪你去吧！龟元寺因要作为中共当局向“国际友人”展示中国大陆民众享有宗教自由的橱窗，和供东南亚佛教国家领导人前来朝拜的处所.而被列为军管保护单位，所以龟元寺内的建筑和佛像在“文革”的“破四旧”期间基本上未遭重大破坏，而且刚对公众开放不久的龟元寺当时还尚未被商业化，所以参观时除依次排队外，尚不须购买门票。

我们来到位于长江大桥下面，龟山脚下的龟元寺，那天又是星期天，只见寺内寺外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我们排了好久的队才进入寺内，寺里面人挤着人，几乎不能动弹，只能跟着缓慢移动的人流移着碎步慢慢前行。

此时我觉得有人的手已经伸进我的右侧裤子口袋，还那里摸索，我扭头朝右侧一看，看到我右后方一个流里流气的年轻小伙，正装着聚汇会神观看佛像的样子，下面却把于伸进了我的右侧裤子口袋，我知道这是个扒手，我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对他说：老弟，那里面是空的！只见他脸上一红，装着什么也没有听到的样子，他立即用尽力气从我身边挤开，另找“对象”去了。

那时由于“文革”百业不兴，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来源，有许多都只好沦为扒手。我知道这种人挤人的场合正是扒手们大显神通的好处所，所以进龟元寺之前，就把钱和粮票都放在正仁给我的那件兰劳动布工作服左胸前的小口袋里，不仅扣上了钮扣，还加了一个别针，也就是上了双保险，而且左胸前的小口袋随时都不会离开我的目光。这位小扒手打错了算盘，他看见我带着一付眼镜，穿着工作服，一付文质彬彬的样子，以为我是个没有社会经验的知识份子，所以才把手伸到我的裤口袋里，以为可以捞到一把，不料被我发现。

龟元寺最著名的要算那神态相貌各异的五百罗汉，这五百个栩栩如生、有真人大小的罗汉，系清光绪年间黄陂泥塑艺人王氏父子所塑制，五百罗汉的形象是以南岳衡山祝圣寺五百罗汉石刻拓本为依据，提炼创造而成。

王氏父子先塑制泥胎，然后在泥胎表面用葛布生漆沾巾套塑，这称之为漆布空塑，然后再饰以金粉、油彩。这种漆布空塑可以防潮湿、防虫蛀，历久弥新，塑成之后，虽经历几次洪水浸泡，然而水退之后，略加清洗便依旧完好如初。

据当地民间传说，进入罗汉堂后，你想推算自己的命运，就从你身边的这个罗汉数起，数到你今年的年龄那个数字时的那个罗汉，他的名称、形象和寓意，就代表了你这个人的形象性格和命运。这种推算命运的方法实在有点荒谬，这种方法随机的可能性太大，而且你每次数的结果都会不一样，豈非你每次的命运都各不相同？

由于参观的人太多，我们参观完五百罗汉，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多钟，还要回到河南人那里拿巢础和蜂药，小朱说：回去吧！其余部份以后人少点的时候再来参观也不迟。因怕赶不上回华中工学院的公交车，我也只好作罢，和小朱一起乘公交车到汉口火车站。到河南人住的旅馆取了寄存的物品后，就从汉口火车站坐火车回到武昌火车站(比乘公交车要快一些)，然后转乘公交车回到蜂场。

在喻家山下放蜂的这段时间，每天下午常和华中工学院的教工们一起到附近的东湖去游泳，那时的东湖尚未污染，水质还比较清澈，很适合游泳。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和小朱、小骆一起商量怎么过端午节，那时虽每人已收入了三四十块钱但除去购买蜂具和生活费用之后，每人都已所剩无几了，鉴于以前的教训，剩下的这点钱在有新收入之前，是不敢再动用了，为节省开支，我说：要不晚上我拿丝网到东湖去碰碰运气，如果能网上几条鱼，那么过端午节的菜不就有了吗？他们一听连忙说：好！吃完晚飯就去。我说：不行，去早了被人家看到不好，只能半夜十二点之后再去，那时才不会碰到人。

到晚上十二点之后，周围教工宿舍房间里的灯光都已熄灭，我和小朱带着丝网和一个铁桶来到平日我们游泳的东湖岸边，小朱在岸上放网，我拉着丝网向湖中心方向游去，放完一条网，我还要一边游回来一边把丝网放成弯弯曲曲的形状(这样才容易使鱼被网挂上)。我们放了三条丝网后，我游上岸和小朱一起坐在岸边供游人休息的木靠椅上一也休息、一边等待，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开始收网，手上感觉到网上有鱼在挣扎，心想今晚这趟肯定不会白跑了，网收上来后，三条网上都有鱼，结果一共收了十几斤鱼都是一两斤重的鲢子鱼、草鱼和半斤左右的鲫鱼，我们拿回帐篷，小骆马上起来把鱼破好，留了三四斤明天端午节吃，其余的都用盐醃起来放到空蜂箱里保存，以后慢慢享用。

六月中旬接到正仁的来信告知：他的一个同事小梁，现在是华中工学院电机系的工农兵学员，他会到蜂场来找我，小梁我以前就认识，是汉寿人，他对正仁和我都很好。一个星期天上午，小梁找到我往的帐篷里来，我问他上课听不听得懂(小梁以前就是个初中生，后来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当工人，去年被推荐到华中工学院电机系当工农兵学员)？他说：不光他上课听不懂，其他工农兵学员也都听不懂。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取消高考由组织推荐上大学的那些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关系被“推荐”到大学去镀了两三年金的工农兵，这批人在大学大部份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仅仅是混到一个文凭而己，这些人毕业后都成了中共当局倚重的接班人，这些不学无术，然而阶级斗爭有术的工农兵学员，在后来借着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东风，却先后进入了中共当局的各级领导阶层，有的甚至还进入了核心领导层，这些身居要职的前工农兵学员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是不言而喻的。
我问他认不认识电机系的周泰康教授？他是我们原房东的长子。小梁说：认识，他还教过我们的课。我问他：知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知道。我要小梁带我去拜访周教授，小梁帶我到电机系的教工宿舍区，周泰康住在一所平房里，我们一进门小梁就对周教授说：周教授，我跟你带一位老邻居来了，周教授一脸的茫然呆呆地望着我，我按照以前在青石井一号时的称呼叫了一声：大哥哥！我是陈家的老四呀！他突然才想起，连忙说：二十几年不见啦！你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到现在我已经认不出来了。他连忙请我们坐下喝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周教授一身兰中山装，虽然只有五十多岁，但头发已经花白，他的脸上已留下纪录了他滄桑岁月的皱纹，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我很难把眼前的周教授与1950年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的那位“大哥哥”联系到一起。

我知道以他家资本家兼地主的家庭出身和留学“美帝国主义”的个人经历，他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之中一定也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谈话只涉及各自家庭成员的近况，他大概也听说了我的遭遇，可能是怕触及我的痛处；也可能是怕受牵连，所以只字不提我们兄弟的事。我告诉他我从长沙作为知青下放农村，现在以养蜂为生。他说他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是知青下放到湖北农村。

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便起身告辞了，在那个时代，我们兄弟是被许多人视为“不可接触的人”，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和知识份子更是如此。他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更怕受牽连。

我们在渝家山下的瓜菜花场地，后来每人又抽了三四十斤蜂蜜出来，仍然是以一元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附近华中工学院的教职工。之所以要抽糖出来，主要是为转到下一个蜜源场地筹集运费和生活费。下一个场地是准备到嘉鱼县的簰洲采芝麻、棉花，这是今年有稳定可靠收入的主要蜜源。

［註：１］：蜂螨是蜜蜂身上的一种寄生虫，分大蜂螨和小蜂螨两种，小蜂螨主要危害蜜蜂的幼虫和幼蜂，犬蜂蝠主要危害成年蜜蜂。如不及时防治，螨害严重时常可导致整个蜂群的覆灭。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青山一带虽然也是瓜菜种植区，但三百几十箱蜂放在一起也不行，我和小朱、小骆一商量，他们提议搬到喻家山下华中工学院去，那里是武昌集中的瓜菜种植区蜜源丰富，而且去的蜂场不多，我说好是好，没有钱怎么搬过去？小骆说他去找和他一起养蜂的周应龙的姐姐幫忙，他姐夫在长江航运公司车队开汽车，请他明天晚上下班后，找借口把车开出来，幫我们把蜂拖到华中工学院的瓜菜花场地去。

第二天上午小骆就从青山码头乘轮渡过江，到汉口周应龙姐姐家去。周应龙也是湖北洪湖人，是老三届的高中生，与小骆合伙养蜂，因听说下半年要恢复高考，他姐姐要他暂时把蜂交给小骆一个人养，要他留在她家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

这天傍晚我和小朱吃完晚饭、关好巢门，还不到八点，小骆就带着周应龙姐夫的解放牌货车来到了青山我们放蜂的地方，装好车之后，大约只有三四十分钟，就拉到了华中工学院的瓜菜花场地，由于天气热三个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受不了，我就在帐篷附近两棵大树之间拉了一根绳索把被单拆下来放在绳索上摊开把被单的四角用绳索拉开固定在地上就成了一个简易帐蓬，我在被绳索拉开的被单下垫了两排空蜂箱上面垫上棉絮和草蓆，就成了床铺，然后挂上蚊帐，这就是我的住所。

晴天还好，两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几乎完全幫我挡住了太阳的炙烤，下小雨还好，一遇到下大雨，特别是夜晚下大雨就难以承受，因为被单的布很薄外面下大雨，帐篷里面就下小雨，白天还可以躲到附近教工宿舍的屋檐下，可是到夜晚下大雨就无可逃遁，只能捲缩在帐篷的一个雨漏得较小的地方，无法入睡，早上起来被子、垫被均已湿透，只好把水拧干挂在绳索上晒干，幸好是夏天连续阴雨的天气很少，否则的话只好到教工宿舍的屋檐下去“寄宿”了。

六月份正是这里的瓜菜花的旺季，进的粉、蜜够蜂群繁殖而略有节余，由于我们进瓜菜花场地后，都已几乎身无分文，所以只好买一点豆腐乳煮稀饭吃，因为吃稀飯不需要多少莱，有一两块豆腐乳三个人就可以应付一顿飯。

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没有等蜂箱里蜜进满，我们每人就迫不及待地抽了三四十斤蜂蜜出来。由于我们放蜂的地方靠近华中工学院的教工宿舍区，教工们工资通常都比普通工人要高，而且他们因有知识知道蜂蜜的营养价值，“文革”期间又物资匮乏，所以我们还在摇蜜的时候，就有人拿着各种容器来买蜜糖，我们以每斤一元的价格出售蜂蜜，比供销社的收购价格每斤高一两角钱，通常我们上午取完蜂蜜到下午就卖完了，我们每人有了三四十元的收入生活条件大为改观，终于不用每天靠豆腐乳下稀飯度日了。
那时喻家山一带还是比较偏僻的地方，我想到汉口去玩一下，顺便把这两年取的蜂腊去换一些巢础供蜂群造脾用，还要去买一些治蜂螨[註：1]的药剂，小朱、小骆以前常在武汉市郊采瓜菜花，对武汉三镇都很熟悉。

那天我们留小骆在“家”守场，小朱带我去汉口，由于卖巢础、卖蜂药，收蜂蜡換巢础的河南人都住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所以我们先乘公交车到武昌火车站，花三角钱坐火车到汉口，一下车出站后，发现汉口火车站还是当年满清政府修建京汉铁路时修建的欧式建筑，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几乎没有一点变化。

我们找到河南人住的旅館，把蜂蜡換了几十张巢础，又买了些蜂药，一起寄放在河南人那里。从河南人住的旅館出来我问小朱：附近有没有大一点的新华书店？他说有，他把我带到距火车站不远的一家大新华书店，那时的新华书店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就只有一点工农业生产方面的纯技术性的书，我在农技栏目中找到了一本新出版的《养蜂于册》，这是一本全面详细介绍养蜂方面各种知识的书籍，我如获至宝，连忙买了一本。

中午小朱带我到中山六路的“武汉热干面館”去品尝据说是武汉最好的热干面。由于名气大，我们到这家热干面馆时，门前已排满了好几十位慕名前来品尝热干面的食客，这里的热干面尽管是名牌，但那时当局不管你名牌不名牌，统一规定热干面都是一角五分钱一碗，贵倒是不贵，味道也不错。热干面有点类似于其他地方的凉面，其佐料主要是：大蒜泥、葱花、榨菜末、油炸花生米(或油炸黄豆)、醋、酱油、辣醤、味精和芝麻醤，这些都与涼面类似，只是热干面是把面条煮到刚熟还有嚼头时捞到碗里趁热就拌上上列佐料；而凉面是把面煮到刚熟时捞起来摊凉之后再拌上上列佐料，所以凉面通常仅适合夏天食用，而热干面却一年四季都可食用。

武汉乃至于湖北菜的味道确实不怎么样，不仅不能与川菜、粵菜相题并论，就是与邻近的湘菜相比也稍遜一筹。但武汉的大众小吃不仅价亷物美；而且即使与全国相比也堪称一流，诸如：桂花汤园、糯米包油条、米粑粑、武汉豆皮、热干面、(中脆边软)的葱油粑粑，大油条……等等。桂花汤园，内包加了糖渍桂花的黑芝麻粉和白糖吃起来软糯香甜，与闻名遐迩的宁波黑芝麻汤园相比更多了一种桂花的芳香；糯米包油条是把蒸熟的糯米飯摊在一块干淨的湿毛巾上先撒一层白糖，再把一根刚炸好的大油条折断放在糯米饭上，用糯米饭把油条包上，再用湿毛巾拧紧，就成了，吃起来香甜脆软糯，妙不可言；米粑粑，是把磨好的湿米漿略微发酵之后，用一勺舀到一个中间有一个十厘米左右的凹氹的平锅上，用勺把米浆摊成一个个的楕园形，在凹氹里加上水，盖上锅盖，在灶里用铇木花烧一把大火，闷上两三分钟，再揭开锅盖，此时米粑粑底部已经焦黄发脆，表面还像发糕一样洁白松软，然后用小平铲将楕园形的米粑粑对折一下，装盘供食客享用，吃起来香脆松软，那种米漿发酵后自然产生的酸甜味，更是人工制作的酸甜料无法比擬的；武汉豆皮更是武汉小吃中的一绝，先把绿豆湿磨成的绿豆漿舀到一口大锅里用一个用大河蚌壳制作的工具把绿豆浆均勻地摊到锅面上形成一层薄绿豆煎饼再把鸡蛋打在绿豆煎饼上用河蚌壳把鸡蛋调匀并均匀地摊到绿豆薄煎饼上，暂停火，此时把煮熟的糯米饭放在绿豆煎饼上摊成一个矩形，然后再在糯米飯上撒上葱花、榨菜末、肉末、香菇丁(高档的要撒上火腿丁、金钩丁)，然后再把矩形糯米四边的绿豆薄饼向内把矩形糯米飯包起来，再淋上少许油把两面煎黄，再用小平口锅铲，切成四方小块装盘就成了色泽金黄、香鲜、脆糯的武汉豆皮；葱油粑粑是用磨得很粗的米浆加上盐和较多的葱花搅拌均匀之后，用小勺把米浆舀到一个中部凸起周边有两厘米多高边的园形炸瓢里，米浆从瓢的凸处往周边的低处流在周边形成一圈断面为三角形的米漿，在瓢的凸面上仅留下一薄层米漿，在油炸的过程中，凸处的米漿被炸脆而周围那一圈米浆厚的部份的表面虽也已炸成焦黄，但内部仍是软的，所以吃起来又脆又香又软别有风味；武汉的油条不仅又香又脆面且比其他地方的都要大，足有一尺多长，这也是其他地方的油条所不及的地方。

吃完热干面，小朱说：带你去街上的小吃店尝尝武汉的小吃。对于我这种好奇心极强的人来说，食所未食也被我视为人生一乐，当然满口答应。小朱把我带到一条小吃店比较集中的街道，问我：还想吃什么？我说：米粑粑、葱油粑粑、大油条和糯米包油条我以前在长沙早已领略过它们的滋味，就是桂花汤园和武汉豆皮还没有吃过，小朱说：那就每人来一份桂花汤园和武汉豆皮吧！他带我进到一家比较大的小吃店，说：这里的豆皮是汉口最有名的，我们在这里每人要了一份桂花汤园(一份五个，每份壹角钱)、一份豆皮(每份四块，一角伍分钱)，味道果然不错，只是豆皮不是那种放了火腿丁和金钩末的高档豆皮，而是那种仅放了点肉末的普通豆皮。在那个物资困难的时代，哪里找得到火腿和金钩？尽管如此那没有火腿和金钩的豆皮味道仍然香脆鲜美，让人回味无穷。

下午我要小朱带我到龟元寺一游，小朱说：“文革”以来龟元寺已关闭了多年，最近才对游人开放，恐怕人多得很，我说：难得来一回汉口，不去参观一下龟元寺豈不可惜？小朱说：只要你不怕挤，那就陪你去吧！龟元寺因要作为中共当局向“国际友人”展示中国大陆民众享有宗教自由的橱窗，和供东南亚佛教国家领导人前来朝拜的处所.而被列为军管保护单位，所以龟元寺内的建筑和佛像在“文革”的“破四旧”期间基本上未遭重大破坏，而且刚对公众开放不久的龟元寺当时还尚未被商业化，所以参观时除依次排队外，尚不须购买门票。

我们来到位于长江大桥下面，龟山脚下的龟元寺，那天又是星期天，只见寺内寺外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我们排了好久的队才进入寺内，寺里面人挤着人，几乎不能动弹，只能跟着缓慢移动的人流移着碎步慢慢前行。

此时我觉得有人的手已经伸进我的右侧裤子口袋，还那里摸索，我扭头朝右侧一看，看到我右后方一个流里流气的年轻小伙，正装着聚汇会神观看佛像的样子，下面却把于伸进了我的右侧裤子口袋，我知道这是个扒手，我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对他说：老弟，那里面是空的！只见他脸上一红，装着什么也没有听到的样子，他立即用尽力气从我身边挤开，另找“对象”去了。

那时由于“文革”百业不兴，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来源，有许多都只好沦为扒手。我知道这种人挤人的场合正是扒手们大显神通的好处所，所以进龟元寺之前，就把钱和粮票都放在正仁给我的那件兰劳动布工作服左胸前的小口袋里，不仅扣上了钮扣，还加了一个别针，也就是上了双保险，而且左胸前的小口袋随时都不会离开我的目光。这位小扒手打错了算盘，他看见我带着一付眼镜，穿着工作服，一付文质彬彬的样子，以为我是个没有社会经验的知识份子，所以才把手伸到我的裤口袋里，以为可以捞到一把，不料被我发现。

龟元寺最著名的要算那神态相貌各异的五百罗汉，这五百个栩栩如生、有真人大小的罗汉，系清光绪年间黄陂泥塑艺人王氏父子所塑制，五百罗汉的形象是以南岳衡山祝圣寺五百罗汉石刻拓本为依据，提炼创造而成。

王氏父子先塑制泥胎，然后在泥胎表面用葛布生漆沾巾套塑，这称之为漆布空塑，然后再饰以金粉、油彩。这种漆布空塑可以防潮湿、防虫蛀，历久弥新，塑成之后，虽经历几次洪水浸泡，然而水退之后，略加清洗便依旧完好如初。

据当地民间传说，进入罗汉堂后，你想推算自己的命运，就从你身边的这个罗汉数起，数到你今年的年龄那个数字时的那个罗汉，他的名称、形象和寓意，就代表了你这个人的形象性格和命运。这种推算命运的方法实在有点荒谬，这种方法随机的可能性太大，而且你每次数的结果都会不一样，豈非你每次的命运都各不相同？

由于参观的人太多，我们参观完五百罗汉，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多钟，还要回到河南人那里拿巢础和蜂药，小朱说：回去吧！其余部份以后人少点的时候再来参观也不迟。因怕赶不上回华中工学院的公交车，我也只好作罢，和小朱一起乘公交车到汉口火车站。到河南人住的旅馆取了寄存的物品后，就从汉口火车站坐火车回到武昌火车站(比乘公交车要快一些)，然后转乘公交车回到蜂场。

在喻家山下放蜂的这段时间，每天下午常和华中工学院的教工们一起到附近的东湖去游泳，那时的东湖尚未污染，水质还比较清澈，很适合游泳。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和小朱、小骆一起商量怎么过端午节，那时虽每人已收入了三四十块钱但除去购买蜂具和生活费用之后，每人都已所剩无几了，鉴于以前的教训，剩下的这点钱在有新收入之前，是不敢再动用了，为节省开支，我说：要不晚上我拿丝网到东湖去碰碰运气，如果能网上几条鱼，那么过端午节的菜不就有了吗？他们一听连忙说：好！吃完晚飯就去。我说：不行，去早了被人家看到不好，只能半夜十二点之后再去，那时才不会碰到人。

到晚上十二点之后，周围教工宿舍房间里的灯光都已熄灭，我和小朱带着丝网和一个铁桶来到平日我们游泳的东湖岸边，小朱在岸上放网，我拉着丝网向湖中心方向游去，放完一条网，我还要一边游回来一边把丝网放成弯弯曲曲的形状(这样才容易使鱼被网挂上)。我们放了三条丝网后，我游上岸和小朱一起坐在岸边供游人休息的木靠椅上一也休息、一边等待，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开始收网，手上感觉到网上有鱼在挣扎，心想今晚这趟肯定不会白跑了，网收上来后，三条网上都有鱼，结果一共收了十几斤鱼都是一两斤重的鲢子鱼、草鱼和半斤左右的鲫鱼，我们拿回帐篷，小骆马上起来把鱼破好，留了三四斤明天端午节吃，其余的都用盐醃起来放到空蜂箱里保存，以后慢慢享用。

六月中旬接到正仁的来信告知：他的一个同事小梁，现在是华中工学院电机系的工农兵学员，他会到蜂场来找我，小梁我以前就认识，是汉寿人，他对正仁和我都很好。一个星期天上午，小梁找到我往的帐篷里来，我问他上课听不听得懂(小梁以前就是个初中生，后来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当工人，去年被推荐到华中工学院电机系当工农兵学员)？他说：不光他上课听不懂，其他工农兵学员也都听不懂。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取消高考由组织推荐上大学的那些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关系被“推荐”到大学去镀了两三年金的工农兵，这批人在大学大部份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仅仅是混到一个文凭而己，这些人毕业后都成了中共当局倚重的接班人，这些不学无术，然而阶级斗爭有术的工农兵学员，在后来借着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东风，却先后进入了中共当局的各级领导阶层，有的甚至还进入了核心领导层，这些身居要职的前工农兵学员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是不言而喻的。
我问他认不认识电机系的周泰康教授？他是我们原房东的长子。小梁说：认识，他还教过我们的课。我问他：知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知道。我要小梁带我去拜访周教授，小梁帶我到电机系的教工宿舍区，周泰康住在一所平房里，我们一进门小梁就对周教授说：周教授，我跟你带一位老邻居来了，周教授一脸的茫然呆呆地望着我，我按照以前在青石井一号时的称呼叫了一声：大哥哥！我是陈家的老四呀！他突然才想起，连忙说：二十几年不见啦！你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到现在我已经认不出来了。他连忙请我们坐下喝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周教授一身兰中山装，虽然只有五十多岁，但头发已经花白，他的脸上已留下纪录了他滄桑岁月的皱纹，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我很难把眼前的周教授与1950年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的那位“大哥哥”联系到一起。

我知道以他家资本家兼地主的家庭出身和留学“美帝国主义”的个人经历，他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之中一定也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谈话只涉及各自家庭成员的近况，他大概也听说了我的遭遇，可能是怕触及我的痛处；也可能是怕受牵连，所以只字不提我们兄弟的事。我告诉他我从长沙作为知青下放农村，现在以养蜂为生。他说他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是知青下放到湖北农村。

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便起身告辞了，在那个时代，我们兄弟是被许多人视为“不可接触的人”，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和知识份子更是如此。他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更怕受牽连。

我们在渝家山下的瓜菜花场地，后来每人又抽了三四十斤蜂蜜出来，仍然是以一元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附近华中工学院的教职工。之所以要抽糖出来，主要是为转到下一个蜜源场地筹集运费和生活费。下一个场地是准备到嘉鱼县的簰洲采芝麻、棉花，这是今年有稳定可靠收入的主要蜜源。

［註：１］：蜂螨是蜜蜂身上的一种寄生虫，分大蜂螨和小蜂螨两种，小蜂螨主要危害蜜蜂的幼虫和幼蜂，犬蜂蝠主要危害成年蜜蜂。如不及时防治，螨害严重时常可导致整个蜂群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