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读卖新闻》发表了关于战后首相评价的网上民调结果：小泉以41%的得票仅次于得票44%的吉田茂，位居“伟大首相”的第二位，超越了田中角荣（36%）和中曾根康弘（30%）。笔者注意到，对小泉的评价，越接近谢幕，越呈长势：战后60周年之际公布的民调结果，位居第二位的还是田中角荣。
应该说，这确乎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情理之中的评价。日本学界在解读日本当代史时有一个说法，叫战后“两次崛起”，说的就是从美军轰炸后的瓦砾上崛起和从“泡沫经济”的废墟上崛起。作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十字路口”，两次都关涉设定什么样的国家战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重大主题。前者，“轻军备、重经济”的“吉田路线”让日本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换来长久的安全保障，经济上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战后复兴，并一路坐成了经济大国；后者，小泉力主“小政府、大社会”，打碎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拆分“巨无霸”国有机构邮政省，借与布什的私交，强化军事同盟，并以之为平台，把自卫队首次派到了海外战场，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梦寐以求的“普通国家”化进程，把“总保守化”的政治资源与面向21世纪的国家战略目标结结实实地“链接”到了一起。
前者，作为冷战时期的国家战略，其成功实施已然为战后60年日本和平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后者，作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在时间上刚刚进入过去时，后续效应尚待观察，“成功”与否，似乎还不到下价值判断的时候。但是，对于一个深刻改变了日本及其对外关系的政权，在它落下帷幕的时候，我们何妨回眸一望。这一望未必看得很远、很深，但求能看清它走过的足印，或许有助于理解小泉5年“光影交错”的改革和由此而生的21世纪日本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生态及其走向。
“总统型”首相的政治秘诀
日本前首相、自民党最大派系“森派”掌门人森喜朗曾有微词，说小泉有张“非自民脸”。意思是小泉完全无视自民党传统派阀政治的“打招呼”、“调整”、“平衡”等玩法，不按党内既定游戏规则出牌。其实，森喜朗此言差矣：高喊“把自民党砸个稀巴烂”而上台的小泉，其政治上的胜利根本就是“反党”的胜利，用被视为其“接班人”的安倍晋三的话说，小泉是自民党“创造性的破坏者”。
应当承认，在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小泉无疑是那种为数极少的具有“卡理斯玛”（Charismatic）的个人魅力型领导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其一头狮发、不苟言笑，给人以“酷”感的做派，更与其身上的一些迥异于传统日本政客的个人品质有关。譬如，说话干脆利落，绝少闪烁其词，拖泥带水；敢作敢当，勇于承担责任；思想开放，大胆任用女性官员；趣味脱俗，喜爱艺术，等等。假如在欧美社会，这些或许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但是在封闭、保守、有诸多长老社会遗留的日本政坛，说“风格清新”，实不为过。尽管作为政治家，小泉的所作所为确有“做秀”的嫌疑和成分，但这种“秀”，却不是一般政客能做得出来的，其背后也多少透出人的某种性情、胆识：如乘海上自卫队军舰视察北方四岛，雾霭茫茫的海上，一个手持望远镜的身影定格在周刊的封面；面对带伤参赛，终于胜出的大相扑名选手贵乃花的夺冠，即席发表“战胜伤痛，努力拼搏，令人感动”的动情而简短的发言；2002对平壤的闪电访问，听到朝方承认绑架日人事实的瞬间那僵硬的表情……历代首相中，少有如此与国民分享喜怒哀乐、“休戚与共”的政治人物，极大地缩小了政坛与市民社会的距离。
这也是被称为小泉政治成功秘诀之一的“剧场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说，小泉政权5年，正是这位酷爱歌剧、歌舞伎的政治家自编自演的一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活报剧。作为导演兼主演，其对镜头、台词、舞台效果和观众心理的把握，几乎无懈可击——小泉是日本公认最会利用电视媒体造势的政治“超级明星”
小泉赖以成功的另一个秘诀，是“首相支配”。所谓“首相支配”，原本是日本政治学者、政策研究大学副教授竹中治坚的一部著作的书名，说的是自细川护熙新党联立政权崩溃，自民党重新恢复执政以来，经过90年代中期开始的选举制度改革、政治资金规制及行政改革等历练，内阁首相的权力已今非昔比，大大强化，成了自民党再度做成长期政权的政治基础，并直接催生了日本政治新的生态环境。小泉正是利用这一点，对执政党议员和行政官僚，行使、发挥了此前历任首相连想都不敢想的统帅权和至高无上的影响、决策能力，做成了战后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朝权在手”的“首相支配”型长期政权。
众所周知，传统日本政治运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大政治决策往往由强大的官僚层主导，政治家，乃至首相甚至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即所谓“官僚支配”。作为日本社会心照不宣的“传统”，这种官僚主导型政治在“失落的十年”达到了极致：在内阁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的时期，一些省厅（相当于我国的部委）的日常工作和决策完全掌握在政务次官（相当于我国的副部长）的手中。这种首相、内阁“缺席”的政治运作方式的长期持续，一方面说明日本官僚系统的成熟、高效和“无害化”（实际上是“去政治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内阁权限的瓶颈化和国民对政府权威的饥渴状况。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日本在21世纪向“普通国家”的“转型”。事实上，日本许多政治家意识到这一点，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力求突破现状。中曾根就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要改革首相产生制度，向美国式“总统型”直选首相过渡。其根本用意，说穿了，就在于扩大首相的权限。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泉是战后日本第一位“总统型”首相。用索尼公司最高顾问出井伸之的话说，如果以前的首相是坐在“神舆”（祭祀时装有神牌位的轿子）上的“社长”的话，小泉就是美国大公司的“CEO”。并且，其5年执政，已经从制度层面为“后小泉”时代的首相也能成为像他一样的“威权首相”做了铺垫。可以想象，其后来者，包括安倍在内，尽管未必能重演其“剧场效应”及与之自动“链接”的民调支持率UP-DOWN程序，但没人怀疑，泡沫经济时期的“弱势首相”，将从永田町彻底绝迹。
如何评价小泉政经改革
政治上，小泉大胆导入众院议员选举的“小选举区”机制，在人事安排上首开不接受党内派阀推荐人选的“恶例”。仅此两项，便极大地打击了自民党内派阀系统，一些派阀已被摧毁（如“津岛派”（旧“桥本派”）），尚未被摧毁的，其势力也被大大削弱（如“森派”）。可以说，正是在小泉治下，日本政治才开始呈现从（自民）党内对立到政党间对立的“政党政治”的雏形。
利用“对决型”政治话语（如“改革还是不”），制造“对决型”政治议题（如“谁不改革谁下台”），来争取民意及对无党派层的策反、怀柔，是小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策略在打击对立势力时，其杀伤力是不言而喻的：对政治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虽然搞不清什么才是好的政策，但面对诸如“改革或者下台”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选择的时候，会出于本能为所谓“改革派”投票。但这种“对决型”话语政治的致命问题在于，它永远需要一个敌人，自民党、保守派、“邮政族”……但是，当它的对立面被打倒之后，后续议题的话语空间往往会受到挤压。譬如，“把自民党砸个稀巴烂”是国民耳熟能详的口号，但“砸个稀巴烂”之后，接下来该做什么，迄今未见下文。
对电视媒体和执政联盟公明党的过度依存是小泉政治的另一个特征。就前者来说，靠电视的巨大影响力来维持政治家的高人气指数，导致了自民党“利权构造”的瓦解，“族议员”势力也受到牵制。但其潜在的副作用也相当明显：对于小泉这种天生具有“明星”气质，且不乏驾驭镜头能力的首相来说，尚不可怕。但对于今后的首相来说，很难说不会被电视控制；就后者而言，自民党与公明党并非一种单纯的联立，而是呈现一种每一名自民党议员都或多或少地被公明党和创价学会势力渗透的不自然形态。事实上，被“改写”的恰恰是自民党。
行政体制改革是小泉力倡的“构造改革”的一环，旨在清算自民党“1955年体制”，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愿景。对于这个注定会触及社会既得利益层的改革，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桥本政权，曾有过浅尝辄止的尝试，但触动不大，“无疾而终”。而真正终结“1955年体制”的，无疑是小泉。他先后3次改组内阁，大力推进省厅改革、道路公团民营化改革、“三位一体”改革，并最终确定了重中之重的邮政民营化改革的方向。小泉5年，日本的政府规模从2001年的22个省厅减少到目前的12个；仅邮政改革一项，就一举削减了40万名政府雇员，“小政府”呼之欲出。
经济改革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构造改革”的华彩乐章。在日本战后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政权像小泉政府那样从政治上自觉弘扬，并始终如一地贯彻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倡导“没有构造改革，便没有成长”的小泉，上台伊始，就破例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竹中平藏拉进内阁，开民间人士入阁之先河。
从公共事业经费削减入手，到抑制新发国债额度、实施“金融再生计划”、为“主银行制”松绑……一直到邮政民营化改革，小泉5年半的改革被日本媒体形容为“光影交错”的岁月，其成效有目共睹：泡沫经济时期的巨额不良债券基本得到清理；股价从1.3973日元（2001年4月26日）上升到1.5634日元（2006年9月22日）；完全失业率从4.8%（2001年4月）下降为4.1%（2006年7月）；日本央行执行了6年的零利率政策终结，走出通缩已开始读秒……当日本的经济复苏持续了52个月之后，已经没人怀疑其下一轮的增长。
但改革的代价和副作用是沉重的：作为小泉改革的“负面遗产”，贫富差距问题，已然成为世人诟病的焦点，某种程度上，也在抵销着小泉改革的“正面遗产”。日本从“一亿中流”的平富天堂，到所谓“下流社会”（日本评论家三浦展的同名著作）的出现；从提倡“终身雇佣”，到“NEET族”（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激增……日本正在从“最成功的共产主义国家”（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沃尔特•穆斯伯格语）迅速演变为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连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最近都对其急剧拉大的基尼系数发出了预警。
尽管小泉嘴上说“从来不认为贫富差距是问题”，但无论是安倍内阁，还是最大在野党民主党，都已经将其作为最优先课题加以检讨，足见其对日本社会震荡之深远。
外交：小泉政权的“污点”
毋庸置疑，小泉外交问题多多，这也是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指责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向来主张就事论事，不因人废言、废行。
首先，对日本国民来说，小泉政权的对美外交，功莫大焉。作为日本战后最亲美的政府，小泉自始至终把日美关系定位为重中之重，支柱中的支柱。但就其发展日美关系的出发点而言，似乎与半个世纪前参与日美安保条约制定的前辈政治家有所不同。囿于历史原因，吉田茂时代的日本政治掌舵者，在此问题上的发言权、影响力极其有限，他们脑子里只有“主权换安保”的朴素战略主张。但小泉不同，作为泡沫经济后“转型期”日本的领导者，他对日本的经济大国和政治小国的畸形国家地位充满焦虑，由此产生了很强的使命感，意欲在21世纪实现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但由于历史问题上的沉重负担，小泉对如何完成这一国家战略却有些茫然。为此，小泉所能想到的最大资源就是日美同盟。
出于如此的战略和内心需要，小泉倾国力推进日美关系——有时甚至不惜借个人感情来促成、维系两国关系的“蜜月”——终于在谢幕前夕，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所谓日美“全球同盟”的“最高境界”。日本则在这棵大树的荫护下，不仅把陆海空自卫队派到了海外的沙场，进而将通过修改“和平宪法”而从法律上彻底摆脱战后的桎梏，成为可以坦然独步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普通国家”。毕竟，解铃还须系铃人——被美国强加的和平宪法，要动也绕不开与华盛顿的沟通、“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美同盟的强化，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其次，小泉四年前亲赴平壤，本想打开朝日邦交正常化大门，但面对金正日这样言而无信的政治无赖，小泉的主动姿态最终变成了一厢情愿。在解救朝鲜被绑架日人问题上，小泉遭遇了国内舆论的民意瓶颈，对朝外交很有点一筹莫展。现在，由于朝核危机日益深刻，日朝关系已从胶着走向冻结，但小泉直到最后都未曾放弃对话的努力。日本最近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标志着从“对话”向“压力”的政策转变。而完成这一转变的主要推手是对朝外交的强硬派安倍。
至于小泉在日中、日韩外交上的“污点”，最好还是交给历史和日本人民去审判吧。好在，大和民族似乎很少用完人标准来苛求政治家：因洛克希德事件而失足的田中角荣是不折不扣的“经济犯罪”分子，但依然不妨碍其成为战后最伟大的宰相之一。
历史证明，日本国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在战后重要历史关头推出的政治掌舵者绝少浪漫情怀，都是不折不扣、极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小泉，这个被称为“怪人”的独身男人，甚至好像并不贪恋权力，在功成名就、支持率居高不下之时全身而退，留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背影。回顾日本战后史，似乎还没有如此“退阵”的首相——在淡出权力视野的时候，却似乎为东山再起做好了一切准备。
联想到日前，小泉对国内新闻界透露其下野后安排时所说的“准备充电一年”、“将以国会议员的身份‘适度’支持新首相的工作”的话，笔者隐隐有种感觉：小泉不会真正选择离开。也许，此次“退阵”，并非真正谢幕，只是一个“幕间休息”而已。用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立花隆的话说：“后安倍”依然是小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