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面前自我缴械!

 


前言


卫子游《利他,利己,立德第一与道德及格主义》一文不仅充斥常识错误,而且是一篇学术上根源处错误、思想上导向性错误的文章。但大出我意料的是,卫文在自由派圈子里大获彩声,一些同道虽知其错却不知其所以错,只好单纯肤浅地采取“人身攻击”法,斥卫子游此文乃是为自已的投降犬奴行为辨护云云(如有网友曰:“不要因为自己曾经屈服了,就穷尽一生为该屈服找理论依据,还长篇累牍来点不伦不类的学术论证”。)


不论卫君行为如何,这种批判都是缺乏力度和深度的,倘无事实依据,便成人身攻击!同时,卫文首发刊《民主中国》在知识圈有一定影响,为免谬种流传,也有必要在理论上略予清算。



卫文曰:“道德,说到底不是人拿来约束自己的,而只是人与世界,与公众,与他人相处时必备的一个工具。”


这是卫文最大的错误,属于学术根源处的错误。任何事物都可以是、唯独道德不是工具也不能视为工具。把道德仅视为工具,视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规则,是作者不知道德源于人性的道理,不知利己利他皆为本能统摄于人之本性之中。关于这一点,多篇枭文论之已透,兹不赘。


德是形上形下、亦道亦器、体用合一、本末不遗的。“人类用来建构社会秩序的规则体系”仅仅是道德形下器用的部分。人性的、形上的、道体的部分,是道德更重要的部分,是本,不仅是个体之本,更是社会之本,是政治及法律之本。


可以说,世界无序化、生命无根化、存在原子化、一切商品化,这种种问题,归根结柢,都源于道德出了大问题。政治无道,必定黑暗;法律不德,沦为邪恶。法家的“法治”在一定层面(不涉及君主的时侯)应该是相当严肃的,但由于违仁悖礼不讲道德,其末流便成为恶法暴政。我们反对中共专制主义特权统治,不正因为它不仁不义不文明不道德吗?


关于道德,我在《道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中说过:道德二字,古今义蕴不同,原始意义的“道”、“德”是分开的,生命本性、宇宙本体、社会普适价值和自然普遍规律等等,皆为“道”,可称为最高的、终极的真理。人得之于天道的品性、符合于常道的言行则为德。 道德首先是“为己之学”,用来自律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根本,是关键。道德对儒家来说是一种职业需要,“要为政治生产道德产品”,但更是心灵需要、生命需要,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本,为生命建设道德栖居。



“把立德视为为人做事的根本,强调立德第一。”恰恰是一种最可贵的品质。把“民运内斗”归结为“这些民运前辈坚持立德第一,进而相互进行道德强制,求全责备”,又属矫乱之言。


“坚持立德第一”何错之有。“道德强制”其实是一种煽情的说法。在现代社会,倘无“自制”,道德连“弱制”力都没有,哪来的强制?况“道德强制求全责备”有违恕道,多数情况下恰是不道德的。“道德强制求全责备”是“进行”者的问题,非道德之罪也。


“导致民运内斗”的原因很多,民运人士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方面的欠缺,实为重要因素之一。君不见“衮衮诸公”,或缺乏主见,缺乏对主见对真理的坚持,或思想好走极端,立场随风摇摆,或婆婆妈妈鸡毛蒜皮,满腔仇恨睚眦必报,略有异见便成仇敌,或大言炎炎恶言滚滚谎言滔滔,或只擅意气之争,却无义理之勇,怯于公斗勇于私斗,或不懂中庸之道,没有容人之量。本来圈子就不大,还要圈里分圈,勇猛排斥,鹬蚌相争,内哄不断。还有,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缺乏内在的力量源泉,不是举而不坚,就是坚而不久…。


倘真的大伙纷纷“坚持立德第一”,上述种种毛病也就不存在了。这所以在不少民运人士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述种种毛病,正是道德修养不足。这方面“加强”都来不及,还来反对,岂非抱薪救火?


另外,道德有高低大小级别之分,有普通道德和圣贤道德、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之不同。卫文将它们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实属矫乱。作者在其文后有一段跟帖,尤为矫乱之至。他说:


恩格斯很高尚,只跟自己厂子里的女工玩点风流韵事。列宁很高尚,害梅毒而死。周恩来很高尚,自己的养女随老毛蹂躏,最后居然把养女处死。现在不是有他的内幕书籍出版了吗?


短短数语问题多多。对政治人物主要看政治道德,生活细节只能仅供参考(说明:“自己的养女随老毛蹂躏,最后居然把养女处死”,事关人命,不属细节。)恩格斯作为学者且不论,列宁周恩来的政治道德均与“高尚”无涉。但他们的“不高尚”与风流韵事无关,至少关系不大。还有感情问题、性欲发泄不当问题,很复杂,是否涉及道德,涉及什么层面的道德,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一样离不开利他精神,称利他为社会的精神支柱丝毫不为过。只不过,西方社会,民主自由,利己利他,一体圆融,利他精神已相当圆满完善地体现在社会制度和各种法律法规之中,已经不需要另外再特别地“刻意强调利他主义”了。


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无论宣传什么错误的学说偏颇的主义,社会危害都很有限。例如,关于孝德,西方国家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老有所养,儿女孝不孝,虽涉及老人情感满不满足、心灵幸不幸福等问题,但不象中国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儿女孝不孝,往往涉及老人生命能否维持的问题。在西方反孝,反不出大名堂,在中国反孝,问题就严重了!


“现代社会要靠利己主义主导”这种结论是极其荒唐和错误的。事实上利己主义并没有成为西方的主导伦理。西方社会普遍崇信基督教。基督教“爱人如己”的道德训条,所宣扬的泛爱一切人----不仅要爱亲友而且要爱敌人的道德说教,还有其宗教文化中强烈的奉献精神,都属于利他主义的表现。正如某网友指出的,将利己主义、反道德与自由主义等同起来,乃是对自由主义的亵渎!


又如锄奸队网友所指出:说到美国立国之本,只提1789宪法而不说“五月花”公约是相当危险的。五月花公约是标准的道德高调和清教伦理立国,那些移民全都过着典型共产主义公社的社员生活。从这个道德高标准(当然当时只对于自己的新教白人)出发的社会,才会有后来立宪一刻的理性和宽容。



卫文曰:“一个事实是,放眼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几乎所有刻意强调利他主义的国家和社会,若不是独裁国家,也是专制国家。汉武帝、毛泽东们霸占美女最多,也最喜欢奖励利他精神。”


这个问题我在《关于利他主义的思考》一文中谈到过。在历代政治实践中,专制主义确是喜欢扬利他主义之言而行利己主义之实。但是,现代人也可以发扬利他主义精神以推动社会走向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最伟大的公益事业,参与者是需要一点利他思想奉献精神的。


利他主义、集体主义与专制主义并非因果关系,不宜混为一谈。不过,利他主义作为一种比常人道德更加高尚的圣贤道德,由政府来“宣扬”,一则易流于伪,二则易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由极端利己的专制统治者来宣扬,更是如此。历史证明,专制政府宣扬的高调道德,往往都会走向反面,变成最不道德的东西!


所以,利他主义作为一种高道德,重在践履不在宣扬,只能律己不能“治人”,不能拿来作为一种公共要求,苛求于普通民众!在法治基础尚未夯实之前,政府应该致力于保障个人权利,这才是政府最大的善。对于特权阶级来说,尊重民意舆论,尊重普适价值,放弃特权还权于民,才是真正的利他。


卫文以“在著名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系统阐述了公益的基础是自私自利。” 为利己主义张目。但请注意,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私自利”并未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不要忽略亚当斯密的观点的前提:民主法治社会。只有在民主法治社会,个人受利益最大化冲动的导引,才会“去创造财富”而不是去追求权力掠夺财富。


在专制社会,创造的欲望往往受到压抑而掠夺的欲望、权力的欲望则受到鼓励。自私自利无法成为公益的基础。民主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益事业,在追求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利他和奉献精神的推动。


我曾指出不少反儒者有“三无”特征:不了解中华文化,不认识自心本性,无智也(这里的智,指的是儒家“智者不惑”的智,尽心尽性知命知天的智,不是一般的知识和智慧);视性恶为本然,视道德为工具,以仁义为虚妄,以“利已”为真理,无根也;由于生命无根,自身缺乏追求正义事业美好理想的持久内力,缺乏奉献利他的道德自觉,对别人更缺乏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无力也。


这“三无”特征,尤其是无根无力,在利己主义者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眼下中国,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高调宣扬利己主义,“命令”利他主义退居二线,等于在特权专制主义面前主动缴械(这里指出利己说的逻辑后果,幸勿视为人身攻击)。



卫文说:“提倡道德及格主义,才可让我们放松长期捆绑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道德绳索,让我们按自己意愿去追求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否定政治人物必须以立德为立身之本,才能去掉长期以来被加冕在统治者身上的虚假道德光环,还他们以平常人的本来面目。”


 当今中国,道德严重沙化,中国人头脑中缺乏的正是“道德绳索”,统治者手中只有权力实杖,哪有“道德光环”?虚假的也没有。“以立德为立身之本” 政治人物,纵有也是凤毛麟角。


说什么只要“提倡道德及格主义”,就可以“让我们按自己意愿去追求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就可以“请人权归位”,就可以让大家“格外注重自己的自立自强”、“格外注重对自身人权的保障”,纯属痴人说梦!


魏京生批得好: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对别人应该取法乎下,对自己应该取法乎上。楼上杜兄取法乎下(及格而已),能得乎个什么呢?给现在的道德低下找个借口罢了。


可不是吗,“提倡道德及格主义”,高调宣扬利己主义,除了“给现在的道德低下找个借口”,什么鸟用也没有-----不,有用,负作用。在专制社会中为建立自由社会而奋斗的人,必须具有某种“为生民立命”的“圣雄”人格(秦晖语)。“提倡道德及格主义”,只能让民主追求更加缺乏内力。



关于君子小人,卫文中唯独这句“不要轻易把道德上与自己选择有所不同的人贬斥为小人。”说对了。


例如,有些人小节不谨,比如生性风流如恩格斯,“跟自己厂子里的女工玩点风流韵事”,当然不能因此一事就把他贬斥为小人;又如,有人“入则不孝,出则不悌,不谨又不信,泛恨众,而远仁,行有余力,则以学赌”,可以骂这种人畜生,但对骂这种人畜生的文章作者,则不宜骂“既是小人,又是畜生”的,最多只能说,这家伙脾气真大,不懂礼貌,如此而已。


作者此外所言全不当理。什么“君子小人的两分法,对于君子而言,是荣誉称号,对于所谓的小人而言,却是道德歧视。”比如武林中人强奸抢劫杀人放火,文坛中人信口撒谎到处造谣,特别是现代政治要人坚持专制仗权欺人,皆属大德有节,给以“道德歧视”,岂非理所当然?


尽管效果有限,道德谴责乃是专制国度里民间社会“维护”公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一道防线崩溃,世人香臭不分黑白混淆了,对不道悖德的行为不是进行“歧视”谴责而是羡慕喝彩,那这个社会的堕落程度就极其严重了。


至于“君子小人的两分法”有违平等之说,我在《客气渐消真气盛,棒敲狮吼不容情!》就已予以批驳:君子小人是一种道德高低的事实陈述,与平不平等无关。民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抹杀不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差距。古代臣民社会有君子小人之别,现代公民社会也有小人君子之异。君子小人是道德优劣的事实区分而不是“把人按道德区分了等级”。



本文从头到尾没有几句站得住的,真乃一团茅草乱蓬蓬也,懒得一一疏理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文结尾,录此共赏:


一个声称只管大义不计小利的人,一个声称从来不计较几元钱得失的人,他的日常生活难道天天都由佣人代劳?或者每天都是数以万计的收支?或者每次买一个五美元汉堡包被商家收去六美元也从不打心上过一过?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无一例外地必须依靠各种商品维持日常生计。只有懂得日常生计难易的人,才会把他人的生计放在心上。声称只顾大义不计小利者是很难让人相信其是诚实的。有理由认为,这种人一旦执掌政权,不会把细民的一元钱两元钱的利益搁在心上。因为如果他搁在心上了,就等于是在纡尊降贵,就等于是内外两张皮,做人不诚实。如果不放在心上,又凭什么让选民相信他?所以,奉劝那些只顾着大义的自由派人士,为未来的选票计,最好改掉这个习气。


我当时对卫文不愿置评,主要是先看了这段结尾。一个人能从“不计较几元钱得失”的习性和细节中得出“做人不诚实”、“这种人一旦执掌政权,不会把细民的一元钱两元钱的利益搁在心上”等重大结论的人,其文章还值得认真读、仔细批吗?


世间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来不计较几元钱得失”的,那不是“每天都是数以万计的收支”,更不是道德高尚,而是不值得。但不计较,不等于故意弄错,而是错就错了,懒得斤斤计较太费心。而且“买一个五美元汉堡包被商家收去六美元”的情况毕竟不多见。遇见了,要回来可,不要也可。


不计较个人几元钱得失与做人诚不诚实不搭界,与会不会“把他人的生计放在心上”更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把生活细节、个人性格小问题无限上纲为道德问题,继而上升为政治道德问题,其实属于作者智力问题。


如有人真能“把细民的一元钱两元钱的利益搁在心上”,那是何等了不起的政治家,正是“大义”所在呀。我敢肯定,那样“苍生忧乐心头系”的政治家,绝不可能从那种一味“计较自己几元钱得失”的庸俗猥琐到极点的人中产生!


2007-4-6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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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面前自我缴械!

 


前言


卫子游《利他,利己,立德第一与道德及格主义》一文不仅充斥常识错误,而且是一篇学术上根源处错误、思想上导向性错误的文章。但大出我意料的是,卫文在自由派圈子里大获彩声,一些同道虽知其错却不知其所以错,只好单纯肤浅地采取“人身攻击”法,斥卫子游此文乃是为自已的投降犬奴行为辨护云云(如有网友曰:“不要因为自己曾经屈服了,就穷尽一生为该屈服找理论依据,还长篇累牍来点不伦不类的学术论证”。)


不论卫君行为如何,这种批判都是缺乏力度和深度的,倘无事实依据,便成人身攻击!同时,卫文首发刊《民主中国》在知识圈有一定影响,为免谬种流传,也有必要在理论上略予清算。



卫文曰:“道德,说到底不是人拿来约束自己的,而只是人与世界,与公众,与他人相处时必备的一个工具。”


这是卫文最大的错误,属于学术根源处的错误。任何事物都可以是、唯独道德不是工具也不能视为工具。把道德仅视为工具,视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规则,是作者不知道德源于人性的道理,不知利己利他皆为本能统摄于人之本性之中。关于这一点,多篇枭文论之已透,兹不赘。


德是形上形下、亦道亦器、体用合一、本末不遗的。“人类用来建构社会秩序的规则体系”仅仅是道德形下器用的部分。人性的、形上的、道体的部分,是道德更重要的部分,是本,不仅是个体之本,更是社会之本,是政治及法律之本。


可以说,世界无序化、生命无根化、存在原子化、一切商品化,这种种问题,归根结柢,都源于道德出了大问题。政治无道,必定黑暗;法律不德,沦为邪恶。法家的“法治”在一定层面(不涉及君主的时侯)应该是相当严肃的,但由于违仁悖礼不讲道德,其末流便成为恶法暴政。我们反对中共专制主义特权统治,不正因为它不仁不义不文明不道德吗?


关于道德,我在《道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中说过:道德二字,古今义蕴不同,原始意义的“道”、“德”是分开的,生命本性、宇宙本体、社会普适价值和自然普遍规律等等,皆为“道”,可称为最高的、终极的真理。人得之于天道的品性、符合于常道的言行则为德。 道德首先是“为己之学”,用来自律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根本,是关键。道德对儒家来说是一种职业需要,“要为政治生产道德产品”,但更是心灵需要、生命需要,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本,为生命建设道德栖居。



“把立德视为为人做事的根本,强调立德第一。”恰恰是一种最可贵的品质。把“民运内斗”归结为“这些民运前辈坚持立德第一,进而相互进行道德强制,求全责备”,又属矫乱之言。


“坚持立德第一”何错之有。“道德强制”其实是一种煽情的说法。在现代社会,倘无“自制”,道德连“弱制”力都没有,哪来的强制?况“道德强制求全责备”有违恕道,多数情况下恰是不道德的。“道德强制求全责备”是“进行”者的问题,非道德之罪也。


“导致民运内斗”的原因很多,民运人士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方面的欠缺,实为重要因素之一。君不见“衮衮诸公”,或缺乏主见,缺乏对主见对真理的坚持,或思想好走极端,立场随风摇摆,或婆婆妈妈鸡毛蒜皮,满腔仇恨睚眦必报,略有异见便成仇敌,或大言炎炎恶言滚滚谎言滔滔,或只擅意气之争,却无义理之勇,怯于公斗勇于私斗,或不懂中庸之道,没有容人之量。本来圈子就不大,还要圈里分圈,勇猛排斥,鹬蚌相争,内哄不断。还有,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缺乏内在的力量源泉,不是举而不坚,就是坚而不久…。


倘真的大伙纷纷“坚持立德第一”,上述种种毛病也就不存在了。这所以在不少民运人士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述种种毛病,正是道德修养不足。这方面“加强”都来不及,还来反对,岂非抱薪救火?


另外,道德有高低大小级别之分,有普通道德和圣贤道德、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之不同。卫文将它们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实属矫乱。作者在其文后有一段跟帖,尤为矫乱之至。他说:


恩格斯很高尚,只跟自己厂子里的女工玩点风流韵事。列宁很高尚,害梅毒而死。周恩来很高尚,自己的养女随老毛蹂躏,最后居然把养女处死。现在不是有他的内幕书籍出版了吗?


短短数语问题多多。对政治人物主要看政治道德,生活细节只能仅供参考(说明:“自己的养女随老毛蹂躏,最后居然把养女处死”,事关人命,不属细节。)恩格斯作为学者且不论,列宁周恩来的政治道德均与“高尚”无涉。但他们的“不高尚”与风流韵事无关,至少关系不大。还有感情问题、性欲发泄不当问题,很复杂,是否涉及道德,涉及什么层面的道德,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一样离不开利他精神,称利他为社会的精神支柱丝毫不为过。只不过,西方社会,民主自由,利己利他,一体圆融,利他精神已相当圆满完善地体现在社会制度和各种法律法规之中,已经不需要另外再特别地“刻意强调利他主义”了。


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无论宣传什么错误的学说偏颇的主义,社会危害都很有限。例如,关于孝德,西方国家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老有所养,儿女孝不孝,虽涉及老人情感满不满足、心灵幸不幸福等问题,但不象中国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儿女孝不孝,往往涉及老人生命能否维持的问题。在西方反孝,反不出大名堂,在中国反孝,问题就严重了!


“现代社会要靠利己主义主导”这种结论是极其荒唐和错误的。事实上利己主义并没有成为西方的主导伦理。西方社会普遍崇信基督教。基督教“爱人如己”的道德训条,所宣扬的泛爱一切人----不仅要爱亲友而且要爱敌人的道德说教,还有其宗教文化中强烈的奉献精神,都属于利他主义的表现。正如某网友指出的,将利己主义、反道德与自由主义等同起来,乃是对自由主义的亵渎!


又如锄奸队网友所指出:说到美国立国之本,只提1789宪法而不说“五月花”公约是相当危险的。五月花公约是标准的道德高调和清教伦理立国,那些移民全都过着典型共产主义公社的社员生活。从这个道德高标准(当然当时只对于自己的新教白人)出发的社会,才会有后来立宪一刻的理性和宽容。



卫文曰:“一个事实是,放眼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几乎所有刻意强调利他主义的国家和社会,若不是独裁国家,也是专制国家。汉武帝、毛泽东们霸占美女最多,也最喜欢奖励利他精神。”


这个问题我在《关于利他主义的思考》一文中谈到过。在历代政治实践中,专制主义确是喜欢扬利他主义之言而行利己主义之实。但是,现代人也可以发扬利他主义精神以推动社会走向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最伟大的公益事业,参与者是需要一点利他思想奉献精神的。


利他主义、集体主义与专制主义并非因果关系,不宜混为一谈。不过,利他主义作为一种比常人道德更加高尚的圣贤道德,由政府来“宣扬”,一则易流于伪,二则易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由极端利己的专制统治者来宣扬,更是如此。历史证明,专制政府宣扬的高调道德,往往都会走向反面,变成最不道德的东西!


所以,利他主义作为一种高道德,重在践履不在宣扬,只能律己不能“治人”,不能拿来作为一种公共要求,苛求于普通民众!在法治基础尚未夯实之前,政府应该致力于保障个人权利,这才是政府最大的善。对于特权阶级来说,尊重民意舆论,尊重普适价值,放弃特权还权于民,才是真正的利他。


卫文以“在著名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系统阐述了公益的基础是自私自利。” 为利己主义张目。但请注意,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私自利”并未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不要忽略亚当斯密的观点的前提:民主法治社会。只有在民主法治社会,个人受利益最大化冲动的导引,才会“去创造财富”而不是去追求权力掠夺财富。


在专制社会,创造的欲望往往受到压抑而掠夺的欲望、权力的欲望则受到鼓励。自私自利无法成为公益的基础。民主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益事业,在追求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利他和奉献精神的推动。


我曾指出不少反儒者有“三无”特征:不了解中华文化,不认识自心本性,无智也(这里的智,指的是儒家“智者不惑”的智,尽心尽性知命知天的智,不是一般的知识和智慧);视性恶为本然,视道德为工具,以仁义为虚妄,以“利已”为真理,无根也;由于生命无根,自身缺乏追求正义事业美好理想的持久内力,缺乏奉献利他的道德自觉,对别人更缺乏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无力也。


这“三无”特征,尤其是无根无力,在利己主义者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眼下中国,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高调宣扬利己主义,“命令”利他主义退居二线,等于在特权专制主义面前主动缴械(这里指出利己说的逻辑后果,幸勿视为人身攻击)。



卫文说:“提倡道德及格主义,才可让我们放松长期捆绑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道德绳索,让我们按自己意愿去追求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否定政治人物必须以立德为立身之本,才能去掉长期以来被加冕在统治者身上的虚假道德光环,还他们以平常人的本来面目。”


 当今中国,道德严重沙化,中国人头脑中缺乏的正是“道德绳索”,统治者手中只有权力实杖,哪有“道德光环”?虚假的也没有。“以立德为立身之本” 政治人物,纵有也是凤毛麟角。


说什么只要“提倡道德及格主义”,就可以“让我们按自己意愿去追求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就可以“请人权归位”,就可以让大家“格外注重自己的自立自强”、“格外注重对自身人权的保障”,纯属痴人说梦!


魏京生批得好: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对别人应该取法乎下,对自己应该取法乎上。楼上杜兄取法乎下(及格而已),能得乎个什么呢?给现在的道德低下找个借口罢了。


可不是吗,“提倡道德及格主义”,高调宣扬利己主义,除了“给现在的道德低下找个借口”,什么鸟用也没有-----不,有用,负作用。在专制社会中为建立自由社会而奋斗的人,必须具有某种“为生民立命”的“圣雄”人格(秦晖语)。“提倡道德及格主义”,只能让民主追求更加缺乏内力。



关于君子小人,卫文中唯独这句“不要轻易把道德上与自己选择有所不同的人贬斥为小人。”说对了。


例如,有些人小节不谨,比如生性风流如恩格斯,“跟自己厂子里的女工玩点风流韵事”,当然不能因此一事就把他贬斥为小人;又如,有人“入则不孝,出则不悌,不谨又不信,泛恨众,而远仁,行有余力,则以学赌”,可以骂这种人畜生,但对骂这种人畜生的文章作者,则不宜骂“既是小人,又是畜生”的,最多只能说,这家伙脾气真大,不懂礼貌,如此而已。


作者此外所言全不当理。什么“君子小人的两分法,对于君子而言,是荣誉称号,对于所谓的小人而言,却是道德歧视。”比如武林中人强奸抢劫杀人放火,文坛中人信口撒谎到处造谣,特别是现代政治要人坚持专制仗权欺人,皆属大德有节,给以“道德歧视”,岂非理所当然?


尽管效果有限,道德谴责乃是专制国度里民间社会“维护”公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一道防线崩溃,世人香臭不分黑白混淆了,对不道悖德的行为不是进行“歧视”谴责而是羡慕喝彩,那这个社会的堕落程度就极其严重了。


至于“君子小人的两分法”有违平等之说,我在《客气渐消真气盛,棒敲狮吼不容情!》就已予以批驳:君子小人是一种道德高低的事实陈述,与平不平等无关。民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抹杀不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差距。古代臣民社会有君子小人之别,现代公民社会也有小人君子之异。君子小人是道德优劣的事实区分而不是“把人按道德区分了等级”。



本文从头到尾没有几句站得住的,真乃一团茅草乱蓬蓬也,懒得一一疏理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文结尾,录此共赏:


一个声称只管大义不计小利的人,一个声称从来不计较几元钱得失的人,他的日常生活难道天天都由佣人代劳?或者每天都是数以万计的收支?或者每次买一个五美元汉堡包被商家收去六美元也从不打心上过一过?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无一例外地必须依靠各种商品维持日常生计。只有懂得日常生计难易的人,才会把他人的生计放在心上。声称只顾大义不计小利者是很难让人相信其是诚实的。有理由认为,这种人一旦执掌政权,不会把细民的一元钱两元钱的利益搁在心上。因为如果他搁在心上了,就等于是在纡尊降贵,就等于是内外两张皮,做人不诚实。如果不放在心上,又凭什么让选民相信他?所以,奉劝那些只顾着大义的自由派人士,为未来的选票计,最好改掉这个习气。


我当时对卫文不愿置评,主要是先看了这段结尾。一个人能从“不计较几元钱得失”的习性和细节中得出“做人不诚实”、“这种人一旦执掌政权,不会把细民的一元钱两元钱的利益搁在心上”等重大结论的人,其文章还值得认真读、仔细批吗?


世间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来不计较几元钱得失”的,那不是“每天都是数以万计的收支”,更不是道德高尚,而是不值得。但不计较,不等于故意弄错,而是错就错了,懒得斤斤计较太费心。而且“买一个五美元汉堡包被商家收去六美元”的情况毕竟不多见。遇见了,要回来可,不要也可。


不计较个人几元钱得失与做人诚不诚实不搭界,与会不会“把他人的生计放在心上”更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把生活细节、个人性格小问题无限上纲为道德问题,继而上升为政治道德问题,其实属于作者智力问题。


如有人真能“把细民的一元钱两元钱的利益搁在心上”,那是何等了不起的政治家,正是“大义”所在呀。我敢肯定,那样“苍生忧乐心头系”的政治家,绝不可能从那种一味“计较自己几元钱得失”的庸俗猥琐到极点的人中产生!


2007-4-6东海一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