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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不会乱的人大都用这样的论据——没人愿意乱。但不妨看一下塞车现象：在行车不畅的路段，虽然都知道保持距离排队通过对大家都快，但因为不能保证别的司机也遵守规则，守规则的车会被不守规则的车“加塞”，于是个人理性就会合理地决定尽量往前挤。正是出于这种个人理性，没人愿意塞车导致了集体塞车。这是一个典型的“纳什均衡”。
在“囚徒悖论”的故事中，两个囚徒若共同抵赖所犯杀人罪，每人只能以偷盗罪被判一年监禁；如果一人坦白了杀人而另一人抵赖，坦白者判三个月，抵赖者判十年；假若两人都坦白杀人，则各判五年。对两人最有利的显然是共同抵赖，但这种共同抵赖的前提是需要事先“共谋”——既包括串供，也包括相互信任。然而审问是隔离进行的，没有串供机会，两人也不能信任对方，因为一旦自己抵赖而对方坦白，对方只需坐三个月牢，诱惑很大，自己则要坐十年牢，损失更大。于是两人在这种非合作状况下的个人理性选择，结果只能是坦白。坦白至少不致于坐十年牢，而且万一对方选择了抵赖，自己则只被关三个月。两个囚徒的个人理性综合在一起，结果是每人各判五年，远坏于共同抵赖只判一年的结果，成为集体非理性。这个结局就是所谓的“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
在非合作的情况下，每个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却是对个人而言的损人不利己、对集体而言的共同不得利。这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人类现实生活中，其实远比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形容的自发理性更为普遍。因此，把没人愿意乱当作中国不会乱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没人愿意乱只是个人理性，中国会不会乱却取决于集体理性。在无法“共谋”的情况下，实现集体理性的惟一可能是所有“局中人”都自觉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共谋）。然而人性自利，在别的“局中人”都遵守原则时，自己破坏原则可以得到最多的好处，很难保证没人不受诱惑。而只要有一个“局中人”破坏（或者是被怀疑破坏）了原则，就足以让其他“局中人”争相效法。在已经丧失了文化和道德之“共谋”的中国，有任何理由相信所有中国人都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囚徒故事中的两个“局中人”无法“共谋”尚且导致集体非理性。对中国会不会乱的问题，有着十三亿个“局中人”，每人都是独立变量，何以能实现“共谋”？变量多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所谓“混沌”状态，其发展走向将脱离任何单独变量的主导，也不会是所有变量的共性叠加，而将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因此，十三亿中国人形成的混沌，会远远脱离没人愿意乱的主观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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