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人一样，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都会花些时间坐在电视机前。虽说如今不许私下安装卫星天线，但好赖也还称得上“百花齐放”，有几十家官办电视台可供“主人”选择，总不能说什么都没得看的。不过，习惯上我只锁定两家：体育台和凤凰台。我从小爱好体育，现在还几乎天天游泳，假如不上体育台瞧瞧菲尔普斯的泳姿，我的蝶泳怎么长进呢？而在所有官办电视台中，设在香港的凤凰台算是最敢说点真话、打点擦边球的。可以说，与中国大陆的所有电视台相比，凤凰台着实领先了好几个身位。前不久，我就听到了杨锦麟先生提及高耀洁女士揭露血传播是中国艾滋病主要传染源的事；谈到谢韬先生发表在《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上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以及他对铁杆左派喻权域的调侃。这位喻先生在50年前曾被定为右派。看来，此人还真是脱胎换骨成了正果：很不容易，极为稀有。
最近，在凤凰台关于桂系军阀的节目中，我又听到将李宗仁、白崇禧麾下的广西兵誉为北伐军中“钢军”的褒奖；以及曹景行转述的一位日军将领夸桂系兵卒的话：“广西军队是中国唯一一支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军队。”依我看，这句话离开回答“谁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就一步之遥了。而在别的官方电视台上，却还在瞎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有时候真的很郁闷：做人怎么能这样寡廉鲜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当下之中国，股民多，基民多，网民更多，像这种明摆着已经护不住的谎言还要护，累不累啊？再说，你自己这个德性，又怎么好意思去融什么冰，说人家日本人不敢正视历史呢？
4月上旬，我回到故乡。除了对母亲和岳母尽孝道之外，还和初、高中同班同学常常相聚。老同学们都知道我的事，但从不把我当外人，当异类。这种人间的真情每每使我感动和欣慰。然而，更使我欣喜有加的是，他们几乎从不仰视我，从不瞎夸我。我们之间互相平视，真诚沟通，百无禁忌。这一次，有同学问我，你一边质疑弱相互作用中的左右不对称，挑战李政道、杨振宁的诺奖成果，一边又当持不同政见者，还有时间逛公园、看电视吗？于是就引出了我上面的一番话。而我的话又触及了我们这一辈人心中一个深深的隐痛，那就是：曾经被人愚弄而傻活了好多年。同学们说，当局的谎言使我们的生命意义打了多大的折扣啊！人生苦短，被人愚弄而傻活，难道不是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不幸之一吗？
话匣开处，正是我们人生之旅中的刻骨铭心之处。47年前的1960年，是中国的大饥荒年代。由于连纸张也极度匮乏，以致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被迫取消，我们被分配进了常熟县中。那时，除了少数达官显贵（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依然养尊处优），绝大多数国人都处于大饥饿之中。我们都清楚记得，上午共四节课，到第三节下课时，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挺到第四节课结束，则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回家路上，饥肠辘辘的我们争先恐后，鲜有欢声笑语。而到了家中，心痛心酸的母亲却难为无油少米之炊！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经常吃不上白米饭，只有稀粥和米粉糊糊。见了胡萝卜，我们就直流口水，馋得慌；不够吃，只得大嚼萝卜缨子，加上芹菜根须和白薯叶。常常是刚吃完，就觉得没吃东西似的。无疑，这种生活是很悲苦的。但是，大家都说，人生真正的可悲更在于，当时的我们都被深度愚弄着，谁都相信是该死的老天爷和杀千刀的苏修造成了中国人民的大饥荒。我们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英明领导不仅没有半点怨恨，还坚信他们会以身作则、和我们一样吃糠咽菜；并感恩戴德地认定他们正千方百计地指引我们度过难关，走出困境。傻活了二十多年，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大家才络络续续地知晓，中国大地上的几千万无辜饿殍是死于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人祸。毛为了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不顾一切地从农民手中夺粮，再到苏联人那里换取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以便早日圆他“搞地球管理委员会”、称霸世界的白日梦。
我们这些营养不良的中学生们，到1966年高中毕业时，又被人从政治上深度愚弄了一把。那年7月1日，我们按例应去苏州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但当时的我们，却对6月里传来的毛作出的推迟高考半年的决定山呼万岁。权利的剥夺被当成枷锁的除去，我们随即狂热地投身于“防修反修、保卫红色江山”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按纳粹式的整人主旋律起舞，以践踏人权的方式斗校长、批老师。后来，互相之间竟也你死我活地掐起架来，6年同窗分成两派文斗不算，还搞武斗，双方咬牙切齿，“阿庆嫂和沙老太婆”谁也不玩假的，是真的打起来了。
两年以后，毛泽东大体完成他的大清洗任务后，又语重心长地蒙了我们一把，要我们上山下乡，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8年秋，66、67、68三届中学生同时毕业——史称老三届。由于继续被深度愚弄，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不仅对上不了大学、进不了工厂没发任何牢骚，相反还真信毛泽东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最有价值的人生之路，美滋滋地觉得到了广阔天地里肯定能够大有作为。39年前的那一幕，同学们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在菱塘沿旁，在锁澜桥下，在西门湾里，在总马桥堍，……大家兴高采烈地登船下乡，开始了最终长达10年的插队生涯。到了乡下，大家还真是玩命干；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大力、流大汗，不正是毛泽东赋予我们的使命么？在付出超强度的劳动之时，我们的生活甚至比贫下中农更为清贫，几个月吃不上一顿肉实属稀松平常。我记得自己最为狼狈的一件事是，有三个月身边竟没有一分铜钿，结果写了好几封信楞是没法寄！面对现在看来如此明显的全社会性的不公平和不正义，我们在开始时不仅丝毫没有维权意识，相反还很有“觉悟”地做到了安贫乐道。当然，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这种生活是出自清醒的自我选择，那就没什么好说的。而如果出自被蒙而犯傻，那就是人生的大悲哀了。
生活的现实和人生的坎坷使大家慢慢醒来，傻得可怜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过，美丽的青春年华已大半逝去，可供选择的人生机遇也几乎丧失殆尽。到了三十年前的1977年，当被无理剥夺长达11年的高考机会终于重新出现时，有幸能抓住机遇放手一搏的老三届，只能是很少一部分人了。三十年后的今天，那些没能上大学的同学对我说，往事并不如烟——岁月蹉跎和上学机会的被践踏，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创痛。
今天，昔日的同窗好友和我一样，都告别了被愚弄而傻活的生活。曾经被深度愚弄几十个春秋的中国人，已经能够识别谎言、过滤谎言而大体上活个明白了——这恐怕是区分极权和后极权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比起多党民主这个“好东西”来，后极权自然还差劲得很。同学们对我说，他们现在常常须揣着明白装糊涂，苟且地活着。他们深知，这依然是一种人生的大悲哀。因此，他们在一如既往地为我担忧、望我保重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和自由亚洲电台关注我，在乎我，并且越来越大胆明确地肯定我的活法：不再苟且，过真正有自尊、有独立人格的生活。他们说，这种生活比受人愚弄而傻活强了不知多少倍；也比心里明白而被迫装傻强多了。
家乡的美景和美酒常常使我酒不醉人人自醉，而同窗好友的话则使我如沐春风，激励我继续前行。因为，他们的话表明了老三届人正和我一起前行；因为，他们的话宣示了一种为官方所刻意遮蔽的可贵认知：中国的前途不仅在于物质生活上能走向小康，更在于每个国人都能过上活个明白、不必苟且的日子。
2007年4月19日于故乡——江苏常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