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近年来群体事件的数量有所增加。就业问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房屋拆迁等产生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从而演变为群体性事件，而地方政府最后出动警察才能平息，这样的现象可谓层出不穷。而中国中央政府在大量强调社会和谐的背景之下，也针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提出了不少说法。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报导如下。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开始出现明显区分，而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日趋明显。在各个利益团体中间，政府官员为主的官僚团体和资本家为主的资本群体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障，并且这两个群体在媒体舆论空间里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相比之下，以农民，下岗工人，残疾人等为主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则经常受到损害。而“弱势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后，由于往往无法得到法庭的公正裁决，而且在媒体方面也很难得到呼应，最后就可能采取过激的，甚至暴力行为来进行抗争。
大规模的群众抗争，也就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回顾近些年来媒体的公开报道，就会发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2005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最新数据甚至表示，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
在几个比较知名的案例中，比如广东太石村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事件，还有安徽池州发生的上万人打砸烧事件等，地方政府最后都只能通过警察乃至武警的介入，才能控制事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社会问题专家胡星斗指出，群体性事件猛增，并且屡屡失控的现实，迫使北京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应对方法，“我认为是这样的，政府从过去的每一年发生八万多起群体事件中吸取了一点教训。政府和群众没有本质的利害冲突，应该通过妥协谈判来和解。”
胡星斗教授以“信访问题”作为一个最为鲜明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专家统计，60-70%民众的信访内容已经不是最先投诉的事情，而是在整个信访过程中，各级官员粗暴的做法。这使得原来的小事越来越激化，最后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而要做到民众情绪得以表达，社会心态能够平稳，改革吏治，加强对官员执政的监督成为当务之急。
胡星斗教授表示，“过去对官员太宽容了，官员无论是官德出现问题，还是出现渎职的问题，一般都不处理，或者是不痛不痒的处分。这样导致整个社会官德败坏，风气受到毒化。因此应该严格吏治，约束好关员，同时给老百姓更多的话语空间，通过制度建设保证老百姓有更多的言论权利，并通过媒体，监督官员。”
目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群体性事件都有所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最近在陕西考察时就再次强调，要改善民生，关注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问题，保障社会稳定。但是，政府安抚群体性事件的同时，对于个体性事件是否也会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呢？胡星斗教授认为，不管是要解决群体性事件，还是要解决个体问题，制度改革都是最终的出路，只有通过制度改革，保障民众利益，才能真正维持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