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深秋，寒霜遍地。远远地，我就看到了胡耀邦陵园的大门。说实在的，光就这个大门来说，感觉极其普通。要不是门口一副胡耀邦手书“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的对联，或许路过的人们，会以为这里不过是江西共青城的一个农场而已。
我之所以不远万里来看胡耀邦墓，并非因为这是个多么有名的旅游景点，尽管这里现在确实是一个旅游景点，跟中国其他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相比，遍地铜臭，并无二致。我之所以来这里参观，完全是因为今年早些时候和江平先生的一次聊天。
200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0周年纪念日。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已故领导人逝世20周年，并不是一个需要大张旗鼓纪念的日子。更何况，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历史上，固然立下了赫赫大功，但在逝世前三年的黯然去职，已经意味着他已与组织文化格格不入，或者说，胡耀邦已经被政治的狂潮淘汰出局。而且更重要的是，以胡耀邦的逝世为契机而爆发的学生运动，迄今依然让中共高层心有余悸，讳莫如深。这么多的因素凑在一起，胡耀邦逝世20周年，自然成为一个可大可小、勿大宁小的日子。
也正是因为如此，胡耀邦黯然下台乃至逝世后，反而成了民间的英雄，较之以前在位问政的时候，反而赢得了更高的声誉，用所谓“声誉卓著”来评价并不为过。中国人素有同情弱者的传统，尤其那些中共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无一例外都成了同情的对象，无论王明、张国焘、陈独秀还是胡耀邦、赵紫阳，莫不如此。
今年上半年，大概就在胡耀邦逝世20周年前后不久，我去探望江平先生。话题自然便扯到胡耀邦身上。
江平先生跟我讲，那场学生运动的爆发，就是从胡耀邦的逝世开始的。
“胡耀邦的逝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我问。
“一方面，是因为胡耀邦在党内很得人心，做了很多好事，立下了很多汗马功劳，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解放了相当一批党内外的受害者；而另一方面，胡耀邦的下台呢，又很不公正，只在党内开了一次组织生活会，就把他的总书记给免掉了。所以胡耀邦的去世，激发了学生运动，这正好是民怨爆发的一个突破口。”
话锋至此，江平先生回忆起了时隔很久的一件往事。
某年5月4日，法大学生请江平先生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中做报告。在这次讲座中，江平先生几乎毫无保留地抒发了他对胡耀邦的好感：“中国共产党里面，我最佩服的就是胡耀邦，有个性。虽然有人说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终究还有激情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往往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很多决策都是根据党内斗争力量的均衡来做的。在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平反冤假错案很大胆，当然这不是他个人的原因了，但对于过去历史上积留的怨恨，从胡风问题、反右、反右倾、文革等等几乎都平反了，甚至‘地富反坏右’这些帽子，也都给一风吹掉了。这样的话，就开启了1949年来国内政治上心情愉快的先河。甚至可以说，我也是反右平反以后的受益者之一。我想这一点，应该说胡耀邦是很得人心的。”
江平先生还讲到，“胡耀邦还很得人心的一点，则是他清明的作风。过去的总书记，几乎没有像胡耀邦这样的。我去云南时，当地人就跟我讲，胡耀邦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走遍了云南省境内几乎每一个县，绝大部分县份他都去过。而且胡耀邦到下面调查，从来没有大规模的报道，而是确确实实调查民情，摸基层老百姓的脉搏，看老百姓真正想要什么。”
坦率地说，胡耀邦对于江平先生这代人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其对我们这些80后、90后的意义。正像江平先生所说，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秉持上意，勇敢而坚决地平反了几乎所有冤假错案，确实开启了1949年后中国少有的心情愉快的时期。作为胡耀邦施政的受益者之一，我想江平先生对于胡耀邦的这种好感，并不是没有道理。
除了受益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外，我想江平先生之所以对胡耀邦很有好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胡耀邦确实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说出了一种朴素的观念，这种观念或许包括了很多因素：对法治的敬重、对民主的尊重、对民权的看重等等。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国法治之路的探求、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体制的反思，是江平先生晚年甚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在这个话题上，胡耀邦的论述，一定程度上给了江平先生很多启示。
“在那次报告中，我还说了一句话。”江平先生告诉我，“我说胡耀邦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认为是最能够表现一个共产党员的作风和见解。他曾经说过，‘老百姓不是根据一个党的纲领、它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来判断这个党好还是不好，而是根据他确确实实给老百姓做了多少事情来衡量。老百姓不管你的纲领、不管你代表大会是怎么决定，如果老百姓觉得国民党比共产党带给他的东西更多，那他就拥护国民党；如果他认为共产党做得比国民党更多，那他就拥护共产党。老百姓是按照自己最朴素的感觉来选择政党。’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听了江平先生的这一席话，我忍不住暗下决心：有机会一定要去江西，一定要去胡耀邦墓前看看。即便在今天，我依然说不上对胡耀邦有多了解，除了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其他如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等等，都置诸书架，灰尘满面。但我想，江平先生既然对胡耀邦这么推崇，那么了解胡耀邦，就成为了解江平先生思想传承的一个入口。
从共青城耀邦墓园返回南昌的路上，念念不忘胡耀邦的草木与人情，脑际反复回响着江平先生跟我聊及的胡耀邦。我想起了江平先生在其70大寿文集中的自序：
社会主义要不要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又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对于我这样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榜样的苏联生活学习了五年的青年人总会有这样的问题要去思考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我某种答案。其实，“秘密报告”后来一点也不秘密，连中国学生也都可以去听。“秘密报告”揭露的是与“公开报道”截然相反的血淋淋的事实：专制、个人独裁、暗杀、集中营，难道在中国我也要去追求这样一个制度吗？在我去那里学习的四十年后，这个制度垮台了，究竟垮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修正主义”上台？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我看都不是，倒是身历这一制度现今仍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久加诺夫说得好，他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却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这三垄断：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特权利益，就是十足的专制，就是缺少真正的民主、自由机制。斯大林统治下，不是也把那些稍有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对专制独裁稍有不满的人，都扣上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称为反对派，有时也称之为右派。只不过那时处理的方法比我们更干脆，不像毛泽东那样还把他们当作“反面教员”，而是枪毙了之，不留后患。
无独有偶，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手边正好是2009年11月18日出版的第24期《南风窗》。或许是借助柏林墙倒塌20周年，该杂志做了一个“主义、道路与变革”的专题，全面盘点了除中国共产党外，其他如前苏联、日本、朝鲜、越南、印度、尼泊尔等国执政或在野的共产党。其中就有对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的专访，我再次看到了江平先生引述的久加诺夫关于“三垄断”的叙述：
苏共丧失政权的最重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
在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久加诺夫的每一个字，的确都值得我们警醒。
犹记2003年底，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召开年会时，江平和吴敬琏之间的精彩对话。在致开幕词的时候，吴敬琏教授说，搞经济学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了，似乎有了市场经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经济学家们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所以要改变这点天真的想法。对此，江平先生在闭幕式上，也做了一个回应：“我们搞法律的人，在78、79年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过去是法律虚无主义，最缺乏的是法律，那现在只要有了法律，中国就会好起来，我们就走上了法治建国的轨道。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尚缺乏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天要承认法律有好、有坏，光有法律，还并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像我们常说的，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有法律也并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实行法治，那么中国才有希望。”
我还记得那天告别江平先生时，他的话依旧在耳边回响的情形。有诗曰：
耀邦一去二十载，江平席边话当年。
若无法治无民权，苦海无岸亦无边。
2009年11月19日于昌平军都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