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1922年生于陕西，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工作，后毕业于延安外语学校。1950年进外交部，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在张闻天领 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1959年下放，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89年调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 事。为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离休后,他在继续关注国际问题的同时,重点转向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4月在香港出版了《党史笔记--从遵 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被业内人士认为在理论和史实上都有重大突破。最近，致力于口述历史研究的邢小群女士在对何方多次采访的基础上，整理完成了《何方 口述自传》一书，在此摘取其中的部分精彩内容先期发表，以飨读者。
我所知道的对张闻天评价的变化过程——党史杂忆（1）
为张闻天平反 我曾一再说，我这一生中犯过两大政治错误，一个是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特务，一个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这就一直成了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1978年春天，我从干校回到北京探亲，打听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已回到北京住下，并且还和邓力群谈到我，说我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的发言，曾使她和闻天大吃一惊。这更加重了我的负罪感，所以我没有敢贸然去看她，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在信中，我做了一个简单但 真诚的检讨，并且问到能否去看她，以便当面向她谢罪。很快，刘英就回了信，欢迎我去看她，还说不要做什么检讨。收到信后，我立即去看了她。一见面，我先作 检讨，说对不起她和闻天同志，1959年外事会议上的揭发，既表明自己严重的个人崇拜思想，也包含有只顾个人过关的私心杂念，辜负了他们两位十多年的教 导。由于20年不见，又感到羞愧和对张闻天的怀念，我这个很少失声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刘英却不同意我做检讨，反倒认为他们连累了我，跟着他们吃了苦，还影响了前途。(
从此我同刘英恢复了来往，而且经常见面。特别是我改行学习党史以后，她不但完全支持，而且允许我带着录音机多次访问。她也做到了无所不谈，给了我极大帮 助。因为从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以后，作为长征中接替邓小平的中央队秘书长（其实等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秘书）和红军到陕北后的总书记夫 人，她就成了从遵义会议到延安这段时间有关党中央情况的一位唯一的直接见证人了。而且她的记忆力又特别好，活到97岁仍然头脑清楚、谈吐流畅，所以一些人 称她为中共党史的活字典。我能在她最后的20年中有百余次的接触和畅谈，实在感到幸运，值得我终生怀念和感激。
还应一提的是，从此我就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参加了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这方面又得到了刘英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给我以极大鼓舞。她本人从中纪委退下来后，更是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一事业。所以后来成立的张闻天文集编辑组，就是一直在她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工作的。编辑组不但可以随时向她请教，而且还以她的名义为纪念张闻天向许多领导同志和社会著名人士约稿。张闻天的稿费她分文不取，完全用来补助张闻天的宣传工作。对20多年来研究和宣传张闻天上取得的所有成就，刘英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我也很感谢她对我的信任，指定我在张闻天问题上负责政治上的把关，甚至她自己的一些对外表态也要找我商量。我们在工作上合作得很好，平时来往上也相处得十分愉快。
在这里，我想重点地谈一下关于张闻天的历史地位问题。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小组发言中提出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虽然他没提张闻天，但彭张是一个案子，理应一同处理。同年12月24日，中央已为彭德怀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会。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英就向新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提出，希望将张闻天的 骨灰从无锡移回北京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并得到胡耀邦的应允。但由于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兼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阻挠，竟又拖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5月才将 骨灰运回。那天胡耀邦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记忆力很强，竟能认出50年前在延安总政工作过的李则望，还可叫出名字 来，说“李则望，听说你当了大使了。”这时中央已决定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原准备七月下旬举行，但是当时在杭州休养的陈云要求参加，希望等他回到北京后再开，并提出追悼会让他主持或致悼词都行。这样就使追悼会推迟到8月25日，由陈云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这就标志着中央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在这期间，我还为刘英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悼念活动和追悼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参加了一点悼词的起草工作。
那是1979年5月，曾彦修、徐达深和我接到通知，要为中央领导同志起草在张闻天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这件工作对我们三个人来说都感到棘手。我们不但很难掌握对张闻天的 评价，而且连他的历史都不了解。因为他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从来不对我们这些人谈他的过去，更不用说作过什么贡献了。例如我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多年，就一直 不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更不知道他主持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和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写悼词简直无从下手。我们除了拜访刘英 以及其他能见到的老同志外，还得经过批准去中组部查阅档案，而中组部让我们看的档案又极其简单，因为主要材料都还保存在大三线的山洞里。所以我们起草的悼词就显得很一般，一些重要的评语和史实，如说张闻天“是 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 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说“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等，都是送审后由胡乔木 修改时加上的，并得到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审阅通过。加上去的这些话确实分量很重，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写的。但是胡乔木的修改稿又 反映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坚持个人崇拜精神和必然会引起的自相矛盾。这也是官方党史对遵义会议的叙述漏洞百出和不少地方弄虚作假的根本原因。要知道，在遵义 会议那个时期，总书记是党内最高的职务，所以才要把博古拉下马。如果真像《悼词》上所说，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那为什么不选毛当总书 记呢？说张的报告和起草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不但缺乏事实根据，逻辑上也讲不通。又比如说西安事变后，中国党实现“从国内战争转入抗日战争这 一历史性的伟大战略转变”，不是其他中央领导成员协助总书记，反而是总书记“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完成的，这就把事情弄反了，连党的组织原则 都不顾了，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我由于对这些事思想不通，所以先后写过好几篇文章提出来讨论，后来都收进《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中，这里 就不多谈了。
追悼会的举行就意味着对张闻天正式平反，从此也开始了全国性的张闻天研究，并为此成立了编辑张闻天文集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编辑小组的整个工作，也可说都是为了恢复和维护张闻天的历史地位，但这里谈的是另外的问题，就是对于把张闻天的总书记擅自改成负总责的抗辩。
在1979年8月25日举行的张闻天追 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宣读悼词中才说过的“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可是到了1983年就被陈云和紧跟他的胡乔木、邓力群硬给把总书记改成了 负总责，也不知道经过什么手续。原来1982年，陈云认定他写的一份手稿是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无论从内容、形式、旁证，还是当时情况看，都完全 不像传达提纲，对此已有不少文章证伪），但文献研究室和党史研究室（主任都是胡乔木）就以这个孤证和陈云自己对几个问题的回答，把我们小组起草的《张闻天生 平简介》中根据《悼词》写的在遵义会议上当选总书记改为会后在常委分工中负总责。对此我们自然不服，就以小组名义于同年6月27日写了个请示报告，由我和 萧扬分送邓力群和马洪。马洪7月13日审批同意并请力群考虑“是否报中央审批”。可是邓力群只是在改总书记为负总责旁边批“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总的批 示是：“何方同志：请照此修改后送胡绳、李琦同志定稿。”这就是说，既不必送中央审批，也没有考虑的余地了。对这种做法，不但我们几个人不服，连知根知 底、更加权威的刘英也感到气愤，因此于7月19日率领我和萧扬去找邓力群谈总书记问题。可老邓仍然没讲什么道理，只是介绍了陈云最近回忆的内容，仍主张按 陈云的意见办，还强调要尊重陈云同志。本来就十分尊重陈云的刘英也就没话说了，大概又来了个1959年对她所作严重右倾结论的态度：“组织服从，思想不 通。”
从此，张闻天才恢复了的总书记地位又被用“负总责”的名义给压了下去，而且立即通行全国，不得违反。1985年李锐在纪念张闻天的 文章中用了个总书记，胡乔木就把张培森和施松寒找去，痛哭流涕大批了一阵，说“中央有决定嘛”。其实，官方党史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是心虚的。他们尽管硬着头 皮坚持使用负总责，也尽可能地禁止人们用总书记，但是讲不出能说服人的道理来，也不敢开展争鸣和辩论，还表现出边守边退的架势。看来这个阵地是不容易守住 了。(
以学术交流的形式对台工作——党史杂忆（2）
对台工作
改革开放后的对台工作，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学术交流。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以学术交流的形式参加了一些对台工作，主要办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参加1983年我方主办在香山召开的“台湾之将来”讨论会。曾邀请海外在台湾有影响的学者田弘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当过民进党的“外交部 长”）、林宗光（美国德雷克大学教授）、范良信（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萧欣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翁松燃（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等9人与 会。这是大陆和台湾学者第一次聚会，为此后海峡两岸通过学术交流进行接触和来往开辟了道路。由于这次海外与会学者多数主张台独，所以会上没有多少共同语 言，不可能达成共识，只是各说各的，进行些交锋和争论，算是“不打不相识”。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国际形势与台湾之将来》，会上发言主要是批驳各种台独 言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当场回答萧欣义、林宗光等所提在20世纪上半期中共中央多次宣言和毛泽东多次谈话都主张台湾独立，抗日战争胜利后怎么就变了？ 我的解释是，中共以前主张台湾独立是指从日本占领下独立出来，正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其中就有我们陕西省）一样，是表示脱离清朝而独 立，并不是要脱离中国变成独立国家。当年中共说的台湾独立就是指脱离日本统治，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
二是三次去美国同台在美学者和台半官方人士接触。这里只谈还记得的两次，还有一次印象已经模糊，大概也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事。记得第一次是1985年10 月在纽约州罗彻斯特由美国亚、非、拉三个学会联合主办的研讨会。双方事先商定两岸人士利用这次机会商谈几个问题。我方以社科院学者名义去了三个人，李慎 之、陈乐民和我。对方全是官方和亲官方的人士，一部分来自台湾如魏萼（文宣系统，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吴安家（情治系统，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 研）等，一部分为在美的著名学者如所谓“四大金刚”中的丘宏达（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曾当过台湾国统会委员，代表蒋经国、李焕等正统派）、高英茂（美国布 朗大学教授，后来出任民进党外交部次长）、熊玠（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和自称为丘宏达马前卒的杨力宇（美国西东大学教授，1983年曾得到邓小平接见）等6 人。这次访美，除我在亚洲学会一个分会上宣读一篇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文外，整个活动都是和台方人士会谈。这次活动的主要收获是基本上摸 清了台湾在两岸关系上的底牌：维持现状（不统不独）和一国两席（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就是要求大陆放弃使用武力和给台湾国际空间。回国后，11月5日由 赵复三、李慎之和我去向中央对台小组副组长杨尚昆（杨说他原来是组长，后来邓大姐邓颖超要当，所以他就变成了副组长）和台办主任杨思德汇报。杨尚昆听完汇 报说，要继续保持这一渠道，现在的形式还是有用处的。还说，可以请丘宏达来，见见小平同志。
1986年3月，我和院副秘书长李寿祺，作为社科院学者代表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办的“台湾未来10年”讨论会，由我作主题发言，但是主要工作还是 会外活动和去纽约等地会见台方人士。这次会议在侨界和华裔中反响很大，全美的十数种华人报刊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评论，但实际收获并不大。如果说去年那次接 触的对象主要是台官方和半官方人士，这次与会的却以台独分子和大陆出走的民运人士为多。我们的方针是，主要接触对象为同台当局有关的人，台独分子如果要求 见面谈话也可答应，只是不和民运分子来往。会外见到的一些台独人士，有的像彭明敏、许信良后来还当过民进党的主席，但当时毫无共同语言，谈到半夜也谈不 拢。加之对台独估计不足，以为成不了什么气候，所以没有做较多的了解。
这次去参加会的还有以林丽韫为首的台联的几个人。行前我们还做过分工，但一到现场就只能各顾各了。当时这些台湾人，包括已来中国多趟负责全程接待我们的杨 力宇，其实对中国还是很不了解。他们在会下只同我和李寿琪打交道。有两次会谈，我建议请林丽韫参加，他们不同意，只认定社科院是通天的。我说，林丽韫是中 共中央委员，本来就在天上，同上面联系比我们直接得多。但他们就是不相信，真叫人没办法。
三是陪同国民党资深立法委员、后任台湾中国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的胡秋原来访。胡在抗战前就是中国著名的文化人，后跟国民党去台。他的这次回大陆访问，属于 破冰之旅。因为直到这时，国民党仍禁止两岸人员来往，特别是公职人员和国共两党党员。所以胡秋原访问公开报道后，国民党就作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我方 却给予优厚的礼遇，在北京，由国家主席李先念、政协主席邓颖超、统战部长阎明复分别设宴招待，到外地，也由省市负责人接见和宴请。我被安排以全国政协委员 的身份全程陪同他们夫妇参观访问。胡先生当时虽已年逾80，但思想敏锐，也很健谈。在西安参观完张学良公馆后，主人突然提出请他题字留念。他即不假思索地 在一张大宣纸上写了“八年抗战从此起，仍有英雄作楚囚”两行大字。我们一路也相谈甚欢。他一听到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后，就和我商量如何向全世界发表声明加以 批判，而且对回台后受国民党的刁难做好了一切精神准备。他不但没有因此对回大陆产生丝毫悔意，而且通过一个月的参观访问，还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祖国情思，回 台后更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头几年还和我保持一定的联系，寄些统一促进会的报刊资料。
要做对台工作，当然需要做些对台湾的研究和了解。所以在那些年月，我也被吸收进台湾研究会，经常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和接待台湾和海外华人的工作。时任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的李一氓，还真以为我对台湾有所研究，中华书局要影印《台湾府志三种》，他就一定要我写篇序。不过，自从做点对台工作后， 我也确实更关心台湾形势的变化和统一事业的进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或者说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是台湾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改革方面，都走到了大陆的前面。每当看 到大陆居民投奔特别是偷渡台湾，心中总感到不是滋味。所以我想，两岸统一的关键其实还在大陆。只有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了，民主政治实现了，才会赢得台湾的 民心，也才能水到渠成地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个日子，我恐怕是看不到了。
中共高层对时代战略判断的争论——党史杂忆（3）
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
1986年，我根据邓小平头一年关于当今世界存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谈话，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我们早已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论断。大意是：
1，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据以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2，二战后不久，世界就从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转变，到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初，这个转变即告完成。至今还有人说，七十年代后才发生了新旧时代交替，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这时世界经济已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进入“滞胀”（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加上一定的通货膨胀）时期，而世界和平也是早就存在，实在找不出交替的标志。3，我们建国后社会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耽误了三十年，原因之一就是对时代判断的错误，明明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我们却硬要说还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因此，眼看着人家的经济技术在飞速发展，我们却大搞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支援世界革命、积极准备打仗。这样和时代潮流对着干，怎么能不落后呢？4，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本来，《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论断当时就有些不够准确，二战后更是多数已经过时，但我们还是抱着不放，哪能不犯错误呢？
根据以上发言内容，我又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和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单位作了几次报告。国防大学当时的校长和政委张震、李德生还亲自写信邀请我去给他们学校讲时代问题。后来我又应北京国际关系史学会会长周纪荣之约，把报告整理成文，由他们在内部发表，同时也写了些通俗的公开文章。这样一来，就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开始以反对意见居多，后来同意的文章才多了起来。到1988年我离开日本所时，认同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意见在学术界已渐居优势。但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情况又发生逆转，舆论界不但批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而且从上到下相当普遍地批评说，以前对和平与发展问题讲得太多了。
就在这时，陈云发表了《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谈话，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 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原来传达的内容好像多些，整理发表在《陈云文选》第三卷上只剩下不到一页。）
1990年2月，我收到一个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名义（该室被赵紫阳解散后这时好像还没恢复）发来的开会通知，要我3月5日去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出席一个由邓力群主持的座谈会，讨论关于帝国主义和时代问 题，并附有一份不到三千字的《讨论提纲》。我一看，来者不善，肯定是要挨批了。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已经不再是逆来顺受、只知按上面的要求作检讨，而是 要尽量实话实说，真地讲点实事求是了。于是就以给主持人写信的形式写了一篇答辩，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批判《讨论提纲》关于世界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时代” 的提法。开会时果然没出预料，在传达完陈云的谈话后，会议主席邓力群就要我首先发言。我一看与会者多是北京思想理论界的领导人和知名学者，如何东昌、吴冷 西、熊复，以及徐达深、浦山、王怀宁等，就说我是来听取批评的，还是让别的同志先讲吧。邓力群说，那就先读一下你的信吧。我只能同意，算是做了个书面发 言。随后开始讨论。发言者主要是拥护陈云对帝国主义看得准、提得及时，对时代问题倒讲的不多，更没人点我的名，同以前的那种批判会大不相同。会议开了半天宣布休会。第二次会于3月16日举行，我因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没能参加。不久又接到3月28日开会的通知，同时附来一份《论我们所处的时代》 约15000字的长文，是浦山、王怀宁根据头两次讨论和领导意见，将原来的提纲扩展而成的。因第二次会我没有参加，邓力群特意通知我，对这篇文章写出书面 意见。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一个文字材料，进行了不客气的反批评。第三次会仍然是各说各的，而且内容主要是谈当时的国际形势，很少涉及时代问题，既无指名批评，也无激烈争论。会议开得没什么生气，但还是决定继续进行。第四次会大约是四月上旬，我因有外事活动又没能参加，只好向与会的徐达深了解情况。据他说，会开到后来吴冷西作了一个发言，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他虽然没和时代连起来，但一公开批判就很难分清了，这就会造成误会，所以还是以不批判为好。这个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后，邓力群也就宣布，这个会不再开了。浦山、王怀宁问他们写的文章怎么办？邓力群说，随便你们怎么去处理吧。关于时代问题的这次高规格讨论，就这样不了了之，那篇文章也没见到发表。只是这一时期的报刊舆论，在“六?四”后猛批帝国主义的高潮中有些也曾涉及到时代问题，或许由于存在着像吴冷西说的投鼠忌器问题，当时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批评不多。经过几年的讨论，支持这一提法的人反而更多了。所以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总结中就指出，“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承认现代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见《理论前沿》1998年第2期）
这次批判，我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后来还悟到自己无形中被卷进了实际存在但被百般掩盖的路线斗争中。这就是邓小平多次向海外人士说的，党中央也存在分 歧。什么分歧呢？很明显，就是主张改革开放和不怎么赞成（不是完全不赞成，而是更想回到“八大”前的“鸟笼经济”）的两种意见分歧。这就是为什么上海浦东 晚开放了近十年；为什么有人把经济特区看成以前的洋人租界，死也不去看一眼；为什么有人要组织调查雇工剥削，等等。把这些事联系起来一想，还真有点恍然大 悟，这次讨论竟然也是涉及路线斗争的冰山一角！而且既然被纳入路线斗争，自然不会只显现一回，以后遇到什么大一点的风吹举动，一定还会再来。
果然，1999年爆发了科索沃战争，特别是美国人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于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批判又掀起了一次高潮，而且来势比上一次还要猛一些。这里只举几个印象深刻又查了原文的例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0年6、7月，就连续两期载文批判和平与发展时代。6月20日刊登李崇富的文章批评说，“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都过时了，昔日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亦即以革命和战争作时代主 题……必须代之以他们所理解的，实际上是由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所谓‘和平与发展’。因此他们主张，要‘告别革命’；当今中国在改革中，需要‘全盘西 化’，融入西方社会，在经济上无条件地向西方开放，与国际‘接轨’，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趋势。”总之是说理不多，帽子不少。7月4日 《院报》又发表了两篇批判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还只是在时代问 题上进行批判，说明还不敢太放开。自称“作为这个世纪战斗的人”，就不太客气了，直接批评到和平与发展。这就是作家魏巍在1999年11月号《中流》上写 的文章中说，“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其实并没过时。”“列宁概括的帝国主义五个特征，一个也没有变，变的只是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垄断 性、寄生性和腐朽性成倍地严重化了。”“战争的危险显然不是减少而是大大地增加了。”“所谓和平与发展，只不过是好心人的主观愿望罢了，实际上是并不存在 的。”可惜历史并没有按照这些铿锵有力的论断发展，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方面的道理，我在《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一书中已谈得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了。
从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到现在已经整20年了，人们的认识也在逐渐趋于一致。正像一位不认识的同志古燕几年前说的，“虽然至今还有人反对，但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 提法，无论是在党和政府的文件，还是在学术界，已经占据了主流地位。”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说法，可能有当时提出的客 观需要，但很难说是理论层面上的问题，而且也是说不通的。就拿和平问题来说吧，是不是做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才算解决了？因为作 为一个时代特征或世界主题，它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存在，谈不上怎样才算解决。例如为和平与发展所代替的战争与革命，你能说哪个解决了哪个还没有解决吗？所以利用这句话来反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
我研究邓小平理论遇到的麻烦——党史杂忆（4）
关于邓小平理论
既然时代问题的争论是在对待改革开放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把邓小平理论同和平与发展时代联系和结合起来研究，就有点顺理成章，对于说明这两个问题都有好处，也很必要。于是我就在《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研究基础上，选定了一个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的研究课题。既有前面的基础，这个问题的处理自然比较容易些，很快就写出了一篇约五万字的文章。但是，写作容易发表难，很长时间找不到出路。文章分为两部分，头一部分的小标题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是讲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虽然也不尽符合官方规定的舆论导向，但还没有明显犯忌的地方，所以容易为一些刊物接受。第二部分是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 史地位”，谈我那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脉络的看法，虽然在表述上尽量照顾到主流提法，但还是犯忌太多，曾分别向几个刊物投稿，包括我任顾问的《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都表示不便采用，或者只能用第一部分。经过多方探问和对原稿棱角的打磨，最后还是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部分由编译局主办的《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公开发表。第二部分则托人民大学教授方生交由《中国市场经济论坛?文稿》内部发表。一次李慎之说，他主办的《太平洋学报》不怎么出名，希望发表点 受到广泛批评的文章，帮他们出出名，于是又把这两个部分放在一起公开发表了一次。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学者文集，我就把这篇东西收进《何方集》中，但还是 被编辑人员看出了一些问题，经一再解释（说都已公开发表）才没被抽出。
这篇文章有什么碍事之处呢？这里只简单介 绍几个论点。一是提出要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开，“马列主义”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两者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根 本不同。二是指出不能把斯大林模式同列宁主义截然分开。斯大林模式固然是斯大林的创造，但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从列宁主义中找到苗头。三是给毛泽东思想下了 个定义，说它“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政策”，因此进入和平 与发展时代，要变打仗为建设，它也就不适用了。这正是建国后中国老走弯路、丧失了30年宝贵时机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思想不能不为邓小平理论所代替了。四是说“邓小平理论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
以上这些问题的阐述，主观上是竭力要限定在体制内的框架中，尽量适应主流舆论导向，结果还是遇到一些麻烦。如果要完全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去写，那就可能会 失之千里了。可见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搞学术研究、探讨理论问题，竟是多么地难呀！例如在此文发表后才看到《胡乔木谈中共党史》，里面有一句话说，“我 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种话我就不敢说。我还只能按老框子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 给套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实他们同马克思主义并无深层次的联系。至于在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前加一个社会主义的形容词，也是为适应主流舆论的需要， 实际上我并不清楚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区别，更分不清两种改革开放了。倒是邓小平有时讲得比较坦率。他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 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看谁也不敢说现在就搞清楚了。但是宪法和党章又都规定必须坚持。所以那时也就糊里糊涂地写到文章中去了。现在看来，过 去的研究工作多是在思想禁锢或不完全解放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有些问题必须重新考虑。(
邓力群落选后我与他一席谈——党史杂忆（5）
和邓力群一席谈
对于地位在我之上的领导人，我是一般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更极少去人家家里。但是1988年春节后，我却有意去拜访了一次邓力群。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是熟人，拜个晚年，主要还是他在头年11月的十三大上两次落选，我觉得应该表示点安慰的意思。
老邓倒也确实是个痛快人，一见面就说，两次落选，丢了面子。我就问缘故。他说主要是有人起哄。我说，中央委员会选举后他应该退出顾问委员会的选举，不但一 般委员，就是常委当不当也没什么了不得。他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他就是这样做的。头天晚上开会通过候选人名单，第二天就要选举。他曾三次提出不做候选人， 但是都被杨尚昆、习仲勋他们挡回。最后赵紫阳说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要再提啦。你看有什么办法！我说应该写个书面意见，即使不能像余秋里那样主动，起码也可 以立此存照。他说，哪有时间写，实在是来不及了。
看来老邓意见最大的还是选前的安排。所以他一再说，选举嘛，那是代表们的意思，没什么可说的，问题在于选举前就连降了三级。听了这句话，我是丈二和尚，问 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开头酝酿是定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变成政治局委员，等拿出最后名单时，已经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了。这显然是对邓小平有意见。因为陈云提出邓力群进常委，邓小平等人不同意。邓小平提万里进常委，陈云、彭真等人又不同意。最后邓小平拍板，两个人都不进常委了，就让万里去当个人大委员长吧。但这邓力群在候选名单上变成候补委员的来由就搞不清楚了。李锐说他写的状告邓力群的信起了大作用，不知真实情况如何。
谈话中我还问，十三大已开过两个多月，不知有没有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他，下一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他说，没什么人来，也没安排什么工作。只有薄老（薄一 波）来了一趟，说他们不安排，我们给你安排，但没说安排做什么。问他自己的打算。他说，这次落选对他的精神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影响，以后自己可以支配的时 间多了，正好多看点书，写点东西。只是由于青光眼，现在已变成了独眼龙。当然，还谈了些别的。例如他曾主动谈到，一次邓小平把他叫去好一顿批，说你和胡乔 木不要在我和陈云同志之间夹楔子，我和陈云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是公开的，我在和外国人谈话中多次说我们中央内部也有分歧，就是指的这个，只是没有点名就是 了。邓力群说，他就赶快向小平作解释，表示绝对没有挑拨邓陈关系的意思，并列举了近年来所写文章和所作报告，引证邓的话一共多少次，引证陈的话只有多少次（他都有具体数字，我的印象是引证陈的话不到邓的三分之一）。
另外，他还把邓小平和周总理作了对比，表现了对邓小平的赞扬。他说，在毛主席去世后，如果周总理还健在，那自然是周总理接班了。但总理在政策上旧的框框比较多，不像小平那么坚决。比方要是总理在的话，是不会把江青给抓起来的。对这些我自然没有什么好说的。
总之，这次长谈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精神还好，正像他自己说的，作为共产党员，是绝对不会倒下来的。他仍然健谈，记忆力仍然惊人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