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了长假“黄金周”，当局为了拉动内需，鼓动人们外出旅游消费，而劳动者的权益被淡忘和忽视，大量的劳工依然在加班加点得不到休假。同时，由于贫困，旅游休假与底层劳工无关。中国既没有劳动者自己独立的组织，官方工会也大都不理睬劳动者的诉求，因此，在中国，不会看到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念活动，更不可能有游行示威。只有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每年如常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各地都由劳工团体组织纪念活动，游行示威是主要引人注目的形式。据报道，在亚洲，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工人在一些主要城市发起了游行示威。在日本，约4万名示威者在东京集会，争取劳工福利和缩窄贫富差距。在汉城，约7000人手持标语和横幅，抗议卢武铉总统的贸易和劳工政策。他们认为，韩国与美国签署的贸易协议，将损害韩国工人的生计，同时，韩国的劳工政策导致企业聘用临时工而不是永久雇员。在菲律宾，数千名示威者游行到阿罗约总统的官邸，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工福利和阿罗约下台，防暴警察则严密戒备。另外，约5000名示威者在首都马尼拉市中心游行示威，指责阿罗约忽略低收入劳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各大城市都发生了劳工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和得到税务优惠。在伊朗，数千工人在德黑兰示威，要求劳工部长辞职。在巴基斯坦，劳工们要求提高工资，医疗和教育保障。在新加坡，反对派政治领袖、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完成了环岛步行，希望唤醒人们对低收入劳工的关注。

不过今年五一节的澳门却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事件，当游行队伍没有按照警方规定路线行进时，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一名便衣警察掏出枪来，连续朝天开了五枪，并且还有一颗流弹击中一位澳门市民。

 
赌城澳门多年来一直沉浸在繁荣的表象中，当局只注重赌业的发展，却忽视了底层劳动者的贫困状况，楼市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尤其中年以上的劳工，悲愤难忍，积怨已深，加上澳门当局腐败，不满情绪终在五一节劳动者的游行示威中爆发出来。

澳门警察开枪事件发生后，引起各方关注，世界各主要媒体都及时作了报道，一些学者、专业人士纷纷发表评论。唯有中国媒体，象以往一样，几乎全部噤声，只有中新网作了简单的报道。

笔者认为，无论如何，澳门开枪事件威胁了澳门的社会自由和法治，显示了所谓“一国两制”有走向瓦解的危险，尤其是毗邻的香港，夏初时节感受了寒冷的气流。

本周新闻聚焦以澳门警察开枪事件为主，同时也注意中国大陆的劳工状况。

● 媒体对澳门警察开枪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报道：澳门五一劳动节示威冲突损害形像。澳门在五一劳动节发生的激烈示威行动备受关注。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事件损害了澳门特区的形像，示威传达的信息值得高度关注。

星期二，有2千多名示威者参加争取权益的五一游行。由于游行队伍突然改变路线以及部份示威者企图突破警方防线而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多人受伤，混乱中有便衣探员向天空连开5枪示警。有报导说，流弹击中一位驾车人。

澳门镜湖医院星期三表示，这位中弹者手术后情况良好，医生从他身上取出金属异物，但没有证实那是否是子弹。

*杨允中：过激示威行动不可取*

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代理主任杨允中认为，这次的示威事件有损澳门特区形像，应该予以补救，但是过激示威行动不可取。杨允中说：“你游行浩浩荡荡，政府给你预先准备好路线，也达到沟通。你一定坚持走自己设计的路线，这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不现实。示威游行是公民基本权利，但你要服从当地的整体利益，把社会整体利益不顾显然是不理性的。”

澳门特区政府星期三凌晨发表声明，谴责游行期间的不守法事件，并且说，警方态度果断克制，恰当处理了有关冲突，并且要坚决追究蓄意破坏澳门稳定的行为。

澳门立法会议员区锦新认为，就是因为警方处理不当才造成警民对峙激烈。区锦新说：“警方有意识的在游行过程中把领头的人强行暴力架走，在没有与警方冲突情况下强行带走，在不必要情况下鸣枪，这些都激化了警民间的冲突。”

*劳工问题招致不满*

2000年时，澳门失业率高达6.8%，工会曾在短短两个月内发动4次大游行，当时爆发冲突并演变成骚乱。去年五一劳动节也有数以千计的工人要求停止输入外劳和监管黑工(非法劳工)。这次五一游行的群众仍然提出相同诉求，并且抗议房价飑升，并且要求政府打击贪污，还有许多人要求何厚铧下台。

澳门大学助理教授余永逸指出，星期二爆发的示威冲突显示澳门的情况比过去更加恶化。余永逸说：“政府没有解决人民的问题，还有就是现在的经济环境发展对一部份劳工来讲没有享受到经济的好处。一些人越来越不满意政府的表现，觉得过去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用比较激烈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的不满意。”

澳门立法会议员区锦新对美国之音说，近年来澳门出现了劳工问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等等弊病，这些问题何厚桦都无法置身事外，现在何厚桦的威信已经下降到澳门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解决基层问题。

香港东方日报星期三在社论中说，澳门突然传来的数声枪声不但划破了澳门的平静，也令人感到心神不安，因为，枪声的目标所向是一国两制，预兆着一种乱象的开始。

*何厚铧会下台？*

区锦新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澳门的示威事件确实是对一国两制的考验。区锦新说：“香港一国两制下冲击情况下，董建华中途下台。如果澳门何厚铧在实行一国两制时中途下台的话，那一国两制就成了笑话，所以我们明白中央无论如何都要保护何厚铧的，保住一国两制的典范。问题是，一国两制确实解决不了澳门现在出现的问题。”

东方日报指出，鉴于不少示威者将矛头直指特首何厚铧，并以挑衅特区政府以及何厚铧的管制威信为目标，因此政府内部认为背后动机可疑，或许涉及澳门势力划分、或试图影响澳门第三届特首选举以及打击一国两制在澳门有效落实形像等复杂因素。

澳门研究中心的杨允中主任说，他不排除这次游行被挑拨或有香港人参与的可能。他还认为，香港媒体对这次事件的报导失之偏颇，在全澳门社会应该高度关注这次事件的前提下，也应该对示威手段建立公正客观的评价标准。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澳门劳工团体示威演变警民冲突。报道说，澳门劳工团体在星期二5•1劳动节当天发起示威游行活动，不过游行队伍因未就原定路线游行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向空鸣枪警告。

澳门六个团体号召约3千市民出席游行活动，要求政府加强保障劳工权益。游行团体反对黑工和外劳影响他们的收入，要求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法例。

但游行队伍没有按照在游行前与警方达成的游行路线协议，强行冲越警方在提督马路与美副将马路交界的路障。

澳门电视台报道，有警员在与游行队伍对峙时，向空鸣枪示警。现场传出三至四下枪声。混乱中，有人被捕，也有人受伤。

香港电视媒体也拍摄到向空鸣枪画面。

在香港方面，香港职工盟也在劳动节下午组织游行，约1500人参与游行，要求政府尽快制定最低工资，规定工作时间，并要求雇主按照通胀率合理加薪。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报道：澳门五一警民冲突中警员开枪引起关注。报道说，澳门五一劳动节爆发的警民冲突，警员开枪事件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澳门警方星期三凌晨对外表示，警员是为了保护市民才开枪，让游行组织者极为不满。有一人被警方的流弹所伤，目前正在医院治疗。

国际五一劳动节假期，多处地方发生了工人示威，虽然也有部份地区发生警民冲突的场面，但不如澳门的警员为了控制场面而向天鸣枪来得引人瞩目。澳门治安警察局代理局长李小平星期三凌晨召开记者会响应事件，对「游行期间所出现的严重不守法事件」表示谴责，认为警方已以果断及克制的态度，采取恰当方式处理有关冲突，从而最后有效控制局面，使社会得以恢复正常秩序。李小平强调，当局会调查该次开枪是否恰当，但强调警员为了保护市民，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开枪。

然而，星期二发起游行组织者之一王沛林，对于警方的解释无法认同，他星期三上午透过电话向记者表示：“开枪是很危险的，当时上面还有个天桥，还有人走过，而且示威的群众都没有武器在手，因此开枪事绝对不恰当的。”据报导，有一路人被警员的流弹所伤，目前正在澳门的镜湖医院治疗。

该次事件是澳门1966年暴动以来最严重的警民冲突，过程中共有9男1女被捕。据香港媒体报导，包括活跃香港的澳门社会运动人士利建润。记者星期三尝试联络利建润不果。香港媒体星期三对于澳门此次的事件都做出大篇幅报导，当中有不少是谴责澳门警方开枪的行为；然而，记者星期三中午上大陆官方新华网查询，发现对澳门此次的警民冲突未提，而是报导全国欢乐和谐渡五一。对此，澳门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显龙向本台分析表示：“首先，大陆对于这种游行示威的事情是一向都不报导的，因为这会牵动到敏感的神经，牵涉到社会稳定的事情，民主问题。”

香港信报星期三的社评说，澳门在回归之后开放赌权、引入外资赌场，配合内地自由行，令澳门经济近年出现火爆式增长，以如此骄人的成绩，澳门理应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但该次五一警民冲突可见，当地工人对于输入外劳打烂了他们的饭碗积怨甚深，以致和警方大打出手，经此一役，澳门近几年一片升平「压倒香港」的神话开始动摇。

香港经济日报星期三的报导则说，澳门不断有赌场落成，经济增长迅速，表面经济兴旺，但楼价攀升、贫富悬殊、黑工，以及贪污问题，令这小岛内藏4大暗涌，不满情绪一触即发。有澳门学者认为，自前澳门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被揭发贪污，政府管治威信大跌，故不得不以铁腕处理今次示威，否则未来更难管治。

▲香港经济日报5月2日发表社评：澳门鸣枪 解决不了贫富悬殊。社评说，澳门昨日的劳动节示威，演变成大规模警民冲突，有司警连鸣数枪示警。澳门九九年回归后开放赌业，经济急步增长，去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更超越香港，但表面风光背后，基层市民分享不到多少经济成果，生活压力却日增，加上政府贪腐仍重，冲突一触即发。

港澳两地昨天都有劳工团体游行示威，香港这边和平进行，澳门却爆发大冲突，警民不但有肢体碰撞，警棍、胡椒喷雾与水樽、鸡蛋互击，甚至出现打斗场面，最吓人的是，有司警拔枪向天连发五响，几令人以为发生暴动。

澳门司警有否必要鸣枪，广遭质疑，但何以澳门游行民众如此激动，不惜冲突宣泄？尤其澳门经济正欣欣向荣，失业率跌至百分之三点五，较本港的百分之四点三为低，其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去年更超香港，跃居亚洲第三位。

但近年曾到访澳门的港人，并不难发现在上述风光背后，澳门怨气较以往大增，原因是丰厚的经济成果，大都只由少数人享有，尤其大幅倾斜于赌业与房地产业，少数人「肥到着不下袜」，但基层却生计维艰。

虽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高于香港，但其实澳门居民每月工资中位数，仅七千三百澳元，较香港的一万港元低两成半以上，此反映澳门财富高度集中少数人，贫富悬殊较香港更严重。

澳门繁荣却基层少受惠外，更推高通胀、楼价与租金。现时澳门通胀达百分之五，基层加薪幅度并未追上，楼价过去五年更翻了一番，租金亦升，蜗居固然难置，屋租亦令基层透不过气来，谈何安居乐业？

令社会矛盾更尖锐的，是本应缓解民困的澳门政府，不但运作官僚，使扶贫工作进展缓慢、效率低下，更且官商勾结、贪腐问题仍重，如去年底被捕的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便涉嫌受贿敛财近八亿元，令澳门社会更不公允。昨便有游行市民怒斥，澳门政府扼杀市民财富。

经济繁荣未必带来社会和谐，政府处理不善，可能更添社会矛盾，澳门就是活生生例子。相较之下，本港无疑政府廉洁，社会安全网较完善，但贫富悬殊亦正加剧，特首曾荫权早前竞选连任时承诺推动社会企业、协助基层就业，实有需要做得更好、更快，否则短期内虽不会发生如澳门的社会冲突，但和谐社会亦将是空谈。

▲中新社澳门五月六日电：据《澳门日报》报道，澳门中联办主任白志健五日晚出席一公开活动时表示，中联办全力支持特首何厚铧有关“五•一”游行示威冲突的讲话。澳门社会历来和谐，有什么问题都可通过沟通、协商解决，这个传统应该保存下去。

中联办呼吁居民以平常心态看待事件，并循正常渠道向政府反映意见，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白志健表示，澳门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任何人在澳门生活、工作都要守法。今天的澳门，政府和居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政府亦有畅通的渠道可供居民反映意见，居民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表达意见。

特首指出有些人可能存有政治目的，将这次游行搞得如此激烈是不应该的，中联办谴责游行的策划者。

他续表示，游行事件已基本平息，特首亦表示政府今后将进一步改善施政及回应居民的诉求，中联办相信特区政府能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被问及开枪事件时，白志健表示，群衆参与游行，组织者并没有按游行规定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游行队伍不按政府规定路线行走亦是违法。出现有关问题，游行组织者应该为事件负上责任。

▲联合早报易锐民（香港特派员）报道：何厚铧回应五一警民冲突：有人想藉欧文龙贪污案等 打击我和澳门政府的威信

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昨天首次回应五月一日发生的警民冲突时指出，有人想藉近期澳门发生的多宗事件，包括前运输及工务司司长欧文龙贪污案，打击他和澳门政府的威信。

他指出，澳门人和当局习惯过安逸生活，面对近年急速发展是一种挑战，但当局必定会不断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廉洁操守。

何厚铧肯定五月一日大部分游行人士提出的诉求，是合理和正当的。他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他们的诉求，但不排除少部分人有政治目的，使游行最终发生冲突。

他强调，当局重视澳门市民以合法形式表达的诉求，但也会依法处理违法人士。

何厚铧昨日约见澳门传媒高层茶聚，强调不能将少数人造成的冲突场面，与市民的诉求相提并论。

他说，警方在“五一游行”期间开枪，是该名警员的个人反应，并非特区政府保安当局高层官员指示要镇压游行。他也指出，警员在应付一般集会的任务时，是不配带枪械的。

“开枪警员属于后勤支援部队，根据当时有人跌倒的危急情况，他才决定鸣枪示警。”

至于该名警员开枪维持秩序的做法是否恰当，保安当局已在跟进。 他说，事件也已进入司法程序，一定不会有“代罪羔羊”。

他透露，澳门特区政府已展开内部调查，并会吸取经验及检讨，务求将来处理游行活动时做得更好。至于有市民意外中弹受伤，调查仍在进行中。

另一方面，澳门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涉嫌贪污案，澳门廉政公署再拘捕多10名涉案人士。他们涉嫌透过行贿方式取得超过10项总值13亿澳门元（约2亿4500万新元）的政府公共工程及保养管理合约，涉及贿款4300多万。

该贪污案至今已拘捕36名涉案人士，调查仍在进行。

香港大学民意网站昨日也发表港人对何厚铧及澳门特区政府的满意度调查。以100分为满分，何厚铧取得69.3分，比一年前同样调查跌了近10分。

该调查在去年底至今年初进行，访问约350名香港人。调查又发现，53%受访者对澳门特区政府的表现满意，跌了15%；表示不满的有9%。

● 专业人士、学者、评论家对澳门警察的开枪的评论

▲香港时事评论员邱立本发表文章：《超越绝对权力的希望》。评论说，在绝对权力的阴影中，澳门公民力量超越贪渎的浮华世间，说出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城故事。

五月一日澳门的枪声，惊破了这个世界赌都的春梦。一场国际劳动节的游行示威，暴露了澳门繁华背后的阴影，暗藏社会内部巨大矛盾的危机。

最大的危机其实是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绝对的权力引致绝对的腐败。特首何厚铧成为政经综合体的一元化领导，缺乏有力制衡。从立法机构到地方媒体，都在行政权的掌控中，也因此产生腐败的温床。

腐败温床的核心就是土地审批权。澳门市民都晓得，澳门的土地使用权及最后的决定权，都在特首一人手中，过程都是黑箱作业，因而不少老百姓都对这些绝对权力产生绝对的怀疑，对幕后政商利益输送的肆无忌惮，痛心疾首。

但这也是澳门权力结构的盲点。绝对优势的行政权，可以推动回归后澳门的厉行改革，解决黑社会一度肆虐的危机，并排除万难，开放赌权，让国际金融资本参与投资，让这小城进入了全球化的网络，扭转长期被边缘化的局面。

但排山倒海的繁华也使贪腐排山倒海涌来，让没有制衡的权力莫之能御。那些諵阞漫虷a产价格，改变过去葡萄牙殖民地时期的贪渎模式，不再是普通官员的“小奸小坏”，而是高层决策者“高来高去”的幕后交易，涉及金额都数以亿元计。黑箱作业的卖地成为万恶之首。它不仅滋生贪婪与扭曲的商业形态，也破坏环境生态与文物保护。那些被列为文化遗产的文物周遭都被高楼大厦“入侵”，失去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也失去了原来的完整风景。

但在绝对权力的阴影中，澳门民间的公民力量却破土而出。它们发挥澳门“小而美”的特色，凝聚草根及专业人士的智慧，要为建设一个新澳门而努力。从“婆仔屋”到“蓝屋仔”，从“穷空间”到“风火台”，都展现澳门独特的“亮点”，超越贪渎与赌博天地的浮华世间，说出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城故事。

这也是澳门的希望，因为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才是永远的﹔贪腐是一时的，权力的制衡才是永远的。

▲时事评论员林行止5月2日在《信报》发表文章：《警方开枪伤人澳门政局有变》。文章写道，澳门昨天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由六个工人团体发起，真正参加人数多少，一如世界各地，警方与组织者各自表述，“误差”极大，不过，荧幕显示人头涌涌、群情激动，警方的数排人墙和多重铁马无法阻止示威者，以致要开枪五响示警（比较起来，由于经常沟通，香港的警、民都比较安分守己），这实在是“高危动作”；虽然警方说向天空开枪，但已射伤一名市民，在内政问题渐渐浮现的背景下，即使行政长官不必为此负政治责任，警方高层恐怕有人要人头落地才能平民愤。对于属员开枪，代警察局局长李小平的解释，和当年李鹏说因为北京警察没有足够烟雾弹和水炮车不得不开枪驱散人群，异曲同工！

在包括笔者在内的一般人印象中，由于施政目标明确而且成果显着，回归后澳门已是个兴旺的和谐社会，因此，这次警民大打出手，出人意表。不过，对澳门政府来说，和谐社会显然尚未达标，昨天澳门各报（《澳门日报》、《华侨报》、《市民日报》）都以何厚铧在庆祝五一大会上的演说主题“持续发展关键在和谐”为头条，突显了缔造和谐的重要性。昨天的大示威，显然是步向和谐的大倒车！

众所周知，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民望极高，不但中央大员多次公开表扬（欧文龙案发生后才不弹此调），游客接触的的士司机亦讚口不绝，莫不认为何氏领导有方，令人有澳门人为他依法不能二连任（共三任）而伤神，希望何氏能当澳门永远行政长官，似为不少澳门人的共识。这次大示威令澳门内政露了底，何氏的管治手法必受中央政府质疑。和香港为中国赚钱不同，澳门是赚中国的钱，她对中国的服贴程度必甚于香港，那意味中国若对何氏的管治“有意见”，澳门政府必有大变。

回归后澳门开放赌业，外资涌入（虽然赌业几乎由美资独揽引起赌业政策应该修订的呼声），经济旺盛，税率相继调低、公务员加薪幅度可观，市面日趋热闹，澳门已成功进入专业赌博的坦途；看统计，澳门在多方面胜于香港，如人口平均年龄较香港低（三十六点六岁对四十一点二岁）、比港人长寿（八十二点二七岁对八十一点六八岁─香港官民过去常说港人世界最长寿，其实非是）、失业率较低（百分之四点一对四点九），人均GDP仍落后于香港（二○○五年的二万四千三百美元对○六年三万六千五百美元），惟澳门的增速似胜香港，“如无意外”，以其人口只有不足四十六万人，人均收入赶上香港，指日可待。

欧文龙案戳穿澳门政府腐败的一面，昨天的示威则突显了澳门贫富─也许说是不劳而获和出卖劳力二个阶级更恰切─两极化已势成水火，劳工阶级享受不到税务优惠的好处（除非减间接税，减直接税对不必交税者有什么好处？），还要面对外劳涌入压低薪津的打击，在百分之四点四的通胀率下，他们生活便无法与经济繁荣并进，怨气日深，趁劳动节发泄，是情理中事。

在澳门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去年十二月七日被捕后不久，一本出版者身份不明的《管治》（Governance）双月刊于今年二月创刊。该刊在香港印刷，有些文章称“本港”，显示作者是港人，出版人是没有中文的Governance Enterprise and Publication Ltd.，不刊登编者及编辑部职员名字，扉页不署名的“编者话”说这是一本“资讯及娱乐刊物”，内容涵盖公司及公共管治的论题，后者“涉及的题目包括……，反贪污，反赌博，官员行为失当……”。看内容，则怵目惊心，比如“封面故事”是〈澳门赌场洗钱活动〉，封底则有数行大字，美国机密资料显示：“各国政府极度关注澳门赌场洗钱”、“拒绝何鸿燊家族到境内投资”，令人联想起这可能是“家族刊物”；可是，从澳门立法委员欧锦新撰写的长文〈澳门高官欧文龙贪污渎职〉，对欧氏“渎职”详情作巨细无遗的披露，加上发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上将论能源安全及新华社二篇有关胡锦涛及温家宝论反贪文章（还有未经本报同意转载何顺文教授的大作），这本双月刊“来头”不小，其所反映的洗黑钱及官员贪污受贿等问题，是否表示有人对何厚铧管治的不满已表面化？昨天令警方开枪的大示威会否触发澳门一场“内政危机”，是值得关注的发展。

澳门本是个平静“与世无争”的小地方，澳门人向来予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印象，昨天的大示威固然引爆了许多深层问题，亦令人明白当今之世，人民积怨太深便会“拉布条上街”，民主国家、半民主社会甚至专制国家都如此。澳门大示威对各地包括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训”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能漠视不可歪曲的。

▲评论员郑汉良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银发族呛声粉碎经济神话》。文章指出，澳门经济崛起的神话，日前被一名企图控制劳工游行的防暴警察向天连开六枪所戳破。

警方在晚上七点之后、即游行正式开始的五个小时后，以切割面包式的方法隔离示威者，一边吹着哨子一边清场，并迫使他们退至小巷逐个予以驱散，过程没有遭到太大的反抗。在清场期间，包括吴国昌等多个立法议员都在现场协助调停工作。

治安警察局代局长李小平对警方表现满意，他指出，警方事前已顾及游行人士与其它市民等各方利益，有计划部署。针对开枪事件，警方形容开枪的行为是恰当的，因为当时有人摔倒地上，警察为了阻止人群践踏，所以向天鸣枪。但立法议员欧锦新认为警方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是不能接受的。另一名议员高天赐说，警察向天连开六枪的地方，头上有行人高架桥，很容易造成意外，因此认为警方需要进一步解释。

而发起劳动节游行的六大劳工团体之一的职工民心协进会的发言人黄沛林说，过去警方顶多只会使用催泪瓦斯，但这次他们打人打断了警棍后，还开枪示众，反应十分过度。

这是澳门继去年五一劳动节游行导致警民肢体冲突之后，再一次发生游行示威的大规模冲突。澳门在2000年的劳动节，即回归后的第一年曾发生警民冲突，警方当时曾发射催泪瓦斯。

与其它各地游行示威最明显的分别，就是澳门游行最勇猛的第一线冲锋示威者，都是四、五十岁或以上的劳动阶层，有些更是银发族，与其它地方示威最热中参与者是学生和年轻人的情况大有分别，显示澳门赌博事业一面独大的不平衡经济发展，对社会已经造成了难以消弭的矛盾，上了年龄的低技术劳动者非但没有得益于澳门的经济起飞，反而感觉遭到社会的遗弃。

有示威者坦率指出，澳门楼价从当初十几万元到现在至少一百多万元，基层劳工根本活不下去，又有人埋怨政府只照顾资本家，引入外地劳工的同时，对黑工问题束手无策。

▲沈泽玮在《联合早报》发表评论：《何厚铧神话破灭？》评论指出，五次枪声，震破了澳门繁华似梦的城市外壳，也让特首何厚铧陷入上任七年半以来最大的窘境。

五一游行演变成警民对决、民怨宣泄的场地：“反对贪污政府”、“反对官商勾结”、“反对乱输外劳”等口号叫声不断，而最震慑的要算是 “何厚铧下台！”的标语首次出现。一场被政治化的劳动节游行揭开了人均GDP、赌业营收等堂皇数字背后赤裸裸的社会矛盾；当经济大饼分发不均时，低层市民福利被忽略时，闷在心头的怨气随时借机炸开。

与2003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相比，据报有3000人参与的澳门游行规模算小，但所引发的政治震撼力同样巨大。何厚铧神话破灭了，外界普遍关注“商人治澳”会不会出现变数？

香港《信报》的分析指：“和香港为中国赚钱不同，澳门是赚中国的钱，它对中国的服贴程度必甚于香港，那意味着中国若对何氏的管治‘有意见’，澳门政府必有大变。”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则引述香港传媒人谭志强说：“何厚铧政府已经提前跛脚”。

报道还引述中南海熟悉澳门的消息人士说，北京不满何厚铧“漠视”中联办意见，排挤澳门政府内亲北京官员，因此中央希望强化中联办的监督角色，避免特区政府贪渎及用人唯亲的问题恶化。

该人士也称，何厚铧的亲信、 澳门前工务及运输司欧文龙特大贪腐案件的揭发，是中央绕过何厚铧，与香港廉政公署合作侦查的结果，而且只在抓人前一小时才知会何厚铧，显示中央不信任他。

同样一个何厚铧，相隔七年，他所获评价近乎天地之差。2000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给他打了101分，并赞扬澳门在他带领下取得“了不起的成绩”；2004年的一项民调也显示，他的支持度高达70%以上。

52岁的何厚铧家世显赫，这是命运赋予他的一大政治资本。其父何贤是著名爱国商人，在澳门各阶层都拥有绝对影响力。何贤于1983年底逝世时，何厚铧接过家族核心企业大丰银行的重担，出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直至当选特首。

据报道，在出任澳门特首之前，当地传媒曾披露何厚铧江湖味甚浓，与黑社会有业务往来，私生活也有不检点地方。作风豪迈的何厚铧出人意料地坦承：“我不是圣人，有一两件对老婆不住的事，不等于婚外情，难得太太也体量自己。”他又说：“由于父亲的关系，澳门那么小，我不可能不接触到黑社会，但绝对没搞非法勾当。”

澳门是东方的拉斯维加斯，要驾驭这复杂的地盘确实不易，纵横政商又熟悉江湖的何厚铧被视为是掌舵的最佳人选，流氓混混既吓不倒他，政棍骗子也骗不到他。当上澳门一把手后，何厚铧在打击黑社会犯罪和开放赌业上所展现的狠劲与果敢，为他带来好评。在平衡博彩、社团等各方力量上的能力也获肯定。

不过，在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澳门如今也长出贫富悬殊、官员贪污、黑工（非法劳工）猖獗、房价飙涨等社会毒瘤，不只侵蚀着和谐社会，也侵蚀着何厚铧的威信。

这位做事低调的特首据说甚少愿同港媒接触，但大陆媒体似乎对他有好感，有报道形容：“铧哥”谈话风趣幽默而又充满睿智，可充分感受其人格魅力。

2004年，何厚铧在大陆媒体的一次专访中，谈及出任特首的感受时这么说：“每份工作都有难处。人总有逃避的倾向，不可能每时每刻面对现实，所以只要好好做下去，尽量不去想，怕不开心会影响工作，也不能过分追求满足感。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五年过去了，再过五年，又是一片新天地。”

这番谈话会不会应验，恐怕还得赌一把。

● 五一节有关中国大陆的报道和评论

▲北京学者于泽远五一节发表文章：《中国工人已沦为弱势群体》。文章写道，五月一日是劳动者的节日，中国官方媒体却再次发出“明天谁来当工人”的忧思。北京有关学者指出，从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到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中国普通劳动者过低的收入和地位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不久前有报道说，上海只有0.1％的学生愿意当工人。虽然有人质疑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但城市中的青少年普遍不愿意当工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人民日报昨天报道，上海市曾经辉煌的330多所培养技术工人的学校，如今只剩下20多所还在招生。

“能做白领，当然不做蓝领。”坐在办公室里的李蓉精神焕发。对于刚刚获得的一家运动衣公司人事专员的工作，她十分满意。 她说： “还有0.1％上海小孩愿意做工人？我觉得可能0.1%都不到！”

李蓉1997年从技校毕业。按理应该成为一名车工的她，10年来换了好几次工作。但她宁肯待业在家，也不愿去做工人。“工人工资低、地位低又辛苦，做车工学徒时，我手上都是钢水烫的泡。”

李蓉同班有20多名同学，刚毕业时，有几名学生进工厂做工，工资最高也不过900元人民币(177新元），最后都相继转行了。“据我了解，我们班一个做工人的都没有了！”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官方在宣传上不断高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政治口号，工人每月几十元人民币的工资也和干部相差不大，而且城市中学毕业生必须先上山下乡劳动几年，然后才有参军或被招工的机会，因此城市中小学生的理想基本都是当工人或当兵。来自农村的学生则只能回乡务农，当工人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大锅饭”被逐渐打破。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收入和其他阶层越拉越大，曾让工人阶级感到抚慰的各类政治口号也被抛弃。只有那些考不上大学、也找不到“更体面”工作的人才被迫去当工人。

农民工成工人主体

1990年代后，随着大批农村人口进城，农民工逐渐成了工人的主体。如今，在上海“苦脏累险”岗位上工作的基本都是农民工。纺织厂的挡车工、码头的装卸工、建筑工地的泥水工、环卫的清扫工，农民工都占90％以上，有的甚至接近100％。

人民日报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陆学艺说，目前农民工在工人中的比例，大约是60％到70％，但是工资水平太低。将产业工人再生产的责任，都推给贫穷的乡村，长此以往，“中国制造”还能可持续发展吗？

另一方面，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工成为工人主体，也使在理论上仍然“领导一切”的中国工人阶级完全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说，99％的人不愿意当工人，这是现实教育他们得出的结论：工人社会地位低，当工人的权益被侵害，政府往往不站在工人一边；工人的工资得不到保障，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没有落实。一旦当了工人，就注定了自己愁苦终身，而且延及后人。面对这样的现实，不愿意当工人正是最自然的选择。

文章呼吁官方通过完善法规，保护工人的利益，使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如果政府什么也不做，只是通过社会竞争让一些人被迫当工人，只能催生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目标背道而驰。

▲星岛日报报道：天安门五一实行安检搜包 五四将封闭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年“五一”期间将实行空前严格的保安措施，所有进入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的游客均需通过安全检查，如果携带有较大包裹的还将被逐一开包严查。5月4日上午将暂时封闭。消息人士表示，这是北京警方为2008年的奥运保安进行的一次“练兵”行动。

报道说，据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消息，“五一”期间预计将有16万人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警方将对观众进行安全检查。观众将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一带、天安门广场内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和长安街路段的三个区域里观看清晨的升旗仪式。

升旗期间，如果人员饱和，警方将限制人流，采取只出不进的措施。而在进入观旗区域前，执勤民警将手持安检仪对观众进行安全检查，随身携带的较大包裹将被逐一检查。

故宫在5月1日至3日期间每日提前开放一小时，开放时间为7时30分至16时。另外，正在进行的故宫博物院全部修缮工程五一期间不停工。毛主席纪念堂现正进行装修，9月20日以后开放。5月4日天安门广场因为有活动，上午暂时封闭。天安门地区其他景点将照常开放，到天安门城楼、故宫等景点参观游览的游客可经由广场东﹑西侧便道到达上述景点参观。

据悉，提高天安门广场的保安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奥运“练兵”。当局担心在奥运前夕和奥运期间，北京受到恐怖袭击或发生“群死群伤”惨剧。

天安门广场一直是当局设定的重点保安地点。因为广场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常有过千上万人聚集。过去天安门广场已发生过类的自焚自爆事件，当局必须防止这类事件在奥运期间再发生。

另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五一”期间，将有一千名便衣上街巡逻，重点对繁华街区、重点公交线路、交通枢纽和商场、景点实施控制。

为了保障轨道交通的安全，公交总队已经协调警力，要求所有官员到一线指挥，在地铁运行期间，配备了警棍、手铐、手电筒、防卫喷雾器等八大件的警察将“全天候”驻守地铁、城铁线路中所有站点。

另外，上海也将从5月1日起派出全副武装的反恐特警上街巡逻。约八百名特警将着统一特警战斗服、携带统一制式枪支装备、驾驶统一车辆在上海街头开展武装巡逻。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郑善和表示，由武装特警在上海街头实施叠加式巡逻，旨在充分发挥特警机动性强、装备精良、策应迅速的警种优势和武装巡逻的威慑力，有力震慑各类违法犯罪分子。

▲震撼！：五一劳动节亲历北京798艺术区“行为艺术”！

 
昨天值五一国际劳动节，笔者去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观光浏览，有幸观赏到了一次现场‘抗争行为艺术’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活动在露天进行，是由北京艺术家周永阳老先生在现场表演的两个行为艺术，其一名为：“智慧小金猪与观众讨论现代艺术”。第二个行为艺术题为：“拿起武器”。

情况是这样的，在第一个行为艺术表演中头戴小金猪面具，用扩音机说话，要求现场观众与他共同参加讨论：什么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区别。周永阳号召大家不要冷漠相处，要互助交流思想，也可以参加进来辩论和反对。他号召大家什么都可以讨论，关于艺术的问题、关于政治的问题，关于生活的问题、人文的问题、历史问题，什么都可以讨论。开始时观众比较局促，但是后来在周永阳的一再激请演说和邀请下，有观众逐渐加入讨论。周永阳回答了观众的一些问题，他说：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在实际上没有绝对界线，虽然两者都是作者的观念和情感的表现，但是现代艺术无论在表现手法和形式上更多样化、个人化外，在作品的内涵上更是打破了以往艺术和其它门类领域的界限，有时候还以非明确内容的、直截呈现实物信号的方式表现出来，使观众因人而异地产生不同的感受。现代艺术打破了艺术与科学的界限，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艺术也更是政治述求的载体。现代艺术已经成为现代人观念表达的手段之一，艺术的大众化，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不再是少数艺术家的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为艺术作为手段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加速转形提供了可能性。

同时周永也和观众一起讨论了艺术与艺术家的经济效益的关系，表明了他的艺术也希望有经济效益，在一个健康的国际和国内艺术品市环境下是应当有经济效益的，他坚信他的艺术[包括行为艺术]是社会的需求，有需求就有满足需求的市场。他也谈到了现在艺术市场存在的年龄歧视问题，有些画廊一味强调什么70后80 后一代，认为以往艺术家似乎就没有再创造能力了，周永阳表示他的艺术就是为了抗争这种年龄歧视。

周永阳现场作的另一个行为艺术名为：“拿起武器！”就是在表演者后面挂起一幅宣传画，上面印的是前苏联的一尊著名雕塑：“卵石——无产阶级的武器”的图象。同时画面上还赫然印着上下两句标语：上面一句是‘卵石——无产阶级的武器（1918年）’，下面一句是“键盘——中国弱势群体的武器（2007年），表演该行为艺术时，周永阳手持一个计算机键盘，模仿苏联”卵石“雕塑的动作形态，站在大幅宣传画之下，引来在场观众们争相拍照。

关于这个行为艺术的意义，他解释说；在 1918年时，无产阶级弱势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用武力进行抗争，手持‘卵石’是‘暴力’的象征，现在我们中国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只有拿起计算机键盘这一新武器，通过网络，把自己所受到的各种不公正待遇公布于世，争取社会的认知和觉悟，用大多数人的觉悟来改造社会。他还用自己的个案经历来说明社会的不公和对不公的抗争：原来作为上级单位的工美总公司出资与他所工作的工美研究所出地合建住宅楼，约定部分住房可分给本所具有分房条件的职工，当初申请要房时并没说要交钱，但建房后，要求该所职工周永阳交十多万人民币，周因无钱只能作罢。单位又因无正常工作场所而无法运营，拖欠周工资三年，周后被告知可先下岗，等单位情况好转后再复职。后来事情才搞清楚：原来分到房的人根本没交钱，只是为了掩盖这种欺骗行为，才以交钱为借口把周永阳搞走。当官的早就想把单位搞垮好侵吞地盘。而对于单位拖欠周工资问题，法院判决为：已过时效，不予追究。但对过时问题，也提不出任何法律依据。周永阳表示：这种情况很普遍，弱势群体只有在网上才能诉说。

现场有观众对这种网上维权能否起到作用表示质疑。周永阳解释说：一滴水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但是千百万滴水就能变成浩荡黄河，他号召变上坊为上网，并举了这次重庆最牛钉子户的例子，此事件就是网络公众舆论的胜利，虽然没能实现由民众自己决定城市规划的理想目的，但是房地产商未能使用黑势力手段或由法院强制执行，最终得到了和平和更满意的解决结果。周永阳说，社会要一点点改造，不能看不到网络的成绩。今天是劳动节，劳动工人在几十年里积累起的国有资产，决不能只让几个企业当权的人说了算。说到工\\会，现在的工\\会都是由企业主委派，拿老板的钱，是不会替工人着想的。弱势群体应该网上联合讨论社会不公，从而解决问题。笔者注意到在讨论弱势维权问题时，反倒是798厂本厂的职工工人，更涌跃参加，而有些参观 798携美妻娇娇者，皆姗姗离去。笔者不竟想到；人以群分，弱势还是关心弱势。

现场表演行为艺术的同时，周永阳还展出了他原来创作的行为艺术照片（在这次映画廊组织的中国行为艺术影象展落选作品）：《为未来考古学家预埋可供未来发掘的当代文物：“我们的队伍‘陶俑雕塑。》，该行为的内容为：在京郊某地，由陶俑雕塑”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周永阳父子，把这些作品埋入地下，并祈祷未来考古学家能挖掘到它们而跪拜天地。

这次“智慧小金猪和观众讨论现代艺术”的现场行为艺术中，周永阳还演唱了毛泽东语录歌。其意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歌声雄浑嘹亮。关于毛，他说毛的功过都可以讨论，文革的错误也应当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总结，现在不让出关于文革的书，忌讳谈文革，是简单化的表现，是自以为是和不相信民众有理性分辩事物的能力的表现。两个凡是不对，一个凡是也是不对的。文革的错误是工作内容的错误，工作方法联系群众是做事情的工具，这个工具并不是不可以用了，现在改革中的失误，社会不公，贪污、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过大等问题，和我们丢失了群众路线是有关的。讨论也得到了部分观众的认可。讨论中也涉及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的问题。

当周永阳表演‘拿起武器！’这一行为艺术作品时，背靠着 1918年苏联手拿卵石怒目前方的斗士雕像图像，周永阳也同样昂头怒目前方，手握的武器却换成了计算机键盘，两个图像叠加并置，令笔者感到颇具震撼冲击力，有一种时空交错的历史现场感，首次情景感染，也不禁引发出种种思绪和联想，但是我想，纵有千言万语，也难有周永阳老先生这一个行为艺术形象的瞬间定格画面，来得更加震撼、鲜活、概括，和深刻吧。

▲中国大陆学者史啸虎就中国工会和劳动者权益问题撰写文章：《改革工会体制，维护劳工权益——献给200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文章首先回顾五一节的由来，史先生写道，大家都知道，121年前（1886年）的那个5月1日，美国芝加哥市的20多万名工人在国际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下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罢工性集会，并付出了鲜血的代价。这里有一个值得叙述的地方，即在这次大罢工之前两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迫于工人的长期罢工斗争的压力其实就已经颁布了一项法案，规定从1886年5月1 日，也就是集会这一天，开始在全国实行每日8 小時工作制。也就是说，这场罢工集会后让工人们盼望已久的8小时工作日制度就要依法实施了。但由于在该法案正式生效之前，各地雇主们仍然视此法为无物，仍然不断地强迫工人们每天工作10小時，12小時，甚至更多时间，而且联邦各地政府官员对此刻意漠视工人权益的反常现象不仅不予以制止，反而却表示出冷淡而无所谓的態度。于是，工人们被激怒了，一场本来只是纪念性的集会最后演变成一场持续数日的大罢工并以炸弹、镇压和反抗之类的流血事件收场（后来还有四名罢工集会组织者被判处绞刑，除一人自杀外，其余幸未执行）。[《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人民网2002年4月15日期] 但经历了这场流血事件后，美国工人维护自身法定权益的坚定意志和决心让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所有雇主，无论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企业主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必须尊重工人的法定权益。从此，8小时工作日制度法案不仅在美国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并且在第二国际坚持合法的斗争下（第二国际还于1989年确定每年5月1 日为国际劳动节，以纪念这个不平凡的日子），还逐步被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所采纳，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基本工作时间制度了。

回顾“五一节”这段历史，至少给了我们这么几个启示：一是工人的权益必须通过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发起和组织的合法斗争来争取；二是即使已经有了保护职工权益的法律，但如果没有工会代表工人以罢工和集体谈判等合法的方式显示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和决心，这些法律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落实。一句话，没有工会以合法方式维护工人的权益，工人的合法权益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在目前自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我国却似乎出现了一种与120年前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完全不同的维护工人权益的反常情况。比如，我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工会，而且建国后也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度，《劳动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该法甚至还规定企业的所有加班必须与工会协商并征得后者的同意。可是，非法的超时加班在我国的企业中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始终得不到遏止，而工人权利的法定维护者——工会却始终站在一边沉默着。

据报载，今天的我国工薪阶层仍然有大约80%的人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另据有关调查表明，我国近2亿人的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平均为每天9.45小时，其中珠三角的企业工作时间为 9.86小时，每周平均工作6.3天以上。[《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农民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南方都市报2006年4月28日期] 根据这个数据，我国的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9.5个小时，比国家法律规定的要高出15个小时。而珠三角地区民工工作时间则为每周62个小时，比法定劳动时间高出18个小时。另据新华网报道，北京出租车司机每天则平均要工作14个小时。由于必须两班倒地干活才能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我国其他城市的数百万出租车司机日工作时间估计也都不会低于12个小时。这种涉及如此之多劳动者的、大范围地公开违反我国劳动法律的现象都是在我们各地各产业工会的眼皮子底下出现的，也从来没有哪家企业按照法律规定与我们的工会“协商”并经过它们的同意。可是，我们的工会又对此做了哪些工作了呢？交涉了吗？抗议了吗？起诉了吗？像当年的国际工人联合会那样组织美国工人罢工或与雇主集体谈判以成功维护这数亿工人劳动时间权益，从而遏止和减少了他们的超时工作了吗？没有，都没有。我在网络的搜索引擎上搜来查去却查不到任何这类数据，甚至也没有查到任何这种由工会出面维护工人法定劳动时间的案例。可是我却查到了另一类让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数据。

据今年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2005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披露的数据，当年“全国企事业工会建立劳动法律监督组织17.0万个，比上年增加2.1万个，覆盖职工4377.4万人，比上年增加23.6万人；本年度受理违法、违规案件1.8万件。”我不知道那一年受理的1.8万件违法违规案件这个数字里有多少是涉及违反法定劳动时间的案件，也不知道案件受理后处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知道全国各地工会组织了多达17万个劳动法律监督组织，但那年它们仅受理不到两万个违反劳动法的案件。

于是，谁都可以算出这么一笔帐：就算一个工会的劳动法监督组织一年只受理一个劳动法违法案件，而且这些案件全部是违反法定劳动时间的案件，我们的工会组建起来的这17万个劳动法监督组织中起码也有15万个劳动法监督组织那一年是无事可干的。或者说，这些劳动法监督组织根本就没有发现或发现了也装做没有发现自己周围有任何雇主违反劳动法、侵犯工人权益的案件！可是，从以上数据我们得知，仅就雇主侵犯职工休息休假一项权利而言，我国长期以来每年仍然有至少好几亿职工被迫每天工作超过 8个小时，其中至少有2亿人每周超时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且没有得到任何加班补助！如果我们按照每100个工人超时工作一年仅算一个违反劳动法的案例，那么仅发生在这2亿农民工身上的雇主侵犯其休息休假权利的案件一年就应该至少多达200万件。可是根据我们的工会自己统计出来的并未经他人核实过的数字，即使这些违法案件全部是指劳动时间违法的，却也只有区区不到2万件。现在连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京华时报》，2006年06月21日期]，难道我们的各级工会辛辛苦苦组建起来的这十多万个劳动法监督组织对此都是“瞎子的眼睛——视而不见”不成？

何况这里仅仅是在说违反劳动者的八项权益之一的“休息休假权利”而已。按照《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共享有八项基本权益，即“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法定劳动时间制度旨在维护劳动者的第三项权益，即休息休假权利。就算这项权利在我们的工会看来也许无伤大局，不必太认真（但这却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那么对于其它七项对于工人而言似乎更为重要的权益，我要问：我们的工会又做的如何了呢？

在维护工人劳动安全权利上，《工会法》第二十四条也明确规定，“工会发现企业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企业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工会有权向企业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企业必须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可是严酷的现实是，在我国每年造成上百万工人致伤、十数万人致死的工伤事件，尤其是在这么多年来此起彼伏的、每起死伤人数都是骇人听闻的矿难中，我们几乎没有听到过任何工会在其中维护工人人身安全权益的声音。我国的工会在伤人无数的矿难面前全部哑然失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这里并非是说造成这么多工人人身安全权益被侵犯被蹂躏案件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工会不作为，但是，难道我国的工会在工人安全权益问题上的这种司空见惯的不作为与我国如此严峻的矿难形势一点关系也没有吗？换句话说，如果我国的所有的地方和产业工会都能够主动地承担起自己的法定职责，勇敢地组织工人去维护法律赋予他们的八项基本权益，包括这个劳动安全权利，我国还会出现如此频繁而恶劣的矿难事故吗？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国频发的矿难其实就是对我国现有的官办工会体制本身以及其身后站着的那个企图包办一切的政府的一种惩罚和报复。

1949年以前我国曾经签署过14个国际劳工公约，建国和加入WTO后又先后签署和批准了9个国际劳工公约，至此我国一共追认、签署和批准了23个国际劳工公约。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在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该文件将核心劳工标准称为“工人的基本权利”，并将其规定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禁止强迫劳动和童工；结社自由；自由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同工同酬以及消除就业歧视。[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国际劳工局北京局，1998年版，导言] 还有，我国也早已于7年前就签署并批准了包括约定工会基本原则在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国际公约的第三部分中的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条专门约定了劳工和工会的基本权益。

我认为，我国既然批准并参加了这些有关劳工和工会基本原则的国际公约，那么就应该按照这些国际通行的劳工和工会的基本原则来修订我们的《劳工法》和《工会法》，并根据这些原则来改革我们的工会体制，以更好地保障中国工人的基本权益。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以所谓中国特色为理由拒绝按照这些已经全国人大批准过的国际公约的原则修订我们的有关劳工和工会的法律法规并改革我们的工会体制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和违背国际法的，也是不能够持久的。

▲自由亚洲电台方媛报道：“五一”节北京气氛紧张巡查严密。报道说，星期二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京天安门等地，气氛紧张，巡查严密，各地失去工作，土地，或蒙冤的工农弱势群体上访者，有数千人被抓捕，遣返。为抗议实施两年的新上访条例，五月一号当天，有几百人去天安门抗议。

据北京晨报五月一号报道说，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市民和游客若要到天安门看升旗，值勤民警将手持安检仪对观旗群众进行安全检查，其中群众随身携带的较大包裹有可能被逐一检查。此外，海外博讯网站登载了多幅照片，有大量的警车停在天安门，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警察，还有前门通往天安门的地铁口西侧被封的通告。

而在北京南站，“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早晨八点，二，三百名居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者又被抓到访民的收容站马家楼关押，一名姓胡访民一号下午向本台表示，今天上午，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到上访村南站附近视察一个工程，来了很多的警察和保安，抓了很多的人到马家楼去，抓了两车子人，可能有两三百。直到中午十一点半，警察才撤掉，气氛非常紧张，满恐怖的，就怕发生什么事情。

她又特别的谈到七，八名警察对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人欺凌的情况，她说;今天上午看到一个老年人在大马路上带着一个大包，衣服虽然不好，但是干干净净的，警察就非要把他拉到车子上面去，他就死活不肯去，然后警察就把他的手往后一背就像飞机一样的，北京的老人都很气愤，说你怎么欺负老人呢，七，八个警察对付他一个，非把他强行搞到车子上去不可。

另一名长期关注访民情况的任华律师对本台表示，警察在五月一号之前抓捕了近五千名访民，他说：在二十六号的上午八点钟，北京出动了大量的警察，城管，保安到北京东庄周围包围，四辆大公交车停在那里，晚上十点钟就开始在各个小旅店，桥洞进行大量的搜捕，据从马家楼回来的人反映说，那天晚上在马家楼那个地方站都没有地方站了，因为马家楼一次性可以拘押五千人，他们回来有说五千人，有说三千人，到二十七号一边的往外接，一边又到上访村搜捕，这两天，从二十八号到二十九号晚上没有到旅店去抓了，但是，每天大客车停在上访村，保安说你们到马家楼去，给你们解决问题。

任华还表示，就是到信访口走正常上访渠道的访民也大批的被抓，他说;各个信访口开门就是允许上访人反映问题，这样做的话，就把门关掉吧，何必要开呢。

据任华透露，由于访民对实施了两年的新上访条例异常不满，因此，“五一”新上访条例两周年之际，访民说好到天安门抗议。

另一名叫杨振标的访民也向本台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温家宝的新上访条例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对打压上访人越来越严重，甚至比李鹏那个老的信访条例更加的残暴和严重，激起了上访人的公愤，很多人就想在五月一号进行抗议，要废除上访条例。

直到晚七点，一名白天到天安门抗议的姓马的访民对本台表示，早八点半，有六百人去天安门，聚到一起后把材料拿出来喊冤枉，喊几下之后，警察马上上来，拉到公安分局，有人接的接回去，没人接的五点钟全部放回去。

 

中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了长假“黄金周”，当局为了拉动内需，鼓动人们外出旅游消费，而劳动者的权益被淡忘和忽视，大量的劳工依然在加班加点得不到休假。同时，由于贫困，旅游休假与底层劳工无关。中国既没有劳动者自己独立的组织，官方工会也大都不理睬劳动者的诉求，因此，在中国，不会看到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念活动，更不可能有游行示威。只有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每年如常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各地都由劳工团体组织纪念活动，游行示威是主要引人注目的形式。据报道，在亚洲，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工人在一些主要城市发起了游行示威。在日本，约4万名示威者在东京集会，争取劳工福利和缩窄贫富差距。在汉城，约7000人手持标语和横幅，抗议卢武铉总统的贸易和劳工政策。他们认为，韩国与美国签署的贸易协议，将损害韩国工人的生计，同时，韩国的劳工政策导致企业聘用临时工而不是永久雇员。在菲律宾，数千名示威者游行到阿罗约总统的官邸，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工福利和阿罗约下台，防暴警察则严密戒备。另外，约5000名示威者在首都马尼拉市中心游行示威，指责阿罗约忽略低收入劳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各大城市都发生了劳工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和得到税务优惠。在伊朗，数千工人在德黑兰示威，要求劳工部长辞职。在巴基斯坦，劳工们要求提高工资，医疗和教育保障。在新加坡，反对派政治领袖、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完成了环岛步行，希望唤醒人们对低收入劳工的关注。

不过今年五一节的澳门却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事件，当游行队伍没有按照警方规定路线行进时，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一名便衣警察掏出枪来，连续朝天开了五枪，并且还有一颗流弹击中一位澳门市民。

 
赌城澳门多年来一直沉浸在繁荣的表象中，当局只注重赌业的发展，却忽视了底层劳动者的贫困状况，楼市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尤其中年以上的劳工，悲愤难忍，积怨已深，加上澳门当局腐败，不满情绪终在五一节劳动者的游行示威中爆发出来。

澳门警察开枪事件发生后，引起各方关注，世界各主要媒体都及时作了报道，一些学者、专业人士纷纷发表评论。唯有中国媒体，象以往一样，几乎全部噤声，只有中新网作了简单的报道。

笔者认为，无论如何，澳门开枪事件威胁了澳门的社会自由和法治，显示了所谓“一国两制”有走向瓦解的危险，尤其是毗邻的香港，夏初时节感受了寒冷的气流。

本周新闻聚焦以澳门警察开枪事件为主，同时也注意中国大陆的劳工状况。

● 媒体对澳门警察开枪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报道：澳门五一劳动节示威冲突损害形像。澳门在五一劳动节发生的激烈示威行动备受关注。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事件损害了澳门特区的形像，示威传达的信息值得高度关注。

星期二，有2千多名示威者参加争取权益的五一游行。由于游行队伍突然改变路线以及部份示威者企图突破警方防线而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多人受伤，混乱中有便衣探员向天空连开5枪示警。有报导说，流弹击中一位驾车人。

澳门镜湖医院星期三表示，这位中弹者手术后情况良好，医生从他身上取出金属异物，但没有证实那是否是子弹。

*杨允中：过激示威行动不可取*

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代理主任杨允中认为，这次的示威事件有损澳门特区形像，应该予以补救，但是过激示威行动不可取。杨允中说：“你游行浩浩荡荡，政府给你预先准备好路线，也达到沟通。你一定坚持走自己设计的路线，这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不现实。示威游行是公民基本权利，但你要服从当地的整体利益，把社会整体利益不顾显然是不理性的。”

澳门特区政府星期三凌晨发表声明，谴责游行期间的不守法事件，并且说，警方态度果断克制，恰当处理了有关冲突，并且要坚决追究蓄意破坏澳门稳定的行为。

澳门立法会议员区锦新认为，就是因为警方处理不当才造成警民对峙激烈。区锦新说：“警方有意识的在游行过程中把领头的人强行暴力架走，在没有与警方冲突情况下强行带走，在不必要情况下鸣枪，这些都激化了警民间的冲突。”

*劳工问题招致不满*

2000年时，澳门失业率高达6.8%，工会曾在短短两个月内发动4次大游行，当时爆发冲突并演变成骚乱。去年五一劳动节也有数以千计的工人要求停止输入外劳和监管黑工(非法劳工)。这次五一游行的群众仍然提出相同诉求，并且抗议房价飑升，并且要求政府打击贪污，还有许多人要求何厚铧下台。

澳门大学助理教授余永逸指出，星期二爆发的示威冲突显示澳门的情况比过去更加恶化。余永逸说：“政府没有解决人民的问题，还有就是现在的经济环境发展对一部份劳工来讲没有享受到经济的好处。一些人越来越不满意政府的表现，觉得过去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用比较激烈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的不满意。”

澳门立法会议员区锦新对美国之音说，近年来澳门出现了劳工问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等等弊病，这些问题何厚桦都无法置身事外，现在何厚桦的威信已经下降到澳门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解决基层问题。

香港东方日报星期三在社论中说，澳门突然传来的数声枪声不但划破了澳门的平静，也令人感到心神不安，因为，枪声的目标所向是一国两制，预兆着一种乱象的开始。

*何厚铧会下台？*

区锦新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澳门的示威事件确实是对一国两制的考验。区锦新说：“香港一国两制下冲击情况下，董建华中途下台。如果澳门何厚铧在实行一国两制时中途下台的话，那一国两制就成了笑话，所以我们明白中央无论如何都要保护何厚铧的，保住一国两制的典范。问题是，一国两制确实解决不了澳门现在出现的问题。”

东方日报指出，鉴于不少示威者将矛头直指特首何厚铧，并以挑衅特区政府以及何厚铧的管制威信为目标，因此政府内部认为背后动机可疑，或许涉及澳门势力划分、或试图影响澳门第三届特首选举以及打击一国两制在澳门有效落实形像等复杂因素。

澳门研究中心的杨允中主任说，他不排除这次游行被挑拨或有香港人参与的可能。他还认为，香港媒体对这次事件的报导失之偏颇，在全澳门社会应该高度关注这次事件的前提下，也应该对示威手段建立公正客观的评价标准。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澳门劳工团体示威演变警民冲突。报道说，澳门劳工团体在星期二5•1劳动节当天发起示威游行活动，不过游行队伍因未就原定路线游行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向空鸣枪警告。

澳门六个团体号召约3千市民出席游行活动，要求政府加强保障劳工权益。游行团体反对黑工和外劳影响他们的收入，要求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法例。

但游行队伍没有按照在游行前与警方达成的游行路线协议，强行冲越警方在提督马路与美副将马路交界的路障。

澳门电视台报道，有警员在与游行队伍对峙时，向空鸣枪示警。现场传出三至四下枪声。混乱中，有人被捕，也有人受伤。

香港电视媒体也拍摄到向空鸣枪画面。

在香港方面，香港职工盟也在劳动节下午组织游行，约1500人参与游行，要求政府尽快制定最低工资，规定工作时间，并要求雇主按照通胀率合理加薪。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报道：澳门五一警民冲突中警员开枪引起关注。报道说，澳门五一劳动节爆发的警民冲突，警员开枪事件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澳门警方星期三凌晨对外表示，警员是为了保护市民才开枪，让游行组织者极为不满。有一人被警方的流弹所伤，目前正在医院治疗。

国际五一劳动节假期，多处地方发生了工人示威，虽然也有部份地区发生警民冲突的场面，但不如澳门的警员为了控制场面而向天鸣枪来得引人瞩目。澳门治安警察局代理局长李小平星期三凌晨召开记者会响应事件，对「游行期间所出现的严重不守法事件」表示谴责，认为警方已以果断及克制的态度，采取恰当方式处理有关冲突，从而最后有效控制局面，使社会得以恢复正常秩序。李小平强调，当局会调查该次开枪是否恰当，但强调警员为了保护市民，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开枪。

然而，星期二发起游行组织者之一王沛林，对于警方的解释无法认同，他星期三上午透过电话向记者表示：“开枪是很危险的，当时上面还有个天桥，还有人走过，而且示威的群众都没有武器在手，因此开枪事绝对不恰当的。”据报导，有一路人被警员的流弹所伤，目前正在澳门的镜湖医院治疗。

该次事件是澳门1966年暴动以来最严重的警民冲突，过程中共有9男1女被捕。据香港媒体报导，包括活跃香港的澳门社会运动人士利建润。记者星期三尝试联络利建润不果。香港媒体星期三对于澳门此次的事件都做出大篇幅报导，当中有不少是谴责澳门警方开枪的行为；然而，记者星期三中午上大陆官方新华网查询，发现对澳门此次的警民冲突未提，而是报导全国欢乐和谐渡五一。对此，澳门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显龙向本台分析表示：“首先，大陆对于这种游行示威的事情是一向都不报导的，因为这会牵动到敏感的神经，牵涉到社会稳定的事情，民主问题。”

香港信报星期三的社评说，澳门在回归之后开放赌权、引入外资赌场，配合内地自由行，令澳门经济近年出现火爆式增长，以如此骄人的成绩，澳门理应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但该次五一警民冲突可见，当地工人对于输入外劳打烂了他们的饭碗积怨甚深，以致和警方大打出手，经此一役，澳门近几年一片升平「压倒香港」的神话开始动摇。

香港经济日报星期三的报导则说，澳门不断有赌场落成，经济增长迅速，表面经济兴旺，但楼价攀升、贫富悬殊、黑工，以及贪污问题，令这小岛内藏4大暗涌，不满情绪一触即发。有澳门学者认为，自前澳门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被揭发贪污，政府管治威信大跌，故不得不以铁腕处理今次示威，否则未来更难管治。

▲香港经济日报5月2日发表社评：澳门鸣枪 解决不了贫富悬殊。社评说，澳门昨日的劳动节示威，演变成大规模警民冲突，有司警连鸣数枪示警。澳门九九年回归后开放赌业，经济急步增长，去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更超越香港，但表面风光背后，基层市民分享不到多少经济成果，生活压力却日增，加上政府贪腐仍重，冲突一触即发。

港澳两地昨天都有劳工团体游行示威，香港这边和平进行，澳门却爆发大冲突，警民不但有肢体碰撞，警棍、胡椒喷雾与水樽、鸡蛋互击，甚至出现打斗场面，最吓人的是，有司警拔枪向天连发五响，几令人以为发生暴动。

澳门司警有否必要鸣枪，广遭质疑，但何以澳门游行民众如此激动，不惜冲突宣泄？尤其澳门经济正欣欣向荣，失业率跌至百分之三点五，较本港的百分之四点三为低，其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去年更超香港，跃居亚洲第三位。

但近年曾到访澳门的港人，并不难发现在上述风光背后，澳门怨气较以往大增，原因是丰厚的经济成果，大都只由少数人享有，尤其大幅倾斜于赌业与房地产业，少数人「肥到着不下袜」，但基层却生计维艰。

虽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高于香港，但其实澳门居民每月工资中位数，仅七千三百澳元，较香港的一万港元低两成半以上，此反映澳门财富高度集中少数人，贫富悬殊较香港更严重。

澳门繁荣却基层少受惠外，更推高通胀、楼价与租金。现时澳门通胀达百分之五，基层加薪幅度并未追上，楼价过去五年更翻了一番，租金亦升，蜗居固然难置，屋租亦令基层透不过气来，谈何安居乐业？

令社会矛盾更尖锐的，是本应缓解民困的澳门政府，不但运作官僚，使扶贫工作进展缓慢、效率低下，更且官商勾结、贪腐问题仍重，如去年底被捕的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便涉嫌受贿敛财近八亿元，令澳门社会更不公允。昨便有游行市民怒斥，澳门政府扼杀市民财富。

经济繁荣未必带来社会和谐，政府处理不善，可能更添社会矛盾，澳门就是活生生例子。相较之下，本港无疑政府廉洁，社会安全网较完善，但贫富悬殊亦正加剧，特首曾荫权早前竞选连任时承诺推动社会企业、协助基层就业，实有需要做得更好、更快，否则短期内虽不会发生如澳门的社会冲突，但和谐社会亦将是空谈。

▲中新社澳门五月六日电：据《澳门日报》报道，澳门中联办主任白志健五日晚出席一公开活动时表示，中联办全力支持特首何厚铧有关“五•一”游行示威冲突的讲话。澳门社会历来和谐，有什么问题都可通过沟通、协商解决，这个传统应该保存下去。

中联办呼吁居民以平常心态看待事件，并循正常渠道向政府反映意见，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白志健表示，澳门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任何人在澳门生活、工作都要守法。今天的澳门，政府和居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政府亦有畅通的渠道可供居民反映意见，居民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表达意见。

特首指出有些人可能存有政治目的，将这次游行搞得如此激烈是不应该的，中联办谴责游行的策划者。

他续表示，游行事件已基本平息，特首亦表示政府今后将进一步改善施政及回应居民的诉求，中联办相信特区政府能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被问及开枪事件时，白志健表示，群衆参与游行，组织者并没有按游行规定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游行队伍不按政府规定路线行走亦是违法。出现有关问题，游行组织者应该为事件负上责任。

▲联合早报易锐民（香港特派员）报道：何厚铧回应五一警民冲突：有人想藉欧文龙贪污案等 打击我和澳门政府的威信

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昨天首次回应五月一日发生的警民冲突时指出，有人想藉近期澳门发生的多宗事件，包括前运输及工务司司长欧文龙贪污案，打击他和澳门政府的威信。

他指出，澳门人和当局习惯过安逸生活，面对近年急速发展是一种挑战，但当局必定会不断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廉洁操守。

何厚铧肯定五月一日大部分游行人士提出的诉求，是合理和正当的。他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他们的诉求，但不排除少部分人有政治目的，使游行最终发生冲突。

他强调，当局重视澳门市民以合法形式表达的诉求，但也会依法处理违法人士。

何厚铧昨日约见澳门传媒高层茶聚，强调不能将少数人造成的冲突场面，与市民的诉求相提并论。

他说，警方在“五一游行”期间开枪，是该名警员的个人反应，并非特区政府保安当局高层官员指示要镇压游行。他也指出，警员在应付一般集会的任务时，是不配带枪械的。

“开枪警员属于后勤支援部队，根据当时有人跌倒的危急情况，他才决定鸣枪示警。”

至于该名警员开枪维持秩序的做法是否恰当，保安当局已在跟进。 他说，事件也已进入司法程序，一定不会有“代罪羔羊”。

他透露，澳门特区政府已展开内部调查，并会吸取经验及检讨，务求将来处理游行活动时做得更好。至于有市民意外中弹受伤，调查仍在进行中。

另一方面，澳门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涉嫌贪污案，澳门廉政公署再拘捕多10名涉案人士。他们涉嫌透过行贿方式取得超过10项总值13亿澳门元（约2亿4500万新元）的政府公共工程及保养管理合约，涉及贿款4300多万。

该贪污案至今已拘捕36名涉案人士，调查仍在进行。

香港大学民意网站昨日也发表港人对何厚铧及澳门特区政府的满意度调查。以100分为满分，何厚铧取得69.3分，比一年前同样调查跌了近10分。

该调查在去年底至今年初进行，访问约350名香港人。调查又发现，53%受访者对澳门特区政府的表现满意，跌了15%；表示不满的有9%。

● 专业人士、学者、评论家对澳门警察的开枪的评论

▲香港时事评论员邱立本发表文章：《超越绝对权力的希望》。评论说，在绝对权力的阴影中，澳门公民力量超越贪渎的浮华世间，说出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城故事。

五月一日澳门的枪声，惊破了这个世界赌都的春梦。一场国际劳动节的游行示威，暴露了澳门繁华背后的阴影，暗藏社会内部巨大矛盾的危机。

最大的危机其实是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绝对的权力引致绝对的腐败。特首何厚铧成为政经综合体的一元化领导，缺乏有力制衡。从立法机构到地方媒体，都在行政权的掌控中，也因此产生腐败的温床。

腐败温床的核心就是土地审批权。澳门市民都晓得，澳门的土地使用权及最后的决定权，都在特首一人手中，过程都是黑箱作业，因而不少老百姓都对这些绝对权力产生绝对的怀疑，对幕后政商利益输送的肆无忌惮，痛心疾首。

但这也是澳门权力结构的盲点。绝对优势的行政权，可以推动回归后澳门的厉行改革，解决黑社会一度肆虐的危机，并排除万难，开放赌权，让国际金融资本参与投资，让这小城进入了全球化的网络，扭转长期被边缘化的局面。

但排山倒海的繁华也使贪腐排山倒海涌来，让没有制衡的权力莫之能御。那些諵阞漫虷a产价格，改变过去葡萄牙殖民地时期的贪渎模式，不再是普通官员的“小奸小坏”，而是高层决策者“高来高去”的幕后交易，涉及金额都数以亿元计。黑箱作业的卖地成为万恶之首。它不仅滋生贪婪与扭曲的商业形态，也破坏环境生态与文物保护。那些被列为文化遗产的文物周遭都被高楼大厦“入侵”，失去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也失去了原来的完整风景。

但在绝对权力的阴影中，澳门民间的公民力量却破土而出。它们发挥澳门“小而美”的特色，凝聚草根及专业人士的智慧，要为建设一个新澳门而努力。从“婆仔屋”到“蓝屋仔”，从“穷空间”到“风火台”，都展现澳门独特的“亮点”，超越贪渎与赌博天地的浮华世间，说出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城故事。

这也是澳门的希望，因为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才是永远的﹔贪腐是一时的，权力的制衡才是永远的。

▲时事评论员林行止5月2日在《信报》发表文章：《警方开枪伤人澳门政局有变》。文章写道，澳门昨天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由六个工人团体发起，真正参加人数多少，一如世界各地，警方与组织者各自表述，“误差”极大，不过，荧幕显示人头涌涌、群情激动，警方的数排人墙和多重铁马无法阻止示威者，以致要开枪五响示警（比较起来，由于经常沟通，香港的警、民都比较安分守己），这实在是“高危动作”；虽然警方说向天空开枪，但已射伤一名市民，在内政问题渐渐浮现的背景下，即使行政长官不必为此负政治责任，警方高层恐怕有人要人头落地才能平民愤。对于属员开枪，代警察局局长李小平的解释，和当年李鹏说因为北京警察没有足够烟雾弹和水炮车不得不开枪驱散人群，异曲同工！

在包括笔者在内的一般人印象中，由于施政目标明确而且成果显着，回归后澳门已是个兴旺的和谐社会，因此，这次警民大打出手，出人意表。不过，对澳门政府来说，和谐社会显然尚未达标，昨天澳门各报（《澳门日报》、《华侨报》、《市民日报》）都以何厚铧在庆祝五一大会上的演说主题“持续发展关键在和谐”为头条，突显了缔造和谐的重要性。昨天的大示威，显然是步向和谐的大倒车！

众所周知，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民望极高，不但中央大员多次公开表扬（欧文龙案发生后才不弹此调），游客接触的的士司机亦讚口不绝，莫不认为何氏领导有方，令人有澳门人为他依法不能二连任（共三任）而伤神，希望何氏能当澳门永远行政长官，似为不少澳门人的共识。这次大示威令澳门内政露了底，何氏的管治手法必受中央政府质疑。和香港为中国赚钱不同，澳门是赚中国的钱，她对中国的服贴程度必甚于香港，那意味中国若对何氏的管治“有意见”，澳门政府必有大变。

回归后澳门开放赌业，外资涌入（虽然赌业几乎由美资独揽引起赌业政策应该修订的呼声），经济旺盛，税率相继调低、公务员加薪幅度可观，市面日趋热闹，澳门已成功进入专业赌博的坦途；看统计，澳门在多方面胜于香港，如人口平均年龄较香港低（三十六点六岁对四十一点二岁）、比港人长寿（八十二点二七岁对八十一点六八岁─香港官民过去常说港人世界最长寿，其实非是）、失业率较低（百分之四点一对四点九），人均GDP仍落后于香港（二○○五年的二万四千三百美元对○六年三万六千五百美元），惟澳门的增速似胜香港，“如无意外”，以其人口只有不足四十六万人，人均收入赶上香港，指日可待。

欧文龙案戳穿澳门政府腐败的一面，昨天的示威则突显了澳门贫富─也许说是不劳而获和出卖劳力二个阶级更恰切─两极化已势成水火，劳工阶级享受不到税务优惠的好处（除非减间接税，减直接税对不必交税者有什么好处？），还要面对外劳涌入压低薪津的打击，在百分之四点四的通胀率下，他们生活便无法与经济繁荣并进，怨气日深，趁劳动节发泄，是情理中事。

在澳门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去年十二月七日被捕后不久，一本出版者身份不明的《管治》（Governance）双月刊于今年二月创刊。该刊在香港印刷，有些文章称“本港”，显示作者是港人，出版人是没有中文的Governance Enterprise and Publication Ltd.，不刊登编者及编辑部职员名字，扉页不署名的“编者话”说这是一本“资讯及娱乐刊物”，内容涵盖公司及公共管治的论题，后者“涉及的题目包括……，反贪污，反赌博，官员行为失当……”。看内容，则怵目惊心，比如“封面故事”是〈澳门赌场洗钱活动〉，封底则有数行大字，美国机密资料显示：“各国政府极度关注澳门赌场洗钱”、“拒绝何鸿燊家族到境内投资”，令人联想起这可能是“家族刊物”；可是，从澳门立法委员欧锦新撰写的长文〈澳门高官欧文龙贪污渎职〉，对欧氏“渎职”详情作巨细无遗的披露，加上发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上将论能源安全及新华社二篇有关胡锦涛及温家宝论反贪文章（还有未经本报同意转载何顺文教授的大作），这本双月刊“来头”不小，其所反映的洗黑钱及官员贪污受贿等问题，是否表示有人对何厚铧管治的不满已表面化？昨天令警方开枪的大示威会否触发澳门一场“内政危机”，是值得关注的发展。

澳门本是个平静“与世无争”的小地方，澳门人向来予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印象，昨天的大示威固然引爆了许多深层问题，亦令人明白当今之世，人民积怨太深便会“拉布条上街”，民主国家、半民主社会甚至专制国家都如此。澳门大示威对各地包括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训”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能漠视不可歪曲的。

▲评论员郑汉良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银发族呛声粉碎经济神话》。文章指出，澳门经济崛起的神话，日前被一名企图控制劳工游行的防暴警察向天连开六枪所戳破。

警方在晚上七点之后、即游行正式开始的五个小时后，以切割面包式的方法隔离示威者，一边吹着哨子一边清场，并迫使他们退至小巷逐个予以驱散，过程没有遭到太大的反抗。在清场期间，包括吴国昌等多个立法议员都在现场协助调停工作。

治安警察局代局长李小平对警方表现满意，他指出，警方事前已顾及游行人士与其它市民等各方利益，有计划部署。针对开枪事件，警方形容开枪的行为是恰当的，因为当时有人摔倒地上，警察为了阻止人群践踏，所以向天鸣枪。但立法议员欧锦新认为警方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是不能接受的。另一名议员高天赐说，警察向天连开六枪的地方，头上有行人高架桥，很容易造成意外，因此认为警方需要进一步解释。

而发起劳动节游行的六大劳工团体之一的职工民心协进会的发言人黄沛林说，过去警方顶多只会使用催泪瓦斯，但这次他们打人打断了警棍后，还开枪示众，反应十分过度。

这是澳门继去年五一劳动节游行导致警民肢体冲突之后，再一次发生游行示威的大规模冲突。澳门在2000年的劳动节，即回归后的第一年曾发生警民冲突，警方当时曾发射催泪瓦斯。

与其它各地游行示威最明显的分别，就是澳门游行最勇猛的第一线冲锋示威者，都是四、五十岁或以上的劳动阶层，有些更是银发族，与其它地方示威最热中参与者是学生和年轻人的情况大有分别，显示澳门赌博事业一面独大的不平衡经济发展，对社会已经造成了难以消弭的矛盾，上了年龄的低技术劳动者非但没有得益于澳门的经济起飞，反而感觉遭到社会的遗弃。

有示威者坦率指出，澳门楼价从当初十几万元到现在至少一百多万元，基层劳工根本活不下去，又有人埋怨政府只照顾资本家，引入外地劳工的同时，对黑工问题束手无策。

▲沈泽玮在《联合早报》发表评论：《何厚铧神话破灭？》评论指出，五次枪声，震破了澳门繁华似梦的城市外壳，也让特首何厚铧陷入上任七年半以来最大的窘境。

五一游行演变成警民对决、民怨宣泄的场地：“反对贪污政府”、“反对官商勾结”、“反对乱输外劳”等口号叫声不断，而最震慑的要算是 “何厚铧下台！”的标语首次出现。一场被政治化的劳动节游行揭开了人均GDP、赌业营收等堂皇数字背后赤裸裸的社会矛盾；当经济大饼分发不均时，低层市民福利被忽略时，闷在心头的怨气随时借机炸开。

与2003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相比，据报有3000人参与的澳门游行规模算小，但所引发的政治震撼力同样巨大。何厚铧神话破灭了，外界普遍关注“商人治澳”会不会出现变数？

香港《信报》的分析指：“和香港为中国赚钱不同，澳门是赚中国的钱，它对中国的服贴程度必甚于香港，那意味着中国若对何氏的管治‘有意见’，澳门政府必有大变。”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则引述香港传媒人谭志强说：“何厚铧政府已经提前跛脚”。

报道还引述中南海熟悉澳门的消息人士说，北京不满何厚铧“漠视”中联办意见，排挤澳门政府内亲北京官员，因此中央希望强化中联办的监督角色，避免特区政府贪渎及用人唯亲的问题恶化。

该人士也称，何厚铧的亲信、 澳门前工务及运输司欧文龙特大贪腐案件的揭发，是中央绕过何厚铧，与香港廉政公署合作侦查的结果，而且只在抓人前一小时才知会何厚铧，显示中央不信任他。

同样一个何厚铧，相隔七年，他所获评价近乎天地之差。2000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给他打了101分，并赞扬澳门在他带领下取得“了不起的成绩”；2004年的一项民调也显示，他的支持度高达70%以上。

52岁的何厚铧家世显赫，这是命运赋予他的一大政治资本。其父何贤是著名爱国商人，在澳门各阶层都拥有绝对影响力。何贤于1983年底逝世时，何厚铧接过家族核心企业大丰银行的重担，出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直至当选特首。

据报道，在出任澳门特首之前，当地传媒曾披露何厚铧江湖味甚浓，与黑社会有业务往来，私生活也有不检点地方。作风豪迈的何厚铧出人意料地坦承：“我不是圣人，有一两件对老婆不住的事，不等于婚外情，难得太太也体量自己。”他又说：“由于父亲的关系，澳门那么小，我不可能不接触到黑社会，但绝对没搞非法勾当。”

澳门是东方的拉斯维加斯，要驾驭这复杂的地盘确实不易，纵横政商又熟悉江湖的何厚铧被视为是掌舵的最佳人选，流氓混混既吓不倒他，政棍骗子也骗不到他。当上澳门一把手后，何厚铧在打击黑社会犯罪和开放赌业上所展现的狠劲与果敢，为他带来好评。在平衡博彩、社团等各方力量上的能力也获肯定。

不过，在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澳门如今也长出贫富悬殊、官员贪污、黑工（非法劳工）猖獗、房价飙涨等社会毒瘤，不只侵蚀着和谐社会，也侵蚀着何厚铧的威信。

这位做事低调的特首据说甚少愿同港媒接触，但大陆媒体似乎对他有好感，有报道形容：“铧哥”谈话风趣幽默而又充满睿智，可充分感受其人格魅力。

2004年，何厚铧在大陆媒体的一次专访中，谈及出任特首的感受时这么说：“每份工作都有难处。人总有逃避的倾向，不可能每时每刻面对现实，所以只要好好做下去，尽量不去想，怕不开心会影响工作，也不能过分追求满足感。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五年过去了，再过五年，又是一片新天地。”

这番谈话会不会应验，恐怕还得赌一把。

● 五一节有关中国大陆的报道和评论

▲北京学者于泽远五一节发表文章：《中国工人已沦为弱势群体》。文章写道，五月一日是劳动者的节日，中国官方媒体却再次发出“明天谁来当工人”的忧思。北京有关学者指出，从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到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中国普通劳动者过低的收入和地位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不久前有报道说，上海只有0.1％的学生愿意当工人。虽然有人质疑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但城市中的青少年普遍不愿意当工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人民日报昨天报道，上海市曾经辉煌的330多所培养技术工人的学校，如今只剩下20多所还在招生。

“能做白领，当然不做蓝领。”坐在办公室里的李蓉精神焕发。对于刚刚获得的一家运动衣公司人事专员的工作，她十分满意。 她说： “还有0.1％上海小孩愿意做工人？我觉得可能0.1%都不到！”

李蓉1997年从技校毕业。按理应该成为一名车工的她，10年来换了好几次工作。但她宁肯待业在家，也不愿去做工人。“工人工资低、地位低又辛苦，做车工学徒时，我手上都是钢水烫的泡。”

李蓉同班有20多名同学，刚毕业时，有几名学生进工厂做工，工资最高也不过900元人民币(177新元），最后都相继转行了。“据我了解，我们班一个做工人的都没有了！”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官方在宣传上不断高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政治口号，工人每月几十元人民币的工资也和干部相差不大，而且城市中学毕业生必须先上山下乡劳动几年，然后才有参军或被招工的机会，因此城市中小学生的理想基本都是当工人或当兵。来自农村的学生则只能回乡务农，当工人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大锅饭”被逐渐打破。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收入和其他阶层越拉越大，曾让工人阶级感到抚慰的各类政治口号也被抛弃。只有那些考不上大学、也找不到“更体面”工作的人才被迫去当工人。

农民工成工人主体

1990年代后，随着大批农村人口进城，农民工逐渐成了工人的主体。如今，在上海“苦脏累险”岗位上工作的基本都是农民工。纺织厂的挡车工、码头的装卸工、建筑工地的泥水工、环卫的清扫工，农民工都占90％以上，有的甚至接近100％。

人民日报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陆学艺说，目前农民工在工人中的比例，大约是60％到70％，但是工资水平太低。将产业工人再生产的责任，都推给贫穷的乡村，长此以往，“中国制造”还能可持续发展吗？

另一方面，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工成为工人主体，也使在理论上仍然“领导一切”的中国工人阶级完全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说，99％的人不愿意当工人，这是现实教育他们得出的结论：工人社会地位低，当工人的权益被侵害，政府往往不站在工人一边；工人的工资得不到保障，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没有落实。一旦当了工人，就注定了自己愁苦终身，而且延及后人。面对这样的现实，不愿意当工人正是最自然的选择。

文章呼吁官方通过完善法规，保护工人的利益，使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如果政府什么也不做，只是通过社会竞争让一些人被迫当工人，只能催生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目标背道而驰。

▲星岛日报报道：天安门五一实行安检搜包 五四将封闭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年“五一”期间将实行空前严格的保安措施，所有进入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的游客均需通过安全检查，如果携带有较大包裹的还将被逐一开包严查。5月4日上午将暂时封闭。消息人士表示，这是北京警方为2008年的奥运保安进行的一次“练兵”行动。

报道说，据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消息，“五一”期间预计将有16万人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警方将对观众进行安全检查。观众将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一带、天安门广场内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和长安街路段的三个区域里观看清晨的升旗仪式。

升旗期间，如果人员饱和，警方将限制人流，采取只出不进的措施。而在进入观旗区域前，执勤民警将手持安检仪对观众进行安全检查，随身携带的较大包裹将被逐一检查。

故宫在5月1日至3日期间每日提前开放一小时，开放时间为7时30分至16时。另外，正在进行的故宫博物院全部修缮工程五一期间不停工。毛主席纪念堂现正进行装修，9月20日以后开放。5月4日天安门广场因为有活动，上午暂时封闭。天安门地区其他景点将照常开放，到天安门城楼、故宫等景点参观游览的游客可经由广场东﹑西侧便道到达上述景点参观。

据悉，提高天安门广场的保安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奥运“练兵”。当局担心在奥运前夕和奥运期间，北京受到恐怖袭击或发生“群死群伤”惨剧。

天安门广场一直是当局设定的重点保安地点。因为广场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常有过千上万人聚集。过去天安门广场已发生过类的自焚自爆事件，当局必须防止这类事件在奥运期间再发生。

另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五一”期间，将有一千名便衣上街巡逻，重点对繁华街区、重点公交线路、交通枢纽和商场、景点实施控制。

为了保障轨道交通的安全，公交总队已经协调警力，要求所有官员到一线指挥，在地铁运行期间，配备了警棍、手铐、手电筒、防卫喷雾器等八大件的警察将“全天候”驻守地铁、城铁线路中所有站点。

另外，上海也将从5月1日起派出全副武装的反恐特警上街巡逻。约八百名特警将着统一特警战斗服、携带统一制式枪支装备、驾驶统一车辆在上海街头开展武装巡逻。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郑善和表示，由武装特警在上海街头实施叠加式巡逻，旨在充分发挥特警机动性强、装备精良、策应迅速的警种优势和武装巡逻的威慑力，有力震慑各类违法犯罪分子。

▲震撼！：五一劳动节亲历北京798艺术区“行为艺术”！

 
昨天值五一国际劳动节，笔者去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观光浏览，有幸观赏到了一次现场‘抗争行为艺术’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活动在露天进行，是由北京艺术家周永阳老先生在现场表演的两个行为艺术，其一名为：“智慧小金猪与观众讨论现代艺术”。第二个行为艺术题为：“拿起武器”。

情况是这样的，在第一个行为艺术表演中头戴小金猪面具，用扩音机说话，要求现场观众与他共同参加讨论：什么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区别。周永阳号召大家不要冷漠相处，要互助交流思想，也可以参加进来辩论和反对。他号召大家什么都可以讨论，关于艺术的问题、关于政治的问题，关于生活的问题、人文的问题、历史问题，什么都可以讨论。开始时观众比较局促，但是后来在周永阳的一再激请演说和邀请下，有观众逐渐加入讨论。周永阳回答了观众的一些问题，他说：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在实际上没有绝对界线，虽然两者都是作者的观念和情感的表现，但是现代艺术无论在表现手法和形式上更多样化、个人化外，在作品的内涵上更是打破了以往艺术和其它门类领域的界限，有时候还以非明确内容的、直截呈现实物信号的方式表现出来，使观众因人而异地产生不同的感受。现代艺术打破了艺术与科学的界限，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艺术也更是政治述求的载体。现代艺术已经成为现代人观念表达的手段之一，艺术的大众化，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不再是少数艺术家的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为艺术作为手段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加速转形提供了可能性。

同时周永也和观众一起讨论了艺术与艺术家的经济效益的关系，表明了他的艺术也希望有经济效益，在一个健康的国际和国内艺术品市环境下是应当有经济效益的，他坚信他的艺术[包括行为艺术]是社会的需求，有需求就有满足需求的市场。他也谈到了现在艺术市场存在的年龄歧视问题，有些画廊一味强调什么70后80 后一代，认为以往艺术家似乎就没有再创造能力了，周永阳表示他的艺术就是为了抗争这种年龄歧视。

周永阳现场作的另一个行为艺术名为：“拿起武器！”就是在表演者后面挂起一幅宣传画，上面印的是前苏联的一尊著名雕塑：“卵石——无产阶级的武器”的图象。同时画面上还赫然印着上下两句标语：上面一句是‘卵石——无产阶级的武器（1918年）’，下面一句是“键盘——中国弱势群体的武器（2007年），表演该行为艺术时，周永阳手持一个计算机键盘，模仿苏联”卵石“雕塑的动作形态，站在大幅宣传画之下，引来在场观众们争相拍照。

关于这个行为艺术的意义，他解释说；在 1918年时，无产阶级弱势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用武力进行抗争，手持‘卵石’是‘暴力’的象征，现在我们中国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只有拿起计算机键盘这一新武器，通过网络，把自己所受到的各种不公正待遇公布于世，争取社会的认知和觉悟，用大多数人的觉悟来改造社会。他还用自己的个案经历来说明社会的不公和对不公的抗争：原来作为上级单位的工美总公司出资与他所工作的工美研究所出地合建住宅楼，约定部分住房可分给本所具有分房条件的职工，当初申请要房时并没说要交钱，但建房后，要求该所职工周永阳交十多万人民币，周因无钱只能作罢。单位又因无正常工作场所而无法运营，拖欠周工资三年，周后被告知可先下岗，等单位情况好转后再复职。后来事情才搞清楚：原来分到房的人根本没交钱，只是为了掩盖这种欺骗行为，才以交钱为借口把周永阳搞走。当官的早就想把单位搞垮好侵吞地盘。而对于单位拖欠周工资问题，法院判决为：已过时效，不予追究。但对过时问题，也提不出任何法律依据。周永阳表示：这种情况很普遍，弱势群体只有在网上才能诉说。

现场有观众对这种网上维权能否起到作用表示质疑。周永阳解释说：一滴水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但是千百万滴水就能变成浩荡黄河，他号召变上坊为上网，并举了这次重庆最牛钉子户的例子，此事件就是网络公众舆论的胜利，虽然没能实现由民众自己决定城市规划的理想目的，但是房地产商未能使用黑势力手段或由法院强制执行，最终得到了和平和更满意的解决结果。周永阳说，社会要一点点改造，不能看不到网络的成绩。今天是劳动节，劳动工人在几十年里积累起的国有资产，决不能只让几个企业当权的人说了算。说到工\\会，现在的工\\会都是由企业主委派，拿老板的钱，是不会替工人着想的。弱势群体应该网上联合讨论社会不公，从而解决问题。笔者注意到在讨论弱势维权问题时，反倒是798厂本厂的职工工人，更涌跃参加，而有些参观 798携美妻娇娇者，皆姗姗离去。笔者不竟想到；人以群分，弱势还是关心弱势。

现场表演行为艺术的同时，周永阳还展出了他原来创作的行为艺术照片（在这次映画廊组织的中国行为艺术影象展落选作品）：《为未来考古学家预埋可供未来发掘的当代文物：“我们的队伍‘陶俑雕塑。》，该行为的内容为：在京郊某地，由陶俑雕塑”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周永阳父子，把这些作品埋入地下，并祈祷未来考古学家能挖掘到它们而跪拜天地。

这次“智慧小金猪和观众讨论现代艺术”的现场行为艺术中，周永阳还演唱了毛泽东语录歌。其意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歌声雄浑嘹亮。关于毛，他说毛的功过都可以讨论，文革的错误也应当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总结，现在不让出关于文革的书，忌讳谈文革，是简单化的表现，是自以为是和不相信民众有理性分辩事物的能力的表现。两个凡是不对，一个凡是也是不对的。文革的错误是工作内容的错误，工作方法联系群众是做事情的工具，这个工具并不是不可以用了，现在改革中的失误，社会不公，贪污、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过大等问题，和我们丢失了群众路线是有关的。讨论也得到了部分观众的认可。讨论中也涉及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的问题。

当周永阳表演‘拿起武器！’这一行为艺术作品时，背靠着 1918年苏联手拿卵石怒目前方的斗士雕像图像，周永阳也同样昂头怒目前方，手握的武器却换成了计算机键盘，两个图像叠加并置，令笔者感到颇具震撼冲击力，有一种时空交错的历史现场感，首次情景感染，也不禁引发出种种思绪和联想，但是我想，纵有千言万语，也难有周永阳老先生这一个行为艺术形象的瞬间定格画面，来得更加震撼、鲜活、概括，和深刻吧。

▲中国大陆学者史啸虎就中国工会和劳动者权益问题撰写文章：《改革工会体制，维护劳工权益——献给200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文章首先回顾五一节的由来，史先生写道，大家都知道，121年前（1886年）的那个5月1日，美国芝加哥市的20多万名工人在国际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下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罢工性集会，并付出了鲜血的代价。这里有一个值得叙述的地方，即在这次大罢工之前两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迫于工人的长期罢工斗争的压力其实就已经颁布了一项法案，规定从1886年5月1 日，也就是集会这一天，开始在全国实行每日8 小時工作制。也就是说，这场罢工集会后让工人们盼望已久的8小时工作日制度就要依法实施了。但由于在该法案正式生效之前，各地雇主们仍然视此法为无物，仍然不断地强迫工人们每天工作10小時，12小時，甚至更多时间，而且联邦各地政府官员对此刻意漠视工人权益的反常现象不仅不予以制止，反而却表示出冷淡而无所谓的態度。于是，工人们被激怒了，一场本来只是纪念性的集会最后演变成一场持续数日的大罢工并以炸弹、镇压和反抗之类的流血事件收场（后来还有四名罢工集会组织者被判处绞刑，除一人自杀外，其余幸未执行）。[《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人民网2002年4月15日期] 但经历了这场流血事件后，美国工人维护自身法定权益的坚定意志和决心让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所有雇主，无论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企业主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必须尊重工人的法定权益。从此，8小时工作日制度法案不仅在美国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并且在第二国际坚持合法的斗争下（第二国际还于1989年确定每年5月1 日为国际劳动节，以纪念这个不平凡的日子），还逐步被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所采纳，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基本工作时间制度了。

回顾“五一节”这段历史，至少给了我们这么几个启示：一是工人的权益必须通过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发起和组织的合法斗争来争取；二是即使已经有了保护职工权益的法律，但如果没有工会代表工人以罢工和集体谈判等合法的方式显示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和决心，这些法律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落实。一句话，没有工会以合法方式维护工人的权益，工人的合法权益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在目前自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我国却似乎出现了一种与120年前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完全不同的维护工人权益的反常情况。比如，我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工会，而且建国后也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度，《劳动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该法甚至还规定企业的所有加班必须与工会协商并征得后者的同意。可是，非法的超时加班在我国的企业中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始终得不到遏止，而工人权利的法定维护者——工会却始终站在一边沉默着。

据报载，今天的我国工薪阶层仍然有大约80%的人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另据有关调查表明，我国近2亿人的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平均为每天9.45小时，其中珠三角的企业工作时间为 9.86小时，每周平均工作6.3天以上。[《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农民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南方都市报2006年4月28日期] 根据这个数据，我国的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9.5个小时，比国家法律规定的要高出15个小时。而珠三角地区民工工作时间则为每周62个小时，比法定劳动时间高出18个小时。另据新华网报道，北京出租车司机每天则平均要工作14个小时。由于必须两班倒地干活才能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我国其他城市的数百万出租车司机日工作时间估计也都不会低于12个小时。这种涉及如此之多劳动者的、大范围地公开违反我国劳动法律的现象都是在我们各地各产业工会的眼皮子底下出现的，也从来没有哪家企业按照法律规定与我们的工会“协商”并经过它们的同意。可是，我们的工会又对此做了哪些工作了呢？交涉了吗？抗议了吗？起诉了吗？像当年的国际工人联合会那样组织美国工人罢工或与雇主集体谈判以成功维护这数亿工人劳动时间权益，从而遏止和减少了他们的超时工作了吗？没有，都没有。我在网络的搜索引擎上搜来查去却查不到任何这类数据，甚至也没有查到任何这种由工会出面维护工人法定劳动时间的案例。可是我却查到了另一类让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数据。

据今年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2005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披露的数据，当年“全国企事业工会建立劳动法律监督组织17.0万个，比上年增加2.1万个，覆盖职工4377.4万人，比上年增加23.6万人；本年度受理违法、违规案件1.8万件。”我不知道那一年受理的1.8万件违法违规案件这个数字里有多少是涉及违反法定劳动时间的案件，也不知道案件受理后处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知道全国各地工会组织了多达17万个劳动法律监督组织，但那年它们仅受理不到两万个违反劳动法的案件。

于是，谁都可以算出这么一笔帐：就算一个工会的劳动法监督组织一年只受理一个劳动法违法案件，而且这些案件全部是违反法定劳动时间的案件，我们的工会组建起来的这17万个劳动法监督组织中起码也有15万个劳动法监督组织那一年是无事可干的。或者说，这些劳动法监督组织根本就没有发现或发现了也装做没有发现自己周围有任何雇主违反劳动法、侵犯工人权益的案件！可是，从以上数据我们得知，仅就雇主侵犯职工休息休假一项权利而言，我国长期以来每年仍然有至少好几亿职工被迫每天工作超过 8个小时，其中至少有2亿人每周超时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且没有得到任何加班补助！如果我们按照每100个工人超时工作一年仅算一个违反劳动法的案例，那么仅发生在这2亿农民工身上的雇主侵犯其休息休假权利的案件一年就应该至少多达200万件。可是根据我们的工会自己统计出来的并未经他人核实过的数字，即使这些违法案件全部是指劳动时间违法的，却也只有区区不到2万件。现在连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京华时报》，2006年06月21日期]，难道我们的各级工会辛辛苦苦组建起来的这十多万个劳动法监督组织对此都是“瞎子的眼睛——视而不见”不成？

何况这里仅仅是在说违反劳动者的八项权益之一的“休息休假权利”而已。按照《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共享有八项基本权益，即“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法定劳动时间制度旨在维护劳动者的第三项权益，即休息休假权利。就算这项权利在我们的工会看来也许无伤大局，不必太认真（但这却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那么对于其它七项对于工人而言似乎更为重要的权益，我要问：我们的工会又做的如何了呢？

在维护工人劳动安全权利上，《工会法》第二十四条也明确规定，“工会发现企业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企业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工会有权向企业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企业必须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可是严酷的现实是，在我国每年造成上百万工人致伤、十数万人致死的工伤事件，尤其是在这么多年来此起彼伏的、每起死伤人数都是骇人听闻的矿难中，我们几乎没有听到过任何工会在其中维护工人人身安全权益的声音。我国的工会在伤人无数的矿难面前全部哑然失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这里并非是说造成这么多工人人身安全权益被侵犯被蹂躏案件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工会不作为，但是，难道我国的工会在工人安全权益问题上的这种司空见惯的不作为与我国如此严峻的矿难形势一点关系也没有吗？换句话说，如果我国的所有的地方和产业工会都能够主动地承担起自己的法定职责，勇敢地组织工人去维护法律赋予他们的八项基本权益，包括这个劳动安全权利，我国还会出现如此频繁而恶劣的矿难事故吗？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国频发的矿难其实就是对我国现有的官办工会体制本身以及其身后站着的那个企图包办一切的政府的一种惩罚和报复。

1949年以前我国曾经签署过14个国际劳工公约，建国和加入WTO后又先后签署和批准了9个国际劳工公约，至此我国一共追认、签署和批准了23个国际劳工公约。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在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该文件将核心劳工标准称为“工人的基本权利”，并将其规定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禁止强迫劳动和童工；结社自由；自由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同工同酬以及消除就业歧视。[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国际劳工局北京局，1998年版，导言] 还有，我国也早已于7年前就签署并批准了包括约定工会基本原则在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国际公约的第三部分中的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条专门约定了劳工和工会的基本权益。

我认为，我国既然批准并参加了这些有关劳工和工会基本原则的国际公约，那么就应该按照这些国际通行的劳工和工会的基本原则来修订我们的《劳工法》和《工会法》，并根据这些原则来改革我们的工会体制，以更好地保障中国工人的基本权益。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以所谓中国特色为理由拒绝按照这些已经全国人大批准过的国际公约的原则修订我们的有关劳工和工会的法律法规并改革我们的工会体制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和违背国际法的，也是不能够持久的。

▲自由亚洲电台方媛报道：“五一”节北京气氛紧张巡查严密。报道说，星期二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京天安门等地，气氛紧张，巡查严密，各地失去工作，土地，或蒙冤的工农弱势群体上访者，有数千人被抓捕，遣返。为抗议实施两年的新上访条例，五月一号当天，有几百人去天安门抗议。

据北京晨报五月一号报道说，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市民和游客若要到天安门看升旗，值勤民警将手持安检仪对观旗群众进行安全检查，其中群众随身携带的较大包裹有可能被逐一检查。此外，海外博讯网站登载了多幅照片，有大量的警车停在天安门，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警察，还有前门通往天安门的地铁口西侧被封的通告。

而在北京南站，“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早晨八点，二，三百名居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者又被抓到访民的收容站马家楼关押，一名姓胡访民一号下午向本台表示，今天上午，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到上访村南站附近视察一个工程，来了很多的警察和保安，抓了很多的人到马家楼去，抓了两车子人，可能有两三百。直到中午十一点半，警察才撤掉，气氛非常紧张，满恐怖的，就怕发生什么事情。

她又特别的谈到七，八名警察对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人欺凌的情况，她说;今天上午看到一个老年人在大马路上带着一个大包，衣服虽然不好，但是干干净净的，警察就非要把他拉到车子上面去，他就死活不肯去，然后警察就把他的手往后一背就像飞机一样的，北京的老人都很气愤，说你怎么欺负老人呢，七，八个警察对付他一个，非把他强行搞到车子上去不可。

另一名长期关注访民情况的任华律师对本台表示，警察在五月一号之前抓捕了近五千名访民，他说：在二十六号的上午八点钟，北京出动了大量的警察，城管，保安到北京东庄周围包围，四辆大公交车停在那里，晚上十点钟就开始在各个小旅店，桥洞进行大量的搜捕，据从马家楼回来的人反映说，那天晚上在马家楼那个地方站都没有地方站了，因为马家楼一次性可以拘押五千人，他们回来有说五千人，有说三千人，到二十七号一边的往外接，一边又到上访村搜捕，这两天，从二十八号到二十九号晚上没有到旅店去抓了，但是，每天大客车停在上访村，保安说你们到马家楼去，给你们解决问题。

任华还表示，就是到信访口走正常上访渠道的访民也大批的被抓，他说;各个信访口开门就是允许上访人反映问题，这样做的话，就把门关掉吧，何必要开呢。

据任华透露，由于访民对实施了两年的新上访条例异常不满，因此，“五一”新上访条例两周年之际，访民说好到天安门抗议。

另一名叫杨振标的访民也向本台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温家宝的新上访条例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对打压上访人越来越严重，甚至比李鹏那个老的信访条例更加的残暴和严重，激起了上访人的公愤，很多人就想在五月一号进行抗议，要废除上访条例。

直到晚七点，一名白天到天安门抗议的姓马的访民对本台表示，早八点半，有六百人去天安门，聚到一起后把材料拿出来喊冤枉，喊几下之后，警察马上上来，拉到公安分局，有人接的接回去，没人接的五点钟全部放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