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不为人知的“黑洞”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秋季新生入学时，全国各地许多高校的学生宿舍都中发现了“黑心棉被”和“黑心枕头”。在北京某高校一幢新生宿舍的楼道里，我就亲眼目睹了堆砌如山的、被学生们丢弃的几十个“黑心”枕头——里面是发出腐臭气味的烂棉絮。一名女生领到新棉被之后，在入学的第一个晚上就“与蟑螂共眠”。成群结队的蟑螂从学校刚刚发下来的新棉被中爬出来，让这个女孩对大学的美好想象在一瞬间就变成了肮脏而恐怖的记忆。第二天，她只好把棉被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在附近搜集垃圾的一位老大爷告诉我，这些棉被和枕头里装的就是电视上曝光过的“黑心棉”，连他都不愿意去捡。
近年来，大多数高校的学生宿舍都开始实行“公寓式管理”。新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被要求不必携带被褥等物品，到学校报到之后，统一购买学校指定的系列寝具和日用品。通知书中还表示，这样做的原因是“便于学校进行统一的管理”。于是，每年大学新生报名的时候，再也不用像父母辈那样背着沉重的铺盖卷远行了。这种变革似乎真的给学生带来了诸多的方便。然而，学生们却发现，他们领取到的日用品大多价高而质次，而且不能调换和退货。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正是在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学校的后勤部门与奸商相互勾结，并从中收取巨额“回扣”。
虽然大学是一个“清水衙门”，但大学后勤部门的许多官员都成了肥胖的“硕鼠”。仅仅是每年采购新生日用品一项，就是大学里看不见底的“黑洞”之一。这些数目庞大的采购行为，既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又没有合理的招投标制度，买什么品牌的物品，基本上由主管后勤的官员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因此，背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幕后交易，一般人都不难猜到。后勤部门管理的项目看似琐碎，实际上权力无边。在北大，这样的情形是司空见惯的：后勤部门的一个科长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占据几套宽敞的住房，而著作等身的教授却困居陋室一筹莫展。这就是今天高校中让人无奈的现实。高校后勤部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口号提了好多年，却一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今天，大学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无所不在”地步：官员和商人们用权力和金钱换取学位，影视明星和体育健将也各有巧妙的办法免试进入第一流学府。学术本身的“权力化”日益猖獗，学校党政官员几乎都拥有来路不明的学位和教授、博导头衔，文凭和学历证书成为一种可以买卖和交换的商品。在一个腐败成为“风尚”、具有腐败能力的人受到大多数人“羡慕”的社会里，大学怎么能够成为一处纯洁的“孤岛”呢？
在基础建设方面，高校更是一块滋生腐败的沃土。如果说前面的那几种腐败仅仅是学风和道德的问题，那么后一种腐败则是明目张胆的犯罪。两千零一年八月二日，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无期徒刑”的结果时，原对外经贸大学基建处处长高小栋的脸色一片漠然。昔日，他是包工头们眼里的“上帝”——想在学校里盖楼，不给他行贿是不可能的。据司法机关调查显示，高小栋贪污公款近百万万元，索取贿赂五十余万元，挪用公款一百万元。我们看多了贪官们贪污巨额的报道，可能对这组数据没有具体而直观的概念。这笔钱固然无法与远华案之类的惊天大案相提并论，但放在一所高校里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不妨作这样一种简单的换算：这笔总共将近两百五十万元的巨款，可以供一千名年消费两千五百元的大学生使用整整一年！一个高小栋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高小栋站起来——如果我们不迅速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的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市海淀区内三十二所院校中，就有一半多的学校染上了腐败病毒（仅仅是被披露的案件，没有披露的腐败还有多少呢？）。在二十四起案件中，有二十六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中不乏中高级管理人员。最近，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又因贪污巨款被捕，这是近年来落马的著名学府的校级领导之一。海淀区高校的“腐败纪录”似乎“高不可攀”，但很快就被陕西省的高校所刷新了。两千零一年，陕西省共查办高校腐败案件三十六起、六十一人，西安市的几所著名学府大都“榜上有名”。世外桃源逐渐变成了腐败王国。
随着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随着校办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办学资金渠道的拓展，某些高校不再是昔日的寒碜模样，它们已经成为庞大的“经济恐龙”。比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西安交大等著名大学，都拥有了一家或数家上市公司，“学府系”的股票成为股市黑马。然而，由于高校自身的特殊地位，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远不如一般的企业那样严密。近年来，发生在象牙塔内的腐败案件，其数量之多、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涉案人员职务级别之高，都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蛀虫已经在侵蚀着高等教育的栋梁。一位教育界人士在分析高校腐败时指出，党政干部已经成为腐败的一支主力军——“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学用具购置以及学生入学等方面，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使他们有条件去做交易，搞暗箱操作。而普通的专职教师则没有这样的腐败机会。”纵观风起云涌的高校腐败的系列案件，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黑洞正在扩大，这个扩大的黑洞有可能吞没整个高等教育。而没有大学制度的创新和外部“大气候”的扭转，想在旧的框架内根治大学的腐败，在我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巩俐何以上北大？
前段时间，巩俐要上北大的新闻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巩俐选择的是社会学系，据说该系有一位教授是巩俐的忠实影迷，为其上北大作了许多的工作。该系讨论此事的时候，许多教师甚至不上课而匆匆跑去想见一见光彩照人的巩俐。
对于是否北大接纳要巩俐，在北大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欢迎者声称，巩俐作为国际知名人物，来北大学习会给学校增光添彩；而反对者却声称，如果巩俐不通过考试，仅仅依靠名气就想戴上“硕士”帽，是对北大、也是对学术的严重亵渎。
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巩俐收回了上北大的说法，并公开表示说，自己“给北大增添麻烦了”、“对不起北大”云云。
明星上名校，近年来成为一大时尚。然而，名校开始依靠明星的名气，说明名校本身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我看来，名校的名声是建立在悠久的学术传统和一流的学术水准基础上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哈佛大学举行盛大的校庆活动的时候，校方想请当时的总统里根前来出席庆祝典礼。里根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哈佛大学能够授予自己一个名誉博士的学位。没有想到，大总统碰了一鼻子灰——牛气冲天的哈佛大学断然拒绝了权势熏天的总统并不过分的要求（那时正是里根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刻）。哈佛大学学术委员会严肃地指出：学术标准绝对不能在权势和金钱的面前妥协，他们宁愿总统缺席大会，也不愿意开这样一个恶劣的先例。
与哈佛大学强硬的姿态相比，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名校的骨头却无比软弱。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无论复旦还是南开，都无条件地向明星们敞开大门。仿佛哪个学校的明星多，哪个学校的声誉就高。这些明星分别来自于影视界、文艺界和体育界，大多都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一旦某位明星表示了就读的意愿，名校就受宠若惊般地请进这位“尊神”。明星入校的时候，所有的考试都免除了（大部分的明星们都不可能通过基础知识的考试）。体育明星尤其受到青睐，因为他们曾经为国争光，他们是“民族英雄”。于是，各路明星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趾高气扬地进出于大学的校门。
巩利上北大一事，如果不是她事先太张扬，她很可能轻松成功，而不必跨过其他研究生必须跨越的四关：全国英语统考、全国社会学科综合考试、修满三十个学分并通过考试，以及撰写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此前，已经有不少明星通过“特殊方式”进入北大，如黄宏、李宁、张文东、牛群等人。
面临商业的挤压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的大学校园早已经不是一方净土。对于前来镀金的明星们，老老实实读书的学子倍感委屈——自己辛辛苦苦地读了若干年的书、并完成论文答辩，最后才能够获得相应的学位。而明星们根本不必听课、念书和考试，偶尔开着宝马香车到校园里来晃一圈，到时候照样拿到一张一模一样的文凭。这公平吗？
也有人对此事件持不同的看法。比如摇滚歌星崔健就为巩俐打抱不平说：“以巩俐的水平，完全可以在表演戏当个教授了。”我同意崔健对巩俐演技的正面评价，我也认为巩俐有不错的艺术才华，依照她在电影艺术上所作出的突出成就，她完全可以在电影学院表演系里担任教授职位。但是，巩俐选择的不是电影学院，而是北大；不是表演系（北大并没有表演系），而是社会学系。那么，我们自然应当以社会学的标准来衡量她：我们不能说因为她是一个国际影星，就具备了足够的、能胜任社会学的硕士学业的知识储备，我们的社会也不应当是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
对于高等学府的“卑躬屈膝”以及学术公正的丧失，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市场本身遭到社会权力结构的切割：一边是被考试压力扭曲到疯狂的弱势者的心灵，另一边是被权力和名利异化到斯文扫地的最高学府的学术公正。”想想那些在贫困山区里头悬梁、锥刺股的孩子吧。这些孩子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在满清王朝的、被科举制度折磨得疯狂的范进相比，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前不久，报刊上曝光了湖北“第一名校”黄冈中学的若干内幕。尽管有的学生通过黄冈中学的“魔鬼训练”上了大学，但是那段生活却成为他们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把黄冈形容为暗无天日的“地狱”。当然，造成这一结果显然不是黄冈中学一所学校的过错。在经济落后地区，哪个学校不是如此呢？上大学是贫困地区农家孩子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佳途径之一（另外一种途径是通过参军然后转为志愿军，而后获得分配工作的机会）。他们能不拼命吗？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拥有特殊“资源”的人，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任何一所名校，他们甚至不用修学分就可以获得毕业文凭。学位仅仅是他们给自己戴上的又一层面具而已。他们或有名，或有权，或有钱，走进大学如同京剧中的“票友”参与“玩票”。如果说应试教育的僵化虚伪，只能培养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奴才；那么权力和金钱的侵蚀，又让困境中的高等学府毫无招架之力、一步步地放弃学术底线。看来，汪丁丁忧心忡忡的预言并非杞人忧天：“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挽救中国学术，这已经成‘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危机向我们提出的最难以回应的挑战。”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当今究竟有几所中国的大学能够给出积极的回应和正确的答案来呢？对于北大来说，最好的回应其实就是“回归蔡元培”。所谓“回归蔡元培”，也就是回归蔡元培的办学理想。当年，蔡元培走进北大的时候就告诉学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又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今日北大，能够理直气壮地面对当年老校长说的这两段话吗？
我本人对巩俐并无恶感，但我认为巩俐上北大的风波，至少暴露出了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上的种种弊病。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北大的俯就
经过八九十年代之交新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近年来北大的招生形势一直不容乐观。为了抢夺生源，北大只好放下名校的架子，每年从春天起就开始在南方举办多场“北大高考状元成才之路报告会”和各种形式的招生咨询活动。另外，北大也开始推行诸多的“系科改革”，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增设新闻学和影视编导两个新专业，前者计划招生三十至四十人，后者计划招生三十人。有关人士希望通过这类“时尚”学科来招揽高分考生。不久，北大又通过了创办“传媒学院”的决定。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其抱残守缺，不如标新立异。北大向来就喜欢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上引领变革之风。然而，对这一次的学科改革我却持怀疑的态度。我想追问的是：北大开办影视传播方面的专业，难道能够办得比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广播学院好吗？如果无法办成第一流，又何必凑这个热闹呢？当然，我也理解，一所堂堂百年名校，不得不像小姑娘一样花枝招展地打扮起来吸引顾客，也许本来就是一种无奈之举——生源是一个学校的生命，生源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的高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并不是最看重大学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传统，而更看重热门专业的多少和毕业后就业的难易、收入的高低。所以，尽管北大拥有中国大学中名列榜首的学术成就，但由于长期注重基础学科教育（即俗话说的“长线”），在许多考生和家长眼中早已不是“香饽饽”。于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生源和增加经济的收入，北大不得不在学科设置方面进行“调整”，以“俯就”的姿态来面对瞬息万变的新时代。这未尝不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
然而，我很担心这种没有原则的“俯就”，它可能会导致北大学术传统的断裂和学术水平的下降。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北大应当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定位：它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中国的“思想库”的角色，它必须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前瞻性的、国际级的学术大师、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在培养一部分实用性、技术性人才的同时，北大更应当在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并成为中国经济腾飞和文化复兴的“心脏起搏器”。我认为，培养几个走红的影视明星、几个聪明的小报记者、几个公司的经理人员，并非北大的主要任务。没有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北大，才是没有灵魂的北大；而没有影视明星、体育健将的“加盟”，却丝毫无损于北大的伟大。不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战略性思维的北大，才是辜负其百年声誉的北大；而少出几个名流和官员，并不足以让我们叹息。
有人说，北大开办传媒方面的学科，是为了克服大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正确举措。但是，我却认为，大学与社会的有机整合，并非通过开办一些“热门专业”就能够实现。打着“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幌子，将大学办成一个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将对大学精神造成严重的伤害。大学当然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旁观者”，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拉•哈卡维清醒的警告：“我们的重要大学不能把富裕、自大、秀美的小岛建立在贫穷、罪恶和绝望的海洋之中。”但是，大学有着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特殊方式——大学的使命意味着把大学丰富的资源与我们最紧迫的社会、公民、伦理问题，与我们的儿童、学校、教师和我们的城市及农村联系起来。大学是社会的引领者，而不是跟从者；大学不应当成为世俗价值观念的附庸和回声筒，大学应当致力于解决当今世界的根本性命题。
北大创办传媒方面的专业，如果能够沿袭昔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传统，也许能够重新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来。但是，据我的观察，目前无论是系科的设计，还是教师的配置；无论是学生的理想，还是校方的期望，都并没有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进展。这里聚集的是一群希望立即钓到大鱼的、缺乏起码的耐心的垂钓者。好些教授和学生都是抱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心态进来的，在他们眼里，媒体仅仅是一个能够迅速获得“产出”的朝阳产业而已。媒体背后的道义力量和公正精神则，并不在研究的范畴之内。如此传媒学院，难道能够培养得出像萧乾那样优秀的新闻记者来吗？当年，萧乾奔赴欧洲血雨纷飞的二战战场，出生入死、马不停蹄地采写战地新闻，恰是一名“不带地图的旅人”。今天选择传媒的学子们，多少人有萧乾的理想呢？
北大的“俯就”姿态，让我开始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与商业和世俗世界之间，究竟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学应当追赶时尚和潮流，还是应当为社会提供前瞻性的蓝图与理想？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正在积极应对技术更替和文化嬗变的诸多重大挑战。而像北大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还面临着诸多的任务：一方面需要从昔日受苏联影响的僵化的教育体系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则需要恢复民国时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一方面要应对商业浪潮的侵略，另一方面则要突破体制的桎梏。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不仅要贴近时代脉搏、为社会提供更加广义的教育服务，还应当坚守作为思想文化和技术的“原创地”和“摇篮”的性质、充当时代的先锋。让人遗憾的是，对于后者，北大思考和实践的并不多——而这恰恰正是北大这所独一无二的大学所应当承担的使命。放弃这一使命，北大也就沦落为一所普通的技术学院和社区大学了。
其实，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与良好的经济运作、以及发挥对学生的巨大吸引力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对此，美国教育家哈柏自有一番心得体会。哈柏是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他劝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投资创办了这所著名的大学。哈柏为芝加哥大学打下了浓重的精神底色，也创立了它的盈利模式。他不断敦促教师和学生为自己的学校争光，他期望每个教授乃至研究生都能著书立说，并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哈柏是以别人建造铁路和创建工业王国的那种“果断的决心”来建设一所大学的。他论述说，学术研究是学校的本钱和力量源泉。只有创造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培养出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学校才有可能挣到钱。哈柏告诉芝加哥大学的师生说：“我们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让别人跟着我们的方向走。”正是有了哈柏的明智的思路，作为后起之秀的芝加哥大学，才迅速在美国众多的大学中发展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在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大学就涌现出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获得了社会各界丰厚的财政支持。面对芝加哥大学的成就，就连投资者洛克菲勒也表示：“这是我平生所作的最佳投资。”哈柏认为，如果学校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甚至为了挣钱而不惜牺牲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那么这所学校也就不可能获得让别人羡慕的声誉。而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连一分钱都赚不到。
很不幸的是，今天的北大正在走向哈柏力图避免的那条危险道路。
真假文凭与信誉社会
日前，香港股民拟集体入禀美国和加拿大的法院，控告电盈主席李泽楷谎报学历，误导投资，并要求追讨赔偿。据一名电盈小股东组织负责人透露，有关组织已经成立，计划最少吸纳一百名电盈小股东加入，如果数量足够，他们将在美国或者加拿大提出诉讼，争取赔偿。他声称，他们当初选择电盈是基于李泽楷的背景及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学位。但是，当李泽楷在斯坦福大学尚未毕业的事情暴露出来之后，他们有一种被误导的感觉。他们认为投资人受到了故意制造的虚假信息的误导，因此必须获得赔偿。
自从电盈宣布二零零一年亏损达六十九亿美元之后，其股价一路下跌。此次事件，对李氏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认为，尽管李泽楷名誉扫地，但大部分香港人有福了——香港有充分的新闻舆论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即使是神通广大、财富可以买下小半个港岛的李氏家族，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地控制媒体和防民之口。无论机关算尽，真相总会水落石出，而谎言终究会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重视个人信誉的社会里，对于像李泽楷这样拥有上市公司的商人来说，弄虚作假将直接导致个人信誉的丧失和公司股票价格的下跌。一旦你说了谎，你的信誉就受到伤害，你的公司就遭到怀疑。于是，铁面无私的惩罚立刻就降临了。
无独有偶，美国奥委会主席桑德拉•鲍尔文也是因为假学历丑闻的暴露，不得不向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奥委会总部正式递交辞呈，并表示立即生效。六十二岁的鲍尔文在两千年年底成为美国奥运历史上百年来的第一位奥委会女主席，任期四年。二零零二年二月，在盐湖城冬奥会期间，她又因其美国奥委会主席身份而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鲍尔文的辞职也将自动失去其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包括她数月前刚担任的国家奥委会联合会副主席的职务。
鲍尔文在声明中说：“为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局，我将为我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切责任。”她的假学历丑闻的透露纯属偶然。她数周前的一次演说深深地打动了其科罗拉多州母校的学生。其中一人因此想为她撰写人物特写，结果却发现她的学历背景原来是假造的，从而引发了让鲍尔文“遗憾余生”的丑闻。鲍尔文不得不承认说，她的生平介绍中的学历是不准确的。而按照其官方介绍，鲍尔文在一九六二年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并获得英语学士学位，随后在一九六七年获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事实上，鲍尔文只在科罗拉多大学呆了两年，并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亚利桑那大学，而且根本就没有完成她的论文答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这是涉及名誉的最大决定，无论对于美国奥委会还是奥林匹克运动都是一大损失。”他说，鲍尔文的辞职不但将自动剥夺她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资格，同时也包括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李泽楷和鲍尔文都为他们的造假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相比之下，假文凭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中国大陆，无数的官员和老板们都拿假文凭四处招摇，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当年，因贪污罪而被处死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拥有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文凭。然而，这名高级官员没有在北京大学念过一天的书、也没有撰写过一个字的论文。那么，他的文凭是怎么搞到手的呢？作为大陆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又是如何给他颁发毕业证书的呢？随着胡长清一命呜呼，此事再无下文。“商界奇才”吴征的假文凭事件则更让人愤怒：虽然各种证据已经非常确凿，但是吴征依然有恃无恐地威胁揭露真相的人士。同时，也没有任何部门向他亮起“黄牌”乃至“红牌”来，他依然过着无比逍遥的日子。与李泽楷和鲍尔文相比，胡长清和吴征们显然更加聪明、更加无耻、也更加安全。
胡长清因为贪污罪而被顺带地揭露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北大学历的丑行，而那些还没有被揭露出来的官僚和老板究竟有多少呢？在某些所谓的“人大选举”中，公布了部分官员的简历。简历上从“学士学位”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闪闪红星，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我，每年都有大量的中高级官员到学院里来混文凭，他们不听课或者只听很少的一点课，他们不写论文或者命令手下的秘书代写。他们轻轻松松地就获得了学位，比起多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来，官僚们既省力又省钱：年轻学子们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的今天，一般靠父母的支持来支付昂贵的学费，如果不幸生长在贫困的农民家庭中，为了完成学业简直就要砸锅买铁了；而官员们却能使用“公家”的钱来上学，不仅由“公家”支付学费，而且念书期间工资照领，还美其名曰“终身教育”。有鉴于此，我建议富可敌国的李泽楷先生和权高位重的鲍尔文女士：与其提心吊胆地虚报文凭，模仿大陆的官僚和老板们的做法：或者到北大和清华这类的“名校”去买一份文凭，硕士、博士由你挑选；或者到海外搞一张“克莱登”的文凭和学位证书。这样的话，至少你们可以瞒天过海，也不至于因为一张小小的文凭而沦落到股价崩溃和黯然下台的下场。
大陆假文凭的畅通无阻，正说明真正的“信誉社会”远远还没有建立起来。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像“信任”这样的道德准则其实也是经济准则。我们不能把经济生活从文化生活中剥离出来。在一个时代，当社会资源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时，只有那些拥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稳定、规模巨大的商业组织，以应对全球经济的竞争。一个充斥着猜忌和怀疑的社会，一个虚假比真实更理直气壮的社会，可能维持某一特定实时刻的利益但最终无法建立起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最后只能走向衰败和崩溃。
福山认为，那些最低限度的信任和诚实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它们已经渗透进日常经济生活当中，而且对经济生活的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举例说，人们能不能不付钱就离开饭店或者出租车呢？不能，因为这样做是违法的，人们一般因害怕被抓住而不敢这样做。但是，如果他们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知道使收入最大化，而不受非经济因素如社会习俗或道德准则的制约，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每次进饭店或乘坐出租车时都会算计是否能不付钱而溜之大吉。如果欺骗的代价（比如尴尬或较轻微的法律纠纷）比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要高，那么这个人选择诚实地付账；如果低，则选择溜走。假如这种欺骗越来越普及，商业机构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可能要专门派一个人守在门口，确保没有付账的顾客无法离开饭店，或者预先要求顾客押一定现金。福山所鄙视的这种现象正在我们这里公然发生着：由于假文凭的泛滥，真文凭也丧失了应有的价值。不久前在媒体上闹得热火朝天的哈佛博士学历的真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如果是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对真假的辨认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然而，媒体和公众却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验证其真实性。这样的社会能够以较高的效率运转吗？这样的社会能够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吗？
当胡长清和吴征的遭遇与李泽楷和鲍尔文一样的时候，就说明中国在建立“信誉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据说，经济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赫的学问，经济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风光的学者。但是，老百姓们好像并不怎么相信那些在电视和报刊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们。是不是老百姓们太愚昧，理解不了这些经济学家们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理论呢？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刘伟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语出惊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刘伟教授用了一大堆数据和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北京是世界上河流最少的大城市，但却是桥梁最多的城市。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可从道路的变化上看出一二。我们出国的人羡慕人家国外的井然有序，可是人家也羡慕我们的盎然生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刘伟认为，北京提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是基于已有成就、现有条件和可能。北京去年的人均GDP已突破三千美元，意味着已达到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面对口吐莲花的刘伟教授，见少识浅的我只有叹服的份儿。可是，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前，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多次来北京检查工作。每次视察，北京总是采取严格的交通管制措施，在特定时间内所有车辆都不准在特定的街道上通行，这样就能让奥委会官员的座车风驰电掣在繁华的三环、四环路上。可是，正因为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才使得这些尊贵的外国朋友没有遭遇过一次堵车，也就无法深入体验刘大教授所说的北京的“城市繁荣”。这不是把北京最美妙的一面给遮掩起来了吗？如此看来，那些出了交通管制的馊点子、不让奥委会官员体验在北京堵车的幸福的人，一定是些企图破坏申奥工作的坏人，一定要对他们严惩不贷！
想来刘伟教授也是有车一族，不必像数百万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每天都得挤在闷罐车似的公交车里上班，往返花费三四个小时而精疲力竭。所以，刘大教授能够出乎庐山之外看庐山，给北京的“马路停车场”投去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瞥。我不懂多少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但我想，如果按照刘伟教授的这种理论去思考，既然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那么犯罪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钱多的地方小偷盗贼才多；色情业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饱暖才能够思淫欲嘛；瘟疫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瘟疫总能促进制药和医疗行业的发展吧？这大概也算是一种“逆向思维”、“语不惊人死不休”吧？
像刘伟教授这样绝顶聪明、思想超前，让普通老百姓再过一百年也赶不上的大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林毅夫、张维迎、胡鞍钢、杨帆、樊纲……个个才华横溢、智力超群。他们的老师辈们也毫不示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就宣称，北京早就实现了现代化，其标志是大部分北京人都已经在郊外拥有了“第二居所”。我不知道厉大教授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是他亲自调查出来的统计数据吗？还是援引权威部门的资料？反正，我只知道自己身边诸多收入还算不错的“白领”朋友，都还在为偿还“第一居所”的银行按揭而苦不堪言，何来“第二居所”呢？“白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国企普通职工乃至下岗工人了。大概在厉大教授的研究中，下岗工人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吧。另一位经济学权威萧灼基教授则更有一番妙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而今，确实有不少北大教授拥有了轿车和别墅，那么中国难道还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吗？
以上这些言论无不“掷地有声”，但大概没有几个老百姓会“拍手称快”。在我看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在老百姓心目中声名狼藉，并非有人故意“妖魔化”经济学，而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最不讲道德的学问。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最不讲道德的学者。在这些经济家眼中，谁有钱、谁有权，谁就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谁就是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主人。至于那些穷人、民工、弱势群体、底层民众，根本就是些经济学范畴内毫无价值的“草芥”。联系起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美国被控告逃税和卖假古董的新闻来，我更是别有一番感慨。张五常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也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却涉嫌在美国少报七百一十万美元的巨额税收。这样的“大师”，你能够相信他具备了基本的学术良心吗？张大师也曾经持“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妙论，如今他自己却因为坑蒙拐骗和偷税漏税而即将被送上法庭，这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许多经济学家的口头和笔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全球的不景气中一支独秀，即将与美国并肩而立。他们喜欢谈论别墅、汽车、股票、美元乃至私人飞机、私人游艇之类无比美好的话题，这些话题也最容易引起大惊小怪的媒体们的注意。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另一个中国”，却每天都在发生着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最近，我读到了《南风窗》记者张立勤撰写的《武汉：贫困与沉默中的陷落》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几段非常值得推荐给诸位大经济学家们：
陈玉萍的家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两百元。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七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四十五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十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那种对生活纯净、彻底的绝望象迷雾一样笼罩着福建村好一阵子。类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在不安之后又继续着他们寻常的苦难日子。
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了。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十九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四百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五百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贫却和乐。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两百二十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送盒饭，什么都干；九九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三万元，从此一切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单位房改，买公房花去了一万七千元。他和妻子约定，余下的钱再也不能动了，留给女儿上大学。为此，他们夫妇俩不吃早点，省下来给女儿；他常常饿着肚子喝空酒，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越来越瘦。
不久他花了两千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烦，口角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体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活着真累！“他的叹息里充满了惶恐和无助。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生存成为人的全部世界时，赤贫、尤其是精神的赤贫必将逼近疲于应付种种沉重压力的人们。而在一个平等、公正原则并非主导财富分配的社会里，人们在备受物质贫困折磨之时，面临的将是令人更为忧虑的精神蛮荒化和道德底线的崩溃。
而陈玉萍们依然得守着残缺的家，背负起女儿每年六千元的大学费用和拮据的贫民生活。将来怎么办？她茫然的发问在屋子里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样的家庭在武汉有很多很多，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声音没有多少人倾听，因为在主流媒体上每天都是经济学家们的高谈阔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颁奖典礼。典礼竭尽奢华亮丽之能事，获奖者大多是能够指挥数十万工人、能够调度数十亿资本的大企业家，也就是这个时代最崇尚的“资本英雄”。当然，其间还会点缀两三名著作等身乃至能够影响决策层的著名经济学家。金杯、美酒与鲜花同时堆到他们的面前。可是，在我看来，这些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风云人物”，大都仅仅是为自己而“风云”，他们的“风云”与黎民百姓毫无关系。因此，民众不接受他们的“风云”是理所当然的。
在世界银行编写的《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一书中，汇集了来自五十个国家的四万多名穷人的心声。这是世界银行主导的一项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报告，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穷人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发人深省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和过去相比他们的境况有所恶化并且更加没有保障了。穷人们和我们关注同样的东西：幸福，家庭，孩子，生计，和平，保障，安全和尊严。穷人们对他们所面对的一系列制度的描述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从穷人的视角来看，腐败、漠不关心和滥用职权经常会损害国家正式机构的形象。”这篇报告也涉及了不少中国的案例。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的“大经济学家”们不屑于从事的。因为这既无助于他们问鼎辉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也无法让他们成为一代地位显赫的“帝王之师”。然而，在我看来，一个不敢面对中国的“真问题”的经济学家，一个不倾听穷人的声音的经济学家，一个不讲道德不要脸皮的经济学家，肯定是一个不被民众所信赖、不被历史所记忆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学问”都是昙花一现的学问，建筑得再高大、再辉煌，也只能是一座纸糊的房子，一戳就破了。
我并不是对经济学这门学问有偏见，也并不是不相信所有的经济学家。我相信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这样的经济学家。这位印度学者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经济学固然不应当仅仅是所谓“穷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否认富人的成就和贡献的经济学是危险的；同时，经济学也不应当仅仅是所谓“富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蔑视穷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经济学则更加危险。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是某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的“御用工具”，而应当致力于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推动整个社会全面的、和谐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应当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贪污腐败和政府决策失误等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学术要接近真理，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违背良心。
因此，没有良心的学术如同市场上的白菜萝卜，没有良心的学者就成了权力秩序中的“游刃有余者”。相反，只有那些坚守文化良知、张扬道德勇气的学者才可能创造出第一流的学问来。我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这样评价阿马蒂亚•森的：“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阿马蒂亚•森当之无愧。显然，这样的经济学就是我所信靠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是我所尊崇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