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试图回答“毛泽东为什么发动要反右运动”。这个题目应该细分为以下三个子题目：其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其二，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以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方式实施党内整风？其三，毛泽东为什么要将整风运动逆转为反右运动？
反右由整风、“鸣放”引发，整风、“鸣放”因反右夭折。以结果而论，1957年那一场半途而废的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引蛇出洞”、让“乌龟王八都出来”、“让反革命分子暴露、孤立”。事后看起来，所谓“助党整风”是假，诱人入罪才是真。这似乎表明了，毛泽东决意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发起致命一击，此乃蓄谋已久、成案在胸的既定“战略部署”，它才是这场波诡云谲的政治运动的真正动机；所谓整风、所谓“大鸣大放”，不过是声东击西的诱饵、掩人耳目的幌子、精心策划的骗局、请君入瓮的“阳谋”，是为了引导出反右运动、且始终服务于反右运动的反右前奏曲；而至于在这之前，毛泽东为了推出整风运动，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苦心孤诣所提出的那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理论——诸如“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论十大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则完全是一套口蜜腹剑、包藏祸心的欺人之谈。
这一不无歹毒的解释却首先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自供状”。 毛在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 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当然，毛的这一“口供”也并非孤证。它与1957年5月14日至6月8日党中央发往各地的雪片般的秘密指示完全符合，与此间各级党组织大耍两面派、大开鸿门宴的攻防事态正相吻合，也与毛在半年前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前后呼应。这些，构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相互映证的证据链。据此，人们便将反右运动分成两个阶段：1957年6月8日之前为第一阶段，即“阳谋”阶段——毛泽东以一副感天动地的伪善面孔，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千辛万苦点燃了“大鸣大放”之火，其醉翁之意，却尽在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6月8日之后为第二阶段，即“反击”或“斗争”阶段——见毒蛇已吐出信子、毒草已流出毒汁，“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已经暴露无遗，正好“收网捕鱼”、“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若循此论，则本文所论“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这一题目早就有了现存的标准答案。但笔者认为，“阳谋”或“引蛇出洞”的解释，很明显有以果定因、以结局附会过程之嫌，它是一种倒果为因的事后辩解，虽能勉强自圆其说，却未必是真实写照。这一解释以目的维护手段、以政治正确掩盖诚信丧失，将毛泽东的轻诺寡信、公然翻脸当成了一套早已预定的高超谋略。然而，在当年、以中共的立场而论、以客观效果而论，这套寡廉鲜耻的解释却并未让毛泽东从此失信于天下，反而强化了他高瞻远瞩、高深莫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战略家”形象——似乎毛的狡诈行为不仅无可指责，反而值得全党、全民无上佩服、无尽感激。这一解释也试图证明，毛在整风、反右的问题上有着超过一切凡人的远见卓识，见人之所未见、识人之所未识、防患于未然之境、除罪于未犯之际，把还没来得及形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和没来得及孕育的“匈牙利事件”通通消灭于萌芽之前，这是何等罕见的英明与伟大啊！以毛泽东如此的英明神武，他自然是从未失算、从无误断过，一切都难逃他的法眼，他谋算精明、预见准确，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嘻笑怒骂之间，右派灰飞烟灭。
对毛而言，采用这样一套解释不难理解：种瓜得豆，不如宣布当初就是种豆。因为依毛的秉性，他绝不希望人们怀疑他有如神明一般的“一贯正确”，所以，为了掩饰自己的失算、失策，为了维护其不容减损的一己之尊，他历来是一不做、二不休，习惯于用大谎圆小谎、以大罪掩小罪，宁愿撕破脸皮，将恶人做到底，也决不下“罪己诏”（岂止是不下“罪己诏”，甚至还要多下几道“崇己诏”。“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亦曾以一封毛泽东写给江青的私信来证明毛对林的结局早有预判，似乎选择林彪做“接班人”也是为了“让叛徒、卖国贼自我暴露、孤立”，那个“阳谋”就玩得有点过火了）。
本文认为，毛泽东发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非仅以“引蛇出洞”为念。在整风、“鸣放”的“战略布署”上，毛泽东太过自以为是，恰恰犯了战略失算于前、战术失策于中的兵家大忌。正是整风运动的失算与失策，使得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成为他急迫的需要，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规模集体受难因而变得“正确和必要”。本文将以整风动机为重点，对此加以分析。
一、什么是“整风运动”？毛泽东为什么乐于开展“整风运动”？
要回答毛泽东为什么发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我们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整风运动”；而要了解什么是整风运动，则必须从1942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谈起。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第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亦是毛平生最得意之作。此后，延安整风的实践成为毛最为珍视的斗争经验，延安整风的成果亦成为毛最可宝贵的政治资产。毛从此更产生了后半生再也无法割舍的“整风情结”，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重温、复制延安整风的政治场景。
延安整风确实非常重要。假如没有延安整风，中共党史和中国的当代史都会改写。对于中共之成为后来的中共、中国之成为后来的中国，它是不可或缺的。延安整风的重大历史意义之一，在于它塑造了一种中共政治运动的标准范式——包括运动的发动与前期造势、正式权力机构的局部冻结与临时运动机构的权力扩张、领袖与群众在运动中的互动、宫廷权力斗争与群众社会运动的密切配合、舆论导向与暴力压制的协同效应、“大民主”式群众暴力与专政机器正规暴力的交替使用、运动后期的群众遣散与权力秩序的重新组合等等。这些运动元素，都已经在延安整风中得以模式化和结构化。可以说，延安整风是中共政治运动之母。建国以后所有或大或小的政治运动，无不从延安整风中吸取营养，无不受到延安整风潜移默化的影响，无不是延安整风模式在新形势、新领域中的传承、移植、引申、变形与扩展。
但中共官修党史对延安整风的描述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他们说延安整风是“一场马列主义教育运动”，这名不副实。实际上，延安整风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贬低马列原典、蔑视正统理论，毛泽东甚至将马列原著比作“比屎还没有用处”的东西（这一极其粗俗的比喻与同样粗俗的“脱裤子、割尾巴”成为延安整风时两个最著名的格言）。说延安整风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也不过是在借题发挥。不错，毛泽东确实狠狠整肃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所谓“教条主义宗派”，大大羞辱了以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所谓“经验主义宗派”，然而，在延安整风之后，中共的主观主义却比以前更加极端——换成了毛泽东的唯意志论，中共的宗派主义也比以前更加恶劣——换成了“独尊一宗”、“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共的“党八股”也不见得比以前有任何改观——只是从枯燥乏味的“党八股”变成了声色俱厉的“毛八股”。 所以，延安整风当然不是为了普及“马列主义教育”，也当然不是为了改变共产党的所谓“三风”，而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张毛泽东的权力边界和地位等级。
对于毛泽东而言，延安整风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达到了其他常规的权力斗争方法所难以达到的目的。毛泽东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实现了此前二十年费尽苦心仍难以完成的权力追求——他从此登上了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神坛，获得了无上的权力和至尊的地位。
不仅如此，延安整风还是一次重新建党的运动——它一举摧毁了原本就不规范、不完善的那一点点党内民主，重新建立了党内的绝对集权制度，确立了党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基础，强化了排斥人性的“党性原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中上层党机构的权力“一元化”和人事大改组。这样，在中共七大之前，中共的思想也统一了、路线也明确了、党史也重编了、组织也纯洁了、机构也改组了，于是，极权也就正式成型了。至于所谓“马列教育”或“整顿三风”，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了。此后，中共就有了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和一条以领袖意志为标准的“正确路线”，党将不得不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思想、以毛泽东的好恶为好恶、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往频繁转换路线、频繁更换领袖那样的事情将不可能再发生。党也就获得了一副全新的政治面目，进入了它的组织成熟期。因此，延安整风的要害就是：与其说毛泽东还属于整风后的共产党，倒不如说整风后的共产党已经完全属于毛泽东。
我们若要给延安整风作出一个准确的定性，那么，它就是一场以个人崇拜为目的的造神运动，一场以极权主义为目的的恐怖运动。而若从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出发，我们也可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场延安小朝廷实现政教合一、毛泽东在党内称帝称圣、走向“万岁”的登基大典。
整风运动的逻辑其实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逻辑：它坚称只有唯一的一种思想、一条路线、一个领袖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这也就意味着，其他所有的人都必定存在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错误和罪恶，因此，当那个“一贯正确”的伟人受到颂扬和景仰的同时，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须深挖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与罪恶并为此受到相应的谴责和惩罚。伟人越伟大，其他所有的人就越渺小，伟人越正确，其他所有的人就越错误，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谓整风运动，无非是以所有人的受辱、受罚为手段、为代价，以便千万倍地放大、凸显出那位“一贯正确”的伟人来。
延安整风的具体步骤是：学习、强制学习；批评、自我批评；揭发、互相揭发；检讨、上纲上线检讨；交待、从头至尾交待；审查、全面彻底审查；抓特务、肃内奸、“抢救运动”、高层改组。可谓步步为营、步步深入。这个过程被毛称为“团结—批评—团结”，我们应该将其纠正为“洗脑—恐吓—自我洗脑”、“虐待—镇压—自我虐待”、“驯化—激励—自我驯化”。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此一整风流程还将发扬光大，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不计其数的重复运用。这个过程，一方面是教化、灌输、精神强制，另一方面是批斗、刑讯、肉体暴力，二者紧密配合、交替使用、双管齐下、相得益彰。由此造成一种个个紧张、人人自危的大恐慌局面。在大恐慌局面中，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沦为有道德缺陷的小人和有政治错误的贱民，同时，一个君临万方、普渡众生的十全十美的魅力领袖形象也就脱颖而出了。在道德小人和政治贱民们的衬托下，伟大领袖方显得出神入化、光芒万丈。
在延安整风中，除了毛泽东与其亲密战友刘少奇、专业打手康生等极少数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必须过一次筛子、受一遍磨练。他们必须自我检讨、互相批判，甚至于必须自我玷污、互相栽赃方能在整风运动中过关。一些毛泽东的忠实亲信也往往难以幸免（事实上，毛泽东乐于让所有的身边人包括他的亲信们都在运动的烈火中被烧烤蒸煮一番，这样，当他们被毛从斗争漩涡中搭救出来之后，其畏惧感将更深、报恩心将更浓、忠诚度将更高，而残存的那一点点人格和自尊也就在毛泽东面前化为乌有、荡然无存）。马基雅维里说过，对君主来说，被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加安全。深谙中国帝王权谋之术与斯大林主义之精髓的毛泽东在这方面是悟性极高的，他善于以恐怖维护崇拜，以崇拜掩护恐怖，让恐惧和爱戴互为表里、合二为一、无法分离。
整风的醉翁之意最终总要落实于整人和整权：公报私仇式的整人和结党营私式的整权。有权的人尤其是有实权、有大权的人是高度危险的，但是，更危险、最危险的却还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因为集体性的大恐慌是权力“一元化”的最佳环境，而如何才能造成集体性的大恐慌呢？古今中外大概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必须多多的杀鸡，才能大大的儆猴。即：要震慑住一个有小权的人，需要牺牲一批无权无势的人以营造大恐慌；而为了整掉一个有大权、有实权的人，则必然要以成千上万个普通人作陪葬。在延安整风中，正是祸及数万普通党员干部的“审干”、“肃奸”、“抢救”所造成的集体性大恐慌，才最终迫使毛的宿敌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们缴械投降，使他们丧失抵抗意志、彻底低头顺服。
我们总结一下：所谓整风运动，就是为了达到思想、政治、组织的高度“一元化”而进行的整人洗脑、权力斗争、驯化组织、震慑群众的专制极权主义的个人崇拜运动。
二、1957年与1942年相比：从其相同特征透视57年整风的权力斗争动机
表面看起来，毛泽东的权力地位，中共、中国和国际的形势，1957年与1942年大不相同。毛泽东为什么会急于在1957年搞一场整风运动呢？可以断定，当他冒出整风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必定是以延安整风作参照的（57年发动整风运动重要的前期造势活动之一便是中宣部长陆定一按毛的指令于1957年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延安整风的文章），也就是说，他必定是希望重现延安整风时的某些情景，也必定是希望达到延安整风后的某些结果。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很有必要将1957年整风前的形势与延安整风前的情形作一些对照，以便发现其中的共同特征。
第一个方面，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时期毛泽东的权力与地位。
中共党史将整个延安时期都说成是毛泽东已经获得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与史实严重不符。毛泽东确实一直是延安实际上的头号人物，这仅仅是因为他掌握着生死攸关的军权，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并不拥有最高的党权，也缺乏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康生曾说整风前毛泽东甚至不敢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更不具备中共最高领袖的正式名份。延安整风之前，尊苏（共）崇斯（大林）的风气很浓，中共高层的党内民主尚未完全毁灭，一人领袖全党的机制还难以确立和巩固。总之，毛泽东离“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相差甚远。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之前，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当时党内是毛、张体制，但毛强张弱，张是个文弱书生，对毛越权行事并无大碍。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刚刚回国的王明代表斯大林取消了张闻天名义上的领袖头衔，中共不再设总书记或“负总责”之职，此后党内便是毛、王体制，但王明动辄以共产国际代理人自居，有较大的个人野心，且其性格远比张闻天强悍，曾一度咄咄逼人地摆出一副与毛分庭抗礼的架势（由王明、周恩来主持的中共长江局曾被毛指斥为“第二政治局”）。到了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季米特洛夫“以毛泽东为首”的“口信”，此后毛的最高领袖地位才逐渐形成，而最终确立则必须要归功于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前的1939年至1941年，毛泽东一方面已经大权在握，另一方面，他的权位还远未巩固，还极有可能象此前的其他中共领袖一样被政敌们联手削弱，或被一道来自莫斯科的不明不白的“圣旨”忽然推翻。这一权力布局的背景决定了毛泽东主要的整风动机：他需要全部剪除党内的争权对手，需要全面清算中共六大以来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都反对过毛，也都是有潜在竞争实力的争权对手），需要获得理论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因为这是王明、张闻天等对手的最大优势），更需要造成莫斯科也不得不默认的既成事实。延安整风因此应运而生。
在1942年，毛泽东对大多数高层同事的不满和愤懑已经压抑了十来年，早已牢骚满腹、怨气冲天，急于向他们报旧仇、算总帐。毛在整风前夕曾写过九篇极其尖酸刻薄的批判文章，将中共六大之后的主要领导人王、博、周、张等人骂得狗血喷头，其态度之激烈、措辞之尖刻，连胡乔木也不敢恭维，称之为“情绪化色彩甚浓”的“激愤之作”。这可见毛在整风前的心理状态已经极不健康（毛甚爱这九篇文章，文革时又几次修改，送给各政治局常委和亲信们阅读。晚年还命人朗诵这些文章以发泄对身患绝症的周恩来的愤怒）。同时，毛泽东也必须为即将到来的重大事变做好准备——当时，中共的军事实力已与抗战前夕不可同日而语，眼看抗战胜利在望，一场接踵而至的国共大决战不可避免，他必须首先扫清自家的院子。只有成了中共无可争议的最高领袖之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一争天下、与蒋介石争当全中国的最高领袖。所以，对毛泽东而言，延安整风乃势在必行。
而1957年前，毛泽东早已权势薰天、一言九鼎。中共的高层群体还是由延安整风所锻造出来的那个亲毛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虽常有一些意见分歧，但无伤大雅，重要的是，绝对没有人敢于与毛公然对抗。按理说，此时发动一场1942年那样整人洗脑、个人崇拜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此时的中共党内又有什么歪风非整不可呢？
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1956年的特殊情势。一方面，当时的毛泽东正处于“心潮逐浪高”的执政兴奋期，他的心里装满了许多气吞山河的宏伟篇章，有待于他亲自去完成。为此，他需要更加为所欲为的权力、更加驯服顺从的党中央，也就是说，他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更高不可攀的神圣地位。但是，另一方面，1956年却意外地发生了一系列令毛非常反感的事件，首当其冲的便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该秘密报告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了一股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十二级台风”。毛泽东为了自我区别于已经名誉扫地的斯大林独裁体制，不得不违心地做出一副乐于集体领导、不搞个人崇拜的假模样来，也不得不默许中共八大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甚至还屈辱地接受了“退居二线”、准备担任中共“荣誉主席”的政治安排。虽然这股“逆流”暂时还没有影响到毛的实际权力，但是，对于毛所欲推行的那些气吞山河的宏伟方案来说，这无疑是当头一棒。一个显见不争的事实是，毛泽东获得更彻底的忠诚和更狂热的尊崇的正常渠道已经被堵塞了。而这是正处于执政兴奋期的心高气傲的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一背景孕育了毛泽东发动1957年整风运动的主要动机。
一直以来，人们往往以是否权位不稳来判断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的。对于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这一类的超级独裁者来说，对于他们所欲从事的“伟大事业”来说，最大的权力、最高的地位仅仅是必要的，但仍然不是充分的——“第一”往往还不够用，必须“唯一”才够用；有最多、最大的权力往往还不够用，必须有不受约束、无边无际的权力才够用。而这种需要当然是永无止境的。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常态政治的满足，非常态的权力斗争将变得必不可少。1956年发生的这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变，使得毛泽东在常态政治下唯我独尊、安享崇拜的未来之路变得不太通畅。基于此，1957年的形势与1942年就具有了某种不尽一致的相同特征。
第二个方面，我们再比较一下这两个时期实施整风运动的具体条件。
象延安整风那样的事情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发动起来并贯彻下去的。1942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开展延安整风，至少得益于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尽管斯大林对毛的信任有限，但毛的最高领袖地位在当时已经得到了莫斯科的非正式认可；第二，中共军力的迅速壮大、敌后根据地面积的迅速扩张，已经证明了毛泽东“七分力量发展自己、两分力量对付国民党、一分力量抗日”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抗战策略是“正确”的，而王明、周恩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运动游击战”的主张则是“错误”的。另外，中共有史以来两个最强盛的时期——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的江西苏区时期和抗战后的延安时期，恰好都与毛泽东的名字息息相关，这非常有利于推出一条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所谓“正确路线”；第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亲苏的“国际派”因为自相撕咬、不断内讧已经分崩离析、溃不成军，他们纷纷向毛溜须拍马、认错输诚，毛只需最后的一击便能够令其身败名裂，将他们永远驱逐出最高权力的争夺圈；第四，毛泽东已经得到了刘少奇及其“白区”班底的全力支持，又拥有了康生这样如家奴一般忠诚不二的专业打手。因此，1942年的整风运动尽管将要使绝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和所有的普通党员干部受到公开羞辱，然而，它实际上已经水到渠成了。
表面上看，1957年那一场半途而废的整风运动似乎应该比延安整风更容易发动和实施。因为：第一，整风这种形式已经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被神圣化，而它的恐怖真相则被精心掩盖了起来，所以，一般民众只知“伟大的整风运动”，并不知道整风运动的可怕含义；第二，此时毛泽东的权威比1942年时要更加强大得多，他甚至并不在意有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全心全意的支持，只要借口冠冕堂皇，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阻止得了的；第三，尽管“反冒进”、反个人崇拜、八大党章对毛泽东的权威造成了一些损害，但是，在中共八大上毛仍然取得了人事安排上的重大胜利：积极赞成赫鲁晓夫的彭德怀、彭真、张闻天等人在政治局里的排名下降，而毛的亲信邓小平、林彪则得到了关键性的提升，毛以邓、林来分割、制约刘少奇手中的党权和彭德怀手中的军权（美中不足的是家奴康生因招惹众怒，不得不从政治局委员降级为候补委员）；第四，最重要的是，1956年之前，毛泽东和中共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超出普遍预期的巨大成功，包括内战的胜利和新政权的巩固，而这些成功大都被归因于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毛乾纲独断决定进军朝鲜战场、力排众议决定提前实施“三大改造”，而事情的结果最后都大大好于预期，这些事情也有力地强化了毛泽东鹤立鸡群一般的魅力领袖形象；第五，1956年底的波匈事件证明了赫鲁晓夫的路线是“错误”的，而对赫鲁晓夫极其不满的毛泽东则再一次成为“正确”的。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毛泽东相信，他完全可以利用整风运动的形式一举改变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国内政治大气候，重现1942年延安整风那样的盛况。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过于自以为是，他并没有完全摸清政治行情。后文我们将对此详细分析。
三、毛泽东发动1957年整风运动的深层原因之一：他的两大愿望——“大跃进”和“世界领袖”
1956年初，毛泽东本来是兴高采烈，踌躇满志的。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毛泽东断定，“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更得意洋洋地说：“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当时的大多数人或许也都会承认，毛泽东其实是很有资格得意洋洋的。若从延安整风算起，中共和毛泽东的好运气已经长达十五个年头了。中共取得了国共内战的巨大胜利，顺利实现了对大陆全部领土（除外蒙古以外）的军事占领，肃清了国内一切有组织、有武装的敌对势力；在朝鲜战场上，新中国与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打成了平手；中共在农村和城市成功实施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划分阶级成分、土改、镇反、农业集体化、城市国有化、统购统销、五年计划、……。那些对中共政权有潜在威胁的有产阶级在上者已悉数被统战收买，在下者已被全部打入社会底层，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也就几乎全部纳入了中共的囊中。看起来，一个高度大一统的、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在1955年底已经成为定局，且逐渐巩固、难以逆转、不可动摇了。这些进展，似乎已经足以否定“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治国”的说法，也似乎已经足以证明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是历史作出的最正确、最恰当的选择。而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对于中共的巨大胜利显得至关重要，他似乎比他的所有下属都更超前、更大胆、更锐意进取、更有远见卓识，他光芒四射的伟大形象令中共群僚黯然失色。
正如重复成功的“闪电战”使希特勒陷入极度自负、自我崇拜一样，一党专制政权的建立巩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神速进展（党内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十到十五年才可能完成）也使毛泽东陷入了极度自负、自我崇拜之中。毛有些飘飘然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产生了两大愿望：一个是中国要迅速富强起来，成为可与苏美比肩的世界超级强国；另一个是他本人的权威和地位还要大大升级，他希望成为继斯大林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俯首贴耳的“世界领袖”。
1956年1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大跃进”运动此刻已处于待发动的边缘。这一口号反映了毛泽东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大干快上、一鸣惊人的强烈渴望。但经济工作不是毛泽东的强项，老实说他几乎一窍不通。他只能用政治与军事的术语去理解经济，将经济发展看成是所谓“生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当成是一条条相互平行的所谓“战线”——“工业战线”、“农业战线”、“商业战线”等等；他所能设想的经济发展策略，也只能是借用政治运动的方法、军事决战的方法，即发动若干场生产领域的群众运动，组织一连串的经济战役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对“原子弹”、“钢铁”、“粮食”等主要的“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在“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已经具备了集中人力物力、掀起生产运动、实施经济决战的基本条件；而在1956—1957年他还没来得及完成的工作，就是消灭那些妨碍他发动伟大的生产运动和经济决战的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作风。在毛看来，这一工作要由整风运动来完成，这将会是恰到好处的。
1942年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曾隐隐约约看到了一幅中共夺取全国胜利、他本人成为开国之君的美妙前景；在1956—1957年，激励着他的则是另一幅更加诱人的美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国家，而他本人将因此而高居于世界之巅，成为给全人类指明“正确道路”的当之无愧的“世界领袖”。诚然，毛泽东绝不会怀疑“大跃进”的可能性，也绝不怀疑他本人的神圣天赋。经过十五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毛泽东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唯意志论者和宿命论者。熟知帝王政治的毛泽东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于中国古代那些圣明君主，他自信天命在身，自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天子宿命。毫无疑问，他也相信他自己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更加高明，相信中国必会比苏联发展得更好、更快，将会创造出一种比苏联更优越、更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将会以一种更激进、更彻底的方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时离斯大林去世已经三年。通过这三年的观察，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此人没有能力、没有威望、似乎也没有意愿以斯大林那样的方式去占据斯大林那样的位置。以革命资历、政治经验、个人魅力而论，毛当然不会象对待斯大林那样去买赫鲁晓夫的帐。相反，在他看来，斯大林留下来的那个位子舍我其谁、非我莫属！据当年为中苏领导人做翻译的西季赫梅诺夫回忆，在斯大林去世不久，中共内部就公开声称，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而普通的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当然也乐于看到中国超过苏联、毛泽东胜过赫鲁晓夫，也就是说，“大跃进”和“世界领袖”这两大愿望现在看来有些荒唐可笑，但在当年，其实也具有相当雄厚的群众基础。1955年周扬访苏归来后向毛泽东拍马屁说，苏联如今也有很多问题，“苏联的干部群众”都认为，斯大林不在了，唯有毛泽东才有资格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才能象斯大林那样解决好苏联出现的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主席请到莫斯科去居住”。毛泽东听了周扬的汇报心里大为受用，他压根儿没有责怪周扬冒犯了老大哥苏共中央，只是“谦虚”地说：“我不是神仙啊！”（这是多么惬意的“谦虚”啊！）在中国，“马恩列斯毛”的排列顺序已经成为对“社会主义道统”的正式表述，其政治涵义是不言而喻的。
而“大跃进”与“世界领袖”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中国若不能实现“大跃进”，毛的“世界领袖”之梦就断然不可能成真，反过来，如果毛泽东命中注定要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中国也就必将势不可挡地出现一场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大跃进”。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当着各国共产党领袖的面大谈“社会主义阵营以谁为首”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到了以中国为首的可能性（如果斯大林还活着，毛是绝对不敢公开谈这种话题的）。他说：“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这话与“我不是神仙”一样，表面上也是“谦虚”之言，但言下之意很清楚，毛泽东的伟大只输给神仙，绝不输给任何凡人，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政治上、理论上也早就不缺“为首”的资格，所欠缺的只是经济实力不够，还缺一点钢铁、原子弹、卫星罢了，这需要由“大跃进”来补足。
那么，如何为“大跃进”、“世界领袖”两大愿望扫清障碍、鸣锣开道？毛泽东的答案是：整风运动！
四、毛泽东发动1957年整风运动的深层原因之二：他的三大挫折——“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反毛泽东思想”
前文已述，1956年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反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其后，国内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共高层“反冒进”、中共八大“反毛泽东思想”。对已经顺风顺水十多年的毛泽东来说，这三大挫折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很久以来，毛泽东本人就是思想的坐标、是非的标准，他口含天宪、乾纲独断，早已习惯了以我为准、唯我独尊，根本就不必屈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更不必违心地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而1956年，他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违心话、表违心态。
追根溯源，这三大挫折的源头还是赫鲁晓夫的那份秘密报告。中共高层之敢于“反冒进”、中共八大之胆敢删除毛泽东思想，归根结底是赫鲁晓夫壮的胆，是秘密报告惹的祸。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情，当然，即使知情他也无法阻止。遭此突然袭击，毛说，他的反应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又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这不全是假话，但也绝不是真心话。问题在于，毛泽东何曾需要赫鲁晓夫去“揭盖子”？他对盖子下面有什么魔鬼不是早就一清二楚吗？毛泽东有可能“一则以喜”吗？他难道不知道唇亡齿寒、反斯必伤毛吗？他难道不担心斯大林的今天就是毛泽东的明天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秘密报告对毛的意义与对党内的其他人是截然不同的：让毛真正感到吃惊的绝非“盖子”下面隐藏着的那些“阴暗面”，倒是赫鲁晓夫“揭盖子”的“鲁莽”、“忘恩负义”和“缺乏革命道德”。让毛大吃一惊、大感意外并痛心疾首的绝不是斯大林曾经做过些什么（斯大林的那些混蛋事情毛自己也没少做，波匈事件后毛更公开地说，东欧出事就是因为当初杀反革命杀得太少了！赫鲁晓夫倒台后，毛又总结说，赫鲁晓夫下台就是因为个人崇拜搞得太少了！），而是赫鲁晓夫正在做和将会做些什么。
很明显，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对毛的意义非同一般。秘密报告所丢掉的岂止是“斯大林这把刀子”，更是个人崇拜这颗原子弹、更是“世界领袖”这把金交椅！无论如何，毛与斯有着数不清的相同与相似之处，剪不断、理还乱，而且，毛所孜孜以求的“世界领袖”的合法性也只能建立在斯大林地位的权威性和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性之上。一旦斯大林的偶像完全倒塌，“世界领袖”这把金交椅肯定也就要跟着贬值。所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追求“世界领袖”之位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而当毛泽东再将斯大林的身后遭遇作对号入座的情境交换时，他不免就要顿生疑窦、顿起忧心了。
但当时，毛一时间措手不及，陷于被动，还不知道该如何应付。除了匆匆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定下“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基调之外，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先尽量把自己与斯大林撇清关系。他不但要将过去的毛泽东描述成一个一直受到斯大林打击排挤的受害者，还要将今日的毛泽东打扮成一个与斯大林行事作风迥异的开明领袖。毛4 、5月间的两篇讲话《论十大关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不乏刻意突出“中国与苏联大不相同”、“毛泽东与斯大林大不相同”的明显意图。然后，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等待机会，后发制人。到了波匈事变之后，他终于可以公开挑刺了：“我看（赫鲁晓夫）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
中共党内的“反冒进”同样让毛气愤不已。因为人人皆知，敢于冒进、急于冒进、乐于冒进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反冒进”的代表作是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由总编辑邓拓起草，中宣部长陆定一、副部长胡乔木修改，经刘少奇审阅通过。毛的批示是“不看了”。一年半以后毛还气鼓鼓地说：“我为什么要看骂我的东西！”（说这句话的时候，毛已经成功地凭借反右运动的余威，一鼓作气取得了党内“反反冒进”的彻底胜利，为“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把最积极的“反冒进”者周恩来定位为“离右派只有50米”，害得周恩来在“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面前自惭形秽，不得不请辞总理。）但是在1956年，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邓子恢、薄一波、王首道等人组成，他们百分之百都是“右倾保守分子”，不敢追求比苏联还要快得多的发展速度（这一点最遭毛的忌恨），他们也无法理解毛拔苗助长、急于求成的良苦用心。“反冒进”者是如此人多势众，有周恩来领头，又有刘少奇助阵，连毛泽东的亲信们也稀里糊涂地跟着敲“反冒进”的边鼓，毛泽东有火发不出，只能无可奈何。
中共的“八大”则更让毛泽东怀恨在心。据彭德怀在文革期间交待，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由彭向刘少奇提议，刘当即表示认可，而毛在政治局里的亲信（如邓小平、林彪、康生）也未敢反对，毛泽东本人又不便亲自发表异议，此事终于不能挽回。“八大”上，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大唱“集体领导”的高调，通篇只提到毛四次，并将毛的主要功绩说成是“信任群众”和“坚持集体领导”。而刘在延安整风后的中共七大上曾热情洋溢地颂扬“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道路”，提到毛的名字达104次，最后还忘情高呼“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同样的一个刘少奇，反差如此之大，这难道不也是象赫鲁晓夫一样“从前那么拥护，……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吗？不也是同样“缺乏革命道德”吗？这怎能不让毛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呢？而周恩来在八大上仍然坚持不懈小心翼翼地“反冒进”，最令毛生气的是周将“冒进”的责任归咎于毛所亲睐的“农业发展纲要”；只有邓小平的报告拐弯抹角地维护了毛的权威和声望，邓将“对领袖的爱护”与“个人崇拜”相区分，认为中国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但这种低调辩护并不合毛的胃口，只能让毛稍感宽慰，却不能让毛感到满意。
好在八大刚开完，毛泽东反戈一击的机遇马上就到来了。1956年10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哥穆尔卡上台，随即，匈牙利又发生大规模人民起义，局面严重失控，社会主义阵营顿时一片混乱。赫鲁晓夫心慌意乱、忙于招架，毛派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直接参与了苏共中央平定波匈局面的重大决策。正如毛在反右前后的忽然变脸一样，毛对波匈事件的态度也发生过一个大大的转变。最初，毛坚决反对苏联出兵波兰（哥穆尔卡认为正是毛泽东的反对才使得波兰免遭厄运），当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时毛同样表示反对，命刘少奇不得表态，反而要求苏联方面应该首先深刻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就在赫鲁晓夫打算丢下匈牙利不管的时候，10月30日毛泽东急剧转向，他不再提东欧的“独立自主”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却说“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然后一网打尽。当晚中苏两党紧急会谈，刘邓代表毛要求苏军返回到原来的位置。犹豫不决的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中共的建议，大举出兵镇压。这样，匈牙利事变以匈牙利的民族屈辱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可耻胜利而告终，而国际共运的垮台也因此被推迟了三十多年。毛泽东则一扫九个月来的郁闷，心胸大为舒展。
毛泽东对波匈事变的态度看似反复无常、前后矛盾，其实是不难理解的。第一，他乐于看到赫鲁晓夫捅漏子、出麻烦，他希望这麻烦最好足够大——要大到“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大到赫鲁晓夫非与毛联手不可，大到东欧各兄弟党和全世界各国都象阿尔巴尼亚那样认识到毛比赫更加正确、更加高明，大到美国、西欧与苏联发生严重对立，大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理论再无用武之地。所以，他并不希望苏联立即出兵镇压，那样未免收场太快，恐怕乱得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服人，更不足以从中渔翁得利。第二，当东欧的乱局已足以证明赫鲁晓夫的愚蠢和无能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必须横下一条心、痛下杀手。如此一来，修正主义的危害也充分显现了，反革命分子也消灭了，一举两得，正合毛意。
总的来说，在毛泽东看来，波匈事件来得正是时候。这不是坏事，这是天大的好事。好就好在它们证明了斯大林主义绝不可丢、个人崇拜绝不可少！波匈事件之后，1956年笼罩在毛心里的政治阴霾开始渐渐消散，毛泽东又有了底气，可以从容策划他的秋后算帐了。一旦把柄在握、利器到手，“反反个人崇拜”、“反反冒进”、“反反毛泽东思想”的好戏就急不可待地要上演了。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场好戏当然就是即将发动的整风运动。所谓整风运动，我们已在前文中作过准确定性，它就是为了达到思想、政治、组织的高度“一元化”而进行的整人洗脑、权力斗争、驯化组织、震慑群众的专制极权主义的个人崇拜运动。
再总结一下：即将发动的这场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它要为毛实现“大跃进”和“世界领袖”这两大愿望打好国内政治的基础，并出一出苏共二十大以来憋在毛心头的一口恶气，将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国务院“反冒进”、中共八大“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事态一举扭转过来。
五、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以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方式实施党内整风？
然而，1957年的整风运动很不顺利。与延安整风相比，1957年的整风显得过于仓促、过于草率，从一开局就遇到了超出毛泽东预料的巨大党内阻力。第一，1942年整风之前，相应的权力斗争已经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所谓“教条主义宗派”实际上早就成了强弩之末，而且已经一蹶不振，完全放弃抵抗。而1957年，所谓“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三害”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则是并不透明的，人们根本就不清楚毛泽东究竟想整哪些人、怎么整、整到何种程度，毛自己恐怕也还没有最终确定待整的对象和挨整的程度。他大概是指望通过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再根据高层成员的“紧跟”程度和悔改表现以相机选择运动的受害者。但是，这种目标涣散的情形反而唤醒了高层成员的普遍不安全感和基于自保、自救动机的消极抵制心态。尤其是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等当年延安整风的干将，他们太熟悉整风运动的攻防招势了（也或许他们已经有些厌恶自己当年的丑恶行径了），这些人对1957年的整风运动明显缺乏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延安整风为1957年的整风运动培育了第一批抵制力量。
第二，1942年，毛泽东手下有一支强大的整风领导团队，他们由刘少奇、康生、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组成，这些人是毛刘联盟的铁杆成员、在中共历史上的既有地位都不高（这与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极其相似），因此，把中共六大以来的主要领导人通通整垮、整倒以便自己迅速攀升、取而代之，符合这些人的个人利益。而1957年，毛泽东身边却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有巨大利益等待分享的整风领导团队，周恩来、邓小平虽支持整风，但他们的地位显赫，已不可能从整风中得到更多的政治收益。他们也极有可能并未参透毛真实的整风动机（周恩来如果明知“反冒进”也是整风的打击对象的话，他是否还衷心支持整风运动那就不好说了），对整风运动的理解与毛的设想不尽相同。
第三，那些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老党员们此时已成为各行各界中高层干部队伍的主体，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延安整风绝不是一桩美好的回忆。既然大家明知道整风免不了要个个交待、个个检讨、人人挨整、人人过关，那么，除了康生之流以整人为职业的“肃反专家”之外，绝大多数的中高层干部在内心里是不大可能欢迎整风这种形式的。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对中共高层在整风问题上的分歧有非常精细和深入的观察，他尤其注意到了一些经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麦氏认为中共政治局里有一半人反对整风，他们包括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彭真等人，省一级也至少有九个大省的第一书记是反对整风的。麦氏还认为，刘少奇在毛泽东作“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公开照片中的罕见缺席、毛与刘57年3、4月分头南巡时讲话口径的微妙差别、各高官对“三害”顺序的不同排列、各省一把手对毛提倡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不同响应态度，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刘少奇、彭真为代表的一部分党内当权派对整风运动的抵触情绪。毛自己亦曾承认，党内90%以上的人都不赞成他整风。
波匈事件后，周恩来、彭真分别访问东欧。而他们对波匈事件原因的看法却有着很大的分歧，周恩来用“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毛氏新理论来解释东欧事变，而彭真则坚持“帝国主义阴谋”、“反革命分子破坏”等苏联官方观点。这一分歧对57年整风运动的合理性、可行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整风，其公开的理由就是要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以防止、避免中国出现相似的动乱事态。如果匈牙利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未得到“正确处理”所致，那么，整风运动作为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当然就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如果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破坏所致，那么，整风运动反而会给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提供一个闹事的机会，那就会有害无益了。由此可见，刘、彭与毛、周、邓对整风运动的态度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说到底，对于1957年的整风，毛泽东绕的弯子实在是太大了。毛泽东隐藏在心里的真实意图——欲扫清实现“大跃进”和“世界领袖”这两大愿望的党内障碍，欲报“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反毛泽东思想”之仇，欲恢复被苏共二十大所中断的个人崇拜势头，欲强化被秘密报告所损害的“一言堂”、“独夫专政”的政治基础——这些都无法冠冕堂皇地摆上台面。而他所能端上台面的借口则是非常缺乏针对性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三害”过于笼统（邓小平就曾以毛执意到长江游泳为例，竟说“毛主席身上也有主观主义”），波及面、打击面未免太宽，当然不利于孤立对手、各个击破。毛泽东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把所有的人都绕糊涂了，不仅做不到分化瓦解整风的反对力量，也使得那些试图借整风之机以阿谀讨好毛泽东的奸险之辈们（如康生、柯庆施、林彪之流）不明就里，难以准确地“揣摸圣意”、把握分寸、投其所好。这也就是说，那些本来有可能聚集在整风旗帜之下的奸佞小人们一时也不能够实现有效的配置和默契的配合。而对于这样的一场整风运动来说，一批奸佞小人的涌现几乎总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他们替毛去做那些毛本人不便于亲自做的丑事和坏事，如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惹事生非、落井下石之类，整风背后的真实意图断难最终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斗争目标的不明确，使得57年的整风从开局就不利。
中共中央做出整风决定的时间在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之后至57年1月上旬之间，大概与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时。毛泽东的本意应该是立即就开展整风，却被迫同意推迟到58年再进行（57年1月1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首次透露整风消息：“最近中央决定：从1958年起，将在全党进行整风。”）。为了推翻这一集体决定，将整风提前到1957年的上半年，毛泽东不得不大力寻求周恩来的支持。吊诡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势力本来也是毛欲整顿的次要对象（积极追随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些人如刘少奇、彭德怀、彭真大概才是毛心目中认定的首要整风对象。而王若水、郭罗基先生则认为周恩来是整风的主要对象，是毛所谓“敢把皇帝拉下马”中的那位“皇帝”。）。对毛泽东来说，与周联手，这已经有一点张冠李戴、所托非人了。接下来，毛又遇到了舆论部门的软抵制，邓拓掌管的《人民日报》对整风造势极其冷淡（这可以理解为刘、彭的压力所致，因为邓拓作为总编辑并无办报的实权），一方面，它刊登了陈其通等人批评“双百方针”的文章却迟迟不予以反驳，另一方面，它居然拒不配合毛极其看重的“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前者不发社论，对后者不登消息。毛泽东不由怒不可遏，当面喝斥“这里有鬼”、“你们八成是反对中央的方针”、“死人办报”。
在党内阻力强劲且缺少得力助手和忠诚打手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整风动员捉襟见肘：没有可用之人，没有好用之传声筒，无人为他助威起哄、推波助澜。于是，他只能亲自披挂上阵，转而向党外、向全社会寻求整风的动力。对毛泽东而言，这其实也是一套惯用的伎俩：正式会议搞不定，就开“扩大会议”；北京高层行不通，就“南巡”；党内做不到，就发动群众搞运动。延安整风以及建国以后的一系列运动，也都曾使用这套伎俩。毛泽东试图首先营造出一种有利于整风的“社会空气”，这就是“大民主”、“大鸣大放”的政治气氛，然后，再凭“党外”、“群众”之外力逼党内的对手就范，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式的整风布局。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鼓吹鸣放的讲话，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与民主党派进行整风座谈。前两次讲话显然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富有原创性，体现了毛在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一些重要思考，毛自视甚高，认为这篇讲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新进展。而这两次讲话的现场听众均在千人以上，是用专机从全国急如进京的。大体上，这些听众已足以代表当年中国的高层精英阶层。毛泽东在这些场合的讲话与在党内的讲话大不相同，他没有象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那样，未提及“蚂蚁出洞”、“乌龟王八都出来”，更绝口不提让反革命分子“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只是一味地强调“放”、反对“收”。他宣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号召、鼓励、怂恿甚至拉拢党外人士大胆批评共产党、全力帮助党整风，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其态度之真诚、言词之恳切，俨然达到了推心置腹、披肝沥胆的地步。
毛泽东在党内党外讲话口径的不同一直被视作“阳谋”、“战略部署”的有力证据（李慎之先生即以毛57年1月的党内讲话作为毛“引蛇出洞”谋略已定的关键证据）。其实，对毛而言，这种讲话口径上的差别并无太多的特别之处。毛一向如此，正说几句、又反说几句，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有时候编造几句别人未曾说过的错误言论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有时候又编造几句自己未曾说过的正确意见以凸显别人的错误。我们很难说毛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是真心话（何况毛在那次讲话中所谓“台风一来，蚂蚁就要出洞”中的“蚂蚁”并非特指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而是明指那些跟着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的“党内的动摇分子”），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存心撒谎，毋宁说，毛的不同口径本是一种常态，是为将来的翻云覆雨预留下变化的空间。毛在党内说“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他绝不会容忍民主党派、“教授”们放肆地攻击党内的干部，以便让党内同僚对“大鸣大放”放下心来，支持整风；毛在党外又说，有片面性不要紧，说错话也不要紧，谁还能一辈子不说错几句话呢，他这样说的目的也还是为了消除党外的顾虑，让人们放心“鸣放”，支持整风。是“阳谋”吗？是，又不是，一切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趋势，取决于毛的政治机会主义的现实需要。
就这样，毛泽东在得不到足够的党内支持的情况下，将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引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外援。为什么偏偏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呢？笔者认为，个中原因不难理解：一是因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比其他阶层的“群众”有更多、更大的言论力量，更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营造出整风运动所需要的“空气”；二是因为知识分子长期受“思想改造”之苦，民主党派长期有职无权，他们对中共当权派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有着压抑已久的怨气和愤怒（尤其是当年毛所谓的“宗派主义”，也明确指向那些不信任党外人士、民主党派的党内当权派）。而毛泽东一向擅打“弱势牌”、“平反牌”，擅长“远交近攻”，他希望知识分子的积怨可用、民主党派的众怒成城。很明显，毛试图通过向长期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们示好，以收到借力打力、投桃报李之效；三是因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后，知识分子更得风气之先，无需格外的动员，他们已经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架势，显然，这些人比其他的阶层更容易被迅速发动起来。
但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内心里是重视、信任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呢？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毛之选择知识分子作为整风“鸣放”的主体，正是因为他内心里轻视、蔑视他们。毛泽东历来认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不过是“寄生虫”、“梁上君子”，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不得不仰人鼻息，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他们没有了其他的寄生体，仅仅是“工农”（亦即中共）聘来教自己子弟的保姆，教得好，有一碗饭吃，教得不好，可以随时解聘、随时饿饭。所以，既可以许之以小利扶他们起来为我所用，更可以罗织罪名轻而易举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就是说，毛泽东相信，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比那些掌握实际党权、军权的党内同僚更容易对付，对他们完全可以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好用则用，不好用也不要紧，反正也坏不了什么大事。即使“鸣放”失控，这些“鸣放”者也不足为虑、不足为患，量他们翻不起大浪来（这正是毛乐于动员“弱势”、起用“群众”的真正原因，此时他对知识分子的真实态度，与他后来对那些少不更事的红卫兵、造反派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所期待着他们的，只是成为整风造势的简单工具，由他们来把火烧旺、把水搅浑，形成一种可以让毛从中渔翁得利的乱局。而不管鸣放、整风的结果如何，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最后总是在劫难逃的，在运动的造势阶段结束之后，他们的使命也就终结了，根本轮不到分享整风运动的成果，他们就将会被运动牺牲掉，或者遭到强制的遣散，或者被无情的压制。延安整风时的王实味、“轻骑队”是这样，文革时的红卫兵、造反派也是这样。这正是由毛式政治运动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所决定的。
六、毛泽东为什么要将整风运动急转为反右运动？
截止1957年4月底，毛泽东终于完成了整风运动的前期准备工作。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式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４月３０日，毛泽东再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毛泽东如释重负，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座谈中，毛还一本正经地提醒储安平别忘了“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令人大跌眼镜。毛泽东花了近两年时间的思考、半年多时间的游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张罗起来的“大鸣大放”，才刚刚进行了十多天就再也让他无法容忍了。他忽然翻脸不认帐，于是，一场不期而至的反右运动迅猛展开。
5月15日，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党内高官阅读。该文发出了强烈的反转信号。党内那些原本支持整风的人（如周恩来）不免大吃一惊，那些原本反对整风的人（如彭真）则必定大喜过望。那些无缘提前拜读毛泽东奇文与中共秘密指示的“鸣放”之士却被完全蒙在鼓里，他们即将被毛扔进油锅，而他们却正在为煮沸这口油锅不停地添薪加柴。5月14日至6月8日，各级党组织接到了来自最高层的雪片般的秘密电报，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当好伪君子、两面派，想尽一切办法威逼利诱知识分子们放开“鸣放”，要不停地开座谈会、大量地提供媒体版面，让批评越多越好，让过激的批评越过激越好，让错误的批评越错误越好。此时的毛泽东需要的是另一种炮弹——不再是射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炮弹，而是射向这些“助党整风”的“鸣放”之士们自己的炮弹。6月8日毛泽东终于公开翻脸。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那些真诚响应毛泽东号召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们便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数百万人受到了严厉的整肃，其中大部分人被劳改、劳教和“下放”，厄运持续了二十年。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将整风急转为反右？是原本就是“阳谋”、“引蛇出洞”？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放肆地向党猖狂进攻”，而且“杀气腾腾”？？还是党内的反整风势力反弹强烈，毛泽东害怕失去党内的基本支持？？？
按本文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第一，前文已述，毛泽东发动57年的整风是有深层动机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1957年的整风仅仅是以“引蛇出洞”、打击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为目的，正如我们不能说延安整风是以杀掉王实味和“抓特务”为目的，或者说肃反运动是以“反胡风”为目的一样。知识分子固然将在劫难逃，但整肃知识分子只是整风运动兼收并蓄的副产品（如果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为斗争对象，毛泽东似乎并不必要大费周张）。
第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鸣放方向的确偏离了毛泽东预定的轨道，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大多数的鸣放言论仍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象“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教授治校”等等，其实都以毛本人的讲话为依据，不过是对毛某些言论的引申），而且，毛泽东也明知官方所渲染的那些极端言论来自于断章取义和故意曲解，明知所谓“杀共产党”、“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章罗同盟”之类都是子虚乌有。即使少数言论不能容许，要反驳、扭转、消除这些言论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说反右运动是因为右派分子太“放肆”、太“猖狂”，以至于毛因上当受骗而恼羞成怒，非中断整风而发起反右不可，这也于理不合。第三，党内多数人抵触整风、反对党外人士以“大鸣大放”的方式“帮助整风”，这对毛泽东来说同样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党内有压力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有压力毛才不得不起用党外力量以推动整风进展。所以，说毛泽东是因为党内压力而放弃整风似乎也说不过去。
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毛泽东点燃大鸣大放之火后不久，他很快就发现他失算、失策了，他错估了形势，误指了方向。他认识到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实：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依靠错误的力量所发起的错误的运动，它绝不可能实现毛泽东所预期的结果，即象延安整风那样的结果。不仅如此，如不及时终止，甚至还有可能离他所希望的结果越来越远。当5月上、中旬鸣放渐入高潮的时候，这一事实变得愈加明显。
从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并不太忌讳人们批评党的错误，但这有一个前提，党的一切错误必须建立在与“毛主席一贯正确”相对照的基础之上才能成立；同样，毛泽东也并不太忌讳人们“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但这也有一个前提，批评“老和尚”的权利只能以抬高、凸显“毛菩萨”为条件（而储安平却将毛本人也当成了老和尚之一）。简言之，毛泽东本人不仅应超脱于一切批评之外，而且要成为检验一切批评的唯一标准，要成为判定一切是非的最后的裁决者。他需要通过“大鸣大放”让全党再度接受一次“毛泽东思想”的洗礼，需要党内的其他人个个检讨、人人过关，而他本人则从中获得更大的权威、更多的崇拜、更高的尊荣。然而，毛泽东错估了1957年的形势，既错估了党内的形势，也错估了党外的形势。他的错误在于：1957年不是1942年或1966年，不是做此事的恰当时机——在1957年，赫鲁晓夫和铁托、哥穆尔卡显然比斯大林更吃香，继续“解冻”也显然比加强专制、恢复个人崇拜更吃香；同样，1957年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们也不是1942年的党内吹鼓手或1966年的学生造反派，他们也不是做此事的恰当人选——他们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尚未被彻底摧毁，他们更习惯于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而不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
因此，毛泽东之所以要改变整风运动的打击目标，并不是因为他原本就是要“引蛇出洞”专门整肃知识分子，而是因为知识分子显然不能够帮助他整肃他所想要整肃的对象；并不是因为右派分子太“放肆”、太“猖狂”、太“利令智昏”、太“杀气腾腾”，而是因为他们显然不够善解人意、不擅揣测圣意、不愿投桃报李、不肯认贼作父；并不是因为“大鸣大放”对党组织的压力太大或党内对毛泽东的压力超越极限，而是因为“大鸣大放”过程中对毛泽东的吹捧、颂扬显然太少，而不中听、不中意的言论又显然太多。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将整风急转为反右，主要的原因既不是右派已经自我暴露，也不是党内压力之大迫使毛改变初衷，而是鸣放的事态已经充分表明：这场整风运动不可能迎合毛泽东内心的阴险和邪恶，难以走向延安整风那样一场整人洗脑、权力斗争、驯化组织、震慑群众的专制极权主义的个人崇拜运动。
当毛泽东发现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不是一件好用的整风工具的时候，转过头来向这些被他邀请的客人开刀，便成了他当时的最优选择：在中止整风之后，要么承认整风是错误的，要么用另一种罪恶来掩饰整风的错误。唯有反右运动可以用来证明毛泽东仍然是始终英明正确的，他所提倡的“大民主”、“大鸣大放”不失为伟大的谋略，发现了敌情，消灭了敌人，“对我们大有利益”。同时，反右运动又可以安抚那些曾经对整风有抵触和曾经在“鸣放”中受到惊吓的官僚、宗派势力，这些“三害”的嫌疑人如今无需再担心受到党外人士的抨击，他们重新成为了毛泽东可以信任的政治帮凶，成了反右运动的兴致勃勃的执法者。
尽管反右运动使毛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信用受损，但这种信用对他无关紧要。他在党内的权威反而大大加强了。尽管整风运动中途夭折，但反右运动的确掩盖和弥补了毛的这一失败。而反右运动是必须“扩大化”的，唯有“扩大化”，才能体现毛泽东煽动鸣放的良苦用心，才能体现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巨大价值；通过故意的、人为的将反右运动“扩大化”，整风运动的失败才能转化为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
1957年的整风虽然失败了，但是，反右运动仍然部分地实现了毛的整风意图。本来是要让党内当权派人人挨整、个个过关的，现在转到让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人挨整、个个过关。凭借反右运动所制造的全国性大恐慌，同样在党内、在高层也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继续整风的图谋，更没有放弃“大跃进”和“世界领袖”的梦想，只不过他将这些原本打算一举完成的目标留待今后若干年里逐步去完成。借着反右运动的余威，57年南宁会议，毛大批“反冒进”，为“大跃进”铺平了道路；58年成都会议，毛又给“个人崇拜”平反。他说个人崇拜分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对“正确的崇拜”必须“永远尊重”（柯庆施接着便说出了“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的鬼话）；到了文革时代，“十七年”被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成了令全中国人民欲仙欲死、如醉如痴的精神鸦片，八大党章删除“毛泽东思想”的大仇也就报了。至文化大革命止，毛泽东1957年秋后算帐的三大战役才算最终收官。此是后话，在此就可以不提了。

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徐铸成：《阳谋亲历记》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注：所有未加特别说明的引语均引自毛泽东的公开讲话和已发表的文稿。

前言

本文试图回答“毛泽东为什么发动要反右运动”。这个题目应该细分为以下三个子题目：其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其二，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以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方式实施党内整风？其三，毛泽东为什么要将整风运动逆转为反右运动？
反右由整风、“鸣放”引发，整风、“鸣放”因反右夭折。以结果而论，1957年那一场半途而废的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引蛇出洞”、让“乌龟王八都出来”、“让反革命分子暴露、孤立”。事后看起来，所谓“助党整风”是假，诱人入罪才是真。这似乎表明了，毛泽东决意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发起致命一击，此乃蓄谋已久、成案在胸的既定“战略部署”，它才是这场波诡云谲的政治运动的真正动机；所谓整风、所谓“大鸣大放”，不过是声东击西的诱饵、掩人耳目的幌子、精心策划的骗局、请君入瓮的“阳谋”，是为了引导出反右运动、且始终服务于反右运动的反右前奏曲；而至于在这之前，毛泽东为了推出整风运动，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苦心孤诣所提出的那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理论——诸如“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论十大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则完全是一套口蜜腹剑、包藏祸心的欺人之谈。
这一不无歹毒的解释却首先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自供状”。 毛在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 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当然，毛的这一“口供”也并非孤证。它与1957年5月14日至6月8日党中央发往各地的雪片般的秘密指示完全符合，与此间各级党组织大耍两面派、大开鸿门宴的攻防事态正相吻合，也与毛在半年前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前后呼应。这些，构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相互映证的证据链。据此，人们便将反右运动分成两个阶段：1957年6月8日之前为第一阶段，即“阳谋”阶段——毛泽东以一副感天动地的伪善面孔，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千辛万苦点燃了“大鸣大放”之火，其醉翁之意，却尽在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6月8日之后为第二阶段，即“反击”或“斗争”阶段——见毒蛇已吐出信子、毒草已流出毒汁，“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已经暴露无遗，正好“收网捕鱼”、“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若循此论，则本文所论“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这一题目早就有了现存的标准答案。但笔者认为，“阳谋”或“引蛇出洞”的解释，很明显有以果定因、以结局附会过程之嫌，它是一种倒果为因的事后辩解，虽能勉强自圆其说，却未必是真实写照。这一解释以目的维护手段、以政治正确掩盖诚信丧失，将毛泽东的轻诺寡信、公然翻脸当成了一套早已预定的高超谋略。然而，在当年、以中共的立场而论、以客观效果而论，这套寡廉鲜耻的解释却并未让毛泽东从此失信于天下，反而强化了他高瞻远瞩、高深莫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战略家”形象——似乎毛的狡诈行为不仅无可指责，反而值得全党、全民无上佩服、无尽感激。这一解释也试图证明，毛在整风、反右的问题上有着超过一切凡人的远见卓识，见人之所未见、识人之所未识、防患于未然之境、除罪于未犯之际，把还没来得及形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和没来得及孕育的“匈牙利事件”通通消灭于萌芽之前，这是何等罕见的英明与伟大啊！以毛泽东如此的英明神武，他自然是从未失算、从无误断过，一切都难逃他的法眼，他谋算精明、预见准确，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嘻笑怒骂之间，右派灰飞烟灭。
对毛而言，采用这样一套解释不难理解：种瓜得豆，不如宣布当初就是种豆。因为依毛的秉性，他绝不希望人们怀疑他有如神明一般的“一贯正确”，所以，为了掩饰自己的失算、失策，为了维护其不容减损的一己之尊，他历来是一不做、二不休，习惯于用大谎圆小谎、以大罪掩小罪，宁愿撕破脸皮，将恶人做到底，也决不下“罪己诏”（岂止是不下“罪己诏”，甚至还要多下几道“崇己诏”。“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亦曾以一封毛泽东写给江青的私信来证明毛对林的结局早有预判，似乎选择林彪做“接班人”也是为了“让叛徒、卖国贼自我暴露、孤立”，那个“阳谋”就玩得有点过火了）。
本文认为，毛泽东发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非仅以“引蛇出洞”为念。在整风、“鸣放”的“战略布署”上，毛泽东太过自以为是，恰恰犯了战略失算于前、战术失策于中的兵家大忌。正是整风运动的失算与失策，使得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成为他急迫的需要，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规模集体受难因而变得“正确和必要”。本文将以整风动机为重点，对此加以分析。
一、什么是“整风运动”？毛泽东为什么乐于开展“整风运动”？
要回答毛泽东为什么发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我们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整风运动”；而要了解什么是整风运动，则必须从1942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谈起。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第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亦是毛平生最得意之作。此后，延安整风的实践成为毛最为珍视的斗争经验，延安整风的成果亦成为毛最可宝贵的政治资产。毛从此更产生了后半生再也无法割舍的“整风情结”，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重温、复制延安整风的政治场景。
延安整风确实非常重要。假如没有延安整风，中共党史和中国的当代史都会改写。对于中共之成为后来的中共、中国之成为后来的中国，它是不可或缺的。延安整风的重大历史意义之一，在于它塑造了一种中共政治运动的标准范式——包括运动的发动与前期造势、正式权力机构的局部冻结与临时运动机构的权力扩张、领袖与群众在运动中的互动、宫廷权力斗争与群众社会运动的密切配合、舆论导向与暴力压制的协同效应、“大民主”式群众暴力与专政机器正规暴力的交替使用、运动后期的群众遣散与权力秩序的重新组合等等。这些运动元素，都已经在延安整风中得以模式化和结构化。可以说，延安整风是中共政治运动之母。建国以后所有或大或小的政治运动，无不从延安整风中吸取营养，无不受到延安整风潜移默化的影响，无不是延安整风模式在新形势、新领域中的传承、移植、引申、变形与扩展。
但中共官修党史对延安整风的描述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他们说延安整风是“一场马列主义教育运动”，这名不副实。实际上，延安整风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贬低马列原典、蔑视正统理论，毛泽东甚至将马列原著比作“比屎还没有用处”的东西（这一极其粗俗的比喻与同样粗俗的“脱裤子、割尾巴”成为延安整风时两个最著名的格言）。说延安整风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也不过是在借题发挥。不错，毛泽东确实狠狠整肃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所谓“教条主义宗派”，大大羞辱了以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所谓“经验主义宗派”，然而，在延安整风之后，中共的主观主义却比以前更加极端——换成了毛泽东的唯意志论，中共的宗派主义也比以前更加恶劣——换成了“独尊一宗”、“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共的“党八股”也不见得比以前有任何改观——只是从枯燥乏味的“党八股”变成了声色俱厉的“毛八股”。 所以，延安整风当然不是为了普及“马列主义教育”，也当然不是为了改变共产党的所谓“三风”，而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张毛泽东的权力边界和地位等级。
对于毛泽东而言，延安整风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达到了其他常规的权力斗争方法所难以达到的目的。毛泽东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实现了此前二十年费尽苦心仍难以完成的权力追求——他从此登上了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神坛，获得了无上的权力和至尊的地位。
不仅如此，延安整风还是一次重新建党的运动——它一举摧毁了原本就不规范、不完善的那一点点党内民主，重新建立了党内的绝对集权制度，确立了党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基础，强化了排斥人性的“党性原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中上层党机构的权力“一元化”和人事大改组。这样，在中共七大之前，中共的思想也统一了、路线也明确了、党史也重编了、组织也纯洁了、机构也改组了，于是，极权也就正式成型了。至于所谓“马列教育”或“整顿三风”，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了。此后，中共就有了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和一条以领袖意志为标准的“正确路线”，党将不得不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思想、以毛泽东的好恶为好恶、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往频繁转换路线、频繁更换领袖那样的事情将不可能再发生。党也就获得了一副全新的政治面目，进入了它的组织成熟期。因此，延安整风的要害就是：与其说毛泽东还属于整风后的共产党，倒不如说整风后的共产党已经完全属于毛泽东。
我们若要给延安整风作出一个准确的定性，那么，它就是一场以个人崇拜为目的的造神运动，一场以极权主义为目的的恐怖运动。而若从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出发，我们也可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场延安小朝廷实现政教合一、毛泽东在党内称帝称圣、走向“万岁”的登基大典。
整风运动的逻辑其实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逻辑：它坚称只有唯一的一种思想、一条路线、一个领袖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这也就意味着，其他所有的人都必定存在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错误和罪恶，因此，当那个“一贯正确”的伟人受到颂扬和景仰的同时，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须深挖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与罪恶并为此受到相应的谴责和惩罚。伟人越伟大，其他所有的人就越渺小，伟人越正确，其他所有的人就越错误，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谓整风运动，无非是以所有人的受辱、受罚为手段、为代价，以便千万倍地放大、凸显出那位“一贯正确”的伟人来。
延安整风的具体步骤是：学习、强制学习；批评、自我批评；揭发、互相揭发；检讨、上纲上线检讨；交待、从头至尾交待；审查、全面彻底审查；抓特务、肃内奸、“抢救运动”、高层改组。可谓步步为营、步步深入。这个过程被毛称为“团结—批评—团结”，我们应该将其纠正为“洗脑—恐吓—自我洗脑”、“虐待—镇压—自我虐待”、“驯化—激励—自我驯化”。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此一整风流程还将发扬光大，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不计其数的重复运用。这个过程，一方面是教化、灌输、精神强制，另一方面是批斗、刑讯、肉体暴力，二者紧密配合、交替使用、双管齐下、相得益彰。由此造成一种个个紧张、人人自危的大恐慌局面。在大恐慌局面中，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沦为有道德缺陷的小人和有政治错误的贱民，同时，一个君临万方、普渡众生的十全十美的魅力领袖形象也就脱颖而出了。在道德小人和政治贱民们的衬托下，伟大领袖方显得出神入化、光芒万丈。
在延安整风中，除了毛泽东与其亲密战友刘少奇、专业打手康生等极少数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必须过一次筛子、受一遍磨练。他们必须自我检讨、互相批判，甚至于必须自我玷污、互相栽赃方能在整风运动中过关。一些毛泽东的忠实亲信也往往难以幸免（事实上，毛泽东乐于让所有的身边人包括他的亲信们都在运动的烈火中被烧烤蒸煮一番，这样，当他们被毛从斗争漩涡中搭救出来之后，其畏惧感将更深、报恩心将更浓、忠诚度将更高，而残存的那一点点人格和自尊也就在毛泽东面前化为乌有、荡然无存）。马基雅维里说过，对君主来说，被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加安全。深谙中国帝王权谋之术与斯大林主义之精髓的毛泽东在这方面是悟性极高的，他善于以恐怖维护崇拜，以崇拜掩护恐怖，让恐惧和爱戴互为表里、合二为一、无法分离。
整风的醉翁之意最终总要落实于整人和整权：公报私仇式的整人和结党营私式的整权。有权的人尤其是有实权、有大权的人是高度危险的，但是，更危险、最危险的却还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因为集体性的大恐慌是权力“一元化”的最佳环境，而如何才能造成集体性的大恐慌呢？古今中外大概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必须多多的杀鸡，才能大大的儆猴。即：要震慑住一个有小权的人，需要牺牲一批无权无势的人以营造大恐慌；而为了整掉一个有大权、有实权的人，则必然要以成千上万个普通人作陪葬。在延安整风中，正是祸及数万普通党员干部的“审干”、“肃奸”、“抢救”所造成的集体性大恐慌，才最终迫使毛的宿敌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们缴械投降，使他们丧失抵抗意志、彻底低头顺服。
我们总结一下：所谓整风运动，就是为了达到思想、政治、组织的高度“一元化”而进行的整人洗脑、权力斗争、驯化组织、震慑群众的专制极权主义的个人崇拜运动。
二、1957年与1942年相比：从其相同特征透视57年整风的权力斗争动机
表面看起来，毛泽东的权力地位，中共、中国和国际的形势，1957年与1942年大不相同。毛泽东为什么会急于在1957年搞一场整风运动呢？可以断定，当他冒出整风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必定是以延安整风作参照的（57年发动整风运动重要的前期造势活动之一便是中宣部长陆定一按毛的指令于1957年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延安整风的文章），也就是说，他必定是希望重现延安整风时的某些情景，也必定是希望达到延安整风后的某些结果。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很有必要将1957年整风前的形势与延安整风前的情形作一些对照，以便发现其中的共同特征。
第一个方面，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时期毛泽东的权力与地位。
中共党史将整个延安时期都说成是毛泽东已经获得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与史实严重不符。毛泽东确实一直是延安实际上的头号人物，这仅仅是因为他掌握着生死攸关的军权，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并不拥有最高的党权，也缺乏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康生曾说整风前毛泽东甚至不敢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更不具备中共最高领袖的正式名份。延安整风之前，尊苏（共）崇斯（大林）的风气很浓，中共高层的党内民主尚未完全毁灭，一人领袖全党的机制还难以确立和巩固。总之，毛泽东离“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相差甚远。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之前，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当时党内是毛、张体制，但毛强张弱，张是个文弱书生，对毛越权行事并无大碍。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刚刚回国的王明代表斯大林取消了张闻天名义上的领袖头衔，中共不再设总书记或“负总责”之职，此后党内便是毛、王体制，但王明动辄以共产国际代理人自居，有较大的个人野心，且其性格远比张闻天强悍，曾一度咄咄逼人地摆出一副与毛分庭抗礼的架势（由王明、周恩来主持的中共长江局曾被毛指斥为“第二政治局”）。到了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季米特洛夫“以毛泽东为首”的“口信”，此后毛的最高领袖地位才逐渐形成，而最终确立则必须要归功于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前的1939年至1941年，毛泽东一方面已经大权在握，另一方面，他的权位还远未巩固，还极有可能象此前的其他中共领袖一样被政敌们联手削弱，或被一道来自莫斯科的不明不白的“圣旨”忽然推翻。这一权力布局的背景决定了毛泽东主要的整风动机：他需要全部剪除党内的争权对手，需要全面清算中共六大以来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都反对过毛，也都是有潜在竞争实力的争权对手），需要获得理论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因为这是王明、张闻天等对手的最大优势），更需要造成莫斯科也不得不默认的既成事实。延安整风因此应运而生。
在1942年，毛泽东对大多数高层同事的不满和愤懑已经压抑了十来年，早已牢骚满腹、怨气冲天，急于向他们报旧仇、算总帐。毛在整风前夕曾写过九篇极其尖酸刻薄的批判文章，将中共六大之后的主要领导人王、博、周、张等人骂得狗血喷头，其态度之激烈、措辞之尖刻，连胡乔木也不敢恭维，称之为“情绪化色彩甚浓”的“激愤之作”。这可见毛在整风前的心理状态已经极不健康（毛甚爱这九篇文章，文革时又几次修改，送给各政治局常委和亲信们阅读。晚年还命人朗诵这些文章以发泄对身患绝症的周恩来的愤怒）。同时，毛泽东也必须为即将到来的重大事变做好准备——当时，中共的军事实力已与抗战前夕不可同日而语，眼看抗战胜利在望，一场接踵而至的国共大决战不可避免，他必须首先扫清自家的院子。只有成了中共无可争议的最高领袖之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一争天下、与蒋介石争当全中国的最高领袖。所以，对毛泽东而言，延安整风乃势在必行。
而1957年前，毛泽东早已权势薰天、一言九鼎。中共的高层群体还是由延安整风所锻造出来的那个亲毛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虽常有一些意见分歧，但无伤大雅，重要的是，绝对没有人敢于与毛公然对抗。按理说，此时发动一场1942年那样整人洗脑、个人崇拜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此时的中共党内又有什么歪风非整不可呢？
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1956年的特殊情势。一方面，当时的毛泽东正处于“心潮逐浪高”的执政兴奋期，他的心里装满了许多气吞山河的宏伟篇章，有待于他亲自去完成。为此，他需要更加为所欲为的权力、更加驯服顺从的党中央，也就是说，他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更高不可攀的神圣地位。但是，另一方面，1956年却意外地发生了一系列令毛非常反感的事件，首当其冲的便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该秘密报告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了一股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十二级台风”。毛泽东为了自我区别于已经名誉扫地的斯大林独裁体制，不得不违心地做出一副乐于集体领导、不搞个人崇拜的假模样来，也不得不默许中共八大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甚至还屈辱地接受了“退居二线”、准备担任中共“荣誉主席”的政治安排。虽然这股“逆流”暂时还没有影响到毛的实际权力，但是，对于毛所欲推行的那些气吞山河的宏伟方案来说，这无疑是当头一棒。一个显见不争的事实是，毛泽东获得更彻底的忠诚和更狂热的尊崇的正常渠道已经被堵塞了。而这是正处于执政兴奋期的心高气傲的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一背景孕育了毛泽东发动1957年整风运动的主要动机。
一直以来，人们往往以是否权位不稳来判断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的。对于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这一类的超级独裁者来说，对于他们所欲从事的“伟大事业”来说，最大的权力、最高的地位仅仅是必要的，但仍然不是充分的——“第一”往往还不够用，必须“唯一”才够用；有最多、最大的权力往往还不够用，必须有不受约束、无边无际的权力才够用。而这种需要当然是永无止境的。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常态政治的满足，非常态的权力斗争将变得必不可少。1956年发生的这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变，使得毛泽东在常态政治下唯我独尊、安享崇拜的未来之路变得不太通畅。基于此，1957年的形势与1942年就具有了某种不尽一致的相同特征。
第二个方面，我们再比较一下这两个时期实施整风运动的具体条件。
象延安整风那样的事情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发动起来并贯彻下去的。1942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开展延安整风，至少得益于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尽管斯大林对毛的信任有限，但毛的最高领袖地位在当时已经得到了莫斯科的非正式认可；第二，中共军力的迅速壮大、敌后根据地面积的迅速扩张，已经证明了毛泽东“七分力量发展自己、两分力量对付国民党、一分力量抗日”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抗战策略是“正确”的，而王明、周恩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运动游击战”的主张则是“错误”的。另外，中共有史以来两个最强盛的时期——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的江西苏区时期和抗战后的延安时期，恰好都与毛泽东的名字息息相关，这非常有利于推出一条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所谓“正确路线”；第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亲苏的“国际派”因为自相撕咬、不断内讧已经分崩离析、溃不成军，他们纷纷向毛溜须拍马、认错输诚，毛只需最后的一击便能够令其身败名裂，将他们永远驱逐出最高权力的争夺圈；第四，毛泽东已经得到了刘少奇及其“白区”班底的全力支持，又拥有了康生这样如家奴一般忠诚不二的专业打手。因此，1942年的整风运动尽管将要使绝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和所有的普通党员干部受到公开羞辱，然而，它实际上已经水到渠成了。
表面上看，1957年那一场半途而废的整风运动似乎应该比延安整风更容易发动和实施。因为：第一，整风这种形式已经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被神圣化，而它的恐怖真相则被精心掩盖了起来，所以，一般民众只知“伟大的整风运动”，并不知道整风运动的可怕含义；第二，此时毛泽东的权威比1942年时要更加强大得多，他甚至并不在意有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全心全意的支持，只要借口冠冕堂皇，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阻止得了的；第三，尽管“反冒进”、反个人崇拜、八大党章对毛泽东的权威造成了一些损害，但是，在中共八大上毛仍然取得了人事安排上的重大胜利：积极赞成赫鲁晓夫的彭德怀、彭真、张闻天等人在政治局里的排名下降，而毛的亲信邓小平、林彪则得到了关键性的提升，毛以邓、林来分割、制约刘少奇手中的党权和彭德怀手中的军权（美中不足的是家奴康生因招惹众怒，不得不从政治局委员降级为候补委员）；第四，最重要的是，1956年之前，毛泽东和中共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超出普遍预期的巨大成功，包括内战的胜利和新政权的巩固，而这些成功大都被归因于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毛乾纲独断决定进军朝鲜战场、力排众议决定提前实施“三大改造”，而事情的结果最后都大大好于预期，这些事情也有力地强化了毛泽东鹤立鸡群一般的魅力领袖形象；第五，1956年底的波匈事件证明了赫鲁晓夫的路线是“错误”的，而对赫鲁晓夫极其不满的毛泽东则再一次成为“正确”的。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毛泽东相信，他完全可以利用整风运动的形式一举改变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国内政治大气候，重现1942年延安整风那样的盛况。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过于自以为是，他并没有完全摸清政治行情。后文我们将对此详细分析。
三、毛泽东发动1957年整风运动的深层原因之一：他的两大愿望——“大跃进”和“世界领袖”
1956年初，毛泽东本来是兴高采烈，踌躇满志的。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毛泽东断定，“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更得意洋洋地说：“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当时的大多数人或许也都会承认，毛泽东其实是很有资格得意洋洋的。若从延安整风算起，中共和毛泽东的好运气已经长达十五个年头了。中共取得了国共内战的巨大胜利，顺利实现了对大陆全部领土（除外蒙古以外）的军事占领，肃清了国内一切有组织、有武装的敌对势力；在朝鲜战场上，新中国与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打成了平手；中共在农村和城市成功实施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划分阶级成分、土改、镇反、农业集体化、城市国有化、统购统销、五年计划、……。那些对中共政权有潜在威胁的有产阶级在上者已悉数被统战收买，在下者已被全部打入社会底层，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也就几乎全部纳入了中共的囊中。看起来，一个高度大一统的、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在1955年底已经成为定局，且逐渐巩固、难以逆转、不可动摇了。这些进展，似乎已经足以否定“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治国”的说法，也似乎已经足以证明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是历史作出的最正确、最恰当的选择。而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对于中共的巨大胜利显得至关重要，他似乎比他的所有下属都更超前、更大胆、更锐意进取、更有远见卓识，他光芒四射的伟大形象令中共群僚黯然失色。
正如重复成功的“闪电战”使希特勒陷入极度自负、自我崇拜一样，一党专制政权的建立巩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神速进展（党内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十到十五年才可能完成）也使毛泽东陷入了极度自负、自我崇拜之中。毛有些飘飘然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产生了两大愿望：一个是中国要迅速富强起来，成为可与苏美比肩的世界超级强国；另一个是他本人的权威和地位还要大大升级，他希望成为继斯大林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俯首贴耳的“世界领袖”。
1956年1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大跃进”运动此刻已处于待发动的边缘。这一口号反映了毛泽东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大干快上、一鸣惊人的强烈渴望。但经济工作不是毛泽东的强项，老实说他几乎一窍不通。他只能用政治与军事的术语去理解经济，将经济发展看成是所谓“生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当成是一条条相互平行的所谓“战线”——“工业战线”、“农业战线”、“商业战线”等等；他所能设想的经济发展策略，也只能是借用政治运动的方法、军事决战的方法，即发动若干场生产领域的群众运动，组织一连串的经济战役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对“原子弹”、“钢铁”、“粮食”等主要的“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在“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已经具备了集中人力物力、掀起生产运动、实施经济决战的基本条件；而在1956—1957年他还没来得及完成的工作，就是消灭那些妨碍他发动伟大的生产运动和经济决战的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作风。在毛看来，这一工作要由整风运动来完成，这将会是恰到好处的。
1942年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曾隐隐约约看到了一幅中共夺取全国胜利、他本人成为开国之君的美妙前景；在1956—1957年，激励着他的则是另一幅更加诱人的美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国家，而他本人将因此而高居于世界之巅，成为给全人类指明“正确道路”的当之无愧的“世界领袖”。诚然，毛泽东绝不会怀疑“大跃进”的可能性，也绝不怀疑他本人的神圣天赋。经过十五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毛泽东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唯意志论者和宿命论者。熟知帝王政治的毛泽东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于中国古代那些圣明君主，他自信天命在身，自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天子宿命。毫无疑问，他也相信他自己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更加高明，相信中国必会比苏联发展得更好、更快，将会创造出一种比苏联更优越、更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将会以一种更激进、更彻底的方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时离斯大林去世已经三年。通过这三年的观察，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此人没有能力、没有威望、似乎也没有意愿以斯大林那样的方式去占据斯大林那样的位置。以革命资历、政治经验、个人魅力而论，毛当然不会象对待斯大林那样去买赫鲁晓夫的帐。相反，在他看来，斯大林留下来的那个位子舍我其谁、非我莫属！据当年为中苏领导人做翻译的西季赫梅诺夫回忆，在斯大林去世不久，中共内部就公开声称，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而普通的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当然也乐于看到中国超过苏联、毛泽东胜过赫鲁晓夫，也就是说，“大跃进”和“世界领袖”这两大愿望现在看来有些荒唐可笑，但在当年，其实也具有相当雄厚的群众基础。1955年周扬访苏归来后向毛泽东拍马屁说，苏联如今也有很多问题，“苏联的干部群众”都认为，斯大林不在了，唯有毛泽东才有资格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才能象斯大林那样解决好苏联出现的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主席请到莫斯科去居住”。毛泽东听了周扬的汇报心里大为受用，他压根儿没有责怪周扬冒犯了老大哥苏共中央，只是“谦虚”地说：“我不是神仙啊！”（这是多么惬意的“谦虚”啊！）在中国，“马恩列斯毛”的排列顺序已经成为对“社会主义道统”的正式表述，其政治涵义是不言而喻的。
而“大跃进”与“世界领袖”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中国若不能实现“大跃进”，毛的“世界领袖”之梦就断然不可能成真，反过来，如果毛泽东命中注定要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中国也就必将势不可挡地出现一场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大跃进”。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当着各国共产党领袖的面大谈“社会主义阵营以谁为首”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到了以中国为首的可能性（如果斯大林还活着，毛是绝对不敢公开谈这种话题的）。他说：“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这话与“我不是神仙”一样，表面上也是“谦虚”之言，但言下之意很清楚，毛泽东的伟大只输给神仙，绝不输给任何凡人，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政治上、理论上也早就不缺“为首”的资格，所欠缺的只是经济实力不够，还缺一点钢铁、原子弹、卫星罢了，这需要由“大跃进”来补足。
那么，如何为“大跃进”、“世界领袖”两大愿望扫清障碍、鸣锣开道？毛泽东的答案是：整风运动！
四、毛泽东发动1957年整风运动的深层原因之二：他的三大挫折——“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反毛泽东思想”
前文已述，1956年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反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其后，国内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共高层“反冒进”、中共八大“反毛泽东思想”。对已经顺风顺水十多年的毛泽东来说，这三大挫折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很久以来，毛泽东本人就是思想的坐标、是非的标准，他口含天宪、乾纲独断，早已习惯了以我为准、唯我独尊，根本就不必屈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更不必违心地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而1956年，他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违心话、表违心态。
追根溯源，这三大挫折的源头还是赫鲁晓夫的那份秘密报告。中共高层之敢于“反冒进”、中共八大之胆敢删除毛泽东思想，归根结底是赫鲁晓夫壮的胆，是秘密报告惹的祸。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情，当然，即使知情他也无法阻止。遭此突然袭击，毛说，他的反应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又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这不全是假话，但也绝不是真心话。问题在于，毛泽东何曾需要赫鲁晓夫去“揭盖子”？他对盖子下面有什么魔鬼不是早就一清二楚吗？毛泽东有可能“一则以喜”吗？他难道不知道唇亡齿寒、反斯必伤毛吗？他难道不担心斯大林的今天就是毛泽东的明天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秘密报告对毛的意义与对党内的其他人是截然不同的：让毛真正感到吃惊的绝非“盖子”下面隐藏着的那些“阴暗面”，倒是赫鲁晓夫“揭盖子”的“鲁莽”、“忘恩负义”和“缺乏革命道德”。让毛大吃一惊、大感意外并痛心疾首的绝不是斯大林曾经做过些什么（斯大林的那些混蛋事情毛自己也没少做，波匈事件后毛更公开地说，东欧出事就是因为当初杀反革命杀得太少了！赫鲁晓夫倒台后，毛又总结说，赫鲁晓夫下台就是因为个人崇拜搞得太少了！），而是赫鲁晓夫正在做和将会做些什么。
很明显，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对毛的意义非同一般。秘密报告所丢掉的岂止是“斯大林这把刀子”，更是个人崇拜这颗原子弹、更是“世界领袖”这把金交椅！无论如何，毛与斯有着数不清的相同与相似之处，剪不断、理还乱，而且，毛所孜孜以求的“世界领袖”的合法性也只能建立在斯大林地位的权威性和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性之上。一旦斯大林的偶像完全倒塌，“世界领袖”这把金交椅肯定也就要跟着贬值。所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追求“世界领袖”之位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而当毛泽东再将斯大林的身后遭遇作对号入座的情境交换时，他不免就要顿生疑窦、顿起忧心了。
但当时，毛一时间措手不及，陷于被动，还不知道该如何应付。除了匆匆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定下“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基调之外，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先尽量把自己与斯大林撇清关系。他不但要将过去的毛泽东描述成一个一直受到斯大林打击排挤的受害者，还要将今日的毛泽东打扮成一个与斯大林行事作风迥异的开明领袖。毛4 、5月间的两篇讲话《论十大关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不乏刻意突出“中国与苏联大不相同”、“毛泽东与斯大林大不相同”的明显意图。然后，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等待机会，后发制人。到了波匈事变之后，他终于可以公开挑刺了：“我看（赫鲁晓夫）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
中共党内的“反冒进”同样让毛气愤不已。因为人人皆知，敢于冒进、急于冒进、乐于冒进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反冒进”的代表作是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由总编辑邓拓起草，中宣部长陆定一、副部长胡乔木修改，经刘少奇审阅通过。毛的批示是“不看了”。一年半以后毛还气鼓鼓地说：“我为什么要看骂我的东西！”（说这句话的时候，毛已经成功地凭借反右运动的余威，一鼓作气取得了党内“反反冒进”的彻底胜利，为“大跃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把最积极的“反冒进”者周恩来定位为“离右派只有50米”，害得周恩来在“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面前自惭形秽，不得不请辞总理。）但是在1956年，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邓子恢、薄一波、王首道等人组成，他们百分之百都是“右倾保守分子”，不敢追求比苏联还要快得多的发展速度（这一点最遭毛的忌恨），他们也无法理解毛拔苗助长、急于求成的良苦用心。“反冒进”者是如此人多势众，有周恩来领头，又有刘少奇助阵，连毛泽东的亲信们也稀里糊涂地跟着敲“反冒进”的边鼓，毛泽东有火发不出，只能无可奈何。
中共的“八大”则更让毛泽东怀恨在心。据彭德怀在文革期间交待，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由彭向刘少奇提议，刘当即表示认可，而毛在政治局里的亲信（如邓小平、林彪、康生）也未敢反对，毛泽东本人又不便亲自发表异议，此事终于不能挽回。“八大”上，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大唱“集体领导”的高调，通篇只提到毛四次，并将毛的主要功绩说成是“信任群众”和“坚持集体领导”。而刘在延安整风后的中共七大上曾热情洋溢地颂扬“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道路”，提到毛的名字达104次，最后还忘情高呼“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同样的一个刘少奇，反差如此之大，这难道不也是象赫鲁晓夫一样“从前那么拥护，……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吗？不也是同样“缺乏革命道德”吗？这怎能不让毛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呢？而周恩来在八大上仍然坚持不懈小心翼翼地“反冒进”，最令毛生气的是周将“冒进”的责任归咎于毛所亲睐的“农业发展纲要”；只有邓小平的报告拐弯抹角地维护了毛的权威和声望，邓将“对领袖的爱护”与“个人崇拜”相区分，认为中国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但这种低调辩护并不合毛的胃口，只能让毛稍感宽慰，却不能让毛感到满意。
好在八大刚开完，毛泽东反戈一击的机遇马上就到来了。1956年10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哥穆尔卡上台，随即，匈牙利又发生大规模人民起义，局面严重失控，社会主义阵营顿时一片混乱。赫鲁晓夫心慌意乱、忙于招架，毛派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直接参与了苏共中央平定波匈局面的重大决策。正如毛在反右前后的忽然变脸一样，毛对波匈事件的态度也发生过一个大大的转变。最初，毛坚决反对苏联出兵波兰（哥穆尔卡认为正是毛泽东的反对才使得波兰免遭厄运），当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时毛同样表示反对，命刘少奇不得表态，反而要求苏联方面应该首先深刻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就在赫鲁晓夫打算丢下匈牙利不管的时候，10月30日毛泽东急剧转向，他不再提东欧的“独立自主”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却说“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然后一网打尽。当晚中苏两党紧急会谈，刘邓代表毛要求苏军返回到原来的位置。犹豫不决的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中共的建议，大举出兵镇压。这样，匈牙利事变以匈牙利的民族屈辱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可耻胜利而告终，而国际共运的垮台也因此被推迟了三十多年。毛泽东则一扫九个月来的郁闷，心胸大为舒展。
毛泽东对波匈事变的态度看似反复无常、前后矛盾，其实是不难理解的。第一，他乐于看到赫鲁晓夫捅漏子、出麻烦，他希望这麻烦最好足够大——要大到“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大到赫鲁晓夫非与毛联手不可，大到东欧各兄弟党和全世界各国都象阿尔巴尼亚那样认识到毛比赫更加正确、更加高明，大到美国、西欧与苏联发生严重对立，大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理论再无用武之地。所以，他并不希望苏联立即出兵镇压，那样未免收场太快，恐怕乱得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服人，更不足以从中渔翁得利。第二，当东欧的乱局已足以证明赫鲁晓夫的愚蠢和无能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必须横下一条心、痛下杀手。如此一来，修正主义的危害也充分显现了，反革命分子也消灭了，一举两得，正合毛意。
总的来说，在毛泽东看来，波匈事件来得正是时候。这不是坏事，这是天大的好事。好就好在它们证明了斯大林主义绝不可丢、个人崇拜绝不可少！波匈事件之后，1956年笼罩在毛心里的政治阴霾开始渐渐消散，毛泽东又有了底气，可以从容策划他的秋后算帐了。一旦把柄在握、利器到手，“反反个人崇拜”、“反反冒进”、“反反毛泽东思想”的好戏就急不可待地要上演了。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场好戏当然就是即将发动的整风运动。所谓整风运动，我们已在前文中作过准确定性，它就是为了达到思想、政治、组织的高度“一元化”而进行的整人洗脑、权力斗争、驯化组织、震慑群众的专制极权主义的个人崇拜运动。
再总结一下：即将发动的这场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它要为毛实现“大跃进”和“世界领袖”这两大愿望打好国内政治的基础，并出一出苏共二十大以来憋在毛心头的一口恶气，将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国务院“反冒进”、中共八大“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事态一举扭转过来。
五、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以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方式实施党内整风？
然而，1957年的整风运动很不顺利。与延安整风相比，1957年的整风显得过于仓促、过于草率，从一开局就遇到了超出毛泽东预料的巨大党内阻力。第一，1942年整风之前，相应的权力斗争已经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所谓“教条主义宗派”实际上早就成了强弩之末，而且已经一蹶不振，完全放弃抵抗。而1957年，所谓“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三害”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则是并不透明的，人们根本就不清楚毛泽东究竟想整哪些人、怎么整、整到何种程度，毛自己恐怕也还没有最终确定待整的对象和挨整的程度。他大概是指望通过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再根据高层成员的“紧跟”程度和悔改表现以相机选择运动的受害者。但是，这种目标涣散的情形反而唤醒了高层成员的普遍不安全感和基于自保、自救动机的消极抵制心态。尤其是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等当年延安整风的干将，他们太熟悉整风运动的攻防招势了（也或许他们已经有些厌恶自己当年的丑恶行径了），这些人对1957年的整风运动明显缺乏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延安整风为1957年的整风运动培育了第一批抵制力量。
第二，1942年，毛泽东手下有一支强大的整风领导团队，他们由刘少奇、康生、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组成，这些人是毛刘联盟的铁杆成员、在中共历史上的既有地位都不高（这与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极其相似），因此，把中共六大以来的主要领导人通通整垮、整倒以便自己迅速攀升、取而代之，符合这些人的个人利益。而1957年，毛泽东身边却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有巨大利益等待分享的整风领导团队，周恩来、邓小平虽支持整风，但他们的地位显赫，已不可能从整风中得到更多的政治收益。他们也极有可能并未参透毛真实的整风动机（周恩来如果明知“反冒进”也是整风的打击对象的话，他是否还衷心支持整风运动那就不好说了），对整风运动的理解与毛的设想不尽相同。
第三，那些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老党员们此时已成为各行各界中高层干部队伍的主体，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延安整风绝不是一桩美好的回忆。既然大家明知道整风免不了要个个交待、个个检讨、人人挨整、人人过关，那么，除了康生之流以整人为职业的“肃反专家”之外，绝大多数的中高层干部在内心里是不大可能欢迎整风这种形式的。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对中共高层在整风问题上的分歧有非常精细和深入的观察，他尤其注意到了一些经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麦氏认为中共政治局里有一半人反对整风，他们包括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彭真等人，省一级也至少有九个大省的第一书记是反对整风的。麦氏还认为，刘少奇在毛泽东作“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公开照片中的罕见缺席、毛与刘57年3、4月分头南巡时讲话口径的微妙差别、各高官对“三害”顺序的不同排列、各省一把手对毛提倡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不同响应态度，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刘少奇、彭真为代表的一部分党内当权派对整风运动的抵触情绪。毛自己亦曾承认，党内90%以上的人都不赞成他整风。
波匈事件后，周恩来、彭真分别访问东欧。而他们对波匈事件原因的看法却有着很大的分歧，周恩来用“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毛氏新理论来解释东欧事变，而彭真则坚持“帝国主义阴谋”、“反革命分子破坏”等苏联官方观点。这一分歧对57年整风运动的合理性、可行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整风，其公开的理由就是要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以防止、避免中国出现相似的动乱事态。如果匈牙利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未得到“正确处理”所致，那么，整风运动作为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当然就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如果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破坏所致，那么，整风运动反而会给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提供一个闹事的机会，那就会有害无益了。由此可见，刘、彭与毛、周、邓对整风运动的态度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说到底，对于1957年的整风，毛泽东绕的弯子实在是太大了。毛泽东隐藏在心里的真实意图——欲扫清实现“大跃进”和“世界领袖”这两大愿望的党内障碍，欲报“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反毛泽东思想”之仇，欲恢复被苏共二十大所中断的个人崇拜势头，欲强化被秘密报告所损害的“一言堂”、“独夫专政”的政治基础——这些都无法冠冕堂皇地摆上台面。而他所能端上台面的借口则是非常缺乏针对性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三害”过于笼统（邓小平就曾以毛执意到长江游泳为例，竟说“毛主席身上也有主观主义”），波及面、打击面未免太宽，当然不利于孤立对手、各个击破。毛泽东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把所有的人都绕糊涂了，不仅做不到分化瓦解整风的反对力量，也使得那些试图借整风之机以阿谀讨好毛泽东的奸险之辈们（如康生、柯庆施、林彪之流）不明就里，难以准确地“揣摸圣意”、把握分寸、投其所好。这也就是说，那些本来有可能聚集在整风旗帜之下的奸佞小人们一时也不能够实现有效的配置和默契的配合。而对于这样的一场整风运动来说，一批奸佞小人的涌现几乎总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他们替毛去做那些毛本人不便于亲自做的丑事和坏事，如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惹事生非、落井下石之类，整风背后的真实意图断难最终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斗争目标的不明确，使得57年的整风从开局就不利。
中共中央做出整风决定的时间在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之后至57年1月上旬之间，大概与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时。毛泽东的本意应该是立即就开展整风，却被迫同意推迟到58年再进行（57年1月1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首次透露整风消息：“最近中央决定：从1958年起，将在全党进行整风。”）。为了推翻这一集体决定，将整风提前到1957年的上半年，毛泽东不得不大力寻求周恩来的支持。吊诡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势力本来也是毛欲整顿的次要对象（积极追随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反毛泽东思想”的那些人如刘少奇、彭德怀、彭真大概才是毛心目中认定的首要整风对象。而王若水、郭罗基先生则认为周恩来是整风的主要对象，是毛所谓“敢把皇帝拉下马”中的那位“皇帝”。）。对毛泽东来说，与周联手，这已经有一点张冠李戴、所托非人了。接下来，毛又遇到了舆论部门的软抵制，邓拓掌管的《人民日报》对整风造势极其冷淡（这可以理解为刘、彭的压力所致，因为邓拓作为总编辑并无办报的实权），一方面，它刊登了陈其通等人批评“双百方针”的文章却迟迟不予以反驳，另一方面，它居然拒不配合毛极其看重的“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前者不发社论，对后者不登消息。毛泽东不由怒不可遏，当面喝斥“这里有鬼”、“你们八成是反对中央的方针”、“死人办报”。
在党内阻力强劲且缺少得力助手和忠诚打手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整风动员捉襟见肘：没有可用之人，没有好用之传声筒，无人为他助威起哄、推波助澜。于是，他只能亲自披挂上阵，转而向党外、向全社会寻求整风的动力。对毛泽东而言，这其实也是一套惯用的伎俩：正式会议搞不定，就开“扩大会议”；北京高层行不通，就“南巡”；党内做不到，就发动群众搞运动。延安整风以及建国以后的一系列运动，也都曾使用这套伎俩。毛泽东试图首先营造出一种有利于整风的“社会空气”，这就是“大民主”、“大鸣大放”的政治气氛，然后，再凭“党外”、“群众”之外力逼党内的对手就范，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式的整风布局。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鼓吹鸣放的讲话，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与民主党派进行整风座谈。前两次讲话显然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富有原创性，体现了毛在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一些重要思考，毛自视甚高，认为这篇讲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新进展。而这两次讲话的现场听众均在千人以上，是用专机从全国急如进京的。大体上，这些听众已足以代表当年中国的高层精英阶层。毛泽东在这些场合的讲话与在党内的讲话大不相同，他没有象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那样，未提及“蚂蚁出洞”、“乌龟王八都出来”，更绝口不提让反革命分子“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只是一味地强调“放”、反对“收”。他宣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号召、鼓励、怂恿甚至拉拢党外人士大胆批评共产党、全力帮助党整风，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其态度之真诚、言词之恳切，俨然达到了推心置腹、披肝沥胆的地步。
毛泽东在党内党外讲话口径的不同一直被视作“阳谋”、“战略部署”的有力证据（李慎之先生即以毛57年1月的党内讲话作为毛“引蛇出洞”谋略已定的关键证据）。其实，对毛而言，这种讲话口径上的差别并无太多的特别之处。毛一向如此，正说几句、又反说几句，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有时候编造几句别人未曾说过的错误言论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有时候又编造几句自己未曾说过的正确意见以凸显别人的错误。我们很难说毛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是真心话（何况毛在那次讲话中所谓“台风一来，蚂蚁就要出洞”中的“蚂蚁”并非特指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而是明指那些跟着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的“党内的动摇分子”），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存心撒谎，毋宁说，毛的不同口径本是一种常态，是为将来的翻云覆雨预留下变化的空间。毛在党内说“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他绝不会容忍民主党派、“教授”们放肆地攻击党内的干部，以便让党内同僚对“大鸣大放”放下心来，支持整风；毛在党外又说，有片面性不要紧，说错话也不要紧，谁还能一辈子不说错几句话呢，他这样说的目的也还是为了消除党外的顾虑，让人们放心“鸣放”，支持整风。是“阳谋”吗？是，又不是，一切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趋势，取决于毛的政治机会主义的现实需要。
就这样，毛泽东在得不到足够的党内支持的情况下，将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引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外援。为什么偏偏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呢？笔者认为，个中原因不难理解：一是因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比其他阶层的“群众”有更多、更大的言论力量，更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营造出整风运动所需要的“空气”；二是因为知识分子长期受“思想改造”之苦，民主党派长期有职无权，他们对中共当权派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有着压抑已久的怨气和愤怒（尤其是当年毛所谓的“宗派主义”，也明确指向那些不信任党外人士、民主党派的党内当权派）。而毛泽东一向擅打“弱势牌”、“平反牌”，擅长“远交近攻”，他希望知识分子的积怨可用、民主党派的众怒成城。很明显，毛试图通过向长期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们示好，以收到借力打力、投桃报李之效；三是因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后，知识分子更得风气之先，无需格外的动员，他们已经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架势，显然，这些人比其他的阶层更容易被迅速发动起来。
但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内心里是重视、信任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呢？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毛之选择知识分子作为整风“鸣放”的主体，正是因为他内心里轻视、蔑视他们。毛泽东历来认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不过是“寄生虫”、“梁上君子”，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不得不仰人鼻息，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他们没有了其他的寄生体，仅仅是“工农”（亦即中共）聘来教自己子弟的保姆，教得好，有一碗饭吃，教得不好，可以随时解聘、随时饿饭。所以，既可以许之以小利扶他们起来为我所用，更可以罗织罪名轻而易举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就是说，毛泽东相信，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比那些掌握实际党权、军权的党内同僚更容易对付，对他们完全可以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好用则用，不好用也不要紧，反正也坏不了什么大事。即使“鸣放”失控，这些“鸣放”者也不足为虑、不足为患，量他们翻不起大浪来（这正是毛乐于动员“弱势”、起用“群众”的真正原因，此时他对知识分子的真实态度，与他后来对那些少不更事的红卫兵、造反派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所期待着他们的，只是成为整风造势的简单工具，由他们来把火烧旺、把水搅浑，形成一种可以让毛从中渔翁得利的乱局。而不管鸣放、整风的结果如何，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最后总是在劫难逃的，在运动的造势阶段结束之后，他们的使命也就终结了，根本轮不到分享整风运动的成果，他们就将会被运动牺牲掉，或者遭到强制的遣散，或者被无情的压制。延安整风时的王实味、“轻骑队”是这样，文革时的红卫兵、造反派也是这样。这正是由毛式政治运动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所决定的。
六、毛泽东为什么要将整风运动急转为反右运动？
截止1957年4月底，毛泽东终于完成了整风运动的前期准备工作。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式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４月３０日，毛泽东再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毛泽东如释重负，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座谈中，毛还一本正经地提醒储安平别忘了“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令人大跌眼镜。毛泽东花了近两年时间的思考、半年多时间的游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张罗起来的“大鸣大放”，才刚刚进行了十多天就再也让他无法容忍了。他忽然翻脸不认帐，于是，一场不期而至的反右运动迅猛展开。
5月15日，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党内高官阅读。该文发出了强烈的反转信号。党内那些原本支持整风的人（如周恩来）不免大吃一惊，那些原本反对整风的人（如彭真）则必定大喜过望。那些无缘提前拜读毛泽东奇文与中共秘密指示的“鸣放”之士却被完全蒙在鼓里，他们即将被毛扔进油锅，而他们却正在为煮沸这口油锅不停地添薪加柴。5月14日至6月8日，各级党组织接到了来自最高层的雪片般的秘密电报，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当好伪君子、两面派，想尽一切办法威逼利诱知识分子们放开“鸣放”，要不停地开座谈会、大量地提供媒体版面，让批评越多越好，让过激的批评越过激越好，让错误的批评越错误越好。此时的毛泽东需要的是另一种炮弹——不再是射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炮弹，而是射向这些“助党整风”的“鸣放”之士们自己的炮弹。6月8日毛泽东终于公开翻脸。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那些真诚响应毛泽东号召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们便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数百万人受到了严厉的整肃，其中大部分人被劳改、劳教和“下放”，厄运持续了二十年。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将整风急转为反右？是原本就是“阳谋”、“引蛇出洞”？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放肆地向党猖狂进攻”，而且“杀气腾腾”？？还是党内的反整风势力反弹强烈，毛泽东害怕失去党内的基本支持？？？
按本文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第一，前文已述，毛泽东发动57年的整风是有深层动机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1957年的整风仅仅是以“引蛇出洞”、打击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为目的，正如我们不能说延安整风是以杀掉王实味和“抓特务”为目的，或者说肃反运动是以“反胡风”为目的一样。知识分子固然将在劫难逃，但整肃知识分子只是整风运动兼收并蓄的副产品（如果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为斗争对象，毛泽东似乎并不必要大费周张）。
第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鸣放方向的确偏离了毛泽东预定的轨道，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大多数的鸣放言论仍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象“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教授治校”等等，其实都以毛本人的讲话为依据，不过是对毛某些言论的引申），而且，毛泽东也明知官方所渲染的那些极端言论来自于断章取义和故意曲解，明知所谓“杀共产党”、“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章罗同盟”之类都是子虚乌有。即使少数言论不能容许，要反驳、扭转、消除这些言论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说反右运动是因为右派分子太“放肆”、太“猖狂”，以至于毛因上当受骗而恼羞成怒，非中断整风而发起反右不可，这也于理不合。第三，党内多数人抵触整风、反对党外人士以“大鸣大放”的方式“帮助整风”，这对毛泽东来说同样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党内有压力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有压力毛才不得不起用党外力量以推动整风进展。所以，说毛泽东是因为党内压力而放弃整风似乎也说不过去。
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毛泽东点燃大鸣大放之火后不久，他很快就发现他失算、失策了，他错估了形势，误指了方向。他认识到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实：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依靠错误的力量所发起的错误的运动，它绝不可能实现毛泽东所预期的结果，即象延安整风那样的结果。不仅如此，如不及时终止，甚至还有可能离他所希望的结果越来越远。当5月上、中旬鸣放渐入高潮的时候，这一事实变得愈加明显。
从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并不太忌讳人们批评党的错误，但这有一个前提，党的一切错误必须建立在与“毛主席一贯正确”相对照的基础之上才能成立；同样，毛泽东也并不太忌讳人们“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但这也有一个前提，批评“老和尚”的权利只能以抬高、凸显“毛菩萨”为条件（而储安平却将毛本人也当成了老和尚之一）。简言之，毛泽东本人不仅应超脱于一切批评之外，而且要成为检验一切批评的唯一标准，要成为判定一切是非的最后的裁决者。他需要通过“大鸣大放”让全党再度接受一次“毛泽东思想”的洗礼，需要党内的其他人个个检讨、人人过关，而他本人则从中获得更大的权威、更多的崇拜、更高的尊荣。然而，毛泽东错估了1957年的形势，既错估了党内的形势，也错估了党外的形势。他的错误在于：1957年不是1942年或1966年，不是做此事的恰当时机——在1957年，赫鲁晓夫和铁托、哥穆尔卡显然比斯大林更吃香，继续“解冻”也显然比加强专制、恢复个人崇拜更吃香；同样，1957年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们也不是1942年的党内吹鼓手或1966年的学生造反派，他们也不是做此事的恰当人选——他们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尚未被彻底摧毁，他们更习惯于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而不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
因此，毛泽东之所以要改变整风运动的打击目标，并不是因为他原本就是要“引蛇出洞”专门整肃知识分子，而是因为知识分子显然不能够帮助他整肃他所想要整肃的对象；并不是因为右派分子太“放肆”、太“猖狂”、太“利令智昏”、太“杀气腾腾”，而是因为他们显然不够善解人意、不擅揣测圣意、不愿投桃报李、不肯认贼作父；并不是因为“大鸣大放”对党组织的压力太大或党内对毛泽东的压力超越极限，而是因为“大鸣大放”过程中对毛泽东的吹捧、颂扬显然太少，而不中听、不中意的言论又显然太多。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将整风急转为反右，主要的原因既不是右派已经自我暴露，也不是党内压力之大迫使毛改变初衷，而是鸣放的事态已经充分表明：这场整风运动不可能迎合毛泽东内心的阴险和邪恶，难以走向延安整风那样一场整人洗脑、权力斗争、驯化组织、震慑群众的专制极权主义的个人崇拜运动。
当毛泽东发现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不是一件好用的整风工具的时候，转过头来向这些被他邀请的客人开刀，便成了他当时的最优选择：在中止整风之后，要么承认整风是错误的，要么用另一种罪恶来掩饰整风的错误。唯有反右运动可以用来证明毛泽东仍然是始终英明正确的，他所提倡的“大民主”、“大鸣大放”不失为伟大的谋略，发现了敌情，消灭了敌人，“对我们大有利益”。同时，反右运动又可以安抚那些曾经对整风有抵触和曾经在“鸣放”中受到惊吓的官僚、宗派势力，这些“三害”的嫌疑人如今无需再担心受到党外人士的抨击，他们重新成为了毛泽东可以信任的政治帮凶，成了反右运动的兴致勃勃的执法者。
尽管反右运动使毛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信用受损，但这种信用对他无关紧要。他在党内的权威反而大大加强了。尽管整风运动中途夭折，但反右运动的确掩盖和弥补了毛的这一失败。而反右运动是必须“扩大化”的，唯有“扩大化”，才能体现毛泽东煽动鸣放的良苦用心，才能体现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巨大价值；通过故意的、人为的将反右运动“扩大化”，整风运动的失败才能转化为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
1957年的整风虽然失败了，但是，反右运动仍然部分地实现了毛的整风意图。本来是要让党内当权派人人挨整、个个过关的，现在转到让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人挨整、个个过关。凭借反右运动所制造的全国性大恐慌，同样在党内、在高层也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继续整风的图谋，更没有放弃“大跃进”和“世界领袖”的梦想，只不过他将这些原本打算一举完成的目标留待今后若干年里逐步去完成。借着反右运动的余威，57年南宁会议，毛大批“反冒进”，为“大跃进”铺平了道路；58年成都会议，毛又给“个人崇拜”平反。他说个人崇拜分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对“正确的崇拜”必须“永远尊重”（柯庆施接着便说出了“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的鬼话）；到了文革时代，“十七年”被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成了令全中国人民欲仙欲死、如醉如痴的精神鸦片，八大党章删除“毛泽东思想”的大仇也就报了。至文化大革命止，毛泽东1957年秋后算帐的三大战役才算最终收官。此是后话，在此就可以不提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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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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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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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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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注：所有未加特别说明的引语均引自毛泽东的公开讲话和已发表的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