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6月12日《新京报》报道，王朔在“鲜花村网站”自己的博客上公开举报中国电视剧审查有腐败黑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了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内容审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此小组凌驾于各台专业部门之上，对电视剧能否播出握有生杀大权。自1997年以后，各剧组不得不以审片费的名义向审查小组行贿以期获得通过。如今“审片费”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3至5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也无人敢要，因为这次被毙了还有下次，除非不和他们打交道了。

公开举报掀起新一轮“王朔热”。但与此前王朔再现江湖的褒贬两极化不同，这次平面媒体和网络舆论对“王朔举报”的反应，几乎全是为之叫好。翻看三大门户网站和民间BBS“猫眼看人”的网民跟帖，一是赞扬王朔有种，做的好；二是认为举报属实；三是抨击现行电视剧审查制度；四是抨击中国权力机构的普遍腐败。

6月13日，目前中国最开明的平面媒体《南方都市报》发表著名自由主义学人徐友渔的专栏文章《影视审查要合法合理》，重点从电视剧审查制度的合法性角度发出质疑：“设立审查组的初衷应该是好的，但审查组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审查方式、程序是否合法、合理，值得认真考虑。最大的问题是，审查组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监督的，其运作方式是暗箱操作，它们造成的延误、误判和经济损失，是无法申述、矫正和追究的。”

中国传媒行业的腐败，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王朔公开举报的电视剧审查腐败，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而已。比如，新闻界的“有偿新闻”，早已臭名昭著。但由于独裁制度下的媒体具有高度的垄断性，所以，在权力腐败已经无孔不入的当下中国，媒体能够揭露、报道、评论其他领域的腐败现象，甚至能够大肆炒作官方公开的腐败大案，但对传媒行业本身的腐败却一向三缄其口。以至于，传媒行业的腐败每天都在发生，但在中国媒体基本看不到对传媒业腐败的揭露。在此情况下，王朔举报就具有多种的重要意义。

一，这一公开举报具有捅破窗纸的意义，揭开了影视界尽人皆知却装聋作哑的黑箱事实，把与黑箱审查权力相关的影视界潜规则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在潜规则主宰中国的情况下，公开化才是遏制潜规则最有力的武器，而私下议论骂得再凶，至多是牢骚而已，不具有公共意义，对遏制潜规则毫无作用。

二，王朔的公开举报，尽管涉及的主要是审查腐败问题，但由于这是影视界内的知名人士第一次公开挑战影视审查衙门，在客观上必将引起全社会对中共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的普遍关注。今年年初，章诒和女士对图书出版审查制度的挑战，由于关涉政治制度而具有政治敏感性，所以遭到官权的严格封锁，使其主要影响大都局限于境外舆论和大陆民间的少数人。而王朔对电视剧审查制度的挑战，一来关涉的主要是腐败问题，二来由于王朔本身的高知名度，官方还不敢对之进行严密的封锁，大陆的互联网和纸媒也就敢于公开报道和评论，这就将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的邪恶暴露在全社会面前，弥补了章诒和式挑战的“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遗憾。

三，王朔的公开举报乃影视圈的第一人，表现了一位著名公共人物的社会责任感和挑战权力的勇气，在客观上等于向其他影视圈名人发出邀请和挑战：你们不是整天在私下来抱怨审查制度吗？不是很喜欢在媒体上作些“良知秀”吗？那么，面对你们每天都在与之打交道的审查权力，你们作为受害者敢不敢公开举报？截至目前为止，只有导演叶京先生出面为王朔的举报作证，其他影视圈人士还保持着优雅的沉默。

四，王朔的公开举报也是对新闻界良知的挑战。看看中国媒体及其记者在涉及到传媒业的腐败问题时，敢不敢对影视界官方审查权力进行穷追猛打。正如6月13日王朔又在自己的鲜花村博客贴出《为举报事告各娱妓和脏媒体》所言：“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喜欢炒作娱乐圈潜规则么？这次我报了个潜规则看你们敢不敢炒作。不敢炒你们就是脏！敢登给你们平反，取消妓的封号。不用找我核实，你们不都认得点导演制片主任么，找他们核实去。”

五，王朔的公开举报是对电视剧审查衙门的挑战，看看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审查官员们敢不敢“接招”。王朔本人倒是颇为他坦荡。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在自己博客上贴出“举报信”便是公开举报，而私下举报就成“告密的了”。他对自己的举报充满信心，他说：“诬告反坐我。”尽管，北京广电局审片中心阎主任出面否认，中北电视艺术中心董事长尤小刚和华录百纳影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立平也帮助阎主任辩护。但面对如此知名的公共人物的如此重大的权力腐败的举报，如果事实真相如阎主任所言的廉洁清白，那么握有电视剧审查大权的阎主任们就该理直气壮地向法院起诉王朔的诬告，起码应该要求王朔公开收回举报并道歉。如果阎主任们不敢起诉王朔，不要求王朔收回诬陷并道歉，那就只能说明阎主任们心中有鬼，不敢与王朔对簿公堂。

六，王朔的公开举报是对中共反腐诚信及其司法制度的挑战。王朔的举报信开篇就说：“为响应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发起的打击渎职犯罪专项斗争月，特公开举报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各电视台电视剧审查小组利用审查节目普遍存在的收受剧组贿赂的严重渎职犯罪行为。”王朔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自己是在看了9日的《焦点访谈》后决定写“举报信”的，因为“高检反渎职厅发言人讲得很明确，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我拥护审查，但反对败坏党和政府威信的收贿渎职犯罪。”现在，王朔响应高检号召的举报信已经公之于众，看看高检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是否兑现“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的承诺？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之恶，不仅表现为肆意践踏基本人权之政治邪恶——扼杀言论自由、压抑知识分子创造力和侮辱人的基本尊严（比如，田壮壮的《蓝风筝》、姜文的《鬼子来了》、第六代导演的一系列优秀影片，都因审查未通过而不能在国内放映），而且表现为利用审查权力进行经济敲诈的腐败之恶。也就是说，当影视市场逐渐发展为有利可图的财源，当经济改革变成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跛足，各级各类衙门也都能“与时俱进”，迅速转变为手握大权的利益集团，通过权力寻租的腐败来一夜暴富。意识形态审查权象其他权力一样，也必然变成影视业、出版业、音像业的权钱交易之源，准拍证、书号、刊号的有偿买卖已经是行业常态，影视审查权与金钱挂钩也是行业的普遍现象，而且随着影视业的暴富群体的快速增长，审查权的含金量也水涨船高。为了确保官方主旋律的政治正确，审查制度赋予了审查官员以生杀大权。给好处就通过、不给好处就枪毙，这一垄断性的黑箱权力可以从所有被审查对象身上榨取丰厚的油水。

在中国现行体制主导的跛足改革中，意识形态审查权转变为牟取暴利的资源乃制度之必然。在仍然是一党独裁的中国，党权一手遮天体制，必然设置种种行政审批权力，审批权力又大都是黑箱操作，而只要有黑箱操作的审批权力，就必然有难以遏制的腐败。所以，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个黑幕重重的国度，黑箱权力制造黑幕，既是独裁政治维护政权的法宝之一，也是权贵们发家致富的捷径之一。

中国人最善于修筑城墙，也最善于制造黑幕，从万里长城到深宅大院，从中南海红墙到各个单位的围墙，每一堵对外封闭的高墙里面都阴影憧憧，其入口都有通行许可证制度把守。它是设置臃肿的各级审查机关，也是内部传达的种类繁多、级别森严的红头文件。然而，在民间权利意识空前觉醒和维权勇气不断提升的今日中国，曾经是全封闭的黑幕中国，如今已经在民间的不断挑战下变成了一个四处漏光暗室。

仅就2007年而言，章诒和向新闻出版总署的公开挑战，让长期运行的黑箱禁书制度大曝光；现在，王朔的公开举报，让影视审查的制度性腐败大曝光。尽管这些揭露只是整个黑幕冰山的一滴水；尽管中国的传媒界仍在执政党修筑的院墙内，本身的重重黑幕很少被爆光；尽管中国的长期独裁统治所形成的一整套制造黑幕的制度，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和冲击，在这套体制的保护下黑幕仍然会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幕后交易和暗箱操作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以能够加入黑幕操作而自豪，对黑幕的揭露仍然是风险远远高于收益的行为，因而还只是个别人的勇气和良知的表现……然而，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政治改革呼声的日益高涨，互联网的高速普及，对外开放在广度上和深度上的进展，民众的知情权会日益扩大，社会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也会逐渐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勇者站出来揭露黑幕，直到中国成为一个没有制度的高墙和黑幕的阳光社会。

2007年6月13日于北京家中（首发《观察》2007年6月13日）

附录：

王朔举报电视剧审查有黑幕 叶京称深受其害(图)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12日09:30 新京报

本报讯(记者姜妍 解宏乾 勾伊娜 实习生柯璐)王朔又发“威”了。6月10日他在自己的鲜花村博客上写了封“举报信”，举报广电系统各电视台电视剧审查小组利用审查节目之便存在的收受剧组贿赂的行为。他揭发到目前为止，北京广电系统的价格已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3万至5万元。他还说：“诬告反坐我。”此外，王朔也向记者表示，想要核实这一情况，可以找拍过《贻笑大方》、《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导演叶京。随后导演叶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现身说法认可王朔的“举报”内容。

记者随后采访了当年负责审查《贻笑大方》的北京广电局审片中心阎主任，他表示，“王朔的说法很不负责任”，他没有从审片中得到任何费用。

王朔举报审片小组收受贿赂

在这封“举报信”中，王朔写到，自90年代以降，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了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内容审查，本是为了制止电视剧庸俗化的举措，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此一小组凌驾于各台专业部门之上，对电视剧能否播出握有生杀大权。”王朔说，自1997年以后，各剧组不得不以审片费的名义向审查小组行贿以期获得通过。如今“审片费”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三万至五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也无人敢要，因为这次被毙了还有下次呢，除非不和他们打交道了。最后，在“举报信”的落款处，王朔认真地写上了“举报人：公民王朔。2007年6月10号”的落款。

记者随后采访了王朔，他说自己是在看了9日的《焦点访谈》后决定写“举报信”的，因为“高检反渎职厅发言人讲得很明确，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我拥护审查，但反对败坏党和政府威信的收贿渎职犯罪。”在记者问到是否已经把该举报信交到相关职能部门时，王朔说自己博客上的“举报信”便是公开举报，单交成告密的了。他说：“你们就把这个当成我的举报信吧，诬告反坐我。”

《贻笑大方》深受其害

王朔博客中还提到叶京导演可证实此事。记者致电叶京导演，他先表示正在“闭关”进行他的首部电影《少年时光》的剧本创作，无暇作出回应。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叶京导演最终表示，他非常支持王朔的说法，“第一次没有回应是因为不清楚情况，如果轻易说出来担心遭受打击报复，对将来创作产生影响。但看过王朔的文章后非常认同，因为我正是深受其害。”叶京表示，在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视剧《贻笑大方》的发行过程中，他就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系列审片过程，“当时《贻笑大方》在北京审片，审片小组一共六人，每审一次便要缴纳审片费，并且都是自定的，动辄上万。但他们不会让片子一次性通过，因为多审一次就要多收一次钱，每一次审片还得给这些审片员在五星级饭店租下房间，某些审片员甚至还要带上家属，如同前去度假”。他表示，“《贻笑大方》一共审了三四次，花了高达十几万的审片费，但最终也没有让我的片子通过。”叶京作证

审片者说“我没得到什么费用”

随后记者采访了北京广电局审片中心阎主任，阎主任表示，北京广电局审片中心是去年下半年才成立的，以前是审片委员会，也叫审片小组。审片中心成立后，审片委员会由中心负责，中心组织审片，审片委员会执行审片。委员会成员全部由广电总局退休老同志、社会专家、文艺批评家等组成，共计16人。这16位委员通过审查条例来判断片子是否通过。在审片过程中，四人一组，也就说一部片子由四位委员审，看完片子后，四位委员决议讨论片子能否通过，或者怎样修改、删除哪些。

据阎主任回忆，《贻笑大方》大概在五六年前审查的。他表示王朔的说法很不负责任，“当时我也在审片委员会，我没有得到什么费用，我想那些老同志也不会得到什么费用。”此外，他认为，“王朔说的情况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审片是临时排队，不是固定组合，哪四位老同志审片，完全是随机的。《贻笑大方》没有通过主要是因为格调低俗，导向有问题，主要是脱离生活。审片中心由政府拨款，广电局有专门的办理行政许可事务的机构，这个机构负责接收片子，然后他们把片子拿给我们，因此审片中心和委员会是不和制片方接触的，我们只负责看。如果通过，我们把意见反馈到行政机构，他们再给制片方颁发许可证。”

业内说

●尤小刚(中北电视艺术中心董事长)

审查过程谁也不能一手遮天

各个电视台的审查机制各不相同。电视剧送到电视台一般要经过几道审查关，广电局审，电视台审片小组初审、各审片组的组长审、主任审、总编审……层层把关。买片审片是非常慎重的，到最后还要请广告部门的人员发表意见。

现在一切都向收视率看。片子的收视率不好，审片组是要下岗的，广告商收益小或没有收益，直接导致电视台的广告部门收益下降。

王朔说的情况，如果在十年前，可能有，一个两个领导说了算，给点钱就行了。但是现在，基本不可能。

在审片过程中，如果制片方想送红包给审查小组，他根本找不到人，层层把关的人中没有哪个人有独断的权力，谁也不能一手遮天。市场机制越完善就越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可能会存在一些买方卖方吃饭请客这种现象，但是如果单纯靠这个来确定通过还是不通过，电视台是不敢冒这个险的。

●罗立平(华录百纳影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不能以个别现象代替行业主流

王朔说的情况可能在一些小地方存在，但这不代表主流市场。

目前的审查机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很普遍的情况。现在的电视剧市场制片公司过多，每年电视剧产量供大于求，但电视台就那么多家，可能有些制片方为了能让电视剧播出，会搞些小动作，但这仅仅是个别现象。很多制片方把片子审查上的问题，归罪于片子审查运作上，以为必须要花钱才行，这种理解也是片面的。采写/本报记者勾伊娜

参照系

美国电视剧采购方式

美国电视台采购电视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在电视剧开拍前电视台就已经介入，和电视剧的制作部门(有时是电视自己的制作部门)签订合同，电视剧制作完成之后在该台播出。比如HBO电视台和汤姆•汉克斯的Playtone公司合作，Playtone负责制作电视迷你剧集《重读历史：刺杀肯尼迪》，完成后在HBO电视台播出。

另一种方式是制作公司制作完成电视剧之后，将它卖给电视台。比如说大卫•蔡斯为Brillstein-Grey娱乐公司写了《黑道家族》的剧本，由该公司融资拍摄出该剧的第一季。该剧被很多电视台所拒绝，最终被HBO电视台看中。

这两种方式本身都可能存在着腐败的操作，一定程度上的以权谋私等情况难以避免。不过，负责采购电视剧的人往往是电视台的大股东，会更多地考虑电视台的整体利益，而且播出后的收视率也直接与该负责人的业绩相关。由于美国电视剧基本都只在一个电视台首播，而且如果收视不好的话不但不能播出第二季，甚至在第一季没完的时候就可能被“掐死”，所以在以收视为第一要素的主流商业电视台播出时也很容易得到评判。编译/本报记者刘铮(blog)
王朔：给高检的举报信
文章提交者：倚栏读简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为响应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发起的打击渎职犯罪专项斗争月，特公开举报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各电视台电视剧审查小组利用审查节目普遍存在的收受剧组贿赂的严重渎职犯罪行为：
   
    自90年代以降，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了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政治审查。这本来是一项加强管理、制止电视剧愈演愈烈的港台化庸俗化倾向的举措，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此一小组凌驾于各台专业部门之上，对电视剧能否播出握有生杀大权。自97年以后，各剧组不得不以审片费向审查小组行贿以期获得通过，到目前为止，这一审片费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三万至五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也无人敢要，因为你这次被毙了还有下次呢，除非你不和他们打交道了。

    我国电视剧每年生产将近两万集，以平均20集一部算，有近千集。我讲的三万至五万是北京广电系统价，外地可能各有出入。这近千集不管是否都能播出，但都要政审。以最低价每人三万论乘一千是三千万乘10年是三亿，再乘第二轮是六亿。这还不算饭钱，每次审查剧组都要包豪华宾馆，请审查人员大吃二喝唱卡拉OK，找小姐。这笔账任何一个制片主任心里都清楚。他们和各电视剧导演都是证人。一问就清楚。
    中国每年电影的全国票房在去年以前也就是10个亿。这帮孙子，每组不下于三五人，六个亿乘三五人也许五六人，我都懒得算这笔账了。神马老同志——败类！反叛！

                                                          举报人：公民王朔。2007年六月10号

据6月12日《新京报》报道，王朔在“鲜花村网站”自己的博客上公开举报中国电视剧审查有腐败黑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了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内容审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此小组凌驾于各台专业部门之上，对电视剧能否播出握有生杀大权。自1997年以后，各剧组不得不以审片费的名义向审查小组行贿以期获得通过。如今“审片费”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3至5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也无人敢要，因为这次被毙了还有下次，除非不和他们打交道了。

公开举报掀起新一轮“王朔热”。但与此前王朔再现江湖的褒贬两极化不同，这次平面媒体和网络舆论对“王朔举报”的反应，几乎全是为之叫好。翻看三大门户网站和民间BBS“猫眼看人”的网民跟帖，一是赞扬王朔有种，做的好；二是认为举报属实；三是抨击现行电视剧审查制度；四是抨击中国权力机构的普遍腐败。

6月13日，目前中国最开明的平面媒体《南方都市报》发表著名自由主义学人徐友渔的专栏文章《影视审查要合法合理》，重点从电视剧审查制度的合法性角度发出质疑：“设立审查组的初衷应该是好的，但审查组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审查方式、程序是否合法、合理，值得认真考虑。最大的问题是，审查组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监督的，其运作方式是暗箱操作，它们造成的延误、误判和经济损失，是无法申述、矫正和追究的。”

中国传媒行业的腐败，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王朔公开举报的电视剧审查腐败，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而已。比如，新闻界的“有偿新闻”，早已臭名昭著。但由于独裁制度下的媒体具有高度的垄断性，所以，在权力腐败已经无孔不入的当下中国，媒体能够揭露、报道、评论其他领域的腐败现象，甚至能够大肆炒作官方公开的腐败大案，但对传媒行业本身的腐败却一向三缄其口。以至于，传媒行业的腐败每天都在发生，但在中国媒体基本看不到对传媒业腐败的揭露。在此情况下，王朔举报就具有多种的重要意义。

一，这一公开举报具有捅破窗纸的意义，揭开了影视界尽人皆知却装聋作哑的黑箱事实，把与黑箱审查权力相关的影视界潜规则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在潜规则主宰中国的情况下，公开化才是遏制潜规则最有力的武器，而私下议论骂得再凶，至多是牢骚而已，不具有公共意义，对遏制潜规则毫无作用。

二，王朔的公开举报，尽管涉及的主要是审查腐败问题，但由于这是影视界内的知名人士第一次公开挑战影视审查衙门，在客观上必将引起全社会对中共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的普遍关注。今年年初，章诒和女士对图书出版审查制度的挑战，由于关涉政治制度而具有政治敏感性，所以遭到官权的严格封锁，使其主要影响大都局限于境外舆论和大陆民间的少数人。而王朔对电视剧审查制度的挑战，一来关涉的主要是腐败问题，二来由于王朔本身的高知名度，官方还不敢对之进行严密的封锁，大陆的互联网和纸媒也就敢于公开报道和评论，这就将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的邪恶暴露在全社会面前，弥补了章诒和式挑战的“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遗憾。

三，王朔的公开举报乃影视圈的第一人，表现了一位著名公共人物的社会责任感和挑战权力的勇气，在客观上等于向其他影视圈名人发出邀请和挑战：你们不是整天在私下来抱怨审查制度吗？不是很喜欢在媒体上作些“良知秀”吗？那么，面对你们每天都在与之打交道的审查权力，你们作为受害者敢不敢公开举报？截至目前为止，只有导演叶京先生出面为王朔的举报作证，其他影视圈人士还保持着优雅的沉默。

四，王朔的公开举报也是对新闻界良知的挑战。看看中国媒体及其记者在涉及到传媒业的腐败问题时，敢不敢对影视界官方审查权力进行穷追猛打。正如6月13日王朔又在自己的鲜花村博客贴出《为举报事告各娱妓和脏媒体》所言：“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喜欢炒作娱乐圈潜规则么？这次我报了个潜规则看你们敢不敢炒作。不敢炒你们就是脏！敢登给你们平反，取消妓的封号。不用找我核实，你们不都认得点导演制片主任么，找他们核实去。”

五，王朔的公开举报是对电视剧审查衙门的挑战，看看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审查官员们敢不敢“接招”。王朔本人倒是颇为他坦荡。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在自己博客上贴出“举报信”便是公开举报，而私下举报就成“告密的了”。他对自己的举报充满信心，他说：“诬告反坐我。”尽管，北京广电局审片中心阎主任出面否认，中北电视艺术中心董事长尤小刚和华录百纳影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立平也帮助阎主任辩护。但面对如此知名的公共人物的如此重大的权力腐败的举报，如果事实真相如阎主任所言的廉洁清白，那么握有电视剧审查大权的阎主任们就该理直气壮地向法院起诉王朔的诬告，起码应该要求王朔公开收回举报并道歉。如果阎主任们不敢起诉王朔，不要求王朔收回诬陷并道歉，那就只能说明阎主任们心中有鬼，不敢与王朔对簿公堂。

六，王朔的公开举报是对中共反腐诚信及其司法制度的挑战。王朔的举报信开篇就说：“为响应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发起的打击渎职犯罪专项斗争月，特公开举报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各电视台电视剧审查小组利用审查节目普遍存在的收受剧组贿赂的严重渎职犯罪行为。”王朔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自己是在看了9日的《焦点访谈》后决定写“举报信”的，因为“高检反渎职厅发言人讲得很明确，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我拥护审查，但反对败坏党和政府威信的收贿渎职犯罪。”现在，王朔响应高检号召的举报信已经公之于众，看看高检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是否兑现“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的承诺？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之恶，不仅表现为肆意践踏基本人权之政治邪恶——扼杀言论自由、压抑知识分子创造力和侮辱人的基本尊严（比如，田壮壮的《蓝风筝》、姜文的《鬼子来了》、第六代导演的一系列优秀影片，都因审查未通过而不能在国内放映），而且表现为利用审查权力进行经济敲诈的腐败之恶。也就是说，当影视市场逐渐发展为有利可图的财源，当经济改革变成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跛足，各级各类衙门也都能“与时俱进”，迅速转变为手握大权的利益集团，通过权力寻租的腐败来一夜暴富。意识形态审查权象其他权力一样，也必然变成影视业、出版业、音像业的权钱交易之源，准拍证、书号、刊号的有偿买卖已经是行业常态，影视审查权与金钱挂钩也是行业的普遍现象，而且随着影视业的暴富群体的快速增长，审查权的含金量也水涨船高。为了确保官方主旋律的政治正确，审查制度赋予了审查官员以生杀大权。给好处就通过、不给好处就枪毙，这一垄断性的黑箱权力可以从所有被审查对象身上榨取丰厚的油水。

在中国现行体制主导的跛足改革中，意识形态审查权转变为牟取暴利的资源乃制度之必然。在仍然是一党独裁的中国，党权一手遮天体制，必然设置种种行政审批权力，审批权力又大都是黑箱操作，而只要有黑箱操作的审批权力，就必然有难以遏制的腐败。所以，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个黑幕重重的国度，黑箱权力制造黑幕，既是独裁政治维护政权的法宝之一，也是权贵们发家致富的捷径之一。

中国人最善于修筑城墙，也最善于制造黑幕，从万里长城到深宅大院，从中南海红墙到各个单位的围墙，每一堵对外封闭的高墙里面都阴影憧憧，其入口都有通行许可证制度把守。它是设置臃肿的各级审查机关，也是内部传达的种类繁多、级别森严的红头文件。然而，在民间权利意识空前觉醒和维权勇气不断提升的今日中国，曾经是全封闭的黑幕中国，如今已经在民间的不断挑战下变成了一个四处漏光暗室。

仅就2007年而言，章诒和向新闻出版总署的公开挑战，让长期运行的黑箱禁书制度大曝光；现在，王朔的公开举报，让影视审查的制度性腐败大曝光。尽管这些揭露只是整个黑幕冰山的一滴水；尽管中国的传媒界仍在执政党修筑的院墙内，本身的重重黑幕很少被爆光；尽管中国的长期独裁统治所形成的一整套制造黑幕的制度，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和冲击，在这套体制的保护下黑幕仍然会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幕后交易和暗箱操作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以能够加入黑幕操作而自豪，对黑幕的揭露仍然是风险远远高于收益的行为，因而还只是个别人的勇气和良知的表现……然而，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政治改革呼声的日益高涨，互联网的高速普及，对外开放在广度上和深度上的进展，民众的知情权会日益扩大，社会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也会逐渐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勇者站出来揭露黑幕，直到中国成为一个没有制度的高墙和黑幕的阳光社会。

2007年6月13日于北京家中（首发《观察》2007年6月13日）

附录：

王朔举报电视剧审查有黑幕 叶京称深受其害(图)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12日09:30 新京报

本报讯(记者姜妍 解宏乾 勾伊娜 实习生柯璐)王朔又发“威”了。6月10日他在自己的鲜花村博客上写了封“举报信”，举报广电系统各电视台电视剧审查小组利用审查节目之便存在的收受剧组贿赂的行为。他揭发到目前为止，北京广电系统的价格已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3万至5万元。他还说：“诬告反坐我。”此外，王朔也向记者表示，想要核实这一情况，可以找拍过《贻笑大方》、《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导演叶京。随后导演叶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现身说法认可王朔的“举报”内容。

记者随后采访了当年负责审查《贻笑大方》的北京广电局审片中心阎主任，他表示，“王朔的说法很不负责任”，他没有从审片中得到任何费用。

王朔举报审片小组收受贿赂

在这封“举报信”中，王朔写到，自90年代以降，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了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内容审查，本是为了制止电视剧庸俗化的举措，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此一小组凌驾于各台专业部门之上，对电视剧能否播出握有生杀大权。”王朔说，自1997年以后，各剧组不得不以审片费的名义向审查小组行贿以期获得通过。如今“审片费”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三万至五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也无人敢要，因为这次被毙了还有下次呢，除非不和他们打交道了。最后，在“举报信”的落款处，王朔认真地写上了“举报人：公民王朔。2007年6月10号”的落款。

记者随后采访了王朔，他说自己是在看了9日的《焦点访谈》后决定写“举报信”的，因为“高检反渎职厅发言人讲得很明确，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我拥护审查，但反对败坏党和政府威信的收贿渎职犯罪。”在记者问到是否已经把该举报信交到相关职能部门时，王朔说自己博客上的“举报信”便是公开举报，单交成告密的了。他说：“你们就把这个当成我的举报信吧，诬告反坐我。”

《贻笑大方》深受其害

王朔博客中还提到叶京导演可证实此事。记者致电叶京导演，他先表示正在“闭关”进行他的首部电影《少年时光》的剧本创作，无暇作出回应。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叶京导演最终表示，他非常支持王朔的说法，“第一次没有回应是因为不清楚情况，如果轻易说出来担心遭受打击报复，对将来创作产生影响。但看过王朔的文章后非常认同，因为我正是深受其害。”叶京表示，在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视剧《贻笑大方》的发行过程中，他就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系列审片过程，“当时《贻笑大方》在北京审片，审片小组一共六人，每审一次便要缴纳审片费，并且都是自定的，动辄上万。但他们不会让片子一次性通过，因为多审一次就要多收一次钱，每一次审片还得给这些审片员在五星级饭店租下房间，某些审片员甚至还要带上家属，如同前去度假”。他表示，“《贻笑大方》一共审了三四次，花了高达十几万的审片费，但最终也没有让我的片子通过。”叶京作证

审片者说“我没得到什么费用”

随后记者采访了北京广电局审片中心阎主任，阎主任表示，北京广电局审片中心是去年下半年才成立的，以前是审片委员会，也叫审片小组。审片中心成立后，审片委员会由中心负责，中心组织审片，审片委员会执行审片。委员会成员全部由广电总局退休老同志、社会专家、文艺批评家等组成，共计16人。这16位委员通过审查条例来判断片子是否通过。在审片过程中，四人一组，也就说一部片子由四位委员审，看完片子后，四位委员决议讨论片子能否通过，或者怎样修改、删除哪些。

据阎主任回忆，《贻笑大方》大概在五六年前审查的。他表示王朔的说法很不负责任，“当时我也在审片委员会，我没有得到什么费用，我想那些老同志也不会得到什么费用。”此外，他认为，“王朔说的情况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审片是临时排队，不是固定组合，哪四位老同志审片，完全是随机的。《贻笑大方》没有通过主要是因为格调低俗，导向有问题，主要是脱离生活。审片中心由政府拨款，广电局有专门的办理行政许可事务的机构，这个机构负责接收片子，然后他们把片子拿给我们，因此审片中心和委员会是不和制片方接触的，我们只负责看。如果通过，我们把意见反馈到行政机构，他们再给制片方颁发许可证。”

业内说

●尤小刚(中北电视艺术中心董事长)

审查过程谁也不能一手遮天

各个电视台的审查机制各不相同。电视剧送到电视台一般要经过几道审查关，广电局审，电视台审片小组初审、各审片组的组长审、主任审、总编审……层层把关。买片审片是非常慎重的，到最后还要请广告部门的人员发表意见。

现在一切都向收视率看。片子的收视率不好，审片组是要下岗的，广告商收益小或没有收益，直接导致电视台的广告部门收益下降。

王朔说的情况，如果在十年前，可能有，一个两个领导说了算，给点钱就行了。但是现在，基本不可能。

在审片过程中，如果制片方想送红包给审查小组，他根本找不到人，层层把关的人中没有哪个人有独断的权力，谁也不能一手遮天。市场机制越完善就越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可能会存在一些买方卖方吃饭请客这种现象，但是如果单纯靠这个来确定通过还是不通过，电视台是不敢冒这个险的。

●罗立平(华录百纳影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不能以个别现象代替行业主流

王朔说的情况可能在一些小地方存在，但这不代表主流市场。

目前的审查机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很普遍的情况。现在的电视剧市场制片公司过多，每年电视剧产量供大于求，但电视台就那么多家，可能有些制片方为了能让电视剧播出，会搞些小动作，但这仅仅是个别现象。很多制片方把片子审查上的问题，归罪于片子审查运作上，以为必须要花钱才行，这种理解也是片面的。采写/本报记者勾伊娜

参照系

美国电视剧采购方式

美国电视台采购电视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在电视剧开拍前电视台就已经介入，和电视剧的制作部门(有时是电视自己的制作部门)签订合同，电视剧制作完成之后在该台播出。比如HBO电视台和汤姆•汉克斯的Playtone公司合作，Playtone负责制作电视迷你剧集《重读历史：刺杀肯尼迪》，完成后在HBO电视台播出。

另一种方式是制作公司制作完成电视剧之后，将它卖给电视台。比如说大卫•蔡斯为Brillstein-Grey娱乐公司写了《黑道家族》的剧本，由该公司融资拍摄出该剧的第一季。该剧被很多电视台所拒绝，最终被HBO电视台看中。

这两种方式本身都可能存在着腐败的操作，一定程度上的以权谋私等情况难以避免。不过，负责采购电视剧的人往往是电视台的大股东，会更多地考虑电视台的整体利益，而且播出后的收视率也直接与该负责人的业绩相关。由于美国电视剧基本都只在一个电视台首播，而且如果收视不好的话不但不能播出第二季，甚至在第一季没完的时候就可能被“掐死”，所以在以收视为第一要素的主流商业电视台播出时也很容易得到评判。编译/本报记者刘铮(blog)
王朔：给高检的举报信
文章提交者：倚栏读简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为响应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发起的打击渎职犯罪专项斗争月，特公开举报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各电视台电视剧审查小组利用审查节目普遍存在的收受剧组贿赂的严重渎职犯罪行为：
   
    自90年代以降，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了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政治审查。这本来是一项加强管理、制止电视剧愈演愈烈的港台化庸俗化倾向的举措，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此一小组凌驾于各台专业部门之上，对电视剧能否播出握有生杀大权。自97年以后，各剧组不得不以审片费向审查小组行贿以期获得通过，到目前为止，这一审片费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三万至五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也无人敢要，因为你这次被毙了还有下次呢，除非你不和他们打交道了。

    我国电视剧每年生产将近两万集，以平均20集一部算，有近千集。我讲的三万至五万是北京广电系统价，外地可能各有出入。这近千集不管是否都能播出，但都要政审。以最低价每人三万论乘一千是三千万乘10年是三亿，再乘第二轮是六亿。这还不算饭钱，每次审查剧组都要包豪华宾馆，请审查人员大吃二喝唱卡拉OK，找小姐。这笔账任何一个制片主任心里都清楚。他们和各电视剧导演都是证人。一问就清楚。
    中国每年电影的全国票房在去年以前也就是10个亿。这帮孙子，每组不下于三五人，六个亿乘三五人也许五六人，我都懒得算这笔账了。神马老同志——败类！反叛！

                                                          举报人：公民王朔。2007年六月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