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这是新中国伊始的三大运动。有关韩战，人们多着眼国际，而其对国内政治的作用考虑得还比较少，因为这对许多学者尚是禁区。对于中共建立极权制度，此战与镇反、土改有同等重要的功能。如果说，土改和镇反完成了中共极权政治制度的建立，那么抗美援朝则为之提供了气氛和条件；再是中共以民族主义争取人心，取得人们对新政权的认同，也就是权力的“合法性”和威望；还有，通过这场战争，中共完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化，马毛主义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

中共参与韩战，总体是出于世界革命，联苏抗美，东风压倒西风。韩战爆发后，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在中央出军决策会议上，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十分猖狂，以世界警察自居，在全球推行其炮舰政策，现在几天之内要消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喝彩声四起，额手称庆哪。社会主义国家唇亡齿寒……。”但就中国自身国家与民族之利益，中国参战则是错误，且不说人类道义，一个新国家，在重重困难中，贸然将那么多的生命和物资投入战争，挑战整个西方，丧乎理智。毛说：“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毛泽东文集》第6卷 94页）手榴弹对原子弹，毛准备要牺牲多少人？事情没发展到那个地步，是美国的克制，也是中国的幸运，但历史并非没有那个可能。

韩战是俄国的战略，利用朝鲜和中国打击西方。中国完全不该打这场战争，这是中国人为俄国称霸世界卖命，俄国是该战的最大赢家。俄国未损一兵一卒，反卖中国近40亿美元的军火，战后却势增一头，与西方分庭相礼，两霸相衡的冷战格局由此奠定。韩战，中国死亡15万多人，伤近30万（美方估计中国军队伤亡100万左右），军费开支100亿美元，各种物资560万吨，最大的“收获”是救了北韩，而北韩至今仍是中国的大麻烦。更糟糕的是，韩战之后中国与世界进步文明隔绝，孤立封闭，丧失变化和再选择的可能，在“共产”之路一头到黑。而孤立封闭，更是促进中国热病内发，运动不断，直至文革。1972年尼克松访华，世界才重新向中国开启大门，此导致中国未来的变化。韩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至今人们未能充分认识。

                                二

韩战大害于中国国家与民族，但大利于中共，成全了其极权制度的建立，并获得全民的拥护。没有韩战，中共的极权制度不会建立得如此迅速、顺利，比如镇反就不能那么大张旗鼓地杀戮，知识分子也不会真心拥护共产党，农业和工商业改造也不可能在1953年进行。韩战对中共极权制度的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共借助这场对外战争，在国内顺利镇反，大规模清洗消灭它的各种敌人。杀戮固然产生恐怖，有威慑的效应，但是其也会产生恐慌、仇恨和抵触，这会反制权力，对之产生威胁。因此杀戮也需要条件和掌握火候。但是当国家同时有一场对外战争，人们面临更强大更危险的外敌，视点便会转移向外敌，对内部的杀戮便容易认同；而且在举国爱国狂热中，权力可以将被害者打为“内奸”——勾结外敌，是国家与民族的公敌，由此镇压和杀戮就有了合法性，被民众所拥护。抗美援朝和镇反正是这种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杀戮的有利气氛和条件，使之获得“合法”性，并为民众所拥护。

1950年6月，毛泽东说：“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7月，政务院、最高法院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1951年2月中央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三条：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将“反革命分子”和“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联系起来，前者就成了国家、民族与民众的公敌，“镇压”就有了“合理合法”的理由，为全民所拥护。于是清洗党的政治敌人，就成了保护国家安全，维护民族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于是杀戮就可以大张旗鼓，畅行无阻。这即是利用爱国主义和民族热情“合法”地杀戮。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 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总之，我们不要西面出击。 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毛泽东选集五卷.不要四面出击》）当时毛的策略是对镇反不要急躁，要防左。但是几个月后，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就签署《关于纠正镇压方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该指示批评各级政府“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以致还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同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彻底纠正曲解“宽大无边”的偏向》的社论，随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长史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及著名民主人士许德珩、章伯钧等纷纷撰文，对“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进行批判，全国镇反进入高潮。1951年1月30日，毛泽东又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同年2月7日，华东局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补充指示”，其中说：“华东地区过去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目前又处国防前线。因此抓住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的时机，在华东全境有计划地消灭人民痛恨的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恶霸与真正有证据的重要匪首及会门头子，是完全必要的。”毛批示说：“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所述的方针，策略和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因为时机不成熟……。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 毛指示“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因为“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为处理”，就不会有问题。刘少奇解释得更形象: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可见，抗美援朝成就了土改、镇反，使大规模的杀戮得以进行。

                                 三

再，中共竭力利用这场战争，鼓动民族主义，巩固了政权，取得了全民上下拥护。1952年2月，中共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发动全民制定爱国条约，其第一条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共同纲领。”中共领导国家、民族进行战争，因此它也就代表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志愿军将美帝由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中国民族取得了百多年未有的是世界性“胜利”，在高涨的民族热情中，中共政权获得全民族认同，有了它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毛和“党”如日中天。

1950年10月中共决定出兵朝鲜。同年11月，中共和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等10个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一时间，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热潮，各地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大会要求保家卫国，毛泽东致信：“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宋庆龄副主席与天津各界妇女，为捐献“天津妇女号”飞机集资。班禅额尔号召僧俗们捐献“佛教号”飞机。北京佛教界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基督教、天主教开展三自(自治、自传、自养)革新运动，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接受三十多年美国津贴的燕京大学，由中央教育部接管，部长兼校长马叙伦致辞。1951年4月由北京市文联、全国文联、全国妇联、全国美协和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发起，由北京书画界联合组织了“抗美援朝书画义卖会”，老舍、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陈半丁、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陈半丁、叶浅予、溥雪斋、胡佩衡、汪慎生、王雪涛10人被推选为征集人。（《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事记》）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吴晗、章伯钧、章乃器、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徐玉兰等大批作家、学者、艺术家撰文献艺歌颂抗美援朝，或赴朝慰问。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北京大学30多名著名教授联署公开信，包括卞之琳、胡世华、吴恩裕、金克木、冯至、贺麟、闻家驷、朱光潜、袁家骅，信文说：“我们绝不存着丝毫幻想，我们的抗美爱国工作绝不松懈。相反的，我们应该更提高警惕，更加倍努力，用最大的力量推进各种爱国工作，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防，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安全。我们中国人民绝不让美国帝国主义肆行侵略，一定要继续不断地给它的侵略行为以打击，使侵略者逃避不了最后死亡的命运。” 1951年6月，以郭沫若为主席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至8月全国就捐献了2200多架飞机；到1952年5月，全国捐献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

对于中共，韩战是世界共产革命之战，中共政权之战，但中共却将之矫为国家、民族之战，由此唤起民族狂热。如果中国为和日本、俄国、印度、越南争夺领土或资源，而进行民族战争，那么还有情可原，但是韩战并不是，中国在朝鲜没有一寸利益，美国对中国也没有领土和资源的要求，至多是反对中共政权，而且也未打算入侵，韩战实是俄国扩张其共产革命的战争。中国本是共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全民——包括知识分子——却以狂热的民族主义热情参加这场有害于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共产革命之战。实在不幸。当然，未必是所有的人都真心地拥护韩战，有人会有疑问，但是在全民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中，谁能对之反对？异议者就是国家、民族、民众之公敌，无需政府，群众就能就可将他消灭。这是民族主义的又一重危险。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一败再败，深受伤害，中国人的民族热情无可非议。但是民族情绪如同生命一样，常常是盲目非理性的，很容易狂热，这也就是民族主义的危害。正是由于民族情绪非理性，而又蕴有巨大的能量，因此它总是政治家一张最大的牌，对之煽动，在非常时期赌上桌面。抗美援朝就是一场如此的悲剧。

中国是小私有者国家，缺少社会意识，因此民众本不很在心政治，共产党、国民党与他们同样隔膜。成者为王，中共得天下，人们欢迎，不是因为其有多好，而是中国终于平息了多年的战乱，国家可以建设，人们可以安生过日子了，如果是国民党打败中共，民众也会同样欢庆。百姓欢庆的是天下平息。五零年，中国内战刚刚结束，民众仍然困苦不堪，也仍然不满，新政权困难重重。毛泽东原设想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至少需要15年，但是韩战使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到1953年。韩战给了中共机会，可以鼓动民族热情，凝聚民众，获取拥护，任意而为，而且不论做什么都可以冠之为国家和民族。对于中共极权制度的建立，抗美援朝是天赐良机。1951年1月，胡乔木在全国统战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抗美援朝运动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反帝高潮，“这是一个很大的高潮。这个高潮非常有益，不仅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退了，而且又对中国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和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在军事上加速了国防建设，在政治上加强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经济上加强了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在文化教育方面把帝国主义的影响打退了，使中国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面貌为之一新。”（统战部网站：“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3年7月底韩战结束，次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召开，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在1949年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这一句是没有的。该部宪法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说：“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华社1954年9月20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今天宣告诞生。”“ 执行主席根据计票人和监票人的报告，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的结果：投票数共一千一百九十七张，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这时，全场欢腾，全体起立，为这个伟大的文献的诞生而热烈欢呼，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 共产党万岁’、‘万岁’的欢呼声持续了五分钟。”（《人民日报》1954年9月21日）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党员占54.48%，非党人士占45.52%。常务委员会的79名委员中，中共党员占50.6％；党外人士占49.4％。人大常务委员会的14名委员长、副委员长中，中共党员6人，占44.4％；党外人士8人，占55.6％。”（中共统战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今天回看，触目惊心，一党极权统治，无一反对地以“民主”和“宪法”的形式确立了，而且是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万岁”的欢呼中成为“神话”，举国欢庆。至此，中共彻底收服了中国，再无异议和反对者。

                              四

中国建立极权制度，土改、镇反是暴力的强制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之是被迫的屈从；但是一场韩战，则让人们对中共心服。首先，人们将韩战作为国家、民族之战； 而毛和中共领导了这场战争，因此他们当然就是国家和民族的领导者。由此一个危险、反文明的极权政权，经过这场伪民族战争，在高涨的民族热情中得到全民的认可和拥护，有了难以颠覆的“合法”性。而且对于中国人，韩战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割地赔款，受尽欺辱，中国人有很深的民族耻辱感，五四运动本身就是反帝和民族主义的。韩战，中共领导中国打败了强大的美帝和列强，一个自卑破败的民族，终于在世界站了起来，中国人有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信与骄傲。应该说，这是韩战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而也正是在民族“胜利”的狂热中，毛和中共成了神话，为民众热爱和崇拜，固然这是因为宣传，但人们接受。毛和中共的神话是由韩战建立的，其被神化的程度和民族的狂热情绪成正比。

暴力可以征服人，但是极权制度的真正力量则是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其决定极权制度的效率。民众越是忠于和支持权力，极权制度就越严密越强大。如果民众对权力迷信到神的地步，那么极权对国家和民众也就具有“神”的地位和支配性。因此，极权制度一定要神化领袖和权力。极权的最大能量不在它的政府、军队、警察，而在民众的效忠。虽然中国现在还是极权国家，但是由于权力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其制度已经失去效率，而趋向瓦解。观察近代极权国家，它们都是要煽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由此建立极权制度，民众的盲目、迷信和狂热是极权制度的基础。如果说中共以土改来鼓动民粹主义，那么其又以抗美援朝鼓动民族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共极权制度的建立借助于这两股潮流。

从战略上说，可以说中国赢了韩战，将美国打回到到三八线。这场战争给中国挣了面子，赢得了民族的自信和勇气。但是代价是巨大的，如前所说，由此中国孤立封闭30年，丧失了与世界发达文明交流发展的大好时间，导致几代人的蒙昧，中国文明程度大幅度倒退。也正是由于孤立封闭，丧失外部世界，中国才自我虚妄狂乱。韩战使中国人万众一心，激情澎湃，于是全民万众一心，激情澎湃地热爱领袖、合作化、大跃进、批胡风、反右、文革。韩战成就了中国全民一体、盲目和狂热。眼下中国的种种问题，就其根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我们不知道，中国还要继续偿付什么。着眼于文明，与其当初输了韩战，或许对中国更好。二战， 德国、日本战败，对世界对他们本国本民族都是有益的。如果中国输掉韩战，中国将回到文明世界，不会改造知识分子，不会收农民的土地、公私合营，不会饿死上千万人，也不会文革，中国知识分子早已融入世界，中国的文明状况远不像今天。韩战是虚假的胜利，其给中国人带来的民族自信、骄傲是空泛的，经靠不住真实与时间，当开放后中国人重新看到世界，便自卑沮丧，不仅丧失了民族之自信，甚至没有了自重自尊，中国人成了没共认没家园无归属的散落流民。

爱国爱民族求尊严都是好的，但需要有道义和理性的规范与制约，否则就会跌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如果走入盲目，不问是非，就危险，如果进而狂热就可能是灾难。它只要胜利，而拒绝理性，甚至不管结果。只要打败“敌国”就好，而不论是谁，为什么，付什么代价，结果是什么？ 今天，我们可以看清苏、朝发动韩战，以及中国的参战，是非道义的；其破坏了世界和平，也给中国带来了深重而长久的伤害。在国际政治中，韩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害是灾难性的。但是当初中国人为什么如炽如痴地欢呼韩战？ 包括知识分子。中国人由心认同中共极权制度，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百多年民族屈辱而盲目升腾的民族狂热，但事实恰恰是极权制度和民族狂热极大地毁坏了中国民族，消灭中坚阶级，连根切断传统文化，仅此两点就足以摧毁一个民族。我们需要反省，需要从更广阔更文明更负责任的角度去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为民众现实具体人道的生活着想，那是脚踏实地的一点一滴的，清醒、实际、长久，对每一事务与结果负责任，遵循客观的有限与可能，在人类的文明传统和经验之中，在世界共同的生活与责任之中，而不是异想天开鸡毛上天，扩张自己消灭别人。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决于每个成员的素质——其体质、其道德、其知识、其能力、其作为、其生活质量，取决于它对人类文明的承继、发展之贡献。今天已不再是昨天，我们需要与他民族共处，维护复生我们这个小小的、创伤累累、日益污染损坏、危机四伏的星球。
（待续）

                             一

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这是新中国伊始的三大运动。有关韩战，人们多着眼国际，而其对国内政治的作用考虑得还比较少，因为这对许多学者尚是禁区。对于中共建立极权制度，此战与镇反、土改有同等重要的功能。如果说，土改和镇反完成了中共极权政治制度的建立，那么抗美援朝则为之提供了气氛和条件；再是中共以民族主义争取人心，取得人们对新政权的认同，也就是权力的“合法性”和威望；还有，通过这场战争，中共完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化，马毛主义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

中共参与韩战，总体是出于世界革命，联苏抗美，东风压倒西风。韩战爆发后，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在中央出军决策会议上，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十分猖狂，以世界警察自居，在全球推行其炮舰政策，现在几天之内要消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喝彩声四起，额手称庆哪。社会主义国家唇亡齿寒……。”但就中国自身国家与民族之利益，中国参战则是错误，且不说人类道义，一个新国家，在重重困难中，贸然将那么多的生命和物资投入战争，挑战整个西方，丧乎理智。毛说：“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毛泽东文集》第6卷 94页）手榴弹对原子弹，毛准备要牺牲多少人？事情没发展到那个地步，是美国的克制，也是中国的幸运，但历史并非没有那个可能。

韩战是俄国的战略，利用朝鲜和中国打击西方。中国完全不该打这场战争，这是中国人为俄国称霸世界卖命，俄国是该战的最大赢家。俄国未损一兵一卒，反卖中国近40亿美元的军火，战后却势增一头，与西方分庭相礼，两霸相衡的冷战格局由此奠定。韩战，中国死亡15万多人，伤近30万（美方估计中国军队伤亡100万左右），军费开支100亿美元，各种物资560万吨，最大的“收获”是救了北韩，而北韩至今仍是中国的大麻烦。更糟糕的是，韩战之后中国与世界进步文明隔绝，孤立封闭，丧失变化和再选择的可能，在“共产”之路一头到黑。而孤立封闭，更是促进中国热病内发，运动不断，直至文革。1972年尼克松访华，世界才重新向中国开启大门，此导致中国未来的变化。韩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至今人们未能充分认识。

                                二

韩战大害于中国国家与民族，但大利于中共，成全了其极权制度的建立，并获得全民的拥护。没有韩战，中共的极权制度不会建立得如此迅速、顺利，比如镇反就不能那么大张旗鼓地杀戮，知识分子也不会真心拥护共产党，农业和工商业改造也不可能在1953年进行。韩战对中共极权制度的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共借助这场对外战争，在国内顺利镇反，大规模清洗消灭它的各种敌人。杀戮固然产生恐怖，有威慑的效应，但是其也会产生恐慌、仇恨和抵触，这会反制权力，对之产生威胁。因此杀戮也需要条件和掌握火候。但是当国家同时有一场对外战争，人们面临更强大更危险的外敌，视点便会转移向外敌，对内部的杀戮便容易认同；而且在举国爱国狂热中，权力可以将被害者打为“内奸”——勾结外敌，是国家与民族的公敌，由此镇压和杀戮就有了合法性，被民众所拥护。抗美援朝和镇反正是这种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杀戮的有利气氛和条件，使之获得“合法”性，并为民众所拥护。

1950年6月，毛泽东说：“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7月，政务院、最高法院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1951年2月中央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三条：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将“反革命分子”和“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联系起来，前者就成了国家、民族与民众的公敌，“镇压”就有了“合理合法”的理由，为全民所拥护。于是清洗党的政治敌人，就成了保护国家安全，维护民族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于是杀戮就可以大张旗鼓，畅行无阻。这即是利用爱国主义和民族热情“合法”地杀戮。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 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总之，我们不要西面出击。 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毛泽东选集五卷.不要四面出击》）当时毛的策略是对镇反不要急躁，要防左。但是几个月后，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就签署《关于纠正镇压方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该指示批评各级政府“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以致还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同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彻底纠正曲解“宽大无边”的偏向》的社论，随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长史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及著名民主人士许德珩、章伯钧等纷纷撰文，对“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进行批判，全国镇反进入高潮。1951年1月30日，毛泽东又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同年2月7日，华东局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补充指示”，其中说：“华东地区过去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目前又处国防前线。因此抓住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的时机，在华东全境有计划地消灭人民痛恨的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恶霸与真正有证据的重要匪首及会门头子，是完全必要的。”毛批示说：“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所述的方针，策略和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因为时机不成熟……。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 毛指示“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因为“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为处理”，就不会有问题。刘少奇解释得更形象: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可见，抗美援朝成就了土改、镇反，使大规模的杀戮得以进行。

                                 三

再，中共竭力利用这场战争，鼓动民族主义，巩固了政权，取得了全民上下拥护。1952年2月，中共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发动全民制定爱国条约，其第一条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共同纲领。”中共领导国家、民族进行战争，因此它也就代表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志愿军将美帝由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中国民族取得了百多年未有的是世界性“胜利”，在高涨的民族热情中，中共政权获得全民族认同，有了它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毛和“党”如日中天。

1950年10月中共决定出兵朝鲜。同年11月，中共和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等10个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一时间，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热潮，各地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大会要求保家卫国，毛泽东致信：“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宋庆龄副主席与天津各界妇女，为捐献“天津妇女号”飞机集资。班禅额尔号召僧俗们捐献“佛教号”飞机。北京佛教界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基督教、天主教开展三自(自治、自传、自养)革新运动，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接受三十多年美国津贴的燕京大学，由中央教育部接管，部长兼校长马叙伦致辞。1951年4月由北京市文联、全国文联、全国妇联、全国美协和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发起，由北京书画界联合组织了“抗美援朝书画义卖会”，老舍、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陈半丁、叶恭绰、徐悲鸿、梅兰芳、陈半丁、叶浅予、溥雪斋、胡佩衡、汪慎生、王雪涛10人被推选为征集人。（《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事记》）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吴晗、章伯钧、章乃器、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徐玉兰等大批作家、学者、艺术家撰文献艺歌颂抗美援朝，或赴朝慰问。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北京大学30多名著名教授联署公开信，包括卞之琳、胡世华、吴恩裕、金克木、冯至、贺麟、闻家驷、朱光潜、袁家骅，信文说：“我们绝不存着丝毫幻想，我们的抗美爱国工作绝不松懈。相反的，我们应该更提高警惕，更加倍努力，用最大的力量推进各种爱国工作，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防，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安全。我们中国人民绝不让美国帝国主义肆行侵略，一定要继续不断地给它的侵略行为以打击，使侵略者逃避不了最后死亡的命运。” 1951年6月，以郭沫若为主席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至8月全国就捐献了2200多架飞机；到1952年5月，全国捐献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

对于中共，韩战是世界共产革命之战，中共政权之战，但中共却将之矫为国家、民族之战，由此唤起民族狂热。如果中国为和日本、俄国、印度、越南争夺领土或资源，而进行民族战争，那么还有情可原，但是韩战并不是，中国在朝鲜没有一寸利益，美国对中国也没有领土和资源的要求，至多是反对中共政权，而且也未打算入侵，韩战实是俄国扩张其共产革命的战争。中国本是共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全民——包括知识分子——却以狂热的民族主义热情参加这场有害于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共产革命之战。实在不幸。当然，未必是所有的人都真心地拥护韩战，有人会有疑问，但是在全民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中，谁能对之反对？异议者就是国家、民族、民众之公敌，无需政府，群众就能就可将他消灭。这是民族主义的又一重危险。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一败再败，深受伤害，中国人的民族热情无可非议。但是民族情绪如同生命一样，常常是盲目非理性的，很容易狂热，这也就是民族主义的危害。正是由于民族情绪非理性，而又蕴有巨大的能量，因此它总是政治家一张最大的牌，对之煽动，在非常时期赌上桌面。抗美援朝就是一场如此的悲剧。

中国是小私有者国家，缺少社会意识，因此民众本不很在心政治，共产党、国民党与他们同样隔膜。成者为王，中共得天下，人们欢迎，不是因为其有多好，而是中国终于平息了多年的战乱，国家可以建设，人们可以安生过日子了，如果是国民党打败中共，民众也会同样欢庆。百姓欢庆的是天下平息。五零年，中国内战刚刚结束，民众仍然困苦不堪，也仍然不满，新政权困难重重。毛泽东原设想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至少需要15年，但是韩战使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到1953年。韩战给了中共机会，可以鼓动民族热情，凝聚民众，获取拥护，任意而为，而且不论做什么都可以冠之为国家和民族。对于中共极权制度的建立，抗美援朝是天赐良机。1951年1月，胡乔木在全国统战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抗美援朝运动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反帝高潮，“这是一个很大的高潮。这个高潮非常有益，不仅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退了，而且又对中国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和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在军事上加速了国防建设，在政治上加强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经济上加强了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在文化教育方面把帝国主义的影响打退了，使中国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面貌为之一新。”（统战部网站：“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1953年7月底韩战结束，次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召开，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在1949年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这一句是没有的。该部宪法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说：“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华社1954年9月20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今天宣告诞生。”“ 执行主席根据计票人和监票人的报告，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的结果：投票数共一千一百九十七张，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这时，全场欢腾，全体起立，为这个伟大的文献的诞生而热烈欢呼，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 共产党万岁’、‘万岁’的欢呼声持续了五分钟。”（《人民日报》1954年9月21日）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党员占54.48%，非党人士占45.52%。常务委员会的79名委员中，中共党员占50.6％；党外人士占49.4％。人大常务委员会的14名委员长、副委员长中，中共党员6人，占44.4％；党外人士8人，占55.6％。”（中共统战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今天回看，触目惊心，一党极权统治，无一反对地以“民主”和“宪法”的形式确立了，而且是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万岁”的欢呼中成为“神话”，举国欢庆。至此，中共彻底收服了中国，再无异议和反对者。

                              四

中国建立极权制度，土改、镇反是暴力的强制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之是被迫的屈从；但是一场韩战，则让人们对中共心服。首先，人们将韩战作为国家、民族之战； 而毛和中共领导了这场战争，因此他们当然就是国家和民族的领导者。由此一个危险、反文明的极权政权，经过这场伪民族战争，在高涨的民族热情中得到全民的认可和拥护，有了难以颠覆的“合法”性。而且对于中国人，韩战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割地赔款，受尽欺辱，中国人有很深的民族耻辱感，五四运动本身就是反帝和民族主义的。韩战，中共领导中国打败了强大的美帝和列强，一个自卑破败的民族，终于在世界站了起来，中国人有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信与骄傲。应该说，这是韩战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而也正是在民族“胜利”的狂热中，毛和中共成了神话，为民众热爱和崇拜，固然这是因为宣传，但人们接受。毛和中共的神话是由韩战建立的，其被神化的程度和民族的狂热情绪成正比。

暴力可以征服人，但是极权制度的真正力量则是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其决定极权制度的效率。民众越是忠于和支持权力，极权制度就越严密越强大。如果民众对权力迷信到神的地步，那么极权对国家和民众也就具有“神”的地位和支配性。因此，极权制度一定要神化领袖和权力。极权的最大能量不在它的政府、军队、警察，而在民众的效忠。虽然中国现在还是极权国家，但是由于权力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其制度已经失去效率，而趋向瓦解。观察近代极权国家，它们都是要煽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由此建立极权制度，民众的盲目、迷信和狂热是极权制度的基础。如果说中共以土改来鼓动民粹主义，那么其又以抗美援朝鼓动民族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共极权制度的建立借助于这两股潮流。

从战略上说，可以说中国赢了韩战，将美国打回到到三八线。这场战争给中国挣了面子，赢得了民族的自信和勇气。但是代价是巨大的，如前所说，由此中国孤立封闭30年，丧失了与世界发达文明交流发展的大好时间，导致几代人的蒙昧，中国文明程度大幅度倒退。也正是由于孤立封闭，丧失外部世界，中国才自我虚妄狂乱。韩战使中国人万众一心，激情澎湃，于是全民万众一心，激情澎湃地热爱领袖、合作化、大跃进、批胡风、反右、文革。韩战成就了中国全民一体、盲目和狂热。眼下中国的种种问题，就其根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我们不知道，中国还要继续偿付什么。着眼于文明，与其当初输了韩战，或许对中国更好。二战， 德国、日本战败，对世界对他们本国本民族都是有益的。如果中国输掉韩战，中国将回到文明世界，不会改造知识分子，不会收农民的土地、公私合营，不会饿死上千万人，也不会文革，中国知识分子早已融入世界，中国的文明状况远不像今天。韩战是虚假的胜利，其给中国人带来的民族自信、骄傲是空泛的，经靠不住真实与时间，当开放后中国人重新看到世界，便自卑沮丧，不仅丧失了民族之自信，甚至没有了自重自尊，中国人成了没共认没家园无归属的散落流民。

爱国爱民族求尊严都是好的，但需要有道义和理性的规范与制约，否则就会跌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如果走入盲目，不问是非，就危险，如果进而狂热就可能是灾难。它只要胜利，而拒绝理性，甚至不管结果。只要打败“敌国”就好，而不论是谁，为什么，付什么代价，结果是什么？ 今天，我们可以看清苏、朝发动韩战，以及中国的参战，是非道义的；其破坏了世界和平，也给中国带来了深重而长久的伤害。在国际政治中，韩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害是灾难性的。但是当初中国人为什么如炽如痴地欢呼韩战？ 包括知识分子。中国人由心认同中共极权制度，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百多年民族屈辱而盲目升腾的民族狂热，但事实恰恰是极权制度和民族狂热极大地毁坏了中国民族，消灭中坚阶级，连根切断传统文化，仅此两点就足以摧毁一个民族。我们需要反省，需要从更广阔更文明更负责任的角度去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为民众现实具体人道的生活着想，那是脚踏实地的一点一滴的，清醒、实际、长久，对每一事务与结果负责任，遵循客观的有限与可能，在人类的文明传统和经验之中，在世界共同的生活与责任之中，而不是异想天开鸡毛上天，扩张自己消灭别人。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决于每个成员的素质——其体质、其道德、其知识、其能力、其作为、其生活质量，取决于它对人类文明的承继、发展之贡献。今天已不再是昨天，我们需要与他民族共处，维护复生我们这个小小的、创伤累累、日益污染损坏、危机四伏的星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