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陶杰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民主是团结和谐的终极保证》。

文章写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训勉曾荫权政府，表达“四点希望”，要求曾新政府须有“良好的团队作风”，强调“希望大家团结”。曾新政府组成之前，各股势力卡位角力，认定谁当了“政务司司长”，谁将成为下一任特首的大热门。对于宫廷斗争的经验，胡锦涛主理的中国政府是过来人，自然也看到了。一个“万寿无疆”的权力中心，旁边有一两个“永远健康”的王储接班人，阴谋诡计，抢班夺权，终究是“稳定和谐”的一大隐患。中国政治从来难有健康良好的“团队作风”，因为权力的来源并不来自选民。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也一样。曾荫权政府虽然要仗赖民望，但在基本法的结构方面，是完全向上问责的政府。曾新政府的人事布局，如果有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有一两个是所谓“煲呔心腹”，另一两个是“中央属意”的人，一起热身演兵，等待未来五年的“中央考核”，则曾新政府的“团队精神”，未来五年，必定蒙上阴影。因为所谓“团结”，与“和谐”一样，只是一种理想。人性是自私的，自私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共同遵守竞技的制度精神。有人群聚居的地方，也一定有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也是社会的常态──在非洲的荒野森林，狮子扑食羚羊、鳄鱼噬咬河边栖水的斑马，生命为了生存，天天都发生残酷的冲突。但只要草原不受破坏，雨林不过份开采，羚羊和斑马有得吃，繁殖量比狮子和鳄鱼高，则大自然的生物链在残酷的冲突中就自行维持了生态的和谐。

曾荫权连任组成新政府的时候，刚好英国首相贝理雅下台，财相白高敦接任首相。白高敦在贝理雅的政府中当了十年财相，一直等待上位。贝理雅曾经答应出让权力，后来自己越做越过瘾，白高敦一等就是十年。然而，在一个民主的制度里，白高敦并没有以“皇储”自居，英国的舆论没有以甚么「九千岁」视之。白高敦也有自己的势力，在贝理雅伙同布殊出兵伊拉克的时候，白高敦在内阁的一票也鼎力支持。虽然可能他另有想法，但白高敦没有在贝理雅背后插刀，没有抽后腿，他只把财相的工作做好，为贝理雅的十年创造了惊人的经济繁荣。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选民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贝理雅交权，在国会发表最后一次演说，笑说：“你们等得久了，我说的就是这么多，我终于走了。”在一片掌声中离场，白高敦接任，发表演说：“很高兴我能为国家服务。”“领导“也是一种服务。香港在殖民地时代，把官员称为Civil Servants，除了港督，身为英皇代表，是当然的”管治者“（Governor），由布政司以下，全部是”仆人“（Servants）。殖民地时代香港没有民主，但”公仆“的意念就是向公民负责。首相府没有委任一个港督，然后又扶植另一个布政司，一个警务处长，让他们各自”争取表现“，”制衡“港督，因为怕这位第一号人物”权力坐大“。

英国民主制度是君子的游戏，权力来源在选民，因此虽然政府内阁中有“贝党”（Blairites），也有“白派”（Brownites），但从不形成损害国家利益的内耗和倾轧。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小人的凶局。权力来自皇帝，几千年来，党锢之祸，牛李党争，到“刘少奇一类骗子”、“林彪一类野心家”，派系斗争的阴影幢幢。民主和选票约束人性的私欲，化私利为公益；帝皇和宫廷释放人性的私欲的杀伤力，不论“天下为公”的圣贤口号喊得多响，一个国家始终是家天下。白高敦刚上台，就成立了一个“商务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并延聘维珍企业的大老板李察布兰逊入席。布兰逊是一位白手兴家的富豪，很有个性，做生意靠直觉，凭一腔豪气，敢于颠覆，勇于破格，他成为白高敦工商政策的幕僚，为英国今后的经济发展筹谋，英国其他企业的大老板没有眼红，选民也没有假设白高敦“官商勾结”。君子的游戏，民主的制度，建立的是信任，政府每走一步，不会激发无穷无尽的阴谋论。民主国家的领袖不必把“团结”两字挂在口边。冲突就是和谐，矛盾就是统一，辩论就是对话，变幻就是永恒。世界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一个制度，在最长的时间，为最多的人保障最大的幸福，就是一个优越的文化。曾荫权、曾俊华、唐英年（排名不分先后）等人，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华裔行政管理人。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之中，他们后天的教育，最终是不是能盖过先天的文化性格，还是受制于一个“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的中国君臣传统，是一个很有趣而又最终可能颇令人悲哀的课题。

▲评论人士缚来宾发表文章《没有殖民统治，不可能有香港乃至中国今日的繁荣》。

文章说，100多前年，香港还只是一个小村落，自然资源极其贫乏。1842鸦片战争战败后，香港从此割让给英国。起初英国人对香港的热情并不高。早在1841年，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就对香港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

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就迅速发展，逐步成为了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至1990年，共有84家名列世界前100名的银行在港营业，外汇市场交易量居世界第六；1994年，香港进口总值为12510亿元，港制产品出口2220亿元，转口值为9480亿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至1997年，全港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2万亿港元，人均17万港元。

上海，1997年，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3000美元，到达了工业后发展的经济新台阶，而香港达到这一台阶的时期是1976年。

如果说英国人在香港具体做了些什么，没有，而是传播了科学和现代价值观念，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香港人的自由；当初香港人若没有对对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权和自由贸易的逐步接受，香港经济决不会取得这样骄人的成就，社会财富也决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香港的经验更加说明了：凡是西化的地区，往往是进步最快的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

自香港被英国人统治的那一刻起，香港就成了中国与西方接触的一个重要窗口。西方文化在香港生根、交汇，不断地冲融着内地的传统文化，从而掀起了效法西方文明的创新浪潮。19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化在粤港激烈地冲撞中国迂腐的传统文化，孕育出了中国最早一批文化精英，形成了变革中国社会核心力量，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即为他们杰出代表。对此，孙中山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

香港过去是一个传播西方文化的桥梁，那么今日香港则为中国变革的一个样板；若没有这个样板，可以说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49以后，大陆最早接触的外资企业是雄厚的港资，最早接触的现代文化是港人传播过来的市场观念、重商观念、竞争观念、行为规范等，如深圳人第一次在国内敢于引用美国百多年前就流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就是特别讲求功利的港人的口号。香港以它优越的制度和顽强的生命力，从价值观念上率先改变了大陆人的思维。

如果追根溯源香港及大陆的经济文明，那么西方的“坚船利炮”政策，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若没有西方人的殖民入侵政策，就不可能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不可能有香港和大陆的今日物质文明。

但除了物质文明，中国却没有创造出香港那样的环境因素。那些因素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冯木清在《多维月刊》发表文章《一国两制 竟成天书》，文章指出：一国两制的原则是极其简单的，界定也是清晰的。但北京及香港人却没有完全读懂，便一本简易的读物变成了“天书”。
 
应该说，香港回归以来，北京除了千方百计地拖慢此间民主化步伐之外，对香港悍然干预的例子仍是甚少的，惟正因如此，吴邦国的讲话才令香港人更显诧异，如果北京日后将吴的讲话精神付诸行动，那麽香港也就没有什麽“一国两制”了。

香港的高度自治并不纯粹是北京“恩准”的产物，而是中华民族一段特殊的历史造成的，它与香港被英国人殖民了一百年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香港享受“一国两制”的法理基础亦并不单纯是《基本法》，也有《中英联合声明》，也有香港人意志（民意）的因素在内。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与英国人和北京的谈判也是分不开的。

“一国两制”也不应分拆开来理解，不能理解为“一国”之下的“两制”，而是两者平衡共存的，互有清晰界定的，“一国”在香港的体现是“国防”与“外交”，因此才有驻军及外交部特派员公署；“两制”是指除此之外，香港拥有类似“一国”的权力，比如，香港可以独立参加国际性的经济组织，香港警方与中国公安部没有隶属关系。“一国两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分拆，然后解读为“一国”在上，“两制”在下，更不能理解为“两制”的事务要得到“一国”的批准。北京、香港的传统左派过去还批评，香港人在经济上要求“一国”，而政治上则要求“两制”是非常自私的。这样的批评非常可笑。难道不该如此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经济活动已超越国界，更别说深圳河的河界了。如香港在经济上都无法和大陆做到“一国”，那麽大陆还加入世贸做什麽？“经济大同”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香港人要求“经济一国”有何过份之处；另一方面，如果在政治上不要求北京恪守“两制”，那麽又要“一国两制”做什麽？

“一国两制”变成了一本难懂的天书，不仅表现在北京时不时的荒谬，而且香港人有时也不大清楚它的界线。其实，有一个人已为我们界定得很好，就是两者属“河水不犯井水”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江泽民，尽管江在香港的口碑一直不佳，但他对中港关系的界定，却是传神客观的，只是吴邦国冒犯了，一些香港人也冒犯了，其中一个例子表现在如何对待一九八九年中国当局镇压学生事件上。
“六四”的是非标准没有模糊之处，这是绝大部分港人都有共识的。这场学生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民主运动，北京的镇压被历史否定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民主派议员每年在立法会动议要求平反“六四”是恰当的、理所当然的，因为香港立法会是特区建制的一部份，而特区建制与中国政府是有关连性的。如果从北京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近乎“叛乱”，除非你从根本上认定北京现政权是非法的，否则，这就是对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冲击与挑战。

但同样是悼念“六四”， 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保护下，我们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高呼平反的口号却是没有问题的，悼念六•四在香港完全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但如果在立法会动议“打倒中共、平反六四”便是冲击一国两制。除非香港人有共识，认同向中国大陆“输出革命”，并愿意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后果。这不是热血与冷血的问题，而是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问题。“井水”只有不犯“河水”，才有望不被“河水”淹没，才能在“河水”淹过来时大声“说不”。

其实，一国两制的原则是极其简单的，界定也是清晰的。但北京及香港人却没有完全读懂，便一本简易的读物变成了“天书”，是很不应该的。

▲评论人士张文光在《明报》发表文章《港人一夜惊风雨》。

文章写道，回归十年，吴邦国的《基本法》宣言：香港高度自治由中央授权，中央授予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特区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不能搞三权分立。港人一夜惊风雨，政治如入五指山，回归喜气化为一身冷汗。

宣言隐含警告：政改终极方案权在中央，香港不能自把自为；司法独立不是免死金牌，终审之上还有人大；立法会没有剩余权力，《基本法》没有的就不能做。香港未来的最高权力，是中央授权的行政主导，司法和立法机关不得僭越，三权分立不是出路。

没有人质疑权在中央，但中央确赋权香港高度自治，当年草拟《基本法》是宜粗不宜细，政治上避免细节争论而误大局，现实上高度自治也要灵活和弹性，从实践中展现其时代生命力，应付千变万化的社会形势，怎能政治僵化，一夜收权？像回归后的金融风暴，如要执着《基本法》教条：财政预算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政府早已违宪，怎能转危为安？

邓小平不喜欢三权分立，正如毛泽东不喜欢黑猫白猫。香港要发展，中国要发展，怎能用20年前僵化的条文和收紧的解释，面对时代的变迁与人民的觉醒呢？

吴邦国搬出陈年的护法和祖宗的图腾，难道就能阻止港人对民主普选的渴望和高度自治的向往吗？当《基本法》被中央收权，当行政长官权倾朝野，当人民权力一无所有，香港可以真正长治久安吗？
●海外媒体报道和分析

▲《纽约时报》报道：大陆人重新塑造香港。报道说，自从1997年7月1日英国移交香港以来，摩天大楼上上下下；重大的政治仗一直在打。但对普通香港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打开与大陆的边界影响更大的了。

1997年以来，超过五十万大陆人获准移居香港，而且每年有一千三百六十万大陆游客到香港游览——这个数字几乎是香港人口的两倍。同时，生活在边界的一边但工作却在边界的另一边的人们在增加。

大陆人游历这个世界最开放和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特色口音、方式与热望。他们已经重塑了这里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商业活动到社会生活，到通勤、婚姻、教育。

大陆移民并不是新鲜事。多数老移民是难民，逃避贫困、饥荒、共产主义和迫害。许多人是游泳过来的。但相反，1997年后的移民往往是合法的工人、专业人士和大学生。

香港人如今跨过深圳老边界购物，就像美国家庭驱车到另一个镇上购物一样随意。跨界婚姻在增加。香港的街头交谈已经变成三语：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甚至香港著名的动作片都变了：如果四个歹徒在密谋杀人，会有两个讲广东话，还有两个用普通话辩驳。

还有通勤者。香港浸会大学戴果尔（michael degolyer）表示，大约有五十万人经常过境，而他们并非游客。

一位生活在深圳附近的香港司机陈铁强（音译，Chan Tit-keung）就是经常的过境者。“我自己住在一千平方尺的大公寓里，你给两千块一个月就可以住个好地方，而在香港你是付不起的。”但他对大陆人到香港寻找高工资工作就不是那么高兴了，因为这会降低他们的收入，在香港没有法定的最低工资。

在1989年的政治事件后，大批香港人移居到西方国家。随着中国政局稳定和经济崛起，移居者归来了。

如果说当地人的焦虑一度集中在中国政府，那么如今则集中在这座城市将如何容纳新移民。学校“两文三语”政策曾令人恐惧，如今则似乎被当作资产来接受，但地方媒体把犯罪、疾病、就业市场削弱归咎于大陆人。他们突出报道大量大陆孕妇过境生育，以保证她们的孩子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路透社报道：香港的乐观情绪渐渐衰退。根据6月27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香港回归中国十年后，在对于普选制的要求中，公众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下降。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s Baptist University）和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所做的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的51%表示对未来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份感到乐观，而1997年6月的调查数字为60%.2003、04年的数字为最低，当时的经济不景气与国务院排除普选制（至少到2012年），令乐观指数下降至17%.“对生活和政府表现的乐观与满意态度已经从严重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了，”调查报告表示。

香港浸会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戴高礼（Michael DeGolyer）组织了这次调查，而且他十多年来一直追踪香港人的态度转变。他指出，“回顾这些资料，你会发现在过去的十年香港有很严重的系统危机。”

戴高礼认为后来乐观情绪的上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任特首曾荫权。曾荫权于2005年任职。

调查还表明尽管支持或强烈支持普选制的比例为76%，但对本地政治的信心的明显上升，在过去四年来是相当稳定的。

关于香港的身份认同及对中国的爱国精神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调查还发现，1998年到2007年，公众对于中国国庆日的不关心程度从70%减少到了52%.

▲联合报：港回归十年 数万人上街头 要求普选。

 

昨天是香港回归周年纪念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争取普选的七．一大游行，主办单位声称有六万八千人参与，其中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首次添加游行。（法新社）

 

 
香港回归周年，维多利亚港两畔昨晚施放大型烟火，号称全球最大型的灯光烟火秀。这项“幻彩咏香江”的汇演共有四三幢大楼参加演出，吸引数万人参观。（路透）

昨天是香港回归十周年，港府和亲北京社团从早到晚举办多项活动，庆祝香港回归“一国”。但另一方面，也有数万名港人参与七．一大游行，要求落实普选，争取实现“两制”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有“长毛”之称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及约十名“四五行动”成员，昨天上午抬着红色棺木，高呼“平反六四、退出一党专政”，欲闯进会展中心典礼现场，被警员拦截。

胡锦涛出席完监誓仪式后，上午一时四五分抵达深港西部通道，主持通车仪式，未看到下午举行的七．一大游行。

香港昨天的庆祝活动不断，北京赠送给香港的一对大熊猫“乐乐”及“盈盈”开放给港人参观。庆祝回归的大巡游表演者则于中午由跑马地马场出发，沿途舞龙舞狮，还有乐队表演。解放军空降部队则表演精准的跳伞表演。

晚上八时维多利亚港则有“幻彩咏香江”的烟火汇演，这是全球最大型的灯光烟火秀，维港两岸共有四十三栋大楼参加演出，估计在维港两岸欣赏的民众达数万人。

▲联合报：回归十年 胡锦涛下榻处 民主派示威。报道说，香港回归十年前夕，这厢各项庆祝活动锣鼓喧天，那厢抗议民众示威请愿，展现香港的多元化。

多个团体昨天向访港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请愿，要求北京平反“六四”，以及争取普选和释放新加坡海峡时报驻大陆首席记者程翔。

六名包含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四五行动、中国社会民主党、天安门母亲、神州青年服务社、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前线等代表，昨天下午四时分在湾仔修顿中心集合，然后游行到胡锦涛下榻的君悦酒店示威。

示威人士出发时，就因为游行路线争议与警方首先发生推撞。

经过湾仔入境事务处大楼，警方架起铁栏，不让示威者前进，要示威者到附近的中环中心空地集合，大批警察包围示威者，双方发生第二次的肢体冲突。

另外，逾四百名香港法轮功学员今天向胡锦涛示威，并发起“和平理性反迫害”游行，要求北京当局停止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

此外，大批法轮功学员由台湾来香港，但绝大多数被香港入境处拒绝入境。

法轮功学员表示，昨天预定有二百六十名台湾学员抵港，但部分人士被拒绝入境，等候遣返台湾，有部分学员在机场禁区内举白布条抗议。

香港法轮功发言人简鸿章说，法轮功学员来香港是参加和平请愿，他会向香港高等法庭寻求司法覆核，期望推翻入境处的决定。

港府入境处则表示，不会就个别事件回应。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香港政制 移交十年之际的争论。报道指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的管理权，源自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

但是，中共香港工委并未从“地下党”变为“地上党”，特区政府在共产党权力体制之外独立运作；英国管治香港的制度优势，仍然在维持。

所谓制度优势，是指包括人身、新闻、言论、思想自由的自由制度，以司法独立为基础的法治，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公务员行政中立和廉洁的文官体制。

许多港人觉得，原有社会制度不变是十年来的幸运，但他们难释心中的悬念：何时才有政制改革，实现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

最近，北京一位权要发表的讲话，引发香港社会对政制的新争论，并将影响今年的“七一游行”。泛民主派估计，受到北京权要讲话的“刺激”，参加游行的人数会增加；游行的主要诉求，是争取民主化的启步、实现“双普选”。

北京权要说甚么？他说，香港特区的管治权来自中央的授予，中央给多少特区就有多少；香港实施行政主导，不能搬用西方的三权分立。

他的讲话引起各界特别是传媒的强烈反应，原因有三。

一是港人十分清楚基本法规定香港的管治权来自北京，没有人质疑这种权力来源；

二是基本法并没有“行政主导”一词，香港特区也无极度倾斜的行政主导制度；

三是他的讲话，令港人有“训话”之感，因而产生新的悬念：北京中央政府是否要压缩香港自治权，拖延香港民主步伐？是不是想透过释法，确定“行政主导”之说？

按照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九七后香港的行政和立法互为制衡；维持司法的独立，行政长官和行政机构不得干预司法。

尽管行政长官可拒绝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甚至解散立法会，有较大的行政决策权；但立法会部分议员由分区直选产生，权力来源自选民，他们的合法地位不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他们对行政机关有相当程度的牵制。

此外，法院可接受居民的司法复核申请，从而产生对行政决策、措施的监察。

香港没有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但行政、立法、司法三者相当程度的制衡，有三权分立的重要元素，可防范行政长官“一言堂”。在政制方面，香港有独特的秩序文化。

香港主权移交后，法律秩序便立刻受到如何理解和实施《基本法》的问题所困扰。

许多港人珍视香港的制度优势，并期望北京让香港发展民主政制，首先在二○一二年实施行政长官直选，使行政长官有真正的民意合法性。

基本法既然规定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让港人在适当的二○一二年享有直选权，是推进一国两制的必经之路；何必以直选可能引起社会不安为借口压抑民意？港人只有纳税义务而无直选权，是政治文明的一种断层。

行政长官的候选人，需经提名委员会筛选，投票选出后又需国务院任命；基本法对提名委员会的名额分配设计，是向传统左派倾斜，任命权则建立了“把关”的保障机制。这是中共中央预设的安全阀。

所谓直选，实际是在北京可控制范围内施行，还会有甚么乱子？在香港试行直选的经验，对中共中央在大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自有参照价值。

回避香港民意，迟迟不让港人直选行政长官，使台湾大多数居民更不能接受“港式一国两制”，倾向于维持现状──不独不统各自为政。

▲德国之声：香港回归10年大事记。

10年之前，英国结束了对香港150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重新回归中国。这10年之中，尽管有阳光也有乌云，但是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依然散发着璀璨的光华。德国之声中文网将回归10年以来最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重大事件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邓小平当年向撒切尔夫人解释“一国两制”构想时，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即香港回归中国后，“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不过对邓小平的承诺，港人并没有多大信心。97香港回归之前，依然是出现了“移民潮”：大批港人移民海外。虽然绝大多数港人对香港的经济前途充满信心，但是出于对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手法的不满，对“港人治港”的政治承诺缺乏有信心，所以回归后香港的政治前景将会如何是困扰港人的最大问题之一。

金融风暴

97年5月，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首先爆发。3个月之后，国际对冲基金袭击香港股市，同年10月，香港股市楼市全面崩盘。金融危机长达1年之久，香港政府最终动用外汇储备1200亿港币大量购入港股。一个月的鏖战之后，国际炒家损失惨重。人民币不贬值和港元的稳定是亚洲国家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关键。现任香港特首曾荫权是97年香港的财政司司长。

抗击禽流感

1997年5月，香港发生了全世界第一宗人类受H5型禽流感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三岁儿童，到98年1月为止，仅仅香港就有18人发病，并有6人死亡。现任世卫组织的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当年禽流感肆虐期间还大谈可以放心吃鸡肉，让港人至今心有余悸。禽流感期间，香港政府共宰杀了160万只家禽，遏制了禽流感病毒向人类传播。

香港新机场启用

1998年7月6日，香港新机场正式投入使用。98年之前，启德机场是香港唯一的民航机场，被不少人认为是全球最危险的机场之一。1989年10月，当时的港督卫奕信决定兴建新机场，新机场的总耗资超过1550亿港币。启用初期新机场一片混乱，但如今香港新机场已经成为了亚洲的客货运枢纽。

抗击萨斯

2003年，继禽流感肆虐之后，香港又遭萨斯袭击。萨斯总共夺去了299名香港人的生命。萨斯的爆发使得包括旅游业在内的香港经济倍受打击。事后港人指责港府隐瞒疫情，应对萨斯泛滥负责，矛头直指当时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杨永强和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前者无奈于04年7月辞职。

CEPA签署以及加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

2003年6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同年，香港特区政府加入了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通过不断深化与大陆的经贸联系，充分发挥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大陆开放内地城市“港澳自由行”。2006年，以自由行方式访港的大陆游客高达667万人次。这一系列举措使得香港经济迅速走出了萨斯的阴影。

“七一”五十万人大游行

由于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2003年7月1日，50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游行，要求“还政于民”。7月9日，立法会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外电认为这次游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对港府隐瞒萨斯疫情不满之外，对董建华连任的不满也是市民上街游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买车风波”以及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在推销二十三条立法过程中强硬不愿协商的态度，也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梁锦松在大游行之后不久辞职。

行政长官更替

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宣布由于健康原因（脚痛）辞职，两天之后辞呈获国务院批准。同年5月，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成为新任特首。2007年3月月25日，曾荫权击败梁家杰实现连任，任期到2012年7月。柏林日报称香港竞选是一场“歌舞剧”，“投票不过是走过场，选举委员会中大多数是效忠于北京的政界和经济界要人，他们不会反对北京提出的候选人。”新苏黎世报把香港特首的竞选称为一场“没有选举的竞选”，北京方面向香港传达了清楚的信息：修改香港基本法以及变更选举法程序的决定权在北京，不在香港市民。

北京奥组委宣布设香港分赛场

2005年7月的国际奥委会第117次全会，确定北京奥运马术项目的比赛由北京移至香港举办。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翌日，董建华和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就提出了由香港承办马术项目的请求，但是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反对。后由于霍英东背后的“银弹攻势”，再加上霍震霆的不断游说，北京终于放弃了此前所说的一届奥运会不能由两个奥委会主办的说法。

香港迪斯尼乐园正式开幕

迪斯尼极大程度的带动了香港旅游业的发展。不过2006年春节期间，由于迪斯尼游客爆满，连续2日对数百名稍后赶来的持票游客关闭园门，并拒绝赔偿，导致了大批游客的不满。

香港成功举办世贸会议

2005年12月18日，世贸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香港闭幕。香港世贸会议完成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阶段，为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会场外来自全球数千的抗议人士，与香港警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警方更动用了催泪瓦斯等对付示威者。

陈冯富珍当选世卫总干事

2006年11月9日，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审议，成功当选为世卫组织总干事，她也成为了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担任最高职位的中国人。代表中国参选的陈冯富珍与其他四名候选人相比，国际经验明显缺乏，但她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世卫组织也期待陈冯富珍当选之后，会为加强世卫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沟通作出贡献，中国大陆对一些重大疫情报道的透明度也会加强。

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6月29日至7月1日率中央代表团访问香港，除出席香港回归十周年庆祝大会外，还将主持第三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及发表重要讲话。

▲美国之音：香港回归十年港民翘首以盼双普选。报道说，香港回归中国十年，许多香港市民翘首以待的双普选却依然遥远而可望不可及。有北京学者担心，普选选不出让中央政府放心的人治理香港，但香港民主派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从2003年的50万人七一大游行开始，香港4年来每年七一都有数万人以上参加的大游行，其中一个重要诉求是市民普选产生特区首长和立法会议员。

根据香港回归的基本法，香港最终要实行双普选。许多港人在10年前都期待，10年后的今天香港能实行双普选。但是，在普选的日期和时间表问题上，北京认为，普选还没有水到渠成。

尽管香港市民要求普选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北京仍然几次用人大常委解释法律的方法，压制了港人2007、2008年双普选的愿望，理由是“条件尚未成熟”。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认为，香港普选陷入停顿，可以说是遥遥无期。

北京的基本法权威许崇德多次表示，现在不能进行普选是因为匆忙普选就容易选出北京不放心的人。他说，如果保证能选出爱国爱港对北京负责的人，明天就可以普选。

民主派认为，所谓条件成熟、水到渠成，都是比较主观的判断，并无客观标准。香港立法会议员、大律师梁家杰说，普选是要建立一个制度，而建立这个制度的基础就在于相信人民。他说：“普选的制度必须要建基于相信人民这个信心上。如果你不相信人民，你就不会尊重他们选择的权利。”

梁家杰是公民党主要成员，也是10年来真正同北京信得过的特首候选人进行真刀真枪近距离搏斗竞选的候选人。

首任特首董建华在无对手情况下当选在任7年。第二任特首曾荫权2004年接替董建华干完一届，到去年进行连任竞选，全香港只有梁家杰一个竞争对手。粱家杰得到了100多名选举委员提名。选举委员会有800成员，选举结果是曾荫权以压倒多数获胜。

由于最后决定特首候选人的是这个选举委员会，而这800名选举委员又多是北京信得过的“自己人”，因此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等人说这是“小圈子选举”，与普选风马牛不相及。

香港资深媒体工作者吴志森日前在苹果日报上撰文说，假普选是民主的灾难。他说，最近一个“有普选之名而无普选之实的假普选”方案已经登陆香港，而且得到特首立场鲜明的大力推销。

这个方案大致内容是：50到100提名委员，可以提名一位参选人，但他们要通过提名委员会的民主程序整体提名，由提名委员投票，以最高得票的前两名参选人，才可称为正式候选人，再由市民一人一票选出特首。

吴志森说，在刚刚过去的特首选举中，梁家杰也能拿到一00多提名，造就了一个起码在形式上有竞争的选举。但如果这个新方案真得到实行，那么，就连梁家杰这样的温和民主派也无法通过提名委员会这一关。

美国香港商会前任会长汤普森星期三在香港说，香港有160年历史，以前从没有过普选。汤普森认为，今天的香港市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普选。他说，香港人民已经为2012年或之前的普选，做好了准备。

香港立法会议员汤家骅也说，香港早已准备好普选了。汤家骅说：“我们认为，香港市民已经期待已久了。香港社区已经成熟，从某种角度来看，同世界其它民主国家开始实行民主的初期阶段相比，香港在经济力量方面要比它们强大得多，在知识和智慧方面，也好过它们许多。”

香港人均收入是2万5千美元。美国欧道明大学李少民教授说，有一种理论认为，只要人均收入超过6000美元，就会出现比较强烈的要求实行民主的愿望，也有可能成为现实。

北京经过三次“释法”，香港2007、2008年普选已彻底无望。特首曾荫权多次表示2012年“有普选行政长官”的机会。但是，许多民主派议员都对这种承诺能否兑现信心不足。

今年的民主派七一大游行，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结束后的七一下午举行。准备参加游行的泛民主派呼吁市民风雨不改地参加游行。“支持曾荫权，抢回双普选”，也就是用行动向“中央抢回2012年的双普选”权利。

这几年的七一大游行，总能看到一位老人。他自称“仍然渴望民主的80岁老人”。这位老人星期三在苹果日报和明报上刊登整版广告：香港始终有你 普选偏偏没我。他呼吁大家上街：七一，维多利亚公园见！

▲德国之声：胡锦涛成功验收邓小平一国两制试验田。报道说，7月1日香港回归大陆10周年来临之际，聚光灯已经纷纷就位，特首曾荫权将再次打理一下他那一丝不苟的领结，毕恭毕敬迎接来自北京的终极首长。回归10年，在全世界的瞩目下，港府汇报交作业，胡锦涛验收邓小平留下的一国两制“试验田”。

德高望重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他的回忆访谈“中国－邻国”一书中写道，93年最后一次见到邓小平的时候，他已经身患帕金森氏重病，97年2月19日，邓在北京去世。施密特回忆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最后对我说，“我多想在97年的时候踏上香港的土地，哪怕只有一个小时。”

10年弹指一挥，当年被“远东经济观察”主编Hugo Restall称为“世界上最疯狂的政治构架”一国两制，这个绝无仅有的试验对香港这个彻头彻尾资本主义的国际都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97年港人西方哀鸿遍野，遥想香港投入红色祖国怀抱之后，香江畔的“泰坦尼克号”前景黯淡。10年后，它真的成了一艘沉入香江的烂泥船？

德国著名的时政周刊“明镜”记者Erich Follath很会讲故事，他在长篇报道香港10年风云的文章中开首声情并茂地娓娓道来：经历了150年傲慢的殖民统治后，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末代总督彭定康在离去前的最后一刻还给北京政府来了个“耍流氓”的杀手锏，将实现普选写进香港基本法。97年7月1日的那晚，彭氏泪眼朦胧。

英帝国的最高嘉宾查尔斯王子登上皇家游艇“大不列颠”时蓦然回首面对香港夜色阑珊，忍不住掏出了小手帕。午夜时分，旧日的统治者依依不舍地离去，留下了香港这颗王冠上的明珠，这个拥有69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富有之城。

那一夜，天空乌云密布大雨滂沱。香港夜市上的算命风水“大师”王先生耐人寻味地说，97年7月1日午夜一个孩子诞生啦，这孩子不听话又难管教，初生之年命运多舛，前途迭宕……

镜头闪回到2007年的香港：街头到处是人民币兑换处，大陆游客充斥街头巷尾，积极踊跃采购；香港楼价又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香港经济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恶梦后又重新蓬勃复苏；面对来自新加坡、上海、深圳的竞争之势，香港调整姿态，力图谋求国际金融大都市的定位；97前大批移民海外的港人又纷纷回到香港捞金。

就连当年预言香港沦陷的人士们也不得不承认，北京政府基本遵守了一国两制的诺言，香港除了国家外交和国防政策以外，享有高度的自主权。

香港经济界的精英，前星岛集团的主席张定远先生在接受德国之声中文网的采访时，毫不迟疑地说，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因为这是一个唯一有机会成功的模式，而且当年中英谈判时别无选择。

而恰是这一国两制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香港的自由贸易、低税政策以及港人惊人的应变灵活的生存本能使香港渡过一波波危机。

97回归初年，香港犹如中了咒语，亚洲金融危机登岸，股市楼市全面崩盘。禽流感引发恐慌，香港屠鸡160多万。直至2003年，萨斯爆发，香港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特首董建华不得人心，配合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恰在此时要推出“基本法二十三条”，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50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基本法二十三条”，香港民主党创会主席李柱铭，在海外西方媒体更以著名的香港“叛骨”闻名的Martin Lee，5月在与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座谈时，回想当时情景仍感动唏嘘不已，港人勇敢上街的行动最后阻止了二十三条的落实。不久后，董建华宣布撤回基本法第23条条例草案。此事不了了之。

按张定远先生的说法，23条是一个导火索，经济滑坡，失业率高达8％，治理萨斯不当等原因齐时爆发，令港人大规模上街游行。

这一次，北京政府领教了不听话小孩的厉害。就象长期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小孩重新回归，孩子和家长都在彼此试探对方的底线。

风波平息后，仿佛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北京政府送给了香港的一份厚礼“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香港得益大陆经济迅猛发展，经济一路回升，失业率下降，港人相安无事，好象又回到盛世太平的年代。

今天的李柱铭显得有点失落，97年回归之际，他曾经壮言为香港的民主、普选继续奋战，哪怕“把我关起来”。而今，李柱铭虽然是不受大陆欢迎的人，不能自由进出大陆，但是未受牢狱之苦，英雄仿佛无有用武之地。

张定远先生说，香港人很现实，有了饭碗才有安全感。北京和港府用经济发展稳住了香港的民心。

张定远先生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Vision 2047俱乐部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传承殖民时代盎格鲁－萨克森绅士俱乐部风格，一群对香港政经界颇具影响力的人士共同讨论展望香港未来。2047和王家卫电影“2046”无关，2047年正是香港回归中国50年，基本法到期。

张先生说:“香港的前景很好，人们期待中国的经济发展一路增长，香港从中会扮演积极的角色，既服务大陆经济，提供雄厚的资金，输送管理人才，又扮演中国的Gateway,且从中得益。”当然这一前景是在不发生重大危机时的展望。

▲朝鲜日报：回归十年香港高呼政治民主化却遭拒绝。报道说，“保卫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主义军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别名，它是中国军队中唯一拥有发言人且不许着装外出的特殊的部队。不许着装外出是为了不让市民看着扎眼。但这支拥有6000多名兵力的“占领军”，随时准备出动以防不测，象征着中国大陆在香港的力量。

中国大陆虽然在经济领域中全力支持香港，但在政治领域却非常严格。最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吴邦国拒绝了香港提出的实现民主化和实行直选制的要求，以“香港的权力是中央政府赋予的。（除中央赋予的权力之外）没有其他权力。”予以驳回。

▲中央社：报导香港回归 中国仍有敢言的声音。报道说，中国传媒近日对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大肆称颂，但仍有敢言的“南方周末”报导香港法轮功活动、贫富不均、商人垄断政治等政经、社会现象。

广东“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辖下的“南方周末”周刊，最新一期以间接、隐晦的报导方式凸显香港本色，在近来这类报导中特别引人注目。

这篇题为“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指出，出了红勘火车站，就会看见一大堆标语，看得初到香港的中国大陆人胆战心惊。在天星码头，也会有人向你散发海报、小册子。

虽然报导未指是那类标语、小册子，但港人都知道这是指法轮功抗议中国迫害的标语。

对中国大陆先前热门的钉子户问题，报导表示，香港一位八旬农妇挑战地产大亨李兆基，结果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农妇胜诉，并没有给地产大亨任何一点特别的情面。

作者自言很难想像，将这一事件搬到中国会是什么结果，而且在香港没有人上访，也没有人会哭着把上诉的资料塞到记者手里。

不过，文章也指出，香港的贫富差距之大同样是大陆人难以预料的。七百万香港人中有一百一十二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文章引述时事评论员梁文道表示，十年前，香港首富李嘉诚是港人的偶像，代表着只要努力就有机会成功的“香港梦”。而现在，计程车司机也会骂李嘉诚搞垄断，官商勾结。香港人过去觉得有钱人是靠他自己，现在也出现了仇富心理。 　　

梁文道认为，回归前后，为了香港保持经济活力，更多注重的是商人的利益，忽略中产阶级和一般民众。如选特首的八百人选举委员团多是商人出身，垄断了香港的经济资源，又垄断政治资源。

▲英国广播公司（BBC）李立峯分析报道：回归十年后香港的媒介面貌。报道指出，事实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渡期间中英双方的权力互相制衡，令香港媒介享受到史无前例的自由。但随着九七临近，不少论者在回归前已指出香港媒介中出现了颇为严重的自我审查的状况。大部份舆论对九七后新闻自由的前景并不乐观。

中国政府没有将大陆的新闻审查制度强加于香港，这可算是一国两制的一种体现。

十年之后，香港的新闻自由正逐步减退，但减退的速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程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可能是大部份论者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概括。

一方面，中央政府没有将大陆的新闻审查制度强加于香港，这可算是“一国两制”的一种体现。但对香港市民和新闻界来说，仅仅说香港的新闻自由多于中国大陆绝不能令人对现状感到满意。

相反，媒介自我审查的情况仍然令人担忧，甚至有迹象显示自我审查有恶化的趋势。笔者与两位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在2006年中进行了一项新闻工作者调查，结果显示接近三成的被访者认为自我审查“存在而且非常严重”，这个数字比2001年同类调查所得要高出一倍。另外有接近一半被访者认为自我审查“存在但并不算很严重”，只有3%的被访者认为香港媒介没有自我审查的现象。

不过，在新闻工作者的观感之外，要确切证明某传媒机构在某事件中有进行自我审查其实并不容易。以2003年7月1日50万名市民上街游行，反对国家安全法仓卒立法及特区政府连串施政失误为例，当日香港各大传媒均以该游行作为头条新闻，唯独亚洲电视却以回归庆典作为头条。亚洲电视新闻部固然否定其新闻处理是自我审查的结果，而到底亚洲电视真的有自我审查，抑或是其新闻判断真的和其他香港传媒不一样，旁观者亦只能说句“见仁见智”。

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回归十年之内，香港媒体的新闻内容的确是越来越向现在的权力中心倾斜。其中有几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新闻媒体的言论不会逾越一些言论底线。例如香港媒体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对国家领导人有直接的批评。2000年江泽民在北京批评香港记者后,受到香港传媒“反击”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

笔者曾对2004年政制争拗中两份香港报章的社评进行研究，发现就算是在政治上持批判态度见称的《苹果日报》，在社评中都从没指名道姓批评国家领导人。事实上，该报的社评会尽量避免直接批评中央政府，而将批评焦点放在一些中层官员身上。由此可见，就算是最“激进”的媒体也知道基本的言论界线在哪里。

第二，一些报章的新闻有非政治化的倾向，就是说给予政治议题较少篇幅。如果该议题的敏感程度高，篇幅就更少。例如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均有数万人参与，某些报章可能在集会当日对集会只字不提，而在翌日则以一篇极简短的文章报道有关集会的基本事实，对集会背后的议题本身完全没有讨论。

第三，香港传媒在近年出现一种“软性民族主义”的现象，就是说媒介在一些软性新闻中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扮演了推动民族主义的角色。例子如传媒对零八年北京奥运申办成功、神州六号成功升空及其后两位太空人访港的报道等等。和言论底线一样，软性民族主义在香港传媒中是个普遍现象，就算是在“硬性”议题上可能持批判态度的传媒机构都参与其中。

从香港新闻界的结构而言，做成这些内容转变和媒介现象的原因跟媒体拥有权的转变有一定的关系。回归之后，不少新闻机构的老板获得中央政府的政治委任，成为政协委员，而就算是没有政治委任的传媒拥有者，也很可能在中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生意利益。

从新闻机构内部运作而言，新闻内容的转变可以是自觉的自我审查，可以是在长时间中内化了的、非自觉性的行为，也可以源于新闻室内的互动。笔者早前在研究中访问到一位电视台时事节目制作人，他的经验很有参考价值。他承认自己的节目在近年是少了处理一些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原因是制作这些节目经常会导致自己跟上级冲突。

他强调上级并不会强行制止他们去制作有关敏感议题的节目，而且上级在跟他们辩论时也须以新闻专业原则为依据。所以如果真的辩论起来，上级反而多半会成为输家。在一段时间之后，上级开始尽量避免跟下属辩论，而下属也缺乏动力去推动有关敏感议题的讨论。

在这情况之中，上级的行为也许有自我审查的成分，但他们没有向下属施加正式的权力，而下属亦不能算是因政治压力而妥协。他们只是想避免不愉快的冲突和希望更简单方便地完成工作而已。

这“故事”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新闻机构。但它展示，所谓自我审查不一定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因压力而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它更可能是新闻机构内部上级和下级之间微妙的互动的结果。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香港的整体社会文化也在不断的转变当中。回归十年之间，香港和大陆社会交往越益频繁。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及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日俱增。在这大环境下，媒介亦要作出适当的回应。媒介中有关中国的论述没有回归前负面也许可以理解，甚至是正常的发展。

不过，对政府有基本信任不等于不在各大小政策问题上监督政府，认同国家不等于不能持批判的态度，更不等于要逃避敏感议题。文化整合不能将新闻自由倒退合理化。

今天香港传媒仍然拥有相对的自由，但和十年前一样，如何令言论空间不再受到蚕食，是香港传媒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 维权人士、居住在北京的胡佳先生在海外媒体发表报道：《北京呼应香港游行》。

报道说，2007年6月27日下午，北京风雨交加，天空变得黑暗。我穿着香港市民准备七一游行的衣服，来到天安门和中南海新华门，表达支持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提早来就是为了防备7月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当然，即便是我能外出的每一分钟，后面都跟随着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两辆车（“京FB8233”和“京FE6034”）和8名便衣警员。我知道的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下，都会被他们的摄像机和照相机记录下来。广场上身着雨衣的天安门公安局分局警察，和中南海新华门前的警察和武警，也有人用警觉的眼光审视我体恤衫前的标志。我的心情倒很放松，无论怎样，香港同胞，你们的诉求我让北京也看到了。

6月30日下午，还是连绵的雨水中，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也来到天安门和新华门，穿着同样的衣服。雨中在新华门，他请两位过路的游客帮助他拍照，那两位竟然是香港人。齐志勇很开心的告诉他们这件体恤衫的含义。香港朋友很惊讶，她俩说“你们大陆很少有不同的声音呀。你的腿这样子了，下着雨还带孩子到这里拍照是何必呢？”齐志勇回答：“你知道六四吗？”对方点点头。齐志勇告诉她们：“我的腿就是当时被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打断的。这件衣服是\'香港回归10周年\'，也就是明天你们那里香港市民穿上此同一样的文化衫上街游行了。”她们说：“是的，年年如此。你还真棒！”这时武警过了。香港姊妹向着齐志勇和武警一起按动了照相机快门。黄昏，齐志勇带着妞妞回到家，他发来电邮说：“今天的雨很大，可我感受了香港同胞多年冒雨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法治、要普选的精神！”7月1日上午齐志勇再赴天安门、新华门、新华社。齐志勇曾经在4月底申请赴港签注，前往香港治疗和考察安装假肢事宜，但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告知他被禁止出境。

7月1日下午13：40，齐志勇发来短信“我要去教会敬拜。刚走到过了天安门、公安部那里，就被国保的车截住。到了正义路还有警察等着我。现在前后夹击督着我回去。还真够水平。”“跟清明节到赵公家祭奠一样。警车前面开道，后面国保的车。我在残疾摩托车后面坐着警察。”齐志勇被扣留在宣武区白纸坊派出所的会议室。此前维权人士刘安军也曾经在那里被扣留。15：51无法去做主日敬拜的齐志勇再次发来短信：“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公义和尊荣。向香港市民致敬！”齐志勇在派出所被扣留了3个小时。期间面对国保的质问，齐志勇用幽默来调侃对方。

我预备7月1日下午14：30从北京长安街木樨地出发，由西向东走到朝阳区的永安里，在北京呼应香港数万市民的游行。选择木樨地是因为89六四时那里的屠杀非常惨烈。这一路上还会经过中宣部、中南海新华门、天安门广场、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权力机构。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有责任有义务用行动表达对香港700万市民的支持。我们要让香港同胞知道，他们不是孤军奋战。也要让中共知道，无论内地还是香港，中国的民主化是连接在一起的整体。

中午13：30我离家去开车，在楼外的门口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阻拦，发生短暂肢体冲突。我和警方在午后烈日下对峙了一个小时。但我无论如何无法突破4名通州国保加外围国保总队8名便衣的围堵。直到14：30分香港游行开始的时间，我只好选择回家。在楼下，我请怀孕的金燕下楼来为我用相机留下记忆。傍晚18：30，家里又没有菜了。我希望能给妻子选一些可口的蔬菜，金燕自己也愿意出来走一走。但是我去开车时又被通州国保的4名警察继续拦截。金燕和我与国保发生言语争吵，僵持了40分钟。最后我也无法把车再开出半步。只好怀孕的金燕自己开车去买菜。她的妊娠反应依然明显，开车时如果突然干呕，会非常危险。

香港回归十年，为什么香港的各级高官都变成只会看北京政府脸色的奴才，难道他们都被庵割成了太监吗。部分社会精英也削尖脑袋往中央政府的人大政协里钻。香港媒体自我审查越来越严。今天香港市民尚能走上街头，如果再不捍卫法治、自由和民主，那么有一天你们也会象我一样无法走出家门。香港特区警察也会像中共国保秘密警察一样的随意绑架、非法拘禁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在争取普选，中国大陆的公民也在争取着选举的权利。我们的诉求又何尝不一样呢。今年有两个北京人与香港市民同行，明年会不会有更多呢。居住在北京的香港人，爱港的北京市民，爱国的中国公民，每年的七月一日，当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时，我们也应穿起自由的文化衫，呼应香港、支持香港。

 

▲评论员陶杰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民主是团结和谐的终极保证》。

文章写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训勉曾荫权政府，表达“四点希望”，要求曾新政府须有“良好的团队作风”，强调“希望大家团结”。曾新政府组成之前，各股势力卡位角力，认定谁当了“政务司司长”，谁将成为下一任特首的大热门。对于宫廷斗争的经验，胡锦涛主理的中国政府是过来人，自然也看到了。一个“万寿无疆”的权力中心，旁边有一两个“永远健康”的王储接班人，阴谋诡计，抢班夺权，终究是“稳定和谐”的一大隐患。中国政治从来难有健康良好的“团队作风”，因为权力的来源并不来自选民。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也一样。曾荫权政府虽然要仗赖民望，但在基本法的结构方面，是完全向上问责的政府。曾新政府的人事布局，如果有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有一两个是所谓“煲呔心腹”，另一两个是“中央属意”的人，一起热身演兵，等待未来五年的“中央考核”，则曾新政府的“团队精神”，未来五年，必定蒙上阴影。因为所谓“团结”，与“和谐”一样，只是一种理想。人性是自私的，自私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共同遵守竞技的制度精神。有人群聚居的地方，也一定有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也是社会的常态──在非洲的荒野森林，狮子扑食羚羊、鳄鱼噬咬河边栖水的斑马，生命为了生存，天天都发生残酷的冲突。但只要草原不受破坏，雨林不过份开采，羚羊和斑马有得吃，繁殖量比狮子和鳄鱼高，则大自然的生物链在残酷的冲突中就自行维持了生态的和谐。

曾荫权连任组成新政府的时候，刚好英国首相贝理雅下台，财相白高敦接任首相。白高敦在贝理雅的政府中当了十年财相，一直等待上位。贝理雅曾经答应出让权力，后来自己越做越过瘾，白高敦一等就是十年。然而，在一个民主的制度里，白高敦并没有以“皇储”自居，英国的舆论没有以甚么「九千岁」视之。白高敦也有自己的势力，在贝理雅伙同布殊出兵伊拉克的时候，白高敦在内阁的一票也鼎力支持。虽然可能他另有想法，但白高敦没有在贝理雅背后插刀，没有抽后腿，他只把财相的工作做好，为贝理雅的十年创造了惊人的经济繁荣。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选民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贝理雅交权，在国会发表最后一次演说，笑说：“你们等得久了，我说的就是这么多，我终于走了。”在一片掌声中离场，白高敦接任，发表演说：“很高兴我能为国家服务。”“领导“也是一种服务。香港在殖民地时代，把官员称为Civil Servants，除了港督，身为英皇代表，是当然的”管治者“（Governor），由布政司以下，全部是”仆人“（Servants）。殖民地时代香港没有民主，但”公仆“的意念就是向公民负责。首相府没有委任一个港督，然后又扶植另一个布政司，一个警务处长，让他们各自”争取表现“，”制衡“港督，因为怕这位第一号人物”权力坐大“。

英国民主制度是君子的游戏，权力来源在选民，因此虽然政府内阁中有“贝党”（Blairites），也有“白派”（Brownites），但从不形成损害国家利益的内耗和倾轧。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小人的凶局。权力来自皇帝，几千年来，党锢之祸，牛李党争，到“刘少奇一类骗子”、“林彪一类野心家”，派系斗争的阴影幢幢。民主和选票约束人性的私欲，化私利为公益；帝皇和宫廷释放人性的私欲的杀伤力，不论“天下为公”的圣贤口号喊得多响，一个国家始终是家天下。白高敦刚上台，就成立了一个“商务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并延聘维珍企业的大老板李察布兰逊入席。布兰逊是一位白手兴家的富豪，很有个性，做生意靠直觉，凭一腔豪气，敢于颠覆，勇于破格，他成为白高敦工商政策的幕僚，为英国今后的经济发展筹谋，英国其他企业的大老板没有眼红，选民也没有假设白高敦“官商勾结”。君子的游戏，民主的制度，建立的是信任，政府每走一步，不会激发无穷无尽的阴谋论。民主国家的领袖不必把“团结”两字挂在口边。冲突就是和谐，矛盾就是统一，辩论就是对话，变幻就是永恒。世界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一个制度，在最长的时间，为最多的人保障最大的幸福，就是一个优越的文化。曾荫权、曾俊华、唐英年（排名不分先后）等人，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华裔行政管理人。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之中，他们后天的教育，最终是不是能盖过先天的文化性格，还是受制于一个“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的中国君臣传统，是一个很有趣而又最终可能颇令人悲哀的课题。

▲评论人士缚来宾发表文章《没有殖民统治，不可能有香港乃至中国今日的繁荣》。

文章说，100多前年，香港还只是一个小村落，自然资源极其贫乏。1842鸦片战争战败后，香港从此割让给英国。起初英国人对香港的热情并不高。早在1841年，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就对香港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

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就迅速发展，逐步成为了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至1990年，共有84家名列世界前100名的银行在港营业，外汇市场交易量居世界第六；1994年，香港进口总值为12510亿元，港制产品出口2220亿元，转口值为9480亿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至1997年，全港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2万亿港元，人均17万港元。

上海，1997年，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3000美元，到达了工业后发展的经济新台阶，而香港达到这一台阶的时期是1976年。

如果说英国人在香港具体做了些什么，没有，而是传播了科学和现代价值观念，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香港人的自由；当初香港人若没有对对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权和自由贸易的逐步接受，香港经济决不会取得这样骄人的成就，社会财富也决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香港的经验更加说明了：凡是西化的地区，往往是进步最快的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

自香港被英国人统治的那一刻起，香港就成了中国与西方接触的一个重要窗口。西方文化在香港生根、交汇，不断地冲融着内地的传统文化，从而掀起了效法西方文明的创新浪潮。19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化在粤港激烈地冲撞中国迂腐的传统文化，孕育出了中国最早一批文化精英，形成了变革中国社会核心力量，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即为他们杰出代表。对此，孙中山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

香港过去是一个传播西方文化的桥梁，那么今日香港则为中国变革的一个样板；若没有这个样板，可以说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49以后，大陆最早接触的外资企业是雄厚的港资，最早接触的现代文化是港人传播过来的市场观念、重商观念、竞争观念、行为规范等，如深圳人第一次在国内敢于引用美国百多年前就流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就是特别讲求功利的港人的口号。香港以它优越的制度和顽强的生命力，从价值观念上率先改变了大陆人的思维。

如果追根溯源香港及大陆的经济文明，那么西方的“坚船利炮”政策，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若没有西方人的殖民入侵政策，就不可能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不可能有香港和大陆的今日物质文明。

但除了物质文明，中国却没有创造出香港那样的环境因素。那些因素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冯木清在《多维月刊》发表文章《一国两制 竟成天书》，文章指出：一国两制的原则是极其简单的，界定也是清晰的。但北京及香港人却没有完全读懂，便一本简易的读物变成了“天书”。
 
应该说，香港回归以来，北京除了千方百计地拖慢此间民主化步伐之外，对香港悍然干预的例子仍是甚少的，惟正因如此，吴邦国的讲话才令香港人更显诧异，如果北京日后将吴的讲话精神付诸行动，那麽香港也就没有什麽“一国两制”了。

香港的高度自治并不纯粹是北京“恩准”的产物，而是中华民族一段特殊的历史造成的，它与香港被英国人殖民了一百年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香港享受“一国两制”的法理基础亦并不单纯是《基本法》，也有《中英联合声明》，也有香港人意志（民意）的因素在内。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与英国人和北京的谈判也是分不开的。

“一国两制”也不应分拆开来理解，不能理解为“一国”之下的“两制”，而是两者平衡共存的，互有清晰界定的，“一国”在香港的体现是“国防”与“外交”，因此才有驻军及外交部特派员公署；“两制”是指除此之外，香港拥有类似“一国”的权力，比如，香港可以独立参加国际性的经济组织，香港警方与中国公安部没有隶属关系。“一国两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分拆，然后解读为“一国”在上，“两制”在下，更不能理解为“两制”的事务要得到“一国”的批准。北京、香港的传统左派过去还批评，香港人在经济上要求“一国”，而政治上则要求“两制”是非常自私的。这样的批评非常可笑。难道不该如此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经济活动已超越国界，更别说深圳河的河界了。如香港在经济上都无法和大陆做到“一国”，那麽大陆还加入世贸做什麽？“经济大同”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香港人要求“经济一国”有何过份之处；另一方面，如果在政治上不要求北京恪守“两制”，那麽又要“一国两制”做什麽？

“一国两制”变成了一本难懂的天书，不仅表现在北京时不时的荒谬，而且香港人有时也不大清楚它的界线。其实，有一个人已为我们界定得很好，就是两者属“河水不犯井水”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江泽民，尽管江在香港的口碑一直不佳，但他对中港关系的界定，却是传神客观的，只是吴邦国冒犯了，一些香港人也冒犯了，其中一个例子表现在如何对待一九八九年中国当局镇压学生事件上。
“六四”的是非标准没有模糊之处，这是绝大部分港人都有共识的。这场学生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民主运动，北京的镇压被历史否定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民主派议员每年在立法会动议要求平反“六四”是恰当的、理所当然的，因为香港立法会是特区建制的一部份，而特区建制与中国政府是有关连性的。如果从北京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近乎“叛乱”，除非你从根本上认定北京现政权是非法的，否则，这就是对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冲击与挑战。

但同样是悼念“六四”， 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保护下，我们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高呼平反的口号却是没有问题的，悼念六•四在香港完全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但如果在立法会动议“打倒中共、平反六四”便是冲击一国两制。除非香港人有共识，认同向中国大陆“输出革命”，并愿意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后果。这不是热血与冷血的问题，而是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问题。“井水”只有不犯“河水”，才有望不被“河水”淹没，才能在“河水”淹过来时大声“说不”。

其实，一国两制的原则是极其简单的，界定也是清晰的。但北京及香港人却没有完全读懂，便一本简易的读物变成了“天书”，是很不应该的。

▲评论人士张文光在《明报》发表文章《港人一夜惊风雨》。

文章写道，回归十年，吴邦国的《基本法》宣言：香港高度自治由中央授权，中央授予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特区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不能搞三权分立。港人一夜惊风雨，政治如入五指山，回归喜气化为一身冷汗。

宣言隐含警告：政改终极方案权在中央，香港不能自把自为；司法独立不是免死金牌，终审之上还有人大；立法会没有剩余权力，《基本法》没有的就不能做。香港未来的最高权力，是中央授权的行政主导，司法和立法机关不得僭越，三权分立不是出路。

没有人质疑权在中央，但中央确赋权香港高度自治，当年草拟《基本法》是宜粗不宜细，政治上避免细节争论而误大局，现实上高度自治也要灵活和弹性，从实践中展现其时代生命力，应付千变万化的社会形势，怎能政治僵化，一夜收权？像回归后的金融风暴，如要执着《基本法》教条：财政预算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政府早已违宪，怎能转危为安？

邓小平不喜欢三权分立，正如毛泽东不喜欢黑猫白猫。香港要发展，中国要发展，怎能用20年前僵化的条文和收紧的解释，面对时代的变迁与人民的觉醒呢？

吴邦国搬出陈年的护法和祖宗的图腾，难道就能阻止港人对民主普选的渴望和高度自治的向往吗？当《基本法》被中央收权，当行政长官权倾朝野，当人民权力一无所有，香港可以真正长治久安吗？
●海外媒体报道和分析

▲《纽约时报》报道：大陆人重新塑造香港。报道说，自从1997年7月1日英国移交香港以来，摩天大楼上上下下；重大的政治仗一直在打。但对普通香港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打开与大陆的边界影响更大的了。

1997年以来，超过五十万大陆人获准移居香港，而且每年有一千三百六十万大陆游客到香港游览——这个数字几乎是香港人口的两倍。同时，生活在边界的一边但工作却在边界的另一边的人们在增加。

大陆人游历这个世界最开放和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特色口音、方式与热望。他们已经重塑了这里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商业活动到社会生活，到通勤、婚姻、教育。

大陆移民并不是新鲜事。多数老移民是难民，逃避贫困、饥荒、共产主义和迫害。许多人是游泳过来的。但相反，1997年后的移民往往是合法的工人、专业人士和大学生。

香港人如今跨过深圳老边界购物，就像美国家庭驱车到另一个镇上购物一样随意。跨界婚姻在增加。香港的街头交谈已经变成三语：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甚至香港著名的动作片都变了：如果四个歹徒在密谋杀人，会有两个讲广东话，还有两个用普通话辩驳。

还有通勤者。香港浸会大学戴果尔（michael degolyer）表示，大约有五十万人经常过境，而他们并非游客。

一位生活在深圳附近的香港司机陈铁强（音译，Chan Tit-keung）就是经常的过境者。“我自己住在一千平方尺的大公寓里，你给两千块一个月就可以住个好地方，而在香港你是付不起的。”但他对大陆人到香港寻找高工资工作就不是那么高兴了，因为这会降低他们的收入，在香港没有法定的最低工资。

在1989年的政治事件后，大批香港人移居到西方国家。随着中国政局稳定和经济崛起，移居者归来了。

如果说当地人的焦虑一度集中在中国政府，那么如今则集中在这座城市将如何容纳新移民。学校“两文三语”政策曾令人恐惧，如今则似乎被当作资产来接受，但地方媒体把犯罪、疾病、就业市场削弱归咎于大陆人。他们突出报道大量大陆孕妇过境生育，以保证她们的孩子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

▲路透社报道：香港的乐观情绪渐渐衰退。根据6月27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香港回归中国十年后，在对于普选制的要求中，公众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下降。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s Baptist University）和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所做的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的51%表示对未来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份感到乐观，而1997年6月的调查数字为60%.2003、04年的数字为最低，当时的经济不景气与国务院排除普选制（至少到2012年），令乐观指数下降至17%.“对生活和政府表现的乐观与满意态度已经从严重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了，”调查报告表示。

香港浸会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戴高礼（Michael DeGolyer）组织了这次调查，而且他十多年来一直追踪香港人的态度转变。他指出，“回顾这些资料，你会发现在过去的十年香港有很严重的系统危机。”

戴高礼认为后来乐观情绪的上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任特首曾荫权。曾荫权于2005年任职。

调查还表明尽管支持或强烈支持普选制的比例为76%，但对本地政治的信心的明显上升，在过去四年来是相当稳定的。

关于香港的身份认同及对中国的爱国精神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调查还发现，1998年到2007年，公众对于中国国庆日的不关心程度从70%减少到了52%.

▲联合报：港回归十年 数万人上街头 要求普选。

 

昨天是香港回归周年纪念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争取普选的七．一大游行，主办单位声称有六万八千人参与，其中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首次添加游行。（法新社）

 

 
香港回归周年，维多利亚港两畔昨晚施放大型烟火，号称全球最大型的灯光烟火秀。这项“幻彩咏香江”的汇演共有四三幢大楼参加演出，吸引数万人参观。（路透）

昨天是香港回归十周年，港府和亲北京社团从早到晚举办多项活动，庆祝香港回归“一国”。但另一方面，也有数万名港人参与七．一大游行，要求落实普选，争取实现“两制”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有“长毛”之称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及约十名“四五行动”成员，昨天上午抬着红色棺木，高呼“平反六四、退出一党专政”，欲闯进会展中心典礼现场，被警员拦截。

胡锦涛出席完监誓仪式后，上午一时四五分抵达深港西部通道，主持通车仪式，未看到下午举行的七．一大游行。

香港昨天的庆祝活动不断，北京赠送给香港的一对大熊猫“乐乐”及“盈盈”开放给港人参观。庆祝回归的大巡游表演者则于中午由跑马地马场出发，沿途舞龙舞狮，还有乐队表演。解放军空降部队则表演精准的跳伞表演。

晚上八时维多利亚港则有“幻彩咏香江”的烟火汇演，这是全球最大型的灯光烟火秀，维港两岸共有四十三栋大楼参加演出，估计在维港两岸欣赏的民众达数万人。

▲联合报：回归十年 胡锦涛下榻处 民主派示威。报道说，香港回归十年前夕，这厢各项庆祝活动锣鼓喧天，那厢抗议民众示威请愿，展现香港的多元化。

多个团体昨天向访港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请愿，要求北京平反“六四”，以及争取普选和释放新加坡海峡时报驻大陆首席记者程翔。

六名包含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四五行动、中国社会民主党、天安门母亲、神州青年服务社、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前线等代表，昨天下午四时分在湾仔修顿中心集合，然后游行到胡锦涛下榻的君悦酒店示威。

示威人士出发时，就因为游行路线争议与警方首先发生推撞。

经过湾仔入境事务处大楼，警方架起铁栏，不让示威者前进，要示威者到附近的中环中心空地集合，大批警察包围示威者，双方发生第二次的肢体冲突。

另外，逾四百名香港法轮功学员今天向胡锦涛示威，并发起“和平理性反迫害”游行，要求北京当局停止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

此外，大批法轮功学员由台湾来香港，但绝大多数被香港入境处拒绝入境。

法轮功学员表示，昨天预定有二百六十名台湾学员抵港，但部分人士被拒绝入境，等候遣返台湾，有部分学员在机场禁区内举白布条抗议。

香港法轮功发言人简鸿章说，法轮功学员来香港是参加和平请愿，他会向香港高等法庭寻求司法覆核，期望推翻入境处的决定。

港府入境处则表示，不会就个别事件回应。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香港政制 移交十年之际的争论。报道指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的管理权，源自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

但是，中共香港工委并未从“地下党”变为“地上党”，特区政府在共产党权力体制之外独立运作；英国管治香港的制度优势，仍然在维持。

所谓制度优势，是指包括人身、新闻、言论、思想自由的自由制度，以司法独立为基础的法治，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公务员行政中立和廉洁的文官体制。

许多港人觉得，原有社会制度不变是十年来的幸运，但他们难释心中的悬念：何时才有政制改革，实现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

最近，北京一位权要发表的讲话，引发香港社会对政制的新争论，并将影响今年的“七一游行”。泛民主派估计，受到北京权要讲话的“刺激”，参加游行的人数会增加；游行的主要诉求，是争取民主化的启步、实现“双普选”。

北京权要说甚么？他说，香港特区的管治权来自中央的授予，中央给多少特区就有多少；香港实施行政主导，不能搬用西方的三权分立。

他的讲话引起各界特别是传媒的强烈反应，原因有三。

一是港人十分清楚基本法规定香港的管治权来自北京，没有人质疑这种权力来源；

二是基本法并没有“行政主导”一词，香港特区也无极度倾斜的行政主导制度；

三是他的讲话，令港人有“训话”之感，因而产生新的悬念：北京中央政府是否要压缩香港自治权，拖延香港民主步伐？是不是想透过释法，确定“行政主导”之说？

按照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九七后香港的行政和立法互为制衡；维持司法的独立，行政长官和行政机构不得干预司法。

尽管行政长官可拒绝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甚至解散立法会，有较大的行政决策权；但立法会部分议员由分区直选产生，权力来源自选民，他们的合法地位不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他们对行政机关有相当程度的牵制。

此外，法院可接受居民的司法复核申请，从而产生对行政决策、措施的监察。

香港没有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但行政、立法、司法三者相当程度的制衡，有三权分立的重要元素，可防范行政长官“一言堂”。在政制方面，香港有独特的秩序文化。

香港主权移交后，法律秩序便立刻受到如何理解和实施《基本法》的问题所困扰。

许多港人珍视香港的制度优势，并期望北京让香港发展民主政制，首先在二○一二年实施行政长官直选，使行政长官有真正的民意合法性。

基本法既然规定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让港人在适当的二○一二年享有直选权，是推进一国两制的必经之路；何必以直选可能引起社会不安为借口压抑民意？港人只有纳税义务而无直选权，是政治文明的一种断层。

行政长官的候选人，需经提名委员会筛选，投票选出后又需国务院任命；基本法对提名委员会的名额分配设计，是向传统左派倾斜，任命权则建立了“把关”的保障机制。这是中共中央预设的安全阀。

所谓直选，实际是在北京可控制范围内施行，还会有甚么乱子？在香港试行直选的经验，对中共中央在大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自有参照价值。

回避香港民意，迟迟不让港人直选行政长官，使台湾大多数居民更不能接受“港式一国两制”，倾向于维持现状──不独不统各自为政。

▲德国之声：香港回归10年大事记。

10年之前，英国结束了对香港150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重新回归中国。这10年之中，尽管有阳光也有乌云，但是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依然散发着璀璨的光华。德国之声中文网将回归10年以来最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重大事件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邓小平当年向撒切尔夫人解释“一国两制”构想时，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即香港回归中国后，“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不过对邓小平的承诺，港人并没有多大信心。97香港回归之前，依然是出现了“移民潮”：大批港人移民海外。虽然绝大多数港人对香港的经济前途充满信心，但是出于对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手法的不满，对“港人治港”的政治承诺缺乏有信心，所以回归后香港的政治前景将会如何是困扰港人的最大问题之一。

金融风暴

97年5月，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首先爆发。3个月之后，国际对冲基金袭击香港股市，同年10月，香港股市楼市全面崩盘。金融危机长达1年之久，香港政府最终动用外汇储备1200亿港币大量购入港股。一个月的鏖战之后，国际炒家损失惨重。人民币不贬值和港元的稳定是亚洲国家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关键。现任香港特首曾荫权是97年香港的财政司司长。

抗击禽流感

1997年5月，香港发生了全世界第一宗人类受H5型禽流感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三岁儿童，到98年1月为止，仅仅香港就有18人发病，并有6人死亡。现任世卫组织的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当年禽流感肆虐期间还大谈可以放心吃鸡肉，让港人至今心有余悸。禽流感期间，香港政府共宰杀了160万只家禽，遏制了禽流感病毒向人类传播。

香港新机场启用

1998年7月6日，香港新机场正式投入使用。98年之前，启德机场是香港唯一的民航机场，被不少人认为是全球最危险的机场之一。1989年10月，当时的港督卫奕信决定兴建新机场，新机场的总耗资超过1550亿港币。启用初期新机场一片混乱，但如今香港新机场已经成为了亚洲的客货运枢纽。

抗击萨斯

2003年，继禽流感肆虐之后，香港又遭萨斯袭击。萨斯总共夺去了299名香港人的生命。萨斯的爆发使得包括旅游业在内的香港经济倍受打击。事后港人指责港府隐瞒疫情，应对萨斯泛滥负责，矛头直指当时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杨永强和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前者无奈于04年7月辞职。

CEPA签署以及加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

2003年6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同年，香港特区政府加入了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通过不断深化与大陆的经贸联系，充分发挥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大陆开放内地城市“港澳自由行”。2006年，以自由行方式访港的大陆游客高达667万人次。这一系列举措使得香港经济迅速走出了萨斯的阴影。

“七一”五十万人大游行

由于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2003年7月1日，50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游行，要求“还政于民”。7月9日，立法会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外电认为这次游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对港府隐瞒萨斯疫情不满之外，对董建华连任的不满也是市民上街游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买车风波”以及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在推销二十三条立法过程中强硬不愿协商的态度，也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梁锦松在大游行之后不久辞职。

行政长官更替

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宣布由于健康原因（脚痛）辞职，两天之后辞呈获国务院批准。同年5月，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成为新任特首。2007年3月月25日，曾荫权击败梁家杰实现连任，任期到2012年7月。柏林日报称香港竞选是一场“歌舞剧”，“投票不过是走过场，选举委员会中大多数是效忠于北京的政界和经济界要人，他们不会反对北京提出的候选人。”新苏黎世报把香港特首的竞选称为一场“没有选举的竞选”，北京方面向香港传达了清楚的信息：修改香港基本法以及变更选举法程序的决定权在北京，不在香港市民。

北京奥组委宣布设香港分赛场

2005年7月的国际奥委会第117次全会，确定北京奥运马术项目的比赛由北京移至香港举办。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翌日，董建华和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就提出了由香港承办马术项目的请求，但是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反对。后由于霍英东背后的“银弹攻势”，再加上霍震霆的不断游说，北京终于放弃了此前所说的一届奥运会不能由两个奥委会主办的说法。

香港迪斯尼乐园正式开幕

迪斯尼极大程度的带动了香港旅游业的发展。不过2006年春节期间，由于迪斯尼游客爆满，连续2日对数百名稍后赶来的持票游客关闭园门，并拒绝赔偿，导致了大批游客的不满。

香港成功举办世贸会议

2005年12月18日，世贸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香港闭幕。香港世贸会议完成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阶段，为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会场外来自全球数千的抗议人士，与香港警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警方更动用了催泪瓦斯等对付示威者。

陈冯富珍当选世卫总干事

2006年11月9日，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审议，成功当选为世卫组织总干事，她也成为了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担任最高职位的中国人。代表中国参选的陈冯富珍与其他四名候选人相比，国际经验明显缺乏，但她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世卫组织也期待陈冯富珍当选之后，会为加强世卫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沟通作出贡献，中国大陆对一些重大疫情报道的透明度也会加强。

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6月29日至7月1日率中央代表团访问香港，除出席香港回归十周年庆祝大会外，还将主持第三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及发表重要讲话。

▲美国之音：香港回归十年港民翘首以盼双普选。报道说，香港回归中国十年，许多香港市民翘首以待的双普选却依然遥远而可望不可及。有北京学者担心，普选选不出让中央政府放心的人治理香港，但香港民主派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从2003年的50万人七一大游行开始，香港4年来每年七一都有数万人以上参加的大游行，其中一个重要诉求是市民普选产生特区首长和立法会议员。

根据香港回归的基本法，香港最终要实行双普选。许多港人在10年前都期待，10年后的今天香港能实行双普选。但是，在普选的日期和时间表问题上，北京认为，普选还没有水到渠成。

尽管香港市民要求普选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北京仍然几次用人大常委解释法律的方法，压制了港人2007、2008年双普选的愿望，理由是“条件尚未成熟”。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认为，香港普选陷入停顿，可以说是遥遥无期。

北京的基本法权威许崇德多次表示，现在不能进行普选是因为匆忙普选就容易选出北京不放心的人。他说，如果保证能选出爱国爱港对北京负责的人，明天就可以普选。

民主派认为，所谓条件成熟、水到渠成，都是比较主观的判断，并无客观标准。香港立法会议员、大律师梁家杰说，普选是要建立一个制度，而建立这个制度的基础就在于相信人民。他说：“普选的制度必须要建基于相信人民这个信心上。如果你不相信人民，你就不会尊重他们选择的权利。”

梁家杰是公民党主要成员，也是10年来真正同北京信得过的特首候选人进行真刀真枪近距离搏斗竞选的候选人。

首任特首董建华在无对手情况下当选在任7年。第二任特首曾荫权2004年接替董建华干完一届，到去年进行连任竞选，全香港只有梁家杰一个竞争对手。粱家杰得到了100多名选举委员提名。选举委员会有800成员，选举结果是曾荫权以压倒多数获胜。

由于最后决定特首候选人的是这个选举委员会，而这800名选举委员又多是北京信得过的“自己人”，因此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等人说这是“小圈子选举”，与普选风马牛不相及。

香港资深媒体工作者吴志森日前在苹果日报上撰文说，假普选是民主的灾难。他说，最近一个“有普选之名而无普选之实的假普选”方案已经登陆香港，而且得到特首立场鲜明的大力推销。

这个方案大致内容是：50到100提名委员，可以提名一位参选人，但他们要通过提名委员会的民主程序整体提名，由提名委员投票，以最高得票的前两名参选人，才可称为正式候选人，再由市民一人一票选出特首。

吴志森说，在刚刚过去的特首选举中，梁家杰也能拿到一00多提名，造就了一个起码在形式上有竞争的选举。但如果这个新方案真得到实行，那么，就连梁家杰这样的温和民主派也无法通过提名委员会这一关。

美国香港商会前任会长汤普森星期三在香港说，香港有160年历史，以前从没有过普选。汤普森认为，今天的香港市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普选。他说，香港人民已经为2012年或之前的普选，做好了准备。

香港立法会议员汤家骅也说，香港早已准备好普选了。汤家骅说：“我们认为，香港市民已经期待已久了。香港社区已经成熟，从某种角度来看，同世界其它民主国家开始实行民主的初期阶段相比，香港在经济力量方面要比它们强大得多，在知识和智慧方面，也好过它们许多。”

香港人均收入是2万5千美元。美国欧道明大学李少民教授说，有一种理论认为，只要人均收入超过6000美元，就会出现比较强烈的要求实行民主的愿望，也有可能成为现实。

北京经过三次“释法”，香港2007、2008年普选已彻底无望。特首曾荫权多次表示2012年“有普选行政长官”的机会。但是，许多民主派议员都对这种承诺能否兑现信心不足。

今年的民主派七一大游行，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结束后的七一下午举行。准备参加游行的泛民主派呼吁市民风雨不改地参加游行。“支持曾荫权，抢回双普选”，也就是用行动向“中央抢回2012年的双普选”权利。

这几年的七一大游行，总能看到一位老人。他自称“仍然渴望民主的80岁老人”。这位老人星期三在苹果日报和明报上刊登整版广告：香港始终有你 普选偏偏没我。他呼吁大家上街：七一，维多利亚公园见！

▲德国之声：胡锦涛成功验收邓小平一国两制试验田。报道说，7月1日香港回归大陆10周年来临之际，聚光灯已经纷纷就位，特首曾荫权将再次打理一下他那一丝不苟的领结，毕恭毕敬迎接来自北京的终极首长。回归10年，在全世界的瞩目下，港府汇报交作业，胡锦涛验收邓小平留下的一国两制“试验田”。

德高望重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他的回忆访谈“中国－邻国”一书中写道，93年最后一次见到邓小平的时候，他已经身患帕金森氏重病，97年2月19日，邓在北京去世。施密特回忆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最后对我说，“我多想在97年的时候踏上香港的土地，哪怕只有一个小时。”

10年弹指一挥，当年被“远东经济观察”主编Hugo Restall称为“世界上最疯狂的政治构架”一国两制，这个绝无仅有的试验对香港这个彻头彻尾资本主义的国际都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97年港人西方哀鸿遍野，遥想香港投入红色祖国怀抱之后，香江畔的“泰坦尼克号”前景黯淡。10年后，它真的成了一艘沉入香江的烂泥船？

德国著名的时政周刊“明镜”记者Erich Follath很会讲故事，他在长篇报道香港10年风云的文章中开首声情并茂地娓娓道来：经历了150年傲慢的殖民统治后，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末代总督彭定康在离去前的最后一刻还给北京政府来了个“耍流氓”的杀手锏，将实现普选写进香港基本法。97年7月1日的那晚，彭氏泪眼朦胧。

英帝国的最高嘉宾查尔斯王子登上皇家游艇“大不列颠”时蓦然回首面对香港夜色阑珊，忍不住掏出了小手帕。午夜时分，旧日的统治者依依不舍地离去，留下了香港这颗王冠上的明珠，这个拥有69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富有之城。

那一夜，天空乌云密布大雨滂沱。香港夜市上的算命风水“大师”王先生耐人寻味地说，97年7月1日午夜一个孩子诞生啦，这孩子不听话又难管教，初生之年命运多舛，前途迭宕……

镜头闪回到2007年的香港：街头到处是人民币兑换处，大陆游客充斥街头巷尾，积极踊跃采购；香港楼价又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香港经济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恶梦后又重新蓬勃复苏；面对来自新加坡、上海、深圳的竞争之势，香港调整姿态，力图谋求国际金融大都市的定位；97前大批移民海外的港人又纷纷回到香港捞金。

就连当年预言香港沦陷的人士们也不得不承认，北京政府基本遵守了一国两制的诺言，香港除了国家外交和国防政策以外，享有高度的自主权。

香港经济界的精英，前星岛集团的主席张定远先生在接受德国之声中文网的采访时，毫不迟疑地说，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因为这是一个唯一有机会成功的模式，而且当年中英谈判时别无选择。

而恰是这一国两制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香港的自由贸易、低税政策以及港人惊人的应变灵活的生存本能使香港渡过一波波危机。

97回归初年，香港犹如中了咒语，亚洲金融危机登岸，股市楼市全面崩盘。禽流感引发恐慌，香港屠鸡160多万。直至2003年，萨斯爆发，香港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特首董建华不得人心，配合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恰在此时要推出“基本法二十三条”，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50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基本法二十三条”，香港民主党创会主席李柱铭，在海外西方媒体更以著名的香港“叛骨”闻名的Martin Lee，5月在与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座谈时，回想当时情景仍感动唏嘘不已，港人勇敢上街的行动最后阻止了二十三条的落实。不久后，董建华宣布撤回基本法第23条条例草案。此事不了了之。

按张定远先生的说法，23条是一个导火索，经济滑坡，失业率高达8％，治理萨斯不当等原因齐时爆发，令港人大规模上街游行。

这一次，北京政府领教了不听话小孩的厉害。就象长期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小孩重新回归，孩子和家长都在彼此试探对方的底线。

风波平息后，仿佛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北京政府送给了香港的一份厚礼“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香港得益大陆经济迅猛发展，经济一路回升，失业率下降，港人相安无事，好象又回到盛世太平的年代。

今天的李柱铭显得有点失落，97年回归之际，他曾经壮言为香港的民主、普选继续奋战，哪怕“把我关起来”。而今，李柱铭虽然是不受大陆欢迎的人，不能自由进出大陆，但是未受牢狱之苦，英雄仿佛无有用武之地。

张定远先生说，香港人很现实，有了饭碗才有安全感。北京和港府用经济发展稳住了香港的民心。

张定远先生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Vision 2047俱乐部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传承殖民时代盎格鲁－萨克森绅士俱乐部风格，一群对香港政经界颇具影响力的人士共同讨论展望香港未来。2047和王家卫电影“2046”无关，2047年正是香港回归中国50年，基本法到期。

张先生说:“香港的前景很好，人们期待中国的经济发展一路增长，香港从中会扮演积极的角色，既服务大陆经济，提供雄厚的资金，输送管理人才，又扮演中国的Gateway,且从中得益。”当然这一前景是在不发生重大危机时的展望。

▲朝鲜日报：回归十年香港高呼政治民主化却遭拒绝。报道说，“保卫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主义军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别名，它是中国军队中唯一拥有发言人且不许着装外出的特殊的部队。不许着装外出是为了不让市民看着扎眼。但这支拥有6000多名兵力的“占领军”，随时准备出动以防不测，象征着中国大陆在香港的力量。

中国大陆虽然在经济领域中全力支持香港，但在政治领域却非常严格。最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吴邦国拒绝了香港提出的实现民主化和实行直选制的要求，以“香港的权力是中央政府赋予的。（除中央赋予的权力之外）没有其他权力。”予以驳回。

▲中央社：报导香港回归 中国仍有敢言的声音。报道说，中国传媒近日对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大肆称颂，但仍有敢言的“南方周末”报导香港法轮功活动、贫富不均、商人垄断政治等政经、社会现象。

广东“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辖下的“南方周末”周刊，最新一期以间接、隐晦的报导方式凸显香港本色，在近来这类报导中特别引人注目。

这篇题为“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指出，出了红勘火车站，就会看见一大堆标语，看得初到香港的中国大陆人胆战心惊。在天星码头，也会有人向你散发海报、小册子。

虽然报导未指是那类标语、小册子，但港人都知道这是指法轮功抗议中国迫害的标语。

对中国大陆先前热门的钉子户问题，报导表示，香港一位八旬农妇挑战地产大亨李兆基，结果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农妇胜诉，并没有给地产大亨任何一点特别的情面。

作者自言很难想像，将这一事件搬到中国会是什么结果，而且在香港没有人上访，也没有人会哭着把上诉的资料塞到记者手里。

不过，文章也指出，香港的贫富差距之大同样是大陆人难以预料的。七百万香港人中有一百一十二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文章引述时事评论员梁文道表示，十年前，香港首富李嘉诚是港人的偶像，代表着只要努力就有机会成功的“香港梦”。而现在，计程车司机也会骂李嘉诚搞垄断，官商勾结。香港人过去觉得有钱人是靠他自己，现在也出现了仇富心理。 　　

梁文道认为，回归前后，为了香港保持经济活力，更多注重的是商人的利益，忽略中产阶级和一般民众。如选特首的八百人选举委员团多是商人出身，垄断了香港的经济资源，又垄断政治资源。

▲英国广播公司（BBC）李立峯分析报道：回归十年后香港的媒介面貌。报道指出，事实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渡期间中英双方的权力互相制衡，令香港媒介享受到史无前例的自由。但随着九七临近，不少论者在回归前已指出香港媒介中出现了颇为严重的自我审查的状况。大部份舆论对九七后新闻自由的前景并不乐观。

中国政府没有将大陆的新闻审查制度强加于香港，这可算是一国两制的一种体现。

十年之后，香港的新闻自由正逐步减退，但减退的速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程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可能是大部份论者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概括。

一方面，中央政府没有将大陆的新闻审查制度强加于香港，这可算是“一国两制”的一种体现。但对香港市民和新闻界来说，仅仅说香港的新闻自由多于中国大陆绝不能令人对现状感到满意。

相反，媒介自我审查的情况仍然令人担忧，甚至有迹象显示自我审查有恶化的趋势。笔者与两位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在2006年中进行了一项新闻工作者调查，结果显示接近三成的被访者认为自我审查“存在而且非常严重”，这个数字比2001年同类调查所得要高出一倍。另外有接近一半被访者认为自我审查“存在但并不算很严重”，只有3%的被访者认为香港媒介没有自我审查的现象。

不过，在新闻工作者的观感之外，要确切证明某传媒机构在某事件中有进行自我审查其实并不容易。以2003年7月1日50万名市民上街游行，反对国家安全法仓卒立法及特区政府连串施政失误为例，当日香港各大传媒均以该游行作为头条新闻，唯独亚洲电视却以回归庆典作为头条。亚洲电视新闻部固然否定其新闻处理是自我审查的结果，而到底亚洲电视真的有自我审查，抑或是其新闻判断真的和其他香港传媒不一样，旁观者亦只能说句“见仁见智”。

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回归十年之内，香港媒体的新闻内容的确是越来越向现在的权力中心倾斜。其中有几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新闻媒体的言论不会逾越一些言论底线。例如香港媒体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对国家领导人有直接的批评。2000年江泽民在北京批评香港记者后,受到香港传媒“反击”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

笔者曾对2004年政制争拗中两份香港报章的社评进行研究，发现就算是在政治上持批判态度见称的《苹果日报》，在社评中都从没指名道姓批评国家领导人。事实上，该报的社评会尽量避免直接批评中央政府，而将批评焦点放在一些中层官员身上。由此可见，就算是最“激进”的媒体也知道基本的言论界线在哪里。

第二，一些报章的新闻有非政治化的倾向，就是说给予政治议题较少篇幅。如果该议题的敏感程度高，篇幅就更少。例如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均有数万人参与，某些报章可能在集会当日对集会只字不提，而在翌日则以一篇极简短的文章报道有关集会的基本事实，对集会背后的议题本身完全没有讨论。

第三，香港传媒在近年出现一种“软性民族主义”的现象，就是说媒介在一些软性新闻中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扮演了推动民族主义的角色。例子如传媒对零八年北京奥运申办成功、神州六号成功升空及其后两位太空人访港的报道等等。和言论底线一样，软性民族主义在香港传媒中是个普遍现象，就算是在“硬性”议题上可能持批判态度的传媒机构都参与其中。

从香港新闻界的结构而言，做成这些内容转变和媒介现象的原因跟媒体拥有权的转变有一定的关系。回归之后，不少新闻机构的老板获得中央政府的政治委任，成为政协委员，而就算是没有政治委任的传媒拥有者，也很可能在中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生意利益。

从新闻机构内部运作而言，新闻内容的转变可以是自觉的自我审查，可以是在长时间中内化了的、非自觉性的行为，也可以源于新闻室内的互动。笔者早前在研究中访问到一位电视台时事节目制作人，他的经验很有参考价值。他承认自己的节目在近年是少了处理一些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原因是制作这些节目经常会导致自己跟上级冲突。

他强调上级并不会强行制止他们去制作有关敏感议题的节目，而且上级在跟他们辩论时也须以新闻专业原则为依据。所以如果真的辩论起来，上级反而多半会成为输家。在一段时间之后，上级开始尽量避免跟下属辩论，而下属也缺乏动力去推动有关敏感议题的讨论。

在这情况之中，上级的行为也许有自我审查的成分，但他们没有向下属施加正式的权力，而下属亦不能算是因政治压力而妥协。他们只是想避免不愉快的冲突和希望更简单方便地完成工作而已。

这“故事”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新闻机构。但它展示，所谓自我审查不一定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因压力而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它更可能是新闻机构内部上级和下级之间微妙的互动的结果。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香港的整体社会文化也在不断的转变当中。回归十年之间，香港和大陆社会交往越益频繁。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及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日俱增。在这大环境下，媒介亦要作出适当的回应。媒介中有关中国的论述没有回归前负面也许可以理解，甚至是正常的发展。

不过，对政府有基本信任不等于不在各大小政策问题上监督政府，认同国家不等于不能持批判的态度，更不等于要逃避敏感议题。文化整合不能将新闻自由倒退合理化。

今天香港传媒仍然拥有相对的自由，但和十年前一样，如何令言论空间不再受到蚕食，是香港传媒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 维权人士、居住在北京的胡佳先生在海外媒体发表报道：《北京呼应香港游行》。

报道说，2007年6月27日下午，北京风雨交加，天空变得黑暗。我穿着香港市民准备七一游行的衣服，来到天安门和中南海新华门，表达支持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提早来就是为了防备7月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当然，即便是我能外出的每一分钟，后面都跟随着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两辆车（“京FB8233”和“京FE6034”）和8名便衣警员。我知道的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下，都会被他们的摄像机和照相机记录下来。广场上身着雨衣的天安门公安局分局警察，和中南海新华门前的警察和武警，也有人用警觉的眼光审视我体恤衫前的标志。我的心情倒很放松，无论怎样，香港同胞，你们的诉求我让北京也看到了。

6月30日下午，还是连绵的雨水中，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也来到天安门和新华门，穿着同样的衣服。雨中在新华门，他请两位过路的游客帮助他拍照，那两位竟然是香港人。齐志勇很开心的告诉他们这件体恤衫的含义。香港朋友很惊讶，她俩说“你们大陆很少有不同的声音呀。你的腿这样子了，下着雨还带孩子到这里拍照是何必呢？”齐志勇回答：“你知道六四吗？”对方点点头。齐志勇告诉她们：“我的腿就是当时被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打断的。这件衣服是\'香港回归10周年\'，也就是明天你们那里香港市民穿上此同一样的文化衫上街游行了。”她们说：“是的，年年如此。你还真棒！”这时武警过了。香港姊妹向着齐志勇和武警一起按动了照相机快门。黄昏，齐志勇带着妞妞回到家，他发来电邮说：“今天的雨很大，可我感受了香港同胞多年冒雨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法治、要普选的精神！”7月1日上午齐志勇再赴天安门、新华门、新华社。齐志勇曾经在4月底申请赴港签注，前往香港治疗和考察安装假肢事宜，但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告知他被禁止出境。

7月1日下午13：40，齐志勇发来短信“我要去教会敬拜。刚走到过了天安门、公安部那里，就被国保的车截住。到了正义路还有警察等着我。现在前后夹击督着我回去。还真够水平。”“跟清明节到赵公家祭奠一样。警车前面开道，后面国保的车。我在残疾摩托车后面坐着警察。”齐志勇被扣留在宣武区白纸坊派出所的会议室。此前维权人士刘安军也曾经在那里被扣留。15：51无法去做主日敬拜的齐志勇再次发来短信：“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公义和尊荣。向香港市民致敬！”齐志勇在派出所被扣留了3个小时。期间面对国保的质问，齐志勇用幽默来调侃对方。

我预备7月1日下午14：30从北京长安街木樨地出发，由西向东走到朝阳区的永安里，在北京呼应香港数万市民的游行。选择木樨地是因为89六四时那里的屠杀非常惨烈。这一路上还会经过中宣部、中南海新华门、天安门广场、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权力机构。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有责任有义务用行动表达对香港700万市民的支持。我们要让香港同胞知道，他们不是孤军奋战。也要让中共知道，无论内地还是香港，中国的民主化是连接在一起的整体。

中午13：30我离家去开车，在楼外的门口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阻拦，发生短暂肢体冲突。我和警方在午后烈日下对峙了一个小时。但我无论如何无法突破4名通州国保加外围国保总队8名便衣的围堵。直到14：30分香港游行开始的时间，我只好选择回家。在楼下，我请怀孕的金燕下楼来为我用相机留下记忆。傍晚18：30，家里又没有菜了。我希望能给妻子选一些可口的蔬菜，金燕自己也愿意出来走一走。但是我去开车时又被通州国保的4名警察继续拦截。金燕和我与国保发生言语争吵，僵持了40分钟。最后我也无法把车再开出半步。只好怀孕的金燕自己开车去买菜。她的妊娠反应依然明显，开车时如果突然干呕，会非常危险。

香港回归十年，为什么香港的各级高官都变成只会看北京政府脸色的奴才，难道他们都被庵割成了太监吗。部分社会精英也削尖脑袋往中央政府的人大政协里钻。香港媒体自我审查越来越严。今天香港市民尚能走上街头，如果再不捍卫法治、自由和民主，那么有一天你们也会象我一样无法走出家门。香港特区警察也会像中共国保秘密警察一样的随意绑架、非法拘禁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在争取普选，中国大陆的公民也在争取着选举的权利。我们的诉求又何尝不一样呢。今年有两个北京人与香港市民同行，明年会不会有更多呢。居住在北京的香港人，爱港的北京市民，爱国的中国公民，每年的七月一日，当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时，我们也应穿起自由的文化衫，呼应香港、支持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