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背后--话说中共统战(下)

 


在本文的上半部分结语中,我提到,中共对社会成长的控制和社会成长本身对中共的消解相互衬托,构成今日中国社会变革的动态图景。似乎是为了印证这个观点,文章发表后,中共的统战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从中央层面来看,一些所谓民主党派人士变成了中共正部级干部(卫生部,科技部),显示中共统战力度开始加强。 从刚完成换届的中共党地方常委构成来看,大多数省份的统战部长都进入了党委常委,说明中共对统战的重视程度加强。


这些新鲜事件透露出来的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老结论:社会力量越来越强大导致中共对社会统战力度越来越大。 只不过,通过强化权力来整合一个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本身就是个巨大的矛盾。是通过统战权力来压缩社会空间,还是社会力量挣脱统战控制,这个问题短时间内大概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不过,非常明显,社会演变和权力统战之间再也不是相互兼容的“包容”或者“和谐”关系, 而是分歧,竞争,排斥。


一、统战声誉的不断降低


与民主党派人士成为正部长和统战部长成为常委的权力表演相对应的是,我们看到社会舞台上一些不那么起眼的,一些局部的变化正悄悄地瓦解着中共统战的余威。


让我们从中国作协的一些演变来加以说明。 根据作协网站上的描述, 作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从这些描述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统战机构,作协组织借助官僚化的权力体系,通过利益收买和名誉分配,把社会中从事文字工作的精英人士置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状态。这也是非常典型的统战过程。
就是这个典型的统战机构,最近数年来也发生了一些作家退出作协的非典型事件。早年的有王力雄先生,后来有山西作家李锐,湖北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上海作家夏商,再有以“作家乞讨”而轰动一时的洪峰。每一次退出事件,都获得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很多时候是社会舆论的肯定性评价。请注意,洪峰退出作协的理由居然是“为了不作寄生虫”,“我祝福各级作家协会不再被众多精英与大众所诟病,祝福它摆脱人们关于官僚机构的质疑。”


这说明,作协作为统战机构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参与者正承担着越来越高的道德成本。


值得关注的是作协似乎为了证明自己的吸引力,试图通过吸收新的会员来证明这点。最近新闻报道说今年八月,中国作家协会将会出现一批新的会员名单,这批名字中,可能会有郭敬明、张悦然、蒋峰、赵傻傻等一大批80后青年作家……


但是在80后群体中,另外一个更加知名的作家韩寒,却多次刻薄的调侃作协,说作协将二奶养成了二奶奶,把一批批野狗驯化成走狗。韩寒最有智慧的嘲讽是:如果是他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把作协解散。这种颇具挑战性的表达以娱乐新闻的方式进行快速的传播,受众更加广泛。明星作家对统战机构的公开嘲弄,不仅仅是社会审美口味变化的风向标,更重要的是公民意识对臣民意识的挑战,作家的独立意识对御用习惯的挑战。对韩寒式的挑战,今日的中国作协本身无论如何也无力以恰当的方式来作出有效的回应。


与这种统战机器受尽嘲弄相伴随的,是作协本身在新的社会场景中迅速边缘化。首先,网络时代诞生的大量写手,已经模糊了作家作为一个专业的特性和特殊话语权,类似胡戈这样的网络恶搞,会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迅速拥有极具影响力的话语权。其次,作协虽然网罗了很多会员,却无法创作出多少产生重要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王朔一个人的号召力对公众影响,对社会审美趣味的改变,已经远远超过作协这一庞大的机构。再次,中共的统战水平一代不如一代,选择新一届作协主席时,丝毫不考虑主席人选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界的声望,而只考虑主席人选是否“听党的话”。结果,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都不佳的铁凝当选新一届作协主席,让已经声名狼藉的作协再次遭受巨大的声誉损失。


所以,当知名作家王朔和韩寒公开嘲弄作协的时候,当媒体普遍质疑“官办作家”制度的时候,当作协主席私人生活也成为娱乐新闻的时候,作协本身作为统战机器的威严已经丧失殆尽。在这场荣誉保卫站中,作协几乎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作协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无法解释自己官僚化体系的价值。在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也在一个市场定价的时代,不管作者还是读者,都已经不愿再为作协的统战功能埋单了。
 
也许值得提到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另外一些作家自愿联合起来的组织,比如独立中文笔会,虽然还带些敏感色彩,但这些年却成功了发展了一系列的会员。 一些有知名度的作家,比如上海的沙叶新先生, 也成为了会员。这些事件虽然和统战系统本身没有直接关联,但这也可以被解读为是统战的失败,社会独立空间的胜利。


作协作为一个统战机构的遭遇,虽然没有民主党派当部长的新闻那么耀眼,却是更加贴近地面,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演变。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们,可以从工会,文联,工商联等重要的统战载体中看到相类似的轨迹:虽然,官权在不断加强统战功能,给予统战机构以更大的权力和更多资金,但相比于一个更加快速扩张的民间社会,统战机构的影响份额在缩小。


二、统战功能的困境


分析了一个特定统战组织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统战的功能困境来进一步分析。


在这里,我只想用中共统战的话语体系来说明统战的功能性困境。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机构的话语体系旧是他的操作系统,话语体系无法及时更新就注定了这种操作系统会失灵。


前面提到的作协在面对社会批评和讽刺的时候,根本无法为自己进行辩护,因为它已经没有合适的话语体系来阐述自己,更多的辩护只会激发更多的责难和嘲讽。于是,作协面对最近数次公共形象危机,只能采取鸵鸟政策,把头深深的埋入沙子。


那么,统战话语体系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


统战话语体系就是官方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而改革20多年来,官方话语体系总体来说变化不大,最多是在原来的话语体系中加入必要的修饰或前缀。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加个中国特色;共产党还是一样的伟大光荣正确,只是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了三个代表;另外,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等等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和一些煽情的形容词构成了中共话语体系的大部分。人们惊讶的发现,虽然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官方的公共话语体系基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官话,套话,空话,废话比比皆是,充分集合了这些特点的“领导讲话通用稿”就是人们对这个这种话语的嘲弄。
 
如果官方话语体系只是关起门来,在自己的舞台上自弹自唱、孤芳自赏,大概社会力量也奈何不了什么。问题是中共是一个有“进取心”的政治团体,偏偏要通过统战体系向社会发言,要网罗社会精英,要社会精英与其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那么官方话语体系和社会真实的话语体系发生碰撞和摩擦则在所难免。


那么,真实社会的话语体系是什么样子呢?!


真实社会的话语其实很难归于任何一个体系,它丰富生动,时刻变化,是任何权力所无法预先格式化的。官方话语里有些词汇还可以找到一些对应, 比如共产党变成了“伟光正”,人民日报变成了“日人民报”,爱国青年变成了“愤青”或“FQ”。 但韩寒的读者也许大部分不知道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东东,酷毙、恶搞、新新人类、超女、玉米、芙蓉姐姐等词汇所构成的场景,则与官方话语已经完全不兼容。


统战意味着必须调和这两种话语体系,统战机构必须坚持政治正确,也就是以官方话语体系来解释,吸引和说服民间力量,引导社会精英。在面对社会责难的时候,为自己辩护,捍卫既有形象。


在这舆论竞赛场里,官方拥有的资源相当丰富,不仅有覆盖全国的几大喉舌,比如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而且几乎垄断了所有媒体,具有对操控媒体和封杀言论的权力,建立了越来越庞大的网络警察、网评员队伍和真理部,把无数社会名流变成官方政协的演员。他们的目标是维护权威和官方价值,维护统战组织的正当形象。


民间话语作为官方话语的对手,主要平台是网络(如,无数的论坛,博客或播客等媒介)和一些市场化导向的媒体(如,南方报业集团管辖的几个媒体),参与者是无数的网民、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似乎没有预先设定的目标和行动纲领,仅仅根据参与者的喜好和不同的价值体系来发言;他们运用时刻演变的话语体系进行相互拼杀,他们发言权、影响力和话语权威是自发的激烈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权力授予的或预先设置的。因此,他们的反应能力特别快,战斗能力特别强,进而自发地形成了一套对社会现象和官方决策的评审机制。


中共的统战使命让其无法回避这套民间评审机制。统战部曾经是荣誉状的批发者和道德偶像的制造者,人们也曾无可选择地必须购买这些产品。而现在,所有这些产品都要经过民间这套社会机制的“品质检验”,其结果是官方统战向社会极力推销的产品越来越没有市场,而被官方禁止上市的产品却越来越赢得民间市场。因为,中共的这些产品往往粗制滥造或牵强附会,其推销语言也极为陈旧呆板,根本无法经受民间评价体系尖锐的评审。中共早先的道德偶像,如邱少云,董存瑞,雷锋是如此,最新推出的楷模方永刚同样如此。如果说当年推出的那些产品还曾经赚取不少同情分的话,那么方永刚们则真是生不逢时,一出台就已经让大多数倒胃口。导致这种差异的并不是方永刚的产品质量比当初那些更差,而是官方话语在新的社会空间里的功能性失调。
 
统战系统承载的任务需要他们对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群体言说,但是他们话语体系的功能性失调使得他们说不出话来,哪怕说出来,也没有劝诱力。因为,不仅是民间系统与官方系统的日益分离,而且负责推销的官员们本身已经不相信官方话语,那些出来说话的具体官员们也生活在真实世界中,内心也有对是非善恶的基本选择,口是心非已经成为官方发言人的常态,必然削弱他们以官方话语体系说话的自信和力量,自然让中共的统战功能大打折扣。


结合本文上半部分,以及通过解剖“作协”这个麻雀和对统战话语体系困境的阐述,我们也许可以作一番总结性的陈述:


统战本质上是极权主义控制社会的思路,不过随着极权主义的衰败和民间社会的逐步崛起,统战越来越变成权力的一种错位,以错误的指导思想,以落后的方式试图钳制社会力量的独立发展。在统战和社会的博弈中,官方的预期不断被修改,统战的结果也不断被改写。


因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民间所迸发出的最伟大力量——向往自由的人性开始发言。


统战就是极权主义的面纱,通过这个面纱,来隐藏极权主义的真实议程;通过这个面纱,来控制社会的精英力量;而社会已经有能力把面纱揭去,把极权主义的真实面目暴露在阳光下。极权主义和社会的对弈已经没有缓冲地带。


统战是一出戏,却嘘声一片。
统战输送利益,却已经很难收买。
统战传播恐惧,却已不能震慑。
统战是一个网,却已经残缺。
统战是一个局,却无法罩住社会力量。


那么,被揭下的面纱何去何从?庞大的统战系统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我想,进入历史的垃圾堆,也许是它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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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纱背后--话说中共统战(下)

 


在本文的上半部分结语中,我提到,中共对社会成长的控制和社会成长本身对中共的消解相互衬托,构成今日中国社会变革的动态图景。似乎是为了印证这个观点,文章发表后,中共的统战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从中央层面来看,一些所谓民主党派人士变成了中共正部级干部(卫生部,科技部),显示中共统战力度开始加强。 从刚完成换届的中共党地方常委构成来看,大多数省份的统战部长都进入了党委常委,说明中共对统战的重视程度加强。


这些新鲜事件透露出来的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老结论:社会力量越来越强大导致中共对社会统战力度越来越大。 只不过,通过强化权力来整合一个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本身就是个巨大的矛盾。是通过统战权力来压缩社会空间,还是社会力量挣脱统战控制,这个问题短时间内大概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不过,非常明显,社会演变和权力统战之间再也不是相互兼容的“包容”或者“和谐”关系, 而是分歧,竞争,排斥。


一、统战声誉的不断降低


与民主党派人士成为正部长和统战部长成为常委的权力表演相对应的是,我们看到社会舞台上一些不那么起眼的,一些局部的变化正悄悄地瓦解着中共统战的余威。


让我们从中国作协的一些演变来加以说明。 根据作协网站上的描述, 作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从这些描述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统战机构,作协组织借助官僚化的权力体系,通过利益收买和名誉分配,把社会中从事文字工作的精英人士置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状态。这也是非常典型的统战过程。
就是这个典型的统战机构,最近数年来也发生了一些作家退出作协的非典型事件。早年的有王力雄先生,后来有山西作家李锐,湖北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上海作家夏商,再有以“作家乞讨”而轰动一时的洪峰。每一次退出事件,都获得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很多时候是社会舆论的肯定性评价。请注意,洪峰退出作协的理由居然是“为了不作寄生虫”,“我祝福各级作家协会不再被众多精英与大众所诟病,祝福它摆脱人们关于官僚机构的质疑。”


这说明,作协作为统战机构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参与者正承担着越来越高的道德成本。


值得关注的是作协似乎为了证明自己的吸引力,试图通过吸收新的会员来证明这点。最近新闻报道说今年八月,中国作家协会将会出现一批新的会员名单,这批名字中,可能会有郭敬明、张悦然、蒋峰、赵傻傻等一大批80后青年作家……


但是在80后群体中,另外一个更加知名的作家韩寒,却多次刻薄的调侃作协,说作协将二奶养成了二奶奶,把一批批野狗驯化成走狗。韩寒最有智慧的嘲讽是:如果是他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把作协解散。这种颇具挑战性的表达以娱乐新闻的方式进行快速的传播,受众更加广泛。明星作家对统战机构的公开嘲弄,不仅仅是社会审美口味变化的风向标,更重要的是公民意识对臣民意识的挑战,作家的独立意识对御用习惯的挑战。对韩寒式的挑战,今日的中国作协本身无论如何也无力以恰当的方式来作出有效的回应。


与这种统战机器受尽嘲弄相伴随的,是作协本身在新的社会场景中迅速边缘化。首先,网络时代诞生的大量写手,已经模糊了作家作为一个专业的特性和特殊话语权,类似胡戈这样的网络恶搞,会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迅速拥有极具影响力的话语权。其次,作协虽然网罗了很多会员,却无法创作出多少产生重要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王朔一个人的号召力对公众影响,对社会审美趣味的改变,已经远远超过作协这一庞大的机构。再次,中共的统战水平一代不如一代,选择新一届作协主席时,丝毫不考虑主席人选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界的声望,而只考虑主席人选是否“听党的话”。结果,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都不佳的铁凝当选新一届作协主席,让已经声名狼藉的作协再次遭受巨大的声誉损失。


所以,当知名作家王朔和韩寒公开嘲弄作协的时候,当媒体普遍质疑“官办作家”制度的时候,当作协主席私人生活也成为娱乐新闻的时候,作协本身作为统战机器的威严已经丧失殆尽。在这场荣誉保卫站中,作协几乎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作协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无法解释自己官僚化体系的价值。在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也在一个市场定价的时代,不管作者还是读者,都已经不愿再为作协的统战功能埋单了。
 
也许值得提到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另外一些作家自愿联合起来的组织,比如独立中文笔会,虽然还带些敏感色彩,但这些年却成功了发展了一系列的会员。 一些有知名度的作家,比如上海的沙叶新先生, 也成为了会员。这些事件虽然和统战系统本身没有直接关联,但这也可以被解读为是统战的失败,社会独立空间的胜利。


作协作为一个统战机构的遭遇,虽然没有民主党派当部长的新闻那么耀眼,却是更加贴近地面,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演变。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们,可以从工会,文联,工商联等重要的统战载体中看到相类似的轨迹:虽然,官权在不断加强统战功能,给予统战机构以更大的权力和更多资金,但相比于一个更加快速扩张的民间社会,统战机构的影响份额在缩小。


二、统战功能的困境


分析了一个特定统战组织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统战的功能困境来进一步分析。


在这里,我只想用中共统战的话语体系来说明统战的功能性困境。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机构的话语体系旧是他的操作系统,话语体系无法及时更新就注定了这种操作系统会失灵。


前面提到的作协在面对社会批评和讽刺的时候,根本无法为自己进行辩护,因为它已经没有合适的话语体系来阐述自己,更多的辩护只会激发更多的责难和嘲讽。于是,作协面对最近数次公共形象危机,只能采取鸵鸟政策,把头深深的埋入沙子。


那么,统战话语体系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


统战话语体系就是官方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而改革20多年来,官方话语体系总体来说变化不大,最多是在原来的话语体系中加入必要的修饰或前缀。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加个中国特色;共产党还是一样的伟大光荣正确,只是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了三个代表;另外,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等等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和一些煽情的形容词构成了中共话语体系的大部分。人们惊讶的发现,虽然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官方的公共话语体系基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官话,套话,空话,废话比比皆是,充分集合了这些特点的“领导讲话通用稿”就是人们对这个这种话语的嘲弄。
 
如果官方话语体系只是关起门来,在自己的舞台上自弹自唱、孤芳自赏,大概社会力量也奈何不了什么。问题是中共是一个有“进取心”的政治团体,偏偏要通过统战体系向社会发言,要网罗社会精英,要社会精英与其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那么官方话语体系和社会真实的话语体系发生碰撞和摩擦则在所难免。


那么,真实社会的话语体系是什么样子呢?!


真实社会的话语其实很难归于任何一个体系,它丰富生动,时刻变化,是任何权力所无法预先格式化的。官方话语里有些词汇还可以找到一些对应, 比如共产党变成了“伟光正”,人民日报变成了“日人民报”,爱国青年变成了“愤青”或“FQ”。 但韩寒的读者也许大部分不知道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东东,酷毙、恶搞、新新人类、超女、玉米、芙蓉姐姐等词汇所构成的场景,则与官方话语已经完全不兼容。


统战意味着必须调和这两种话语体系,统战机构必须坚持政治正确,也就是以官方话语体系来解释,吸引和说服民间力量,引导社会精英。在面对社会责难的时候,为自己辩护,捍卫既有形象。


在这舆论竞赛场里,官方拥有的资源相当丰富,不仅有覆盖全国的几大喉舌,比如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而且几乎垄断了所有媒体,具有对操控媒体和封杀言论的权力,建立了越来越庞大的网络警察、网评员队伍和真理部,把无数社会名流变成官方政协的演员。他们的目标是维护权威和官方价值,维护统战组织的正当形象。


民间话语作为官方话语的对手,主要平台是网络(如,无数的论坛,博客或播客等媒介)和一些市场化导向的媒体(如,南方报业集团管辖的几个媒体),参与者是无数的网民、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似乎没有预先设定的目标和行动纲领,仅仅根据参与者的喜好和不同的价值体系来发言;他们运用时刻演变的话语体系进行相互拼杀,他们发言权、影响力和话语权威是自发的激烈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权力授予的或预先设置的。因此,他们的反应能力特别快,战斗能力特别强,进而自发地形成了一套对社会现象和官方决策的评审机制。


中共的统战使命让其无法回避这套民间评审机制。统战部曾经是荣誉状的批发者和道德偶像的制造者,人们也曾无可选择地必须购买这些产品。而现在,所有这些产品都要经过民间这套社会机制的“品质检验”,其结果是官方统战向社会极力推销的产品越来越没有市场,而被官方禁止上市的产品却越来越赢得民间市场。因为,中共的这些产品往往粗制滥造或牵强附会,其推销语言也极为陈旧呆板,根本无法经受民间评价体系尖锐的评审。中共早先的道德偶像,如邱少云,董存瑞,雷锋是如此,最新推出的楷模方永刚同样如此。如果说当年推出的那些产品还曾经赚取不少同情分的话,那么方永刚们则真是生不逢时,一出台就已经让大多数倒胃口。导致这种差异的并不是方永刚的产品质量比当初那些更差,而是官方话语在新的社会空间里的功能性失调。
 
统战系统承载的任务需要他们对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群体言说,但是他们话语体系的功能性失调使得他们说不出话来,哪怕说出来,也没有劝诱力。因为,不仅是民间系统与官方系统的日益分离,而且负责推销的官员们本身已经不相信官方话语,那些出来说话的具体官员们也生活在真实世界中,内心也有对是非善恶的基本选择,口是心非已经成为官方发言人的常态,必然削弱他们以官方话语体系说话的自信和力量,自然让中共的统战功能大打折扣。


结合本文上半部分,以及通过解剖“作协”这个麻雀和对统战话语体系困境的阐述,我们也许可以作一番总结性的陈述:


统战本质上是极权主义控制社会的思路,不过随着极权主义的衰败和民间社会的逐步崛起,统战越来越变成权力的一种错位,以错误的指导思想,以落后的方式试图钳制社会力量的独立发展。在统战和社会的博弈中,官方的预期不断被修改,统战的结果也不断被改写。


因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民间所迸发出的最伟大力量——向往自由的人性开始发言。


统战就是极权主义的面纱,通过这个面纱,来隐藏极权主义的真实议程;通过这个面纱,来控制社会的精英力量;而社会已经有能力把面纱揭去,把极权主义的真实面目暴露在阳光下。极权主义和社会的对弈已经没有缓冲地带。


统战是一出戏,却嘘声一片。
统战输送利益,却已经很难收买。
统战传播恐惧,却已不能震慑。
统战是一个网,却已经残缺。
统战是一个局,却无法罩住社会力量。


那么,被揭下的面纱何去何从?庞大的统战系统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我想,进入历史的垃圾堆,也许是它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