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 (概要)

胡平 Hu Ping

 

1、政治判断的特殊性质

2、四面楚歌导致自我怀疑

3、孤立于集体之中

4、缺少单独的精神支柱 

5、从迷乱到顺从

6、與壓迫者認同的情感需要

 

 

    胡平，一九四七年生于北京，七岁随母入川，六六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参加文革两年半，下乡插队五年，七三年底返回成都，又当了五年临时工，七八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学史，获哲学硕士学位，七九年投入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八零年参加自由竞选，被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毕业后两年未分配工作，八三年分到北京出版社，八五年转至北京社科院，八七年一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八八年当选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至九一年)，先後在《中国之春》杂志和《北京之春》杂志主持笔政，现居纽约，任《北京之春》主编。已出版有《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哲思手札》等十余种。

 

清华大学四大右派今昔 (概要)

黄肖路 Huang Xiaolu

 

這四大右派是：錢偉長、孟昭英、黃萬里、何成鈞。

介紹這“四大右派”每位的

（一）  簡歷

（二）  1957年夏反右之前的任職情況

（三）  主要的右派言論語1957年夏季的活動

（四）  1958年春被定為右派後，行政處理情況

（五）  1958年春到各位去世，只有錢偉長（1912——現在）健在。各自學術生涯、家庭、子女、文革中遭遇。

 

錢、孟、黃三位被加冕右冠後的第一次聚首是在1958年春。,三位同被叫到圖書館門廳,同站在“清華大學反右鬥爭勝利成果展覽”前,同面對著幾十個昔日的學子們舉著的“矛頭”，這些“矛頭”就是三位教授平時授課時用的教棍。

第二次聚首是在1966年文化革命8月24日晚上，十二個中學的紅衛兵血洗清華園。“三大右”被押送到二校門（二校門是石砌牌坊，中央有“清華園”三個字）已被紅衛兵用鋼繩鐵索綁上勒到大卡車上拉倒再砸爛）， 與其他幾十個“地富反壞右”和“黑幫分子”被抽打、吆喝，搬挪碎石塊。

第三次聚首是在1978年春。清華園最後一名右派黃萬里被“摘帽”。

 

    黄肖路，女，1946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68至1982任北京第99中学、温泉二中、清华附中教师。是1957年清华大学“大右派”黄万里之女。1982年赴美。现住美国马里兰州。

 

 

  

反右鬥爭後中國青年一代精神素質的退化 (概要)

林希翎 Lin Xiling

 

反右运动造成了深重的历史悲剧和后果，它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  反右运动丧心病狂地摧残了当时老中青三代，尤其是青年一代中最优秀的才。非但使国家经济建设即刻人才短缺，更使民主思想的承传出现了代际断层。

第二，  反右运动的政治高压使“谎言政治”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界的绝对主流。中共上层人物如林彪、邓小平等人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永不翻案”等等的“以身作则”给说有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树立了极为恶劣的榜样，造成他们精神素质的退化。

第三，  反右运动后中共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一方面使1957年鸣放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宝贵的民主思想无法为下一代青年继承；另一方面使后来的异端思潮也无法超越1957年的思想水准。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是至今还在世的“不予改正”的大右派之一。她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作为调干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在1957年的鸣放中，因为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六次公开演讲，直接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打成“学生右派领袖”。 1958年更被判处15年徒刑。八十年代初赴法国，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当研究员。出版有《林希翎自选集》、《给邓小平的万言书》等。

 

 

曾经沧海身犹在 —— “草木篇诗案”(概要)

流沙河 Liu Shahe

　　

　　1956年2月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傳遍全世界，揭露史達林的罪惡。然後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齊放，要百家爭鳴，我心中很受鼓舞。1956年秋天，中共開了八大，已經宣佈階級鬥爭運動結束，從此之後是建設。我覺得党好英明啊。我就是在這個狀況下，在1956年10月，寫了個《草木篇》。1957年元旦《星星》創刊號上發了《草木篇》。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官辦詩刊，北京《詩刊》比這個晚。

　　1956年10月還發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達佩斯工人農民起來抗議暴政，波蘭也發生了工人農民起來抗議暴政。1956年底，黨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領導們特別敏感，到處聞，看底下有沒有響應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氣味。我不曉得形勢這樣嚴重，如果曉得，《草木篇》就不會發出來。

　　元旦過了13天，川報上就出現了批評。省委宣傳部有領導同志說，你這個《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實味就是在延安為《野百合花》被殺了的。）

　　然後，《草木篇》的事情彙報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那時毛澤東還沒有開始反右，毛澤東在2、3月間兩次講話提到《草木篇》：“那些有殺父之仇，殺母之仇，殺兄之仇，殺弟之仇，殺子之仇的人，時候一到就會來一個草木篇。”但是，毛主席又說了，你們現在這種批判，太粗暴了，你們沒有好生給人家講理。他這樣一講，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來。批判停了以後，又過了一個多月後，黨中央就號召整風，要大鳴大放。但是我被嚇倒了，一句話不敢說。省文聯的領導把毛澤東的講話全文給我看，要我鳴放。終於我就出來發言了。到了6月，突然一變臉說有階級敵人在破壞我們整風……

　　實際上，我是幫了反右派鬥爭的大忙，因為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規定要把《草木篇》給大家看。如果有人說，這個算啥子嘛——對了，就劃成右派。用這個方法來劃右派，是“多快好省”，“節約鬧革命”。一分鐘就可以把右派抓出來。因此全國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組害人的詩有牽連，其數上萬。

中國在反右以前，絕大部分知識份子，非常擁護這個政權，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傷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戰戰兢兢，深怕挨打。如果1957年不搞這個反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若敢那樣搞，就會有很多知識份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

這是大悲劇，誰是罪魁禍首呢？我自身其實也有罪。罪在1957年以前歷次運動，從1951年的三反運動起，我也當過積極分子打手。這回自身被釘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頭，弄去拉車掃廁挑糞，現眼現報，也算是“天道好還”吧。

　　到1979年底，趙紫陽親自批示：必須把人家調回來，第二，必須給星星詩刊平反，復刊。兩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號檔。我就回來了。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汉族，蒙古裔。1931年生于成都。四岁迁返金堂县。十六岁来成都读书。十七岁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四川大学农化系，立志从文。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1958年划右派分子，留成都做多种苦役。1966年押回老家，锯木六年，钉箱六年。监管劳役共二十年。1978年5月摘右派帽子，1979年春复出发表诗作，秋被改正结论，不算右派，调任星星诗刊编辑。六十五岁退休。退休后亦写写，兼卖字。已出版作品《流沙河诗集》、《流沙河随笔》等二十六种。

 

 

          1956——1966中国大陆民间思潮个案研究（概要）

钱理群 Qian Liqun

 

所謂“民間思潮”不僅是指其思想的非主流性或異端性，也因為其傳播方式是民間的：或以大字報形式公開張貼，或以手抄稿秘密傳遞，或僅存於私人日記和文稿中，經後人整理才得以問世。其作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更有為其獻出生命者，其思想成果更是被強迫遺忘。因而研究資料十分匱缺，只能作個案研究。

一，北京大學1957年“五一九民主運動”

《廣場》發刊詞、《北大民主運動紀事》：“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評價和探索”；要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自下而上地爭取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運動”。

林希翎：反對“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龍英華：“我們有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還應有個社會主義民主化”。劉奇弟：“胡風絕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作為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我的行動有憲法支持”。陳奉孝等：要求“取消黨委負責制，廢除政治必修課，取消秘密檔案制度，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周大覺、沈迪克、錢如平等：“隨著舊的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生產資料佔有，主要掌握在軍政要人手中”，“分配不合理”，“社會地位”“不平等”，“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均論等級”，“已開始自覺地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潭天榮：“我們的主要要求是屬於精神生活的”——向“黨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神話挑戰；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絕對化、終結化、宗教化的傾向，重新恢復和激發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本質；“救救心靈”，新的國民性批判：思想的僵化，“對一切不懂的東西無條件的仇恨”的愚昧，“習以為常，言行不符與自欺欺人”的表演人格，“人與人關係中的猜疑、冷酷和相互殘害”。

“我們要思考，除了我們自己，誰又能禁止我們思考？我們要想，不讓想嗎？偏要想！”“我們要走自己的路，我們要回答：這一切是為了什麼？我們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歷史走向何方？”

二、林昭、顧准、張中曉對極權體制的三大批判

1．林昭的政治批判；2、顧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3、張中曉的哲學、倫理學批判

    三、六十年代初校園裏的地下新思潮

1．太陽縱隊：藝術上的反叛者； 2. X小組：郭沫若兒子郭世英的問題; 3. 由對“反修”的質疑而引發的“反動學生”案。 

  

    钱理群，1939年出生于重庆。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1978年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2002年退休。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当代思想史研究。著有《周作人传》、《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等。退休后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从事“1956—1966”及文革时期民间思潮研究。

 

沙文汉的政治民主诉求及对中国社会特点之探讨

沙尚之 Sha Shangzhi

 

沙文漢1957年在浙江省省長的任上，因被打成右派而聞名全國。與許多民主人士不同，他是一位有三十二年黨齡的城市地下党背景的資深領導幹部，為什麼也成為“資產階級右派”？本文通過歷史資料及私人檔案研究，從他的家庭背景，文化教育，鬥爭經歷與個性基礎上所形成的思想觀念與政治主張，可以看出這個案例所具有的典型意義。

沙文漢的一生，折射出中國社會由幾千年封閉的中世紀式小農社會，在向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一代理想主義的革命知識份子的痛苦探索和不幸遭遇。

沙文漢所受到的各種教育和他對中國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認識與實踐，通過他理性的思考產生了一系列民主政治訴求。這在他從1949年建國後到1957年被罷黜前的施政言行中表現得非常清楚。

沙文漢陷於冤案之後雖飽受政治與病體的折磨，但他沒有因此放棄對真理的探索，他重新研讀了許多經典著作和中國歷史，決心探求中國社會發展的特點。1963年完成了《中國奴隸制的探討》一文。他發現由於中國的初民早已是農業民族，生產方式強烈依賴土地。由農耕生產方式發展出來以血緣，氏族為紐帶形成的穩定耕作群體，奴隸在形式上似乎與西方完全不同，但從考古的大量證據來看，這些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奴隸無疑。由此他得出一個重要結論是：由於長期缺乏私有制的發展，使得中國社會只形成為兩個階級：“一頭是人數極少的主子，一頭是人數極多的奴隸，中間缺乏第三種階級自由民”，這種社會結構反映到國家形態上，就是實行“政治經濟完全合一，權力極端集中的君主獨裁”。

經濟的兩極分化與政治上高度集權兩者是孿生兄弟，相互依賴、互為前提。其結果形成了幾千年來中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民對皇權制度的無限崇拜與恐懼，他們深信權力只能集中，黨政軍合一，党國合一是唯一的統治方式，而世代的民眾只能生活在既無財產、又無權力的可憐的奴才狀態。從這裏，他也看清了為什麼自己因為追求實現民主革命的目標而被深深陷入這場運動的深刻社會歷史根源。

沙文漢的研究從歷史角度揭示了國有化和集權制並不是社會進步與文明的前提。1949年建國後經過長期武裝鬥爭，中國的政權的主體和名稱發生了極大改變，但沒有改變的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氏族性地方宗派的生活方式，落後的小農意識形態與行為模式。從落後的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出發，拼命反對發展相對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力，本身就是社會的大倒退，更何況要跳躍過去，用階級鬥爭人為地改變上層建築來實現共產主義呢？歷史的根本規律是任何人無法改變的。堅持永遠向“左”轉彎的結果，是在付出沉重代價，走了一個圈子之後再回到原點。

  

   沙尚之，女，1939年出生，1963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八十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到澳大利亚CSIRO和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水的化学污染分析研究。1986年起任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所长，现退休。从事技术创新管理与改革工作。业余学习与研究党史。她是1957年中共党内最高级别的 “大右派“沙文汉（浙江省省长）之女。近年编纂出版的书籍有《“沙文汉诗文选集》、《陈修良文集》、《记孙冶方》等。

 

抵抗极权的民间杂志—《广场》

邵江 Shao Jiang

 

　　研究中國的紙媒，讓人意識到一個矛盾：造紙和印刷在中國源遠流長，可是民間辦報印雜誌，卻直到19世紀末才遲遲到來。悠久的歷史，似乎只見證了一系列的忘記。忘，是忘掉發生過的反抗，忘掉被抹煞的聲音；記，是記憶被灌輸的謊言，記憶一代又一代被篡改的歷史。忘和記的相輔相成，早已是中國歷史的特色。　　　

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７年，中共通過軍事暴力、行政手段和一系列運動，全面建立了極權制度。然而在暴政壓制下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日益公開和劇烈化，於是中共在１９５７開始整風運動和反右運動，以便強化極權制度。這一年誕生了中共執政以來的第一份非官方雜誌—《廣場》。

      《廣場》由北京大學學生創辦，僅存在26天，跨越上述中共的兩個運動。在中共開始鳴放或整風運動以後，北大與官方不同觀點的學生和大字報作者，希望有組織地反擊官方壓制和中共動員大眾的圍攻，衝破中共的資訊封鎖和實現公民權利，於是這些學生組織建立了社團《百花學社》和創立雜誌《廣場》，特別是中共的反右運動開始以後，《廣場》變成非暴力反抗極權的陣地刊物和公民集體抗暴的紐帶。《廣場》傳承了５４寶貴傳統：公民之間平等辯論，觀點自由交流，擺脫愚昧和洗腦，相容並包，踐行公民權利。《廣場》成為向公眾開放的思想空間。

      雖然《廣場》被迫關閉，《廣場》全部成員和它的許多支持者被投入監獄或勞改，其中一些人被迫害至死。但是《廣場》的理想以及寫大字報、建立社團和辦雜誌成為公民抵抗專制政權的民間抗爭模式。與極權強大官僚機構和鎮壓機器,　與集古今中外獨裁政權為一體,　駕馭和控制社會的經驗日臻完善,　防微杜漸地控制媒體,　動員和威懾大眾無所不用其及的中共政權相比，《廣場》力量弱小,　勢單力孤,　缺乏資金和抗爭經驗。在極權高壓和暴虐下，《廣場》提供了超越傳統權力政治的公民政治，豐富和靈活的公民集體抵抗，為後代遺留了豐富的思想,　精神資源和抗爭模式。《廣場》恢復了雜誌本來意義，並創造了新的涵義：與大字報和學生運動聯繫在一起，堅守公民立場，立足民間，積累民間力量共同抵抗暴政和奴役。《廣場》及它的眾多同道堅持獨立思考，爭取公民權利，勇敢抗爭捍衛人類的高貴和尊嚴，它為當代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生存方式，反抗新極權下的犬儒，機會主義，平庸，或與權力者合謀的生存方式。

 

    邵江, 1985至1989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就读，参与组织1986，1988年和1989年学运和民运。曾就学于威斯敏斯特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目前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生。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和媒体，比较政体和国际关系，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

从一九五七到二○○七 (书面发言)

邵燕祥 Shao Yanxiang

　　整整五十年前，《中国青年报》的新年社论，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出的点子：号召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然而，不但数以千百万计的读者，而且社论的执笔者，连同创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没有想到，在刚刚迎来的这一年，毛泽东以他后来自解的“阳谋”，实施了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转变，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所谓头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至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动）教（养）”，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数超过五六十万，涉及亲属面达数百万。

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派斗争并非突如其来。１９４９年后，不是呼唤“为国（国家，民族，社会）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揽“为我（共产党和毛泽东）所用”的奴才（彭真１９５８年公然号召“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不肯驯服为奴的，即使贤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从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到1957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阵地没有攻克，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盘踞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思想各界了。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之计：这些批评意见可能锻炼基层干部党员，一也；如果矛头向上，哪怕指向高层，也可敲打他的同僚，二也；而在“鸣放”期间，鼓动群众“畅所欲言”，以期把隐患引发出来，造成分隔在不同单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三也。毛泽东运筹帷幄，重点在第三的这一预防性战役大获全胜，促成这一局面的，自然也有前两项中的各级干部，他们乐得因势利导，让上了钩提意见的群众承担全部灾难性后果。这一次毛泽东“发动群众”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所谓的章罗同盟实指民主同盟），而未竟之功就有待于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了。

这一套形同诱捕的战略战术，在毛泽东是驾轻就熟的。１９４０年代在延安“整风”“审干（包括“抢救失足者”）”当中，就这么干过。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时，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分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首用“戴帽子”办法加强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慑，并发明“劳动教养”新规，将半数左右的落难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监禁劳改。

毛泽东在一派得胜还朝的气氛中，“乘风破浪”，把这一大兵团作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施之于经济生产生活领域，发动破坏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导致两三千万至三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当政的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６这个时段，对中国人民首先是大陆人民欠的债，数额之大小和时限之长都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在积欠人民的旧债上加上新债，从没有任何欠债感。他在饿殍满地的大饥荒时没有欠债感，他在全国大折腾民不聊生时没有欠债感。而今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这里，“为尊者讳”，文革以至反右派等历史事件，全都不许重提。可见，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的思路和操作经验，是何等积重难返。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赔的要求。这一索赔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需要偿还的是经济债，更是政治债。而毛泽东时代以来，众所周知的政治债，决不限于反右一案，在这之前，在这之后，积欠太多太多。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都不能违抗自然规律而必然老去，但历史债会因当事人和见证人的逐渐消逝而一笔钩销么？一而再地失去机遇，一而再地推迟延期，应该看到，历史留下的时限已经不多了。

 

邵燕祥，1933年生於北京。诗人、散文家。1946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杂文。1957年因文学创作被打成右派，1979年恢復政治名誉。有多种诗集、文集出版。 

 

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 (概要)

胡平 Hu Ping

 

1、政治判断的特殊性质

2、四面楚歌导致自我怀疑

3、孤立于集体之中

4、缺少单独的精神支柱 

5、从迷乱到顺从

6、與壓迫者認同的情感需要

 

 

    胡平，一九四七年生于北京，七岁随母入川，六六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参加文革两年半，下乡插队五年，七三年底返回成都，又当了五年临时工，七八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学史，获哲学硕士学位，七九年投入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八零年参加自由竞选，被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毕业后两年未分配工作，八三年分到北京出版社，八五年转至北京社科院，八七年一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八八年当选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至九一年)，先後在《中国之春》杂志和《北京之春》杂志主持笔政，现居纽约，任《北京之春》主编。已出版有《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哲思手札》等十余种。

 

清华大学四大右派今昔 (概要)

黄肖路 Huang Xiaolu

 

這四大右派是：錢偉長、孟昭英、黃萬里、何成鈞。

介紹這“四大右派”每位的

（一）  簡歷

（二）  1957年夏反右之前的任職情況

（三）  主要的右派言論語1957年夏季的活動

（四）  1958年春被定為右派後，行政處理情況

（五）  1958年春到各位去世，只有錢偉長（1912——現在）健在。各自學術生涯、家庭、子女、文革中遭遇。

 

錢、孟、黃三位被加冕右冠後的第一次聚首是在1958年春。,三位同被叫到圖書館門廳,同站在“清華大學反右鬥爭勝利成果展覽”前,同面對著幾十個昔日的學子們舉著的“矛頭”，這些“矛頭”就是三位教授平時授課時用的教棍。

第二次聚首是在1966年文化革命8月24日晚上，十二個中學的紅衛兵血洗清華園。“三大右”被押送到二校門（二校門是石砌牌坊，中央有“清華園”三個字）已被紅衛兵用鋼繩鐵索綁上勒到大卡車上拉倒再砸爛）， 與其他幾十個“地富反壞右”和“黑幫分子”被抽打、吆喝，搬挪碎石塊。

第三次聚首是在1978年春。清華園最後一名右派黃萬里被“摘帽”。

 

    黄肖路，女，1946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68至1982任北京第99中学、温泉二中、清华附中教师。是1957年清华大学“大右派”黄万里之女。1982年赴美。现住美国马里兰州。

 

 

  

反右鬥爭後中國青年一代精神素質的退化 (概要)

林希翎 Lin Xiling

 

反右运动造成了深重的历史悲剧和后果，它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  反右运动丧心病狂地摧残了当时老中青三代，尤其是青年一代中最优秀的才。非但使国家经济建设即刻人才短缺，更使民主思想的承传出现了代际断层。

第二，  反右运动的政治高压使“谎言政治”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界的绝对主流。中共上层人物如林彪、邓小平等人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永不翻案”等等的“以身作则”给说有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树立了极为恶劣的榜样，造成他们精神素质的退化。

第三，  反右运动后中共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一方面使1957年鸣放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宝贵的民主思想无法为下一代青年继承；另一方面使后来的异端思潮也无法超越1957年的思想水准。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是至今还在世的“不予改正”的大右派之一。她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作为调干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在1957年的鸣放中，因为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六次公开演讲，直接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打成“学生右派领袖”。 1958年更被判处15年徒刑。八十年代初赴法国，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当研究员。出版有《林希翎自选集》、《给邓小平的万言书》等。

 

 

曾经沧海身犹在 —— “草木篇诗案”(概要)

流沙河 Liu Shahe

　　

　　1956年2月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傳遍全世界，揭露史達林的罪惡。然後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齊放，要百家爭鳴，我心中很受鼓舞。1956年秋天，中共開了八大，已經宣佈階級鬥爭運動結束，從此之後是建設。我覺得党好英明啊。我就是在這個狀況下，在1956年10月，寫了個《草木篇》。1957年元旦《星星》創刊號上發了《草木篇》。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官辦詩刊，北京《詩刊》比這個晚。

　　1956年10月還發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達佩斯工人農民起來抗議暴政，波蘭也發生了工人農民起來抗議暴政。1956年底，黨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領導們特別敏感，到處聞，看底下有沒有響應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氣味。我不曉得形勢這樣嚴重，如果曉得，《草木篇》就不會發出來。

　　元旦過了13天，川報上就出現了批評。省委宣傳部有領導同志說，你這個《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實味就是在延安為《野百合花》被殺了的。）

　　然後，《草木篇》的事情彙報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那時毛澤東還沒有開始反右，毛澤東在2、3月間兩次講話提到《草木篇》：“那些有殺父之仇，殺母之仇，殺兄之仇，殺弟之仇，殺子之仇的人，時候一到就會來一個草木篇。”但是，毛主席又說了，你們現在這種批判，太粗暴了，你們沒有好生給人家講理。他這樣一講，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來。批判停了以後，又過了一個多月後，黨中央就號召整風，要大鳴大放。但是我被嚇倒了，一句話不敢說。省文聯的領導把毛澤東的講話全文給我看，要我鳴放。終於我就出來發言了。到了6月，突然一變臉說有階級敵人在破壞我們整風……

　　實際上，我是幫了反右派鬥爭的大忙，因為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規定要把《草木篇》給大家看。如果有人說，這個算啥子嘛——對了，就劃成右派。用這個方法來劃右派，是“多快好省”，“節約鬧革命”。一分鐘就可以把右派抓出來。因此全國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組害人的詩有牽連，其數上萬。

中國在反右以前，絕大部分知識份子，非常擁護這個政權，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傷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戰戰兢兢，深怕挨打。如果1957年不搞這個反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若敢那樣搞，就會有很多知識份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

這是大悲劇，誰是罪魁禍首呢？我自身其實也有罪。罪在1957年以前歷次運動，從1951年的三反運動起，我也當過積極分子打手。這回自身被釘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頭，弄去拉車掃廁挑糞，現眼現報，也算是“天道好還”吧。

　　到1979年底，趙紫陽親自批示：必須把人家調回來，第二，必須給星星詩刊平反，復刊。兩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號檔。我就回來了。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汉族，蒙古裔。1931年生于成都。四岁迁返金堂县。十六岁来成都读书。十七岁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四川大学农化系，立志从文。1950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年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1958年划右派分子，留成都做多种苦役。1966年押回老家，锯木六年，钉箱六年。监管劳役共二十年。1978年5月摘右派帽子，1979年春复出发表诗作，秋被改正结论，不算右派，调任星星诗刊编辑。六十五岁退休。退休后亦写写，兼卖字。已出版作品《流沙河诗集》、《流沙河随笔》等二十六种。

 

 

          1956——1966中国大陆民间思潮个案研究（概要）

钱理群 Qian Liqun

 

所謂“民間思潮”不僅是指其思想的非主流性或異端性，也因為其傳播方式是民間的：或以大字報形式公開張貼，或以手抄稿秘密傳遞，或僅存於私人日記和文稿中，經後人整理才得以問世。其作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更有為其獻出生命者，其思想成果更是被強迫遺忘。因而研究資料十分匱缺，只能作個案研究。

一，北京大學1957年“五一九民主運動”

《廣場》發刊詞、《北大民主運動紀事》：“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評價和探索”；要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自下而上地爭取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運動”。

林希翎：反對“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龍英華：“我們有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還應有個社會主義民主化”。劉奇弟：“胡風絕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作為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我的行動有憲法支持”。陳奉孝等：要求“取消黨委負責制，廢除政治必修課，取消秘密檔案制度，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周大覺、沈迪克、錢如平等：“隨著舊的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生產資料佔有，主要掌握在軍政要人手中”，“分配不合理”，“社會地位”“不平等”，“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均論等級”，“已開始自覺地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潭天榮：“我們的主要要求是屬於精神生活的”——向“黨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神話挑戰；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絕對化、終結化、宗教化的傾向，重新恢復和激發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本質；“救救心靈”，新的國民性批判：思想的僵化，“對一切不懂的東西無條件的仇恨”的愚昧，“習以為常，言行不符與自欺欺人”的表演人格，“人與人關係中的猜疑、冷酷和相互殘害”。

“我們要思考，除了我們自己，誰又能禁止我們思考？我們要想，不讓想嗎？偏要想！”“我們要走自己的路，我們要回答：這一切是為了什麼？我們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歷史走向何方？”

二、林昭、顧准、張中曉對極權體制的三大批判

1．林昭的政治批判；2、顧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3、張中曉的哲學、倫理學批判

    三、六十年代初校園裏的地下新思潮

1．太陽縱隊：藝術上的反叛者； 2. X小組：郭沫若兒子郭世英的問題; 3. 由對“反修”的質疑而引發的“反動學生”案。 

  

    钱理群，1939年出生于重庆。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1978年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2002年退休。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当代思想史研究。著有《周作人传》、《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等。退休后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从事“1956—1966”及文革时期民间思潮研究。

 

沙文汉的政治民主诉求及对中国社会特点之探讨

沙尚之 Sha Shangzhi

 

沙文漢1957年在浙江省省長的任上，因被打成右派而聞名全國。與許多民主人士不同，他是一位有三十二年黨齡的城市地下党背景的資深領導幹部，為什麼也成為“資產階級右派”？本文通過歷史資料及私人檔案研究，從他的家庭背景，文化教育，鬥爭經歷與個性基礎上所形成的思想觀念與政治主張，可以看出這個案例所具有的典型意義。

沙文漢的一生，折射出中國社會由幾千年封閉的中世紀式小農社會，在向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一代理想主義的革命知識份子的痛苦探索和不幸遭遇。

沙文漢所受到的各種教育和他對中國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認識與實踐，通過他理性的思考產生了一系列民主政治訴求。這在他從1949年建國後到1957年被罷黜前的施政言行中表現得非常清楚。

沙文漢陷於冤案之後雖飽受政治與病體的折磨，但他沒有因此放棄對真理的探索，他重新研讀了許多經典著作和中國歷史，決心探求中國社會發展的特點。1963年完成了《中國奴隸制的探討》一文。他發現由於中國的初民早已是農業民族，生產方式強烈依賴土地。由農耕生產方式發展出來以血緣，氏族為紐帶形成的穩定耕作群體，奴隸在形式上似乎與西方完全不同，但從考古的大量證據來看，這些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奴隸無疑。由此他得出一個重要結論是：由於長期缺乏私有制的發展，使得中國社會只形成為兩個階級：“一頭是人數極少的主子，一頭是人數極多的奴隸，中間缺乏第三種階級自由民”，這種社會結構反映到國家形態上，就是實行“政治經濟完全合一，權力極端集中的君主獨裁”。

經濟的兩極分化與政治上高度集權兩者是孿生兄弟，相互依賴、互為前提。其結果形成了幾千年來中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民對皇權制度的無限崇拜與恐懼，他們深信權力只能集中，黨政軍合一，党國合一是唯一的統治方式，而世代的民眾只能生活在既無財產、又無權力的可憐的奴才狀態。從這裏，他也看清了為什麼自己因為追求實現民主革命的目標而被深深陷入這場運動的深刻社會歷史根源。

沙文漢的研究從歷史角度揭示了國有化和集權制並不是社會進步與文明的前提。1949年建國後經過長期武裝鬥爭，中國的政權的主體和名稱發生了極大改變，但沒有改變的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氏族性地方宗派的生活方式，落後的小農意識形態與行為模式。從落後的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出發，拼命反對發展相對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力，本身就是社會的大倒退，更何況要跳躍過去，用階級鬥爭人為地改變上層建築來實現共產主義呢？歷史的根本規律是任何人無法改變的。堅持永遠向“左”轉彎的結果，是在付出沉重代價，走了一個圈子之後再回到原點。

  

   沙尚之，女，1939年出生，1963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八十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到澳大利亚CSIRO和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水的化学污染分析研究。1986年起任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所长，现退休。从事技术创新管理与改革工作。业余学习与研究党史。她是1957年中共党内最高级别的 “大右派“沙文汉（浙江省省长）之女。近年编纂出版的书籍有《“沙文汉诗文选集》、《陈修良文集》、《记孙冶方》等。

 

抵抗极权的民间杂志—《广场》

邵江 Shao Jiang

 

　　研究中國的紙媒，讓人意識到一個矛盾：造紙和印刷在中國源遠流長，可是民間辦報印雜誌，卻直到19世紀末才遲遲到來。悠久的歷史，似乎只見證了一系列的忘記。忘，是忘掉發生過的反抗，忘掉被抹煞的聲音；記，是記憶被灌輸的謊言，記憶一代又一代被篡改的歷史。忘和記的相輔相成，早已是中國歷史的特色。　　　

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７年，中共通過軍事暴力、行政手段和一系列運動，全面建立了極權制度。然而在暴政壓制下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日益公開和劇烈化，於是中共在１９５７開始整風運動和反右運動，以便強化極權制度。這一年誕生了中共執政以來的第一份非官方雜誌—《廣場》。

      《廣場》由北京大學學生創辦，僅存在26天，跨越上述中共的兩個運動。在中共開始鳴放或整風運動以後，北大與官方不同觀點的學生和大字報作者，希望有組織地反擊官方壓制和中共動員大眾的圍攻，衝破中共的資訊封鎖和實現公民權利，於是這些學生組織建立了社團《百花學社》和創立雜誌《廣場》，特別是中共的反右運動開始以後，《廣場》變成非暴力反抗極權的陣地刊物和公民集體抗暴的紐帶。《廣場》傳承了５４寶貴傳統：公民之間平等辯論，觀點自由交流，擺脫愚昧和洗腦，相容並包，踐行公民權利。《廣場》成為向公眾開放的思想空間。

      雖然《廣場》被迫關閉，《廣場》全部成員和它的許多支持者被投入監獄或勞改，其中一些人被迫害至死。但是《廣場》的理想以及寫大字報、建立社團和辦雜誌成為公民抵抗專制政權的民間抗爭模式。與極權強大官僚機構和鎮壓機器,　與集古今中外獨裁政權為一體,　駕馭和控制社會的經驗日臻完善,　防微杜漸地控制媒體,　動員和威懾大眾無所不用其及的中共政權相比，《廣場》力量弱小,　勢單力孤,　缺乏資金和抗爭經驗。在極權高壓和暴虐下，《廣場》提供了超越傳統權力政治的公民政治，豐富和靈活的公民集體抵抗，為後代遺留了豐富的思想,　精神資源和抗爭模式。《廣場》恢復了雜誌本來意義，並創造了新的涵義：與大字報和學生運動聯繫在一起，堅守公民立場，立足民間，積累民間力量共同抵抗暴政和奴役。《廣場》及它的眾多同道堅持獨立思考，爭取公民權利，勇敢抗爭捍衛人類的高貴和尊嚴，它為當代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生存方式，反抗新極權下的犬儒，機會主義，平庸，或與權力者合謀的生存方式。

 

    邵江, 1985至1989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就读，参与组织1986，1988年和1989年学运和民运。曾就学于威斯敏斯特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目前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生。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和媒体，比较政体和国际关系，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

从一九五七到二○○七 (书面发言)

邵燕祥 Shao Yanxiang

　　整整五十年前，《中国青年报》的新年社论，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出的点子：号召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然而，不但数以千百万计的读者，而且社论的执笔者，连同创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没有想到，在刚刚迎来的这一年，毛泽东以他后来自解的“阳谋”，实施了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转变，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所谓头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至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动）教（养）”，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数超过五六十万，涉及亲属面达数百万。

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派斗争并非突如其来。１９４９年后，不是呼唤“为国（国家，民族，社会）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揽“为我（共产党和毛泽东）所用”的奴才（彭真１９５８年公然号召“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不肯驯服为奴的，即使贤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从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到1957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阵地没有攻克，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盘踞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思想各界了。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之计：这些批评意见可能锻炼基层干部党员，一也；如果矛头向上，哪怕指向高层，也可敲打他的同僚，二也；而在“鸣放”期间，鼓动群众“畅所欲言”，以期把隐患引发出来，造成分隔在不同单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三也。毛泽东运筹帷幄，重点在第三的这一预防性战役大获全胜，促成这一局面的，自然也有前两项中的各级干部，他们乐得因势利导，让上了钩提意见的群众承担全部灾难性后果。这一次毛泽东“发动群众”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所谓的章罗同盟实指民主同盟），而未竟之功就有待于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了。

这一套形同诱捕的战略战术，在毛泽东是驾轻就熟的。１９４０年代在延安“整风”“审干（包括“抢救失足者”）”当中，就这么干过。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时，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分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首用“戴帽子”办法加强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慑，并发明“劳动教养”新规，将半数左右的落难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监禁劳改。

毛泽东在一派得胜还朝的气氛中，“乘风破浪”，把这一大兵团作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施之于经济生产生活领域，发动破坏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导致两三千万至三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当政的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６这个时段，对中国人民首先是大陆人民欠的债，数额之大小和时限之长都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在积欠人民的旧债上加上新债，从没有任何欠债感。他在饿殍满地的大饥荒时没有欠债感，他在全国大折腾民不聊生时没有欠债感。而今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这里，“为尊者讳”，文革以至反右派等历史事件，全都不许重提。可见，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的思路和操作经验，是何等积重难返。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赔的要求。这一索赔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需要偿还的是经济债，更是政治债。而毛泽东时代以来，众所周知的政治债，决不限于反右一案，在这之前，在这之后，积欠太多太多。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都不能违抗自然规律而必然老去，但历史债会因当事人和见证人的逐渐消逝而一笔钩销么？一而再地失去机遇，一而再地推迟延期，应该看到，历史留下的时限已经不多了。

 

邵燕祥，1933年生於北京。诗人、散文家。1946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杂文。1957年因文学创作被打成右派，1979年恢復政治名誉。有多种诗集、文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