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他出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的职员家庭，呱呱坠地之时的1937年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那一年。父亲做人不存大志，希望有吃有穿就行了，带着他东奔西跑，好不容易读完高中。由于他读书努力，1956年当他和哥哥双双以山西省优异成续考入名校北京大学时，但父亲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乐观态度。因为父亲早就给他们说过：北大学生历来爱参与政治，容易惹麻烦，希望他们弟兄报考南方的大学去学医。没有想到父亲的担心竟成事实。难怪今日北京还流行一句口语：清华的官，北大的囚，体院的汉，北外的妞。
北大，光荣的北大，民主自由的北大，也是多灾多难的北大！仅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的灾难，他（她）中竟有近八百名优秀儿女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不少的人实际年龄不足二十周岁，还简直是个黄毛未蜕，乳臭未干的的孩子啊！就被送去劳改劳教。在这庞大的右派中，控制系高材生郭家一就是其中一个。
历史留下的声音
一说到五十年前那场荒唐绝伦的“反右斗争”，年近七旬的郭家一仍忍不住怒火中烧，愤慨无比地说：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政治运动不但违宪违法，反文明反人道，更重要的是把中华民族推入了黑暗的深渊，自此国家灾难重重，人性曲歪，善恶易位，是非颠倒，谎话连篇，道德伦丧。其实到底哪个是反党的右派？我看一个也没有。比如拿我家来说，当时我姐姐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我和哥哥都还在北大读书，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右派，并且把姐姐发配到了北大荒，哥哥送进了工厂劳教。说实话，自我考上北大的那天起，就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因此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
记得是1957年5月19日那天，北大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反右运动的第一把火，接着一夜之间整个北大院子里的大字报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无论是张元勋和沈泽宜的《是时候了》，还是谭天荣的《一株毒草》的大字报，都是这时候出来的，场面非常空前，后来越闹越凶。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等于是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这场运动之中。当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之时，北大的鸣放已经达到了高潮。不少真心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热爱党的青年学生，都积极响应号召提出了发自肺腑的意见，提的大多是一些政治制度问题，并没有推翻共产党的言行。
拿我来说（那时还不是党员），只是在一次团员会上说了几句话：一句是人民内部产生矛盾的根源主要是不民主；再一句官僚特权阻碍着群众发表意见。另外，散会后我又说了一句，胡风不应该是反革命。接着跑到人民大学看了看林希翎，其实我并不认识林希翎，只是觉得她有才干，崇拜她象现在的小年轻崇拜球星和歌星一样。总之，那时大家都是一心想帮党整风。可是暑假过后刚开学，形势突然就变了，最主要的是性质也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紧接着就是国庆节，在这期间北大宣布了右派名单。当时北大还从新华社请来一个高级记者做报告，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美国如何对待黑人，我们就要如何对待右派。”这句话让不少右派感到很震惊。赶到放寒假之前，学校又宣布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当时我们班31名同学划了4个右派，数学系总共不到800名学生就划了70多名右派，据说全校师生共划了700多名右派。并且逮捕了一批，开除了一批，给工厂送去了一批，还有象我这样的一大批是受到了开除团籍，留校察看的处分。留校的右派虽然没有发配出去，但是照样在人格上受到了极大的污辱。
凌辱人格的揪心记忆
毛泽东说“右派分子是特殊类型的反革命”，“右派帽子是终身制”。一当你被列为另册，就再没有说话的权利，那些风派投机者，所谓靠拢党和组织，“追求进步”的“革命者”，无论他们怎样向你泼污水、扔拉圾，你也不能反驳，只能将血水往肚里吞。
郭家一说，有次不知是哪个系的一个女右派，在吃饭前接受大家批判，当时不但是让她站在饭桌上，而且还给饭桌上放了一把凳子让她站上去，批完之后有个作恶男生尽无天良地一下把凳子撤掉，那位女同学就摔到了地下，头破血流鼻青脸肿，竟没有一人指责作恶男生的兽行。我当时特别生气，真想和那小子同归于尽。记得还有一次半夜，我们提出要戴口罩，结果他们除不让戴外，反而说戴口罩装白灰还有什么教育意义。尽管如此，校园里每个幼稚的右派学生都还在积极地表现自己，而且不断地讨好党，都希望早点摘掉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那时我们总以为共产党就象丁玲说的一样，好象是母亲打孩子，只是吓唬吓唬。但没想到后来越整越惨，甚至有不少人葬送了性命。你想摘帽真是比登天还难，比如1959年第一批摘帽，我们数力系70个右派只摘掉一顶帽子。所以说你怎么积极都不行。因为摘帽的权力撑握“特殊材料制成的”党员手里。
郭家一说：在我们控制系的生死大权是撑握一个姓沈的男同学手里，他年龄比我们大，是个蹲班生，学习虽然不太好，但他是个党员，他怎么折磨你怎么算，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反抗，因为他说话是代表党呀！比如当时我们班有个姓杜的女右派正在和外班一个男同学谈朋友，姓沈的和一帮积极分子把她恨的要死。有天晚上她回到学校院里碰上姓沈的之后，沈组织积极分子用你想象不到的方法差点把她批死，而且想方设法把她们拆散。比如我们斑里四个右派数我嘴硬，所以挨整最多，就连睡觉也给你床下分个打呼噜的。有天晚上我睡不着就叫醒了床下那个打呼噜的同学请他小声点，他不但不小声，反而还说你他妈右派分子还怕打呼噜。第二天就组织批判我，并且让我写检查，我写好检查就象阿Q一样，给顶上写了一句断子绝孙。结果硬说我是骂党和毛主席断子绝孙，那次差点把我逼上了绝路。还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当时正搞共产主义，饭票是自觉往下放，我带的钱不够，打了一份8分钱的菜只放了5分钱的饭票，没想到姓沈的跟在我后边看见了，他抓住这个3分钱的把柄，立即召开了批判大会，批了我很长的时间，此后什么时候想批就拉去批上一顿。那年暑假也不让我回家，还强迫把我送到长辛店机车厂的翻砂车间劳动改造。1960年我该毕业了，当时别的同学都分配走了，姓沈的非要把我送到一年级蹲班。他对一年级的学生说，这小子是五年级的郭右派，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不但思想反动而且道德也堕落败坏，你们今后对他要严加管制。因此又把我留下整了很长时间。这期间我产生了第二次跳楼自杀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对待非常疼爱我的母亲。其实我家并不是地主，我祖父早年被划为逃亡地主，我父亲很早就外出工作了，我连见都没见过，我父亲是在国民政府军队里担任过团级干部。文化大革命时他被遣送回山西宁武县头马营村的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管制。1976年被活活的折磨死了。1978年又给他平反，这时候人已经死了，平反有什么用？
不是劳改的劳改生涯
面对极权，身陷暴政，根本无个人尊严与人格可言，正如关在圈里的猪只等垃出去宰，而且还不准你叫，这叫什么世道？郭家一的思绪又回到那个“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年代。
他说，一年级把他整了很长时间后，北大又把他发配到晋西北的保德县中学实行群众监督改造，走时北大连毕业证也没给他，到校后也不按大学生对待，每月只给26元生活费。不过这个县紧靠黄河边，非常穷，只有一条街，没有什么商店，即使有钱也没地方花。别认为天天喝粥的穷地方就不想整人，其实他们在政治上也很敏感，中央稍有风吹草动他们也跟着紧折腾。刚开始还比较友好，比如开会时有的内容不让你知道，校长就说郭老师你去备课吧，我只好悄悄地退出会场。到后来就不同了，每年一次的年终政治思想鉴定，别人很容易过关，他却过不了，得变相批判斗争一两次。有时候知道没有理由批你，但想方设法也得给你搜出几箩筐东西出来，纵是眨个眼也是问题。头一年批我的理由是，一次我和几个男老师开玩笑说：这你们穿的羊皮袄有味。年底总结时非说我这句话是诬蔑贫下中农；第二年批的由头是，一次看当地民间传统剧二人台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不好看。结果不知谁汇报给领导，说我说，宁愿看狗打架也不愿看二人台。最终硬说我把贫下中农比的还不如狗，这次批的要比那次狠；第三年学校为了监督我，就让我睡在一个老党员的办公室里，那孔窑洞潮，我就把床垫的很高，有个老师问我为什么床垫了那么高，我开玩笑说：别人把我弄得越低，我就要把自己抬的越高。当时他还和我有说有笑，不一会就告到校长那里去了。这次还没等到年底就对我展开了批判，说我抗拒改造，非要问我是谁把你弄低了，到底是共产党还是毛主席。校长还亲自指挥把床腿下垫的几块砖头撤掉，还说你越想高，我们就越要把你踩到脚底下，你想高除非蒋介石回来。还有一年批我的内容是，有一次我买好饭出门时，碰上一个姓侯的女老师，她问我买的什么菜，我端着饭盒让她看，她顺手挟点尝吃了下，让一个党员看见后告给了校长，又对我所谓的作风问题进行了批判。在保中改造了几年，我每年的鉴定只有比较讲究个人卫生这条是好的，其余的全都不合格，真是让你哭笑不得。其实我一直代高中的数学和物理三门课，成绩都特别好。后来我觉得党和人民群众对我越来越不好，有一次县统战部把我叫去参加民主人士讨论会，会上又让我给党提意见，这次我连党的一句不好也没说，就是吃不饱我也说好。结果县上出了一份简报，说我在会上继续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我找他们说理，他们说你嘴上没攻击是事实，但你心里肯定攻击了。这下我共产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我好坏都不说了，有什么想不通的就写在日记里。
郭家一说：一天学校党支部书记就给我贴出来一份大字报，说我在教室里散布三年自然灾害时，台湾提出给救济大陆不要，因为我没说过这话，所以贴出一张大字报声辩，这下矛盾全部集中在我的身上来了。说我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对抗毛主席。当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我住的那孔窑洞的门窗和里边的墙上，还说如不低头就要砸烂我的狗头。于是书也不让我教了，图书馆和一些集体场合也不让我去了，只安排我扫厕所。扫完男厕不扫女厕，我不扫，革命造反派强迫我去扫，还在脖子上给我挂了一块牌子，上写着右派分子郭家一。自此，我每天扫厕所都要挂这块牌子。县里每次批判当权派都让我去去陪斗，把我搞得臭极点了，真是哪都不敢去，就连县城那个小理发馆的理发员，也认为我是全县最坏的坏蛋。有一次他去发电厂洗澡，两个女的怎么也不让我进去，说我是右派分子会把水洗污染。那个年月真是让人又可恨又可笑啊！
文字狱灾再次光临书生
一个伤痕还在流血，毛泽东的屠刀在右派身上又留下第二个伤痕。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轰轰烈两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除了打倒“走资派”外，重点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地、富、反、坏、右”都是在册的牛鬼蛇神，当然属于横扫之列。而且这个运动越搞越激烈，天天升级，时时拔高，那些暴徒似的红卫兵想打谁就打谁，想揪谁就揪谁，简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66年9月1日那天学校放假，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到北京参加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去了。我没资格去，一大早买了车票准备回太原，车刚出县城不到10里路，前面就冲出几个学生拦住了我坐的这辆卡车。我在槽子（车厢）里听见学生对司机说，车上拉有牛鬼蛇神，人民的汽车不许拉人民的敌人。当时他们就把我从车上拉了下来。因为离太原还有300多里地，他只好又回到学校。回去后有个好心的老师对他说，北京和天津现在对牛鬼蛇神整得很厉害，据说能保住命就算不错，建议他赶快跑。他听了之后当天中午就收拾东西准备步行回太原。没想到刚出校门又被那几个学生截住了，他们夺去了他的提包，翻出了几件破衣服和1963年至1965年间我写的8本日记。当时几个学生拧住他的胳膊连同日记一起送到了校工作组。立刻就他隔离，并说他的日记是反动日记。其实这些日记除了一些生活琐事，再就是读书笔记中引用了雪莱、莱蒙托夫、莎士比亚的遭遇。但最主要的是他在日记里抄过穆罕穆德一手拿剑，一手拿着可兰经这句话。他们硬说他抄这句话的目的是隐射毛主席。第二天县公安局就来人把他带走，关押进了看守所的5号监牢。关我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你是红卫兵亲押的，等红卫兵串联回来我们就会把你交给红卫兵处理。
监狱是惩治邪恶的地方，毛泽东时代的监狱专事惩治善良，特别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他们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有知识的人就得蹲监狱。晋西北保德县的监狱牢房全是由几孔窑洞组成的，里边除了有个土坑再什么也没有。他被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晚饭给他送来了一碗小米粥，不用筷子就能喝下去。这时他的两条胳膊被红卫兵拧的连碗都端不起来（右胳膊至今都不好使），痛得钻心。天气一天天冷了，他要求把被褥送进来，一个公安恶狠狠地说：你享福来啦！过了一段时间又让他写反省罪行的交待材料，他简单地写了一份交上去，说写的根本不行，还说如果想出去就写深刻一点。因此他就写了一份非常深刻的交待材料。比如为什么对毛主席不满，反右和文革对中国带来的后患等等。没想到这下人家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却掉进了走不走的陷阱。几天学校派人把他的被子送进来了，当时被子里还夹了他的一件烂毛衣，这时他才意识到可能出不去了。
1966年10月20日那天一早，突然进来两个背枪的军人二话没说就给他戴上了铐子，当场宣布他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宣布完铐子也没给他卸，从此我只好穿着衣服睡觉，几天以后全身痒的要死，想挠一下痒痒都挠不上。过了将近两个月才把铐子给他卸掉，赶忙脱下上衣一抖，地下黑压压一层虱子，足有上千只或上万只，让你看了都害怕。后来又把他换到2号牢房，里边原住有3个犯人，一个是偷大队公粮进来的，一个是军婚进来的，还有一个是杀了自己老婆进来的。犯人见他骨瘦如柴文质彬彬，到也下为难他。可是一个黑了良心的军人，为了表现阶级立场的坚定狠狠整了他一次。
有一天晚上他拉着灯找罐子小便，外边哨兵喊谁开的灯，他赶快就关上。结果两个哨兵进来说他违犯了监规，狠狠地把他扇了几个耳光。他心里不满，待两个哨兵走后，他就放开嗓子高唱国际歌，这下闯了大祸。不到两分钟进来好几个军人，不由分说，先是对他一顿拳打脚踢，再后给我戴上了反背铐。这次铐了一个多月，吃饭都是那几个犯人喂他。说实在话反背铐还好点，最怕的是二郎担山，那种铐法一般人都受不了，就是让你一个手从前面朝上往后再往下，一个手从后面往上，然后把你的两只手强硬拉在一起铐住。那时候的土铐子是马掌式的，不象现在的铐子中间还有根链，那种马掌铐一点活动的余地都没有，如果给你来个二郎担山，半小时都用不了胳膊就得肿起来。
“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监狱还残酷”此言出自原卫生部长崔月犁先生之口。崔是老布尔维什克，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罗织为簿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在北京秦城监狱被整整关押了八年，有四年时间戴着手铐过日子，一个时候也被反铐过。后来“解放”了谈及往事十分愤慨。郭家一因唱“国际歌”惹怒了看守监狱的军人，自此与铐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铐子铐人有许多姿式和讲究，仅就姿式的名称就有超手铐、观音铐、背铐、后背铐、反背铐、二郎担山等，好在他只铐了一次“二郎担山”（四川叫苏秦背剑），两条胳膊至今还天阴发麻，总算膀子还在。所以他永远都在感射无产阶级传大的“人道主义”。
死刑与他擦身而过
荒唐的岁月，荒唐的社会，在那个荒唐的时代里连神圣的法律也是荒唐的。对人犯的判处根本无法可依，全从政治需要出发。政冶需要杀人，从监狱里拉出去毙了就是；若不需要关在笼笼里，每天不就几两粮食而已。草菅人命过去只从书本里看到，毛泽东的疯狂行为却给予它作了最好的注解。
他一直关到1970年3月6日，等于关了整整三年半。到了3月6日那天，又突然进来几个解放军给他戴上铐子说了一句：明天让你出去一趟。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几个军人揣着冲锋枪进来几下就把他拖出去装上一辆吉普车。他坐在后排两个解放军的中间，前边那个解放军的枪始终握得很紧。车开出院子后他问去哪里？旁边一个解放军厉声说少废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车穿行保德那条唯一的街道时，他看见街道写的标语全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郭家一”和“打倒反革命分子郭家一”的口号，名字上还打着红叉。当时他心想这下完啦，是不是要秘密枪毙。后来越走越远，他意识到可能是要换地方。途中一个解放军对另一个解放军说，这小子出出来的气真臭，他心想三年半不让老子刷牙能不臭吗！到了中午车开进了神池县的公安局院子里，然后把他临时寄押在看守们的院子里，解放军就吃饭去了。这家看守所只给我吃了一个窝头，喝了一碗凉水。下午3点钟把他又押上了吉普车，不到10分钟车停在了神池火车站，当晚把我押送到了忻州看守所。他进去发现一个号里关了50多个犯人，坐都没地方坐，这才听说是把犯人集中起来明天要宣判。
第二天早晨开始一个一个叫出去，他是第七个被叫出去的。刚一出门两个解放军就把他扣倒在地下，铐子也没卸，又给他绑了一根绳子，然后就象扔东西一样把他扔进了卡车槽子里，在车上又给他的嘴里拴了一根绳子，小腿上绑了一根很粗的铁丝，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当时他以为要枪毙，说心里话又是铐子又是绳子太难受，真希望一枪毙了痛快。等到中午11点钟宣判大会开始了，宣判的第一个是死刑，第二个还是死刑，幸运的是第三个宣判他的时候却成了无期徒刑。据说当时给他报的也是死刑，后来没批就改判成了无期徒刑。宣判完以后，他和一帮犯人又被拉去游街，游完街那个死刑犯就枪毙了。，当晚他被押回了保德，第二天也就是3月8日早晨，天还没亮又把和和一帮犯人叫起来了，给其中一个死刑犯美美的吃了一顿肉菜，那个死刑犯还给他要了一大碗。上午九点钟才把他仍两个人拉出去，在几个犯人的陪同下，又把他俩宣判了一遍。宣判完之后，那个死刑犯被拉出去枪毙了。他等于参加了两次盛大的死刑典礼。第二天把他叫出去按手印，就和杨白劳一样，不让看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那份刑事判决书顶头有句红字的“伟大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他的主要内容是：郭家一，在反右斗争中因猖狂向党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定为右派分子。1960年到保中任教，只给生活费，群众监督改造。但郭犯拒绝改造，歪曲党的教育方针，作风败坏，乱搞男女关系。从1963年以来书写反动日记近20本。郭犯在日记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三面红旗。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帝、修、反遥相呼应，确系死心蹋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民愤极大，故依法判处郭家一无期徒刑。
看完这份（70）保军刑判字第3号判决书之后，人们不禁会问他：郭家一到底犯了什从罪？日记里真的攻击过毛主席吗？他说：攻击毛的一个字都没有，他们就是认为日记里的穆罕默德是影射毛主席。至于问到乱搞男女关系一事，说的就是那个北京下放的侯老师吃那口菜引起的，再加上当时他的学校还有一个从北京下放下来姓朱的女老师，她是上海姑娘，穿的很时髦，是县上唯一穿裙子的姑娘。她俩当时都结婚了，比他还大点。文化素质都很好，平时他们处的挺不错，绝对没有判决书上所想象的那种男女关系。最多也就月底没钱了我找她们借个一块两块的。刚开始整他的时候，不知那个缺德鬼以漫画的形式给朱老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画的她穿个裙子，裙子上站着两个人，右面是我，左面是从天津下放来的杨老师。这张漫画把人家朱老师弄得头都抬不不起来，后来我们几个相互之间话都不敢说了。就凭这些凭想象的不实之词，就把他判成无期徒刑，请问世界上哪有这样荒唐？的法律荒唐的法官？而在中国无处不是。
他刚接到判决书之后，觉得法官演变了事实，坚决不同意这个说法。结果办案的人说，毛主席你都敢反对，搞两个女人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再说又不是选你当模范。气得他再没提这事。结果他又对办案人员说我就不是地主。一个公安大声说，你爷爷是地主，你爸爸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以后你的儿子、孙子都是地主。这时他气的实在不行了，就顶了句：你把我写成蒋介石算了！这句话把在场的两上公安气坏了。那年头不管什么罪，只要给你定了你就得认可，不认也不行。判刑后的3月28日那天一早，通知让他收拾东西。有什么收拾的？不到一分钟他就把一床烂被子和两件烂衣服卷在一起，去了离太原不远的祁县山西省第一监狱。这里关了好几千犯人，刚进去先是去集训队训练，谁不听话就往死里打，必须让你适应那种环境。一个月后把他分到被服厂画裁工作服。不久他父亲来看了他一次。，父亲说，军管组的人把宣判他的布告一直贴到了宁武县头马营村的大队部门口，他和他母亲知道后谁都不想去看，大队部强行把他俩有意拉去念布告，整得二位老人门都不敢出。
不久他又去机械车间生产过汽车配件的劳动，也经常给犯人讲课。这里关了不少右派，北京来的最多。人民大学的葛佩琦就和他关在一起，记得那时他们一起用改锥上螺丝，他说太慢，非要设计一个电动改锥不可，管教干部知道后骂他臭右派还会设计电动改锥。葛佩琦是30年代从北大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写的书和文章特别多，不要说电动改锥，就是设计个机器人都不应该有问题。但在管教干部眼里，葛佩琦还没他们的本事大。他在里边关了13年，什么怪事都碰上过。比如和他关在一起的一个犯人，有的是因为起名字进去的，有个犯人出身于旧职员家庭，他先后生了3个孩子，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给老大起名叫爱国，老二起名叫爱民，最后给老三起名叫爱党，本来挺好的名字，结果让人家发现3个孩子的名字加起来正好是个国民党。硬说他反动本质不变，热爱国民党。文革期间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10年刑。还有内蒙古一个19岁的小伙子，喊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时喊反了，也判了10年徒刑。
突然神话似的“平反”归家
中国的事说变就变，有时变得使你不敢相信。1971年“9..13林彪事件”，1976年毛泽东命归西天，同年10月打倒“四川帮”，1978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监狱里都有过浪潮，但最热闹的还是三中全会以后。刚开完三中全会，监狱里就有不少犯人偷偷地写申诉信。他也悄悄地写了两封托释放的犯人代出去分别寄往保德和北大。过了两个月没什么反应，他又写了一封托狱友寄往省高级法院。等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回音，但这时候北大给他回信了，而且还给他寄来一份改正右派的决定和压了19年的毕业证书。这下使他对申诉有了信心，赶紧又写了一封托人寄往最高人民法院。不到半年时间中央就有了答复。记得1979年11月1日那天，他正在监狱里啃着窝头吃中午饭，一个管教干部突然走到他跟前笑眯眯地说了一句，去趟办公室，今天要放你。他说你是不是和他开完笑。管教说这种玩笑谁敢开。听了这话当时他非常激动，三步并成两步跑到办公室就办了手续。然后又飞一样跑回号里卷住被褥，赶忙去和几个狱友告别了一下，又回到号里。突然他冷静了许多，坐了几分钟后穿着那身灰色的囚服，背着那床13年前带进去的烂被褥和几件烂衣服，手里捏着一份无罪释放通知书不紧不慢，不哭也不笑地走出了那座电网和高墙底下的铁大门。刚刚出门就看见两个年轻公安向他走来，当时他想这又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们走近，其中一个喊了一声郭老师。我这才放下心来，原来他俩都是他的学生，是保德县公安局派来接他的。
晚上他们赶到太原后，他俩把他带进了一家小饭馆，要了好多饺子，虽然13年没吃几顿饺子，但这时候他根本吃不进去，一心想回家看看妈妈，可是又不知妈妈和弟弟住在什么地方。当晚他只好和他俩一起住进了招待所。整整一夜他连眼睛都没合一下，第二天他们上街买东西去了。他便打听到弟弟的单位找到了弟弟，当他对弟弟说：他无罪释放了。弟弟不感相信，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不久前弟弟还去监狱看过他一次，并提醒他要申诉。当时队长在旁边监视着他，所以他对弟弟说不准备申诉，按照监狱里的惯例，只要申诉就是不认罪服法，不认罪服法的犯人要加刑的。其实给弟弟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把好几封信都偷偷地寄出去了。等他给弟弟说明情况之后，弟兄俩人紧即忙一起回家。走到门口时，弟弟怕几十年没见过他的母亲惊喜过度出事，反会乐极生悲。于是茅弟先跑了两步进去对母亲说：妈，二哥回来了！他从门缝看见母亲把弟弟狠狠地瞪了一眼，说道，你胡说什么呀！这时，他迫不及待地推门进去跑到了我母亲身边，母亲看见他一下怔住了，似乎有点不相信是他。顿时母亲一把拉住他的手，眼泪不停地往外流。这时弟弟也跟着母亲哭了，他却劝她们不要哭。母亲边哭边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是无罪释放的。母亲又接着问你姐姐和哥哥呢，他说他们也没有罪，这时我母亲哭的更伤心了，并且说共产党竟冤枉好人。当初我还以为你们几个真的犯了那么重的法……好几天他母亲都不让我干活，尽给儿子做好吃的。”
重新回到保德的郭家一已经是43岁的中年人了。他再一次被安排到了13年前离开的那所中学工作。这时候人们的观念在逐步地产生着变化。从而使郭家一年年是先进，处处是楷模。很快他便获得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女子康竹梅的信任，并且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1983年他们双双被调入了忻州教育学院任教，郭家一被评上了副教授的职称。这些年他在全国的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性论文。目前退休后的郭家一被太原一家规模较大的私立学校聘任为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