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左），胡平（右）

今天的演讲，想从我的两句话说起。在独立笔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有朋友来找我入伙，我回答了一句话：独立了还要笔会干什么？这句话后来又被我写进了文章。后来，另有朋友给我寄来一个有关自由主义运动的纲领，也是邀我加入　其中，我又说了一句话：自由需要运动么？我以此为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我的这句话和这篇文章遭到了一些喜欢运动的人们的批驳。相反，我有关独立笔会的那句话，独立笔会非但没有任何非议，而且还很热情地不断向我约稿，在他们的网刊“自由写作”上发表。独立笔会还邀请我给他们的诗人会员作讲评，在他们的组织的讨论会上作演讲。也就是说，独立笔会并没有我的不加入立场，而对我抱有任何敌意。他们照样把我看作朋友。我想以这个例子表明，有关独立、自由和平等这样一些大词，有时是体现在看上去很细微、实际上却很有意味的日常生活小事当中的。

相关的例子，我还想举出的，就是刚才作了有关自由写作演讲的胡平。我与胡平早在认识之前，就已经有所神交。十几年前，胡平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刊物《历史研究》去文，称赞我在上面发表的一些文章，好像是有关曾国藩、有关鲁迅的周作人的。那些文章后来给这个刊物进入大陆造成了麻烦。尽管那个刊物很小心，将胡平的文章压缩成读者来信发在刊物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至于我后来到纽约开始流亡生涯之后，胡平更是给了我很多关切和帮助。因为是私人友谊，不便在此一一细说。仅举一例，我的那部政治小说《中南海最后的斗争》，就是在胡平的努力推荐之下出版的。出版之后，胡平专门写了书评。我以前有位朋友，曾把我那部政治小说的写作说成是我浮躁和心里不平衡所致。相反，胡平却对这部小说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我想借此机会，向胡平表示一下感谢。不仅感谢他为我那部小说的出版所作的努力和评论，也感谢他给我在纽约流亡生涯中的种种帮助。感谢之余，又为自己从来没有在胡平主编的《北京之春》上发表文章，感到有些歉疚。我想指出的是，胡平并没有因此而跟我有什么生分。彼此依然是好朋友。

我例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真正具有独立、自由、平等意识的人们，互相之间不会因为立场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而产生什么隔阂，甚至由友谊变成了敌意。我例举上述两个例子，还是有感于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消息。比如，今年有好几个反右六十周年讨论会，其中一个规模最大的讨论会的组织者，面对一些要求参加的异议人士，一再询问人家，是不是从事民运或者哪个组织的，好像会议规定哪党哪派才能参加似的。不管这个会议请到了多少名人，至少不是一党专制的执政党召开党代会吧，需要审查人家的政治背景。就算是要求与会者名声不够大，在出钱的金主那里显得不起眼，那样的问法以及问话的语气，也有背于会议的民主倾向和民主原则。假如该会议的组织者是倾向于民主而不是倾向于专制的话。说起来大家都是流亡在外的异议者，互相之间还要分出那么森严的等级、那么严格的区分，岂不可笑？那个与会者之所以遭到很不耐烦的盘问，可能是因为在名声上不够级别，也没有在西方在美国的学历背景，更没有在中国官方学府里的地位，没有在中国官方传媒里的影响。专制的政党是势利的，专横的，难道反对专制的组织也一样势利么？一样专横么？我不明白。

以我的上面两句话作了引子之后，我现在转入正题。我的正题，想从胡平三十几年前的一篇著名文章《论言论自由》说起。胡平的那篇文章已经成了中国人谈论言论自由的经典。那篇文章的主旨，在于言论自由乃是每个中国人应有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我今天的演讲，可以说是胡平那篇文章的续篇，从胡平那篇文章的结尾处说起。我想要说的是，假如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的话，那么到底能够说出多少自由的言论，说出多少自由的思想？

这样的假设似乎是不成立的，但也不是不能证明的。比如，如今的互联网，应该成为对上述疑问的一个回答。倘若说，大陆的互联网尚有严厉的管网和林立的网警，那么海外的互联网，应该说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任何管制的。再加上许多网民，上网时都穿着各种马甲，其安全系数可谓百分之一百，其自由度也可谓百分之一百。然而，假如我们上到各个海外的中文网站尤其是中文的论坛上，能够看到多少真正的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呢？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至少在我看来，很少。许多网民的言论，是很不自由的。那不是被管制的没有自由，而是许多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自由言论者，还不知道什么才是自由的言论，如何才能抵达自由的思想。他们依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那种流氓话语的阴影底下。他们用毛泽东教会他们的语言，反对他人，互相叫骂，互相攻击。

我比较过两个在政治倾向上完全不同的网站，当然，这是从网民的言论上区分的。一个网站上聚集了许多被称之为党朋的网民，只要一看到批判毛泽东、批判一党专制、批判专制文化的文章，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其情形跟旧上海的地痞流氓围殴十分相像。另一个网站是被称之为民朋的网友占多数。按理说，党朋耍流氓乃是党文化所致，那么号称从事民主运动、或者倾向于民主政治的民朋，理当有些民主意识和民主政治的作风和风度。不，民朋的言语，也照样毛语气味十足，甚至用词造句的方式，都跟党朋一模一样。假如看了党朋的无赖言语，会激起人们对一党专制的不满，那么看了民朋的毛语言词，又该如何个感慨呢？既然彼此使用的是同一种毛语，同一种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和同一种你死我活的口气，那么又何必那么势不两立呢？再进一步说，假设共产党倒台后的中国，其情形真的像从民朋的那些网语中透露出来的那样，充满仇恨，充满嫉妒，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那么反对共产党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使用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和毛泽东话语反对共产党，是不是跟陈胜吴广、水泊梁山、朱元璋造反，洪秀全起义，孙中山的江湖革命，以至毛泽东的井冈山落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大同小异？不改变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所谓反共，不过是又一次造反有理罢了。在那么暴虐的言语中，除了因为嫉妒而仇恨，因为仇恨而打倒推翻，没有丝毫自由的意味。

可见，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可剥夺是一回事，获得了那样的权利可以自由说话，能不能说出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思想，又是一回事。倘若问一声海外华人，是想要民主政治，还是要专制政治，我想，绝大多数的回答，应该是民主政治。但从一些号称从事民主政治的人们的言行当中，我们又有多大把握可以肯定，他们已经学会了民主政治了呢？同样，假如要问一声国人，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不是可以被剥夺的？回答肯定会是，不可被剥夺。但假如再问一声，我们有了权利，能够说出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思想么？我就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了。至少，从现有的网站上，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非常鲜见，可以说，沙里淘金。而且，即便是自由的思想，并且是充满智慧的非常精彩的自由思想，也通常被诉诸尽可能凶狠的毛式语言。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六四坐牢的经历。当年的六四案犯，能够享受到政治犯待遇的，可谓殊遇。我自己的经历是，被关在一群刑事犯当中。其中有不少是杀人犯和死刑犯。当我走到那样的牢房之后，马上意识到，这跟我所身处的大学校园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非但没有自由可言，也没有尊严可言。就像一个人突然走进了丛林。这里的一切，都遵循丛林规则。谁凶猛，谁存活。记得有一次，我刚巧读到王朔的小说，《千万不要把我当人》。我发现，那题目就是我的处境的生动写照。里面的幽默，更是让我读得哈哈大笑。我笑得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地。结果，这样的笑，使同牢的犯人们大惑不解。他们把那篇小说拿去一看，一点不觉得好笑。于是，他们开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敌意。我为此差一点吃大苦头。

非常有意思的是，每当我上到海外的自由网站，一看里面的争论，就感觉自己再度走进了牢房那样的丛林。有人把海外的自由网站比作电子版的大字报，这既有大鸣大放的自由意味在内，但又有大家使用的依然是文革语言的意思在里头。虽然大家言说的都是五四以后的白话文，看上去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假如划出一条可资界分的底线的话，区别就可以看出来了。这条底线在于，不侵犯他人的尊严。

毛式话语和毛泽东的革命、毛泽东的专制一样，具有动不动就侵犯他人尊严的特色。毛泽东的语言是生动的，但也是非常蛮横的，非常具有侵略性的。比如“你们独裁。我们正是这样，可爱的先生们。”跟知识分子吵架，动不动就谩骂对方，一会是讥讽人家是“大美女”，一会儿说人家翘尾巴。什么粗话都能讲。这样的话语，再配上群众运动中的戴高帽子游街，让人家喊打倒自己的口号，说污辱自己的下流话等等，形成一种十分粗鄙的习气，从而使全国上下人人习惯于侵犯他人尊严，最后使侵犯他人尊严成为一种自觉，一种下意识。凡是在大陆挤过公共汽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只要一发生争执，对他人尊严的侵犯，马上就会发生。可以说，在中国人当今的白话文里，侵犯他人尊严，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修辞方式。

说来非常可悲。在某个网站里，人们之所以喜欢某个网民的文章，首先不是在于该网民有思想，有智慧，看人看事一眼透底，而在于该网民使用了大家熟悉的毛时代语体，并且使用得十分生动，十分成功。有的网民干脆表示，喜欢的就是那样的说话方式。叫做，爽。我想，这也可能是毛泽东话语最后征服全党全国民众的一个秘密所在，爽。其实，那位有思想的网友，并非是为了图爽而使用那样的话语，而是经常要面对一群网路流氓，他不得不使用流氓语言，就好比在一群野兽般的重刑犯当中求生，不得不变成一头野兽，以便让其它野兽把你认作同类，不再把你作为异类而置于死地。

有关爽的共鸣，最早可能是来自《水浒传》。《水浒传》里不仅有许多爽言爽语，诸如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之类，还有李逵之类的草莽们排头砍去的爽，把儿童有脑袋一劈两半的爽，把女人一刀挥作两段的爽。仅一个爽字，便透露了几千年的野蛮和变态。也正是因为爽，所以侵犯他人尊严就成为一种图爽的乐趣，不再成为没有自尊的耻辱。因为给人家戴着高帽子游街，让人家一面敲着脸盆一面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等等，全都是非常爽的。事过境迁，心态依旧。至今还没听到过，当年给人家戴高帽子游街什么的红卫兵，对此有任何忏悔和因此而为自己感到羞耻。

中国的专制文化，有两种传统，除了图爽的流氓传统，还有图嗲的奴才传统。五四以降，中国会写字的文人或者半文人，因为有了白话文的关系，一旦有了自由，往往图爽而流氓。而在没有自由的境地里，他们又通常以嗲作秀作媚。当今知识界各式人等的形形色色作秀，把个图嗲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或者向当局捏一个“和谐社会”的兰花指，或者向民众秀一下“最后贵族”的媚俗。

前一种作秀，是所谓的于丹讲说孔子热。让孔子认定为难养的女人来大谈孔子如何的有教养，孔子的论语具有如何和谐的功能，大家如何学习《论语》如何做稳奴才，已经是违背了孔子的伦理纲常，或者说是对孔子相当不尊重的发扬光大。更不用说，还以孔子的名义来帮助营造和谐社会。那样的文化兰花指捏得再漂亮，终究是靠不住的。因为那样的作秀，说穿了，无非是别一种的奴化宣讲。给朝廷效忠，当然符合孔子的心思。只是让一个女子出场，也未免太不孔子了一些。就算朝廷高兴了，孔子未必会高兴。就算尊孔，也得尊得规范一点。早期共产党人曾经在五四的影响下，提倡过妇女解放。解放到如今，突然让一位妇女站出来大谈《论语》，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倘若是向孔子致敬，那么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如何评说？倘若是标榜妇女解放，那么孔老夫子那里怎么个交代？

另一种作秀，是当年在朝廷那里受了些委屈的名流之后，抱有某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将当年的受害者冠以最后的贵族。所谓贵族，在我的理解，有两类。一类是显贵意义上的贵族，以社会地位，权势财富等等作标记。比如魏晋时代开始的士族门阀制度，造就了一个等级社会以及从这种社会中产生的“王谢堂前”的贵族。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江山易手，这类贵族实在是稀有动物了。比如明朝的贵族算不算贵族？因为其祖先，不过是个叫花子。但即便如此，按照这样的贵族定义来说，当年的名流右派们，也算不上什么贵族。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就好比一伙人去抢银行，成功之后，进去抢的还没自称是贵族，在门口把门望风的，却把自己封作了贵族。这是十分搞笑的。

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上的贵族，不是着眼于显贵，而是在于高贵，在于精神上的高贵。但是，当年许多著名的大右派，无论是跟着造反有理的毛泽东鞍前马后，还是后来被毛泽东打作右派之际，他们有没有向毛泽东表示过他们不可侵犯的尊严，有没有表示过他们的民主理念是不可改变的？他们非但没有，而且还痛哭流涕，而且还一个劲地认为，他们受了委屈；一个劲地向党向毛泽东表明心迹，他们根本不想造反作乱，根本不想跟共产党平反秋色，根本没有跟共产党共掌天下的意思。假如如此可怜的人物，都可以称之为贵族，那么天底下还有什么人不能称为贵族呢？

要说高贵意义上的贵族，当年不是没有。有，就在这批可怜人的眼皮底下。比如陈寅恪，就是这样的贵族。跟当年一些文化人争相到红色朝廷里做官相反，陈寅恪选择了壁立千仞。当初，朝廷不是没有招降过陈寅恪，也不是没有向他封官许愿，但他提出的条件，却是红色朝廷无法接受的：不许党管，也不学马列。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不可动摇，思想自由的权利，不可剥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名流，有这样的贵族气么？

倘若陈寅恪的高贵，为他们无以企及。那么再看看比名流们不知在地位上低多少，在名声上小多少的林昭们。说实在的，当年的大右派遭难，还有个朝廷感到威胁的说法，不管那样的感觉是虚幻的还是实在的。但无数普通知识分子无数学生被打成右派，却实在是真正的无辜。有的甚至是因为要凑比例而被摊派上的。但恰恰是一些无辜的学生，一旦面对右派的罪名，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们非但不认罪，而且还继续坚持自由的立场，创办《星火》那样的自由思想刊物。他们当中最为坚定的几个，无一例外地被杀害。其中，数林昭的反抗最为激动人心，也数林昭的死难最催人泪下。

在独立笔会这次出版的一本《诗与坦克》诗文集中，选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林昭以普罗米修士与宙斯的对话，隐喻一个盗火者与独裁专制君王的抗争。其中的每一行诗句，不要说那些文化名流根本写不出来，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在有头有脸的大右派个一个个低下头去的年代里，林昭和她的同学们，却向暴君抬起高贵的头。假如中国将来要做一尊自由女神像的话，林昭应该成为其原型。林昭是中国的自由女神。在最为黑暗的年代，是林昭和她的《星火》诸君，用和生命划亮了一根自由的火柴。当年，也许还有林昭那样的不屈者，也许是因为被扼杀在黑暗中，至今不为人知。不管怎么说，假如那个年代真有过高贵意义上的贵族的话，那么就是林昭及其《星火》诸君。他们是高贵的一族，是可贵的一族，更是宝贵的一族，是可以令人联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那样的贵族的一族。他们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是这个民族最为本真的灵魂。他们在没有自由的年代，说出了自由的话语；在没有自由思想的年代，说出了自由的思想。曾经有人装模作样的说，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有过失踪的思想者。那个人完全搞错了。那个年代的思想者根本没有失踪，他们是倒在血泊里。就像北岛所写的诗句那样，“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从林昭们的牺牲里，站立起了自由的思想。

有关五七年右派的反思，陈寅恪和林昭，应该成为两个精神的历史座标。今年，在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先后举行了两次反右的追思大会，一次比一次隆重。遗憾的是，两次大会都没有提及这两个精神座标。那可能是因为，一些知名的右派，并没有被这两个精神座标照亮。右派之间有无良心良知的标准，是能否批判反右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因为能够批判，已经算是有良心有良知的了。还有一些，会把自己的成为右派，归结为母亲打了孩子。这可真是深入骨髓的奴性。在这样的奴才面前，能够对毛泽东说不，确实算得上具有自由意识的了。对于一些真正的奴才来说，被打成右派确实冤得不能再冤，但对于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右派来说，不是冤不冤的问题，而是当年有不有因此而低头的问题。

《开放》杂志上发表的千家驹回忆，值得一读。千家驹痛恨自己当年为了不当右派而把别人打成右派。同时，他又对私德不太好的章乃器，在被打成右派后的坚决不认罪，表示钦佩，并且自惭形秽。千家驹的这个回忆，写得颇有自由意识。有时，自由思想并不是在对他人的批判中，而恰好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当中，体现出来的。因为从专制的中国文化空间里走出来的中国人，几乎个个都是专制文化的带菌者。能够反省自己的专制心理，包括流氓和奴才两个方面的专制心理，专制意识和专制话语，自由也就在其中了。

相比之下，当年一些名流右派，依然难以面对真实，难以面对自己。他们依然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虚荣。当年的屈辱是不好受的，但当年曾经有过的风光却是难忘的。他们虽然也会声讨一下暴君，但那样的声讨，那样的写作，由于没有自我观照和自我反思，由于缺乏明确的自由意识，其自由的含金量，是比较低的。他们的虚荣，也许可以和那个反右六十周年讨论会的组织者，互相共鸣一下。因为在那个组织者眼里，右派也是分等级的，按照当年名声的大小，按照当年官位的高低。非得要让名流右派到会，才能让会场蓬荜生辉。章乃器的儿子，因此作为贵宾风风光光地出席。而林昭以及《星火》诸君，由于她们当年的名声不够，级别不够，自然就不在会议的关注之内。

不要以为到了自由世界，就是个自由人了。就算是在自由世界的学院里受了自由的教育，也不一定就是个自由的人，不一定就真的具有自由的思想。我曾说过，苏联的专制，是用镣铐来表示出来的。而中国式的专制，却是像种庄稼一样种在中国人的心里的。内心没能获得自由，走到哪里，都可能依然是专制的奴才。奴才的言行，具有两种似乎相反的特征：或者霸道，或者諂媚。一个图爽，一个图嗲。是不是自由之人，是不是自由之言论，是不是自由之思想，只消看一看，其言语有没有爽的霸气，有没有嗲的奴腔，就可以明白了。爽是侵犯他人的尊严，而嗲则是出卖自己的尊严。

林昭当年，并非是要为自己争什么名份，更不是要与朝廷争夺江山，她要的只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她要捍卫的只是人的尊严。但恰恰是这样的诉求，最不为独裁者所容忍。林昭以生命所照亮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是尊严，而不是虚荣。民主运动，并非是一场权力的角逐，而是一种权利的实现。同样，自由的话语，也不是虚荣的作秀，而是尊严的体现。既体现自己的尊严，也尊重他人的尊严。因此，是自由的话语，还是专制的话语，一个基本的界分，就在于有没有侵犯他人的尊严，有没有出卖自己的尊严。

独立笔会的网刊，叫做《自由写作》。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写作自由的权利一旦实现，那么接下来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写作了。在独立笔会出版的这几本书里，收了许多笔会成员的习作。其中当然高低参次不齐，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走向自由写作。写作一旦自由了，如何抵达自由的写作，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课题，悬挂在每一个自由写作者面前。

在独立笔会出版的这几本书中，收有不少自由写作意义上的好文章。除了林昭的长诗，还有其它一些诗文。其中，旅居北欧的阿海，写了篇好文章。他对于余秋雨有关北欧旅行的文化散文，作了相当有说服力的批评。以前，余秋雨不断被人指责，为什么不忏悔，我曾对他有所同情。因为要说忏悔，当年打死人的红卫兵，更应当忏悔的。为什么总揪住文化人余秋雨不放呢？再说，给红卫兵命名的狂热分子，都没有出来忏悔过，为什么对一个文人那么不依不饶呢？读了阿海的文章，我才发现，余秋雨成名之后也为名所累了。也许，现在的余秋雨，应该对自己越写越平庸越写越随便的文章有所反省。我希望他能读到阿海的批评。

独立笔会对于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没有多大意义。但对于依然在专制底下抗争和挣扎的人们，却具有很大的保护作用和关切作用。比如，其成员师涛因为追求新闻自由而被捕之后，独立笔会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古人说，君子群而不党。但古人也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甘被专制统治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在自由被剥夺的年代，自由便成了一种追求。而在自由不再成为问题的空间里，自由又成了一种自觉。有了言论的自由，还得说出自由的言论来。我愿以此与独立笔会，与所有的网民们，共勉。

谢谢大家！

2007年7月9日，根据7月7日的演讲，重新整理。

李劼（左），胡平（右）

今天的演讲，想从我的两句话说起。在独立笔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有朋友来找我入伙，我回答了一句话：独立了还要笔会干什么？这句话后来又被我写进了文章。后来，另有朋友给我寄来一个有关自由主义运动的纲领，也是邀我加入　其中，我又说了一句话：自由需要运动么？我以此为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我的这句话和这篇文章遭到了一些喜欢运动的人们的批驳。相反，我有关独立笔会的那句话，独立笔会非但没有任何非议，而且还很热情地不断向我约稿，在他们的网刊“自由写作”上发表。独立笔会还邀请我给他们的诗人会员作讲评，在他们的组织的讨论会上作演讲。也就是说，独立笔会并没有我的不加入立场，而对我抱有任何敌意。他们照样把我看作朋友。我想以这个例子表明，有关独立、自由和平等这样一些大词，有时是体现在看上去很细微、实际上却很有意味的日常生活小事当中的。

相关的例子，我还想举出的，就是刚才作了有关自由写作演讲的胡平。我与胡平早在认识之前，就已经有所神交。十几年前，胡平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刊物《历史研究》去文，称赞我在上面发表的一些文章，好像是有关曾国藩、有关鲁迅的周作人的。那些文章后来给这个刊物进入大陆造成了麻烦。尽管那个刊物很小心，将胡平的文章压缩成读者来信发在刊物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至于我后来到纽约开始流亡生涯之后，胡平更是给了我很多关切和帮助。因为是私人友谊，不便在此一一细说。仅举一例，我的那部政治小说《中南海最后的斗争》，就是在胡平的努力推荐之下出版的。出版之后，胡平专门写了书评。我以前有位朋友，曾把我那部政治小说的写作说成是我浮躁和心里不平衡所致。相反，胡平却对这部小说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我想借此机会，向胡平表示一下感谢。不仅感谢他为我那部小说的出版所作的努力和评论，也感谢他给我在纽约流亡生涯中的种种帮助。感谢之余，又为自己从来没有在胡平主编的《北京之春》上发表文章，感到有些歉疚。我想指出的是，胡平并没有因此而跟我有什么生分。彼此依然是好朋友。

我例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真正具有独立、自由、平等意识的人们，互相之间不会因为立场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而产生什么隔阂，甚至由友谊变成了敌意。我例举上述两个例子，还是有感于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消息。比如，今年有好几个反右六十周年讨论会，其中一个规模最大的讨论会的组织者，面对一些要求参加的异议人士，一再询问人家，是不是从事民运或者哪个组织的，好像会议规定哪党哪派才能参加似的。不管这个会议请到了多少名人，至少不是一党专制的执政党召开党代会吧，需要审查人家的政治背景。就算是要求与会者名声不够大，在出钱的金主那里显得不起眼，那样的问法以及问话的语气，也有背于会议的民主倾向和民主原则。假如该会议的组织者是倾向于民主而不是倾向于专制的话。说起来大家都是流亡在外的异议者，互相之间还要分出那么森严的等级、那么严格的区分，岂不可笑？那个与会者之所以遭到很不耐烦的盘问，可能是因为在名声上不够级别，也没有在西方在美国的学历背景，更没有在中国官方学府里的地位，没有在中国官方传媒里的影响。专制的政党是势利的，专横的，难道反对专制的组织也一样势利么？一样专横么？我不明白。

以我的上面两句话作了引子之后，我现在转入正题。我的正题，想从胡平三十几年前的一篇著名文章《论言论自由》说起。胡平的那篇文章已经成了中国人谈论言论自由的经典。那篇文章的主旨，在于言论自由乃是每个中国人应有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我今天的演讲，可以说是胡平那篇文章的续篇，从胡平那篇文章的结尾处说起。我想要说的是，假如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的话，那么到底能够说出多少自由的言论，说出多少自由的思想？

这样的假设似乎是不成立的，但也不是不能证明的。比如，如今的互联网，应该成为对上述疑问的一个回答。倘若说，大陆的互联网尚有严厉的管网和林立的网警，那么海外的互联网，应该说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任何管制的。再加上许多网民，上网时都穿着各种马甲，其安全系数可谓百分之一百，其自由度也可谓百分之一百。然而，假如我们上到各个海外的中文网站尤其是中文的论坛上，能够看到多少真正的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呢？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至少在我看来，很少。许多网民的言论，是很不自由的。那不是被管制的没有自由，而是许多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自由言论者，还不知道什么才是自由的言论，如何才能抵达自由的思想。他们依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那种流氓话语的阴影底下。他们用毛泽东教会他们的语言，反对他人，互相叫骂，互相攻击。

我比较过两个在政治倾向上完全不同的网站，当然，这是从网民的言论上区分的。一个网站上聚集了许多被称之为党朋的网民，只要一看到批判毛泽东、批判一党专制、批判专制文化的文章，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其情形跟旧上海的地痞流氓围殴十分相像。另一个网站是被称之为民朋的网友占多数。按理说，党朋耍流氓乃是党文化所致，那么号称从事民主运动、或者倾向于民主政治的民朋，理当有些民主意识和民主政治的作风和风度。不，民朋的言语，也照样毛语气味十足，甚至用词造句的方式，都跟党朋一模一样。假如看了党朋的无赖言语，会激起人们对一党专制的不满，那么看了民朋的毛语言词，又该如何个感慨呢？既然彼此使用的是同一种毛语，同一种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和同一种你死我活的口气，那么又何必那么势不两立呢？再进一步说，假设共产党倒台后的中国，其情形真的像从民朋的那些网语中透露出来的那样，充满仇恨，充满嫉妒，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那么反对共产党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使用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和毛泽东话语反对共产党，是不是跟陈胜吴广、水泊梁山、朱元璋造反，洪秀全起义，孙中山的江湖革命，以至毛泽东的井冈山落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大同小异？不改变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所谓反共，不过是又一次造反有理罢了。在那么暴虐的言语中，除了因为嫉妒而仇恨，因为仇恨而打倒推翻，没有丝毫自由的意味。

可见，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可剥夺是一回事，获得了那样的权利可以自由说话，能不能说出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思想，又是一回事。倘若问一声海外华人，是想要民主政治，还是要专制政治，我想，绝大多数的回答，应该是民主政治。但从一些号称从事民主政治的人们的言行当中，我们又有多大把握可以肯定，他们已经学会了民主政治了呢？同样，假如要问一声国人，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不是可以被剥夺的？回答肯定会是，不可被剥夺。但假如再问一声，我们有了权利，能够说出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思想么？我就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了。至少，从现有的网站上，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非常鲜见，可以说，沙里淘金。而且，即便是自由的思想，并且是充满智慧的非常精彩的自由思想，也通常被诉诸尽可能凶狠的毛式语言。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六四坐牢的经历。当年的六四案犯，能够享受到政治犯待遇的，可谓殊遇。我自己的经历是，被关在一群刑事犯当中。其中有不少是杀人犯和死刑犯。当我走到那样的牢房之后，马上意识到，这跟我所身处的大学校园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非但没有自由可言，也没有尊严可言。就像一个人突然走进了丛林。这里的一切，都遵循丛林规则。谁凶猛，谁存活。记得有一次，我刚巧读到王朔的小说，《千万不要把我当人》。我发现，那题目就是我的处境的生动写照。里面的幽默，更是让我读得哈哈大笑。我笑得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地。结果，这样的笑，使同牢的犯人们大惑不解。他们把那篇小说拿去一看，一点不觉得好笑。于是，他们开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敌意。我为此差一点吃大苦头。

非常有意思的是，每当我上到海外的自由网站，一看里面的争论，就感觉自己再度走进了牢房那样的丛林。有人把海外的自由网站比作电子版的大字报，这既有大鸣大放的自由意味在内，但又有大家使用的依然是文革语言的意思在里头。虽然大家言说的都是五四以后的白话文，看上去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假如划出一条可资界分的底线的话，区别就可以看出来了。这条底线在于，不侵犯他人的尊严。

毛式话语和毛泽东的革命、毛泽东的专制一样，具有动不动就侵犯他人尊严的特色。毛泽东的语言是生动的，但也是非常蛮横的，非常具有侵略性的。比如“你们独裁。我们正是这样，可爱的先生们。”跟知识分子吵架，动不动就谩骂对方，一会是讥讽人家是“大美女”，一会儿说人家翘尾巴。什么粗话都能讲。这样的话语，再配上群众运动中的戴高帽子游街，让人家喊打倒自己的口号，说污辱自己的下流话等等，形成一种十分粗鄙的习气，从而使全国上下人人习惯于侵犯他人尊严，最后使侵犯他人尊严成为一种自觉，一种下意识。凡是在大陆挤过公共汽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只要一发生争执，对他人尊严的侵犯，马上就会发生。可以说，在中国人当今的白话文里，侵犯他人尊严，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修辞方式。

说来非常可悲。在某个网站里，人们之所以喜欢某个网民的文章，首先不是在于该网民有思想，有智慧，看人看事一眼透底，而在于该网民使用了大家熟悉的毛时代语体，并且使用得十分生动，十分成功。有的网民干脆表示，喜欢的就是那样的说话方式。叫做，爽。我想，这也可能是毛泽东话语最后征服全党全国民众的一个秘密所在，爽。其实，那位有思想的网友，并非是为了图爽而使用那样的话语，而是经常要面对一群网路流氓，他不得不使用流氓语言，就好比在一群野兽般的重刑犯当中求生，不得不变成一头野兽，以便让其它野兽把你认作同类，不再把你作为异类而置于死地。

有关爽的共鸣，最早可能是来自《水浒传》。《水浒传》里不仅有许多爽言爽语，诸如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之类，还有李逵之类的草莽们排头砍去的爽，把儿童有脑袋一劈两半的爽，把女人一刀挥作两段的爽。仅一个爽字，便透露了几千年的野蛮和变态。也正是因为爽，所以侵犯他人尊严就成为一种图爽的乐趣，不再成为没有自尊的耻辱。因为给人家戴着高帽子游街，让人家一面敲着脸盆一面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等等，全都是非常爽的。事过境迁，心态依旧。至今还没听到过，当年给人家戴高帽子游街什么的红卫兵，对此有任何忏悔和因此而为自己感到羞耻。

中国的专制文化，有两种传统，除了图爽的流氓传统，还有图嗲的奴才传统。五四以降，中国会写字的文人或者半文人，因为有了白话文的关系，一旦有了自由，往往图爽而流氓。而在没有自由的境地里，他们又通常以嗲作秀作媚。当今知识界各式人等的形形色色作秀，把个图嗲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或者向当局捏一个“和谐社会”的兰花指，或者向民众秀一下“最后贵族”的媚俗。

前一种作秀，是所谓的于丹讲说孔子热。让孔子认定为难养的女人来大谈孔子如何的有教养，孔子的论语具有如何和谐的功能，大家如何学习《论语》如何做稳奴才，已经是违背了孔子的伦理纲常，或者说是对孔子相当不尊重的发扬光大。更不用说，还以孔子的名义来帮助营造和谐社会。那样的文化兰花指捏得再漂亮，终究是靠不住的。因为那样的作秀，说穿了，无非是别一种的奴化宣讲。给朝廷效忠，当然符合孔子的心思。只是让一个女子出场，也未免太不孔子了一些。就算朝廷高兴了，孔子未必会高兴。就算尊孔，也得尊得规范一点。早期共产党人曾经在五四的影响下，提倡过妇女解放。解放到如今，突然让一位妇女站出来大谈《论语》，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倘若是向孔子致敬，那么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如何评说？倘若是标榜妇女解放，那么孔老夫子那里怎么个交代？

另一种作秀，是当年在朝廷那里受了些委屈的名流之后，抱有某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将当年的受害者冠以最后的贵族。所谓贵族，在我的理解，有两类。一类是显贵意义上的贵族，以社会地位，权势财富等等作标记。比如魏晋时代开始的士族门阀制度，造就了一个等级社会以及从这种社会中产生的“王谢堂前”的贵族。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江山易手，这类贵族实在是稀有动物了。比如明朝的贵族算不算贵族？因为其祖先，不过是个叫花子。但即便如此，按照这样的贵族定义来说，当年的名流右派们，也算不上什么贵族。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就好比一伙人去抢银行，成功之后，进去抢的还没自称是贵族，在门口把门望风的，却把自己封作了贵族。这是十分搞笑的。

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上的贵族，不是着眼于显贵，而是在于高贵，在于精神上的高贵。但是，当年许多著名的大右派，无论是跟着造反有理的毛泽东鞍前马后，还是后来被毛泽东打作右派之际，他们有没有向毛泽东表示过他们不可侵犯的尊严，有没有表示过他们的民主理念是不可改变的？他们非但没有，而且还痛哭流涕，而且还一个劲地认为，他们受了委屈；一个劲地向党向毛泽东表明心迹，他们根本不想造反作乱，根本不想跟共产党平反秋色，根本没有跟共产党共掌天下的意思。假如如此可怜的人物，都可以称之为贵族，那么天底下还有什么人不能称为贵族呢？

要说高贵意义上的贵族，当年不是没有。有，就在这批可怜人的眼皮底下。比如陈寅恪，就是这样的贵族。跟当年一些文化人争相到红色朝廷里做官相反，陈寅恪选择了壁立千仞。当初，朝廷不是没有招降过陈寅恪，也不是没有向他封官许愿，但他提出的条件，却是红色朝廷无法接受的：不许党管，也不学马列。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不可动摇，思想自由的权利，不可剥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名流，有这样的贵族气么？

倘若陈寅恪的高贵，为他们无以企及。那么再看看比名流们不知在地位上低多少，在名声上小多少的林昭们。说实在的，当年的大右派遭难，还有个朝廷感到威胁的说法，不管那样的感觉是虚幻的还是实在的。但无数普通知识分子无数学生被打成右派，却实在是真正的无辜。有的甚至是因为要凑比例而被摊派上的。但恰恰是一些无辜的学生，一旦面对右派的罪名，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们非但不认罪，而且还继续坚持自由的立场，创办《星火》那样的自由思想刊物。他们当中最为坚定的几个，无一例外地被杀害。其中，数林昭的反抗最为激动人心，也数林昭的死难最催人泪下。

在独立笔会这次出版的一本《诗与坦克》诗文集中，选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林昭以普罗米修士与宙斯的对话，隐喻一个盗火者与独裁专制君王的抗争。其中的每一行诗句，不要说那些文化名流根本写不出来，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在有头有脸的大右派个一个个低下头去的年代里，林昭和她的同学们，却向暴君抬起高贵的头。假如中国将来要做一尊自由女神像的话，林昭应该成为其原型。林昭是中国的自由女神。在最为黑暗的年代，是林昭和她的《星火》诸君，用和生命划亮了一根自由的火柴。当年，也许还有林昭那样的不屈者，也许是因为被扼杀在黑暗中，至今不为人知。不管怎么说，假如那个年代真有过高贵意义上的贵族的话，那么就是林昭及其《星火》诸君。他们是高贵的一族，是可贵的一族，更是宝贵的一族，是可以令人联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那样的贵族的一族。他们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是这个民族最为本真的灵魂。他们在没有自由的年代，说出了自由的话语；在没有自由思想的年代，说出了自由的思想。曾经有人装模作样的说，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有过失踪的思想者。那个人完全搞错了。那个年代的思想者根本没有失踪，他们是倒在血泊里。就像北岛所写的诗句那样，“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从林昭们的牺牲里，站立起了自由的思想。

有关五七年右派的反思，陈寅恪和林昭，应该成为两个精神的历史座标。今年，在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先后举行了两次反右的追思大会，一次比一次隆重。遗憾的是，两次大会都没有提及这两个精神座标。那可能是因为，一些知名的右派，并没有被这两个精神座标照亮。右派之间有无良心良知的标准，是能否批判反右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因为能够批判，已经算是有良心有良知的了。还有一些，会把自己的成为右派，归结为母亲打了孩子。这可真是深入骨髓的奴性。在这样的奴才面前，能够对毛泽东说不，确实算得上具有自由意识的了。对于一些真正的奴才来说，被打成右派确实冤得不能再冤，但对于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右派来说，不是冤不冤的问题，而是当年有不有因此而低头的问题。

《开放》杂志上发表的千家驹回忆，值得一读。千家驹痛恨自己当年为了不当右派而把别人打成右派。同时，他又对私德不太好的章乃器，在被打成右派后的坚决不认罪，表示钦佩，并且自惭形秽。千家驹的这个回忆，写得颇有自由意识。有时，自由思想并不是在对他人的批判中，而恰好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当中，体现出来的。因为从专制的中国文化空间里走出来的中国人，几乎个个都是专制文化的带菌者。能够反省自己的专制心理，包括流氓和奴才两个方面的专制心理，专制意识和专制话语，自由也就在其中了。

相比之下，当年一些名流右派，依然难以面对真实，难以面对自己。他们依然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虚荣。当年的屈辱是不好受的，但当年曾经有过的风光却是难忘的。他们虽然也会声讨一下暴君，但那样的声讨，那样的写作，由于没有自我观照和自我反思，由于缺乏明确的自由意识，其自由的含金量，是比较低的。他们的虚荣，也许可以和那个反右六十周年讨论会的组织者，互相共鸣一下。因为在那个组织者眼里，右派也是分等级的，按照当年名声的大小，按照当年官位的高低。非得要让名流右派到会，才能让会场蓬荜生辉。章乃器的儿子，因此作为贵宾风风光光地出席。而林昭以及《星火》诸君，由于她们当年的名声不够，级别不够，自然就不在会议的关注之内。

不要以为到了自由世界，就是个自由人了。就算是在自由世界的学院里受了自由的教育，也不一定就是个自由的人，不一定就真的具有自由的思想。我曾说过，苏联的专制，是用镣铐来表示出来的。而中国式的专制，却是像种庄稼一样种在中国人的心里的。内心没能获得自由，走到哪里，都可能依然是专制的奴才。奴才的言行，具有两种似乎相反的特征：或者霸道，或者諂媚。一个图爽，一个图嗲。是不是自由之人，是不是自由之言论，是不是自由之思想，只消看一看，其言语有没有爽的霸气，有没有嗲的奴腔，就可以明白了。爽是侵犯他人的尊严，而嗲则是出卖自己的尊严。

林昭当年，并非是要为自己争什么名份，更不是要与朝廷争夺江山，她要的只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她要捍卫的只是人的尊严。但恰恰是这样的诉求，最不为独裁者所容忍。林昭以生命所照亮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是尊严，而不是虚荣。民主运动，并非是一场权力的角逐，而是一种权利的实现。同样，自由的话语，也不是虚荣的作秀，而是尊严的体现。既体现自己的尊严，也尊重他人的尊严。因此，是自由的话语，还是专制的话语，一个基本的界分，就在于有没有侵犯他人的尊严，有没有出卖自己的尊严。

独立笔会的网刊，叫做《自由写作》。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写作自由的权利一旦实现，那么接下来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写作了。在独立笔会出版的这几本书里，收了许多笔会成员的习作。其中当然高低参次不齐，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走向自由写作。写作一旦自由了，如何抵达自由的写作，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课题，悬挂在每一个自由写作者面前。

在独立笔会出版的这几本书中，收有不少自由写作意义上的好文章。除了林昭的长诗，还有其它一些诗文。其中，旅居北欧的阿海，写了篇好文章。他对于余秋雨有关北欧旅行的文化散文，作了相当有说服力的批评。以前，余秋雨不断被人指责，为什么不忏悔，我曾对他有所同情。因为要说忏悔，当年打死人的红卫兵，更应当忏悔的。为什么总揪住文化人余秋雨不放呢？再说，给红卫兵命名的狂热分子，都没有出来忏悔过，为什么对一个文人那么不依不饶呢？读了阿海的文章，我才发现，余秋雨成名之后也为名所累了。也许，现在的余秋雨，应该对自己越写越平庸越写越随便的文章有所反省。我希望他能读到阿海的批评。

独立笔会对于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没有多大意义。但对于依然在专制底下抗争和挣扎的人们，却具有很大的保护作用和关切作用。比如，其成员师涛因为追求新闻自由而被捕之后，独立笔会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古人说，君子群而不党。但古人也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甘被专制统治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在自由被剥夺的年代，自由便成了一种追求。而在自由不再成为问题的空间里，自由又成了一种自觉。有了言论的自由，还得说出自由的言论来。我愿以此与独立笔会，与所有的网民们，共勉。

谢谢大家！

2007年7月9日，根据7月7日的演讲，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