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喜欢“爆料”的总是一些疯狂的奇闻怪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最近的疯狂事件牵涉的却是吃到口中的食品。上周，中国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死刑处决。他受贿近百万美元，显示出这种疯狂也已经渗透进了中国。
首先是大量关于宠物食品被掺入密胺（一种煤的衍生物）、咳嗽药和牙膏里面含有二甘醇（一种味甜的工业化学品，用于防冻液和刹车油）、玩具火车表面涂有含铅漆、被细菌感染的抗生素、爆炸的手机电池以及有缺陷的汽车轮胎。
现在，人们的注意转到了食品上。世界上的各大媒体现在都充塞着有关蜂蜜里掺有工业甜味剂、罐头食品被细菌感染以及含有过量的添加剂、米酒里掺进了工业酒精、还有养殖的鱼、鳗鱼和虾被喂食了大量的抗生素，然后用甲醛进行冲洗以降低细菌的数量的报道。
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几乎立刻采取了行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进行了一次检查，得到的结果是在中国生产的用于国内市场的所有产品中大约有五分之一达不到安全和质量标准。与此同时，监管人员加强了检查，关闭了大约180家食品生产厂家，并且把违法者的名字张贴在他们的网站上。
此外，不仅仅是郑筱萸一个人被处决了，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因为从药品生产厂家那儿收受了大约30万美元的贿赂也被判处了死刑。这两次判决无疑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就像一句著名的中国谚语所说的，这是在“杀鸡儆猴”。
但是为什么这让我们感到惊讶呢？不管怎样，“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变成肆无忌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中国大约有75%的食品是由私人的无牌小作坊生产的，这些小作坊很难进行监管。
中国监管机制严重滞后
因为对中国结构的变化了解甚少，外国人一直在对中国进行投资、购买中国的产品以及与中国进行贸易，并且大加赞赏它令人惊异、但却高速前进的“经济增长”。因为害怕受到“中国的抨击”，使所谓的“中国的朋友”很难公开谈论它的黑暗面。
而中国人自己其实完全清楚他们的食品、药品、水和空气的纯净很令人生疑。小道消息一直以来就充斥着关于许多东西出了错的传闻。
一个小作坊把石膏灰胶纸板碾碎，然后将其灌进胶囊里充当药来卖。一名村民到医院的垃圾袋里收集被丢弃的手术设备，在临近的一条运河里冲洗一下，然后将其重新包装进一个密封的塑料袋里说它“已经消过毒了”，然后将它们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卖回给医院。
当然，这对于建设文明社会毫无帮助。共产党还在讨厌自由媒体和勇于挺身而出的公民社会，正是这些要素，才可提供重要的信息反馈以确保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
这对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监管机构，也没提供多少改革的帮助。比如，中国的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的职员不到300名，而美国的国家环保局却有超过1.7万名职员。
西方应从共谋走向共同监管
中国以疯狂的姿态奔向富强，使它很难有机会建立起补偿调整的机制。要知道，一个社会要健全地发展，就必须遵守平衡与健康之道。一个开明的社会更不必说了。
但是，今天的世界已高度全球化，国家的边界模糊了，相互的碰撞是无法控制的。这一来，一个国家的问题会变成所有国家的问题。所以，我们西方人在严厉批评中国的质量控制问题之前，应该反躬自问，是否因为我们的合谋，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和许多有毒工业的全球倾卸场。
我们也许会因“外包”而失去的了许多工作岗位而悲叹不已，但我们肯定不会为出口到中国的巨量污染而感到哀伤。
过度急切工业化而产生的脱序现象，也许正让中国感到懊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商品严重匮乏。在一个匮乏的世界，“多”总是意味着更好。从文革挣脱出来时，中国人对经济发展达到迷恋的程度。
但是现在，正像西方人在几十年前开始认识到自然环境是有极限的那样，中国也开始显示出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初步迹象。因此，与其简单地把中国的产品拒之门外，我们倒不如认真考虑如何帮助中国打开大门，让我们的监管机构协助中国完成其监管任务。
这样做肯定也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因为即便是面对像中国这样的“战略竞争者”，我们还是应该想到我们共有一个地球，我们分享着空气、水、工业品甚至是食品。
（作者 Orville Schell（前译奥维·谢尔）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亚瑟·罗斯主任。） （文章原题：China\'s Industrial Nightma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