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黑砖窑\"丑闻，已经不是一般性质的虐待劳工事件，而是典型的官府和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实施共同犯罪的严重刑事犯罪，不但山西临汾地区当政的党政、人大一把手难辞其咎，就连山西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和层出不穷的\"矿难瞒报\"一样，每个案件背后都有一批人获得巨大利益，真相得不到公布，责任人得不到追究，而只是像于幼军这样简单地道歉了事，是了不了这个责任的。我认为不仅于幼军，还包括张宝顺，都应该主动引咎辞职，然后让他们暂且代理书记和省长职务，戴罪立功。这期间，如果\"黑砖窑\"事件不能得到很好清查、解决，如果小煤矿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矿难频繁，瞒报如故，只能说明山西的当政者是戴罪又犯罪，或者尸位素餐，应当追究渎职罪和失职罪。

\"黑砖窑\"事件暴露了中国劳工被奴役、被榨取血汗的冰山一角，不仅使整个山西政府蒙羞，就是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也被大大抹黑，换个角度看又是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极大讽刺。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关注的，我看到号称对共产党领导进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八大民主党派中央及各省市委员会等机构，对如此重大丑闻，却没有像以往谴责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那样强烈谴责\"黑砖窑\"制造者和政府渎职者，而是默不做声、无所作为。这些民主党派的行为岂不有辱名字里面的\"民主\"两字？岂不是对中共所要求的参政、议政、监督职能极端不负责任？

这个时候，虽然民主党派不争气，共产党却是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给予很好的信任和提拔，比如2007年4月中共提名致公党副主席万钢出任科技部长获得人大通过，7月4日，又一民主人士——无党派的陈竺出任卫生部长。中共党外人士担任一党领导下的政府重要职务，被称为是中共为加强领导权而实施的增光添彩工程，可是这些部长的实权相当有限，因为该部的党组书记同样是正部长级别，按照中共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制度，部长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所以说这些部长的任命多少是象征性的，实质上共产党及其7000多万党员才是控制着中国政治权力的重要力量，外电认为，非党人士角色尴尬，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很难有大的作为。

是的，中国现政府不承认有反对党、在野党，只承认有执政党、参政党。执政党五十八年如一日，只有中国共产党一个执政党，而八个参政党也是五十八年如一日，还是八个样板党。一个和八个，都是1949年之前创立的。这就是说1949年中共执政后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党、参政党成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也是民主党派对自身职能变换的一种无原则放弃。

中共在1949年邀请民主党派一同建国并设计政体时，并没有刻意制造\"一党专政\"，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有3人为党外人士，委员56人中有27人为党外人士，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有2人为党外人士，政务委员15人中有9人为党外人士，政务院所管辖34个部、委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这也是当时多党合作制的\"黄金时期\"。

既然民主党派能够\"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那么，山西发生的\"黑砖窑\"事件的制造者和当地权势部门，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政策、法律的执行，民主党派为什么不站出来为民代言，勇敢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呢？假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不是一句空话，那么，正是八大民主党派的不作为、失位，导致这句话成为一句欺世盗名的空话。
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殷勤照顾，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中共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条件，支持他们开展各项活动，维护各民主党派组织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给予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国家干部\"（公务员）待遇，参照公务员制度建立各岗位，还要\"保证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常设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占有适当比例（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市、州、县人大中也要保证适当比例），并可聘请有相应专长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专门委员会顾问\"（见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成为国家公务人员；推举符合条件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参与政府监察、审计、工商等部门组织的重大案件的调查，参与人民政协有提出批评的自由和发表不能意见的自由，并\"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经费得到保证；1949年中共执政前民主党派成员可以享受医疗、福利等全额报销的离休待遇。在这样的特殊要求下，各民主党派迎合中共，一味听话，只顾替共产党锦上添花，却不会为加强共产党领导雪中送炭，按照\"用尽废退\"的自然规律，其存在就不是\"合理\"的，对有益于国家的角度来看，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想到另外一个现实：对于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或许会感到委屈，认为不是自己不争气，而是处处受共产党限制，比如共产党严格规定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机构\"以大中城市为主\"、\"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像在县级地区原则上不建立委员会等机构，而且吸收人员也有严格的限制，比如学历限制、年龄限制等（防止片面追求发展成员年轻化），再如农工民主党，不能在农民工、工人中发展成员，而只能在医疗卫生界发展成员，与自身的名称严重不相符。还有九三学社、民建等政党，也是把一部份医疗卫生界的成员作为发展对象。而真正的农民、农民工、外来工、城市下岗职工，却是没有一个民主党派是自己的组织。要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应该是广大农民的政党，可是7000多万党员中，却多数是富人、官僚，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占有席位了，那么，为8亿多农民代言的政党组织又在哪里呢？

共产党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可共产党认可的群众并非一般大众，而是特殊群众，民主党派成员都成了这样的群众。而真正的劳动大众，甚至8亿多农民身份者，都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但政治上却毫无地位，比如中国目前8亿多农民身份者却在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委员会中没有一席之地，甚至一个农民身份的国务院副总理都没有（毛泽东时代陈永贵成为副总理除外），和谐社会下的国家鼓励广大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岂不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党中央将于2007年下半年召开十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中主要是领导干部和党员企业家的代表，大约有两三千名的样子，代表着7000万党员。可8亿多农民，以及上亿多的工人，在其中占的分额十分有限；即使是在2008年的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也是微乎其微。全国有3000来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民也是占有最少的比例，农民要四倍于城市户口的人数才能选上一名代表，而且每年不能递增。而相对于中国的农民群体，民主党派却是得到一定空间的发展，即每年的净增率以不超过5%为宜，因为民主党派各中央遵循\"参政党作用的大小不在成员数量，而在于成员的素质\"（见1996年《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显然，共产党虽然不像对农民组织发展的限制那么严厉，但也是对民主党派的自身发展格外关照、恩威并重的：主要发展中高级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有限定，比如不在西藏发展；格外规定不去发展部门，比如不去发展的部门主要指军队、公安、安全、外交系统、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中国共产党机关（包括党报）。以在上述部门的民主党派成员，应保留他们的民主党派党籍，但不在单位开展组织活动；不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在校学生中发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性人士，应事先同当地统战部及有关单位中共党组织沟通情况，交换意见（中央统战部1996年会议纪要，详见《浙大统战五十年》附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八大民主党派，很明显不是民主党，而是民主党派，他们只是各自的党派，她们有幸生在结社自由的历史时期，却不幸苟且生存在结社不自由的时代，比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发展对象只是同原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与民革有历史联系和台湾各界及社会联系的人士；民主同盟（民盟）的发展对象是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分子；民主建国会（民建）的发展对象是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民主促进会（民进，不是台湾的民进党——民主进步党）的发展对象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以及科技、教育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农工）的发展对象是从事医药卫生以及科技、教育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致公党（致公）的发展对象是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九三学社（九三）的发展对象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以及高等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在此分工的基础上，各党派可适当发展一些其他方面有代表性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在掌握在发展成员总数的30%以内。对于台湾同盟（台盟），中央统战部认为其\"情况特殊，仍应坚持发展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这个党也是八大民主党派中最单薄的一个党派了，恐怕每年完成不超过5%的净增率都很不容易，比如在与台湾国民党关系深厚的浙江省，1995年台盟成立时仅有盟员42人。从全国看台盟也是最小的，其是1947年11月由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活动的台湾省籍人士发起成立，至今已生存了六十年，\"吃共党的嘴软，拿共党的手软\"，所以这个党派的存在顶多只剩下一个名分而已，毫无政党的实际意义了。

八大“民主党派”的地位尴尬，原因就是强大的中共把自身放在领导位置，所谓\"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是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认可的文字游戏，既然平等的各党关系可以\"领导\"，那么为什么各民主党派却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实，这样的领导正是说明各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假如制度建设能够明确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称友党、兄弟党，那么，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才能得以保证，从而也避免了中国共产党\"不民主\"之嫌。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即为民主、自由奔走呼号，尤其是1946-1949年之际更为强烈。可到如今，中共提起民主党派，只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台盟，共产党却被排除在\"民主党派\"之外，这岂不令人费解？只有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确立平等、真诚合作和互相监督的关系，民主党派才有参政、议政的可能，才有可能突破一党专政的阻力，使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成为国家立法权、执政权、司法权的监督力量，而不是专门让共产党一党成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的领导核心。

一党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多党监督，有限的权力才能发挥责权相当的作用，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建立民主监督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和谐发展。

山西的\"黑砖窑\"丑闻，已经不是一般性质的虐待劳工事件，而是典型的官府和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实施共同犯罪的严重刑事犯罪，不但山西临汾地区当政的党政、人大一把手难辞其咎，就连山西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和层出不穷的\"矿难瞒报\"一样，每个案件背后都有一批人获得巨大利益，真相得不到公布，责任人得不到追究，而只是像于幼军这样简单地道歉了事，是了不了这个责任的。我认为不仅于幼军，还包括张宝顺，都应该主动引咎辞职，然后让他们暂且代理书记和省长职务，戴罪立功。这期间，如果\"黑砖窑\"事件不能得到很好清查、解决，如果小煤矿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矿难频繁，瞒报如故，只能说明山西的当政者是戴罪又犯罪，或者尸位素餐，应当追究渎职罪和失职罪。

\"黑砖窑\"事件暴露了中国劳工被奴役、被榨取血汗的冰山一角，不仅使整个山西政府蒙羞，就是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也被大大抹黑，换个角度看又是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极大讽刺。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关注的，我看到号称对共产党领导进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八大民主党派中央及各省市委员会等机构，对如此重大丑闻，却没有像以往谴责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那样强烈谴责\"黑砖窑\"制造者和政府渎职者，而是默不做声、无所作为。这些民主党派的行为岂不有辱名字里面的\"民主\"两字？岂不是对中共所要求的参政、议政、监督职能极端不负责任？

这个时候，虽然民主党派不争气，共产党却是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给予很好的信任和提拔，比如2007年4月中共提名致公党副主席万钢出任科技部长获得人大通过，7月4日，又一民主人士——无党派的陈竺出任卫生部长。中共党外人士担任一党领导下的政府重要职务，被称为是中共为加强领导权而实施的增光添彩工程，可是这些部长的实权相当有限，因为该部的党组书记同样是正部长级别，按照中共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制度，部长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所以说这些部长的任命多少是象征性的，实质上共产党及其7000多万党员才是控制着中国政治权力的重要力量，外电认为，非党人士角色尴尬，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很难有大的作为。

是的，中国现政府不承认有反对党、在野党，只承认有执政党、参政党。执政党五十八年如一日，只有中国共产党一个执政党，而八个参政党也是五十八年如一日，还是八个样板党。一个和八个，都是1949年之前创立的。这就是说1949年中共执政后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党、参政党成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也是民主党派对自身职能变换的一种无原则放弃。

中共在1949年邀请民主党派一同建国并设计政体时，并没有刻意制造\"一党专政\"，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有3人为党外人士，委员56人中有27人为党外人士，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有2人为党外人士，政务委员15人中有9人为党外人士，政务院所管辖34个部、委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这也是当时多党合作制的\"黄金时期\"。

既然民主党派能够\"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那么，山西发生的\"黑砖窑\"事件的制造者和当地权势部门，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政策、法律的执行，民主党派为什么不站出来为民代言，勇敢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呢？假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不是一句空话，那么，正是八大民主党派的不作为、失位，导致这句话成为一句欺世盗名的空话。
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殷勤照顾，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中共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条件，支持他们开展各项活动，维护各民主党派组织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给予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国家干部\"（公务员）待遇，参照公务员制度建立各岗位，还要\"保证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常设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占有适当比例（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市、州、县人大中也要保证适当比例），并可聘请有相应专长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专门委员会顾问\"（见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成为国家公务人员；推举符合条件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参与政府监察、审计、工商等部门组织的重大案件的调查，参与人民政协有提出批评的自由和发表不能意见的自由，并\"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经费得到保证；1949年中共执政前民主党派成员可以享受医疗、福利等全额报销的离休待遇。在这样的特殊要求下，各民主党派迎合中共，一味听话，只顾替共产党锦上添花，却不会为加强共产党领导雪中送炭，按照\"用尽废退\"的自然规律，其存在就不是\"合理\"的，对有益于国家的角度来看，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想到另外一个现实：对于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或许会感到委屈，认为不是自己不争气，而是处处受共产党限制，比如共产党严格规定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机构\"以大中城市为主\"、\"以协商确定的范围和对象为主\"，像在县级地区原则上不建立委员会等机构，而且吸收人员也有严格的限制，比如学历限制、年龄限制等（防止片面追求发展成员年轻化），再如农工民主党，不能在农民工、工人中发展成员，而只能在医疗卫生界发展成员，与自身的名称严重不相符。还有九三学社、民建等政党，也是把一部份医疗卫生界的成员作为发展对象。而真正的农民、农民工、外来工、城市下岗职工，却是没有一个民主党派是自己的组织。要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应该是广大农民的政党，可是7000多万党员中，却多数是富人、官僚，而真正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占有席位了，那么，为8亿多农民代言的政党组织又在哪里呢？

共产党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可共产党认可的群众并非一般大众，而是特殊群众，民主党派成员都成了这样的群众。而真正的劳动大众，甚至8亿多农民身份者，都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但政治上却毫无地位，比如中国目前8亿多农民身份者却在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委员会中没有一席之地，甚至一个农民身份的国务院副总理都没有（毛泽东时代陈永贵成为副总理除外），和谐社会下的国家鼓励广大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岂不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党中央将于2007年下半年召开十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中主要是领导干部和党员企业家的代表，大约有两三千名的样子，代表着7000万党员。可8亿多农民，以及上亿多的工人，在其中占的分额十分有限；即使是在2008年的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也是微乎其微。全国有3000来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民也是占有最少的比例，农民要四倍于城市户口的人数才能选上一名代表，而且每年不能递增。而相对于中国的农民群体，民主党派却是得到一定空间的发展，即每年的净增率以不超过5%为宜，因为民主党派各中央遵循\"参政党作用的大小不在成员数量，而在于成员的素质\"（见1996年《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显然，共产党虽然不像对农民组织发展的限制那么严厉，但也是对民主党派的自身发展格外关照、恩威并重的：主要发展中高级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有限定，比如不在西藏发展；格外规定不去发展部门，比如不去发展的部门主要指军队、公安、安全、外交系统、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中国共产党机关（包括党报）。以在上述部门的民主党派成员，应保留他们的民主党派党籍，但不在单位开展组织活动；不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在校学生中发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性人士，应事先同当地统战部及有关单位中共党组织沟通情况，交换意见（中央统战部1996年会议纪要，详见《浙大统战五十年》附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八大民主党派，很明显不是民主党，而是民主党派，他们只是各自的党派，她们有幸生在结社自由的历史时期，却不幸苟且生存在结社不自由的时代，比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发展对象只是同原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与民革有历史联系和台湾各界及社会联系的人士；民主同盟（民盟）的发展对象是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分子；民主建国会（民建）的发展对象是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民主促进会（民进，不是台湾的民进党——民主进步党）的发展对象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以及科技、教育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农工）的发展对象是从事医药卫生以及科技、教育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致公党（致公）的发展对象是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九三学社（九三）的发展对象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以及高等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在此分工的基础上，各党派可适当发展一些其他方面有代表性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在掌握在发展成员总数的30%以内。对于台湾同盟（台盟），中央统战部认为其\"情况特殊，仍应坚持发展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这个党也是八大民主党派中最单薄的一个党派了，恐怕每年完成不超过5%的净增率都很不容易，比如在与台湾国民党关系深厚的浙江省，1995年台盟成立时仅有盟员42人。从全国看台盟也是最小的，其是1947年11月由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活动的台湾省籍人士发起成立，至今已生存了六十年，\"吃共党的嘴软，拿共党的手软\"，所以这个党派的存在顶多只剩下一个名分而已，毫无政党的实际意义了。

八大“民主党派”的地位尴尬，原因就是强大的中共把自身放在领导位置，所谓\"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是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认可的文字游戏，既然平等的各党关系可以\"领导\"，那么为什么各民主党派却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实，这样的领导正是说明各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假如制度建设能够明确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称友党、兄弟党，那么，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才能得以保证，从而也避免了中国共产党\"不民主\"之嫌。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即为民主、自由奔走呼号，尤其是1946-1949年之际更为强烈。可到如今，中共提起民主党派，只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台盟，共产党却被排除在\"民主党派\"之外，这岂不令人费解？只有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确立平等、真诚合作和互相监督的关系，民主党派才有参政、议政的可能，才有可能突破一党专政的阻力，使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成为国家立法权、执政权、司法权的监督力量，而不是专门让共产党一党成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的领导核心。

一党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多党监督，有限的权力才能发挥责权相当的作用，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建立民主监督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