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稿，由作者写于2004和1990年的两篇文章构成，发表时某些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字有少许改动。

1950年代初年的北大，像1910年代的北大一样，是西学东渐和西潮东渐的一个窗口，是各种思潮传播和冲撞之地。不同于1910年代，195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已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和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论。尽管如此，自由主义的元素在北大的校园里仍然随处可见，可感。

共产主义是夹杂在19世纪西欧的自由主义大潮中发轫的。经过俄国的革命，在20世纪2、30年代它被很多西欧知识份子所接受，甚至成为一个主流。当这股潮流东渐到中国的时候，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无区分地接受了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二者。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国民党时代的军政或训政，对反对它的中共有一种“合乎潮流”的认同。

然而，北大的自由主义环境和教育，渐渐使我们认识到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不能相容的。特别，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中共一两个政策相矛盾，而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型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份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反右运动”祇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

北大右派青年在1957年争取的自由，同1956年布达佩斯学生争取的自由实质上是一样的。现在，匈牙利事件在欧洲已被公认为历史上一个重要标志。它是1848年自由主义革命（也曾在布达佩斯发生，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代）以来欧洲又一次的为自由而战。1957年在中国的冲撞，终结了东渐而来的自由主义，但也使共产主义开始在中国虚化，退潮，在一代人的心中幻灭。本文回忆我还记得的那个年代的几则故事。

以下两篇文章分别写于2004和1990年。现作了少许技术性改动，供反右50年会议参考。

——作者于2007年2月12日。

一、1986年“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事件回忆

1986年11月14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回到北京，并准备于当天下午离京去上海、宁波，再回合肥上课。在北京暂短逗留的半天里，我和李淑娴去许良英家。开会。祇有4个人，许良英、刘宾雁、李淑娴和我。论题是：反右运动快30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见是，在1987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了会议的议题以及有关组织的方法。最后，要我根据这些意见起草一份会议通知。在南行的旅途上，我写了初稿。到合肥后，迅即寄给了许。他们修改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这就是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刘宾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的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难以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 我们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1.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数据；

2.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3.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

4.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

5.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

6.反右之后“左” 派及右派的运动轨迹；

7.反右与今天的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您的报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集出版。

会议时间：1987年2月3-5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待定）

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来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

收到通知后，请您于1986年12月31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否能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中关村812楼704 许良英。

发起人

许良英 刘宾雁 方励之

1986年11月

在许良英家的筹备会上，没有讨论我们几个发起人应当讲什么。许、刘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为当事人，或做为见证人，他们都不乏讲题。按当局的规定的级别，右派份子（非学生）共分六类，一类最大，六类最小。学生右派份子分四类。许和刘都是第二类右派。李淑娴是第六类。我则是类外，没有右派的正式名衔，而是“内控”，不及他们3个。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讲题。反正还有两个月时间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发展就是快。“通知”发出不到一个星期，1986年11月30日，科技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质问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由谁定的。12月5日，学生上街游行。随后触发了全国29个城市中的156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不过，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3天之后，学生上课，教师授课，逐渐回归正常。12月9日，管惟炎校长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有关科大的不实报道。胡没有说什么话，至少没有我记得住的重要“指示”。 大概是风暴之前的无言和沉默。根据经验可以预感，运动要来了……。

果然，两天后，李淑娴从北京打电话来，许良英告诉她，《人民日报》社领导要求刘宾雁退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随后，李淑娴不断打电话来，催我赶快回京。我的课程——近代物理——于12月31日上午结束。赶到北京，正好是1987年元旦。第二天，1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1987年第一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式启幕。随后两个星期，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是：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1月25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就此，“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也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事件之一被记入中共的文件。

虽然“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夭折了。我还是记下了我在1957的片断经历，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写于1990年的下文“1957年和我”的来源。所以，上述的“通知”（1986年）应是下文（1990年）的一个前言。

（2004年9月，美国Tucson）

二、1957年和我

北戴河的自由元素和权力之鞭

1956年8月底，我从北大毕业，随即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它属于中国核武发展项目。

报到之前，有一个多星期的假期。一想到学生生活就此结束，这已是最后一个暑假，因此，决定去玩一番。于是，我和同学李清润相约一起去山海关，秦皇岛和北戴河。向虞富春教授借了15块钱，就上路了。李淑娴那时已开始工作，而且在我们之前她已去过北戴河，故未参加我们的旅游。

15块钱的预算，不容我们有从容的吃、住、行。在4天的旅程中，一夜在秦皇岛的一个小学教室里借住，一夜在北戴河的海滨浴场的更衣室里偷住，一夜在火车上。累极了，但兴奋至极。因为，20岁的我，还是第一次登上天下第一关，站在长城的起点。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秦皇岛外，远远的渔帆点点，正在暗兰发紫的海的波涛上起伏前行。这时候，真想作诗，如果能够比普希金的《致大海》作得更好的话。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

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

普希金写《致大海》时，也才25岁。为什么就是“最后一次”？至少，不完全适合我当时的心境。不管它。

按历史记载，差不多同时，毛泽东也来过北戴河。可能他也被大海感动了，也想作诗，结果他填了一阙词。其中有一句“秦皇岛外打渔船”，证明他也看到了渔船，说不定他同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批船，因为那时的渔船真的不多。不同于我们的是，渔船和大海没有使他想到自由的元素。他想起的是因霸业成功而踌躇满志的曹操。他的词中有一句“魏武挥鞭”，可见他得意的是有了一条曹操那样的王权之鞭。

不到一年，权力之鞭果真抽向了自由的元素。这致命的一击，使那一次面对大海真成了我的最后一次。直到22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再一次面对海洋。

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不少物理系的学生喜欢诗和音乐。普希金、席勒、海涅，裴多菲……像拉普拉斯、马克士威、波尔兹曼一样被熟知。每天晚饭后，北大广播台播放半小时的音乐，其曲目皆由物理系数学系同学选择和提供。当时，我们常常被告诫，海涅的“夜莺”、圣桑的“天鹅之死”、贝多芬和席勒的“欢乐颂”等等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非共产主义的。不过，并不真懂，自由主义同共产主义到底有多少冲突？海涅不还是马克思的朋友吗？海涅的一些抒情诗，不还是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的吗？

第一次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正感到不适，来自列宁。

周末沙龙：量子力学——海森堡，列宁

1957年春夏，我每星期六去北大。因为当时李淑娴在物理系工作。她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1956年秋后，根据中苏联合作协定，苏联派了一批专家来北大，授课及研究。每个专家都配有一两个翻译协助工作，口译和笔译。这些专家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北大的讲师或副教授。但是他们的待遇则大大超过中国的正教授。仅就他们占据的办公室而言，也比中国教授的办公室大为排场。

每星期六晚上，李淑娴的专家办公室，就由我们占据。那时候，我们似乎都有用不完的精力。虽然相爱至深，但不想结婚，我们的原则是立业之后才有权成家。甚至，星期六晚上的卿卿我我，也觉得是浪费光阴。于是，我们常约倪皖荪（同班同学）或其他朋友一起活动。倪是另一个苏联专家的翻译。因此，每星期六我来北大时，常是几个人一起讨论问题，谈谈一周以来的读书或研究的心得。我们的一个的“雄心”是，以这个周末沙龙为凝结核，慢慢地吸收更多的人来参加，说不定会发展成一个学术集团。这样，从1957年春天开始，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在北大放言高论一番。论题主要是物理的，哲学的，也有政治的。

大部分的议论早已淡忘了，但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有一次我们讨论海森堡（W. Heisenberg）的一篇科学哲学文章，当他论及有关量子力学解释的争论时，曾说，“苏联布洛欣采夫（Bloshinzev）对量子力学的‘新’解释祇不过是为了适应列宁对马赫的政治批判而已”（大意）。对列宁如此出言不逊，使我们为之一震！在当时的中国，列宁属先知至圣，绝对找不到任何的中文出版物，会使用海森堡那样的语言对列宁说三道四。

然而，物理学的论证又使我们不能不去认真思考海森堡的的论断。我们在大学所用的一本教科书，正是布洛欣采夫写的《量子力学教程》。布洛欣采夫一书的第一版是采用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即波尔和海森堡的解释。40年代末，苏联发动了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批判。哥本哈根学派是批判对象之一。布洛欣采夫在第二版书中转而批判哥本哈根解释。他自己也声称，他提出“量子力学新解释”就是要批判并取代那些“资产阶级的量子力学学派”。虽然，布洛欣采夫的“新解释” 还不算李森科式的伪科学。但是，显然地，“新解释”是动机于政治而不是物理。尽管如此，布洛欣采夫并没有用非物理的语言来讨论物理。还是可以接受的。列宁的文字则不同了。请看：

既然……不是明确地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也就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一直滚到“终极原理”和“第一推动”中去，因为，他们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客观标准。如果，时间和空间祇是概念，那么，创造它们的人类就有权利超出它们的界限。资产阶级教授们就有权利由于保卫这种超越的合法性，由于直接或间接地拥护中世纪的“荒诞事情”而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据说列宁是以“逻辑严密”著称。但是，什么逻辑能把“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作为否定“超出时空界限”的一个物理理由呢？显然不符合物理学的常识。海森堡的评论并没有完全动摇列宁在我信仰中的地位。但是，第一次迫使我看到，在科学与非科学二者之间，我无疑应当选择前者，不论那些非逻辑的著作曾有过怎样的神圣光环。

所以，既使没有任何其他的影响，我们的周末沙龙的后果多半是使参加者从追随科学开始，渐渐地偏离共产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有些史家认为，如果毛泽东在1957年不发动“反右派斗争”，不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就不会造成后来知识份子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这不完全正确。因为，知识份子，至少像我们读书小组这类青年人，之所以偏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由于赛先生的引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一个“反右”政治运动相矛盾，而且与共产主义意识型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相容的。所以，一批青年知识份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

反右运动祇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

是“阳谋”吗？

1957年3月，科学院党委向北京各研究所的党员传达了毛泽东的两个新的讲话。我也去听了。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恳请党外人士批评共产党的各种错误。特别是针对三害，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敬请批评 .运动简称为“鸣放”。

据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解释，他号召“鸣放”是一个“阳谋”，即一个圈套，其目的是引诱对现实心怀不满的人批评共产党，然后聚而剪除之，从而巩固共产党天下。这种解释似乎暗示毛泽东在事前一切都有神机妙算，似乎他早已料定，他准备加以剪除的那些人一定会及时地中计“鸣放”，然后他可以用“反右派”运动及时地整治这些社会主义的敌人。

在我看来，“阳谋”说祇是部分正确。一个证据是，毛泽东早在5月15日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即已开始从“鸣放”转入镇压。如果他是一切都有预谋的，那么这意味着，在5月15日他认为，那些该中计者大多数已中了计，是收网的时候了。可是，直到5月15日，大学里还没有一张大字报，学生的大鸣大放还没有开始，“右派”的一个主力军——大学生——还没有出场呢！这至少证明，毛泽东没有估计到，大量“思想好”的学生也会投入“鸣放”，参加批评共产党的行列。按他的估计，在共产党领导的大学里培养的年轻知识份子，是他的政权的受益者，故而是支持者。

应当说，他的估计并不全错。当时，我及我认识的同龄北大人，极少自觉地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持对立政治立场。不同的祇是对当局的支持程度，有的狂热，有的温和。所谓“落后份子”，也多不是由于有政治异见。正因此，当大学之外的“鸣放”已令毛泽东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时后，大学生却尚无动静。

至于我所在的核反应堆小组，因为数值计算正紧，更少介入“鸣放”。向科学进军已经够忙了，何谈“鸣放”。而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自然科学来说了无新意。自由争辩对发展学术之必要，无需毛泽东用长达4个小时的报告向自然科学家去废话，300年前的伽利略时代的历史就有结论了。

我们仍日日浸沉在计算中，没有“鸣放”，祇有算盘声。

3月，4月，5月上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感不到阴谋，也感不到阳谋。

《是时候了》

5月18日，星期六，我仍照例去北大。我们仍照例在李淑娴的专家办公室里，照例的约会，照例的阔论高谈。

校园里，同平时的周末一样，如镜的未名湖、智慧的花神庙、沉默的钟亭，净洁而且宁静。

5月19日，潘多拉盒子打开了。

历史系的学生首先发难，用斗大字的大字报质问：“团代表是怎么产生的？”（29年后， 1986年，科大上街游行学生的质问，如出一辙。）

接着，第二天，星期一，在北大学生往来最多的大饭厅东墻上，出现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是一首诗（又是从诗开始）。题目是《是时候了》

青年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见一见天光。

………

作者是两个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沈泽宜，张元勋。旋即，各色各样的大字报从原本宁静的各个角落潮水般地涌出。学生的鸣放真正开始了。

1989年春天，沈泽宜到北京天文台来找我。虽然他为这首诗付出了20多年的岁月。曾被流放西北。头发业已斑白。但是，一当谈起《是时候了》，他的眼神依旧放出炯炯的光彩。他在为我背诵这首诗时，似乎依然是32年前的那种激情。的确，它是一首值得骄傲的诗，它是知识份子，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与共产党大冲撞的第一响。

很清楚，《是时候了》所渴望的，不多也不少，就是自由主义。就是海涅式的自由。

“一棵树长到了我的坟墓之上，

年轻的夜莺在她枝头歌唱；

它歌唱如此纯洁的爱情（自由）啊，

就是在梦中，我也听得如诉衷肠。“

北大学生最有名的右派杂志——《广场》，祇出过一期，首篇即是《自由主义者宣言》。海涅虽是马恩的好友，但他从不认同马恩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终于感到了，也看到了，在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者宣言与共产主义者宣言是水火难容的。

死结——三害根源

北大大饭厅一带的冲撞目标，一开始就不是指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三害，而是指向了一个根本：三害的根源在那里？三害的社会根源在那里？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在那里？

这可能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局没有料想到的，但又不得不面对的的问题：既然承认有三害存在，那么，就应有根源。这个问题是《是时候了》之后，学生大字报的一个主旋律。不幸，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是不准也不能讨论的。因为，研究三害的根源，不可避免地要评定现行社会制度的优劣。然而，十月革命以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至少，不论如何评定，结论都必须是：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不幸”，教育使学生习惯于对任何事都要寻根求源。三害根源自不例外。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它被研究之前就规定它的答案，否则祇是预设，不是论证。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拥护，也不能为预设所替代。所以，从学生一上场，他们与当局的冲突就是原则性的：是崇尚自由思考和科学的论证，还是对威权的迷信和崇拜？

显然，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死结。

因此，在大学里，三害根源一问，把“鸣放”的发动者逼到了料想不到的困境。虽然，青年知识份子当初的动机，绝非有意想给鸣放发动者制造困境，更不想争夺领导权。相反，对民主党派要求的“有职有权”等等，在学生中极少共鸣和呼应。学生呼喊的不是“权力”，而是天赋的自由“权利”。当时认同民主党派的学生很少，可能比同情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的学生还少。民主党派，从来祇是收容所式的政治花瓶。学生大字报中，对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意见，大多集中于肃反和胡风问题。这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直接有关。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社会上是严禁流传的。然而，在北大，苏共《真理报》和西方报刊的报导都看得到，不同的中文翻译版本在学生中间流传，并用小字报贴了出来。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知道报告的内容。斯大林，也曾是这一代人心目中的伟人。1953年，当他的死讯传来时，不少同学落下了泪，是真的泪（与1976年9月9日的嚎棺完全不同）。难道他竟然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名滥杀无辜的暴君？事实俱在。使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肃反，思考胡风问题，重新思考自己信仰的事业。（李和我去过布达佩斯，几位经历过匈牙利事件的物理教授与我们同龄。他们指着1956年留在建筑物上的弹痕，谈到他们当年对斯大林，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灭，竟然同万里之外的我们一样。）

权力之鞭与自由元素之间的和平相处期，就此结束。一场冲突势不可免了。

内疚与给党中央的信

“北大出事了”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到近代物理所。不过，我们的研究工作并未受到影响。随后，每天都从北大传来越来越令人坐不住的消息。但那一个星期里，我还是照例坚持到周末，即5月25日星期六，才去北大。

那天，李淑娴、倪皖荪和我谈论的主题，是大字报。我们3个都是共产党员，在学生时代又都担任过青年团的职务。所以，原则上说，我们属于“鸣放”所批评的对象，即大字报批评的对象，而不是“鸣放”参与者。确实，我们没有任何写大字报冲动。然而，大字报引起我们的深思。大字报中批评的问题，我们也有过，的确也在大学里伤害过人，包括我们的同学。作为共产党员的我们，是否也对三害负有责任？

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在我们在大学的那几年，没有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但由于青年团工作的一个最高原则是“作党的助手”，所以，我们回想起，我们同样因此而伤害过一些同学。比如，1955年初，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访华，要北大的学生去飞机场欢迎，本来是件小事。但因毛泽东、周恩来等所有中共领导人也都在机场，一个简单的欢迎式，就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要求我们在挑选欢迎者时，按阶级斗争观念处理。结果，一些“思想落后”的同学由于被认为“不可靠”而不准参加。这些同学受到严重的岐视和伤害。更严重的伤害发生在“肃清反革命份子运动” 中。虽然学生里并没有反革命份子，但在为时一个月的运动中，一些“思想落后”的同学遭到猛烈的无道理的批判。这些批判会的组织和主持，我们都参与过。我们感到内疚。

因而，深感应当改进共产党青年团的工作，以使那样的伤害不再会发生。为此，倪皖荪动议，我们联名给党中央写一封信，提出我们自己对改进共产党及青年团的工作的看法。李淑娴和我，都同意了。

6月2日，星期日，我再去北大时，倪皖荪已拟好了信的大纲，很长，3张8开纸。其中讨论了共产党的各种缺点和错误，包括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作风上的宗派主义等等。经过一下午的讨论，大纲被改定。并分工由倪写主要部分，李写有关青年团部分。我本也很有兴趣写一部分，但核反应堆的工作太忙，不容抽身。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日子

时间又过了一个星期。6月8日，又是周末，我又去北大。

天已变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一份党内文件。一场“反击右派份子”的阶级斗争，正式开场。

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发动过的阶级斗争，虽然名目极为繁多，但其斗争的基本过程和方式却大同小异，可以用一个通用的程序来操作。这个程序中有以下几个关键的子程序。

1，确定斗争对象。按规定，阶级敌人的数目一定是“一小撮”，即不超过百5%.因此，运动领导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保证达到这个数字，误差越小越好。李淑娴后来被定为右派，而我得以幸免，全赖于误差范围太小，两个人不能同时挤进。

2，构造罪名。按规定，凡右派份子（××运动时，则用××份子）的罪名，都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运动领导者的任务是构造罪名，使之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北大曾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评北大理发店不讲究质量，学生的发式都被理成了“狗啃式”。后来，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也被划为右派。因为，大字报暗示，社会主义是用“狗啃”学生的头，反动至极。

3，揪出暗藏的集团。按规定，××份子必定是组成各种反党小集团，有纲领、有计划地向社会主义进攻。因此，运动领导者的任务是把右派份子（或××份子）组建成一个个的反党小集团，再加以批判。虽然，有些被组织在一个反党小集团中的人，甚至原来根本没有见过面。

跟着，就是大小的批判斗争会。那也有标准的程序。无论被斗争的人多么虔诚地认罪，与会的人也一定要高喊“不老实！快交待！”同时也要一致地举起手，就如在电视里看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在表决时一致举起手一样。

成千上万的天真无邪的学生和青年知识份子，就这样被卷入阶级斗争的压榨机，成了“右派份子”。许多人经受不住这种对灵魂的凌辱，自杀。

直到1957年8月，倪皖荪，李淑娴和我，还平安无事，虽然我们要给党中央写信的事，当局是知道的。然而，到6月8日，我们的信还没有写完，也就没有寄出。党员向党中央写信，是不违背党章的。我们的信的内容也从未用大字报公开过。因此，我们的行为似无一丝越轨。所以，从不认为有错。

9月，北大的反右已近尾声，“不老实！” 的口号声渐渐稀少了。一场运动看来已快过去。

然而，人生就是不能完全避免偶然。

也在9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反右运动”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陪苏共中央访问者来北大。邓彭二人“偶然”顺便看了北大的大字报，出乎他们的意料，惊叹：“北大右派的质量很高”。于是，他们立即破格优惠北大，必须再追加右派份子，数目可以不受5%的限制。

这样，北大的运动进入第二次高潮，再次搜寻适合充当右派者，右派份子数目增加到了7%.我们准备写信的事，就在这场新搜索中落网。这封信，很容易在阶级斗争的程序上通过。我们的信是写给党中央的，所以是反党；我们的信有大纲，所以是有纲领的；我们5月以来每周讨论一次，所以是有计划的；我们是三个人，三人为众，所以是有组织的。这一案例，很快成为北大的一个新典型。在北大，印发了我们的信的提纲，严加批判。倪皖荪，李淑娴均被定为右派份子，一个二类，一个六类。王竹溪先生在物理系讨论李淑娴问题时说：李不够右派，还差一个delta （数学上的小量，但不为零）。但是，马克思的《数学笔记》中没有delta， 祇有零除零。

我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也遭批判。对着我喊的“不老实！”，也听过几次，但终归没有正式被定为右派。得以幸免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我不属北大管辖，而属于中国科学院。邓小平没有来科学院，也就没有优惠给科学院额外的百分点。原定的百分之五的定额，业已满员。“右派份子”的帽子全已分发完毕，已经没有给我准备的名额和帽子了。另一说是，当时的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把我从右派份子的名单中划掉。果如此，当在此谢之。

全员覆没之后

一封并未寄出的信的所有参与者，就此全员覆没。倪皖荪后来被开除出北大，送去劳动教养，22年后，才再回到大学执教。

李淑娴则留在北大作为反面教员——贱民的“优雅”称号。

我则于1957年12月被逐出核反应堆研究组，下放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改造。

覆没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

杨德勋，我中学好友，也是北大同届，从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央戏曲研究院工作。致力于戏曲理论。不时地给我送来一些戏票。从洋歌剧“茶花女”到川剧“”打面缸“，都有。后来，不来送了。右派。

施于力，北大同届，中文系，以朗诵《致大海》对抗我们物理系的诗歌朗诵队。大胜。获北大首届朗诵赛冠军。其父为托派。1957后， 没有声音了。右派。1966自杀。

朱津栋，物理系朗诵队的指挥。毕业后到大连医学院任教，并研究物理医学。不幸，因酷爱艺术，认识一位胡风份子。右派。

侯德彭，我大学做物理实验的搭档，毕业后，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任职。他们似也有一个沙龙，也都是年轻人。我也去过两次，听到其中有人公开声称，不信马克思，而信康德，云云。后来，沙龙不能去了。《人民日报》上登了侯的名子，中宣部的首批右派。1967的武斗年代，侯被派到广西邕江捞尸。

……

不能尽数。

有的人，从此音信杳然。

不完全统计，1956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的100人中，至少20人是正式的右派份子（即类别<= 6 的右派）。中文系也类似。“类外而内控”如我者，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终结

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潮流，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我们也被卷进这个潮流里来了。共产主义夹杂在19世纪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兴起。到俄国的革命，在20世纪2、30年代它被很多知识份子接受，可以说是一个主流。从西学东渐到西潮东渐，我们这一代人东方的青年赶上了这个东渐潮流的尾端。

从此─1957，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和在全世界一样，走过了它的历史峰值。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我将长久地、长久地倾听

你黄昏时分的轰响，

你悲哀的喧响……

（1990年2月，北京）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稿，由作者写于2004和1990年的两篇文章构成，发表时某些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字有少许改动。

1950年代初年的北大，像1910年代的北大一样，是西学东渐和西潮东渐的一个窗口，是各种思潮传播和冲撞之地。不同于1910年代，195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已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和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论。尽管如此，自由主义的元素在北大的校园里仍然随处可见，可感。

共产主义是夹杂在19世纪西欧的自由主义大潮中发轫的。经过俄国的革命，在20世纪2、30年代它被很多西欧知识份子所接受，甚至成为一个主流。当这股潮流东渐到中国的时候，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无区分地接受了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二者。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国民党时代的军政或训政，对反对它的中共有一种“合乎潮流”的认同。

然而，北大的自由主义环境和教育，渐渐使我们认识到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不能相容的。特别，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中共一两个政策相矛盾，而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型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份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反右运动”祇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

北大右派青年在1957年争取的自由，同1956年布达佩斯学生争取的自由实质上是一样的。现在，匈牙利事件在欧洲已被公认为历史上一个重要标志。它是1848年自由主义革命（也曾在布达佩斯发生，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代）以来欧洲又一次的为自由而战。1957年在中国的冲撞，终结了东渐而来的自由主义，但也使共产主义开始在中国虚化，退潮，在一代人的心中幻灭。本文回忆我还记得的那个年代的几则故事。

以下两篇文章分别写于2004和1990年。现作了少许技术性改动，供反右50年会议参考。

——作者于2007年2月12日。

一、1986年“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事件回忆

1986年11月14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回到北京，并准备于当天下午离京去上海、宁波，再回合肥上课。在北京暂短逗留的半天里，我和李淑娴去许良英家。开会。祇有4个人，许良英、刘宾雁、李淑娴和我。论题是：反右运动快30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见是，在1987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了会议的议题以及有关组织的方法。最后，要我根据这些意见起草一份会议通知。在南行的旅途上，我写了初稿。到合肥后，迅即寄给了许。他们修改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这就是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刘宾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的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难以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 我们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1.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数据；

2.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3.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

4.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

5.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

6.反右之后“左” 派及右派的运动轨迹；

7.反右与今天的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您的报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集出版。

会议时间：1987年2月3-5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待定）

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来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

收到通知后，请您于1986年12月31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否能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中关村812楼704 许良英。

发起人

许良英 刘宾雁 方励之

1986年11月

在许良英家的筹备会上，没有讨论我们几个发起人应当讲什么。许、刘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为当事人，或做为见证人，他们都不乏讲题。按当局的规定的级别，右派份子（非学生）共分六类，一类最大，六类最小。学生右派份子分四类。许和刘都是第二类右派。李淑娴是第六类。我则是类外，没有右派的正式名衔，而是“内控”，不及他们3个。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讲题。反正还有两个月时间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发展就是快。“通知”发出不到一个星期，1986年11月30日，科技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质问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由谁定的。12月5日，学生上街游行。随后触发了全国29个城市中的156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不过，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3天之后，学生上课，教师授课，逐渐回归正常。12月9日，管惟炎校长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有关科大的不实报道。胡没有说什么话，至少没有我记得住的重要“指示”。 大概是风暴之前的无言和沉默。根据经验可以预感，运动要来了……。

果然，两天后，李淑娴从北京打电话来，许良英告诉她，《人民日报》社领导要求刘宾雁退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随后，李淑娴不断打电话来，催我赶快回京。我的课程——近代物理——于12月31日上午结束。赶到北京，正好是1987年元旦。第二天，1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1987年第一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式启幕。随后两个星期，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是：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1月25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就此，“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也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事件之一被记入中共的文件。

虽然“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夭折了。我还是记下了我在1957的片断经历，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写于1990年的下文“1957年和我”的来源。所以，上述的“通知”（1986年）应是下文（1990年）的一个前言。

（2004年9月，美国Tucson）

二、1957年和我

北戴河的自由元素和权力之鞭

1956年8月底，我从北大毕业，随即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它属于中国核武发展项目。

报到之前，有一个多星期的假期。一想到学生生活就此结束，这已是最后一个暑假，因此，决定去玩一番。于是，我和同学李清润相约一起去山海关，秦皇岛和北戴河。向虞富春教授借了15块钱，就上路了。李淑娴那时已开始工作，而且在我们之前她已去过北戴河，故未参加我们的旅游。

15块钱的预算，不容我们有从容的吃、住、行。在4天的旅程中，一夜在秦皇岛的一个小学教室里借住，一夜在北戴河的海滨浴场的更衣室里偷住，一夜在火车上。累极了，但兴奋至极。因为，20岁的我，还是第一次登上天下第一关，站在长城的起点。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秦皇岛外，远远的渔帆点点，正在暗兰发紫的海的波涛上起伏前行。这时候，真想作诗，如果能够比普希金的《致大海》作得更好的话。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

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

普希金写《致大海》时，也才25岁。为什么就是“最后一次”？至少，不完全适合我当时的心境。不管它。

按历史记载，差不多同时，毛泽东也来过北戴河。可能他也被大海感动了，也想作诗，结果他填了一阙词。其中有一句“秦皇岛外打渔船”，证明他也看到了渔船，说不定他同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批船，因为那时的渔船真的不多。不同于我们的是，渔船和大海没有使他想到自由的元素。他想起的是因霸业成功而踌躇满志的曹操。他的词中有一句“魏武挥鞭”，可见他得意的是有了一条曹操那样的王权之鞭。

不到一年，权力之鞭果真抽向了自由的元素。这致命的一击，使那一次面对大海真成了我的最后一次。直到22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再一次面对海洋。

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不少物理系的学生喜欢诗和音乐。普希金、席勒、海涅，裴多菲……像拉普拉斯、马克士威、波尔兹曼一样被熟知。每天晚饭后，北大广播台播放半小时的音乐，其曲目皆由物理系数学系同学选择和提供。当时，我们常常被告诫，海涅的“夜莺”、圣桑的“天鹅之死”、贝多芬和席勒的“欢乐颂”等等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非共产主义的。不过，并不真懂，自由主义同共产主义到底有多少冲突？海涅不还是马克思的朋友吗？海涅的一些抒情诗，不还是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的吗？

第一次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正感到不适，来自列宁。

周末沙龙：量子力学——海森堡，列宁

1957年春夏，我每星期六去北大。因为当时李淑娴在物理系工作。她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1956年秋后，根据中苏联合作协定，苏联派了一批专家来北大，授课及研究。每个专家都配有一两个翻译协助工作，口译和笔译。这些专家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北大的讲师或副教授。但是他们的待遇则大大超过中国的正教授。仅就他们占据的办公室而言，也比中国教授的办公室大为排场。

每星期六晚上，李淑娴的专家办公室，就由我们占据。那时候，我们似乎都有用不完的精力。虽然相爱至深，但不想结婚，我们的原则是立业之后才有权成家。甚至，星期六晚上的卿卿我我，也觉得是浪费光阴。于是，我们常约倪皖荪（同班同学）或其他朋友一起活动。倪是另一个苏联专家的翻译。因此，每星期六我来北大时，常是几个人一起讨论问题，谈谈一周以来的读书或研究的心得。我们的一个的“雄心”是，以这个周末沙龙为凝结核，慢慢地吸收更多的人来参加，说不定会发展成一个学术集团。这样，从1957年春天开始，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在北大放言高论一番。论题主要是物理的，哲学的，也有政治的。

大部分的议论早已淡忘了，但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有一次我们讨论海森堡（W. Heisenberg）的一篇科学哲学文章，当他论及有关量子力学解释的争论时，曾说，“苏联布洛欣采夫（Bloshinzev）对量子力学的‘新’解释祇不过是为了适应列宁对马赫的政治批判而已”（大意）。对列宁如此出言不逊，使我们为之一震！在当时的中国，列宁属先知至圣，绝对找不到任何的中文出版物，会使用海森堡那样的语言对列宁说三道四。

然而，物理学的论证又使我们不能不去认真思考海森堡的的论断。我们在大学所用的一本教科书，正是布洛欣采夫写的《量子力学教程》。布洛欣采夫一书的第一版是采用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即波尔和海森堡的解释。40年代末，苏联发动了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批判。哥本哈根学派是批判对象之一。布洛欣采夫在第二版书中转而批判哥本哈根解释。他自己也声称，他提出“量子力学新解释”就是要批判并取代那些“资产阶级的量子力学学派”。虽然，布洛欣采夫的“新解释” 还不算李森科式的伪科学。但是，显然地，“新解释”是动机于政治而不是物理。尽管如此，布洛欣采夫并没有用非物理的语言来讨论物理。还是可以接受的。列宁的文字则不同了。请看：

既然……不是明确地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也就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一直滚到“终极原理”和“第一推动”中去，因为，他们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客观标准。如果，时间和空间祇是概念，那么，创造它们的人类就有权利超出它们的界限。资产阶级教授们就有权利由于保卫这种超越的合法性，由于直接或间接地拥护中世纪的“荒诞事情”而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据说列宁是以“逻辑严密”著称。但是，什么逻辑能把“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作为否定“超出时空界限”的一个物理理由呢？显然不符合物理学的常识。海森堡的评论并没有完全动摇列宁在我信仰中的地位。但是，第一次迫使我看到，在科学与非科学二者之间，我无疑应当选择前者，不论那些非逻辑的著作曾有过怎样的神圣光环。

所以，既使没有任何其他的影响，我们的周末沙龙的后果多半是使参加者从追随科学开始，渐渐地偏离共产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有些史家认为，如果毛泽东在1957年不发动“反右派斗争”，不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就不会造成后来知识份子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这不完全正确。因为，知识份子，至少像我们读书小组这类青年人，之所以偏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由于赛先生的引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一个“反右”政治运动相矛盾，而且与共产主义意识型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相容的。所以，一批青年知识份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

反右运动祇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

是“阳谋”吗？

1957年3月，科学院党委向北京各研究所的党员传达了毛泽东的两个新的讲话。我也去听了。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恳请党外人士批评共产党的各种错误。特别是针对三害，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敬请批评 .运动简称为“鸣放”。

据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解释，他号召“鸣放”是一个“阳谋”，即一个圈套，其目的是引诱对现实心怀不满的人批评共产党，然后聚而剪除之，从而巩固共产党天下。这种解释似乎暗示毛泽东在事前一切都有神机妙算，似乎他早已料定，他准备加以剪除的那些人一定会及时地中计“鸣放”，然后他可以用“反右派”运动及时地整治这些社会主义的敌人。

在我看来，“阳谋”说祇是部分正确。一个证据是，毛泽东早在5月15日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即已开始从“鸣放”转入镇压。如果他是一切都有预谋的，那么这意味着，在5月15日他认为，那些该中计者大多数已中了计，是收网的时候了。可是，直到5月15日，大学里还没有一张大字报，学生的大鸣大放还没有开始，“右派”的一个主力军——大学生——还没有出场呢！这至少证明，毛泽东没有估计到，大量“思想好”的学生也会投入“鸣放”，参加批评共产党的行列。按他的估计，在共产党领导的大学里培养的年轻知识份子，是他的政权的受益者，故而是支持者。

应当说，他的估计并不全错。当时，我及我认识的同龄北大人，极少自觉地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持对立政治立场。不同的祇是对当局的支持程度，有的狂热，有的温和。所谓“落后份子”，也多不是由于有政治异见。正因此，当大学之外的“鸣放”已令毛泽东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时后，大学生却尚无动静。

至于我所在的核反应堆小组，因为数值计算正紧，更少介入“鸣放”。向科学进军已经够忙了，何谈“鸣放”。而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自然科学来说了无新意。自由争辩对发展学术之必要，无需毛泽东用长达4个小时的报告向自然科学家去废话，300年前的伽利略时代的历史就有结论了。

我们仍日日浸沉在计算中，没有“鸣放”，祇有算盘声。

3月，4月，5月上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感不到阴谋，也感不到阳谋。

《是时候了》

5月18日，星期六，我仍照例去北大。我们仍照例在李淑娴的专家办公室里，照例的约会，照例的阔论高谈。

校园里，同平时的周末一样，如镜的未名湖、智慧的花神庙、沉默的钟亭，净洁而且宁静。

5月19日，潘多拉盒子打开了。

历史系的学生首先发难，用斗大字的大字报质问：“团代表是怎么产生的？”（29年后， 1986年，科大上街游行学生的质问，如出一辙。）

接着，第二天，星期一，在北大学生往来最多的大饭厅东墻上，出现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是一首诗（又是从诗开始）。题目是《是时候了》

青年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见一见天光。

………

作者是两个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沈泽宜，张元勋。旋即，各色各样的大字报从原本宁静的各个角落潮水般地涌出。学生的鸣放真正开始了。

1989年春天，沈泽宜到北京天文台来找我。虽然他为这首诗付出了20多年的岁月。曾被流放西北。头发业已斑白。但是，一当谈起《是时候了》，他的眼神依旧放出炯炯的光彩。他在为我背诵这首诗时，似乎依然是32年前的那种激情。的确，它是一首值得骄傲的诗，它是知识份子，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与共产党大冲撞的第一响。

很清楚，《是时候了》所渴望的，不多也不少，就是自由主义。就是海涅式的自由。

“一棵树长到了我的坟墓之上，

年轻的夜莺在她枝头歌唱；

它歌唱如此纯洁的爱情（自由）啊，

就是在梦中，我也听得如诉衷肠。“

北大学生最有名的右派杂志——《广场》，祇出过一期，首篇即是《自由主义者宣言》。海涅虽是马恩的好友，但他从不认同马恩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终于感到了，也看到了，在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者宣言与共产主义者宣言是水火难容的。

死结——三害根源

北大大饭厅一带的冲撞目标，一开始就不是指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三害，而是指向了一个根本：三害的根源在那里？三害的社会根源在那里？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在那里？

这可能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局没有料想到的，但又不得不面对的的问题：既然承认有三害存在，那么，就应有根源。这个问题是《是时候了》之后，学生大字报的一个主旋律。不幸，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是不准也不能讨论的。因为，研究三害的根源，不可避免地要评定现行社会制度的优劣。然而，十月革命以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至少，不论如何评定，结论都必须是：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不幸”，教育使学生习惯于对任何事都要寻根求源。三害根源自不例外。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它被研究之前就规定它的答案，否则祇是预设，不是论证。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拥护，也不能为预设所替代。所以，从学生一上场，他们与当局的冲突就是原则性的：是崇尚自由思考和科学的论证，还是对威权的迷信和崇拜？

显然，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死结。

因此，在大学里，三害根源一问，把“鸣放”的发动者逼到了料想不到的困境。虽然，青年知识份子当初的动机，绝非有意想给鸣放发动者制造困境，更不想争夺领导权。相反，对民主党派要求的“有职有权”等等，在学生中极少共鸣和呼应。学生呼喊的不是“权力”，而是天赋的自由“权利”。当时认同民主党派的学生很少，可能比同情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的学生还少。民主党派，从来祇是收容所式的政治花瓶。学生大字报中，对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意见，大多集中于肃反和胡风问题。这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直接有关。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社会上是严禁流传的。然而，在北大，苏共《真理报》和西方报刊的报导都看得到，不同的中文翻译版本在学生中间流传，并用小字报贴了出来。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知道报告的内容。斯大林，也曾是这一代人心目中的伟人。1953年，当他的死讯传来时，不少同学落下了泪，是真的泪（与1976年9月9日的嚎棺完全不同）。难道他竟然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名滥杀无辜的暴君？事实俱在。使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肃反，思考胡风问题，重新思考自己信仰的事业。（李和我去过布达佩斯，几位经历过匈牙利事件的物理教授与我们同龄。他们指着1956年留在建筑物上的弹痕，谈到他们当年对斯大林，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灭，竟然同万里之外的我们一样。）

权力之鞭与自由元素之间的和平相处期，就此结束。一场冲突势不可免了。

内疚与给党中央的信

“北大出事了”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到近代物理所。不过，我们的研究工作并未受到影响。随后，每天都从北大传来越来越令人坐不住的消息。但那一个星期里，我还是照例坚持到周末，即5月25日星期六，才去北大。

那天，李淑娴、倪皖荪和我谈论的主题，是大字报。我们3个都是共产党员，在学生时代又都担任过青年团的职务。所以，原则上说，我们属于“鸣放”所批评的对象，即大字报批评的对象，而不是“鸣放”参与者。确实，我们没有任何写大字报冲动。然而，大字报引起我们的深思。大字报中批评的问题，我们也有过，的确也在大学里伤害过人，包括我们的同学。作为共产党员的我们，是否也对三害负有责任？

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在我们在大学的那几年，没有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但由于青年团工作的一个最高原则是“作党的助手”，所以，我们回想起，我们同样因此而伤害过一些同学。比如，1955年初，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访华，要北大的学生去飞机场欢迎，本来是件小事。但因毛泽东、周恩来等所有中共领导人也都在机场，一个简单的欢迎式，就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要求我们在挑选欢迎者时，按阶级斗争观念处理。结果，一些“思想落后”的同学由于被认为“不可靠”而不准参加。这些同学受到严重的岐视和伤害。更严重的伤害发生在“肃清反革命份子运动” 中。虽然学生里并没有反革命份子，但在为时一个月的运动中，一些“思想落后”的同学遭到猛烈的无道理的批判。这些批判会的组织和主持，我们都参与过。我们感到内疚。

因而，深感应当改进共产党青年团的工作，以使那样的伤害不再会发生。为此，倪皖荪动议，我们联名给党中央写一封信，提出我们自己对改进共产党及青年团的工作的看法。李淑娴和我，都同意了。

6月2日，星期日，我再去北大时，倪皖荪已拟好了信的大纲，很长，3张8开纸。其中讨论了共产党的各种缺点和错误，包括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作风上的宗派主义等等。经过一下午的讨论，大纲被改定。并分工由倪写主要部分，李写有关青年团部分。我本也很有兴趣写一部分，但核反应堆的工作太忙，不容抽身。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日子

时间又过了一个星期。6月8日，又是周末，我又去北大。

天已变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一份党内文件。一场“反击右派份子”的阶级斗争，正式开场。

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发动过的阶级斗争，虽然名目极为繁多，但其斗争的基本过程和方式却大同小异，可以用一个通用的程序来操作。这个程序中有以下几个关键的子程序。

1，确定斗争对象。按规定，阶级敌人的数目一定是“一小撮”，即不超过百5%.因此，运动领导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保证达到这个数字，误差越小越好。李淑娴后来被定为右派，而我得以幸免，全赖于误差范围太小，两个人不能同时挤进。

2，构造罪名。按规定，凡右派份子（××运动时，则用××份子）的罪名，都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运动领导者的任务是构造罪名，使之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北大曾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评北大理发店不讲究质量，学生的发式都被理成了“狗啃式”。后来，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也被划为右派。因为，大字报暗示，社会主义是用“狗啃”学生的头，反动至极。

3，揪出暗藏的集团。按规定，××份子必定是组成各种反党小集团，有纲领、有计划地向社会主义进攻。因此，运动领导者的任务是把右派份子（或××份子）组建成一个个的反党小集团，再加以批判。虽然，有些被组织在一个反党小集团中的人，甚至原来根本没有见过面。

跟着，就是大小的批判斗争会。那也有标准的程序。无论被斗争的人多么虔诚地认罪，与会的人也一定要高喊“不老实！快交待！”同时也要一致地举起手，就如在电视里看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在表决时一致举起手一样。

成千上万的天真无邪的学生和青年知识份子，就这样被卷入阶级斗争的压榨机，成了“右派份子”。许多人经受不住这种对灵魂的凌辱，自杀。

直到1957年8月，倪皖荪，李淑娴和我，还平安无事，虽然我们要给党中央写信的事，当局是知道的。然而，到6月8日，我们的信还没有写完，也就没有寄出。党员向党中央写信，是不违背党章的。我们的信的内容也从未用大字报公开过。因此，我们的行为似无一丝越轨。所以，从不认为有错。

9月，北大的反右已近尾声，“不老实！” 的口号声渐渐稀少了。一场运动看来已快过去。

然而，人生就是不能完全避免偶然。

也在9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反右运动”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陪苏共中央访问者来北大。邓彭二人“偶然”顺便看了北大的大字报，出乎他们的意料，惊叹：“北大右派的质量很高”。于是，他们立即破格优惠北大，必须再追加右派份子，数目可以不受5%的限制。

这样，北大的运动进入第二次高潮，再次搜寻适合充当右派者，右派份子数目增加到了7%.我们准备写信的事，就在这场新搜索中落网。这封信，很容易在阶级斗争的程序上通过。我们的信是写给党中央的，所以是反党；我们的信有大纲，所以是有纲领的；我们5月以来每周讨论一次，所以是有计划的；我们是三个人，三人为众，所以是有组织的。这一案例，很快成为北大的一个新典型。在北大，印发了我们的信的提纲，严加批判。倪皖荪，李淑娴均被定为右派份子，一个二类，一个六类。王竹溪先生在物理系讨论李淑娴问题时说：李不够右派，还差一个delta （数学上的小量，但不为零）。但是，马克思的《数学笔记》中没有delta， 祇有零除零。

我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也遭批判。对着我喊的“不老实！”，也听过几次，但终归没有正式被定为右派。得以幸免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我不属北大管辖，而属于中国科学院。邓小平没有来科学院，也就没有优惠给科学院额外的百分点。原定的百分之五的定额，业已满员。“右派份子”的帽子全已分发完毕，已经没有给我准备的名额和帽子了。另一说是，当时的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把我从右派份子的名单中划掉。果如此，当在此谢之。

全员覆没之后

一封并未寄出的信的所有参与者，就此全员覆没。倪皖荪后来被开除出北大，送去劳动教养，22年后，才再回到大学执教。

李淑娴则留在北大作为反面教员——贱民的“优雅”称号。

我则于1957年12月被逐出核反应堆研究组，下放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改造。

覆没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

杨德勋，我中学好友，也是北大同届，从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央戏曲研究院工作。致力于戏曲理论。不时地给我送来一些戏票。从洋歌剧“茶花女”到川剧“”打面缸“，都有。后来，不来送了。右派。

施于力，北大同届，中文系，以朗诵《致大海》对抗我们物理系的诗歌朗诵队。大胜。获北大首届朗诵赛冠军。其父为托派。1957后， 没有声音了。右派。1966自杀。

朱津栋，物理系朗诵队的指挥。毕业后到大连医学院任教，并研究物理医学。不幸，因酷爱艺术，认识一位胡风份子。右派。

侯德彭，我大学做物理实验的搭档，毕业后，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任职。他们似也有一个沙龙，也都是年轻人。我也去过两次，听到其中有人公开声称，不信马克思，而信康德，云云。后来，沙龙不能去了。《人民日报》上登了侯的名子，中宣部的首批右派。1967的武斗年代，侯被派到广西邕江捞尸。

……

不能尽数。

有的人，从此音信杳然。

不完全统计，1956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的100人中，至少20人是正式的右派份子（即类别<= 6 的右派）。中文系也类似。“类外而内控”如我者，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终结

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潮流，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我们也被卷进这个潮流里来了。共产主义夹杂在19世纪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兴起。到俄国的革命，在20世纪2、30年代它被很多知识份子接受，可以说是一个主流。从西学东渐到西潮东渐，我们这一代人东方的青年赶上了这个东渐潮流的尾端。

从此─1957，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和在全世界一样，走过了它的历史峰值。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我将长久地、长久地倾听

你黄昏时分的轰响，

你悲哀的喧响……

（1990年2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