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寻找替代性意识形态

中国在以政治实用主义为特点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将中国提升到一个真正的战略强国地位。尽管人均产值仍然排在世界末端，但是总体经济实力的上升使得中国在全球化经济领域中有了抗衡美欧日的本钱，并正在制造着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神话。“邓小平理论”可以用两个无条件来概括：无条件维持政治稳定，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发展模式因为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卓有成效被国外经济学者概括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虽然这一概括并不全面和准确，但是它至少说明，“中国发展模式”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事实合法性，而自八九年以来，西方对这种拒绝向自由民主政治转型和在人权问题有严重缺陷的发展模式持道义批判态度。不过也应该看到，道义上的批判并没有妨碍西方政治家和企业家与中国打交道，美国的“围堵中国”的声音更多地是局限在国会里。

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带来无限制的经济增长，那些被忽视或压制的非经济条件迟早要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吏治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频发的抗议性“群体事件”越来越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胡温政权上台后提出的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的替代性意识形态。

一场带有实验性质的改革如果持续了三十年，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就不能再把它当成一个通向某种更好的目标的过渡状态，而是需要一种新的认知方式。这一认知是双重的，它包括外部对系统的认知和系统内部的自我认知。“北京共识”就是对这种实验与改革的外部认知，而中国当政者一贯采取的“不争论”的策略已经不能够“与时俱进”，因为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不可回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另一方面当政者也看到了经济改革带来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需要转化为理论资源的必要，以便为正在发生的和今后声音只会更嘈杂的“主义之争”定调。另外，对于中共来说，再狡猾的“中国特色”的理论改造也不足以掩盖正统马列主义已经被抛弃的事实，“三个代表”其实早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被看穿为其实“没有戴一块表”，寻找一种替代性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此看来，海外媒体所说的“十七大前民主大讨论”和“十七大将启动政治改革”的猜测并非是没有根据的。

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到胡锦涛的允许争论

自胡温掌权以来，中共对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出位”言论采取了容忍态度，例如可列为“太子党”的刘亚洲频频放炮，在一些政治敏感话题上言论自由大胆，矛头甚至直指江泽民和胡锦涛，但他不但没有被整肃，反而跳跃式地晋升为空军副政委。民间的志在充当思想库的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像像仲大军一样，公开称“整个中国改革的过程是个‘洗钱’的过程”。

2006年春节前后的“冰点”停刊事件固然是中共没有放松意识形态管制和新闻管制的一个佐证，但同时它也是一个中宣部失去话语霸权的历史性标志。“冰点事件”中，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的话说，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新气象，那就是各派政治力量和思想观点统统登上舞台。在过去的中国，任何事情从来都是一边倒，没有反对派，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只有官方意志和官方力量的表现，现在是社会力量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了。中国的右派和左派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左右社会局面。”

被称为北京智囊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最近在人民日报的理论刊物“人民论坛”上发表文章，被海外媒体解读为提前宣告了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改革决心和改革路径。那些被称为“智囊”的人物对中共高层决策到底有多少影响和作用，是一个大可讨论和探究的话题，但汪玉凯在文中提出的如下说法值得注意：“不要认为十六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没有改革，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改革，从树立理念、重塑信任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是没有打出政治体制改革旗号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政改思路到底有几条路？

虽然没有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但是汪玉凯却透露出中共对政改的“底牌”，那就是“在不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以外，找到有效的政党政治形式，找到有效的权力制约的架构，找到有效的保证人民能够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具体形式”。纵观那些真真假假的被称为北京智囊人物的言论，不管他们对中共政改思路进行了怎样的诠释，最后都没有越过“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这一底线。

向左就是倒退，而中国没有退路

在固守这条底线的前提下，中共政改的路径实际上已经基本上没有多少值得猜测的秘密可言。首先可以排除的是重返马列原教旨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意识形态，因为不管三十年的改革是摸了多少颗石头趟过了多少河，中国社会总是在越来越远离毛式路线。虽然民间有“新左派”在活跃，但是他们只是在道义上为中国两极分化的改革负面效应的一种反抗，本质上是一群知识精英采取的反精英的大众立场，而他们所代言的“大众”究竟有多少同质性因而可以被视作一个“阶级”也是大可怀疑的，就像我们不能说中国社会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且，如果我们是在谈论一场政治改革，那么指的应该是某种进步意义的东西，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概念共识。事实上，即使有所谓的能被新左派代言的“大众”，他们当中也不会有多少人认真地会认为中国应该退回毛时代。对毛时代的怀旧现象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对现实的不满表达，而不是要求退回文革时代的政治诉求。

向“右”转，别转九十度

“冰点”事件时，一篇署名杨南和题为“中宣部：一次灾难性的‘胜利’”的文章认为中国改革“有两条路摆在前面”，一条是“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条是“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虽然杨南认为这两条道路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都有了阶段性对应，实际上“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出现过，而“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则可大致对应改革的初期。即使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可以用质变来衡量的，那种以政治操控一切政治与社会生活领域为特点的“极权”统治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了。

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是所谓的在民间思潮中与新左派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提倡的中国未来之路。相对于新左派，“自由主义派”在学理上有着强大的优势，这也与民主自由在全球视野下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态势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分裂的：一方面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主导经济改革的势力，另一方面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因为对极权与专制的直接挑战而被官方视为大忌。

迄今为止最能为一个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的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只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占有主导地位，普通大众对自由主义的体会更多的是对改革成本的“不公正”承担和改革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精英虽然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中大有消解官方操持的话语体系的趋势，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被视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他们只有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时起到了“谋士”或者“智囊”的作用，而同时他们又恰恰是作为经济学家，成为了改革带来的不公正后果的替罪羊，为大众所怀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尴尬命运也决定了中国政改不会九十度向“右”转。说中国的改革是“打左灯，向右转”，这样的描述只在中国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时还比较形象。

“和谐社会主义”与可“控制性”社会民主

观察近来中共官方媒体，可以发现将中国式民主视为一种事实模式的定位观点。“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4月26日刊登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文章，称“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今年第2期上称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孙晋中呼吁“现在是认真思考和看待中国式民主的时候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将中国式民主定义为一种“增量式民主”。

这些能代表官方政治学术思潮主流的观点实质上都把中国式民主定义为一种能保持社会稳定的、促进经济发展、可控制性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分界线在于“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汪玉凯用“和谐社会主义”来概括“中国式民主”，指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思想”，它的两条主线分别为“和谐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社会主义民主”稍加变通，就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稍加变通，就成了源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文字游戏可能性，它保证了中共能够在保持意识形态正统的延续的同时暗渡陈仓，在必要时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中抽取为我所用的元素。

所谓的“和谐社会”一说，就是尝试用中国化的概念去替代西社会民主主义中强调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的政治价值观。“和谐”仅仅是中国人乐于使用的一个文化标签。把“和谐”看作是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式的笼统概括，如西方在看中国文化时，常简单地“天人合一”当作中国传统精神的核心概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李光耀挑起的“亚洲价值大讨论”中，“和谐”成为了一个对抗西方价值传统的亚洲价值观的卖点。

重建文化自信与中国历史的再次书写

不管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有可以与美国和西方抗衡的国力了，但是现在的经济增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大国的自信和希望。“大国崛起”光有经济上的实力还不够，还需要文化上的自信心的重建。在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与西方相比始终处于落后状态，而这种落后是否是因为文化传统造成的，也是个百年争吵不清的话题。于是，当中国觉得有了作为一个大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资本时，就希望将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建立一个新的解说关系。

中国的大国意识和被引以为骄傲的数千年不间断的“文化民族”意识使得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精英阶层不甘心全盘西化，而是要建立一个基于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体系，特别是政治精英阶层，他们需要从传统中寻找合法性资源和身份认同资源。对于中共政治改革来说，对传统怎么解释并不重要，可能甚至最后向西方价值观趋同，但重要的是打着从传统中来的名义。受到官方鼓励的“美女学者”于丹带动的“论语”热，反映的就是上至庙堂下至草根的用“中国正宗”演绎现代性的热切愿望。

并不能说在体制内议政的知识分子就自动成了“政府智囊”，但是中国传统中谋士、说客、谏言的书生议政传统即使在八九民运遭到镇压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中断。八九年作为一个分水岭，不妥协的自由派异议知识分子或者流亡海外，或者在中国被边缘化。自由派异议知识分子的被排斥并没有妨碍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传播，特别是适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左”的和“右”的思潮提供了便利的民间传播和交锋渠道。虽然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受检查和封锁最严密的网络，但这并没有扼杀各种超越官方规定轨道的思想发出声音。

另外，“知识化信息化时代”也是中共认同的对时代的特征表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被赋予独立的学术研究地位。对于“文科类”人才的重用是胡温时代的一个精英选拔特征，这明显有别于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以“工程师治国”为特色的技术官僚时代。现今在中国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都是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他们一般都受到过西方学术训练，能用去政治化的语言与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问题。他们的工作一方面是对西方理论的一个汉化，通俗地比喻便是“应用软件的汉化”，一方面试图在意识形态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描述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新话语体系，尝试发掘和提供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这里将之比喻为“操作系统的汉化”或者开放出“纯中文操作系统”。

“汉化”赖以的资源主要来自历史和文化传统。草根大众的网络“恶搞”和通俗文化的“戏说”历史剧在消解官方书写的历史，而易中天、于丹等历史新解通俗讲座顺应了对中国历史再认识与再书写的大众需求，“走向共和”则是具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以“正说”历史的方式颠覆官方史观。“冰点”事件的起因也是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以“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向官说历史发难。如何解读历史，就看你是如何解读现在。

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掌握解释权和定义权

十七大的政治改革不管是贴上什么样的主义标签和走什么样的路径，都不会是一种挑战火导致将来挑战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政治变革，除非胡锦涛效仿蒋经国，走“以独裁结束独裁”的“自杀式改革”道路。

与台湾不同，中国官方定义的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国情实际上就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现代史上百年衰弱，经济改革是全球化进程中提升国力的最后一次机会。中国还没有尝到过民主制度的好处，但是在历史上却充满了乱世的教训，“不能乱”就成了中国历史提供的首要政治智慧，像什么“德治”或者“无为而治”等只能是在太平盛世才可以拿来清谈或者实验。

中共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列正统意识形态后，面临着如何将无产阶级革命性政党转变为执政的大众政党的转型任务，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都是从权力合法性上重新为党定位。但是，“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都未能说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中共其实唯一的合法性资源就是保证了不发生大的社会振荡的同时持续稳定和高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这一社会稳定固然是以压制政治异见和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得来的，但是中国人并没有一个在自由民主与社会公平的双重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摆脱贫困和经济增长的亲身体验，因此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经济上的增长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两害权衡取其轻”的事实合法性。

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上，马克思主义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江的“三个代表”也好，抑或是胡的“和谐社会”，只要能在旗号上不否定历史传承延续的合法性，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要垄断对主义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十七大上，“和谐社会主义”可能被作为中国式民主模式推出，甚至还可能被具有官方智库背景的学者追捧为超越了西方民主的最先进的新型民主。但是，“和谐”既不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适当描述，也不是一种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和谐”可以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结果，但绝不是民主政治的预设目标和必要条件。

非民主政体缺乏权力上道德合法性来源，这并不妨碍非民主政体下的政治领导人可以有追求“良政”愿望。这里先不做经验事实上的判断，即“和谐社会”口号下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的差距有多大(甚至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差距是很大的)，而是试图去理解“和谐社会主义”的类型特点，那么不妨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更像是被称为“良政(good gorvernance)”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民主政治。党内民主也好，总书记差额选举也好，乡村直选民主也好，加强人大功能也好，都是一种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可控制性”政治改良，政治稳定是它的最终目的，因为它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开明的独裁者”，是人们唯一能从这一政治改良中期待的结果。

“和平崛起”与“和平演变”

因为价值体系的不同和现实主义利益冲突，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和遏制性反应使得中国执政者对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十分谨慎，他们担心民主化可能是西方设下的一个陷阱，最后导致中国领土的分裂和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能源上的依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吊诡－西方越是急切地向中国销售民主人权，就越发引起中国政府对“和平演变”的警惕、逆反和抵触，而中国政府的抵触和反动反过来越发让西方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可怕的。“文明冲突”论者亨廷顿的著名理论是民主国家间无战争或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使得西方对一个非民主的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大国崛起而感到恐怖。而中国为了能得到一个“和平崛起”的环境，也必须在固守的同时面对西方的压力作出让步，例如死刑权收归最高法院，奥运期间新闻采访开放等。

对于西方的颠覆的警惕使得中国政府在对待政治反抗运动上最忌讳政治反对派与国外联盟或得到国外的支持，无论是在互联网还是在现实中，只要是与国外有某种瓜葛，就会受到控制、压制和镇压，这一情形并不会因为十七大启动政治改革而有什么改变。

北京在寻找替代性意识形态

中国在以政治实用主义为特点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将中国提升到一个真正的战略强国地位。尽管人均产值仍然排在世界末端，但是总体经济实力的上升使得中国在全球化经济领域中有了抗衡美欧日的本钱，并正在制造着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神话。“邓小平理论”可以用两个无条件来概括：无条件维持政治稳定，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发展模式因为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卓有成效被国外经济学者概括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虽然这一概括并不全面和准确，但是它至少说明，“中国发展模式”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事实合法性，而自八九年以来，西方对这种拒绝向自由民主政治转型和在人权问题有严重缺陷的发展模式持道义批判态度。不过也应该看到，道义上的批判并没有妨碍西方政治家和企业家与中国打交道，美国的“围堵中国”的声音更多地是局限在国会里。

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带来无限制的经济增长，那些被忽视或压制的非经济条件迟早要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吏治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频发的抗议性“群体事件”越来越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胡温政权上台后提出的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的替代性意识形态。

一场带有实验性质的改革如果持续了三十年，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就不能再把它当成一个通向某种更好的目标的过渡状态，而是需要一种新的认知方式。这一认知是双重的，它包括外部对系统的认知和系统内部的自我认知。“北京共识”就是对这种实验与改革的外部认知，而中国当政者一贯采取的“不争论”的策略已经不能够“与时俱进”，因为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不可回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另一方面当政者也看到了经济改革带来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需要转化为理论资源的必要，以便为正在发生的和今后声音只会更嘈杂的“主义之争”定调。另外，对于中共来说，再狡猾的“中国特色”的理论改造也不足以掩盖正统马列主义已经被抛弃的事实，“三个代表”其实早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被看穿为其实“没有戴一块表”，寻找一种替代性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此看来，海外媒体所说的“十七大前民主大讨论”和“十七大将启动政治改革”的猜测并非是没有根据的。

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到胡锦涛的允许争论

自胡温掌权以来，中共对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出位”言论采取了容忍态度，例如可列为“太子党”的刘亚洲频频放炮，在一些政治敏感话题上言论自由大胆，矛头甚至直指江泽民和胡锦涛，但他不但没有被整肃，反而跳跃式地晋升为空军副政委。民间的志在充当思想库的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像像仲大军一样，公开称“整个中国改革的过程是个‘洗钱’的过程”。

2006年春节前后的“冰点”停刊事件固然是中共没有放松意识形态管制和新闻管制的一个佐证，但同时它也是一个中宣部失去话语霸权的历史性标志。“冰点事件”中，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的话说，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新气象，那就是各派政治力量和思想观点统统登上舞台。在过去的中国，任何事情从来都是一边倒，没有反对派，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只有官方意志和官方力量的表现，现在是社会力量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了。中国的右派和左派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左右社会局面。”

被称为北京智囊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最近在人民日报的理论刊物“人民论坛”上发表文章，被海外媒体解读为提前宣告了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改革决心和改革路径。那些被称为“智囊”的人物对中共高层决策到底有多少影响和作用，是一个大可讨论和探究的话题，但汪玉凯在文中提出的如下说法值得注意：“不要认为十六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没有改革，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改革，从树立理念、重塑信任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是没有打出政治体制改革旗号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政改思路到底有几条路？

虽然没有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但是汪玉凯却透露出中共对政改的“底牌”，那就是“在不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以外，找到有效的政党政治形式，找到有效的权力制约的架构，找到有效的保证人民能够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具体形式”。纵观那些真真假假的被称为北京智囊人物的言论，不管他们对中共政改思路进行了怎样的诠释，最后都没有越过“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这一底线。

向左就是倒退，而中国没有退路

在固守这条底线的前提下，中共政改的路径实际上已经基本上没有多少值得猜测的秘密可言。首先可以排除的是重返马列原教旨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意识形态，因为不管三十年的改革是摸了多少颗石头趟过了多少河，中国社会总是在越来越远离毛式路线。虽然民间有“新左派”在活跃，但是他们只是在道义上为中国两极分化的改革负面效应的一种反抗，本质上是一群知识精英采取的反精英的大众立场，而他们所代言的“大众”究竟有多少同质性因而可以被视作一个“阶级”也是大可怀疑的，就像我们不能说中国社会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且，如果我们是在谈论一场政治改革，那么指的应该是某种进步意义的东西，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概念共识。事实上，即使有所谓的能被新左派代言的“大众”，他们当中也不会有多少人认真地会认为中国应该退回毛时代。对毛时代的怀旧现象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对现实的不满表达，而不是要求退回文革时代的政治诉求。

向“右”转，别转九十度

“冰点”事件时，一篇署名杨南和题为“中宣部：一次灾难性的‘胜利’”的文章认为中国改革“有两条路摆在前面”，一条是“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条是“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虽然杨南认为这两条道路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都有了阶段性对应，实际上“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出现过，而“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则可大致对应改革的初期。即使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可以用质变来衡量的，那种以政治操控一切政治与社会生活领域为特点的“极权”统治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了。

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是所谓的在民间思潮中与新左派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提倡的中国未来之路。相对于新左派，“自由主义派”在学理上有着强大的优势，这也与民主自由在全球视野下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态势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分裂的：一方面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主导经济改革的势力，另一方面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因为对极权与专制的直接挑战而被官方视为大忌。

迄今为止最能为一个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的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只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占有主导地位，普通大众对自由主义的体会更多的是对改革成本的“不公正”承担和改革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精英虽然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中大有消解官方操持的话语体系的趋势，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被视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他们只有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时起到了“谋士”或者“智囊”的作用，而同时他们又恰恰是作为经济学家，成为了改革带来的不公正后果的替罪羊，为大众所怀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尴尬命运也决定了中国政改不会九十度向“右”转。说中国的改革是“打左灯，向右转”，这样的描述只在中国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时还比较形象。

“和谐社会主义”与可“控制性”社会民主

观察近来中共官方媒体，可以发现将中国式民主视为一种事实模式的定位观点。“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4月26日刊登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文章，称“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今年第2期上称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孙晋中呼吁“现在是认真思考和看待中国式民主的时候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将中国式民主定义为一种“增量式民主”。

这些能代表官方政治学术思潮主流的观点实质上都把中国式民主定义为一种能保持社会稳定的、促进经济发展、可控制性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分界线在于“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汪玉凯用“和谐社会主义”来概括“中国式民主”，指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思想”，它的两条主线分别为“和谐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社会主义民主”稍加变通，就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稍加变通，就成了源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文字游戏可能性，它保证了中共能够在保持意识形态正统的延续的同时暗渡陈仓，在必要时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中抽取为我所用的元素。

所谓的“和谐社会”一说，就是尝试用中国化的概念去替代西社会民主主义中强调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的政治价值观。“和谐”仅仅是中国人乐于使用的一个文化标签。把“和谐”看作是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式的笼统概括，如西方在看中国文化时，常简单地“天人合一”当作中国传统精神的核心概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李光耀挑起的“亚洲价值大讨论”中，“和谐”成为了一个对抗西方价值传统的亚洲价值观的卖点。

重建文化自信与中国历史的再次书写

不管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有可以与美国和西方抗衡的国力了，但是现在的经济增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大国的自信和希望。“大国崛起”光有经济上的实力还不够，还需要文化上的自信心的重建。在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与西方相比始终处于落后状态，而这种落后是否是因为文化传统造成的，也是个百年争吵不清的话题。于是，当中国觉得有了作为一个大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资本时，就希望将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建立一个新的解说关系。

中国的大国意识和被引以为骄傲的数千年不间断的“文化民族”意识使得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精英阶层不甘心全盘西化，而是要建立一个基于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体系，特别是政治精英阶层，他们需要从传统中寻找合法性资源和身份认同资源。对于中共政治改革来说，对传统怎么解释并不重要，可能甚至最后向西方价值观趋同，但重要的是打着从传统中来的名义。受到官方鼓励的“美女学者”于丹带动的“论语”热，反映的就是上至庙堂下至草根的用“中国正宗”演绎现代性的热切愿望。

并不能说在体制内议政的知识分子就自动成了“政府智囊”，但是中国传统中谋士、说客、谏言的书生议政传统即使在八九民运遭到镇压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中断。八九年作为一个分水岭，不妥协的自由派异议知识分子或者流亡海外，或者在中国被边缘化。自由派异议知识分子的被排斥并没有妨碍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传播，特别是适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左”的和“右”的思潮提供了便利的民间传播和交锋渠道。虽然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受检查和封锁最严密的网络，但这并没有扼杀各种超越官方规定轨道的思想发出声音。

另外，“知识化信息化时代”也是中共认同的对时代的特征表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被赋予独立的学术研究地位。对于“文科类”人才的重用是胡温时代的一个精英选拔特征，这明显有别于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以“工程师治国”为特色的技术官僚时代。现今在中国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都是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他们一般都受到过西方学术训练，能用去政治化的语言与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问题。他们的工作一方面是对西方理论的一个汉化，通俗地比喻便是“应用软件的汉化”，一方面试图在意识形态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描述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新话语体系，尝试发掘和提供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这里将之比喻为“操作系统的汉化”或者开放出“纯中文操作系统”。

“汉化”赖以的资源主要来自历史和文化传统。草根大众的网络“恶搞”和通俗文化的“戏说”历史剧在消解官方书写的历史，而易中天、于丹等历史新解通俗讲座顺应了对中国历史再认识与再书写的大众需求，“走向共和”则是具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以“正说”历史的方式颠覆官方史观。“冰点”事件的起因也是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以“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向官说历史发难。如何解读历史，就看你是如何解读现在。

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掌握解释权和定义权

十七大的政治改革不管是贴上什么样的主义标签和走什么样的路径，都不会是一种挑战火导致将来挑战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政治变革，除非胡锦涛效仿蒋经国，走“以独裁结束独裁”的“自杀式改革”道路。

与台湾不同，中国官方定义的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国情实际上就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现代史上百年衰弱，经济改革是全球化进程中提升国力的最后一次机会。中国还没有尝到过民主制度的好处，但是在历史上却充满了乱世的教训，“不能乱”就成了中国历史提供的首要政治智慧，像什么“德治”或者“无为而治”等只能是在太平盛世才可以拿来清谈或者实验。

中共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列正统意识形态后，面临着如何将无产阶级革命性政党转变为执政的大众政党的转型任务，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都是从权力合法性上重新为党定位。但是，“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都未能说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中共其实唯一的合法性资源就是保证了不发生大的社会振荡的同时持续稳定和高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这一社会稳定固然是以压制政治异见和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得来的，但是中国人并没有一个在自由民主与社会公平的双重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摆脱贫困和经济增长的亲身体验，因此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经济上的增长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两害权衡取其轻”的事实合法性。

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上，马克思主义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江的“三个代表”也好，抑或是胡的“和谐社会”，只要能在旗号上不否定历史传承延续的合法性，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要垄断对主义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十七大上，“和谐社会主义”可能被作为中国式民主模式推出，甚至还可能被具有官方智库背景的学者追捧为超越了西方民主的最先进的新型民主。但是，“和谐”既不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适当描述，也不是一种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和谐”可以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结果，但绝不是民主政治的预设目标和必要条件。

非民主政体缺乏权力上道德合法性来源，这并不妨碍非民主政体下的政治领导人可以有追求“良政”愿望。这里先不做经验事实上的判断，即“和谐社会”口号下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的差距有多大(甚至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差距是很大的)，而是试图去理解“和谐社会主义”的类型特点，那么不妨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更像是被称为“良政(good gorvernance)”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民主政治。党内民主也好，总书记差额选举也好，乡村直选民主也好，加强人大功能也好，都是一种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可控制性”政治改良，政治稳定是它的最终目的，因为它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开明的独裁者”，是人们唯一能从这一政治改良中期待的结果。

“和平崛起”与“和平演变”

因为价值体系的不同和现实主义利益冲突，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和遏制性反应使得中国执政者对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十分谨慎，他们担心民主化可能是西方设下的一个陷阱，最后导致中国领土的分裂和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能源上的依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吊诡－西方越是急切地向中国销售民主人权，就越发引起中国政府对“和平演变”的警惕、逆反和抵触，而中国政府的抵触和反动反过来越发让西方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可怕的。“文明冲突”论者亨廷顿的著名理论是民主国家间无战争或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使得西方对一个非民主的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大国崛起而感到恐怖。而中国为了能得到一个“和平崛起”的环境，也必须在固守的同时面对西方的压力作出让步，例如死刑权收归最高法院，奥运期间新闻采访开放等。

对于西方的颠覆的警惕使得中国政府在对待政治反抗运动上最忌讳政治反对派与国外联盟或得到国外的支持，无论是在互联网还是在现实中，只要是与国外有某种瓜葛，就会受到控制、压制和镇压，这一情形并不会因为十七大启动政治改革而有什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