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经济改革上无疑取得了不一般的成功，这在全球化的格局下意义尤为显著，而且这是在政治改革上裹足不前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让(西方)中国问题观察者颇为头疼，因为他们找不出也想不出一套让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现象。

中共政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八九”振荡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两大劫难，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中共坚持一党专政和拒绝把源自西方的人权普世价值观作为衡量政治决策和政治制度的标准，中国被冠以“后极权主义”的时代称号，之所以加上一个“后”字，概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形态毕竟与毛泽东时代有了质变的区别，虽然二者有着传承关系。

与毛时代相比，意识形态已经在现今中国社会生活中淡出，社会价值呈多元化取向，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度增加，尽管有新闻检查和互联网的严格控制，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社会生活的商业化和去政治化倾向明显。在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参与政治和免受国家权力侵犯的公民自由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说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中国社会在进步，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然而却被宥于“政治正确”的西方观察者所不愿意承认。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的分裂图画：一方面中国在人权与民主问题上被划分到蛮荒时代，另一方面中国又被描绘成世界的工厂和充满机会与活力的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真理往往就在两个极端之间。

谁和平演变了谁？

中国现象如此难以把握，以至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Carsten A. Holz在“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4月刊上问：“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他检讨说，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包括他自己，“习惯性的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显然，中国经济进步与政治落后这种“二分法”式的观察给观察者带来了一种道德压力和认知上的不适。

“六四”事件、东欧社会主义崩毁和颜色革命让中国领导人心存和平演变的假想敌警惕意识，至少从外交政策上，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采取了韬光养晦、积累国力以图悄然崛起的方略。这一方略无疑是成功的，Holz教授虽然是以另一番心态说下述这番话的，但是他无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在文中说：

“从购买力的角度，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08或2009年超过美国。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经济体越来越相关的国家：1/4的中国工业是国外所有，我们依赖中国工业来制造廉价消费品。最终，我们的养老金投资在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越来越选择在中国从事生产，我们的养老金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就在中国领导人担心被西方和平演变的同时，西方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开始担心到底是谁和平演变谁。这种担心还反映在欧美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上：中国的农民工正在直接威胁到意大利制鞋厂的工人的饭碗。

这便是美国Bangor Daily News 编辑George Will在2007年4月26日刊上分析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的失败时带有讽刺性意味地提出的问题：Who is changing whom? 他指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相信拒绝民主的中国领导人是站在了“历史的错误的一边”，美国人的任务就是把中国重新带上历史发展的正道，手段便是通过贸易促进转变(德语的表达更朗朗上口: Wandel durch Handel)。学术界也有相同的命题：经济的开放迟早会促进政治制度的开放，市场的自由培育出制度的自由和要求更多参与权利与自主权利的中产阶层和公民社会。用西方人易懂的语言来说，就是咖啡选择的多元化带来政治多元化，麦当劳和星巴克最终会战胜政治独裁。

George Will在文章中当然还指出了西方学界的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喝着星巴克、买车购房的新富阶层恰恰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受惠者，他们不欢迎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由于没有相应的代表性民意统计，人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赞同进行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网上有文章估计说，如果进行这样的调查，估计多数中国人会反对可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政治改革，或者至少对中国能引进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心存疑虑。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现在的一党制表示满意和认可，而是对大的政治变革感到不信任和缺乏信心。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如果把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无疑连一些学者所说的“有缺陷的民主”的民主都谈不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被称为“有残疾”的政治体制，却并没有像有些学者预言的那样因为政治体制的缺陷而导致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崩溃，而是至少目前看是恰恰相反，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上颇有成效。这里所说的社会稳定不是否定社会抗议事件的与日俱增现象的存在，而是指出社会危机和冲突并没有导致政权对社会控制的无效这一事实，中共政权表现出了超乎意料的适应能力和危机防范与管理能力。当然，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但是在作出价值判断时忽略了显而易见的事实，也不会是个令人信服的判断，这便是西方媒体与观察家往往给中国穿上尺寸不合适的外套的症结所在。

如果不抱有一种中国领导人“本性必恶”的先入之见，就应该承认中国领导人也在寻找一条合适的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用官方的语言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特色”作出表征上的描述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在现有规范性政治理论和的民主转型理论框架内为它作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定位。

中国在经济改革上无疑取得了不一般的成功，这在全球化的格局下意义尤为显著，而且这是在政治改革上裹足不前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让(西方)中国问题观察者颇为头疼，因为他们找不出也想不出一套让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现象。

中共政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八九”振荡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两大劫难，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中共坚持一党专政和拒绝把源自西方的人权普世价值观作为衡量政治决策和政治制度的标准，中国被冠以“后极权主义”的时代称号，之所以加上一个“后”字，概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形态毕竟与毛泽东时代有了质变的区别，虽然二者有着传承关系。

与毛时代相比，意识形态已经在现今中国社会生活中淡出，社会价值呈多元化取向，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度增加，尽管有新闻检查和互联网的严格控制，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社会生活的商业化和去政治化倾向明显。在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参与政治和免受国家权力侵犯的公民自由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说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中国社会在进步，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然而却被宥于“政治正确”的西方观察者所不愿意承认。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的分裂图画：一方面中国在人权与民主问题上被划分到蛮荒时代，另一方面中国又被描绘成世界的工厂和充满机会与活力的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真理往往就在两个极端之间。

谁和平演变了谁？

中国现象如此难以把握，以至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Carsten A. Holz在“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4月刊上问：“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他检讨说，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包括他自己，“习惯性的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显然，中国经济进步与政治落后这种“二分法”式的观察给观察者带来了一种道德压力和认知上的不适。

“六四”事件、东欧社会主义崩毁和颜色革命让中国领导人心存和平演变的假想敌警惕意识，至少从外交政策上，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采取了韬光养晦、积累国力以图悄然崛起的方略。这一方略无疑是成功的，Holz教授虽然是以另一番心态说下述这番话的，但是他无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在文中说：

“从购买力的角度，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08或2009年超过美国。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经济体越来越相关的国家：1/4的中国工业是国外所有，我们依赖中国工业来制造廉价消费品。最终，我们的养老金投资在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越来越选择在中国从事生产，我们的养老金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就在中国领导人担心被西方和平演变的同时，西方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开始担心到底是谁和平演变谁。这种担心还反映在欧美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上：中国的农民工正在直接威胁到意大利制鞋厂的工人的饭碗。

这便是美国Bangor Daily News 编辑George Will在2007年4月26日刊上分析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的失败时带有讽刺性意味地提出的问题：Who is changing whom? 他指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相信拒绝民主的中国领导人是站在了“历史的错误的一边”，美国人的任务就是把中国重新带上历史发展的正道，手段便是通过贸易促进转变(德语的表达更朗朗上口: Wandel durch Handel)。学术界也有相同的命题：经济的开放迟早会促进政治制度的开放，市场的自由培育出制度的自由和要求更多参与权利与自主权利的中产阶层和公民社会。用西方人易懂的语言来说，就是咖啡选择的多元化带来政治多元化，麦当劳和星巴克最终会战胜政治独裁。

George Will在文章中当然还指出了西方学界的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喝着星巴克、买车购房的新富阶层恰恰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受惠者，他们不欢迎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由于没有相应的代表性民意统计，人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赞同进行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网上有文章估计说，如果进行这样的调查，估计多数中国人会反对可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政治改革，或者至少对中国能引进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心存疑虑。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现在的一党制表示满意和认可，而是对大的政治变革感到不信任和缺乏信心。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如果把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无疑连一些学者所说的“有缺陷的民主”的民主都谈不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被称为“有残疾”的政治体制，却并没有像有些学者预言的那样因为政治体制的缺陷而导致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崩溃，而是至少目前看是恰恰相反，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上颇有成效。这里所说的社会稳定不是否定社会抗议事件的与日俱增现象的存在，而是指出社会危机和冲突并没有导致政权对社会控制的无效这一事实，中共政权表现出了超乎意料的适应能力和危机防范与管理能力。当然，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但是在作出价值判断时忽略了显而易见的事实，也不会是个令人信服的判断，这便是西方媒体与观察家往往给中国穿上尺寸不合适的外套的症结所在。

如果不抱有一种中国领导人“本性必恶”的先入之见，就应该承认中国领导人也在寻找一条合适的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用官方的语言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特色”作出表征上的描述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在现有规范性政治理论和的民主转型理论框架内为它作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