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说说对共产党的幻想

近年来,常常在一些非官方网络上看到“某某某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之类的说法。这使我们联想到在毛泽东时代常常听到的 “某某某与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之类的议论。一般认为,这都是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负面评价,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比如:


“某某某,多落后,至今还对剥削阶级缺乏认识!”
“某某某,多愚昧,至今还对共产党抱有幻想!”


如今,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人们也不再谈论什么阶级觉悟了。在这篇短文里,我们还是来说说对共产党的幻想吧,因为这个问题还常常被人们所提起。


依我看,凡是人,即便是圣人、超人或智者,也都会有幻想,何况凡夫俗子。尽管人人都懂得,幻想不着边际,无法兑现,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一次次幻想破灭,一次次悔不当初,到头来依然是那样的耽于幻想。我想这大概也是人性使然,无论贤愚,也无论敏顽,皆不能免。


然而,近来我猛然发现,竟有那么多据称对共产党绝不抱幻想的人站到了台前。他们似乎个个都十分鄙视那些被他们视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觉得这类人冥固不化,愚蠢至极,太不识时务。更有甚者,有人竟然把“天安门母亲”判定为一个好幻想的绝好样板。证据是,这个母亲群体从1995年开始,年年给全国人大、中央领导写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要求有个说法,要求给予赔偿,要求法办李鹏。她们还一次一次敦请全国人大把六四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敦请中央领导就六四问题同她们进行对话……。然而结果呢?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中央领导,照例的置若罔闻,照例的不予理睬。一年复一年,一年复一年,十多个秋冬过去,依然是石沉大海。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幻想吗?


是的,看起来确乎如此:她们十数年如一日,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件事情,公开信,公开信,除了写写公开信,似乎没有做过别的,而且从未考虑过要放弃。就如有一位难属所说的,“这个经我们得年年念”。她们言辞之恳切、态度之和善,连上帝都会被感动。请看看下面这几段文字:


 “值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诞生之际,我们作为1989年“六四”惨案中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特向贵党表达如下见解和希望:


一,“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三年个年头了,但它给我们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创伤并没有成为过去,历史的阴影也仍未散去。十三年的时世变迁,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这并不能改变当年那场大屠杀完全是一桩违背国人意愿和历史进程的愚蠢、暴戾之举。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对这一世纪性劫难是难辞其咎的。有鉴于此,我们提请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对贵党历史上这一无法抹去的罪恶与耻辱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忏悔,并以坦荡的胸怀、勇于承担后果的气度对此次事件尽快作出重新评价。


二,十三年来,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始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呼吁贵党和政府当局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序,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为此,我们从95年开始一再重申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协商、对话的基础(鉴于这三项要求人们都已很熟悉,这里从略)。


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对话至今未能实现。我们期望贵党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诞生之机,早日作出决策,以促成此项对话的实现。……我们真诚希望贵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以解决“六四”问题为突破口,开创国家改革的新局面,化解危机,平复民怨,达成民间与政府的和解,从制度上防止大规模动乱的发生。
……(以下从略)。


以上文字,只是对一些基本事实及诉求的陈述,没有半句谩骂或诅咒,甚至连半句谴责都说不上。她们只是向中共领导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希望”,没有一丝仇恨,也没有一丝敌意。她们更没有向中共领导人发出什么最后通牒,比如责令他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解决“六四”问题,否则将如何如何。她们所提出的三项要求,也不过是作为对话的基础,并非什么先决条件。


由此看来,有人说天安门母亲 “跪求共产党”,似乎一点都不冤;有人说天安门母亲是“为奴隶的母亲”,似乎也并不过分。


然而,在这里,批评者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并不是一个武备精良的强力兵团,也不是一个其力量足以在经济上压垮中共的超级财团;还有,她们手里也并不掌握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运转的宣传机器、可以任其摆布、言听计从的所谓民意机构。“天安门母亲”是一个在共同的苦难中自然形成的群体,几乎从她形成的第一天起,就完完全全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如果对这个群体的期望值太高,肯定要落空。


那么如何是好呢?有人提议,“天安门母亲”,应该去天安门绝食、静坐。这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否则,不是有愧于‘天安门母亲’这个称号吗!可是,请大家换位思考一下,要是真的把那些老弱病残统统驱赶到天安门广场,又能让她们去做些什么呢?总不能叫她们像车臣的“黑寡妇”那样身上绑着炸药包去炸天安门吧。我想,朋友们也一定不会这么想的。


西方哲人有言:不自由,毋宁死。这话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历史上也确实有不少践履者值得大家敬仰。或许有人又会说了:“你们的儿子都为民主献身了,你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这话听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就我个人来说,我在儿子遇难后的一段时间里,确曾多次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觉得自己一生中最最宝贵的东西都失去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然而,我终究没有去死。我反过来一想:即使把自己的命也搭上,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难道非得用“死”来抗议、来唤起民众的觉醒吗?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年的学生领袖柴玲女士曾期盼过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说这样才能使中国十三亿老百姓从睡梦中苏醒过来。结果,她一语成籤,北京街头果真变成了血的河流。然而,她所希望的那种梦醒后的景象,却至今未能出现,包括她自己在内。可见,人应该有起码的理性,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靠一时的冲动,都要考虑到一个“度”,超出了这个“度”,就会变得荒谬,甚至残酷。


如果我上面所说并非毫无道理,那么,在我看来,那些主张天安门母亲丢掉“幻想”,去同中共独裁者拼命的朋友们,其实是陷入了另一种幻想。他们以为只要大家有足够的勇气,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豁出命来,那么中共专制的大厦就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如果真能如此,那真是谢天谢地。可惜天安门母亲们办不到,大概换了别人也未必能办到。


幻想人人都有,有些可能于事有补,有些则可能把事情办砸。


对于一个有足够资讯且深明事理的人来说,事情本来是明摆着的:“天安门母亲”经历了十七年的风风雨雨,之所以还能存活到今天,没有因为遭受不断的打压而趴下,并不是因为她们对共产党抱有多大的幻想,当然更不是她们向共产党跪求的结果。恰恰相反,那正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成员在以往的岁月里一步一步地摆脱了对共产党的依附和幻想,使她们逐渐树立起这样一个信念:惟有靠自己的抗争,靠韧性的坚持,哪怕是看起来见效甚微的坚持,才有可能在看似铁板一块、几乎找不到任何缝隙的地方一点一点挤出一片哪怕是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世界上有些事看起来似乎很不起眼,而且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但它们往往在促使事情发生变化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天安门母亲”不想夸大自己在中国政治现实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也不会妄自菲薄,不会因自己的诉求至今未能实现而心灰气馁,就轻易地断言,这十七年的艰难抗争只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徒劳。在一片几乎寸草不长的土地上,哪怕是长出一棵纤弱的小草,也应该被视为生命的一个奇迹。


多少年的痛苦磨难,多少年的切身体验,已使她们逐渐明白: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再是可以靠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代,更不再是可以随便使用武力的时代。她们同时也明白,以往传统社会的“以暴易暴”以及共产党所奉行的“斗争哲学”已不再合乎今日的时代潮流,也不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中国要实现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可行的办法恐怕只能是各方本着理性精神,一起来构筑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平台,让朝野有志有识之士在这个平台上一展身手。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有权力的角逐,可以有利益的博弈,也可以有道义的对垒,但不可像以往的阶级斗争年代那样,轻言什么你死我活,轻言什么鱼死网破,重要的是要在逐渐推进法制化的前提下制定并切实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在当前局势之下,这个工程主要得由民间来承担,民间应该是这一工程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同时也要争取当局的参与,哪怕一开始仅仅是抱有敌意的参与。正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金博士所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 “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我想,金博士所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任重道远,但也总不应该是一种幻想吧。


再来说说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她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说她们也有某种优势,那也只是道义上的。有人称“天安门母亲”为一个独立的道义群体,我想这是最恰当不过的。


也许有人会说:在今天这个权力和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讲道义能顶个啥?确实,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普遍不讲道义的时代,而中国又是一个最不讲道义的国家。然而,这并不等于在人的心底里已不再有道义的冲动。


我们中国人不是都很熟悉这样的话吗?叫做“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还有一句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还想再加上一句,叫做“无道者自食其果”。


我想,这个道理中共领导人也应该是明白的,所以他们不再学习毛泽东,说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也不再坚持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是讲发展经济,讲建设小康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说辞,也在不断地变幻着,什么三个代表,什么以人为本,什么新三民主义,什么科学发展观,最近,他们讲得最多的,还有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和平崛起,等等,简直让大家目不暇接。


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早年一个反右,后来一个文革,再后来一个“六四”,现在又出了那么多贪腐分子,抓也不好,不抓也不好,弄的焦头烂额,怨声载道。当今的中共领导人,有哪一位不清楚其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正在急速地、大幅度地流失,而且正受到人们越来越普遍的质疑,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正是要挽回今天已难以逆转的颓势吗!


处于这种情势下的中共当局,我想其当务之急,除了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以稳定其“大局”之外,恐怕就是与民间力量争夺人心、争夺道义资源了。因为他们懂得,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即便暂时能稳住“大局”,也是不能长久的。就目前来看,这种道义争夺战的主战场,就是上面所说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大话、空话、谎话的欺骗性宣传攻势,而另一个战场呢,就是采取抹黑、丑化、挑拨离间等等办法,来分化、瓦解民间力量,从而把几代民间人士付出巨大代价、甚至用生命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有限道义资源剥夺殆尽。惟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改变今天权力在官方而道义在民间这样一种既恼人又尴尬的局面。当然,这也只是他们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我想,如果能这样来看问题,也许一些人就不会再嫌弃“天安门母亲”了,至少不会再轻率地说她们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之类的话了。因为这个群体在以往的岁月里,虽然还谈不上为自己争得了什么,但她们在为民间社会积累道义资源方面,已经尽了心,出了力。


200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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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说说对共产党的幻想

近年来,常常在一些非官方网络上看到“某某某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之类的说法。这使我们联想到在毛泽东时代常常听到的 “某某某与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之类的议论。一般认为,这都是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负面评价,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比如:


“某某某,多落后,至今还对剥削阶级缺乏认识!”
“某某某,多愚昧,至今还对共产党抱有幻想!”


如今,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人们也不再谈论什么阶级觉悟了。在这篇短文里,我们还是来说说对共产党的幻想吧,因为这个问题还常常被人们所提起。


依我看,凡是人,即便是圣人、超人或智者,也都会有幻想,何况凡夫俗子。尽管人人都懂得,幻想不着边际,无法兑现,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一次次幻想破灭,一次次悔不当初,到头来依然是那样的耽于幻想。我想这大概也是人性使然,无论贤愚,也无论敏顽,皆不能免。


然而,近来我猛然发现,竟有那么多据称对共产党绝不抱幻想的人站到了台前。他们似乎个个都十分鄙视那些被他们视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觉得这类人冥固不化,愚蠢至极,太不识时务。更有甚者,有人竟然把“天安门母亲”判定为一个好幻想的绝好样板。证据是,这个母亲群体从1995年开始,年年给全国人大、中央领导写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要求有个说法,要求给予赔偿,要求法办李鹏。她们还一次一次敦请全国人大把六四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敦请中央领导就六四问题同她们进行对话……。然而结果呢?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中央领导,照例的置若罔闻,照例的不予理睬。一年复一年,一年复一年,十多个秋冬过去,依然是石沉大海。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幻想吗?


是的,看起来确乎如此:她们十数年如一日,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件事情,公开信,公开信,除了写写公开信,似乎没有做过别的,而且从未考虑过要放弃。就如有一位难属所说的,“这个经我们得年年念”。她们言辞之恳切、态度之和善,连上帝都会被感动。请看看下面这几段文字:


 “值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诞生之际,我们作为1989年“六四”惨案中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特向贵党表达如下见解和希望:


一,“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三年个年头了,但它给我们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创伤并没有成为过去,历史的阴影也仍未散去。十三年的时世变迁,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这并不能改变当年那场大屠杀完全是一桩违背国人意愿和历史进程的愚蠢、暴戾之举。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对这一世纪性劫难是难辞其咎的。有鉴于此,我们提请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对贵党历史上这一无法抹去的罪恶与耻辱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忏悔,并以坦荡的胸怀、勇于承担后果的气度对此次事件尽快作出重新评价。


二,十三年来,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始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呼吁贵党和政府当局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序,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为此,我们从95年开始一再重申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协商、对话的基础(鉴于这三项要求人们都已很熟悉,这里从略)。


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对话至今未能实现。我们期望贵党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诞生之机,早日作出决策,以促成此项对话的实现。……我们真诚希望贵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以解决“六四”问题为突破口,开创国家改革的新局面,化解危机,平复民怨,达成民间与政府的和解,从制度上防止大规模动乱的发生。
……(以下从略)。


以上文字,只是对一些基本事实及诉求的陈述,没有半句谩骂或诅咒,甚至连半句谴责都说不上。她们只是向中共领导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希望”,没有一丝仇恨,也没有一丝敌意。她们更没有向中共领导人发出什么最后通牒,比如责令他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解决“六四”问题,否则将如何如何。她们所提出的三项要求,也不过是作为对话的基础,并非什么先决条件。


由此看来,有人说天安门母亲 “跪求共产党”,似乎一点都不冤;有人说天安门母亲是“为奴隶的母亲”,似乎也并不过分。


然而,在这里,批评者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并不是一个武备精良的强力兵团,也不是一个其力量足以在经济上压垮中共的超级财团;还有,她们手里也并不掌握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运转的宣传机器、可以任其摆布、言听计从的所谓民意机构。“天安门母亲”是一个在共同的苦难中自然形成的群体,几乎从她形成的第一天起,就完完全全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如果对这个群体的期望值太高,肯定要落空。


那么如何是好呢?有人提议,“天安门母亲”,应该去天安门绝食、静坐。这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否则,不是有愧于‘天安门母亲’这个称号吗!可是,请大家换位思考一下,要是真的把那些老弱病残统统驱赶到天安门广场,又能让她们去做些什么呢?总不能叫她们像车臣的“黑寡妇”那样身上绑着炸药包去炸天安门吧。我想,朋友们也一定不会这么想的。


西方哲人有言:不自由,毋宁死。这话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历史上也确实有不少践履者值得大家敬仰。或许有人又会说了:“你们的儿子都为民主献身了,你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这话听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就我个人来说,我在儿子遇难后的一段时间里,确曾多次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觉得自己一生中最最宝贵的东西都失去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然而,我终究没有去死。我反过来一想:即使把自己的命也搭上,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难道非得用“死”来抗议、来唤起民众的觉醒吗?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年的学生领袖柴玲女士曾期盼过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说这样才能使中国十三亿老百姓从睡梦中苏醒过来。结果,她一语成籤,北京街头果真变成了血的河流。然而,她所希望的那种梦醒后的景象,却至今未能出现,包括她自己在内。可见,人应该有起码的理性,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靠一时的冲动,都要考虑到一个“度”,超出了这个“度”,就会变得荒谬,甚至残酷。


如果我上面所说并非毫无道理,那么,在我看来,那些主张天安门母亲丢掉“幻想”,去同中共独裁者拼命的朋友们,其实是陷入了另一种幻想。他们以为只要大家有足够的勇气,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豁出命来,那么中共专制的大厦就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如果真能如此,那真是谢天谢地。可惜天安门母亲们办不到,大概换了别人也未必能办到。


幻想人人都有,有些可能于事有补,有些则可能把事情办砸。


对于一个有足够资讯且深明事理的人来说,事情本来是明摆着的:“天安门母亲”经历了十七年的风风雨雨,之所以还能存活到今天,没有因为遭受不断的打压而趴下,并不是因为她们对共产党抱有多大的幻想,当然更不是她们向共产党跪求的结果。恰恰相反,那正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成员在以往的岁月里一步一步地摆脱了对共产党的依附和幻想,使她们逐渐树立起这样一个信念:惟有靠自己的抗争,靠韧性的坚持,哪怕是看起来见效甚微的坚持,才有可能在看似铁板一块、几乎找不到任何缝隙的地方一点一点挤出一片哪怕是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世界上有些事看起来似乎很不起眼,而且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但它们往往在促使事情发生变化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天安门母亲”不想夸大自己在中国政治现实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也不会妄自菲薄,不会因自己的诉求至今未能实现而心灰气馁,就轻易地断言,这十七年的艰难抗争只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徒劳。在一片几乎寸草不长的土地上,哪怕是长出一棵纤弱的小草,也应该被视为生命的一个奇迹。


多少年的痛苦磨难,多少年的切身体验,已使她们逐渐明白: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再是可以靠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代,更不再是可以随便使用武力的时代。她们同时也明白,以往传统社会的“以暴易暴”以及共产党所奉行的“斗争哲学”已不再合乎今日的时代潮流,也不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中国要实现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可行的办法恐怕只能是各方本着理性精神,一起来构筑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平台,让朝野有志有识之士在这个平台上一展身手。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有权力的角逐,可以有利益的博弈,也可以有道义的对垒,但不可像以往的阶级斗争年代那样,轻言什么你死我活,轻言什么鱼死网破,重要的是要在逐渐推进法制化的前提下制定并切实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在当前局势之下,这个工程主要得由民间来承担,民间应该是这一工程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同时也要争取当局的参与,哪怕一开始仅仅是抱有敌意的参与。正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金博士所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 “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我想,金博士所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任重道远,但也总不应该是一种幻想吧。


再来说说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她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说她们也有某种优势,那也只是道义上的。有人称“天安门母亲”为一个独立的道义群体,我想这是最恰当不过的。


也许有人会说:在今天这个权力和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讲道义能顶个啥?确实,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普遍不讲道义的时代,而中国又是一个最不讲道义的国家。然而,这并不等于在人的心底里已不再有道义的冲动。


我们中国人不是都很熟悉这样的话吗?叫做“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还有一句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还想再加上一句,叫做“无道者自食其果”。


我想,这个道理中共领导人也应该是明白的,所以他们不再学习毛泽东,说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也不再坚持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是讲发展经济,讲建设小康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说辞,也在不断地变幻着,什么三个代表,什么以人为本,什么新三民主义,什么科学发展观,最近,他们讲得最多的,还有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和平崛起,等等,简直让大家目不暇接。


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早年一个反右,后来一个文革,再后来一个“六四”,现在又出了那么多贪腐分子,抓也不好,不抓也不好,弄的焦头烂额,怨声载道。当今的中共领导人,有哪一位不清楚其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正在急速地、大幅度地流失,而且正受到人们越来越普遍的质疑,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正是要挽回今天已难以逆转的颓势吗!


处于这种情势下的中共当局,我想其当务之急,除了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以稳定其“大局”之外,恐怕就是与民间力量争夺人心、争夺道义资源了。因为他们懂得,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即便暂时能稳住“大局”,也是不能长久的。就目前来看,这种道义争夺战的主战场,就是上面所说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大话、空话、谎话的欺骗性宣传攻势,而另一个战场呢,就是采取抹黑、丑化、挑拨离间等等办法,来分化、瓦解民间力量,从而把几代民间人士付出巨大代价、甚至用生命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有限道义资源剥夺殆尽。惟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改变今天权力在官方而道义在民间这样一种既恼人又尴尬的局面。当然,这也只是他们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我想,如果能这样来看问题,也许一些人就不会再嫌弃“天安门母亲”了,至少不会再轻率地说她们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之类的话了。因为这个群体在以往的岁月里,虽然还谈不上为自己争得了什么,但她们在为民间社会积累道义资源方面,已经尽了心,出了力。


2006-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