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鉴学派+口述历史+春秋笔法=有益的尝试
二、毛泽东的无情和“有情”
三、“文革”前存不存在推翻毛的可能？
四、共产党暴政的人文历史根源
五、重新评价毛泽东，化解政治改革僵局
 
一、年鉴学派 + 口述历史 + 春秋笔法 = 有益的尝试

一向不对上了畅销书榜首的作品跟风，特别是专门写给外国人看、出口转内销的著作。但毛泽东这个题材，对笔者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不仅是因为算得上是半个“文革”亲历者（“文革”开始笔者上小学二年级），而且由于职业关系，过去对党史有所涉猎，加上一位作家朋友推荐，所以认真地读了起来。很快就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赶上万圣节假日，一口气读完，掩卷长叹之余，不免徒生一种游览一处名胜之后的不虚此行之感。

首先应该说，这是一本信息量非常大的书。洋洋600多页，时间坐标近一个世纪，地理坐标全世界，用一根红色指针，给毛的一生一个指向，从韶山冲的降临，一直到躺进水晶棺材。这种信息量读起来虽然让人有一种负重感，但是让人触摸到历史的质感，使人对两位作者十二年磨一剑沥血笔耕，油然而生敬佩。我们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多少人写书只要用google搜一下，然后加工一挥而就，所以翻翻该书后面的文献目录，加上那么多的人物采访，更是让人体验到专业历史学家（Jon Halliday）的敬业精神和素养。

资料的原始性和首次使用，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研究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不外乎有三个，即中国中央档案馆档案、前苏联档案和共产国际档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档案尚未开放，原始材料只能从公开出版物中钩稽。但前苏联档案的开放，对历史研究人员，敞开方便之门。两位作者有心人捷足先登，而且从书中看，大有斩获，许多材料都是第一次使用，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份量。但遗憾的是，俄国人并未公布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档案，即林彪飞机失事的黑匣子，我想俄国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公布。

就像每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出来，有史学派和文学派之争一样，每一部描写现代史的书出来，也都有文史恩怨情结。加入这样的讨论，不是笔者目的和兴趣。以前读过一本《文革十年史》，感到像是剪报。后来看了几本毛、周的传记，如同读金庸。直到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面世，才第一次领略到有份量的中共党史著述。高曾经是体制内人，虽然能看到大量内部档案，能接触到中共高干，但可能是由于身处中直要害部门，受到党八股文案浸淫有年，所以行文布局，有些放不开身手，可读性稍逊。顺便提一下，中共建政之后对大陆文风的影响，是贻害无穷的。马恩列斯中，数斯大林的东西最枯燥，大概是因为其早年为当牧师受教会教育之故。平心而论，“四人帮”的文风，强于胡乔木、邓立群之类党御用绍兴师爷的文笔。若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下称《毛》）的杀伤力，笔者认为首推它的可读性。可能是由于原文是英文的缘故，加上中文译本第二次创作，两位作者把将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历史角落的素材，用一根引线串起来，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如果说，这是两位作者的初衷，他们确实是做到了，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西洋人对毛泽东的认识，远不如对希特勒、斯大林那样清楚，特别是他们不知道，有那麽多中国人，死在毛通向个人权力之巅的道路上。许多当年参加1968年欧洲红色风暴的人，仍然以兴奋的心情，谈到那段往事。该书的其他语言版本，正在陆续上市，这有助于在西洋读者心中，扫除一个神话，揭开古老东方中央王国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只有当西方人看到从上海外滩望出去、那幅高楼耸立的现代化风景背后，曾经的那种血雨腥风和暗流汹涌，才能真正体会到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的意味，才能有一种更想建树的从外部推动中国政改的动力。据说，美国总统布什读了妻子劳拉送给他的《毛》书后，说还不知道毛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更坏。我想，不光是布什，也不光是西方人，普通中国人读后，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本书的不足，笔者感到有三个方面。虽然在史料收集方面，作者煞费苦心、四处奔忙，例如上面提到的查阅前苏联档案，以及引用杨开慧家墙内找到的她的信和文章等，但仍感到有些重要资料作者没有看到或没有提及。例如毛泽东青年时，暑期曾同萧瑜一起讨饭了解社会，后来萧写了一本《我和毛泽东行乞记》。这一段好像书中没有提及。毛在年轻时，就想出人头地，曾经用笔名“二十八划生”登广告，征集志同道合者，开始只有李隆郅（后来的李立三）一个人前来应召。还有让毛读萧明太子《文选》、为毛打下日后文字基础的国文教师袁大胡子，借助通信向毛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对毛早期影响很大的蔡和森等，这些都似嫌铺垫不够。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书单中未见列出，不无遗憾。连毛自己都说，陈独秀和王明是对中共危害最大的。其次本书在谋篇布局上，给人头重脚轻之感。可能是因为后面特别是“文革”，大家都太熟悉了，再怎么写也写不出新意。好在还有一本《晚年周恩来》，正好衔接起来阅读，互相弥补。

最后就是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下的结论，有些笔者尤不以为然。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不用说尼克松、基辛格都不是一般智商的人，就是他们真的如作者所说，轻易被毛忽悠玩于股掌，那么参众两院、各种小组委员会和智囊机构，也都是吃干饭的吗？你把美国也看得太简单了。当然，美国总统不能不考虑大选得失，但国家利益还是有底线的。你打美国牌，别人就不打中国牌了吗？“乒乓外交”之后，中国从美国的得分，并不大于美国从中国的得分。美国利用和中国的和解，摆脱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并且和前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些都是实质性的。而中国从美国那里拿到的，是口头担保苏联进攻中国时有动作，和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上海公报》。作者也许没有认识到，夸大毛对美国外交的胜利，自己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毛泽东的神话。
 
谈谈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张治中和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这是作者献给读者的几个最爆料的新闻之一。作者认为，每次在红军陷入绝境、濒临灭亡时，都是因为蒋经国作为人质扣在苏联，蒋介石不想绝后。听上去像是春秋战国时，人质外交的重演，不无可信性。但仔细推敲，总觉得似是而非。人质只有在不杀的时候，才有最大的价值，难道苏联和蒋介石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吗？作者将蒋经国人质和红军联系起来分析，是在红军南下贵州、“四渡赤水”时。在此之前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分共大开杀戒，大批共产党人头落地，包括苏联顾问也存在生命危险，难道这时蒋介石就没有想到儿子的安危？如果要杀，这个时候是最应该杀的。很显然，蒋心里明白，儿子是安全的，苏联要用它达到最大价值。当时红军形同流寇，人少枪寡，根本成不了大气候，够不上苏联整体国家利益考量的筹码。张治中和胡宗南，前者作者肯定为红色代理人，后者定性为“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听说胡宗南的家人要打官司，不过他们在新加坡，已经不受治于两岸任何一方。但张的家属在大陆，如此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你说是让人家辩护还是不辩护？辩护大陆脸上挂不住，不辩护自己脸上挂不住。笔者不否认两位都同情共产主义，但在北伐时，谁不是这样呢？蒋介石在北伐时，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的确，周恩来后来说过，当初遗憾没有把胡策反起义留下来。作者或许会说，他们是为了理想献身。如果说是一般中下级军官，还有情可缘，张、胡已经做到这么高的地位，荣华富贵应有尽有，有必要冒这个险吗？如果各位看官处在张、胡的位子上，你割舍得了吗？只要用平常心想一想就明白。延安整风时，毛要周回去接受批判。毛的为人，周是知道的，为此确实考虑过另寻出路。当时周的恩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可能是受蒋介石之托，曾劝说周投奔国民党。但周是聪明人，说国民党看重他是因为他在中共内的职务，如果一旦失去这个位子，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张治中在上海淞沪抗战打日本和胡宗南部下在进攻陕北时被歼，其原因都不是只有红色代理人一条可以解释的。连最后张治中和邵力子等滞留北平，也是中共秘密把他们的家属送到了北平，给他们来了一个既成事实。
 
二、毛泽东的无情和“有情”

《毛》书中最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就是描写了毛泽东的无情无义，让读者一窥一个道貌岸然、半人半神的开国领袖的龌龊内心，使人进而对当今执政党，油然而生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蒋纬国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的父亲告诉我，共产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人性。共产党的没有人性，在毛泽东身上，做了最鲜明的人格化体现。毛泽东不是标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确实从手段、时间、规模和害人之深而言，毛泽东的阴险毒辣、翻云覆雨，历史上没有哪个人能与其攀比，秦始皇不行，刘邦、朱元璋不行，张献忠也不行。斯大林杀过不少人，但和毛泽东相比，斯大林至少有一点比毛强，就是他内心并不仇视知识分子。路易十四说过，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据说毛在看了列宁的水晶棺材之后，发表议论说，人都死了，躺在那个东西里有什么用。毛一辈子只在乎一件事，就是手中的权力，就是想方设法在党内橡皮图章式的代表会议上当选，任何妨碍毛的人，都等同于惹上大祸，毛一定会迟早除之而后快。

毛不但无情，而且记仇，并且有些仇是记了一辈子的。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受到大知识分子胡适等的冷遇，这种羞辱想必让毛一想起来就怒火中烧。可偏偏就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大右派”罗隆基对共产党统治不满，说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不是明摆着揭毛的伤疤吗。整个“反右”的定性，和罗隆基的这句话有一定的关系。项英在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时，向博古和李德建议提防毛泽东，不要带上他，因此也就上了毛秋后算帐的名单。张国焘和毛争权，比其他人都更有危险，不仅因为四方面军兵强马壮，而且因为张本人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参加过一大，亲眼见过列宁，更有资格做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毛无论如何要借刀杀人消灭西路军，让张国焘失去和自己争雄的政治资本。应该说，张国焘与中共分道扬镳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毛泽东这样的人，深谙帝王统驭之术，是不会给政治对手留下太多想像空间的。王明是继张国焘之后，中共党史上对毛泽东真正构成威胁的人。王有莫斯科的尚方宝剑，而且本人精通马列，有理论水平，在延安差点掀翻了毛的宝座。从毛泽东的为人和一些事实来看，对王明下毒是确有其事的。幸好王明和张国焘一样，对毛是看透的，远走苏联避祸，两人都得以安度晚年。周恩来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有意延误周病的治疗，希望周死在自己前面，而且临死之前都还在推敲，在延安写的批周的九篇文章，可见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两次被周夺权，这个心结毛是一直没有解开的。

人说毛的长相女了女气，没有胡子。据说这样的男人心狠。项羽因刘邦先入咸阳，要烹杀刘邦父亲，刘邦这个市井流氓竟然要项羽分他一杯羹。毛泽东就更有看头了，妻子老婆、兄弟和儿子等，都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份量。但是不是毛泽东就像张献忠那样，三笑就要杀人，把心灵世界写在脸上呢？现实中的毛泽东，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常常是人情练达，将老谋深算藏在世俗琐碎之后。比如，他为笼络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他们做媒。在庐山会议期间，为了向刘少奇示好以便把刘稳住，避免刘支持彭德怀，毛邀请刘妻王光美游泳。其实，毛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像所有中外独裁者一样，毛泽东一方面是冷血动物，一方面也有恻隐之心，有时看上去挺“有情”。毛泽东一生嗜权如命，所以凡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一把，或站在他一边的人，毛都记着的，这些人在毛那里，都等于是领了一张政治生命的免死证。

邓小平在苏区执行毛路线，是毛派“邓毛谢古”之首，从此一直受到毛青睐。不是“三起三落”邓小平永远打不倒，而是毛根本就没有想把邓小平打倒。叶剑英因为长征中，向毛密告张国焘电令陈昌浩武力解决中央，使毛甩下四方面军摆脱险境，因此被毛称为大事不糊涂，而且临死前向叶托孤。叶自己说毛的意思是要让叶做周勃，等自己死后翦灭后党江青。笔者深不以为然，毛是发信号敲打叶，不要学周勃消灭吕后。姚文元写的回忆录中，有一张毛拟订的身后政治局委员名单，江青是党的主席，张春桥是总理，下面清一色文革派，连张玉凤都是政治局委员，说明毛对江青的真实态度。林彪的表哥张浩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调解，态度倾向毛。张浩死时，毛亲自抬棺出殡。陈云是中共派往莫斯科介绍红军情况的，他在斯大林那里竭力为毛美言，使得莫斯科事实上接受毛做中共领袖，他为毛是出了大力的，所以文革中只是受了一点小的冲击。康生被毛记住的有四件事，一是护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二是以王明追随者身份对王明反戈一击，三是为江青证明政治清白、以便毛与江青结婚，四是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扫除异己。林彪除了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之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昧着良心做了挺毛的发言，扭转会议进程，在政治上救了毛一命。毛林破裂后，毛只是想让林做个姿态，检查两句，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所以听到林飞走了之后，还说难道林彪是怕自己不能容他。毛对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对其的拥戴，报之以让刘做二号人物，毛以后打倒刘，是因为刘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三、“文革”前存不存在推翻毛的可能？

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构成的。有人说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世界历史将会改写。想像一下，如果毛泽东在组织“秋收起义”被民团抓住时枪毙，或者中央红军撤退时不带毛走，或者在毛尔盖被陈昌浩解决，或者在延安被王明夺权做了阶下囚，那样一来中国历史会是怎样？可惜历史是一个不可逆的线性过程，成王败寇是不能翻案的结局。不过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除了手段之外，其多次受幸运眷顾，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延安整风，经过“七大”和“八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经历了一个造神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命运，交给了一个政治迫害狂和权力崇拜精神病患者。毛泽东挟共产党以令天下，以冠冕堂皇的旗号，行一己之私，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整个中国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从建国初年毛泽东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来看，在那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之间，透露着一种改朝换代、江山到手的自我成就感。毛泽东家乡的人，甚至考虑起了新王朝的年号。以后的岁月里，毛也确实像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一样，靠玩弄权术维系自己的统治。

毛一生只做三件事，即搞政治、搞女人和读线装书。这后一件事读线装书，是专门为了研究古代帝王驾驭臣下的。毛像斯大林一样，喜欢下面钩心斗角，这样可以各个击破，保持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平衡。而且毛泽东搞运动的本领，就像林彪打仗一样，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够在认清对自己的主要威胁情况下，主动挑起事端，然后借刀杀人。高岗事件其实是毛泽东一手挑起的。斯大林自从被迫牺牲王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以来，一直没有放弃搞掉毛泽东的打算。莫斯科看出东北实力派高岗野心不小，在下面与高有一些小动作。毛知道，如果没有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中共内部的反对派，谁也奈何不了他，所以高是心腹大患。高在受到毛暗示可以取刘而代之后，向刘发难，结果中了套。

毛泽东打仗不行，对经济一窍不通，只会搞阶级斗争，而且是永远正确，拒不认错。由“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导致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这是唯一一次毛象征性地作“罪己诏”的时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推翻毛的机会。首先这个会议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会，既不是中央委员全会，也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做决议权和选举权。毛是想在这样的会议上，走一走过场。刘少奇最后在大会上的发言，着实让毛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天怨人怒，真理和人心都不在毛的一边，而且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登高一呼，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也赞成让毛靠边，下面直接感受人民苦难的父母官们支持谁是可想而知的。并且当时负责军队的是贺龙，他对毛一向有些大不敬。据贺龙的女儿回忆说，当谈到读毛的书的时候，贺龙说应该多读刘少奇主席的书。一次在某体育活动仪式上，当演奏《东方红》乐曲时，贺龙竟扬长离去，在家看电视转播的贺龙妻子惊呼“槽了”。但是林彪的发言搅了局。虽然从彭真事前去四川见过彭德怀、贺龙随后也到了四川这个迹象来看，刘少奇、彭真和贺龙等应该是有倒毛计划的。但可能因为害怕没有把握，没有联络更多的人。笔者认为之所以功亏一篑，关键这其中缺少一个穿针引线的人。彭德怀最适合做这个人，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打倒了。
 
四、共产党暴政的人文历史根源

网上有文章说，曾有过去的红卫兵骨干在美国作报告，话语中非但没有对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有所悔悟，反而一种亲历者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有美国人当场拍案而起，怒斥其为什么不做内心忏悔。生长在西方社会中的人，永远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时我们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我向看到我正在读《毛》书的中国人推荐一读此书，对方告诉我说，他知道毛很坏，但是不想去改变对童年的记忆，那里有一些美好的东西。这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高智商的中国人。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就涉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即共产党暴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柏杨先生的中国文化酱缸里面，有没有滋润共产主义在中国肆虐的养分，以怎样一种方式为共产党暴政推波助澜。笔者深知自己没有功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大家的讨论，以便对产生毛泽东的土壤，有一种更清醒的认识。

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溯源，是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传统。由暴民推动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让人说理的暴力高潮，断头台下血流成河的革命恐怖，与法国香水和法式大菜一起，是法兰西贡献给世界历史的遗产。今天电视镜头上，巴黎街头熊熊燃烧的汽车，很容易使人将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这样一些历史画面衔接起来。巴黎永远是一个骚动的城市，永远不乏期翼走上街头、用拳头代替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俄国没有这个传统，是列宁把暴力革命思想移植到俄国来的。但光有暴力不足以成事，有时还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列宁天才地把暴力以组织的形势规范化，由无序进入有序，从此布尔什维克党专政应运而生。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笔者认为，送来的是理论指导和共产党组织。中国不乏暴力传统，这个东西中国有资格做俄国人的老师。而且理论+组织这种操作方式，中国人也不是不熟悉，用本土化的术语，就是秀才+农民。这个东西在近代，尤其臻于完善，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曾国藩的湘军，都是这个路数。毛泽东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就连对手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是农民问题的人之一。共产党是靠其严密的组织而夺取政权的，所以自己深知组织起来民众的危险性，因此才不遗余力取缔法轮功。

共产党暴政在本土的理念溯源，主要应该是历次农民起义打出的“均贫富”旗号，这是一个屡试不爽、一呼百应的灵丹妙药。这也是一个多数人暴政的生动案例。“均贫富”和共产主义是可以无缝连接的两种乌托邦思想。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的国家里，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分离，永远是一个动乱的根源。实际上，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仍然有机会战胜共产党，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党军队躲在敌后忙于壮大实力，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而且因为统一战线共产党停止了土地革命政策。如果国民党把后来在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提前到这时进行，使耕者有其田，那么国共对抗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国人也时常对日本人不知悔罪而怒火填膺。中国人在嗜杀成性、凶狠残忍方面，丝毫不输日本人。两国都是儒家文化，都是表面温良恭俭让、骨子眼里极端自私自利、寡廉鲜耻的，难道这是一种巧合吗？文革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暴行，甚至人吃人，是有正常心态的人之所为吗？是光靠一句受了极左思潮蒙蔽能解释得了的吗？有人说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主张对党文化大加讨伐。首先要肯定，这是非常值得干的一件事。但是往深处想，难道这不是有点舍本求末吗？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应该负责了吗？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一个是对善恶的内心反省，而恰恰这两个东西，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前者来自文艺复兴，后者来自基督教。正因为我们肌体的先天不足，我们才对共产主义舶来品丧失抵抗力，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任其长出恶性毒瘤。好像是辜鸿铭说过，中国文化是一种自省的文化，中国人每日三省吾身。但这种自省，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患得患失，与基督教文明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不可同日而语。黑格尔对孔子言论不屑一顾，认为无非是些生活中的浅显道理。儒家和法家实际上是互为表里，儒家掌了权，也会大开杀戒的。孔子也是杀了少正卯的。中国文化只知道告诉人追求功利，而不问真理。有人会问，德国属于西方文明，有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眷顾，但也发生了杀戮犹太人的罪孽。问题是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且是以日尔曼民族优越论的种族主义宣传为掩盖的，不像中国是一种个人复仇式的残忍内心渲泄，越是周围熟人越是遭殃，完全是人性泯灭的歇斯底里。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丈夫说，这么多年来，参与其事者没有一个人来说过一声道歉。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是有其道义基础的。当然需要忏悔的，不是余秋雨一个人，我们所有从那个岁月走过来的人，无论参与或者没有参与其中，都应该忏悔，结束我们心中对那个暴政的无言背书。
 
五、重新评价毛泽东，化解政治改革僵局

邓小平对毛泽东有一个盖棺论定，所谓“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也就是说，成绩是主要的。邓从共产党统治长治久安角度考虑，希望把这个结论作为定论，以便把全党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姑且不论“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提法准确不准确，仅是这盖棺论定，就颇值得商榷。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就像家里衣柜中的骷髅一样，是永久的家丑，使中国人每想到此，就心有余悸、脸面无光。笔者认为，眼下需要的，恰恰不是盖棺论定，而是开棺鞭尸，让世人知道毛泽东的罪恶，向外界显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拥抱西方文明的决心。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应该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中国恶补否定前独裁者毛泽东这一课。

彻底否定毛泽东，可以收获这样几个好处。首先可以为党内不同派别，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化解政治改革的僵局。本来为“六•四”平反，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六•四”问题过于敏感，所涉当事人都还健在，有些还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力，可操作性不强。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涉及现在的人，比较容易统一思想。其次，可以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力配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宣传。第三，改善台湾人心目中的大陆形象，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历史从来都是英雄创造的。特别是中国政治中，由统治者自身素质决定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在关键时刻挽狂澜于即倒，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赫鲁晓夫是共产党世界里，第一个敢为天下先者，虽然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对赫鲁晓夫时代的倒退，但没有赫鲁晓夫，就没有日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者为后者做了思想准备。当今胡温政府崇尚和谐社会，想方设法给人以亲民印象，笔者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希望他们在中国政治改革上有所建树。

所谓以赫鲁晓夫为榜样，当然不是什么都学，像焚尸扬灰，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纪念堂，是耗用了大量民脂民膏建设的，而且地理位置这样好，应该物尽其用，发挥其最大价值。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将毛泽东水晶棺材，迁往韶山，由国家财政支出拨出一次性经费，建纪念馆永久存放。日后开支由旅游门票收入打理。将天安门原纪念堂，改为“中华民族先贤祠”，供奉从古到今的所有中华民族先贤先烈，并且在每年清明节，由国家元首携全体内阁成员集体参拜。另外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两个字，更名为“无名英雄纪念碑”，前面设置长明火，由更名为“中国国防军”、直接隶属国家的军队仪仗队守卫。这是本人的一个愿景，希望它能实现。
（全文完）
 
 
（文章中引述他人话语或著作，全系笔者根据所阅资料之记忆，若有出入，责任全在笔者自己。）
 
2006年11月12日

一、年鉴学派+口述历史+春秋笔法=有益的尝试
二、毛泽东的无情和“有情”
三、“文革”前存不存在推翻毛的可能？
四、共产党暴政的人文历史根源
五、重新评价毛泽东，化解政治改革僵局
 
一、年鉴学派 + 口述历史 + 春秋笔法 = 有益的尝试

一向不对上了畅销书榜首的作品跟风，特别是专门写给外国人看、出口转内销的著作。但毛泽东这个题材，对笔者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不仅是因为算得上是半个“文革”亲历者（“文革”开始笔者上小学二年级），而且由于职业关系，过去对党史有所涉猎，加上一位作家朋友推荐，所以认真地读了起来。很快就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赶上万圣节假日，一口气读完，掩卷长叹之余，不免徒生一种游览一处名胜之后的不虚此行之感。

首先应该说，这是一本信息量非常大的书。洋洋600多页，时间坐标近一个世纪，地理坐标全世界，用一根红色指针，给毛的一生一个指向，从韶山冲的降临，一直到躺进水晶棺材。这种信息量读起来虽然让人有一种负重感，但是让人触摸到历史的质感，使人对两位作者十二年磨一剑沥血笔耕，油然而生敬佩。我们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多少人写书只要用google搜一下，然后加工一挥而就，所以翻翻该书后面的文献目录，加上那么多的人物采访，更是让人体验到专业历史学家（Jon Halliday）的敬业精神和素养。

资料的原始性和首次使用，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研究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不外乎有三个，即中国中央档案馆档案、前苏联档案和共产国际档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档案尚未开放，原始材料只能从公开出版物中钩稽。但前苏联档案的开放，对历史研究人员，敞开方便之门。两位作者有心人捷足先登，而且从书中看，大有斩获，许多材料都是第一次使用，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份量。但遗憾的是，俄国人并未公布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档案，即林彪飞机失事的黑匣子，我想俄国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公布。

就像每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出来，有史学派和文学派之争一样，每一部描写现代史的书出来，也都有文史恩怨情结。加入这样的讨论，不是笔者目的和兴趣。以前读过一本《文革十年史》，感到像是剪报。后来看了几本毛、周的传记，如同读金庸。直到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面世，才第一次领略到有份量的中共党史著述。高曾经是体制内人，虽然能看到大量内部档案，能接触到中共高干，但可能是由于身处中直要害部门，受到党八股文案浸淫有年，所以行文布局，有些放不开身手，可读性稍逊。顺便提一下，中共建政之后对大陆文风的影响，是贻害无穷的。马恩列斯中，数斯大林的东西最枯燥，大概是因为其早年为当牧师受教会教育之故。平心而论，“四人帮”的文风，强于胡乔木、邓立群之类党御用绍兴师爷的文笔。若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下称《毛》）的杀伤力，笔者认为首推它的可读性。可能是由于原文是英文的缘故，加上中文译本第二次创作，两位作者把将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历史角落的素材，用一根引线串起来，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如果说，这是两位作者的初衷，他们确实是做到了，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西洋人对毛泽东的认识，远不如对希特勒、斯大林那样清楚，特别是他们不知道，有那麽多中国人，死在毛通向个人权力之巅的道路上。许多当年参加1968年欧洲红色风暴的人，仍然以兴奋的心情，谈到那段往事。该书的其他语言版本，正在陆续上市，这有助于在西洋读者心中，扫除一个神话，揭开古老东方中央王国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只有当西方人看到从上海外滩望出去、那幅高楼耸立的现代化风景背后，曾经的那种血雨腥风和暗流汹涌，才能真正体会到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的意味，才能有一种更想建树的从外部推动中国政改的动力。据说，美国总统布什读了妻子劳拉送给他的《毛》书后，说还不知道毛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更坏。我想，不光是布什，也不光是西方人，普通中国人读后，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本书的不足，笔者感到有三个方面。虽然在史料收集方面，作者煞费苦心、四处奔忙，例如上面提到的查阅前苏联档案，以及引用杨开慧家墙内找到的她的信和文章等，但仍感到有些重要资料作者没有看到或没有提及。例如毛泽东青年时，暑期曾同萧瑜一起讨饭了解社会，后来萧写了一本《我和毛泽东行乞记》。这一段好像书中没有提及。毛在年轻时，就想出人头地，曾经用笔名“二十八划生”登广告，征集志同道合者，开始只有李隆郅（后来的李立三）一个人前来应召。还有让毛读萧明太子《文选》、为毛打下日后文字基础的国文教师袁大胡子，借助通信向毛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对毛早期影响很大的蔡和森等，这些都似嫌铺垫不够。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书单中未见列出，不无遗憾。连毛自己都说，陈独秀和王明是对中共危害最大的。其次本书在谋篇布局上，给人头重脚轻之感。可能是因为后面特别是“文革”，大家都太熟悉了，再怎么写也写不出新意。好在还有一本《晚年周恩来》，正好衔接起来阅读，互相弥补。

最后就是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下的结论，有些笔者尤不以为然。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不用说尼克松、基辛格都不是一般智商的人，就是他们真的如作者所说，轻易被毛忽悠玩于股掌，那么参众两院、各种小组委员会和智囊机构，也都是吃干饭的吗？你把美国也看得太简单了。当然，美国总统不能不考虑大选得失，但国家利益还是有底线的。你打美国牌，别人就不打中国牌了吗？“乒乓外交”之后，中国从美国的得分，并不大于美国从中国的得分。美国利用和中国的和解，摆脱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并且和前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些都是实质性的。而中国从美国那里拿到的，是口头担保苏联进攻中国时有动作，和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上海公报》。作者也许没有认识到，夸大毛对美国外交的胜利，自己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毛泽东的神话。
 
谈谈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张治中和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这是作者献给读者的几个最爆料的新闻之一。作者认为，每次在红军陷入绝境、濒临灭亡时，都是因为蒋经国作为人质扣在苏联，蒋介石不想绝后。听上去像是春秋战国时，人质外交的重演，不无可信性。但仔细推敲，总觉得似是而非。人质只有在不杀的时候，才有最大的价值，难道苏联和蒋介石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吗？作者将蒋经国人质和红军联系起来分析，是在红军南下贵州、“四渡赤水”时。在此之前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分共大开杀戒，大批共产党人头落地，包括苏联顾问也存在生命危险，难道这时蒋介石就没有想到儿子的安危？如果要杀，这个时候是最应该杀的。很显然，蒋心里明白，儿子是安全的，苏联要用它达到最大价值。当时红军形同流寇，人少枪寡，根本成不了大气候，够不上苏联整体国家利益考量的筹码。张治中和胡宗南，前者作者肯定为红色代理人，后者定性为“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听说胡宗南的家人要打官司，不过他们在新加坡，已经不受治于两岸任何一方。但张的家属在大陆，如此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你说是让人家辩护还是不辩护？辩护大陆脸上挂不住，不辩护自己脸上挂不住。笔者不否认两位都同情共产主义，但在北伐时，谁不是这样呢？蒋介石在北伐时，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的确，周恩来后来说过，当初遗憾没有把胡策反起义留下来。作者或许会说，他们是为了理想献身。如果说是一般中下级军官，还有情可缘，张、胡已经做到这么高的地位，荣华富贵应有尽有，有必要冒这个险吗？如果各位看官处在张、胡的位子上，你割舍得了吗？只要用平常心想一想就明白。延安整风时，毛要周回去接受批判。毛的为人，周是知道的，为此确实考虑过另寻出路。当时周的恩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可能是受蒋介石之托，曾劝说周投奔国民党。但周是聪明人，说国民党看重他是因为他在中共内的职务，如果一旦失去这个位子，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张治中在上海淞沪抗战打日本和胡宗南部下在进攻陕北时被歼，其原因都不是只有红色代理人一条可以解释的。连最后张治中和邵力子等滞留北平，也是中共秘密把他们的家属送到了北平，给他们来了一个既成事实。
 
二、毛泽东的无情和“有情”

《毛》书中最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就是描写了毛泽东的无情无义，让读者一窥一个道貌岸然、半人半神的开国领袖的龌龊内心，使人进而对当今执政党，油然而生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蒋纬国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的父亲告诉我，共产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人性。共产党的没有人性，在毛泽东身上，做了最鲜明的人格化体现。毛泽东不是标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确实从手段、时间、规模和害人之深而言，毛泽东的阴险毒辣、翻云覆雨，历史上没有哪个人能与其攀比，秦始皇不行，刘邦、朱元璋不行，张献忠也不行。斯大林杀过不少人，但和毛泽东相比，斯大林至少有一点比毛强，就是他内心并不仇视知识分子。路易十四说过，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据说毛在看了列宁的水晶棺材之后，发表议论说，人都死了，躺在那个东西里有什么用。毛一辈子只在乎一件事，就是手中的权力，就是想方设法在党内橡皮图章式的代表会议上当选，任何妨碍毛的人，都等同于惹上大祸，毛一定会迟早除之而后快。

毛不但无情，而且记仇，并且有些仇是记了一辈子的。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受到大知识分子胡适等的冷遇，这种羞辱想必让毛一想起来就怒火中烧。可偏偏就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大右派”罗隆基对共产党统治不满，说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不是明摆着揭毛的伤疤吗。整个“反右”的定性，和罗隆基的这句话有一定的关系。项英在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时，向博古和李德建议提防毛泽东，不要带上他，因此也就上了毛秋后算帐的名单。张国焘和毛争权，比其他人都更有危险，不仅因为四方面军兵强马壮，而且因为张本人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参加过一大，亲眼见过列宁，更有资格做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毛无论如何要借刀杀人消灭西路军，让张国焘失去和自己争雄的政治资本。应该说，张国焘与中共分道扬镳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毛泽东这样的人，深谙帝王统驭之术，是不会给政治对手留下太多想像空间的。王明是继张国焘之后，中共党史上对毛泽东真正构成威胁的人。王有莫斯科的尚方宝剑，而且本人精通马列，有理论水平，在延安差点掀翻了毛的宝座。从毛泽东的为人和一些事实来看，对王明下毒是确有其事的。幸好王明和张国焘一样，对毛是看透的，远走苏联避祸，两人都得以安度晚年。周恩来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有意延误周病的治疗，希望周死在自己前面，而且临死之前都还在推敲，在延安写的批周的九篇文章，可见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两次被周夺权，这个心结毛是一直没有解开的。

人说毛的长相女了女气，没有胡子。据说这样的男人心狠。项羽因刘邦先入咸阳，要烹杀刘邦父亲，刘邦这个市井流氓竟然要项羽分他一杯羹。毛泽东就更有看头了，妻子老婆、兄弟和儿子等，都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份量。但是不是毛泽东就像张献忠那样，三笑就要杀人，把心灵世界写在脸上呢？现实中的毛泽东，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常常是人情练达，将老谋深算藏在世俗琐碎之后。比如，他为笼络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他们做媒。在庐山会议期间，为了向刘少奇示好以便把刘稳住，避免刘支持彭德怀，毛邀请刘妻王光美游泳。其实，毛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像所有中外独裁者一样，毛泽东一方面是冷血动物，一方面也有恻隐之心，有时看上去挺“有情”。毛泽东一生嗜权如命，所以凡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一把，或站在他一边的人，毛都记着的，这些人在毛那里，都等于是领了一张政治生命的免死证。

邓小平在苏区执行毛路线，是毛派“邓毛谢古”之首，从此一直受到毛青睐。不是“三起三落”邓小平永远打不倒，而是毛根本就没有想把邓小平打倒。叶剑英因为长征中，向毛密告张国焘电令陈昌浩武力解决中央，使毛甩下四方面军摆脱险境，因此被毛称为大事不糊涂，而且临死前向叶托孤。叶自己说毛的意思是要让叶做周勃，等自己死后翦灭后党江青。笔者深不以为然，毛是发信号敲打叶，不要学周勃消灭吕后。姚文元写的回忆录中，有一张毛拟订的身后政治局委员名单，江青是党的主席，张春桥是总理，下面清一色文革派，连张玉凤都是政治局委员，说明毛对江青的真实态度。林彪的表哥张浩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调解，态度倾向毛。张浩死时，毛亲自抬棺出殡。陈云是中共派往莫斯科介绍红军情况的，他在斯大林那里竭力为毛美言，使得莫斯科事实上接受毛做中共领袖，他为毛是出了大力的，所以文革中只是受了一点小的冲击。康生被毛记住的有四件事，一是护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二是以王明追随者身份对王明反戈一击，三是为江青证明政治清白、以便毛与江青结婚，四是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扫除异己。林彪除了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之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昧着良心做了挺毛的发言，扭转会议进程，在政治上救了毛一命。毛林破裂后，毛只是想让林做个姿态，检查两句，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所以听到林飞走了之后，还说难道林彪是怕自己不能容他。毛对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对其的拥戴，报之以让刘做二号人物，毛以后打倒刘，是因为刘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三、“文革”前存不存在推翻毛的可能？

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构成的。有人说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世界历史将会改写。想像一下，如果毛泽东在组织“秋收起义”被民团抓住时枪毙，或者中央红军撤退时不带毛走，或者在毛尔盖被陈昌浩解决，或者在延安被王明夺权做了阶下囚，那样一来中国历史会是怎样？可惜历史是一个不可逆的线性过程，成王败寇是不能翻案的结局。不过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除了手段之外，其多次受幸运眷顾，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延安整风，经过“七大”和“八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经历了一个造神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命运，交给了一个政治迫害狂和权力崇拜精神病患者。毛泽东挟共产党以令天下，以冠冕堂皇的旗号，行一己之私，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整个中国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从建国初年毛泽东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来看，在那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之间，透露着一种改朝换代、江山到手的自我成就感。毛泽东家乡的人，甚至考虑起了新王朝的年号。以后的岁月里，毛也确实像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一样，靠玩弄权术维系自己的统治。

毛一生只做三件事，即搞政治、搞女人和读线装书。这后一件事读线装书，是专门为了研究古代帝王驾驭臣下的。毛像斯大林一样，喜欢下面钩心斗角，这样可以各个击破，保持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平衡。而且毛泽东搞运动的本领，就像林彪打仗一样，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够在认清对自己的主要威胁情况下，主动挑起事端，然后借刀杀人。高岗事件其实是毛泽东一手挑起的。斯大林自从被迫牺牲王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以来，一直没有放弃搞掉毛泽东的打算。莫斯科看出东北实力派高岗野心不小，在下面与高有一些小动作。毛知道，如果没有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中共内部的反对派，谁也奈何不了他，所以高是心腹大患。高在受到毛暗示可以取刘而代之后，向刘发难，结果中了套。

毛泽东打仗不行，对经济一窍不通，只会搞阶级斗争，而且是永远正确，拒不认错。由“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导致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这是唯一一次毛象征性地作“罪己诏”的时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推翻毛的机会。首先这个会议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会，既不是中央委员全会，也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做决议权和选举权。毛是想在这样的会议上，走一走过场。刘少奇最后在大会上的发言，着实让毛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天怨人怒，真理和人心都不在毛的一边，而且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登高一呼，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也赞成让毛靠边，下面直接感受人民苦难的父母官们支持谁是可想而知的。并且当时负责军队的是贺龙，他对毛一向有些大不敬。据贺龙的女儿回忆说，当谈到读毛的书的时候，贺龙说应该多读刘少奇主席的书。一次在某体育活动仪式上，当演奏《东方红》乐曲时，贺龙竟扬长离去，在家看电视转播的贺龙妻子惊呼“槽了”。但是林彪的发言搅了局。虽然从彭真事前去四川见过彭德怀、贺龙随后也到了四川这个迹象来看，刘少奇、彭真和贺龙等应该是有倒毛计划的。但可能因为害怕没有把握，没有联络更多的人。笔者认为之所以功亏一篑，关键这其中缺少一个穿针引线的人。彭德怀最适合做这个人，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打倒了。
 
四、共产党暴政的人文历史根源

网上有文章说，曾有过去的红卫兵骨干在美国作报告，话语中非但没有对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有所悔悟，反而一种亲历者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有美国人当场拍案而起，怒斥其为什么不做内心忏悔。生长在西方社会中的人，永远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时我们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我向看到我正在读《毛》书的中国人推荐一读此书，对方告诉我说，他知道毛很坏，但是不想去改变对童年的记忆，那里有一些美好的东西。这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高智商的中国人。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就涉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即共产党暴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柏杨先生的中国文化酱缸里面，有没有滋润共产主义在中国肆虐的养分，以怎样一种方式为共产党暴政推波助澜。笔者深知自己没有功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大家的讨论，以便对产生毛泽东的土壤，有一种更清醒的认识。

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溯源，是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传统。由暴民推动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让人说理的暴力高潮，断头台下血流成河的革命恐怖，与法国香水和法式大菜一起，是法兰西贡献给世界历史的遗产。今天电视镜头上，巴黎街头熊熊燃烧的汽车，很容易使人将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这样一些历史画面衔接起来。巴黎永远是一个骚动的城市，永远不乏期翼走上街头、用拳头代替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俄国没有这个传统，是列宁把暴力革命思想移植到俄国来的。但光有暴力不足以成事，有时还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列宁天才地把暴力以组织的形势规范化，由无序进入有序，从此布尔什维克党专政应运而生。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笔者认为，送来的是理论指导和共产党组织。中国不乏暴力传统，这个东西中国有资格做俄国人的老师。而且理论+组织这种操作方式，中国人也不是不熟悉，用本土化的术语，就是秀才+农民。这个东西在近代，尤其臻于完善，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曾国藩的湘军，都是这个路数。毛泽东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就连对手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是农民问题的人之一。共产党是靠其严密的组织而夺取政权的，所以自己深知组织起来民众的危险性，因此才不遗余力取缔法轮功。

共产党暴政在本土的理念溯源，主要应该是历次农民起义打出的“均贫富”旗号，这是一个屡试不爽、一呼百应的灵丹妙药。这也是一个多数人暴政的生动案例。“均贫富”和共产主义是可以无缝连接的两种乌托邦思想。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的国家里，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分离，永远是一个动乱的根源。实际上，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仍然有机会战胜共产党，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党军队躲在敌后忙于壮大实力，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而且因为统一战线共产党停止了土地革命政策。如果国民党把后来在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提前到这时进行，使耕者有其田，那么国共对抗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国人也时常对日本人不知悔罪而怒火填膺。中国人在嗜杀成性、凶狠残忍方面，丝毫不输日本人。两国都是儒家文化，都是表面温良恭俭让、骨子眼里极端自私自利、寡廉鲜耻的，难道这是一种巧合吗？文革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暴行，甚至人吃人，是有正常心态的人之所为吗？是光靠一句受了极左思潮蒙蔽能解释得了的吗？有人说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主张对党文化大加讨伐。首先要肯定，这是非常值得干的一件事。但是往深处想，难道这不是有点舍本求末吗？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应该负责了吗？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一个是对善恶的内心反省，而恰恰这两个东西，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前者来自文艺复兴，后者来自基督教。正因为我们肌体的先天不足，我们才对共产主义舶来品丧失抵抗力，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任其长出恶性毒瘤。好像是辜鸿铭说过，中国文化是一种自省的文化，中国人每日三省吾身。但这种自省，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患得患失，与基督教文明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不可同日而语。黑格尔对孔子言论不屑一顾，认为无非是些生活中的浅显道理。儒家和法家实际上是互为表里，儒家掌了权，也会大开杀戒的。孔子也是杀了少正卯的。中国文化只知道告诉人追求功利，而不问真理。有人会问，德国属于西方文明，有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眷顾，但也发生了杀戮犹太人的罪孽。问题是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且是以日尔曼民族优越论的种族主义宣传为掩盖的，不像中国是一种个人复仇式的残忍内心渲泄，越是周围熟人越是遭殃，完全是人性泯灭的歇斯底里。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丈夫说，这么多年来，参与其事者没有一个人来说过一声道歉。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是有其道义基础的。当然需要忏悔的，不是余秋雨一个人，我们所有从那个岁月走过来的人，无论参与或者没有参与其中，都应该忏悔，结束我们心中对那个暴政的无言背书。
 
五、重新评价毛泽东，化解政治改革僵局

邓小平对毛泽东有一个盖棺论定，所谓“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也就是说，成绩是主要的。邓从共产党统治长治久安角度考虑，希望把这个结论作为定论，以便把全党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姑且不论“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提法准确不准确，仅是这盖棺论定，就颇值得商榷。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就像家里衣柜中的骷髅一样，是永久的家丑，使中国人每想到此，就心有余悸、脸面无光。笔者认为，眼下需要的，恰恰不是盖棺论定，而是开棺鞭尸，让世人知道毛泽东的罪恶，向外界显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拥抱西方文明的决心。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应该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中国恶补否定前独裁者毛泽东这一课。

彻底否定毛泽东，可以收获这样几个好处。首先可以为党内不同派别，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化解政治改革的僵局。本来为“六•四”平反，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六•四”问题过于敏感，所涉当事人都还健在，有些还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力，可操作性不强。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涉及现在的人，比较容易统一思想。其次，可以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力配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宣传。第三，改善台湾人心目中的大陆形象，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历史从来都是英雄创造的。特别是中国政治中，由统治者自身素质决定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在关键时刻挽狂澜于即倒，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赫鲁晓夫是共产党世界里，第一个敢为天下先者，虽然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对赫鲁晓夫时代的倒退，但没有赫鲁晓夫，就没有日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者为后者做了思想准备。当今胡温政府崇尚和谐社会，想方设法给人以亲民印象，笔者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希望他们在中国政治改革上有所建树。

所谓以赫鲁晓夫为榜样，当然不是什么都学，像焚尸扬灰，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纪念堂，是耗用了大量民脂民膏建设的，而且地理位置这样好，应该物尽其用，发挥其最大价值。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将毛泽东水晶棺材，迁往韶山，由国家财政支出拨出一次性经费，建纪念馆永久存放。日后开支由旅游门票收入打理。将天安门原纪念堂，改为“中华民族先贤祠”，供奉从古到今的所有中华民族先贤先烈，并且在每年清明节，由国家元首携全体内阁成员集体参拜。另外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两个字，更名为“无名英雄纪念碑”，前面设置长明火，由更名为“中国国防军”、直接隶属国家的军队仪仗队守卫。这是本人的一个愿景，希望它能实现。
（全文完）
 
 
（文章中引述他人话语或著作，全系笔者根据所阅资料之记忆，若有出入，责任全在笔者自己。）
 
2006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