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茅于轼先生的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许多批评，甚至不少漫骂。但我赞赏茅先生的文章，向他表示敬意和支持，这篇文章不媚权，亦不媚众，也不屈于时尚，重实情，讲道理，敢言众所不容之言。这是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

“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西方社会用不着说；但在目前中国，这话就很有意义，非得有人说不可。当然谁要是说了就可能遭致围攻、谩骂，说这话得有些勇气。茅先生的这个观点，在中国有其具体的背景和历史渊源，据此才能看到其意义。

茅先生说：“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 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

茅先生的话很实在，是因为中国社会不正常，“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在西方，私有制、自由经济是其社会基础，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富人的财产、权益有保护，有安全，能正常地经营和贸易。而且中产阶级比例大，穷人不是多数，而他们的基本生活也有保障，所以社会没有仇富问题。由此，在西方不需要特别地为富人说话，他们有能力靠法律维护自己；反之，穷人是弱势，他们缺少竞争的能力，也缺少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比如打官司，就很难请得起律师。因此，西方社会的公共舆论和种种福利政策都倾向穷人。一般地说，自由更有利于强者；舆论偏向穷人是对此的平衡与制约。权力、财富、舆论，三者的分立与制衡，是西方民主社会的结构特征。

目前中国，穷人不仅是弱势，而且是非常艰困，其中很大一部分生存尚无保障。在中国当然需要为穷人说话，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为穷人说话，这是好事。但是仅仅说话是不够的，尚需要能为穷人具体做事，帮助他们走出贫穷。这里所说的帮助不是救济， 而是提供某些机会、条件、技术，靠穷人自己努力走出贫困。比如，茅先生身体力行的“小额贷款”、“保姆学校”，就是为穷人具体做事。就整个世界，帮助穷人已是知识者的普遍义务和责任，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在这方面，中国知识者做得是差的。远的不说，对比一下印度知识者，就很让我们脸红。当然，中国知识者有其特殊的背景，毛的30年将知识者剥夺迫害得太悲惨了，从物质、精神、人格，乃至心理，他们都丧失了人起码的独立和自重；一个人尚不能担负自身，自然也就顾不了他人，更承担不了社会。80年代后，中国知识阶级的处境开始变化，至90年代后，就他们的地位和利益已为中国中上阶级。按说，他们该有更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了，但是中国的知识者并未担起。毛留下了浓重而漫长的阴影，其一就是知识者卑怯、自身难保的人格，他们终于翻身，有了机会，得照顾好自己，而且利益越多越好。茅先生批评“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有针对性的。

我对中国知识阶级不悲观，我想随着时间的延续，社会的变化，知识者会反省、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穷人做事，为社会做事。而且现在已经有一批先进知识者出来，为民众维权、做事，茅先生本身就是一个表率，高耀洁女士更是让我们感动。承付社会义务和责任，毕竟是人更高更完整的实现和发展。

2

“为穷人办事”，人大多不会对之有异议，茅先生让人攻击的是“替富人说话”。在中国到底要不要替富人说话？茅先生说：“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茅先生这样说，是因为他事先就想到，“替富人说话”将受到许多道德指控。把这层道德因素去掉，茅先生所指的富人主要是指企业家、商人，旧话是“资本家”“剥削阶级”。

茅先生的文章有疏漏，比如他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其一，穷富不能以今天的价值为参照，在历史上很多时代，以当时的经济情况，中国曾经是富裕大国。其二，如果以今天的价值为参照，中国几千年的贫穷，也不是因为仇富（即使是原因之一），而是因为生产技能与方式。就自然农业，畜犁耕种，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当时的极限。其三，仇富不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底层社会有杀富济穷的思想，但比重不大，只在社会崩溃，发生大规模暴乱时才有作用。对于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他们的财富观念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而在正统儒家学说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富与贫都要遵仁合规。四、“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中国历史上也不是这样，中国古代文化如此发达，没有财富的相对集中、稳定不可能成就，我们看看苏杭那些私家园林就明白。

但是，茅先生在当前提出对“仇富”的批评，仍然非常重要。他的“替富人说话”是针对中国出现的“仇富”情绪而来的。由20年代到80年，中共革命60年，其中心就是阶级斗争，说穿了就是鼓动穷人仇恨富人，进行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权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仇富”传统是从这里开始，并普及扎根的。这几十年中，在农村消灭了地富；在城市消灭了资产阶级——有产者、企业家和商人；全国知识者被批判洗脑、打为另类；即中国有中等以上财产、才能和文化的人全体覆没。且不说死了多少人，这使中国民族的素质退化一半以上。其结果是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八亿人民几十年一无所有。49年后，“阶级斗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教育30余年，毛泽东思想至今写在中国宪法。“仇富”、“剥削论 ”、“阶级斗争”、“大锅饭”、“臭老九”，这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轻估，其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落下了根。

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仇富”意识。如果没有，那么重新崇拜毛泽东是怎么回事？重提“阶级斗争”，要求回到“社会主义”又是怎么回事？中国“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他们“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茅先生说的“仇富”，准确地说就是毛意识形态：“打倒资本家”，消灭“剥削阶级”，再进一步就是“分田分地”、“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工农兵当家作主”。毛泽东意识回潮，一方面其反映了社会危机，另一方面也将给中国带来危险。最近，中共数十名原高层领导致信中央要求“拨乱反正”，回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是之代表。这股力量不能轻估。我需要说，它的危险巨大，大过中国眼下的专制。现在，中国毕竟承认了私有财产，鼓励自由经济；但是中国如果再发生毛革命，将葬送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成果，将丧失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和自由经济。而中国正需要坚持、推进这两点。私有制和自由经济，不仅有益于富人，也有益于穷人。比如如果土地私有，农民的土地就不会被强占剥夺；是因为土地承包，有了自由市场，80年代后农民才有了温饱。公有制的要害是：公而不有，唯权力所有。茅先生对于“仇富”意识的批评，其根本意义就是：中国要不要回到毛那里？是私有制、自由经济；还是“分田分地”，“公有制”“大锅饭”？这有关中国的道路与命运。

中国经济发展有种种不合理，其中心是中国是权力控制和垄断，经济的竞争和财富的分配没有公正规则和法律保障。在这种制度中，除少数贪赃枉法依靠权力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受害者，既包括底层民众，也包括大多数企业家和商人。这也就是茅先生所说：“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 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之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 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家、商人来说，他们何尝不希望中国有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像西方、美国，踏踏实实地经营，踏踏实实地赚钱。看不到这些，将富人归于腐败者、既得利益者，需要对之革命，这是共产意识。中国需要制度的改革，而不是社会革命。为什么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许多人会一下回到毛那里去？为什么中国会再次兴起毛热潮？几十年的毛思想统治，在民族的心底留下了烙印。自由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应该以新的眼光、思想，积极建设的精神去修正，而不是简单地回到毛那里，重拾“阶级斗争”的武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言论控制，导致中国民族的思想、精神贫乏，许多人除了毛没有其它的思想资源。我们收集一下批判茅先生的文字，他们的语言大多是毛时代的用语，就说明问题。我们该反省一下，半个多世纪，中国民族的思想、精神、文化、认识能力到底倒退了多少？

3

“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 茅先生这句话说过些了，如果将“主要”改为“重要”就恰当了。因为中国的企业家的力量还弱，尚起不到主导的作用。但是茅先生勇于为企业家说话，肯定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成就，这是值得赞赏的。在中国传统中重农抑商，这在自然农业社会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现今世界，工商不发达，社会国家即无出路，民众也不会走出贫困。在一定的意义上，工商带领、推动今天的世界。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是否能有一个稳定、有实力、高素质、高水平、承负责任的私营企业家、商人阶层，也就是毛所说的“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自晚清到毛，可谓是孤零一线、风雨飘摇、惨淡经营、连根铲除。由封闭的古中国，迈进现代世界，我们的民族本来是应该由他们来带领的，他们的失败是中国民族的失败。如果他们强大一些，多为他们说话，多辅助他们，历史也多给他们一些机会，上一世纪中国不至于如此悲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折中，就企业家、商人所应有的作用和功能，他们的力量太弱了。试想，如果顺着上世纪20-40年代，让他们自由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情景？从历史、从社会发展，中国资产阶级是弱势，简直是太弱，如果他们不弱，中共革命就不会成功，中国就将是另一番样子，黎民百姓也就不会遭那么大的灾。真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现今，我们看到企业家、商人赚到了一些钱，但是他们的财富并没有保障。上有权力，下有黑社会，哪方面都要打点，大大小小谁都要掠一把。企业家、商人实际比穷人更需要秩序、法律，因为生产、贸易需要稳定，依靠秩序与规则。他们中能靠高官获利的是极少数。在非秩序无规则的中国，私人办企业近乎入乱石之阵。中国的私营企业为什么成不了规模？ 多数小企业三、五年就完结。这说明在中国，官权为上，非秩序无规则，私营企业很难经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有房有车去看企业家、商人，中国“资产阶级”的处境，要从他们的事业，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来判断。如果这样来看，中国“资产阶级”尚在弱小阶段，需要发展和壮大。在这种状况下，需要为他们说话、立言；政府也应该给他们以支持和辅助。如果有一天，中国资产阶级和“党”的力量对比掉了个儿，那时中国的变革大致就完成了。

4

茅先生的文章，让我欣慰，因为我在中国看到了积极建设的精神。“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体现了社会合作、和解的精神。毛的几十年中，中国一直在灌输对立的仇恨意识，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视为敌人，歧视、仇很、打倒。当初，共产党也就是靠煽动穷人仇恨富人，进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是对立和仇恨的学说。在一个国家、社会内部，鼓动对立和仇恨是危险的，中国人深受其害，文革红卫兵运动，就是“阶级斗争”教育出来的。国家依靠法律，依法治罪，一案是一案，一人是一人，而不能类分，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作为敌人。

人是脆弱的生物，很容易被伤害，也很容易敌视和仇恨，因此各种宗教、文化都倡导“爱”、“慈悲”、“仁义”，信任和宽容。这是人类社会存在不可缺少的条件，如同水和空气。几十年，中国清除了宗教、仁义道德，把“阶级斗争”作为国家意识，结果可想而知。毛时代过去了，但几十年的这种精神灌输，却培养了我们的民族某些不好的思想方式，这是毛留给中国的思想遗产。仇恨、敌意、极端的精神不是通向暴乱，就是走向极权。中国积蓄的仇恨、敌意已经太多了，需要消融，民族需要和解，需要以积极的建设精神取代敌对。

中国社会腐败、不公正、不合理，法律无保障，民众权益被剥夺等等。中国的有些问题需要从政治层面来解决，比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结社等等。但即使政治变革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问题也依然会存在。几十年的极权统治，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某些方面是彻底摧毁。在政治之外，中国尚需要社会和精神的建设，好的政治是以好的社会为基础的。如果社会缺少互助、谅解，有过多的敌视、仇恨，好的政治也会被吞噬。我觉得“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向社会和解、共同建设迈出的一步。现今中国，在人数和舆论上富人较孤立，他们的处境和难处不大被谅解，“替富人说话”就是消除人们对他们的偏见、敌意，或者说是消解富人与穷人的对立，这就是社会的和解。中国的穷人是多数，公共舆论对穷人的关注和同情也在增长，但是穷人更需要的事确实解决他们的生存困难，因此要“为穷人办事”，政府要办、富人要办、知识者也要办。而这个办的过程，就是社会的具体建设。当办的事情一件件增多，穷人的能力得以成长和发挥，那么社会的共生机制就会逐步形成。

5

我希望人们能从积极的、长远的、建设的方面，来理解茅先生的话。茅先生的理想是使穷人走出贫困，但这样一位老人，为什么要提出“替富人说话”。他八十岁了，是为了挨骂，还是为了留名？人类社会存在需要道义，但人类社会的存在首先是利益的。道义是以承认人性的有限为前提的，即使是宗教。高举着道义的戒尺，不计实情，任意挥打，会将一切毁掉。当初，共产党就是这样起家的。既然我们有过教训，为什么不抵制呢？茅先生说：“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他在另一篇小文中又说：“历史上一切造反都要靠动员底层群众，造反无非是这一派的底层群众打那一派的底层群众，牺牲的都是底层百姓。得利的都是善于利用和操纵别人的聪明人。这些经验教训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

社会存在定有矛盾与冲突，也必有穷富、高低、左右、强弱层次差异之区别，否则无以结成社会。平等是面对规则的平等，而不是事与物的平等。穷人和富人、企业主和雇工的矛盾是直接的利益矛盾，有时甚至会深重而激烈，不可忽视。但是冲突并不意味敌对，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有要求有让步，有斗争有妥协，博弈的过程也是磨合、调整的过程，由此平衡，建立合理的秩序与稳定。博弈是为了更长久的互利与合作，它是走向法律、依靠法律、也是逐步形成健全、完整、合理、有效的法律秩序的过程。民主社会为穷人提供了许多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方式，比如协商、谈判、付诸法律、组织工会、罢工、游行示威等等。穷富共处不意味没有斗争，但其不是敌意、敌对，非要消灭“剥削者”和穷富的差异；它需要承认人和社会的有限，和平、理性，有理、有利、有节。目前中国的富人、穷人都处于缺少法律保障的处境中，他们的人权也都缺少保证。穷人要站起身，真正能维护自身的权益，从根本上要争取自己的言论权、结社权、罢工、游行的权，有了正当的社会权利，穷人才能起来自己保护自己，争取自身的利益。而不只是靠别人“办事”。而穷人真正享有了维护自身的社会权利，有了保护自己，为自己谋利的可能，他们就不会嫉恨，敌意。敌视产生于过分的压制和掠夺，而没有正当的抗争的手段和可能。中国社会的仇恨、敌意心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众的正当社会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中国制度变革之重要，还不在于由谁来执政，而是要建立非敌对，非仇恨，非你死我活，共存共建制社会。如果社会不公，而人们又没有言说、维护自身的可能，那其就一定是敌意、仇恨的。半个多世纪极权统治，中共何止是仇富，中国蓄有太多的仇恨，包括仇访民、仇官、仇政府、仇法轮功、仇异议人士、仇外地人，甚至仇美等等。仔细观察一下，中国人常常怀有许多不知所来的仇恨，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酿成大悲剧。公车上多挤了几个人，也恨不得将其踹下去。不在于仇恨的对象是什么，而在仇恨本身太多了。中国是不正常的社会，蓄有太多的仇恨。这是值得所有国民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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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的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许多批评，甚至不少漫骂。但我赞赏茅先生的文章，向他表示敬意和支持，这篇文章不媚权，亦不媚众，也不屈于时尚，重实情，讲道理，敢言众所不容之言。这是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

“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西方社会用不着说；但在目前中国，这话就很有意义，非得有人说不可。当然谁要是说了就可能遭致围攻、谩骂，说这话得有些勇气。茅先生的这个观点，在中国有其具体的背景和历史渊源，据此才能看到其意义。

茅先生说：“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 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

茅先生的话很实在，是因为中国社会不正常，“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在西方，私有制、自由经济是其社会基础，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富人的财产、权益有保护，有安全，能正常地经营和贸易。而且中产阶级比例大，穷人不是多数，而他们的基本生活也有保障，所以社会没有仇富问题。由此，在西方不需要特别地为富人说话，他们有能力靠法律维护自己；反之，穷人是弱势，他们缺少竞争的能力，也缺少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比如打官司，就很难请得起律师。因此，西方社会的公共舆论和种种福利政策都倾向穷人。一般地说，自由更有利于强者；舆论偏向穷人是对此的平衡与制约。权力、财富、舆论，三者的分立与制衡，是西方民主社会的结构特征。

目前中国，穷人不仅是弱势，而且是非常艰困，其中很大一部分生存尚无保障。在中国当然需要为穷人说话，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为穷人说话，这是好事。但是仅仅说话是不够的，尚需要能为穷人具体做事，帮助他们走出贫穷。这里所说的帮助不是救济， 而是提供某些机会、条件、技术，靠穷人自己努力走出贫困。比如，茅先生身体力行的“小额贷款”、“保姆学校”，就是为穷人具体做事。就整个世界，帮助穷人已是知识者的普遍义务和责任，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在这方面，中国知识者做得是差的。远的不说，对比一下印度知识者，就很让我们脸红。当然，中国知识者有其特殊的背景，毛的30年将知识者剥夺迫害得太悲惨了，从物质、精神、人格，乃至心理，他们都丧失了人起码的独立和自重；一个人尚不能担负自身，自然也就顾不了他人，更承担不了社会。80年代后，中国知识阶级的处境开始变化，至90年代后，就他们的地位和利益已为中国中上阶级。按说，他们该有更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了，但是中国的知识者并未担起。毛留下了浓重而漫长的阴影，其一就是知识者卑怯、自身难保的人格，他们终于翻身，有了机会，得照顾好自己，而且利益越多越好。茅先生批评“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有针对性的。

我对中国知识阶级不悲观，我想随着时间的延续，社会的变化，知识者会反省、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穷人做事，为社会做事。而且现在已经有一批先进知识者出来，为民众维权、做事，茅先生本身就是一个表率，高耀洁女士更是让我们感动。承付社会义务和责任，毕竟是人更高更完整的实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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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穷人办事”，人大多不会对之有异议，茅先生让人攻击的是“替富人说话”。在中国到底要不要替富人说话？茅先生说：“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茅先生这样说，是因为他事先就想到，“替富人说话”将受到许多道德指控。把这层道德因素去掉，茅先生所指的富人主要是指企业家、商人，旧话是“资本家”“剥削阶级”。

茅先生的文章有疏漏，比如他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其一，穷富不能以今天的价值为参照，在历史上很多时代，以当时的经济情况，中国曾经是富裕大国。其二，如果以今天的价值为参照，中国几千年的贫穷，也不是因为仇富（即使是原因之一），而是因为生产技能与方式。就自然农业，畜犁耕种，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当时的极限。其三，仇富不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底层社会有杀富济穷的思想，但比重不大，只在社会崩溃，发生大规模暴乱时才有作用。对于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他们的财富观念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而在正统儒家学说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富与贫都要遵仁合规。四、“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中国历史上也不是这样，中国古代文化如此发达，没有财富的相对集中、稳定不可能成就，我们看看苏杭那些私家园林就明白。

但是，茅先生在当前提出对“仇富”的批评，仍然非常重要。他的“替富人说话”是针对中国出现的“仇富”情绪而来的。由20年代到80年，中共革命60年，其中心就是阶级斗争，说穿了就是鼓动穷人仇恨富人，进行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权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仇富”传统是从这里开始，并普及扎根的。这几十年中，在农村消灭了地富；在城市消灭了资产阶级——有产者、企业家和商人；全国知识者被批判洗脑、打为另类；即中国有中等以上财产、才能和文化的人全体覆没。且不说死了多少人，这使中国民族的素质退化一半以上。其结果是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八亿人民几十年一无所有。49年后，“阶级斗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教育30余年，毛泽东思想至今写在中国宪法。“仇富”、“剥削论 ”、“阶级斗争”、“大锅饭”、“臭老九”，这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轻估，其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落下了根。

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仇富”意识。如果没有，那么重新崇拜毛泽东是怎么回事？重提“阶级斗争”，要求回到“社会主义”又是怎么回事？中国“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他们“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茅先生说的“仇富”，准确地说就是毛意识形态：“打倒资本家”，消灭“剥削阶级”，再进一步就是“分田分地”、“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工农兵当家作主”。毛泽东意识回潮，一方面其反映了社会危机，另一方面也将给中国带来危险。最近，中共数十名原高层领导致信中央要求“拨乱反正”，回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是之代表。这股力量不能轻估。我需要说，它的危险巨大，大过中国眼下的专制。现在，中国毕竟承认了私有财产，鼓励自由经济；但是中国如果再发生毛革命，将葬送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成果，将丧失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和自由经济。而中国正需要坚持、推进这两点。私有制和自由经济，不仅有益于富人，也有益于穷人。比如如果土地私有，农民的土地就不会被强占剥夺；是因为土地承包，有了自由市场，80年代后农民才有了温饱。公有制的要害是：公而不有，唯权力所有。茅先生对于“仇富”意识的批评，其根本意义就是：中国要不要回到毛那里？是私有制、自由经济；还是“分田分地”，“公有制”“大锅饭”？这有关中国的道路与命运。

中国经济发展有种种不合理，其中心是中国是权力控制和垄断，经济的竞争和财富的分配没有公正规则和法律保障。在这种制度中，除少数贪赃枉法依靠权力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受害者，既包括底层民众，也包括大多数企业家和商人。这也就是茅先生所说：“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 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之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 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家、商人来说，他们何尝不希望中国有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像西方、美国，踏踏实实地经营，踏踏实实地赚钱。看不到这些，将富人归于腐败者、既得利益者，需要对之革命，这是共产意识。中国需要制度的改革，而不是社会革命。为什么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许多人会一下回到毛那里去？为什么中国会再次兴起毛热潮？几十年的毛思想统治，在民族的心底留下了烙印。自由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应该以新的眼光、思想，积极建设的精神去修正，而不是简单地回到毛那里，重拾“阶级斗争”的武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言论控制，导致中国民族的思想、精神贫乏，许多人除了毛没有其它的思想资源。我们收集一下批判茅先生的文字，他们的语言大多是毛时代的用语，就说明问题。我们该反省一下，半个多世纪，中国民族的思想、精神、文化、认识能力到底倒退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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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 茅先生这句话说过些了，如果将“主要”改为“重要”就恰当了。因为中国的企业家的力量还弱，尚起不到主导的作用。但是茅先生勇于为企业家说话，肯定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成就，这是值得赞赏的。在中国传统中重农抑商，这在自然农业社会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现今世界，工商不发达，社会国家即无出路，民众也不会走出贫困。在一定的意义上，工商带领、推动今天的世界。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是否能有一个稳定、有实力、高素质、高水平、承负责任的私营企业家、商人阶层，也就是毛所说的“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自晚清到毛，可谓是孤零一线、风雨飘摇、惨淡经营、连根铲除。由封闭的古中国，迈进现代世界，我们的民族本来是应该由他们来带领的，他们的失败是中国民族的失败。如果他们强大一些，多为他们说话，多辅助他们，历史也多给他们一些机会，上一世纪中国不至于如此悲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折中，就企业家、商人所应有的作用和功能，他们的力量太弱了。试想，如果顺着上世纪20-40年代，让他们自由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情景？从历史、从社会发展，中国资产阶级是弱势，简直是太弱，如果他们不弱，中共革命就不会成功，中国就将是另一番样子，黎民百姓也就不会遭那么大的灾。真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现今，我们看到企业家、商人赚到了一些钱，但是他们的财富并没有保障。上有权力，下有黑社会，哪方面都要打点，大大小小谁都要掠一把。企业家、商人实际比穷人更需要秩序、法律，因为生产、贸易需要稳定，依靠秩序与规则。他们中能靠高官获利的是极少数。在非秩序无规则的中国，私人办企业近乎入乱石之阵。中国的私营企业为什么成不了规模？ 多数小企业三、五年就完结。这说明在中国，官权为上，非秩序无规则，私营企业很难经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有房有车去看企业家、商人，中国“资产阶级”的处境，要从他们的事业，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来判断。如果这样来看，中国“资产阶级”尚在弱小阶段，需要发展和壮大。在这种状况下，需要为他们说话、立言；政府也应该给他们以支持和辅助。如果有一天，中国资产阶级和“党”的力量对比掉了个儿，那时中国的变革大致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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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先生的文章，让我欣慰，因为我在中国看到了积极建设的精神。“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体现了社会合作、和解的精神。毛的几十年中，中国一直在灌输对立的仇恨意识，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视为敌人，歧视、仇很、打倒。当初，共产党也就是靠煽动穷人仇恨富人，进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是对立和仇恨的学说。在一个国家、社会内部，鼓动对立和仇恨是危险的，中国人深受其害，文革红卫兵运动，就是“阶级斗争”教育出来的。国家依靠法律，依法治罪，一案是一案，一人是一人，而不能类分，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作为敌人。

人是脆弱的生物，很容易被伤害，也很容易敌视和仇恨，因此各种宗教、文化都倡导“爱”、“慈悲”、“仁义”，信任和宽容。这是人类社会存在不可缺少的条件，如同水和空气。几十年，中国清除了宗教、仁义道德，把“阶级斗争”作为国家意识，结果可想而知。毛时代过去了，但几十年的这种精神灌输，却培养了我们的民族某些不好的思想方式，这是毛留给中国的思想遗产。仇恨、敌意、极端的精神不是通向暴乱，就是走向极权。中国积蓄的仇恨、敌意已经太多了，需要消融，民族需要和解，需要以积极的建设精神取代敌对。

中国社会腐败、不公正、不合理，法律无保障，民众权益被剥夺等等。中国的有些问题需要从政治层面来解决，比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结社等等。但即使政治变革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问题也依然会存在。几十年的极权统治，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某些方面是彻底摧毁。在政治之外，中国尚需要社会和精神的建设，好的政治是以好的社会为基础的。如果社会缺少互助、谅解，有过多的敌视、仇恨，好的政治也会被吞噬。我觉得“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向社会和解、共同建设迈出的一步。现今中国，在人数和舆论上富人较孤立，他们的处境和难处不大被谅解，“替富人说话”就是消除人们对他们的偏见、敌意，或者说是消解富人与穷人的对立，这就是社会的和解。中国的穷人是多数，公共舆论对穷人的关注和同情也在增长，但是穷人更需要的事确实解决他们的生存困难，因此要“为穷人办事”，政府要办、富人要办、知识者也要办。而这个办的过程，就是社会的具体建设。当办的事情一件件增多，穷人的能力得以成长和发挥，那么社会的共生机制就会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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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人们能从积极的、长远的、建设的方面，来理解茅先生的话。茅先生的理想是使穷人走出贫困，但这样一位老人，为什么要提出“替富人说话”。他八十岁了，是为了挨骂，还是为了留名？人类社会存在需要道义，但人类社会的存在首先是利益的。道义是以承认人性的有限为前提的，即使是宗教。高举着道义的戒尺，不计实情，任意挥打，会将一切毁掉。当初，共产党就是这样起家的。既然我们有过教训，为什么不抵制呢？茅先生说：“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他在另一篇小文中又说：“历史上一切造反都要靠动员底层群众，造反无非是这一派的底层群众打那一派的底层群众，牺牲的都是底层百姓。得利的都是善于利用和操纵别人的聪明人。这些经验教训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

社会存在定有矛盾与冲突，也必有穷富、高低、左右、强弱层次差异之区别，否则无以结成社会。平等是面对规则的平等，而不是事与物的平等。穷人和富人、企业主和雇工的矛盾是直接的利益矛盾，有时甚至会深重而激烈，不可忽视。但是冲突并不意味敌对，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有要求有让步，有斗争有妥协，博弈的过程也是磨合、调整的过程，由此平衡，建立合理的秩序与稳定。博弈是为了更长久的互利与合作，它是走向法律、依靠法律、也是逐步形成健全、完整、合理、有效的法律秩序的过程。民主社会为穷人提供了许多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方式，比如协商、谈判、付诸法律、组织工会、罢工、游行示威等等。穷富共处不意味没有斗争，但其不是敌意、敌对，非要消灭“剥削者”和穷富的差异；它需要承认人和社会的有限，和平、理性，有理、有利、有节。目前中国的富人、穷人都处于缺少法律保障的处境中，他们的人权也都缺少保证。穷人要站起身，真正能维护自身的权益，从根本上要争取自己的言论权、结社权、罢工、游行的权，有了正当的社会权利，穷人才能起来自己保护自己，争取自身的利益。而不只是靠别人“办事”。而穷人真正享有了维护自身的社会权利，有了保护自己，为自己谋利的可能，他们就不会嫉恨，敌意。敌视产生于过分的压制和掠夺，而没有正当的抗争的手段和可能。中国社会的仇恨、敌意心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众的正当社会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中国制度变革之重要，还不在于由谁来执政，而是要建立非敌对，非仇恨，非你死我活，共存共建制社会。如果社会不公，而人们又没有言说、维护自身的可能，那其就一定是敌意、仇恨的。半个多世纪极权统治，中共何止是仇富，中国蓄有太多的仇恨，包括仇访民、仇官、仇政府、仇法轮功、仇异议人士、仇外地人，甚至仇美等等。仔细观察一下，中国人常常怀有许多不知所来的仇恨，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酿成大悲剧。公车上多挤了几个人，也恨不得将其踹下去。不在于仇恨的对象是什么，而在仇恨本身太多了。中国是不正常的社会，蓄有太多的仇恨。这是值得所有国民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