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右翼知识分子”

（前略）

青年罗隆基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有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证。进入1930年代之后，他参与发起国家社会党，后来又担任民主同盟的宣传部长，逐渐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晚年罗隆基，可能又重新回归自由主义。1962年，他以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他和章伯钧“要求民主”而被打成右派的条目为荣，透露了其中的消息。章伯钧在1957年公开声明不主张“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但在四年后，他对女儿章诒和说：“努生（罗隆基）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1]在经历了“三面红旗运动”这样空前惨痛的“人祸”之后，中左翼知识分子向中右翼——自由主义方向的转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章伯钧、罗隆基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之后，也发生了与之类似的思想蜕变。

三、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也就是说，他心目中的“修正主义者”既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又有为数更多的青年团员的右派。[i]事实上，“主动右派”中的修正主义者类型，还应该包括大多数非党非团的大学生右派。到1957年，共产党掌权已经八年，院系调整、“取缔资产阶级伪科学”已经五年，新一代大学生是“在红旗下”接受教育和形成世界观的，尽管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ii]但他们与“右翼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精神上的血脉关系。

毛泽东说“他们（指修正主义者）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iii]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修正主义者主要包括两类人——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五一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像李慎之、刘宾雁这样的党内知识分子右派。而这两类人都与“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缺少沟通和配合。钱理群说：“值得注意的是，鸣放中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后来成了大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以至储安平等的言论，在大学校园内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应。”[iv]林希翎就很看不起上层的“右翼知识分子”。她说：“现在的‘鸣、放’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说，为了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闹翻，要广大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综合起来，这是理想的。”[v]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不怕和共产党闹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是一家人，家里人吵架，不需要有顾忌。“右翼知识分子”对于大学生在言行上的肆无忌惮，则是忧心忡忡。在著名的“六六六”会议[vi]上，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事情很容易扩大。300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曾昭抡说：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章伯钧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钱伟长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vii]当时学生运动骨干与知识分子精英两方面的心理状态，十分类似于1989年5月份学生绝食运动时的情景。叶笃义在四十多年后回忆，与会者“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他们想约请周恩来共同探讨如何平抚学生的情绪，“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周的回音），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了 ”。[viii]毛泽东把章伯钧和六教授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说他们开会是要“到处点火”，“煽动工农”和“学生”，是“利令智昏”——“‘利’者，夺取权力也”。[ix]

本文所说的修正主义，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按照一般的政治思想分类，仍然属于左翼的范畴，即比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偏左一点。郭罗基指出了学生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与民主党派中的“右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x]前者是言论层面上的差异，后者是行为方式上的区别。

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批判的“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包括李慎之。毛指控他们“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xi]但是，李慎之等人的言论在当时的报端上并没有披露。前述刘宾雁、戴煌等人从实践中总结的理论新观点，则是在给毛泽东本人的上书中流露的，一般群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当时“主动右派”中修正主义者的代表性观点，是由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大学生在“五一九运动”中公开表述的。

谢泳写道：“在1957年，一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能表现出这样的思想锋芒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她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成长的。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1957年的言论只是他们过去思想的自然发展而已，比之于40年代的言论，似乎并未提供什么更新的东西；但对于在封闭环境中成长的林希翎来说，她表现出的冲破单一思想模式的勇气和能力，是学生右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1935年，林希翎生于上海，本名程海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以调干生资格进入人大法律系读书。林希翎是她第一次发表文艺评论时所用的笔名：来源于当时三位活跃的文艺评论家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从这个笔名，大体可看出林希翎当时的思想倾向。青年林希翎的思想背景有两个来源：一是当时流行的教育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二是当时的苏联文化。……由于特殊的经历（林希翎曾和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她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改变了她的许多看法。她曾说：”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xii]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说：”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xiii]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林希翎思想的主要来源与基本属性。许行指出：”影响当年学生运动的，并非来自成年人的鸣放，而是来自国际共产阵营的三大刺激：一是苏南纷争中南斯拉夫的铁托思想；二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三是波匈事件。学生们的思想探索，就是从这些方面着手，形成一股新思潮，由此与成年人的鸣放言论一起，共同构成当年灿烂的异见思潮。“[xiv]

“五一九”学生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思想状况，与林希翎大致相同。他说：“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xv]又说：“‘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波匈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没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xvi]显然，谭天荣等学生右派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孙中山、梁启超、胡适、张君劢、梁漱溟，也不是来自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而是主要来自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铁托。毛泽东在1957年初就说过：“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xvii]对于谭天荣来说，“五一九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复归”运动——“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xviii]他在运动中倡议建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他说：“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绝对权威，……正是恩格斯教会了我怎样生活、工作和战斗，……我要把自己培养成恩格斯那样柔韧坚定而又深远的人。”[xix]进入21世纪后，古稀之年的谭天荣分析了“自己成为右派的三个原因：中学时期形成的‘保尔情结’；未名湖畔北大人的对我的潜移默化；以及自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他表示：“我至今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信念，我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潮格格不入”。[xx]

由于列宁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所以在1957年并没有什么人以之自我标榜，但当时修正主义的名声还不像后来那么坏。谭天荣说：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修正”了马克思主义。[xxi]严仲强说：“现在修正主义这个用语的意义很不明确，它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有些混淆。”[xxii]龙英华说：“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的路线谁胜利的问题。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xxiii]作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对立面，他把毛泽东与国际上的著名修正主义者并列在一起。毛泽东本人无疑是一个勇于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修正主义者。小修正主义者谭天荣曾天真地说：“（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xxiv]然而，基于毛的帝王心态，老子怎么“修正”都可以，“娃娃”们要“修正”，就是右派，就要专政。

1957年“娃娃”们主要的修正主义观点，就是鼓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人权。北京大学一篇佚名大字报称：“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五。一九’的重大意义，将为历史所证明。”[xxv]叶于泩写道：一切社会都有民主；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的舆论来。[xxvi]龙英华提出：“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也订出五年计划来）。）。‘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现在农村民主化，实行选举。工厂学校应向农村学习。”[xxvii]王国乡说：“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xxviii]谭天荣一篇文章末尾的口号是：“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xxix] 经过反右运动的残酷打压，同样的口号，要等到1970年代才由李一哲和任畹町等人再次公开提倡。

“右翼知识分子”谈民主，谈法治，谈立法，谈监督，但很少谈特权阶级（阶层），这是他们与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差异。可以说，特权阶级论（或新阶级论）是“娃娃”们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核心，而这一观点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之上。龙英华说：“在社会主义中，说有新阶级，即是修正主义。但是有阶层，揭出这一点是有好处的。”[xxx]谭天荣说：“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xxxi]特权阶级论（或新阶级论），萌芽于罗莎。卢森堡，成型于密洛凡。吉拉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xxxii]吉拉斯的书1957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1963年内部发行，“五一九运动”的参与者可能听说过他的观点，却不大可能看过他的著作，但是，中国大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得出了与吉拉斯大致相同的观点。

周大觉以“一个自幼耕读，挣扎，受地主，也受新阶级压迫者”的名义写道：“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易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见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他呼吁“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xxxiii]群学说：“问题之所在，是公有制如何使其名符其实——就是体现在分配上的合理化（决非绝对平等）。现在，经济上以各种名目，照顾之类，较高级官员过多地实际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实际上极不平等，这些现象决非一个国家、一地， 半载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长期存在。这就是‘谈论’所说的‘新阶级’的形成，它的枝叶是在不完备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长起来的。决不能简单地、唯心地‘说成是’人们的思想问题。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悬殊，就必然地要产生个人崇拜”。[xxxiv]岑超南说：“领导由于官僚主义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可是领导要工作就要有耳目，由于宗派主义，于是就找党团员这些上层分子为耳目，特殊阶层随而产生！”“领导深入群众，信任群众，与群众商量工作自然会好，不必特殊阶层代劳了！”他的大字报的结束语是：“特殊阶层，历史使命已告终了，安息吧！”[xxxv]

佚名的大字报说得更加尖锐：“当权者们利用革命胜利后人民对党的无限的热爱与信任（甚至到盲从的程度）偷偷的将自己和劳动人民隔开了，当权者们利用了人民对党的迷信加上自己的权力给自己立下了各种各样的特权，（无数铁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请参看‘谈谈’同学与‘谈论’同学的文章），这些特权绝不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集团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愈来愈稳定了，谁做上官，那么他将永远的做官（除非犯了反革命的罪），而且他们孩子也做官，大官的儿子是不会做堂倌和理发员的，有头脑的人们！这种稳定性有世袭制度的气味。”“现实生活中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重大错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这样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其追随者的存在，就是‘三害’得以横行一时的基础……它们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社会主义内部主要对立面（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的斗争与统一就是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发展是遵从着渐变到突变的规律，因此，当人民发觉到生产关系中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时，就必然要求一个根本变革。”[xxxvi] 对于修正主义类型的学生右派来说，理想模式还是要“复归”到老祖宗马克思那里，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制度，或者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xxxvii]

谢泳说：“1957年，学生右派很引人注目，原因是他们以结社、演讲、创办刊物等方式参与政治活动。这些人当时大多是二十几岁，正值思想活跃时期。与其他右派言论相比，当时大学生右派的言论较少情感色彩，他们直接从自己的生活处境判断社会现状，这一特点决定了学生右派言论的纯洁性和超功利色彩。”[xxxviii]“五一九运动”的骨干把自己和 “右翼知识分子”划分得很清楚。严仲强写道：“本校‘五。一九’运动是一次民主运动，它代表有理智的中国青年内心的呼声。过去被歧视的，不敢讲话的人开始讲话了，不少人抛开书本奋不顾身的投入斗争，为了人民最高利益，他们不考虑运动斗争对自己究竟会有多少好处。”“按照派最初的定义，这种势力应当称为左派势力，中共是中间势力，还有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民主运动的力量”和“右派的力量”是“两支性质不同的力量”。“中共……为了获得最好的政治效果，打击右派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将民主运动与右派进攻混为一谈，从而打击了进步力量”。这是“虚伪”、“不择手段”的，“这种作法从长远利益看，非常愚蠢”。就算是“左派势力”（或“进步力量”）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的陪葬），严仲强表示：“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xxxix]

“五一九运动”（这里泛指北京大学和北京各高校乃至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的“第一声”，是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群团员和青年”（其实只是历史系学生许南亭自己一个人）在大饭厅贴出的大字告示（后来被命名为“大字报”），全文为：“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如果有，是谁？是谁选的？他能不能代表我们的意见？”随后，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一张16开纸的小字告示，其内容是：“要求开辟民主墙  一、要求取消党委制  二、要求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  三、开辟民主园地，让同学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数学系四名学生（张景中、杨路、陈奉孝、钱如平）组成的“自由论坛”则提出了六项主张，包括：“一、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秘密档案制，实行档案公开；三、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xl]接下来，是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抄写在两张粉红色标语纸上。诗中写道：“是时候了，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离”，“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xli]20日，谭天荣贴出大字报《第一株毒草》，以后又陆续贴出第二、三、四株“毒草”。“据当时不断贴出的署名‘无名氏’的大字报《新闻公报》的‘统计数字’：”从5月19日下午到20日下午5时20分止，校园内的大字报共162张。‘其实，’无名氏‘的统计仅是一日之状，而后情势则已成’等比级数‘上升。“[xlii]大字报这种表达方式，也迅速地从北京大学传播到中国人民大学等其他高校。

校园中另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是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根据鲁丹的回忆，早在5月上旬，“大学生们的心已经从书本，吸引到关心整风运动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院里开始贴出各种布告：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探讨会，欢迎参加。中国农业问题研究会，欢迎发言。”到“五一九运动”之后，讨论会的话题逐步升级。“新闻系宿舍前出现了一张《论党有没有危机》的座谈会广告，约请有兴趣的同学座谈讨论”。[xliii]在北京大学，到5月20日晚上，“同学们已不满足于写大字报，还在广场上开展了辩论会，很简陋，却也很方便，搬来一张桌子，就是讲坛，谁想说什么就上去发表一通意见，如果想说话的人多，就排队，而且还限制时间，热烈而民主。一时之间，北大校园热气腾腾。大家都感到很兴奋。”[xliv]23日下午，由校方准备好大型讲台（“上铺木板，置长桌、长椅，周设铁架，悬聚光灯、扩音器，装备甚好”）的辩论会在“三角地”举行，“五一九运动”的主角之一林希翎在此次辩论会上崭露头角。当日晚，大餐厅外墙上有人贴出大字标语：“林希翎万岁！”[xlv]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登台亮相，标志着校际串联的开场。5月26日，北京市高等学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以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全体同学为主体的北京大学29名师生（包括一名教师黄继忠），前往清华大学，拟将北大的运动情况向与会各校作一宣讲。此后，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陈奉孝等人又“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联系”。[xlvi]6月2日至5日，北大六人小组（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杨路、沈泽宜、梁次平）前往天津的南开大学等几个高校串联，介绍情况，发表演说，“发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此外，北大学生为了扩大影响，还把油印刊物《接力棒》寄往全国各高校。[xlvii]

北京大学的运动骨干们还进行了“组织化”的尝试。5月28日晚，由陈奉孝发起，他和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等人在未名湖畔花神庙开了“预备会议”，商议按宪法赋予的权利，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提议起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第二天晚上，在外文楼一楼西端的阶梯大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根据张景中的建议，组织名称改为“百花学社”。30日晚，学社骨干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于泩、袁橹林、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在陈奉孝的宿舍开会，推选谭天荣为社长，陈奉孝为秘书长兼管组织股、总务股，张景中为宣传股负责人。会议决定办一个刊物，张元勋建议命名为《广场》，以体现五四时代北大的“民主广场”这个历史意义。《广场》主编张元勋，副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编委为：谭天荣、陈奉孝、张景中、杨路、赵清、袁橹林、叶于泩、梁次平、李燕生、张志华、李亚白、龙英华、谭金水等人。31日，正式发表了《百花学社成立宣言》，表示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xlviii]

北京大学的“运动开始之后，除了大小字报，同学们还编写和油印‘出版’各种小报，最初就有前面提到的‘新闻公报’，以后又出了《自由论坛》和《百花坛》，此外，还有《浪淘沙》等等刊物。……据说，到了二十几号，就有刊物八种之多”。[xlix]《广场》编委会决定把刊物铅印一万册，在校内外广泛发行。6月5日，张元勋与崔德甫将买来的白纸三十令与稿件及封面图案铅版等送至北京市印刷一厂，约定五天后（即6月10日）校阅清样。到了10日，《人民日报》已经发布了反右派的檄文，印刷厂奉命撕毁合同，并扣压了稿件和纸张。面对高压，《广场》编委会没有屈服，他们决定自己动手，油印《广场》。从18日至20日，他们刻版三套，总共二百多页蜡纸，“6月21日下午至次日清晨，我们一齐动手油印、折页、装订，共成五百余册，为策略计，未用‘广场’作刊名，只以《北大民主墙选辑》名之”。随即“在大餐厅东门外的空地上放一张小桌”，“人们便马上围拢了来，抢购如潮”，刊物“倾刻售尽”。[l]

王书瑶说：“从1957年开始，中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就一直同大字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源盖出于北大之第一张大字报，北大这第一次大字报运动。”[li]不仅仅是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民间社团、民办报刊，此后历次学生运动的多种活动样式，都是对“五一九运动”的继承和发扬。胡耀邦曾一度指责青年学生在历史上三次向中共夺权，第一次是指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第二次是指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第三次是指1980年冬季的高校竞选运动。[lii]其实，受毛泽东、康生等人操纵的红卫兵运动与完全自发的另外两次学生运动不可同日而语。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与1957年“五一九运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三点重要的区别：第一，竞选运动虽然也受到严厉打压，但是胡耀邦很快便清醒了，最终没有在学生中抓“右派”；第二，在当时的高校学生中没有出现尖锐的左右分野，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改革派；第三，竞选运动的骨干已经不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抱有幻想，他们的理想模式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liii]

尽管“五一九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修正主义思潮，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轰动一时的《自由主义者宣言》。张景中当时说：“这次运动的主流是好的，‘自由主义者宣言’……可能是不好的，但这不是主流”。[liv]王书瑶后来回忆：“说来好笑，在我的思想反复的过程中，我还去批判过一次物四严仲强。严仲强最主要的言论是他的‘自由主义者宣言’，那篇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着’。在那时，公然提出自由主义宣言，对于我们这些受着严格组织纪律教育的共青团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后来我们一起上了囚车，他心里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竟也是右派？”[lv]张元昭回忆：《自由主义者宣言》极为当局者所恨恶！“连后来为官方编集以作‘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中也不使其在！以免那太具说服力与煽动性的慷慨话语不仅不会被‘批倒批臭’，或许还会‘继续毒害青年’，故干脆除之务尽，不使为死灰，恐其复燃也！”[lvi]“五一九运动”中还有比《自由主义者宣言》更加尖锐的言论。陈奉孝指出了北京大学“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在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lvii]

相当一部分学生右派，虽然1957年时思想尚局限于修正主义，后来则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者。林昭便是“五一九”精神升华的一个杰出代表。陈奎德说：“研读林昭的作品，细考林昭的言行，其实，她的精神演变的脉络是很清晰的：她本来是一位左倾理想主义青年，经历五七之变，被毛氏卑劣阴谋所震撼，遂走上对中共体制怀疑之道。在炼狱的煎熬中，她苦思苦索，升华出了卓然芳华的自由思想，皈依了以身殉道的基督精神，获得了神圣性的精神救赎。”[lviii]“五一九运动”前夕，林昭在195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楼》第二期《编后记》里写道：“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lix]此时，她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五一九运动”期间，她既在辩论会上为受围攻的张元勋说过话，也在十二名《红楼》编辑批评张元勋“反党”言论的公开信上签过名。但她最终还是被判定为“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几年后，林昭又升格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lx]此时她坦承，自己曾是被“极权统治者”“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来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旧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对于曾经信仰过的“主义”，她已经没有任何的留恋：“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在她起草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中，提倡”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针对起诉书说她”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她批注：”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lxi]

（未完待续）

二、“右翼知识分子”

（前略）

青年罗隆基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有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证。进入1930年代之后，他参与发起国家社会党，后来又担任民主同盟的宣传部长，逐渐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晚年罗隆基，可能又重新回归自由主义。1962年，他以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他和章伯钧“要求民主”而被打成右派的条目为荣，透露了其中的消息。章伯钧在1957年公开声明不主张“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但在四年后，他对女儿章诒和说：“努生（罗隆基）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1]在经历了“三面红旗运动”这样空前惨痛的“人祸”之后，中左翼知识分子向中右翼——自由主义方向的转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章伯钧、罗隆基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之后，也发生了与之类似的思想蜕变。

三、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也就是说，他心目中的“修正主义者”既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又有为数更多的青年团员的右派。[i]事实上，“主动右派”中的修正主义者类型，还应该包括大多数非党非团的大学生右派。到1957年，共产党掌权已经八年，院系调整、“取缔资产阶级伪科学”已经五年，新一代大学生是“在红旗下”接受教育和形成世界观的，尽管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ii]但他们与“右翼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精神上的血脉关系。

毛泽东说“他们（指修正主义者）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iii]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修正主义者主要包括两类人——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五一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像李慎之、刘宾雁这样的党内知识分子右派。而这两类人都与“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缺少沟通和配合。钱理群说：“值得注意的是，鸣放中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后来成了大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以至储安平等的言论，在大学校园内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应。”[iv]林希翎就很看不起上层的“右翼知识分子”。她说：“现在的‘鸣、放’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说，为了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闹翻，要广大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综合起来，这是理想的。”[v]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不怕和共产党闹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是一家人，家里人吵架，不需要有顾忌。“右翼知识分子”对于大学生在言行上的肆无忌惮，则是忧心忡忡。在著名的“六六六”会议[vi]上，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事情很容易扩大。300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曾昭抡说：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章伯钧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钱伟长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vii]当时学生运动骨干与知识分子精英两方面的心理状态，十分类似于1989年5月份学生绝食运动时的情景。叶笃义在四十多年后回忆，与会者“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他们想约请周恩来共同探讨如何平抚学生的情绪，“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周的回音），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了 ”。[viii]毛泽东把章伯钧和六教授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说他们开会是要“到处点火”，“煽动工农”和“学生”，是“利令智昏”——“‘利’者，夺取权力也”。[ix]

本文所说的修正主义，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按照一般的政治思想分类，仍然属于左翼的范畴，即比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偏左一点。郭罗基指出了学生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与民主党派中的“右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x]前者是言论层面上的差异，后者是行为方式上的区别。

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批判的“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包括李慎之。毛指控他们“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xi]但是，李慎之等人的言论在当时的报端上并没有披露。前述刘宾雁、戴煌等人从实践中总结的理论新观点，则是在给毛泽东本人的上书中流露的，一般群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当时“主动右派”中修正主义者的代表性观点，是由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大学生在“五一九运动”中公开表述的。

谢泳写道：“在1957年，一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能表现出这样的思想锋芒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她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成长的。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1957年的言论只是他们过去思想的自然发展而已，比之于40年代的言论，似乎并未提供什么更新的东西；但对于在封闭环境中成长的林希翎来说，她表现出的冲破单一思想模式的勇气和能力，是学生右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1935年，林希翎生于上海，本名程海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以调干生资格进入人大法律系读书。林希翎是她第一次发表文艺评论时所用的笔名：来源于当时三位活跃的文艺评论家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从这个笔名，大体可看出林希翎当时的思想倾向。青年林希翎的思想背景有两个来源：一是当时流行的教育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二是当时的苏联文化。……由于特殊的经历（林希翎曾和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她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改变了她的许多看法。她曾说：”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xii]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说：”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xiii]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林希翎思想的主要来源与基本属性。许行指出：”影响当年学生运动的，并非来自成年人的鸣放，而是来自国际共产阵营的三大刺激：一是苏南纷争中南斯拉夫的铁托思想；二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三是波匈事件。学生们的思想探索，就是从这些方面着手，形成一股新思潮，由此与成年人的鸣放言论一起，共同构成当年灿烂的异见思潮。“[xiv]

“五一九”学生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思想状况，与林希翎大致相同。他说：“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xv]又说：“‘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波匈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没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xvi]显然，谭天荣等学生右派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孙中山、梁启超、胡适、张君劢、梁漱溟，也不是来自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而是主要来自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铁托。毛泽东在1957年初就说过：“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xvii]对于谭天荣来说，“五一九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复归”运动——“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xviii]他在运动中倡议建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他说：“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绝对权威，……正是恩格斯教会了我怎样生活、工作和战斗，……我要把自己培养成恩格斯那样柔韧坚定而又深远的人。”[xix]进入21世纪后，古稀之年的谭天荣分析了“自己成为右派的三个原因：中学时期形成的‘保尔情结’；未名湖畔北大人的对我的潜移默化；以及自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他表示：“我至今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信念，我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潮格格不入”。[xx]

由于列宁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所以在1957年并没有什么人以之自我标榜，但当时修正主义的名声还不像后来那么坏。谭天荣说：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修正”了马克思主义。[xxi]严仲强说：“现在修正主义这个用语的意义很不明确，它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有些混淆。”[xxii]龙英华说：“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的路线谁胜利的问题。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xxiii]作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对立面，他把毛泽东与国际上的著名修正主义者并列在一起。毛泽东本人无疑是一个勇于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修正主义者。小修正主义者谭天荣曾天真地说：“（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xxiv]然而，基于毛的帝王心态，老子怎么“修正”都可以，“娃娃”们要“修正”，就是右派，就要专政。

1957年“娃娃”们主要的修正主义观点，就是鼓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人权。北京大学一篇佚名大字报称：“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五。一九’的重大意义，将为历史所证明。”[xxv]叶于泩写道：一切社会都有民主；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的舆论来。[xxvi]龙英华提出：“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也订出五年计划来）。）。‘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现在农村民主化，实行选举。工厂学校应向农村学习。”[xxvii]王国乡说：“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xxviii]谭天荣一篇文章末尾的口号是：“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xxix] 经过反右运动的残酷打压，同样的口号，要等到1970年代才由李一哲和任畹町等人再次公开提倡。

“右翼知识分子”谈民主，谈法治，谈立法，谈监督，但很少谈特权阶级（阶层），这是他们与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差异。可以说，特权阶级论（或新阶级论）是“娃娃”们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核心，而这一观点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之上。龙英华说：“在社会主义中，说有新阶级，即是修正主义。但是有阶层，揭出这一点是有好处的。”[xxx]谭天荣说：“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xxxi]特权阶级论（或新阶级论），萌芽于罗莎。卢森堡，成型于密洛凡。吉拉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xxxii]吉拉斯的书1957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1963年内部发行，“五一九运动”的参与者可能听说过他的观点，却不大可能看过他的著作，但是，中国大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得出了与吉拉斯大致相同的观点。

周大觉以“一个自幼耕读，挣扎，受地主，也受新阶级压迫者”的名义写道：“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易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见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他呼吁“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xxxiii]群学说：“问题之所在，是公有制如何使其名符其实——就是体现在分配上的合理化（决非绝对平等）。现在，经济上以各种名目，照顾之类，较高级官员过多地实际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实际上极不平等，这些现象决非一个国家、一地， 半载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长期存在。这就是‘谈论’所说的‘新阶级’的形成，它的枝叶是在不完备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长起来的。决不能简单地、唯心地‘说成是’人们的思想问题。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悬殊，就必然地要产生个人崇拜”。[xxxiv]岑超南说：“领导由于官僚主义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可是领导要工作就要有耳目，由于宗派主义，于是就找党团员这些上层分子为耳目，特殊阶层随而产生！”“领导深入群众，信任群众，与群众商量工作自然会好，不必特殊阶层代劳了！”他的大字报的结束语是：“特殊阶层，历史使命已告终了，安息吧！”[xxxv]

佚名的大字报说得更加尖锐：“当权者们利用革命胜利后人民对党的无限的热爱与信任（甚至到盲从的程度）偷偷的将自己和劳动人民隔开了，当权者们利用了人民对党的迷信加上自己的权力给自己立下了各种各样的特权，（无数铁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请参看‘谈谈’同学与‘谈论’同学的文章），这些特权绝不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集团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愈来愈稳定了，谁做上官，那么他将永远的做官（除非犯了反革命的罪），而且他们孩子也做官，大官的儿子是不会做堂倌和理发员的，有头脑的人们！这种稳定性有世袭制度的气味。”“现实生活中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重大错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这样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其追随者的存在，就是‘三害’得以横行一时的基础……它们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社会主义内部主要对立面（脱离群众的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的斗争与统一就是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发展是遵从着渐变到突变的规律，因此，当人民发觉到生产关系中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时，就必然要求一个根本变革。”[xxxvi] 对于修正主义类型的学生右派来说，理想模式还是要“复归”到老祖宗马克思那里，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制度，或者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xxxvii]

谢泳说：“1957年，学生右派很引人注目，原因是他们以结社、演讲、创办刊物等方式参与政治活动。这些人当时大多是二十几岁，正值思想活跃时期。与其他右派言论相比，当时大学生右派的言论较少情感色彩，他们直接从自己的生活处境判断社会现状，这一特点决定了学生右派言论的纯洁性和超功利色彩。”[xxxviii]“五一九运动”的骨干把自己和 “右翼知识分子”划分得很清楚。严仲强写道：“本校‘五。一九’运动是一次民主运动，它代表有理智的中国青年内心的呼声。过去被歧视的，不敢讲话的人开始讲话了，不少人抛开书本奋不顾身的投入斗争，为了人民最高利益，他们不考虑运动斗争对自己究竟会有多少好处。”“按照派最初的定义，这种势力应当称为左派势力，中共是中间势力，还有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民主运动的力量”和“右派的力量”是“两支性质不同的力量”。“中共……为了获得最好的政治效果，打击右派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将民主运动与右派进攻混为一谈，从而打击了进步力量”。这是“虚伪”、“不择手段”的，“这种作法从长远利益看，非常愚蠢”。就算是“左派势力”（或“进步力量”）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的陪葬），严仲强表示：“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xxxix]

“五一九运动”（这里泛指北京大学和北京各高校乃至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的“第一声”，是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群团员和青年”（其实只是历史系学生许南亭自己一个人）在大饭厅贴出的大字告示（后来被命名为“大字报”），全文为：“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如果有，是谁？是谁选的？他能不能代表我们的意见？”随后，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一张16开纸的小字告示，其内容是：“要求开辟民主墙  一、要求取消党委制  二、要求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  三、开辟民主园地，让同学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数学系四名学生（张景中、杨路、陈奉孝、钱如平）组成的“自由论坛”则提出了六项主张，包括：“一、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秘密档案制，实行档案公开；三、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xl]接下来，是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抄写在两张粉红色标语纸上。诗中写道：“是时候了，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离”，“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xli]20日，谭天荣贴出大字报《第一株毒草》，以后又陆续贴出第二、三、四株“毒草”。“据当时不断贴出的署名‘无名氏’的大字报《新闻公报》的‘统计数字’：”从5月19日下午到20日下午5时20分止，校园内的大字报共162张。‘其实，’无名氏‘的统计仅是一日之状，而后情势则已成’等比级数‘上升。“[xlii]大字报这种表达方式，也迅速地从北京大学传播到中国人民大学等其他高校。

校园中另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是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根据鲁丹的回忆，早在5月上旬，“大学生们的心已经从书本，吸引到关心整风运动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院里开始贴出各种布告：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探讨会，欢迎参加。中国农业问题研究会，欢迎发言。”到“五一九运动”之后，讨论会的话题逐步升级。“新闻系宿舍前出现了一张《论党有没有危机》的座谈会广告，约请有兴趣的同学座谈讨论”。[xliii]在北京大学，到5月20日晚上，“同学们已不满足于写大字报，还在广场上开展了辩论会，很简陋，却也很方便，搬来一张桌子，就是讲坛，谁想说什么就上去发表一通意见，如果想说话的人多，就排队，而且还限制时间，热烈而民主。一时之间，北大校园热气腾腾。大家都感到很兴奋。”[xliv]23日下午，由校方准备好大型讲台（“上铺木板，置长桌、长椅，周设铁架，悬聚光灯、扩音器，装备甚好”）的辩论会在“三角地”举行，“五一九运动”的主角之一林希翎在此次辩论会上崭露头角。当日晚，大餐厅外墙上有人贴出大字标语：“林希翎万岁！”[xlv]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登台亮相，标志着校际串联的开场。5月26日，北京市高等学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以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全体同学为主体的北京大学29名师生（包括一名教师黄继忠），前往清华大学，拟将北大的运动情况向与会各校作一宣讲。此后，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陈奉孝等人又“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联系”。[xlvi]6月2日至5日，北大六人小组（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杨路、沈泽宜、梁次平）前往天津的南开大学等几个高校串联，介绍情况，发表演说，“发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此外，北大学生为了扩大影响，还把油印刊物《接力棒》寄往全国各高校。[xlvii]

北京大学的运动骨干们还进行了“组织化”的尝试。5月28日晚，由陈奉孝发起，他和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等人在未名湖畔花神庙开了“预备会议”，商议按宪法赋予的权利，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提议起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第二天晚上，在外文楼一楼西端的阶梯大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根据张景中的建议，组织名称改为“百花学社”。30日晚，学社骨干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于泩、袁橹林、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在陈奉孝的宿舍开会，推选谭天荣为社长，陈奉孝为秘书长兼管组织股、总务股，张景中为宣传股负责人。会议决定办一个刊物，张元勋建议命名为《广场》，以体现五四时代北大的“民主广场”这个历史意义。《广场》主编张元勋，副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编委为：谭天荣、陈奉孝、张景中、杨路、赵清、袁橹林、叶于泩、梁次平、李燕生、张志华、李亚白、龙英华、谭金水等人。31日，正式发表了《百花学社成立宣言》，表示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xlviii]

北京大学的“运动开始之后，除了大小字报，同学们还编写和油印‘出版’各种小报，最初就有前面提到的‘新闻公报’，以后又出了《自由论坛》和《百花坛》，此外，还有《浪淘沙》等等刊物。……据说，到了二十几号，就有刊物八种之多”。[xlix]《广场》编委会决定把刊物铅印一万册，在校内外广泛发行。6月5日，张元勋与崔德甫将买来的白纸三十令与稿件及封面图案铅版等送至北京市印刷一厂，约定五天后（即6月10日）校阅清样。到了10日，《人民日报》已经发布了反右派的檄文，印刷厂奉命撕毁合同，并扣压了稿件和纸张。面对高压，《广场》编委会没有屈服，他们决定自己动手，油印《广场》。从18日至20日，他们刻版三套，总共二百多页蜡纸，“6月21日下午至次日清晨，我们一齐动手油印、折页、装订，共成五百余册，为策略计，未用‘广场’作刊名，只以《北大民主墙选辑》名之”。随即“在大餐厅东门外的空地上放一张小桌”，“人们便马上围拢了来，抢购如潮”，刊物“倾刻售尽”。[l]

王书瑶说：“从1957年开始，中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就一直同大字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源盖出于北大之第一张大字报，北大这第一次大字报运动。”[li]不仅仅是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民间社团、民办报刊，此后历次学生运动的多种活动样式，都是对“五一九运动”的继承和发扬。胡耀邦曾一度指责青年学生在历史上三次向中共夺权，第一次是指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第二次是指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第三次是指1980年冬季的高校竞选运动。[lii]其实，受毛泽东、康生等人操纵的红卫兵运动与完全自发的另外两次学生运动不可同日而语。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与1957年“五一九运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三点重要的区别：第一，竞选运动虽然也受到严厉打压，但是胡耀邦很快便清醒了，最终没有在学生中抓“右派”；第二，在当时的高校学生中没有出现尖锐的左右分野，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改革派；第三，竞选运动的骨干已经不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抱有幻想，他们的理想模式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liii]

尽管“五一九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修正主义思潮，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轰动一时的《自由主义者宣言》。张景中当时说：“这次运动的主流是好的，‘自由主义者宣言’……可能是不好的，但这不是主流”。[liv]王书瑶后来回忆：“说来好笑，在我的思想反复的过程中，我还去批判过一次物四严仲强。严仲强最主要的言论是他的‘自由主义者宣言’，那篇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着’。在那时，公然提出自由主义宣言，对于我们这些受着严格组织纪律教育的共青团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后来我们一起上了囚车，他心里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竟也是右派？”[lv]张元昭回忆：《自由主义者宣言》极为当局者所恨恶！“连后来为官方编集以作‘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中也不使其在！以免那太具说服力与煽动性的慷慨话语不仅不会被‘批倒批臭’，或许还会‘继续毒害青年’，故干脆除之务尽，不使为死灰，恐其复燃也！”[lvi]“五一九运动”中还有比《自由主义者宣言》更加尖锐的言论。陈奉孝指出了北京大学“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在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lvii]

相当一部分学生右派，虽然1957年时思想尚局限于修正主义，后来则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者。林昭便是“五一九”精神升华的一个杰出代表。陈奎德说：“研读林昭的作品，细考林昭的言行，其实，她的精神演变的脉络是很清晰的：她本来是一位左倾理想主义青年，经历五七之变，被毛氏卑劣阴谋所震撼，遂走上对中共体制怀疑之道。在炼狱的煎熬中，她苦思苦索，升华出了卓然芳华的自由思想，皈依了以身殉道的基督精神，获得了神圣性的精神救赎。”[lviii]“五一九运动”前夕，林昭在195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楼》第二期《编后记》里写道：“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lix]此时，她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五一九运动”期间，她既在辩论会上为受围攻的张元勋说过话，也在十二名《红楼》编辑批评张元勋“反党”言论的公开信上签过名。但她最终还是被判定为“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几年后，林昭又升格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lx]此时她坦承，自己曾是被“极权统治者”“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1957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来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旧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对于曾经信仰过的“主义”，她已经没有任何的留恋：“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在她起草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中，提倡”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针对起诉书说她”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她批注：”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lxi]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