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重建过程给予我们崭新的机遇，也需要我们去寻找新的价值观和分析工具。
车驶过天安门时，是二十一点四十三分。一阵小雨过后，空气潮湿和清新，广场上、金水桥上人们在散步、谈话、拍照，路灯发出红黄色的光晕。白天的喧闹散去，一丝慵懒的平静流淌在空气里。当然，我也看到了停靠在广场边的警车，警灯闪烁，却是静音的。十七分钟后，这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将照例关闭。或许空气中飘荡著一些莫名的情绪，已是六月三日的夜晚。十八年前的现在，一场可怕的悲剧在此发生。
我们是在南池子一家灯光惨白的小餐厅里吃的饭，不由自主，我们提到了八九年。我们不能过分强调那一事件对我们的影响，那时我十三岁。如今，距离那场国家性的悲剧正好一代人光景。对于更年轻一代人来说，历史记忆早已混淆、模糊。一年前，PBS的记者前来北京大学采访，他们拿著那位孤身挡住坦克的无名者的照片给两位大学女生、一位大学男生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场景？“一件合成的艺术作品”、“分不清是哪个时代”，这是他们的回答。在新一代人眼中，历史记忆已被抹去。被抹去的当然不仅如此，我还会碰到那种大学新生，他们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是谁。
我无意过度感慨，老一代人经常会为年轻一代的无知忧心忡忡。我也无意充满了情绪的回忆那场悲剧，指责社会、政治的堕落，或是孜孜不倦的探讨中国高层政治的变化、何时给六四平反，香港机场书店里充满了政治窥淫式的作品。
对于我这样三十岁左右的一代的人来说，新的挑战已经形成，我们必须寻找一些新的方法。十八年前的广场上的年轻人，他们或许充满热情（或仅仅是荷尔蒙的释放），但和他们要反对的力量一样，他们对社会的运转方式缺乏了解，对于复杂性没有概念。他们成长在二十世纪出现的一种政治传统中，政治生活经常吞噬人的其他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最主要依靠是暴力——既有语言上的暴力，也有行为上的暴力。
在这样的社会中，往往只有无数散落的个体和权力专制者两个极端。人民的情绪可能长期压抑，然后突然像狂风一样席卷四周，不可遏制。人们拥有巨大的能量，当它在某一个轨道上，可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当它偏离轨道时，破坏力又惊人。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社会机构，来给不同的人躲避狂风，或者消解压抑。
二十世纪的人们发明各种符号与标语，人们以为只要使用了这个标签，就获得面对难题的万灵药。人们迷恋过“共产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像现在迷恋“资本主义”、“民主”、“市场经济”、“法治”、“自由”一样。这些名词经常吞噬生活的复杂性，人们为这些抽象概念而爱、斗争、仇恨。
有时候，我突然会想，社会的真正变化比我们想像小得多。我们说，邓小平时代已与毛泽东时代大为不同，其实这两个时代又是多？相似。只不过，他们手里的红宝书，变成了商业计划书，满脑子革命变成了满脑子发财。四十年前，人们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而现在每一个电视台都在选秀，在一个政治主导的世界人们不知道贝多芬、萨特与毕卡索，在一个单纯娱乐导向的世界，年轻人可能也只知道周杰伦、郭敬明和S．H．E.建造一个好社会的过程比我们想像更复杂，也更需要智力和毅力上的考验。并非政治专制消退了，民主就会到来；国有企业在香港IPO，每个人都知道强调“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市场经济就取代了计划经济；人们不再理会僵化的意识形态，新的文化与价值观就到来；北京建造了玻璃幕墙的大厦，它就变成了国际化的城市……那种试图依靠某一个名词、某一场行动、某一种理论，来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浪漫幻想，彻底消退了。
我这一代知识分子，既要真诚的面对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又要鼓舞起人们展开一个又一个或许微小变革的信念。我们的兴奋点理应从那“政治过度迷恋症”中摆脱出来，它已经绵延了很多代，变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积习，总是一副“公车上书”的悲情面貌，其实那是一种多么强烈的“政治投机倾向”，幻想通过一个人、一个党派或是一个青年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这怎么可能？责任感应该是深沉的、持续的、注入日常生活的。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坚定的对社会发言，而且从具体问题出发，澄清一个具体问题、创造了一家有生命力的公共机构，这或许没有一个口号激动人心，却更可能给社会带来持续的清新空气。
今日的中国，处于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经济的各种力量的重建过程中，它给我们这一代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遇，它也需要我们去寻找一些新的价值观和分析工具。它们或许不再那？令人热血沸腾，却可能更卓有成效，它们强调的不再是整体、而是专门，不再是对抗、而是合作，不再是抒情、而是实用……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