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右派就有左派。在中国，右派是少数，左派是多数。左派斗右派，总是左派赢，右派输；左派得到提升，右派被打翻在地。但是黄万里是一个例外。这里总是右派不输而左派不赢，虽然左派不断得到提升，但右派却始终打不倒，而且在民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黄万里是毛泽东钦定的全国著名右派，他以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而著名。黄河三门峡大坝已经耸立在那里半个多世纪了，到头来，那些左派对手们连承认他们当时曾经支持过这个大坝工程的勇气也没有。长江三峡大坝也已经封顶，黄万里的左派对手此时却不得不承认，“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对，还需要经过实践来证明”。

一、钱正英转向批评三峡工程

动向2006年11月号登载了未撇写的“点评中国媒体新困境”一文，其中有“钱正英转向批评三峡工程”一节，摘录在下∶

“十月二十七日十八时湖北随州发生4.7级地震，造成2218户、7763人受灾，波及武汉、襄樊、钟祥、荆门、荆州、宜昌等地，许多人在网上质疑是否因三峡工程引发地震。尽管官方对此讳莫如深，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组织的“三峡工程建设技术与管理”论坛，改变过去的立场，开始批评三峡工程有诸多隐患。

作为中共六朝“红色水利专家”钱正英，是当年三峡工程论证的三名主持人之一，曾力挺三峡工程上马。如今八十三岁高龄的钱正英终于回归良知，坦诚三峡工程还需经受历史检验。虽然大陆主流媒体都报导了钱正英出席“三峡工程建设技术与管理”论坛，却隐瞒了钱正英对三峡工程的批评和担忧，只有中科院主办的“科学时报”在十一月二日作了披露。其实钱正英此前已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留下了伏笔，（三峡工程）“人大也算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这说明钱正英已后悔当初在三峡工程论证书上签字。”

二、钱正英阻止黄万里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

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由水利部具体组织。当时的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参加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也由钱正英拍板决定。在挑选三峡工程专家上，有四个重要人物钱正英不得不考虑∶林一山和李锐，张光斗和黄万里。五十年代，中共中央举行南宁会议，毛泽东邀请对长江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两个人到会阐述他们的观点，一个是当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主任、并有“长江王”之称的林一山，一个是后来成为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钱正英貌似公正，说由于没有邀请林一山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所以也就不能邀请李锐参加此项工作（其实当时林一山已经双目失明）。张光斗和黄万里同为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在这两位教授身上，钱正英就不搞什么所谓的一碗水端平了。钱正英邀请张光斗先生作为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最重要的顾问，后又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总负责人，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小组组长之一。但是将黄万里排斥在外。众所周知，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张、黄两人持完全不同的观点，而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运行的实践证明，张光斗的观点是错误的，黄万里的观点是正确的。

为什么钱正英不敢邀请黄万里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因为黄万里在学术上有十分高的造诣，钱正英知道，她自己加上张光斗根本不是黄万里的对手。虽然张光斗被称为中国水利界的泰斗，又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但是他不敢在学术上和黄万里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张光斗这五十多年来的最大本事就是向党委写思想汇报，为党排除困扰。如给李岚清写的一个思想汇报∶“尊敬的李岚清副总理：您好！您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已恭读了，深受教育。……您指示，当前着重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谈一下读后的体会……以上体会是否正确，请批评指正！”钱正英不让黄万里参加长江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有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黄万里是（摘帽）右派。

三、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右派和左派之争

黄万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右派，而且是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大右派，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失败了，这是当今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总共耗资达40亿元（不包括后来的巨额改建费用）。对于生活在2007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和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来支持了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四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多泥沙的河流上建造大坝，没有考虑到泥沙淤积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淤积的泥沙会占有水库的库容，而使水库失去调控能力。现在回头再看，谁都会觉得这个错误十分可笑，因为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决策错误看上去是一个类似初学者的错误。但是，为什么在1955年到1958年期间，中国这么多伟大的政治家、这么多水平高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除了黄万里和温善章外，没有一个人指出这个简单的错误？在那个期间，政治家发表了那么多演讲，科学家们发表了那么多论文，说明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必要性，工程经济的合理性，工程的可行性，并且在政治上残酷、无情地打击了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反对者。五十年过去了，除了张含英（原水利部副部长）外，还没有一位政治家或者科学家在公开的场合承认他们本人在这个工程上所犯的错误，并请求公众原谅的。

2003年秋五年一遇的降雨造成了陕西渭河五十年一遇的洪水灾害之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张光斗还在多种场合下向媒介表示，黄河三门峡工程是个错误的工程，他和钱正英当时都是反对这个工程的。张光斗还不知耻在全国政协上说，1957年只他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大坝的。

张光斗和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同事。两人几乎同时去美国留学，张光斗获硕士学位，黄万里获博士学位。学成之后，两人也几乎同时回国，服务于国民政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求时，两人也都没有随国民政府去台湾或者美国，而是留在新中国。但是在这里，两个人却有过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黄万里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他的文章也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当作反面教材供批判，并被注上了“什么话”这三字，而“这是什么话”正是毛泽东对黄万里的这篇小说的评价。黄万里在水利系和清华大学被多次批判，也包括了张光斗对黄万里的“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打击积极分子、孤立党、丑化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的批判。在批斗会上，黄万里据理力争，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的就是美的。例如黄河规划讨论时，我提出正常水位不可靠，上游修水库淤泥在西安泛滥是嫁祸于人，下游放出清水冲刷堤防引起灾害等意见，大家不同意，一比三十。我一个人和他们辩论了一个星期。水利系哪一位年长先生能和我比一下开朗？”虽然头戴着右派的帽子，黄万里还提议，如果黄河三门峡大坝一定要建，千万不要堵塞导流底孔，以利于排沙。他心中想的就是祖国的江河，生活在那里的人民，而不是个人的政治处境。对于同事的下井落石的做法，黄万里的评论是∶“文人多无骨”。

“文人多无骨”是对张光斗等的最好写照。张光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支持黄河三门峡工程上马的最重要的技术力量。早在1950年夏天，水利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张含英率队赴苏考查，随员中有苏联专家，还有张光斗。这次赴苏考查是为把黄河三门峡工程列入苏联援华计划之内和在“一五”计划中立项做技术准备。1955年，张光斗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主任。1955至1956年，他多次应邀参加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1956年，他加入了共产党。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兼总工程师。原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学生党治国在《三门峡争辩史料》一文中以详实的历史史料说明，在黄河三门峡工程争论中，张光斗从来没有反对过三门峡工程，而是一直积极支持这个工程的。党治国在文章中写道，当他听到张光斗说他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时，“使我吃惊得气都上不来！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竟沦落到如此程度！我们的心灵竟麻木、堕落到如此地步！”

四、正确者得不到平反，错误者却步步高升

右派份子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这就更证明了这个工程体现了中苏友谊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金秋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北京盛传黄河水变清的好消息，人们为之欢呼，而忘记了当时笼罩中国的饥饿。同时年11月至次年6月间，在张光斗的亲自主持下，对三门峡工程的导流底孔用混凝土进行了最后堵塞。

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万里先前指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蓄水的第二年，大坝上游泥沙开始大量淤积。1962年3月，潼关河床淤高了4.6米。从1960年10月到1964年10月，平均每年水库淤积10亿立方米，335米以下库容已经损失了43％。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有5至6年，334米以下库容将被全部淤积。潼关河床淤高导致了渭河洪水位抬高，威胁西安的安全；渭河流域地下水位抬高导致关中平原土地盐碱化。从三门峡大坝出来的黄河清水，冲垮了黄河河道，使两岸损失了八十万亩农田，迫使一个县城弃城而走。

1964年12月国务院召开治黄会议，讨论如何挽救三门峡工程。会议决定修改原来制定的三门峡工程的防洪、发电和航运目标。修改工程目标，实际上是宣告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彻底失败。三门峡大坝工程运行的实践证明了右派份子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在国务院治黄会议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黄万里说话，公开承认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提议，请黄万里来参加会议和来主持三门峡工程的改建工作。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决策是错误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设计是错误的。
但是改建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任务，却交给了支持这个错误决策的钱正英和张光斗。在钱正英和张光斗的主持下，从1964年起，多次对三门峡工程进行进行改建。在张光斗主持下堵塞的导流底孔，又在张光斗的指挥下，以每孔一千万元的代价将它们重新打通。也正是在钱正英和张光斗的支持下，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又增加了发电装机容量，将水库的运行模式重新改为蓄水发电，从而加重了2003年的渭河洪水灾害。而在灾后，张光斗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好像三门峡水库蓄水和发电都与张光斗和钱正英没有任何关系。

在西方国家中，工程技术人员也犯错误，有时甚至是重大的错误。但是犯错误的工程技术人员必须为其错误承担技术和经济责任，甚至法律责任，吊销工程师资格，进行经济赔偿，这是常见的处罚，有时甚至要进几年监狱。按照西方工程技术界的规则，钱正英和张光斗必须承担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设计和决策上的技术和经济责任，工程的改建任务绝对不能再委托给他们，而是只能交给意见正确的黄万里或者其他人。但是这是中国，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钱正英和张光斗不但不用承担技术和经济责任，反而受到更大的重用，反而升官。钱正英从排位最后的一名副部长一步一步地升为正部长，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张光斗则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而黄万里则必须戴着右派的帽子，在三门峡工地上接受劳动改造，担任打扫厕所的任务。即使是失去了教书的权力，即使是担任打扫厕所的任务，黄万里想的还是治理黄河的大事。他利用劳动改造的机会，再次实地考察了黄河三门峡大坝上游的潼关地区，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和方法”等重要论文。他期望中国的领导者能听取他的意见，希望他的学识能服务人民。

五、左派和右派争斗的继续

1986年钱正英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张光斗担任顾问。虽然黄万里在1978年被摘除右派份子的帽子，但仍然被拒绝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之外。1989年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结束，1991年可行性论证通过了国务院的审查。1992年，国务院、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批准了兴建长江三峡大坝的方案。许多中国人认定，这一次，共产党不会再犯黄河三门峡工程的错误。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长江截流，2003年6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接着船闸通航，发电机开始发电。2006年10月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56米。人们以为，三峡工程的争论尘埃落地。

虽然黄万里被排除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之外，他在这期间完成了诸多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论文∶
——论长江三峡大坝修建的前途（1986年）
——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1987年）
——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1992年）
——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1993年）
——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续，1995年）
——吁请长江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不可修！（1995年）
——关于长江三峡修建高坝的可行性问题（1997年）

黄万里在文章中从自然地理环境、水文、经济、国防等诸多方面论述了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建的道理。十分可惜的是，在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摘帽右派黄万里的文章，很少有报刊杂志敢于刊登，因此当时有机会读到黄万里这些文章的中国人并不是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在举手表决时，根本就没有知道黄万里关于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

六、无情的历史

压制不同意见，最终将被历史严厉地惩罚。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是这样，在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也是一样。历史证明了，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是右派对，左派错；历史正在证明，在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又是右派对，左派错。人们可以看看张光斗是如何掩盖其在三峡工程上的错误∶

——三峡大坝右侧非溢流坝5号坝段出现低强混凝土层施工事故（1998年）

1998年，三峡大坝在施工过程中使用了低强混凝土。负责三峡大坝工程质量的张光斗给领导的写了书面意见∶“右非5号坝段出现低强混凝土层是十分严重的质量事故。对于这一层低强混凝土，建议从一侧进行掏挖，向内掏挖质量事故的低强混凝土，要把绝大部分低强混凝土挖出。为了便于工人进入工作，要求有一定的洞高，要用风钻凿掉周围的强混凝土，这是必要的。掏挖验收合格后，用高强混凝土回填，做好固结灌浆。在重力坝断面以外的事故低强混凝土可以不加处理，因为坝的传力不会经过这部分混凝土的。1999年将是大坝混凝土浇筑高峰，要吸取这起质量事故的教训，提高施工质量，加强质量控制。”

三峡大坝质量问题关系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安危。1972年葛洲坝大坝建设中出现的空穴和架空，周恩来下令停工并撤换工程领导班子第一、第二和第三把手的职务。大坝浇铸中出现低强混凝土层，是比出现空穴和架空更严重的问题，张光斗建议所采取的措施，不能保证大坝的长期安全。就是潘家铮也不敢苟同张光斗的处理意见。

——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

2000年3月16日至18日，张光斗和钱正英赴重庆考察，4月1日就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给国务院三峡建委郭树言主任、李进忠副主任写信，反映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张光斗在信中说∶“国内外许多人反对三峡工程，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由，我们表明能够保护好生态环境的，为此必须作出努力。特此报告对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了解到的情况。”

张光斗认为国内外许多人反对三峡工程，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由。所以，不能让外国人看到他们是对的，而中国科学家是错的。张光斗对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这个事特别不放心，希望中央领导能重视，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做好。张光斗说，按照上海的经验，治理三峡水库重庆库区水污染问题，估计需三千亿元人民币。张光斗建议中央要投资。但是张光斗忘记了一点∶三峡工程的所谓总造价（动态价值）二千亿元（虽然全国人大批准的造价为五百七十亿元），治理三峡工程造成的水污染需要三千亿元，那么三峡工程的经济可行性又在哪里？

——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计算错误问题

2000年5月17日，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郭树言和张光斗就4月1日来信做了长时间交谈，其中关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计算错误问题∶

“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

众所周知，建设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目标是防洪，而水库大坝防洪，靠的就是水库的防洪库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防洪组提出，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最起码250亿立方米（加拿大人提供的可行性论证，防洪库容最起码300亿立方米）公布的三峡工程方案，防洪库容只有221.5亿立方米，已经比最低要求少了近30亿立方米。在三峡工程开工6年后，张光斗告诉政府领导，这个221.5亿立方米也是错误计算的结果，实际没有那么大（三峡水库的真实防洪至今没有公布）。当然，左派不愧是有左派的本领，张光斗向中央建议，这件事一定要保密，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原因很简单，公开这个错误，对张光斗和钱正英这批左派不利，对政治家同样不利。三峡工程将中国的所谓精英阶层的利益连接在一起到，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中可见一斑。

——三峡大坝的裂缝问题

在中国，左派之所以能成大事，是因为他们总是撒谎。林彪说过，不撒谎办不成大事。这也是左派常输的主要原因。张光斗告诉政治家，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计算错误问题，不能告诉老百姓。接着张光斗就谈到了三峡大坝的质量问题∶“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2002年，三峡大坝出现众多裂隙的问题曝光，张光斗则出面做解释，说，无坝不裂，大坝出现裂隙是一般的温度控制问题。但是2006年三峡总公司宣布，三峡大坝三期工程由于加强管理，没有出现一根裂缝。可见2002年张光斗又一次欺骗了中国的老百姓。

——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问题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前，有记者问张光斗，三峡水库有没有水力坡度。张光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只有当水库的水位无限高时，水库才没有水力坡度。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75米，不可能达到无限高，所以张光斗间接地承认了三峡水库存在水力坡度。张光斗可能忘记了，在他担任顾问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关于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问题，起码有两个结论∶泥沙组认为，三峡水库有水力坡度问题，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移民组认为，三峡水库基本没有水力坡度问题。作为顾问的张光斗难道不知道，同样一个水库，在同一时刻，怎么可能处在一个有水力坡度，而又没有水力坡度的状态？为了证明泥沙问题可以解决，泥沙组需要有水力坡度，而且水力坡度越大越有利；而对移民组来说，水力坡度越大，水库淹没越大，移民越多，没有水力坡度，涉及的移民人数最小。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这个报告必然是错误的，而且是个致命的错误。2006年三峡大坝封顶，全体中国领导缺席，显然他们是不愿为这个错误背黑锅。

其实，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这个错误，黄万里在“关于长江三峡修建高坝的可行性问题”中就有专门论述，他以1983年丹江口水库安康洪水为例，说明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不是一个平面，特别是在大洪水的情况下，上游水位上升很快，会超过计算的洪水位。如果再往前看，在1957年，黄万里就已经对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是一根水平线提出疑问。提出正常水位不可靠的论点。

七、结束语

有右派就有左派。在中国，右派是少数，左派是多数。左派斗右派，总是左派赢，右派输；左派得到提升，右派被打翻在地。但是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是一个例外。从1957年到1979年，黄万里戴了22年右派的帽子，从1979年到仙逝，是一个摘帽右派。他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写信，希望能有三十分钟的时间，讲述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道理。可是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黄万里感慨地说，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他还有机会，可以和支持者争论七天，在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他连争论的机会也没有。可见，中国并没有吸取反右斗争的教训，在扼杀科学民主上，和1957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黄河三门峡大坝已经耸立在那里半个多世纪了，到头来，那些左派对手们连承认他们当时曾经支持过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建设的勇气都没有了。钱正英是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负责人，张光斗是顾问。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结论是“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名对三峡工程几乎是一窍不通的人民代表举起了他们的手。现在三峡大坝也已经封顶，黄万里的左派对手此时却不得不承认，“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对，还需要经过实践来证明”。钱正英的这句话，是对她领导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结论的否定。如果一个工程需要运行的实践来证明其对错，那么决策之前的工程可行性论证又有什么意义呢？按照常规，长江三峡工程运行的结果，应该和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结论相符合，否则就不需要工程可行性论证，只需要领导排脑袋做决策了，因为实践也可以证明这样得到的决策是对还是错。正因为长江三峡工程蓄水运行的实践结果，偏离了可行性论证的结论。钱正英才有点后怕了，才说需要“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对，还需要经过实践来证明”。

50年前，黄万里被毛泽东亲自钦定为大右派。50年后，这位右派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成为一代知识份子的楷模，而名垂青史。

黄万里夫妇与长女且圆、长子观鸿

1998年黄万里最后一次讲学

有右派就有左派。在中国，右派是少数，左派是多数。左派斗右派，总是左派赢，右派输；左派得到提升，右派被打翻在地。但是黄万里是一个例外。这里总是右派不输而左派不赢，虽然左派不断得到提升，但右派却始终打不倒，而且在民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黄万里是毛泽东钦定的全国著名右派，他以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而著名。黄河三门峡大坝已经耸立在那里半个多世纪了，到头来，那些左派对手们连承认他们当时曾经支持过这个大坝工程的勇气也没有。长江三峡大坝也已经封顶，黄万里的左派对手此时却不得不承认，“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对，还需要经过实践来证明”。

一、钱正英转向批评三峡工程

动向2006年11月号登载了未撇写的“点评中国媒体新困境”一文，其中有“钱正英转向批评三峡工程”一节，摘录在下∶

“十月二十七日十八时湖北随州发生4.7级地震，造成2218户、7763人受灾，波及武汉、襄樊、钟祥、荆门、荆州、宜昌等地，许多人在网上质疑是否因三峡工程引发地震。尽管官方对此讳莫如深，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组织的“三峡工程建设技术与管理”论坛，改变过去的立场，开始批评三峡工程有诸多隐患。

作为中共六朝“红色水利专家”钱正英，是当年三峡工程论证的三名主持人之一，曾力挺三峡工程上马。如今八十三岁高龄的钱正英终于回归良知，坦诚三峡工程还需经受历史检验。虽然大陆主流媒体都报导了钱正英出席“三峡工程建设技术与管理”论坛，却隐瞒了钱正英对三峡工程的批评和担忧，只有中科院主办的“科学时报”在十一月二日作了披露。其实钱正英此前已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留下了伏笔，（三峡工程）“人大也算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这说明钱正英已后悔当初在三峡工程论证书上签字。”

二、钱正英阻止黄万里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

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由水利部具体组织。当时的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参加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也由钱正英拍板决定。在挑选三峡工程专家上，有四个重要人物钱正英不得不考虑∶林一山和李锐，张光斗和黄万里。五十年代，中共中央举行南宁会议，毛泽东邀请对长江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两个人到会阐述他们的观点，一个是当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主任、并有“长江王”之称的林一山，一个是后来成为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钱正英貌似公正，说由于没有邀请林一山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所以也就不能邀请李锐参加此项工作（其实当时林一山已经双目失明）。张光斗和黄万里同为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在这两位教授身上，钱正英就不搞什么所谓的一碗水端平了。钱正英邀请张光斗先生作为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最重要的顾问，后又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总负责人，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小组组长之一。但是将黄万里排斥在外。众所周知，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张、黄两人持完全不同的观点，而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运行的实践证明，张光斗的观点是错误的，黄万里的观点是正确的。

为什么钱正英不敢邀请黄万里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因为黄万里在学术上有十分高的造诣，钱正英知道，她自己加上张光斗根本不是黄万里的对手。虽然张光斗被称为中国水利界的泰斗，又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但是他不敢在学术上和黄万里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张光斗这五十多年来的最大本事就是向党委写思想汇报，为党排除困扰。如给李岚清写的一个思想汇报∶“尊敬的李岚清副总理：您好！您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已恭读了，深受教育。……您指示，当前着重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谈一下读后的体会……以上体会是否正确，请批评指正！”钱正英不让黄万里参加长江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有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黄万里是（摘帽）右派。

三、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右派和左派之争

黄万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右派，而且是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大右派，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失败了，这是当今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总共耗资达40亿元（不包括后来的巨额改建费用）。对于生活在2007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和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来支持了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四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多泥沙的河流上建造大坝，没有考虑到泥沙淤积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淤积的泥沙会占有水库的库容，而使水库失去调控能力。现在回头再看，谁都会觉得这个错误十分可笑，因为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决策错误看上去是一个类似初学者的错误。但是，为什么在1955年到1958年期间，中国这么多伟大的政治家、这么多水平高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除了黄万里和温善章外，没有一个人指出这个简单的错误？在那个期间，政治家发表了那么多演讲，科学家们发表了那么多论文，说明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必要性，工程经济的合理性，工程的可行性，并且在政治上残酷、无情地打击了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反对者。五十年过去了，除了张含英（原水利部副部长）外，还没有一位政治家或者科学家在公开的场合承认他们本人在这个工程上所犯的错误，并请求公众原谅的。

2003年秋五年一遇的降雨造成了陕西渭河五十年一遇的洪水灾害之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张光斗还在多种场合下向媒介表示，黄河三门峡工程是个错误的工程，他和钱正英当时都是反对这个工程的。张光斗还不知耻在全国政协上说，1957年只他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大坝的。

张光斗和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同事。两人几乎同时去美国留学，张光斗获硕士学位，黄万里获博士学位。学成之后，两人也几乎同时回国，服务于国民政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求时，两人也都没有随国民政府去台湾或者美国，而是留在新中国。但是在这里，两个人却有过完全不同的命运。1957年黄万里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他的文章也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当作反面教材供批判，并被注上了“什么话”这三字，而“这是什么话”正是毛泽东对黄万里的这篇小说的评价。黄万里在水利系和清华大学被多次批判，也包括了张光斗对黄万里的“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打击积极分子、孤立党、丑化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的批判。在批斗会上，黄万里据理力争，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的就是美的。例如黄河规划讨论时，我提出正常水位不可靠，上游修水库淤泥在西安泛滥是嫁祸于人，下游放出清水冲刷堤防引起灾害等意见，大家不同意，一比三十。我一个人和他们辩论了一个星期。水利系哪一位年长先生能和我比一下开朗？”虽然头戴着右派的帽子，黄万里还提议，如果黄河三门峡大坝一定要建，千万不要堵塞导流底孔，以利于排沙。他心中想的就是祖国的江河，生活在那里的人民，而不是个人的政治处境。对于同事的下井落石的做法，黄万里的评论是∶“文人多无骨”。

“文人多无骨”是对张光斗等的最好写照。张光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支持黄河三门峡工程上马的最重要的技术力量。早在1950年夏天，水利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张含英率队赴苏考查，随员中有苏联专家，还有张光斗。这次赴苏考查是为把黄河三门峡工程列入苏联援华计划之内和在“一五”计划中立项做技术准备。1955年，张光斗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主任。1955至1956年，他多次应邀参加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1956年，他加入了共产党。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兼总工程师。原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学生党治国在《三门峡争辩史料》一文中以详实的历史史料说明，在黄河三门峡工程争论中，张光斗从来没有反对过三门峡工程，而是一直积极支持这个工程的。党治国在文章中写道，当他听到张光斗说他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时，“使我吃惊得气都上不来！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竟沦落到如此程度！我们的心灵竟麻木、堕落到如此地步！”

四、正确者得不到平反，错误者却步步高升

右派份子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这就更证明了这个工程体现了中苏友谊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金秋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北京盛传黄河水变清的好消息，人们为之欢呼，而忘记了当时笼罩中国的饥饿。同时年11月至次年6月间，在张光斗的亲自主持下，对三门峡工程的导流底孔用混凝土进行了最后堵塞。

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万里先前指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蓄水的第二年，大坝上游泥沙开始大量淤积。1962年3月，潼关河床淤高了4.6米。从1960年10月到1964年10月，平均每年水库淤积10亿立方米，335米以下库容已经损失了43％。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有5至6年，334米以下库容将被全部淤积。潼关河床淤高导致了渭河洪水位抬高，威胁西安的安全；渭河流域地下水位抬高导致关中平原土地盐碱化。从三门峡大坝出来的黄河清水，冲垮了黄河河道，使两岸损失了八十万亩农田，迫使一个县城弃城而走。

1964年12月国务院召开治黄会议，讨论如何挽救三门峡工程。会议决定修改原来制定的三门峡工程的防洪、发电和航运目标。修改工程目标，实际上是宣告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彻底失败。三门峡大坝工程运行的实践证明了右派份子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在国务院治黄会议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黄万里说话，公开承认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提议，请黄万里来参加会议和来主持三门峡工程的改建工作。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决策是错误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设计是错误的。
但是改建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任务，却交给了支持这个错误决策的钱正英和张光斗。在钱正英和张光斗的主持下，从1964年起，多次对三门峡工程进行进行改建。在张光斗主持下堵塞的导流底孔，又在张光斗的指挥下，以每孔一千万元的代价将它们重新打通。也正是在钱正英和张光斗的支持下，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又增加了发电装机容量，将水库的运行模式重新改为蓄水发电，从而加重了2003年的渭河洪水灾害。而在灾后，张光斗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好像三门峡水库蓄水和发电都与张光斗和钱正英没有任何关系。

在西方国家中，工程技术人员也犯错误，有时甚至是重大的错误。但是犯错误的工程技术人员必须为其错误承担技术和经济责任，甚至法律责任，吊销工程师资格，进行经济赔偿，这是常见的处罚，有时甚至要进几年监狱。按照西方工程技术界的规则，钱正英和张光斗必须承担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设计和决策上的技术和经济责任，工程的改建任务绝对不能再委托给他们，而是只能交给意见正确的黄万里或者其他人。但是这是中国，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钱正英和张光斗不但不用承担技术和经济责任，反而受到更大的重用，反而升官。钱正英从排位最后的一名副部长一步一步地升为正部长，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张光斗则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而黄万里则必须戴着右派的帽子，在三门峡工地上接受劳动改造，担任打扫厕所的任务。即使是失去了教书的权力，即使是担任打扫厕所的任务，黄万里想的还是治理黄河的大事。他利用劳动改造的机会，再次实地考察了黄河三门峡大坝上游的潼关地区，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和方法”等重要论文。他期望中国的领导者能听取他的意见，希望他的学识能服务人民。

五、左派和右派争斗的继续

1986年钱正英出任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张光斗担任顾问。虽然黄万里在1978年被摘除右派份子的帽子，但仍然被拒绝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之外。1989年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结束，1991年可行性论证通过了国务院的审查。1992年，国务院、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批准了兴建长江三峡大坝的方案。许多中国人认定，这一次，共产党不会再犯黄河三门峡工程的错误。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长江截流，2003年6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接着船闸通航，发电机开始发电。2006年10月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56米。人们以为，三峡工程的争论尘埃落地。

虽然黄万里被排除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之外，他在这期间完成了诸多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论文∶
——论长江三峡大坝修建的前途（1986年）
——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1987年）
——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1992年）
——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1993年）
——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续，1995年）
——吁请长江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不可修！（1995年）
——关于长江三峡修建高坝的可行性问题（1997年）

黄万里在文章中从自然地理环境、水文、经济、国防等诸多方面论述了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建的道理。十分可惜的是，在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摘帽右派黄万里的文章，很少有报刊杂志敢于刊登，因此当时有机会读到黄万里这些文章的中国人并不是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在举手表决时，根本就没有知道黄万里关于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

六、无情的历史

压制不同意见，最终将被历史严厉地惩罚。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是这样，在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也是一样。历史证明了，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是右派对，左派错；历史正在证明，在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又是右派对，左派错。人们可以看看张光斗是如何掩盖其在三峡工程上的错误∶

——三峡大坝右侧非溢流坝5号坝段出现低强混凝土层施工事故（1998年）

1998年，三峡大坝在施工过程中使用了低强混凝土。负责三峡大坝工程质量的张光斗给领导的写了书面意见∶“右非5号坝段出现低强混凝土层是十分严重的质量事故。对于这一层低强混凝土，建议从一侧进行掏挖，向内掏挖质量事故的低强混凝土，要把绝大部分低强混凝土挖出。为了便于工人进入工作，要求有一定的洞高，要用风钻凿掉周围的强混凝土，这是必要的。掏挖验收合格后，用高强混凝土回填，做好固结灌浆。在重力坝断面以外的事故低强混凝土可以不加处理，因为坝的传力不会经过这部分混凝土的。1999年将是大坝混凝土浇筑高峰，要吸取这起质量事故的教训，提高施工质量，加强质量控制。”

三峡大坝质量问题关系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安危。1972年葛洲坝大坝建设中出现的空穴和架空，周恩来下令停工并撤换工程领导班子第一、第二和第三把手的职务。大坝浇铸中出现低强混凝土层，是比出现空穴和架空更严重的问题，张光斗建议所采取的措施，不能保证大坝的长期安全。就是潘家铮也不敢苟同张光斗的处理意见。

——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

2000年3月16日至18日，张光斗和钱正英赴重庆考察，4月1日就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给国务院三峡建委郭树言主任、李进忠副主任写信，反映三峡水库水污染问题。张光斗在信中说∶“国内外许多人反对三峡工程，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由，我们表明能够保护好生态环境的，为此必须作出努力。特此报告对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了解到的情况。”

张光斗认为国内外许多人反对三峡工程，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由。所以，不能让外国人看到他们是对的，而中国科学家是错的。张光斗对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这个事特别不放心，希望中央领导能重视，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做好。张光斗说，按照上海的经验，治理三峡水库重庆库区水污染问题，估计需三千亿元人民币。张光斗建议中央要投资。但是张光斗忘记了一点∶三峡工程的所谓总造价（动态价值）二千亿元（虽然全国人大批准的造价为五百七十亿元），治理三峡工程造成的水污染需要三千亿元，那么三峡工程的经济可行性又在哪里？

——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计算错误问题

2000年5月17日，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郭树言和张光斗就4月1日来信做了长时间交谈，其中关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计算错误问题∶

“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

众所周知，建设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目标是防洪，而水库大坝防洪，靠的就是水库的防洪库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防洪组提出，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最起码250亿立方米（加拿大人提供的可行性论证，防洪库容最起码300亿立方米）公布的三峡工程方案，防洪库容只有221.5亿立方米，已经比最低要求少了近30亿立方米。在三峡工程开工6年后，张光斗告诉政府领导，这个221.5亿立方米也是错误计算的结果，实际没有那么大（三峡水库的真实防洪至今没有公布）。当然，左派不愧是有左派的本领，张光斗向中央建议，这件事一定要保密，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原因很简单，公开这个错误，对张光斗和钱正英这批左派不利，对政治家同样不利。三峡工程将中国的所谓精英阶层的利益连接在一起到，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中可见一斑。

——三峡大坝的裂缝问题

在中国，左派之所以能成大事，是因为他们总是撒谎。林彪说过，不撒谎办不成大事。这也是左派常输的主要原因。张光斗告诉政治家，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计算错误问题，不能告诉老百姓。接着张光斗就谈到了三峡大坝的质量问题∶“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2002年，三峡大坝出现众多裂隙的问题曝光，张光斗则出面做解释，说，无坝不裂，大坝出现裂隙是一般的温度控制问题。但是2006年三峡总公司宣布，三峡大坝三期工程由于加强管理，没有出现一根裂缝。可见2002年张光斗又一次欺骗了中国的老百姓。

——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问题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前，有记者问张光斗，三峡水库有没有水力坡度。张光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只有当水库的水位无限高时，水库才没有水力坡度。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75米，不可能达到无限高，所以张光斗间接地承认了三峡水库存在水力坡度。张光斗可能忘记了，在他担任顾问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关于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问题，起码有两个结论∶泥沙组认为，三峡水库有水力坡度问题，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移民组认为，三峡水库基本没有水力坡度问题。作为顾问的张光斗难道不知道，同样一个水库，在同一时刻，怎么可能处在一个有水力坡度，而又没有水力坡度的状态？为了证明泥沙问题可以解决，泥沙组需要有水力坡度，而且水力坡度越大越有利；而对移民组来说，水力坡度越大，水库淹没越大，移民越多，没有水力坡度，涉及的移民人数最小。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这个报告必然是错误的，而且是个致命的错误。2006年三峡大坝封顶，全体中国领导缺席，显然他们是不愿为这个错误背黑锅。

其实，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这个错误，黄万里在“关于长江三峡修建高坝的可行性问题”中就有专门论述，他以1983年丹江口水库安康洪水为例，说明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不是一个平面，特别是在大洪水的情况下，上游水位上升很快，会超过计算的洪水位。如果再往前看，在1957年，黄万里就已经对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是一根水平线提出疑问。提出正常水位不可靠的论点。

七、结束语

有右派就有左派。在中国，右派是少数，左派是多数。左派斗右派，总是左派赢，右派输；左派得到提升，右派被打翻在地。但是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是一个例外。从1957年到1979年，黄万里戴了22年右派的帽子，从1979年到仙逝，是一个摘帽右派。他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写信，希望能有三十分钟的时间，讲述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道理。可是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黄万里感慨地说，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他还有机会，可以和支持者争论七天，在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他连争论的机会也没有。可见，中国并没有吸取反右斗争的教训，在扼杀科学民主上，和1957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黄河三门峡大坝已经耸立在那里半个多世纪了，到头来，那些左派对手们连承认他们当时曾经支持过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建设的勇气都没有了。钱正英是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负责人，张光斗是顾问。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结论是“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名对三峡工程几乎是一窍不通的人民代表举起了他们的手。现在三峡大坝也已经封顶，黄万里的左派对手此时却不得不承认，“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对，还需要经过实践来证明”。钱正英的这句话，是对她领导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结论的否定。如果一个工程需要运行的实践来证明其对错，那么决策之前的工程可行性论证又有什么意义呢？按照常规，长江三峡工程运行的结果，应该和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结论相符合，否则就不需要工程可行性论证，只需要领导排脑袋做决策了，因为实践也可以证明这样得到的决策是对还是错。正因为长江三峡工程蓄水运行的实践结果，偏离了可行性论证的结论。钱正英才有点后怕了，才说需要“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是否对，还需要经过实践来证明”。

50年前，黄万里被毛泽东亲自钦定为大右派。50年后，这位右派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成为一代知识份子的楷模，而名垂青史。

黄万里夫妇与长女且圆、长子观鸿

1998年黄万里最后一次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