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背后潜规则,我看得比较透

 


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大,动辄杀头,杀人如麻,把皮剥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贪官,为何腐败仍一塌糊涂,到后来惨不忍睹垮台了?他隐约感觉可以用内部章程或潜规则解释


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会再被假象迷惑了。官场上那些勾当,你不说他也懂,早就无师自通了,就好像争夺猴王时心里的计算一样,很少有人能说明白


一封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门领导者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再转手,牟取暴利。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双轨制牟利”和“权力寻租”:政府压低价格,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本属于民众,但官员运用权力把它拿走了
 




吴思,南方人物周刊供图

《炎黄春秋》杂志社编辑部,简单的午饭后,历史学家吴思在办公白纸上计算“一个中国煤矿工人的命价”。一般地,老板开价3到5万,政府发文件提高补偿力度,定为20万,吴思从庞杂的历史数据里得出自己的答案:应该是66.27万,官价的3倍,老板价的20倍。这是一个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正确估价,他从20个省历年的矿工死亡统计数据计算得来。他在这组数据旁边画了一条“命—财曲线”,说明一个人的财产状况和生死性命之间的关联,因曲线形状酷似跪地之人,他称之为“弯腰下跪”。“弯腰下跪”共分三段,其中一段,便是他在书写中国历史时的一个著名发现:血酬定律。


从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到更早前的潜规则,过去几年,吴思借用、杜撰了一系列民间词汇,称呼那些他游历过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历史景观、人间对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崭新的通读方式,对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对史料的温情叹谓,因对笔下世界深情、专注而来的自信,画完“弯腰下跪”后,吴思说:“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怀疑



1966年,9岁的吴思上小学三年级。一天,他带着弟弟,在母亲教书的校园里玩,忽听得锣鼓喧天,便跑去看热闹。只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头戴高帽的人游街,其中一个便是自己的母亲,罪名大概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对吴思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文革”初期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是那时候养成的。


1968年,吴思随母亲去河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两年后,回北京,在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家住父亲工作的军队大院,很受所谓“大院文化”的熏陶。他们一家住在六机部七院,即后来的国防科委,看到的尽是将军、大校和国际专家,住宅楼也是这么分的,先是将军楼、专家楼、大校楼,后是校官楼、尉官楼,一般职工住平房,等级鲜明。


1976年3月,高中毕业到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半年后当上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是一连串的失败体验。两年后,当21岁的吴思离开这里时,他意识到教条的支离破碎,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了人性的激烈冲突,理解了宗教信徒内心世界的矛盾,理解了许多心理防御和升华机制。


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下乡插队后两个月。生产队麦田正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上的土豆还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和收成关系甚大。生产队副指导员吴思带领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他的指示是,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开头几天,有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吴思转达了意见,他用几句书本里的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为了打退自家小生产的进攻,吴思发动舆论攻势,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了题为《危险的口子》的评论,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宣传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


一天下午,他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40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吴思上去制止,先说好话,不管用,正牌贫农骂副指导员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吴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你堵一锹,我扒一锹,最后演变为推推搡搡,吴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正牌贫农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


队委会开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吴思坚持自己的观点。队长并不和他正面争论,说毛主席说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抓阄决定。队委会7个成员,6个同意他的意见。


另一次受挫是“星期六义务劳动”。下乡插队之前,吴思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他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第一次成功尝试后,他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有些矫情。在胜利的鼓舞下,他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他们生产队,继而在他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劳动分配形式。吴思后来说,我的计划比大寨还“左”。三四次后,主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社员只剩下吴思自己。这一次,副指导员吴思对贫下中农永不开化的觉悟有了点愤恨。


回顾对农民的情感变化,吴思有个惊奇发现:当年的愤恨变成了赞赏。意识形态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最关心集体、最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他的期望值,一旦失望便滋生恨意。而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乌托邦社会的憧憬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认同。此时心态平和,把追求个人温饱、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更高的自我约束则倍感珍惜。


重建



下乡插队之前,1974年,他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他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有人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他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他在大港油田干活,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他大惑不解: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


上山下乡两年,吴思体验到了剧烈的冲击。他中学时代在心中构建的教条图景,接触农村实际后,遭遇重创,他无法分析原因,甚至无法表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重创。“从离开农村上大学到现在,潜意识里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与其说是关注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希望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做出准确解释。我在应对自己的失败,努力在原有价值观崩溃后重新站起来,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这个意义上,插队两年对我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仍在应对30年前的失败,仍在对失败做出反应。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特殊性高浓度地包含普遍性。”


对他而言,当时最真实的心理转变,是凌云壮志变成了上当受骗后的愤怒和迷惘。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他深感恐惧,他调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他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


除了寻找对现实的解释外,他也在寻找对人性和自身的解释,在艰难困苦的插队两年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我身上有许多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暗处,我的本性与自己想象中的相去甚远。”这影响了他对别人的看法,也影响了他对一般人性的看法。跳出教条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精神上的自觉,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便是他从信仰乌托邦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依据。实际上,这也注定了吴思日后怀疑用“五阶级论”描述出来的那些“中国通史”。


他找了很久,总想找到解决疑惑的新框架,找来找去都不甚理想,只好自己杜撰,最重要的,是有了杜撰的勇气。“看看那些表达我们经历的老词语,从‘红卫兵’到‘插队落户’,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指导员’,所有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几乎全部消失了。每个概念都需要解释,还要有许多制度性介绍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从史料的累积和掌握上看,我根本够不上历史学家,但如果说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的判断,我觉得中国那些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也不见得比我好。他们经历的许多事情我也经历过,他们受过的许多苦难我也受过,甚至更多,他们所缺乏的理论武器我现在比他们还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见识上并不比他们弱,说不定还比他们强。”


上山下乡改造了吴思的世界观。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他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他自嘲说,“变得越来越像‘老鼠’了”,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正是这一眼光,让他日后在中国历史里看到了潜规则、元规则和血酬定律。吴思确信,对于启蒙中的中国人而言,最具人文关怀的事,便是解释清楚现象,说清楚现象背后的规则,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缺失的一课。



杜撰



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流传的时候,他正在大寨参观,和同样是积极分子的同伴商定:扎根农村,不做逃兵。1978年秋,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人家跟他说,你的分数特高,赶快去看看。他不动声色,回到宿舍,取出镰刀去看秋。所谓看秋,就是秋收季节,总有人偷东西,大队要派个最愣的人去看护。他每隔三五天就能抓到一个,是村里的最高纪录。他拎着镰刀往村外走,走到没人荒地,按捺不住,一口气跑到山梁上,大气不喘,蹦得老高。狂喜之余大吃一惊:我不是一直绷着不去高考要扎根吗?不是一直绷着对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忘吗?由此他也得到一条心理经验:人往往并不了解真实的自己。


1982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农民报》(后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0年后,写了自己的第三本书,《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也是他独立完成的第一本书,又10年后,因为这本书,他惹了一场官司。


输了官司当然不是好事,损失了两万元,顶一年的工资,再加上律师费,一半稿费就没了。但他另有所得。最大的收获,是对司法系统的了解,对败诉者心境的真切体验。认识与体验毕竟不一样,当赤裸裸的真实逻辑、规则砸到你头上时,你才能体会“被宰割的痛快”,体会其间涌动着的情感和微妙心境。


潜规则是他杜撰出来的一个词。他还想过别的词,比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总觉得不如前者贴切。这个杜撰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来源于真实生活。


在《中国农村报》做记者时,一封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门领导者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再转手,牟取暴利。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双轨制牟利”和“权力寻租”:政府压低价格,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本属于民众,但官员运用权力把它拿走了。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见到此等丑事立即亢奋,急不可耐邀了两位同事下去调查。


那些“条子”保存完好,像机关单位里的公文档案,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担心。外面视之为丑恶交易,内部人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采访结束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种种冠冕堂皇的明文后面,实际上存在着不成文却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


这次调查所得和阅读《万历十五年》时的体会,有了某种契合。该书他读过不下5遍。1986年初读时,只觉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他却理不清。找到“潜规则”这一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段积累,再看《万历十五年》,便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的,正是这“潜规则”。黄仁宇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真实情景。但到底按照什么规则运行,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机制。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没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把水烧到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黄仁宇像一个故事高手,合情合理地讲出一个个令人吃惊的结局。海瑞一身正气、刻板教条,结果失败了;张居正算计深远、布置精巧、聪明过人、不择手段,最后也失败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通则?”余味撩人。他不愿意放下这模糊和不足,便把它们单独拎出来讨论,并且给这类可以总结出模式的现象起了名字。


上世纪90年代,腐败成风。有个问题一直困扰他: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大,动辄杀头,杀人如麻,把皮剥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贪官,为何腐败仍一塌糊涂,到后来惨不忍睹垮台了?他隐约感觉可以用内部章程或潜规则解释。揪着朱元璋时期的明朝仔细看了个究竟,潜规则渐渐清晰了,觉得可以写一篇文章。他跟人家瞎侃,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人家一听,你写出来吧。他写了第一篇《当贪官的理由》,意犹未尽,又写了五六篇。那时他对历史读得深入,量越来越大,就进去了,欲罢不能,越来越往里看。


在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后,他继续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终于,他看到了决定规则的规则。


让他感觉到心脏收缩的,正是“元规则”这个词。它一跳出来,他就感觉被击中了要害。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得来的酬报。元规则的概念提出更晚,也更深入:所有规则的建立,说到底都遵循一个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它非常残酷,又的确是真相。一针刺出,心脏收紧,先前的那些描述,就只能算是窥见了猎豹身上的斑斑点点,功力不足又急躁冒进。几年前拼凑出来的《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只能算是临时性的草图,少了论证,多的是文艺性猜想,随着对元规则的了解,草图全面更新。


他逐渐养成习惯,对各种历史动机和因果做极其清晰的计算,包括物质和精神力量。他认为算明白之后,才能看清蒙蔽,看清什么说法成立,什么说法不成立。“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跟前的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


他看历史上的那些清官、贪吏,不是简单的颂扬和鞭挞,他知道背后的关节在哪里,一刀下去,便多了些理解。“经历了那些磕磕绊绊、头破血流,在废墟中建立新的理解和框架,我就觉得扎扎实实,全都是在血肉中碰出来的。我刨一下就是一个坑,我可能算错三五镐,但你要说我多数错了,不可能,你算不过我。这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算法。”他感觉无坚不摧。


“潜规则”、“元规则”出来后,批评接踵而来:贪官污吏身上的脏水、污浊全被吴思的“潜规则”清洗了,见不得人的事有了自我安慰的借口,瞧,都是“潜规则”、“元规则”啊!“这一批评我认了,同一个东西,就看你怎么用了,但是还应该算算账。一方面,官场上有人拿来干坏事,另一方面,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会再被假象迷惑了。收支相抵,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呢?我觉得是正数。官场上那些勾当,你不说他也懂,早就无师自通了,就好像争夺猴王时心里的计算一样,很少有人能说明白,但是猴子都会算。老百姓则不然,他们离得远,官府显得莫测高深,你不说,他们就被蒙在鼓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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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背后潜规则,我看得比较透

 


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大,动辄杀头,杀人如麻,把皮剥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贪官,为何腐败仍一塌糊涂,到后来惨不忍睹垮台了?他隐约感觉可以用内部章程或潜规则解释


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会再被假象迷惑了。官场上那些勾当,你不说他也懂,早就无师自通了,就好像争夺猴王时心里的计算一样,很少有人能说明白


一封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门领导者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再转手,牟取暴利。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双轨制牟利”和“权力寻租”:政府压低价格,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本属于民众,但官员运用权力把它拿走了
 




吴思,南方人物周刊供图

《炎黄春秋》杂志社编辑部,简单的午饭后,历史学家吴思在办公白纸上计算“一个中国煤矿工人的命价”。一般地,老板开价3到5万,政府发文件提高补偿力度,定为20万,吴思从庞杂的历史数据里得出自己的答案:应该是66.27万,官价的3倍,老板价的20倍。这是一个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正确估价,他从20个省历年的矿工死亡统计数据计算得来。他在这组数据旁边画了一条“命—财曲线”,说明一个人的财产状况和生死性命之间的关联,因曲线形状酷似跪地之人,他称之为“弯腰下跪”。“弯腰下跪”共分三段,其中一段,便是他在书写中国历史时的一个著名发现:血酬定律。


从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到更早前的潜规则,过去几年,吴思借用、杜撰了一系列民间词汇,称呼那些他游历过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历史景观、人间对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崭新的通读方式,对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对史料的温情叹谓,因对笔下世界深情、专注而来的自信,画完“弯腰下跪”后,吴思说:“我比黄仁宇看得透。”



怀疑



1966年,9岁的吴思上小学三年级。一天,他带着弟弟,在母亲教书的校园里玩,忽听得锣鼓喧天,便跑去看热闹。只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头戴高帽的人游街,其中一个便是自己的母亲,罪名大概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对吴思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文革”初期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是那时候养成的。


1968年,吴思随母亲去河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两年后,回北京,在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家住父亲工作的军队大院,很受所谓“大院文化”的熏陶。他们一家住在六机部七院,即后来的国防科委,看到的尽是将军、大校和国际专家,住宅楼也是这么分的,先是将军楼、专家楼、大校楼,后是校官楼、尉官楼,一般职工住平房,等级鲜明。


1976年3月,高中毕业到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半年后当上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是一连串的失败体验。两年后,当21岁的吴思离开这里时,他意识到教条的支离破碎,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了人性的激烈冲突,理解了宗教信徒内心世界的矛盾,理解了许多心理防御和升华机制。


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下乡插队后两个月。生产队麦田正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上的土豆还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和收成关系甚大。生产队副指导员吴思带领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他的指示是,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开头几天,有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吴思转达了意见,他用几句书本里的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为了打退自家小生产的进攻,吴思发动舆论攻势,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了题为《危险的口子》的评论,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宣传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


一天下午,他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40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吴思上去制止,先说好话,不管用,正牌贫农骂副指导员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吴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你堵一锹,我扒一锹,最后演变为推推搡搡,吴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正牌贫农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


队委会开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吴思坚持自己的观点。队长并不和他正面争论,说毛主席说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抓阄决定。队委会7个成员,6个同意他的意见。


另一次受挫是“星期六义务劳动”。下乡插队之前,吴思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他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第一次成功尝试后,他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有些矫情。在胜利的鼓舞下,他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他们生产队,继而在他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劳动分配形式。吴思后来说,我的计划比大寨还“左”。三四次后,主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社员只剩下吴思自己。这一次,副指导员吴思对贫下中农永不开化的觉悟有了点愤恨。


回顾对农民的情感变化,吴思有个惊奇发现:当年的愤恨变成了赞赏。意识形态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最关心集体、最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他的期望值,一旦失望便滋生恨意。而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乌托邦社会的憧憬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认同。此时心态平和,把追求个人温饱、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更高的自我约束则倍感珍惜。


重建



下乡插队之前,1974年,他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他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有人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他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他在大港油田干活,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他大惑不解: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


上山下乡两年,吴思体验到了剧烈的冲击。他中学时代在心中构建的教条图景,接触农村实际后,遭遇重创,他无法分析原因,甚至无法表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重创。“从离开农村上大学到现在,潜意识里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与其说是关注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希望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做出准确解释。我在应对自己的失败,努力在原有价值观崩溃后重新站起来,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这个意义上,插队两年对我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仍在应对30年前的失败,仍在对失败做出反应。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特殊性高浓度地包含普遍性。”


对他而言,当时最真实的心理转变,是凌云壮志变成了上当受骗后的愤怒和迷惘。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他深感恐惧,他调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他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


除了寻找对现实的解释外,他也在寻找对人性和自身的解释,在艰难困苦的插队两年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我身上有许多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暗处,我的本性与自己想象中的相去甚远。”这影响了他对别人的看法,也影响了他对一般人性的看法。跳出教条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精神上的自觉,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便是他从信仰乌托邦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依据。实际上,这也注定了吴思日后怀疑用“五阶级论”描述出来的那些“中国通史”。


他找了很久,总想找到解决疑惑的新框架,找来找去都不甚理想,只好自己杜撰,最重要的,是有了杜撰的勇气。“看看那些表达我们经历的老词语,从‘红卫兵’到‘插队落户’,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指导员’,所有重要概念及其所指,几乎全部消失了。每个概念都需要解释,还要有许多制度性介绍才能被后人或外人理解。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从史料的累积和掌握上看,我根本够不上历史学家,但如果说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的判断,我觉得中国那些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也不见得比我好。他们经历的许多事情我也经历过,他们受过的许多苦难我也受过,甚至更多,他们所缺乏的理论武器我现在比他们还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见识上并不比他们弱,说不定还比他们强。”


上山下乡改造了吴思的世界观。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他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他自嘲说,“变得越来越像‘老鼠’了”,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正是这一眼光,让他日后在中国历史里看到了潜规则、元规则和血酬定律。吴思确信,对于启蒙中的中国人而言,最具人文关怀的事,便是解释清楚现象,说清楚现象背后的规则,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缺失的一课。



杜撰



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流传的时候,他正在大寨参观,和同样是积极分子的同伴商定:扎根农村,不做逃兵。1978年秋,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人家跟他说,你的分数特高,赶快去看看。他不动声色,回到宿舍,取出镰刀去看秋。所谓看秋,就是秋收季节,总有人偷东西,大队要派个最愣的人去看护。他每隔三五天就能抓到一个,是村里的最高纪录。他拎着镰刀往村外走,走到没人荒地,按捺不住,一口气跑到山梁上,大气不喘,蹦得老高。狂喜之余大吃一惊:我不是一直绷着不去高考要扎根吗?不是一直绷着对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忘吗?由此他也得到一条心理经验:人往往并不了解真实的自己。


1982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农民报》(后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0年后,写了自己的第三本书,《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也是他独立完成的第一本书,又10年后,因为这本书,他惹了一场官司。


输了官司当然不是好事,损失了两万元,顶一年的工资,再加上律师费,一半稿费就没了。但他另有所得。最大的收获,是对司法系统的了解,对败诉者心境的真切体验。认识与体验毕竟不一样,当赤裸裸的真实逻辑、规则砸到你头上时,你才能体会“被宰割的痛快”,体会其间涌动着的情感和微妙心境。


潜规则是他杜撰出来的一个词。他还想过别的词,比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总觉得不如前者贴切。这个杜撰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来源于真实生活。


在《中国农村报》做记者时,一封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门领导者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再转手,牟取暴利。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双轨制牟利”和“权力寻租”:政府压低价格,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本属于民众,但官员运用权力把它拿走了。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见到此等丑事立即亢奋,急不可耐邀了两位同事下去调查。


那些“条子”保存完好,像机关单位里的公文档案,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担心。外面视之为丑恶交易,内部人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采访结束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种种冠冕堂皇的明文后面,实际上存在着不成文却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


这次调查所得和阅读《万历十五年》时的体会,有了某种契合。该书他读过不下5遍。1986年初读时,只觉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他却理不清。找到“潜规则”这一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段积累,再看《万历十五年》,便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的,正是这“潜规则”。黄仁宇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真实情景。但到底按照什么规则运行,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机制。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没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把水烧到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黄仁宇像一个故事高手,合情合理地讲出一个个令人吃惊的结局。海瑞一身正气、刻板教条,结果失败了;张居正算计深远、布置精巧、聪明过人、不择手段,最后也失败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通则?”余味撩人。他不愿意放下这模糊和不足,便把它们单独拎出来讨论,并且给这类可以总结出模式的现象起了名字。


上世纪90年代,腐败成风。有个问题一直困扰他: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大,动辄杀头,杀人如麻,把皮剥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贪官,为何腐败仍一塌糊涂,到后来惨不忍睹垮台了?他隐约感觉可以用内部章程或潜规则解释。揪着朱元璋时期的明朝仔细看了个究竟,潜规则渐渐清晰了,觉得可以写一篇文章。他跟人家瞎侃,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人家一听,你写出来吧。他写了第一篇《当贪官的理由》,意犹未尽,又写了五六篇。那时他对历史读得深入,量越来越大,就进去了,欲罢不能,越来越往里看。


在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后,他继续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终于,他看到了决定规则的规则。


让他感觉到心脏收缩的,正是“元规则”这个词。它一跳出来,他就感觉被击中了要害。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得来的酬报。元规则的概念提出更晚,也更深入:所有规则的建立,说到底都遵循一个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它非常残酷,又的确是真相。一针刺出,心脏收紧,先前的那些描述,就只能算是窥见了猎豹身上的斑斑点点,功力不足又急躁冒进。几年前拼凑出来的《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只能算是临时性的草图,少了论证,多的是文艺性猜想,随着对元规则的了解,草图全面更新。


他逐渐养成习惯,对各种历史动机和因果做极其清晰的计算,包括物质和精神力量。他认为算明白之后,才能看清蒙蔽,看清什么说法成立,什么说法不成立。“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跟前的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


他看历史上的那些清官、贪吏,不是简单的颂扬和鞭挞,他知道背后的关节在哪里,一刀下去,便多了些理解。“经历了那些磕磕绊绊、头破血流,在废墟中建立新的理解和框架,我就觉得扎扎实实,全都是在血肉中碰出来的。我刨一下就是一个坑,我可能算错三五镐,但你要说我多数错了,不可能,你算不过我。这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算法。”他感觉无坚不摧。


“潜规则”、“元规则”出来后,批评接踵而来:贪官污吏身上的脏水、污浊全被吴思的“潜规则”清洗了,见不得人的事有了自我安慰的借口,瞧,都是“潜规则”、“元规则”啊!“这一批评我认了,同一个东西,就看你怎么用了,但是还应该算算账。一方面,官场上有人拿来干坏事,另一方面,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会再被假象迷惑了。收支相抵,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呢?我觉得是正数。官场上那些勾当,你不说他也懂,早就无师自通了,就好像争夺猴王时心里的计算一样,很少有人能说明白,但是猴子都会算。老百姓则不然,他们离得远,官府显得莫测高深,你不说,他们就被蒙在鼓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明白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