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魂断磨子桥——成都七中58社教罹祸学生的人生之旅 杨无忌 | ||||||||||||||||
是啊，岁月悠悠，往事不堪回首！写这样的文章对我来说实在很不轻松，这对我不啻是一场心灵的煎熬，一次情感的折磨。记得中学时读巴金的《家》、《春》、《秋》，他在《激流》总序中曾经写道：“我流着眼泪读完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在扉页上写下了一句话：人生就是一个悲剧。”此时此刻，我仿佛看见了余伯楷同学那双无助而又略显呆滞的目光，以及他那如泣如诉的文章《人生灾难从1958年开始……》（见本书余伯楷专文）其实，经历了几十年人生悲剧的又何止余伯楷一人！于是，我拿起了这支笔。写什么，怎么写呢？我想，就叫做《魂断磨子桥》吧，因为，两年前七中百年校庆时，我们年级专门制作了一张光碟，题名为《磨子桥情思》，当时，我曾用这支笔，饱蘸着我们58级同学的款款深情，写下了那篇文章，之后我们曾扛着摄相机在雨中去七中录相，在一间斗室里忙着录音……。如今，盛典早已结束，生活依旧恢复了平静，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曾经从这所百年名校中走出的最为不幸的另类学生，看看他们从58年以后怎样艰难地走上了各自的人生之旅。 忍悲含泪祭亡灵 我久久地凝望着眼前那张泛黄的照片，那是54年我们几个初中同学的合影。前排一位小女孩扎着一对长辫子，圆圆的脸盘上有一对充满童稚的大眼睛，似在叩问这深邃莫测的世界：我将来能上“北航”吗？这就是七班的卢胜义，她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举止文静且乐于助人，她是老师们心目中的乖娃娃，同学们公认的好榜样，所以被大家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我们曾一起参加过“航模组”，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北航梦”。谁料想，自1957年时任成都市卫生局副局长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她的“北航梦”也彻底被击碎了。高中毕业时被划为“三类学生”，发配到建筑单位当工人。此后三十多年间，她在绵阳、达州等地四处奔波，历尽了种种艰辛，好不容易才盼到了调回成都的那一天。她回家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筹集“择校费”，四处托人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七中，尽管七中曾经深深地伤害过她，忠厚善良的她对自己的母校仍旧是那样无怨无悔，那样一往情深！但命运之于她却几近于残酷，在她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的孩子从七中毕业，她就匆匆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给她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不幸的世界，令不少熟悉她的老同学痛心疾首，掩面唏嘘。 四班黄德昭同学生性活泼开朗，他在球场上生龙活虎，是校队主力；在舞台上风度翩翩，系话剧组台柱。记得57年我们曾同台演出过田汉的《苏州夜话》，他在剧中扮演一个抗战时期的爱国老画家，当时，他身着一件破旧的长大衣，满是皱纹的脸上长满花白的胡须，不时在舞台上迈着蹒跚的步履，独自吟诵着那首唐诗：“淡淡长江水，幽幽远客情，落花虽有恨，坠地亦无声。”言辞中颇露真情。是啊，“落花虽有恨，坠地亦无声”，想不到这首诗竞成他终生的写照！58年落榜后也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后调去支援重钢，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七十年代初他过早地离开人世，死时才三十几岁。最近，我偶然翻阅那些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所谓“秘密档案”，在那一整套22期《社教简报》中，第8期上分明写着：三类学生参观（第一学部的）大字报后，消除了对怕放方针政策的顾虑。七中黄德昭说：“我对方针政策接触少，对大字报想不通，怕放了以后将来操行成绩受影响，看了第一学部的大字报，真是各抒己见，自己也就没得顾虑了”。我特别注意到，炮制这份《简报》的时间是1958年2月2日，也就是所谓“社教”才刚刚开始的第三天，它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运动尚未开始，很多人的“类别”早就内定了。黄德昭啊黄德昭，你地下是否有知，50年前，无论你怎样虔诚地向党表示决心，人家早已把你打入了另册。现实真让人触目惊心，我感到欲哭无泪！ 关于六班黄家刚，吕涛同学已有专文谈及，此处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他与我以及我母亲一直交往很深，当时，尽管彼此家境都不宽裕，但他常来我家，情同手足，我们经常抵足而眠，彻夜长谈。前些年，见他中年得女，关爱有加，我亦想尽其所能以助老同学一臂之力，在他女儿升学考试前，我曾多次骑车穿城到他家为其辅导英语，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就在他辞世前不久，他曾打起精神同我有过一次长谈，言及58年那场痛心疾首的遭遇，他十分动容。据说，在当年对个别学生的“政治类别”进行最后审定的时候，学校某领导曾经轻飘飘地说过一句决非轻飘飘的话：“对黄家刚这样的娃儿，你们就再不要惯食（四川方言，姑息之意）他了。”就这样，一棵挺有希望的文学苗子被话生生地卡死了，一个有棱有角的血性男儿从此开始了他苦难的人生。俗话说，人言可畏，多半指那些家长里短的市井之言，其实，当今社会上那些大权在握的领导之言，才真正称得上“可畏”，对此，我们汉语言浩如烟海的丰富语汇中，有这样四个字“草菅人命”。 2005年12月一个寒冬的清晨，在中医附院太平间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我们一群老同学和他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遵照他生前的遗嘱，没有花圈，没有挽联，一切尘世间的俗套都免去了。太平间的气氛格外阴冷，让人倍感酸楚，我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猛然间，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啊，家刚，你一路走好！我明白，如果说你生前不愿参加体制内的所有会议、活动是对专制和强权的一种抗争，那么，你死后婉拒一切俗套则可视为对这个充满功利和浮燥的社会的一种蔑视。诚如吕涛所言：“少年才智足称奇，傲骨如君世亦稀”。呜呼！“落花虽有恨，堕地亦无声”。天外仿佛又传来了黄德昭那凄楚、哀怨的声音……。 （据我所知，在58年曾经遭难而今已命丧黄泉的七中高58级同学还有：胡远仁、魏军犹、张开舜、曾昭蓉、张明康、向继芳、刘钥晋等人。） 同是当年落难人 在我们年级众多的落难者中，一种情况是因言论或文字获罪。其中，除了在大会上发过言，因而被定为四类，政治2分的席克毅（4班）和卢宗辉（5班）外，比较典型的有余伯楷（7班），他在运动中同样被定为四类，政治2分，只发给休业证，取消升学资格。后被发配至省建三公司作苦力，每月仅领生活费13元，59年因超强的劳动，微薄的收入，再加上受到的种种歧视，一时愤激，在一张废纸上胡乱涂写了一些牢骚话，随即揉成一团弃于废纸筐中，不料被人告密，于1960年4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彼时，新帐老帐一起算，余被判刑13年，刑满后留场直至98年退休，至今每月退休工资仍只有348元聊以糊口。如果说余伯楷的不幸源于那张要命的废纸，该班刘鸿鸣的遭遇则令人匪夷所思，该同学家庭成份工人，其父共产党员，是同学中为数不多的“红五类”，但他三次报考场均以落榜告终，为求生计只得到处去打零工，教民中，直到7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方知自己早已被内定为“托派分子”，对于这顶飞来的“托派”帽子，他冥思苦想终于回忆起高中时期在与几位同学闲谈时，他曾说过“斯大林是一位暴君，托洛茨基是正确的”之类的话语，谁料想这不经意的一次私下闲谈竞如一场噩梦伴随了他大半生，他的“四类”身份也早在那次“社教”之前就板上钉钉了。笔者前面提到的那份编号为“第8号”的《简报》中亦有如下的文字：“四类学生仍然不相信不反右，顾虑较大，发言带试探性。如七中刘鸿鸣说：原准备放假回家，现在懂得了要改造思想，愿意在十六天内丢掉包袱”云云。 另一种情况是动辄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未成年学生。如一班某些同学因与团支部在个别问题上意见相左，则被冠以“反党小集团”这样吓人的帽子，该班李锡昌同学即被钦定为集团头目，多次遭到批判，后来政治定为2分，不准报考大学，只得去刃具厂当了工人。同学中韩士泰、刘素玉、钟学海、邬宗全、范文华等人也因此遭受株连，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据该班王叙功同学回忆，为批判这个子虚乌有的“反党集团”，她和班上另一位年纪较小的苏文泰同学曾不止一次被团支部派去偷听“集团”人员的谈话，以便支部商议对策，居然在尚未成年的同学中搞起了间谍活动。 利用所谓“鉴定”坑害学生，这是当时常见的又一手段。对此，笔者作为一个教师体会尤其深刻。几十年来我在这三尺讲台默默耕耘，未敢有丝毫的懈怠，大凡对学生进行鉴定更是慎之又慎，唯恐有半点不实之词。我这样说并非标榜自己多么高尚，只是因为良知尚未泯灭，且曾经有过切肤之痛。下面谈谈我的两位同学在这点上的亲身经历：同班同学周远谋（三类、政治3分，落榜后在刃具厂当工人）告诉我，58年10月，他去市重工业局询问自己的分配去向时，曾亲眼目睹了自己的鉴定摘抄，在历数了他的“家庭问题”后，上面分明写着这样几个字“该生在校表现个人主义很严重”，他始终搞不懂写这话的人当时的根据是什么？但就这样几个字决定了我们这位非常聪明的同学终生与大学无缘。无独有偶，我的小学同学，1班徐祖德（四类，政治2分，后在木综厂当工人）的毕业鉴定更让人大跌眼镜：“该生声称科学是他的第二生命，日以继夜地刻苦攻读，是一个只专不红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还嫌不够，非得加上“极端”二字才行，真不知在那些“左派”先生眼里，“个人主义”究竟为何物？！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大搞株连。我们6班的女同学邓静谷、郑世英、曾昭蓉、陈秀芳都是文学爱好者，在报纸上看到流沙河发表的诗歌后，曾相邀去拜访过他，流沙河成为右派后，这四位同学也被贬为同情右派的“苍蝇小姐”，仅仅因为这一点，他们中的三人当年均未考上大学，郑静谷虽侥幸被四川石油学院录取，但在开学后不久的“政治复查”中，连续被审查了五个晚上，随即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勒令退学。她究竟犯了哪门子罪？竞要人家顶着烈日，背上铺盖卷，在众日睽睽之下立马滚蛋！想想吧，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这是何等不堪的羞辱啊！五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以理性的思维，以关爱的目光再来看看这四位同学不幸的结局：她们中的一人现已作古，一人多年来音讯杳无，一人在车祸后失去了健康，邓静谷则在山城一隅独自品尝着自己苦涩的人生……。（在这个左得十分“可爱”的新建学校，先后被“清洗”的还有张永康，张学陶，容科登等人）。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然，叫得最响，打击面最广的当数所谓“家庭出身”。据笔者所知，仅仅因为这一点而被划为四类或三类，因而未考上大学或被降格录取的，对得上号的就不下七十人（见本文末所附名单），在这些同学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数四班杨华椽同学了。不是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吗？说什么“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还说什么“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云云。该同学的“政治表现”应该很不错了吧，他一直对“党的教导”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还在初中时，他就认真地和家庭划清界线，并揭发其父的问题，还曾经当过团支书。但毕业前他仍多次遭到批判，落榜后回家务农，几十年来生活一直十分清苦。 就在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刚放下我们班邓世雄同学的电话，此时此刻，他正默默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起这位同学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不禁黯然神伤。让我们设身处地的为这位同学想想吧，他自幼勤奋好学，因“出身不好”连续五次报考大学均被拒之于门外，因为其档案上赫然写着“此人不宜培养”，他是在近40岁时才走进电大课堂，了结了自己苦涩的“大学梦”的。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已倒闭的峨眉自行车厂当工人，多年来苦于重病缠身，不久前老伴又不幸辞世。我在想，夜静更深之时，病床上的邓世雄同学内心深处该是怎样的一种苦涩，一种酸楚？！ 七中最不该忘记的七中人 本文最后一个部分，我想从历史的角度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两年前，作为七中百年校庆的重头戏之一，该校倾力打造了一部《校志》，认真阅读了这部计900余页，洋洋洒洒约80万字的宏篇巨著之后，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大凡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这部书都涉及到了，资料翔实，布局严谨，堪称当今中学校史之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应该感谢参加过本书编写，并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校友同学。但作为一个58级的学生，我又感到有些遗憾，且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此秉笔直言，愿与母校商榷。 我总的感觉是：比起频频见诸于书中的各种统计表、计划书、人名录、规章制度摘抄，受奖情况记载等等，对于发生在1958年春，关乎百余名学生毕生命运的重大事件，这本书的编写者似乎过分吝惜笔墨，通览全书只用了寥寥52个字即轻轻一带而过，现不妨全文实录于后：“……又如四川自己搞的在高三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有的学生划为“四类”，极不公正地剥夺了他们上大学和就业的权利。”（见《校志》、《概述》，第9页第3段），接下来，在此书第五章《学生工作》里，还有着如下的文字：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在全体学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以反“右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校在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下，结合毕业、升学、纪律秩序、道德品质等具体问题，联系学生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分清“敌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正确的政治主场”。（见《校志》242页，第6段）读了这些话，我不禁掩卷沉思：这是历史吗？这是七中真实的历史吗？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和经历了太多的磨难，现今仍健在的高58级同学会同意这样的历史吗？ 我的观点是，既然明确地界定了时间——“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既然言之凿凿地讲，其性质乃“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其作法是“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那么，曾有7个班，300多位学生经历过的那场所谓“1958年寒假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该怎么解释？！是疏忽，是健忘，还是回避？既然是写史，既然是修志，就应该忠实于历史，不夸大其词，不避重就轻，也不文过饰非。 我还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心里也十分明白：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决不会苛求当今学校的领导该对当年发生在七中的事说上什么，就犹如我们不会奢望在热闹的庆典中会给那那些尽管十分不幸，却决非“名流”的人以同样的礼遇一样。因为，社会风气使然。毕竟，他们也是七中人，而且是最不应该被忘记的七中人！毕竟，古往今来，损不足而奉有余，此乃社会之大不幸。 附：下面是我不完全统计，七中高58级因政治2分或3分，被划为四类或三类而落榜或降格录取的部分学生名单：
── 原载 王建军个人博客“沧桑六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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