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贫贱夫妻百事哀（Ⅲ）
一
到了1969年夏天，雪媛的身体显得更加瘦弱了。一天下午来了一场夹着大量冰雹的暴风雨，满街的冰雹足有两寸深。她抱着为伟从工厂走到家，只觉得凉气从脚底直窜心窝，全身冷得直哆嗦，而且双腿双臂都发麻，到家时几乎晕倒，第二天就病了。她自己很清楚，这是生为伟时失血太多，躺在病床上又被大雷雨的凉气吹了一夜的缘故，见凉风、遇冷水，全身发麻心哆嗦，已是常事了。
“月子里的病，要月子里才能带走。”院子里的老太太们都这样对她说。
这使她动了心。她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生活已渐渐有了些规律，如果能坐一个舒坦些的月子，把生头胎落下的病给带走，未免不是个好办法。
1969年9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前，我从清河农场请了十天假回北京，雪媛向我提出了再要一个孩子的要求。起初我考虑到艰难困境，不同意再要一个孩子；但当我看到雪媛那祈求的目光，又不忍拒绝她不顾千难万险嫁给我之后的这惟一的要求，遂依从了她。心想：如果她真能怀上第二胎，我一定要细心地照料她坐好这个月子，让她切切实实地恢复健康，一扫这几年所遭受的苦痛。
但是严酷的政治气候没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当我得知雪媛确已怀孕时，我与很多人已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到了山西。我对雪媛的帮助别无良策，只能把自己每个月收入的32元，给自己留下12元甚至7元；把每月口粮中的三四个馒头票，去向别人换来窝头票，为的是少吃一个馒头可以省下一分钱。
有一阵，我的副食就是五分钱一棵的冻白菜，切碎了用盐水泡一泡，就可以省下一个星期的食堂代金券。
这样就营养严重不足，体力消耗又很大，于是小病不断。尤其吃了高粱面，肚里又没有油水，每次解大便都要拉下一滩血。
当然，我尽量向雪媛隐瞒着这一切，不然她会更揪心的。尽管如此，当她收到25元的汇款单时，她知道我仅仅留下7元钱，总要给我寄回5元甚至10元，并在汇款单的《附言》中写道：“你可不能再垮了身体，你可一定要吃饱肚子！”
二
雪媛的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这时候才感到我们的严重失算之处，就在于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工作环境。她照样还得每天在露天下，清除医用大洗衣机腿上的铁锈，肚子大得蹲不下去而只得双膝跪着。这活不仅又脏又累，而且大夜班也得照上。因为是“监督劳动”，该干啥还得干啥，管你怀孕不怀孕！
幸而在我们这个天下，有人性的人并没有完全绝迹。在洗衣机头道工序-摇臂钻上打眼的鹿壮孙老师傅，可怜潘雪媛。他向车间的组长说：“小潘的肚子那么大，还让她在露天下打铁锈，会出人命的！地下都是碎三角铁，磕磕绊绊的，还得蹲下来刷漆，她蹲得下吗？如果一旦出了人命，就是两条人命啊！”“她是监督劳动的，怎么个照顾法？”组长说。
“怎么不能照顾？可以到我的摇臂钻上来嘛！”这样说了好几次，组长才让潘雪媛进车间摇臂钻上干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车间铣床上干活的一个小伙子，车间的宣传员，那天闲着没事干，拿着调动火车的大手闸在手上甩来甩去，一下甩脱了手，正好打在在十几米外摇臂钻上打眼的潘雪媛的肚子上。潘雪媛当即觉得下身流“水”，连忙去了车间外的茅房。这小伙子一下傻了，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连忙站到潘雪媛刚才站的位置上，叫别人在他原来站的地方使劲向他扔那个大手闸，试试打得有多重。雪媛从茅房回来听说他有过这种举动，又听到他当面再三陪不是，觉得这小伙子还很有良心，就连说“没事，没事”，没有再吭声。
下班后，雪媛到石驸马大街妇产科医院门诊部去作了检查。大夫说可能要早产，问她“怎么啦”？她没有实话实说，只说“累了”，怕大夫在诊断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影响这位小伙子的上进。这样，大夫只给她服了保胎药，开了一张假条：“先兆性早产，休息三天。”休息了三天，为了不再请假扣工资，雪媛就又去上班了。
这是1970年7月。
7月9号中午休息，雪媛感到不舒服，老上厕所。车间的女同事包秀荣醒了，关心地问：“怎么老上茅房？是不是要生了？”
“好像是！”雪媛回答。
“那快，请哪位男同志弄辆平板车，拉你去医院！”“甭去麻烦人了，我自己去。”“那也好，我陪你去！”说着，包秀荣就搀着雪媛出了车间。从车间进了胡同，再走到马路对面的15路公共汽车站，有好长一段路。雪媛就觉得羊水不断地往下流。一上了15路车，包秀荣就叫车上的乘客让座。司机问：“怎么啦？”
“快生孩子了！”包秀荣说。
“请哪位同志快让座！”司机和售票员都大声招呼着，并沿路各站都不停车，一直开到宣武门内的油坊胡同口。
“这胡同太窄，车子开不进去。”司机说。“里面就是第二医院的妇产科医院，你们自己进去吧！”进了妇产科医院，大夫一检查，说：“羊水都出来了，早干嘛的？这样会要命的！如果脐带断了，那要出人命的，你们还来得了医院吗？！”雪媛与包秀荣只得听着。等雪媛躺进了病房，包秀荣要离开时，问雪媛还要些啥，雪媛只说请她帮忙代买两个月经带和两刀手纸，其他吃的用的什么也不要。至于为伟，雪媛已早向别的同事肖素珍等人拜托好了：一旦生孩子，请把为伟在街道托儿所全托几天。
在照料上百名产妇的护士站，只有潘雪媛的名牌上亮着红灯。因为她已向大夫说明，生第一个孩子时曾经大出血。大夫问她是哪根血管，她没法说明白，所以大夫才给她亮起了红灯，以昭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注意：对这个产妇须要特别小心！
当天晚上，白班、夜班的大夫到病房交接班，走到雪媛床前时，白班大夫说：“就是这位产妇，得要特别注意！”说完，她们全都离开了病房。
晚上九点多钟，雪媛觉得肚子疼得实在没法忍受，病房里又没有值班护士，她只好自己从病床上爬了起来，挪到隔壁房间的产床去。两位大夫一看，年长的那一位呵斥雪媛说：“都快生了，你才来！你是哑巴吗？不能喊叫一声吗？”
边说边连忙让雪媛躺到产床上，一躺下就生下来了，很顺利。
“唉！又是个女孩子！”那位年轻的大夫小声说。
但在里外缝好后，还不断地流血，腰子盆接了三盆。年轻的大夫说：“大概差不多了，没事了。”就叫护士把雪媛推进了病房。
可是血还在流着，又是一个一个的腰子盆往外接。
凌晨，大夫护士又把潘雪媛推进产床手术室。她们把里外的线都拆开，仍找不到断裂的血管，大夫只得伸手进去摸，雪媛只得忍着疼不吭声。突然，她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往下拽，疼得她小声地叫喊：“我受不了啦……”这时外面打着响雷，手术室的大灯亮着。大夫这才发现雪媛的子宫颈有陈旧裂痕，连忙进行了快速处理，再里外重新缝起，并告诫雪媛说：“你要切切牢记，以后不能再生孩子了，再生你就没命了！什么\'月子里亏的要月子里补\'，那都是无知无识的话！”确实，就算“月子里亏的要月子里补”不是无知无识的话，此时此刻的潘雪媛拿什么来补？！第一，她没有亲人在身边跑里跑外，什么都得自己张罗；第二，想吃一些富有营养的食品，自己的口袋里又没有那么多钱，这个“补”字完全成了幻想。
第二天上午，外地熟悉我的一位女同志李仙敏到石驸马大街28号小院去找潘雪媛，院里的老太太告诉她雪媛正在医院里生孩子。她连忙称了两斤蛋糕赶到医院，医院看门的人说，上午大夫们正查房，产妇不能会客。她就拜托守门人把两斤蛋糕转给潘雪媛。
雪媛收到了蛋糕，虽然看到纸包上写有“潘雪媛同志收”，但不知是谁送的，一块也不敢吃，怕吃了赔不起，虽然自己的肚子正饿得慌。
直到第三天下午，李仙敏来到病房，见那两斤蛋糕还原封未动地搁在床头柜上，她才知道潘雪媛还一块没有吃。
“你怎么不吃？”
“戴煌不在身边，没人给我送吃的。这包上虽然写着我的名字，但又没见到人，我怕弄错了，所以没敢吃。”李仙敏连忙解开包，雪媛这才放心地吃了起来。
隔了几天，雪媛抱着孩子回到家，为伟也从街道托儿所接了回来。尿垫子得自己洗，饭也得自己做。工厂、街道都在“深挖洞”，她也都有份，这“月子里补”完全成了一场梦！！
三
雪媛给我写信，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我想，这孩子出世时，做父亲的流放在山西，做母亲的独自苦守在北京，为了纪念这苦难的岁月，就叫他“晋京”吧！雪媛欣然同意。
这时，我很想回北京照料雪媛，但掏不起太原到北京的十元火车票钱，只能托山西本地的一些队友，帮买些小米、红枣，再请回北京探家的队友帮忙送到我家里去。
雪媛每打开这样的旅行袋，看到当时北京粮店都已绝迹的红彤彤的大枣和黄灿灿的小米，总是十分兴奋。她给院子里东家一碗，西家一碗，以感谢他们平时对她娘儿仨的关照。最后只剩下旅行袋的一个底了，她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觉得这些有钱难买的红枣和小米帮她做了人。
这当中还发生过带泪的笑话。
有一次，当一位队友提着小米、红枣敲我们家的门时，雪媛已抱着小晋京去工厂了，六岁的为伟在家看门。她遵照母亲的吩咐，把门关得紧紧的。任这位队友怎么说“是你爸爸让我给你们带小米和红枣来的”，她也硬是不开门。直到院子里的老太太们也来说：“为伟，这是你爸爸那里的同事，是好人，给你们家带东西来的，快开门。”为伟才开了条门缝，把装着小米、红枣的旅行袋搁了进来，随即又关了门，始终没让这位客人进家门。晚上，她妈抱着小妹妹回到家，她还向她妈不无几分自我夸耀地说：“妈，我一直没让这人进家！”雪媛一听是这回事，不禁心头往下一沉：这样地不分青红皂白，还不能一味地批评她做得不对，不然今后就可能真地出岔子。“穷人家的孩子也难当啊！”雪媛不无感伤地想。
不过，穷人家的孩子也早当家。为伟当时才六岁多，一个人在家已初步学会了下面条，做棒子面糊糊，自己去煤气站借回小轱辘车去换煤气。有时妈妈上大夜班，就把小妹妹交给她，她也能哄着妹妹睡觉，夜里给妹妹换尿布……
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玩心重。一个星期天，妈妈给她三毛钱零票和两毛钱钢镚儿，要她去换一瓶酱油，剩下的钱割点肉，给她做肉汤。她拿着钱和空酱油瓶，走到女八中操场大门外的大斜坡，见几位小朋友正在那儿从上到下地蹦蹦跳跳，她也参加进去蹦蹦跳跳。蹦跳了一会儿来到副食店，才发现两毛钱的钢镚儿都被蹦跳没了，只剩下三毛钱的零票儿。换了一瓶酱油用去两毛三，捏着七分钱钢镚儿来到肉案前。割肉的师傅看了看，低着头问她说：“这点儿钱连一两肉也割不上啊！”“钱被我弄丢了，叔叔，就剩下这些钱了！”为伟嗫嗫嚅嚅地仰着头说。
这位师傅笑了：“好，给你割七分钱的大肉！”连肥带瘦还带皮地给她割了薄薄的一小条肉，还在上面捅了个眼，穿进去一根塑料绳子。
为伟把这条肉掂拎到家，她妈问：“两角七分钱，怎么才这么一小条薄肉啊？”
为伟噘着嘴说：“这是七分钱的肉，旁的钱被我玩丢了！”她妈哭笑不得，只得用这片薄纸向给她做了碗白菜“肉丝”汤……
小晋京一天天地大了。雪媛自己在这个月子里什么也没有“补”，身子骨反而愈加衰弱了。她每天抱着晋京上下班，走四五十分钟的路，越来越感到走不动。院子里的老太太和厂子里好心的同事路彩蕊可怜她，时不时地给孩子买些水果糖，扯几尺布，或送来自家孩子已穿不得的小衣服，有时还送来一些一角钱一块的北京土话叫做“驴粪蛋”的廉价月饼。过意不去的潘雪媛觉得无法报答，就在每天上班和侍弄两个孩子之后，不管自己多么劳累，也要挤出已经不太充足的睡眠时间，帮助这些给予了温情的同事和邻居做针线、织毛衣，常常熬到深更半夜，上眼皮磕打下眼皮。时间长了，她就得了失眠症，每天只能迷迷糊糊地睡两个小时。
这时，厂里一位女同事想要小晋京。在小晋京还没降生时，她认为潘雪媛肯定没法养活两个孩子，就向雪媛提出，等孩子出生时，就把孩子抱走：“这是一个好人家。把孩子给了这人家，你可减轻一大负担，孩子也会得到很好的照料。”雪媛嘴上说：“您甭费心了，我养得活。”心里对自己说：我在戴煌面前说过，我等着他，他的孩子也一个都不能送人！
是这样。早在为伟出世时，看到极度孱弱的孩子得不到充足的奶水，常常饿得嗷嗷哭，就有人鼓动雪媛与我离婚，说有个已失去配偶的月工资100多元的工程师愿意娶她，连孩子都要。雪媛当即就予以严词拒绝：“我决不会离开戴煌，他的孩子也决不给人！”晋京生下来，满月了，那位女同事又向雪媛说了几次要晋京的事，雪媛只当是个笑话，没往心里去。一天，雪媛上早六点到下午两点的班，待下班时，那位女同事对雪媛说：“那个要你家小晋京的人家，已买好小孩的衣服被子和小车了。你今天晚上如果不来工厂托儿所接孩子，我就让人家来把孩子接走啦！”雪媛一听急了：“你千万别胡来！我们的孩子决不送人！”说完，她就赶着回家给孩子打毛衣，等到为伟放学回家，她忙对为伟说：“快，快跟妈去接你妹回来，要不人家就把她接走了！”为伟一听，也心急火燎，母女俩满身大汗地赶到托儿所把小晋京接了回来，才松了一口气。
四
到了1970年冬天，小晋京又穿上了棉衣，沉得实在抱不动。雪媛一狠心，脱下身上那上那件惟一的深蓝色双排扣大棉袄，到旧货店卖了十块钱，再向同事借了八块钱，买来一辆竹制小孩手推车，而任凭自己在大冬天的彻骨寒冷中苦熬。
但对于孩子，她却想方设法给她们弄得暖暖和和、整整齐齐。她用一条绿色人造棉被面染成绛红色，里面包了一层薄薄的棉花，做了个黄包车和三轮车式的能拉起放下的活动车篷，再做了个挡风帘子。孩子坐在里面冬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下小雨也淋不着。同时把多余的线手套拆开来染成五颜六色的线，织成小花鞋和小新疆帽。又用多种颜色的碎毛线，织成冬天戴的拉着白绒的新疆帽和花花绿绿的孔雀开屏式的大外罩。孩子这样的穿戴，又坐着那别有风味的手推车，上医院，走大街，很多女同志都惊奇地问：“这衣服帽子是哪儿买的？”
“这车子是哪儿买的？”
“是友谊商店买的吧？”
“这孩子是新疆人吗？”
每逢这样的询问，雪媛都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自豪感，有时也微笑着回答，“是友谊商店买的”，而绝不说是自己做的。
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心灵手巧，人穷志不短。好多人都拿来线请她织帽子、钩小鞋，她都尽量满足。有时她甚至自己贴钱，钩织了一些鞋帽送给院里邻居或同事家的孩子。这些孩子就被打扮起来上街、串门，似乎给他们的父母也增添了光彩。
五
1971年6月底，新华社机关大院附近砌成了几座简易楼，决定把散居在一些街道小四合院内的部分职工，收拢到这些楼内来。
石驸马大街28号四合院的一些邻居也陆续搬光了，只剩下雪媛母女没人管。而这所院子已转交给铁路部门，即将抹平建楼房。
我接到了雪媛的告急信，恨不能像孙悟空那样一个跟头翻到北京。幸好这时国家给劳改就业人员也恢复了探亲假，假期工资照发并报销来回车票。我立即请假启程，回到了北京。
雪媛母女喜出望外。为伟一下扑到我的怀里，雪媛眼里含着泪。光着屁腚站在小车里的小晋京虽然还不会说话，也不认识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但她看看扑在我怀里的姐姐，又望望喜笑颜开的妈妈，似乎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外人，也傻乎乎地向我笑望着。我立即上前把她抱起来亲了亲，转身对雪媛说：“让你和孩子们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们！”雪媛还是那句老话：“那你又是在为谁受苦？”
第二天一早，雪媛放心地推着晋京去上班了。我还愿似地上街买了一条草鱼，做了雪媛在两个月子里都没有喝过一口的鱼汤，给她下奶。虽然小晋京已快一周岁，这显然是马后炮了，但如果不补上这一炮，我更于心不安。
第三天，新华社房管组的孙同志，来领我们去看新的住处。
这位孙同志，过去是收发室通讯班向一些中央领导送《内参》的，我面熟，不知他何时离开通讯班到了房管组的。他把我们领到西单“又一顺”回民饭庄背后参政胡同7号新华社的又一个四合院，给我们看了一间正对院中的南房，约有10平方米。里墙隔壁是第二实验小学的水房，墙上下半拉是一块很大的水印子。他问我们“这房子怎么样？”我和雪媛觉得这总比睡在露天地上强，连声说“好好好”。
我们与孙同志分手后，立即用苏北老家我的三哥戴育霖和南京江苏省农林厅堂兄戴济安给我们寄来的几十块钱，去家具店买来两块铺板，用其中的一块给为伟支了一张小床，用另一块加上原来的碎木板条支了张大床，支床的全部都是砖头。我又用一只破木箱钉上一块塑料纱窗布做了个小碗柜，再用几根木棍和一块比较坚硬的一面光的马粪纸钉了张小饭桌。这样一家人可以坐在小凳上吃饭，不必再端着饭碗坐在床边上凑合着。一些书籍，就用木板兜吊在墙上的铁钉上。
这样一个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雪媛却感到很满足：“不比《上海屋檐下》的那些住房差！”假期满了，我该回太原劳改队了。
北京去太原的火车晚上10点开。雪媛抱着小晋京，我搀着为伟，从“又一顺”饭庄北沿的参政胡同东口来到了西单，坐10路公共汽车直达北京火车站。
从此，我每次回家再返大原时，雪媛和孩子们都走这条路线，把我送到西单的 10路汽车站。
晋京长到两岁多，能跑会说了，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以为我就是坐10路车去北京站那儿上班的。每当看到院子里别的孩子的爸爸下班回家，与自己的孩子亲亲热热，她都触景生情地想念我这个“爸爸”。
于是她老问她妈：“人家小鸽子爸爸又回家了，我们的爸爸怎么老不回家呢？”
终于，这孩子想我这个不称职的“爸爸”想得近乎发疯。每天从工厂托儿所回家时，她都站在家门口向院子大门外守望，有时就站到院门口去守望，渴望看到自己爸爸的身影，有时还伤心地哭着对她妈妈喊：“妈妈，我要爸爸！妈妈，我要爸爸……”喊哑了嗓子流干了泪。
一天，她妈领着她去上班，走到民族饭店附近马路边的一个邮筒，往里面投了一封给我的信，顺便对她说：“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妈妈这信就是寄给爸爸的。你老想爸爸，要不也给你身上贴张邮票，把你也寄给爸爸好不好？”
这孩子绕着邮筒转了一圈，还用小手在邮筒上摸了摸，摇摇头说：“在里面会出不来气。”她妈开心地笑了：“说得对，不能把你放在邮筒里。要看爸爸，得去北京站坐火车。”她由此才知道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以后再当我回来探亲，又坐10路车去北京站时，这孩子都在西单10路车站台上嚎陶大哭，边哭边喊：“爸爸，爸爸……”挣扎着要跟汽车跑。
车子走远了。她妈才连拉带拽地拉着她和她姐往回走。走进“又一顺”北边的那条夜深人静的细胡同里，母女三人才抱头痛哭……
六
把晋京拉扯到上学，雪媛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下午，鹿师傅在摇臂钻上给洗衣机用的珐琅盘打眼，没夹紧，让潘雪媛在一边用手紧扶着。待飞速转动的钻头落下时，这个珐琅盘突然也跟着飞了起来，正打在雪媛的右胳膊上。当时她只觉得疼了一下，继续干活。当别人看到她的袖口和手腕往下流血，连忙惊呼“怎么啦，怎么啦”，她才捞起袖管一看，右臂被打开了一寸多长的血口子，袖管已经湿乎乎的了。
车间内的班长也惊住了，叫她赶快到医院瞧瞧去。雪媛说：“不用，没事。”别人说：“血流得袖管都湿了，还能不去医院？”
这样，她才去了二龙路医院，消毒，粘上了一块封闭伤口的胶布。医生叫回家休息三天，但她只歇了当天的下午，第二天就又上班了，因为各种误工一超过三天，两块钱的奖金就没有了。
伤口还没有完全痊愈，又轮着她上大夜班。熬了一夜下班回家，想睡个好觉，院子里的人都起来了，吵吵闹闹，没法睡。等上完了一个星期的大夜班，凌晨回家时，只觉得路灯的灯光是黄蒙蒙的，路边的树影儿在地上不停地晃动，走在人行道上似乎高一脚低一脚。第二天上白班，雪媛正在摇臂钻上打眼就晕倒了。女徒弟小逯和男徒弟小余，用平板车把她拉到二龙路医院抢救，然后再把她送回家。
从此她在班上动不动就眼前一黑，咯咚一声就晕倒了，晕得人事不省。
每当其时，徒弟们把她送回家稍事休息，她就又去上班了。这时她的血压常常高压180，低压120.工厂医务室左得出奇的女医生不给她开药，说她是“右派老婆”。后来医务室来了一位段联琪大夫，深入车间了解下情，知道了潘雪媛的健康状况，就对潘雪媛说：“潘师傅，你以后回家休息或没有假条了，你不要先急于上班。你先上医务室找我，看看能不能上班。”不但如此，段大夫还向车间的班组长们说：“潘师傅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她以后要再来上班，你们叫她先上我这儿来，可不能再让她动不动就晕倒了。这车间里满地都是三角铁，一旦晕倒了头跌在三角铁上，那可就危险了！”在段大夫的如此关照下，雪媛一度能够坚持上班了。但在1978年元旦过后，她又一次在车间摇臂钻上打眼时晕倒了，被徒弟们用板车送回家，而且数这一次病重。
当我得知雪媛病重，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垠的荒漠中时，我的心似乎一下从胸膛沉落到肚脐眼，并不禁喃喃自语：“我不去解救他们谁去？！”经说明情由，在那个四周布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仍然是那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与人情味的管教干事邢凤舞，帮我亮起了立刻回北京的绿灯。
1978年春节临近，我外穿当年与胡志明主席在一起照相时穿过的已补得看不出原来质地的破呢子衣服，内穿补丁摞补丁的衬衣，带着第三次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伤势，风尘仆仆地踏进家门大声呼叫“雪媛，我回来了”的时候，面色青黄的雪媛却静静地躺在床上，痴迷迷地向我直瞪着双眼，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人。
看样子她是有些神志不清了。两个孩子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棉袄棉裤，两眼汪汪地直流泪。
我早从雪媛的信中得知，尽管她们姐妹俩的学习成绩在各自的班上都名列前茅，但因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而一直当不了红小兵。
诸如此类的绝情悻理的举措，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天地之遥！我再也忍不住两眶悲泪！
七
这时，在我的苏北故土传来的讯息也是令人十分伤怀的：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上进心再强，也都因为他们有了我这个“大右派”叔叔而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在我生肺病的姐姐因为我不能再给她以经济援助而去世之后，在我的那个年仅二十在小学代课的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的侄儿，因当地政府不愿为他花费招待上峰吃顿饭的钱动一下手术而看着他活活地死去之后，我的老母也在不断思念我的贫苦中长辞人世了，我的二哥戴作霖也被人活活整死。
那是在“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大会的小镇干部陈某硬让我的二哥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是“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的没安好心的人，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如眼中钉，遂推辞说他的门牙早掉光了，“说话不关风，怕喊得不清不楚”，不肯带头喊，陈某却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塞到我的二哥手中。
我二哥推不过，只得按照口号单带头喊了第一句：“打倒江渭清！”没想到这五个字音刚出口，陈某就迫不及待地立刻宣布“大会应立即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明目张胆地进行阶级报复。”陈某立即命令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准备好的写有“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在我二哥的脖子上，又把拖拉机的一个五六十斤重的一尺多长的大钢管，套在我二哥的脑袋上，强迫我二哥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
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那吊着几十斤重大铁牌的细铁丝就勒破了我二哥的后脖颈而鲜血直流……
不久，我二哥就身患绝症饮恨而亡！“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个高抬“伟大旗手江青”而无恶不作的陈某，照样逍遥自在地当他的小镇干部，无人追究！
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
大小家庭的深重苦难，迫使我不得不一边照料病重的妻子和上学的两个孩子，一边到处上访，力求尽快结束我在漫长隧道的岁月以回到妻儿的身边。
一切生活费用，几乎全靠自己也是“右派”但比我的处境略好的挚友姚昌淦、徐颖夫妇以及我老家的胞兄、堂兄和侄儿侄女们支援。
我上访了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接待站，也上访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群众来访接待站，同时给粉碎“四人帮”之后由我国驻法国大使岗位上调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写了信。
据说这位有胆有识的外交家立即作了批示，要新华社政治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然而这个复查办公室竟有人说：“戴煌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那全中国就没有一个\'右派\'了！”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后来在频频上访的过程中我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起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
34 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
一
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元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耀邦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这个话带给你爸爸。”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但是叶选宁把话带到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反而是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轮番出台。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兜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三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则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还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很快，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几位教师，请到自己办公室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灰砖小楼，与他们研究起草一篇文章。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全国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而且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都想好了，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
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信件和电报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还有一个大家庭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二
但是，千百万冤沉海底的人并未能很快盼到“大天亮”。以当时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为代表的许多人大力贯彻“两个凡是”，抗拒和阻挠干部政策的全面落实。
针对这种形势，耀邦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
1977年贝正月27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位置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同时在第二版，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不久，郭玉峰就被迫离开了中央组织部，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9 77年12月15日早上八点整，胡耀邦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院内的老老少少，激情满怀地欢迎胡耀邦的到来。12月19日，耀邦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他首先说到“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恢复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他还说：“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亚月，在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收到的来信多达六麻袋。
三
在这个过程中，耀邦问过去处理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1978年春天，也就是我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到处上访的时候，专门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正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遗留问题。
会前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的争论。所以，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等人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会议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就很不错了。所以不搞甄别平反，而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
对此，中组部的杨士杰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在讲话中特地引用了耀邦刚到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k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对这个《报告》，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持有保留意见。但不久，中共中央还是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党遵照执行。
从烟台回来后，杨士杰等人向耀邦作了详细汇报。耀邦完全赞同他们在烟台会议上的发言，同时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一边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出台，出台后又推动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一边隔三差五地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专门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而就在西单迤西300米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有关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了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起来，全党不就忙得乱了套了吗？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说，不管怎么说，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些奇谈怪论，杨士杰拿着一份正式文件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壁、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伟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耀邦闻讯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望贯彻执行。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以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大振。
四
在这政治暖流劲涌的大背景下，新华社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也骤然加快。早在烟台会议前后，我就给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同志写过一封信，要求对我落实党的政策。杜导正同志立即批示国内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并给我回了信。复查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同志迅速与我见了面，在慰勉之余嘱我耐心等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铺开后，新华社的落实政策工作更大大地放开了手脚。1978年9月17日中央发布了民族饭店会议的“55号”文件，当月月底，徐文同志就通知我过了国庆节就先回国内部上班。
1978年10月4日，在阔别了14年又5个月之后，我再次跨进了新华社大门。
这时候，改正结论尚未作出，党籍尚未恢复，国内部负责人就放手让我重操旧业，以党员的名义和其他一些同志走访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并中组部干审局，为“六十一人大案”的平反广泛搜集材料，准备写文章。同时把我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四个成员以及原国内部副主任庄重同志的档案材料，分别交给政治组、文教组、《内参》组、资料组和解放军分社的党支部研究整理，写出复查改正的意见。我的复查改正意见，由《内参》组党支部负责撰写。
1978年12月上旬，国内部这些编辑组对我们这几个人的档案材料复查完毕，并写出了复查改正意见。按照当时的规定，编辑部门的这些意见和改正结论，必须经过新华社政治部复查办公室讨论通过，才能报请社党组《当时还叫“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可是对于我的问题，在政治部那儿又卡了壳。他们还是那句老话：“戴煌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全中国就没有一个右派了！”徐文和国内部的有关同志果敢而灵活。他们越过了新华社政治部这道“文昭关”，把国内部作出的改正结论直接送给社党组。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立即批示“同意”，我和我的大小家庭长达21年的苦难才画上了句号。
12月15日，我重新踏进新华社大门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国内部就为所谓的“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和庄重同志，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全新华社各部门都派了代表与会。在这个大会上，每读完一个同志的复查材料和改正结论，全场都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与1957年所谓“揭发批判”我们的大会的气氛，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反差。所以我要说：感谢胡耀邦争回了历史的公正！
五
关于我的复查意见，是由《内参》组副组长尤璐同志在大会上宣读的，全文如下：
关于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审改意见（一）
（这一节关于我个人简历，故略）
（二）
1958年3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作了如下几条政治结论：（前文已有，此处故略）
（三）我们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及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我们认为，戴煌同志是属于错划问题，应予改正。理由是：第一，一九五八年三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把戴煌同志主动检查交代出来的东西和讨论新闻业务所写的文章作为写政治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不恰当的。当时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所作政治结论的材料主要引自戴煌主动交出来的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称为反党万言书）、戴煌一九五七年十月写的《自我检查》、戴煌一九五七年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此外，还有鸣放中的一些问题和反党小集团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又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反党万言书”问题。政治结论中的第六条说：戴煌依据上述观点（按：指前五条政治结论，其要点是：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对党的新闻政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曾于一九五六年冬写了一份“万言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他又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章，并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卢、，向党展开了恶毒的进攻。据了解，戴煌之所以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忧心忡忡，想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早解决，以免在我国引起类似匈牙利事件。他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份开始写信，信还未写完，一九五七年初，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觉得这说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下面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这封信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就此搁笔。整风开始后，戴煌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帮助党整风，在两次鸣放座谈会上，把他在城乡看到的一些问题讲了一下，实际上是重复了他准备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上的一些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击右派。当时人们认为戴煌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向党进攻，开始对戴煌进行揭发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戴煌为了让组织上更好地分析他的思想状况，主动地将他未完成的“万言书”交出来。戴煌写信的动机是什么？戴在信的开头说：“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愿望（即写信），否则我觉得自己于人民有愧和有罪。”在这封信的另一处，戴煌在列举了他的家乡沟墩的区委对于一系列由于农民对现实不满陷于悲观失望而造成的自杀事件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事实之后，说：“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习气，使得这种直接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乌烟瘴气未能得到及时清除，并让其无止境地扩展下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以便向中央写一报告。”由此可见，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攻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合适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戴煌根据组织上和群众的要求，写了一份“自我检查”，其中有些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中引用这个材料也是不对的。他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指出新闻工作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谈不上是反动文章。总之，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党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或者是主动检查思想，因而说了心里话，是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据此定罪，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错误的。
第二，1958年的政治结论对戴煌同志的言行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而是采用了断章取义的办法，把他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的意见，也不顾他所讲意见的整个精神，摘其尖锐的，加以拼凑，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一）关于“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问题。
（1）关于对待毛主席的问题。戴煌确实讲了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意见。如在“万言书”中有：“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他亦会说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当然，这也许是应当的，是真理。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站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有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有看到过。即使有个什么检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有责任。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修正（错误）中领导大家前进的，因而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明吧。
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任何时候都对他们说真心话的人。“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份的”自我检查“中，戴煌也作了类似的”交代“。他讲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不同意把主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不同意”把主席神化“，他认为”对主席的颂扬太过“。他反对把毛主席宣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不会有错误“的领袖。他认为这样宣传。称颂和教导是”唯心的、反科学的“。
从戴煌整个讲话的精神来看，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主席和党的领导。他的本意是要从苏联的这面镜子中吸取教训。他对主席的一些意见是在肯定“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前提下讲的。他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只是要求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他在一九六二年在《回顾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说毛主席是万能的，对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我坚决不相信；但要全部否定他的忠仁才智和丰功伟绩，我又坚决反对”。他搞引了恩格斯《论权威》中的一段话：“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所必需，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因为他们为人类的美好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戴煌同志引证这段话，用以说明我们中国称颂毛主席“是革命利益所必需，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这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的感情。他只是认为我们“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他还说：“我反对这种主观专断的说法：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他认为，“在党的高层中，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在某一时某一地，也有想错。做错的可能。因此，反对某领导人或不同意某一个领袖的某些做法，就扣以\'反党\'、\'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显然是荒谬的。”这说明戴煌所反对的仅仅是不能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而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领导。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对毛主席的真实态度。
（2）所谓“成立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一九五七年，戴煌原来的妻子晓旅揭发戴煌“要成立第三党”的问题。
最近，我们曾就此问题向晓旅作了调查。她写的证明材料有士。下的话：“1957年整风反右前，戴煌回了一趟老家，回北京后对他家乡有些人事不满。当时反击右派将要开始，一天早饭后，他匆匆回到宿舍礼智楼二楼发牢骚，说出想要组织第三党。……关于他说第三党的话，确实讲了，是牢骚性的，并不是与我商量想建或如何建这个党。”此外，并无其他人听到戴煌说过这类问题。戴煌在一份材料讲此问题时写道，看到家乡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非常气忿，在火头上讲了一句：“万不得已，我们的党就应该号召有良心的党团员起来组织革命委员会。”戴煌同志在问题得不到解决时，一怒之下讲了这句气话，并无实际行动，不能以此得出结论，说他要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以此定罪。
（3）关于戴煌“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的问题。
对此，戴煌在申诉中提出，“我从未像结论（第一条）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在打算给中央的那封半途而废的信件草稿中，我只是写特权阶级的胚胎已经形成”，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复查，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在这封信中，我着重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逐渐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我们认为戴煌的申诉基本上符合事实。戴煌并没有像结论中所写的那样，“\'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戴的“万言书”中只是说，特权阶级是存在的，主要是指作为“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的胚胎正在形成和发展中”，但还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戴煌下这个结论的根据，主要是“万言书”中列举的一些干部特殊化、违法乱纪的现象。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在全体干部中占多大比重？据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自我检查》交代，有这种问题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二，也就是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以外，几乎无恶不作”。具体地说，戴煌所说的“官僚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或“特权阶级的胚胎”，就是指大约占全体干部十分之一二的有严重特殊化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一批坏干部。至于第一条结论中所举“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各个角落”、“以致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的问题，和戴所说的“特权阶级”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各地区、各部门都有一些人（十分之一二）不同程度地有些类似表现，并非说全国全党都如此。显然戴煌所反对和仇视的是他所认为的一小部分有严重特殊化和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而绝不是党、毛主席和各级领导。固然，他把一些干部生活特殊化、违法乱纪现象概括为“官僚统治阶级”、“特权阶级”、“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是有问题的，但这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应该批评教育，不应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
（二）关于“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指戴煌对人代会、党代会代表产生方式上的一些意见。戴煌在“万言书”中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国人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的选举问题，我觉得选举这些人当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方法上，似乎有点不够十分妥当，也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比如有些代表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偏偏当上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人。例如我们的社长吴冷西，就是这样的人。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肯定我们的党代会、人代会的多数代表是人民拥护的，选这些人是正当的之后，认为选举方法上“不够十分妥当”，不应当由中央“指定”和“摊派”，他主张“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结论把这些意见概括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对的。就是结论第四条中摘引的他检讨材料中那些主张，多数也是宪法规定的。因此，根本构不成他“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自由”问题。
（三）关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
结论说戴煌“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中指出，在基本建设中，有人为了骗取荣誉，竟不顾实际情况，弄虚作假，抢进度，以致造成事故百出，质量低劣的事实后，写道：“如果是真正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踏踏实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戴煌在这里讲的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那些为了骗取荣誉，搞弄虚作假，造成社会主义事业损失的现象。
政治结论说戴煌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信和发言中都肯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正确的、伟大的。结论第三条摘引的一些话，都是他针对家乡的一些干部违法乱纪情况而言的。把它说成是“认为合作化后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条结论还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举出：戴煌对我国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的看法为例，说明戴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值得自豪的”。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里写了士。下一段话：“我们今天能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长江，那是在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不是在首创精神方面已经超过我们的祖先。如果说在两千年前的那种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情况和条件下，我们的祖先尚能建造万里长城这种伟大不朽的工程，而我们今天还不能改造黄河的话，那才奇怪呢！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但是，我们所称祖先，首先是我们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种千层万叠的重压下，那种极端贫困、痛苦和落后的条件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比的创造性的劳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的荣誉，这应当值得作为后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正因为有了我们的过去，才有我们的今天。……因此，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戴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肯定的，如说，“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这就是说在他们面前是值得自豪的。戴煌说不值得自豪，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比起我们历代的祖先劳动人民在困难的条件下，以创造性的劳动为祖国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荣誉。戴煌这样写的立足点是在于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要老和过去比，而要和世界先进水平比。
（四）关于“反对党的新闻政策”问题。
戴煌在“万言书”中和《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对新闻工作确实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认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实事求是，“片面夸大、过分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报喜不报忧”。戴煌在《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
俗话说得好：\'不为有利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的，而不能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硬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能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这些话本来是正确的，而结论的第五条断章取义，把一些措词尖锐的话摘出来，作为反对党的新闻政策的依据，显然是违背原意的。
（五）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的问题。戴煌对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如认为“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等，不仅为以后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在当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所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关于结论说：“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这在事实上有很大出入。实际情况是，当时有人在议论苏联情况时说，赫鲁晓夫过去高度赞扬斯大林，现在突然把斯大林贬得这么低，谁还能再相信他的话呢？他现在抬出了列宁，到时候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了。戴煌赞同这种说法。这是对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的市侩伎俩的揭露和抵制，并非如结论所写是贬列宁。综上所述，戴煌同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冒着风险，光明磊落，把他在城乡中看到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进行反映，讲了一些人想讲而不敢讲的真心话，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的表现，应予发扬。戴煌同志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确实也说了一些错话，应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六）关于“反党小集团”问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因所谓“有组织地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企图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及篡改其政治方向”等，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实际情况是：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从解放战争开始就都搞军事报道，后来又调到一起工作，相互认识早，关系好些，时常在一起闲聊、议论和交往也多一些，是正常的同志关系；他们在一起议论的如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有反感，对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看不惯等，总的出发点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根本谈不上是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适于公开的军事报道比战时报道相应减少。当时军事组（后来改建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就和平时期军事报道怎么搞的问题，在会上会下有各种议论，戴、李、韩、路也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有的认为要加强我军光荣传统的报道，有的觉得要学些外文，便于研究外军资料，也有的想改行，认为军事组用不了那么多人。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却给扣上“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的政治方向”的帽子，显然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在酝酿成立解放军分社的过程中，对军分社领导人选，组织上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也有过议论，戴、李、韩、路当时对个别人选也公开或私下讲了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对与否，在酝酿过程中都是允许的，不能得出“篡夺领导权”的结论。
因此，把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定为“反党小集团”，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六划”“六不划”的标准来衡量，把戴煌划为右派分子，实属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分配工作。军籍问题可根据有关指示精神解决。
中共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尤潞同志宣读了上述材料后，国内部复查办公室的同志宣读了新华社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对我的改正决定，全文如下：关于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讨论了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改正意见”。根据中共中央（1978）五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确属错划；同意内参组党支部意见，决定对戴煌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十五级的待遇。
新华杜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随后，中共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也在这个结论上签字表示同意。
历史是公正的。正因为胡耀邦为全党全国争回了历史的公正，我个人的从29岁到50岁的长达21年的苦难才终于结束。如果一个人从20岁到50岁算做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则2／3的大好年华已然虚度，且鬓发花白，全身留下了多处终生性的伤痛。但我试想“老春”权作青春度，以补所失于一二。
结 束 语这本小册子所述及的主要事件，经历于1956年到1978年。为保持历史的真实，这里所用的骨干素材，全部引用于那些年所写而近年才陆续“回归”的文字材料。其后，以及当前，笔者的所思所言，几乎概未述及。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流行的词语，如“真理标准”、“不正之风”、“封建法西斯”等等，也一律不用。
曾有人问我：“自从你觉得\'神化与特权\'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最主要的危险之后，你沿着这根主线所进行的多种思考，终于被历史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请问：你当初是根据什么理论分析预言的？”
我的回答是：思考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修养。因为一般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懂得，不论古今中外，也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一个国家的具有巨大权威的掌权人，一旦极端自信，极端专横，极端粗暴地践踏舆论，并把其统治下的人民，只当做其实现某种欲望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其结果必定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比我看得更深刻，思考得更周密。只因为他们具有高深的涵养和明智冷静的头脑，才没有鲜明地直抒己见。而我，只不过是个被人称做“冒失鬼”和“炮筒子”的人，“心里有话存不住”，比那些真正的有识之士早说了一步而已，并非我比别人高明。
又曾有人问：“你对\'反右派\'斗争怎样看？今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斗争？”
我的回答是：这说起来比较复杂。
根据我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和在监狱与劳改队中十四年的长期观察，“右派”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少人的所思所想并非国家大事，有的则完全是个人的\'小九九“。他们之所以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多半因为个人的工资、级别待遇、住房及其他生活小事，发表了一些对顶头上司不满的言论；或因为与领导发生了口角，说了些过头话，从而被拉上了”反领导就是反党“的这条线上来的。
另有一些人，即便原来也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在严酷的境遇中经不起考验，也程度不同地露出了凶残、冷酷、阴险的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右派”们被纷纷“改正”时，社会上不少人笼统地认为“右派”们都是“好样的”，是有“先见之明的”，是“敢于抨击时弊的英雄好汉”，等等，我以为实在是一大误解。
但是尽管如此，原先给这些人扣上“右派”帽子也是不对的。不管有些人原来就是怎么不正经，甚或真地对党对革命怀有“对立情绪”乃至“刻骨仇恨”，在大鸣大放中放出了多少支“毒箭”，但那毕竟都是在我们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言者无罪”的保证后，人家才出来说话或张贴大字报的。后来统统给人家扣上“右派”帽子，就是言而无信、失信于民、有损党的信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后来虽然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给人家“改正”了，还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据廖盖隆等人所编《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统计，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5万余人，这就是说，还有未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
另据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披露，“反右”后20年内陆续被摘帽者多达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用552973减去552877人，只有96人未被改正。假定这96人是真正的必须整顿的“右派”，那么用552877除以96，等于“扩大化”了5759.1354倍。
由于坚持这“只是扩大化”了的“必要论”，因此对“右派”问题的平反一律用“改正”而不用“平反”一词，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既然是“错划”，那就应该平反，就像对“文革”中被整的人以及在“反右派”前后各种“运动”中被“扩大化”、被“搞错了”的人一样。
许多人在“文革”中或“反右派”以外的各种“运动”中，被当作“敌人”、“叛徒”、“走资派”、“大老虎\'等等往死里整，这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出于某些人的险恶用心，固然应该被平反，但其中有些人确实也有男盗女娼、贪赃枉法或大搞特殊化官僚化的行为，对这样一些人，都能彻底平反，为什么对只是说了几句话或写了一两篇文章的所谓”右派“，却非要留下一条尾巴而叫做”改正“呢？ 这显然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
再说，对1957年提出的观点经得起现实与历史检验的“右派”的平反，也一律叫做“改正”，就尤其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了。
当年把很多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往死里整的“高手”们，至今还没有悔悟到过去整同志整错了。其中绝大多数人，哪怕装腔作势地向受害的同志表示一点儿歉意，都还做不到。有的人甚至还洋洋自得，对当年受他们迫害过的同志立目横眉，以“历来紧跟党的路线”而自诩，却不去暗自思量过去哪些“紧跟”是对的，哪些“紧跟”是跟错了的。
在这种气氛中，尽管绝大多数中青年意气风发，在灿烂的理想之路上向前奋进，但也不乏若干“后来者”颇有甘愿从其“志同道合”的前辈中承受那种衣钵的“勇敢举动”。一有风吹草动，这样一些“老中青”往往都擦掌摩拳，大喊“全线出击”，颇有“反右派”、“反右倾”、“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来了的劲头。因为这种“表忠心”最容易向上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才实学勤奋上进，而只要昧着良心就行。
同时，几乎祸及全国的恣意倒买倒卖、任意提高物价、敲诈勒索、买官鬻爵、任意湖吃海喝，以及其他种种恶性侵害和挥霍人民血汗成果的所谓不正之风，至今仍然常兴不艾。不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了多少这不准那不准的文件也白搭，以致于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歇后语：“中纪委文件-纸上谈兵。”究其实，大凡敢于明目张胆地搞这些黑社会行当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手握实权或背后很有“来头”的人。陈希同-王宝森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在日常，他们能够“虚怀若谷”地容忍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么？虽说像过去那样铺天盖地的大规模“反右派”运动不会有，但局部的、小规模的、甚至只是“个别教练”的，则不仅会有，而且压根儿几乎就没断过线。
所有这些现实的存在，也还是很值得人们提防的，不宜把枕头捆得太高。林放同志的警世之作《江东子弟今犹在》，是很值得不甘浑噩度日的人们不时咀嚼回味的。
以上这些，就作为结束这本小册子时的赘言吧。竭诚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指教。
一个人，对如许敏感复杂的问题的思索，不可能都是非常中肯或较可人意的。多少真正伟大的人物尚非都是完人，何况我这样的人。
1978年12月26日至1988年1月27日
初稿于北京房山岳各庄
1988年2月27日至3月3日改于北京戴氏蜗牛居
1988年11月24日至12月19日再改于戴氏蜗牛居
1997年2月19日至6月11日充实定稿于戴氏蜗牛居
（连载完——议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