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五至七节
从王斌余和安然杀人事件看作为“悲惨世界”的中国
从诗经时代写作《硕鼠》的作者到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再到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的近代文豪梁启超，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在寻求世外桃源，却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桃源乐土。圣经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人类的乐园，在那里“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四节），那是一处人类得享永久的平安与喜乐的新天新地，“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那新天新地欢喜快乐，超乎我们的想像。而保罗也写到了人获得救恩之后的更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当“新人”都生活在“新天新地”之中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道德伦理的直线堕落，首先从上层开始，再波及中层和下层，最后变成全民性的堕落。中国成了谎言笼罩每一个角落的谎言帝国，成了“假商品”无处不在的制假帝国——从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论文、假处女膜乃至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假针头，没有人们制造不出来的假货，没有人们不敢流通的假货。与此同时，文化和学术全面衰退及腐败，知识分子整体性失语，教师和医生成为老百姓最不信任的、也最鄙视的两种职业，可谓“斯文扫地”也。
今天的中国，不仅不是“桃源乐土”，相反简直就是“悲惨世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天安门屠杀给中国带来以下三个方面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政府动用荷枪实弹的军队，用机枪和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让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家破人亡。从此，中共当局统治的合法性便全然丧失。杀人机器一旦启动，再也难以停止；一次杀人被证明是维持权力的好方法，第二次的杀人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选项。于是，暴力永无休止。
其次，官方体制内部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人士，全部被逆向淘汰出局。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瞬间破灭，至今仍然看不到这样的希望。此后二十年间，中共政权的腐败，更以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的方式，从中央到基层各级蔓延。今天中共各级官僚的心态，就像是昔日的法国国王一样：“今生尽情享乐，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第三，普通百姓发现，连爱国民主运动也招致血腥镇压，从此不再遵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无所适从的“活着主义者”——就像余华在小说《活着》所表现的那样：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只要能活着，甚至可以违背一切伦理道德；除了活着之外，根本不必考虑彼岸世界，根本不必考虑永生。当局全面控制教育和传媒，长期进行洗脑和诱导，让中国大陆成为丧失道德准则和善恶判断的国度。
当代著名作家们大都热衷于写作莺歌燕舞、太平盛世的谎言。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中文世界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出现在手机短信上。近期大陆流行一则手机短信，堪称社会状况最真实的写照：“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作敢当，越来越像警察。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十几亿同胞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这是多么可怕而可悲的处境啊。中国就像是受到上帝责备却不肯悔改的城市，当最后审判的日子降临时，该承受何等悲惨的命运呢？
王斌余杀人事件和安然杀人事件，是近期引起中国大陆的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两起重要案件。前一案件的当事人是一贫如洗的农民工，后一案件的当事人是前程似锦的北大学子；前者杀人是因走投无路，后者杀人是因爱成恨。在这两个疯狂的杀人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在一个没有爱的、非道德的社会里，在一个充斥着仇恨和暴力的社会里，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北大学子，其精神世界都是不健全的。他们在遇到某种困境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其他解决方法，于是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杀人。
我们先来看王斌余的故事：农民工王斌余到城市打工，其血汗钱长期被拖欠。他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花钱医治，找老板多次讨要未果。此后，他去劳动部门和法院寻求帮助，全都无济于事。最终，百般无奈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却被对方辱骂成“像条狗”。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王斌余拔出刀来，连杀四人，重伤一人。杀人之后，他从容地到附近的公安局投案自首。不久前，王斌余被法院判处死刑且迅速执行。
王斌余为何要杀人呢？表面上是为讨要工钱，实际上是长期被侮辱、被冷漠、被遗弃，生活在没有爱和怜悯的环境里，最终导致心理失衡。王斌余在城里打工十年，“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拿得最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讨薪杀人后，他无奈地说：“我觉得看守所是个好地方，比工地好。”得知被判死刑后，他追问道：“我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做事挣钱，为何就那么难？……如果有钱的人欺侮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
然而，被王斌余杀害的并非包工头，而是前来劝架的邻居苏文才一家。苏家原是六口人，现只留下了苏文才老伴和案发时出生不到百天的婴儿——丈夫、儿子、女儿、女婿在瞬间就永远失去了生命。该案中的一组数字，足以说明王斌余心中的仇恨和愤怒如火山岩浆一般长期酝酿，一旦爆发则不可收拾：王斌余致被害人苏志刚刀伤七处、致苏文才刀伤十五处、致苏香兰刀伤十处、致吴华刀伤十处，加上对重伤者汤晓琴的五处刀伤，加起来共有四十七刀！他在杀倒四人后又返身挨个补刀，足见其恶性十足。检察官的说法是：刀刀致命。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法学家陆学艺，看到有关王斌余案的报道后彻夜难眠。他感叹说，孙志刚之死拷问了我们社会的良知，并导致了一部恶法（城市收容制度）的废除；王斌余案则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现行农民工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陆学艺说：“农民工是什么？是工人，不让当城市居民；是农民，又主要在城里工作。”农民工是合法权利不断受侵犯的边缘人，其经济利益经常受到伤害，其人格尊严长期遭受践踏。在此意义上，王斌余的杀人似乎具有了一种追求“正义”的合理性。在网络上潮水般的评价中，有九成以上的网民认为王斌余杀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甚至有人将其赞誉为“抗暴英雄”。借此事件释放出来的“民意”，已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我们再来看安然的故事：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早上六点钟左右，北大公共卫生学院二零零二级学生安然，在与同学们一起实习的北京世纪坛医院教学楼内，与同学崔某发生争执。安然在追赶崔至四楼一平台时，用事先藏匿在四楼门后的菜刀猛砍崔头面部、颈部等处数十刀，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刺扎崔的背部。崔某被砍伤致死。
安然与崔某的矛盾是由于两个人共同喜欢班里的一位女同学苏某，苏某与崔某确定了恋爱关系后，安然并不死心。安然准备了菜刀并拿上平时携带的尖刀去见崔，当两人相遇并发生争执后，就发生了以上那极其悲惨的一幕。据检方出具的尸检报告显示：崔某仅头部和面部就被砍二十余刀，脖子几乎被砍断，全身共被砍八十多刀，死于气管断裂、颅脑损伤造成的出血性休克。凶手作案的残忍程度简直就像是恐怖片中的连环杀手。
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讯问，文质彬彬的安然不是摇头就是点头，要不就从嘴里蹦字，没有一句完整的话。公诉人宣读同学的证言后，法官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干脆地说：“污蔑！”或者说：“很恶毒！”后来，他哭着陈述道，自己跟被害人之间并无矛盾，也不知怎么就动手杀人了。安然法庭上的若干表现均表明，他并没有悔罪的迹象，也没有承担事情后果的勇气。
据受害人一方的沈律师介绍，安然为了追到苏某，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找到苏某，强行进行拥抱、接吻等行为，其猥亵、骚扰行为累计达二十多次。苏某多次向北京大学医学部保卫处报案，保卫处的回答是：安然不够处分条件，他们不能处理。另外，根据其实习单位北京大学第九临床医学院提交的“情况说明”写道：安然的同学曾多次丢失物品，均怀疑安然所为；安然在同学面前多次摆弄匕首类凶器，在做动物试验时故意不给动物打麻药，故意让兔子发出惨叫，影响同学正常试验学习。
这类冷血而怯懦的、“智商”高而“情商”低的学生，在北大及大陆青年一代学子中并非孤零零的个案——从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枪杀导师和同学的卢刚到用硫酸伤害动物园中黑熊的刘海洋，这类出身名校的“冷血动物”举不胜举。
基督徒的缺席和爱的缺席，是悲剧的根源
王斌余和安然的杀人事件，从不同层面呈现出大陆社会浓浓的血腥味道。暴力意识就像是一头蠢蠢欲动的野兽，正在黑暗中发出粗重的喘息。
无庸讳言，中国大陆是一个极其病态的社会，中国大陆是一个欲望泛滥的社会，中国大陆是一个暴力肆虐的社会。中国官方口口声声宣扬“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却不知道没有公义的稳定是无法维持的；中国官方振振有词地说要制造“和谐社会”，却不知道没有爱和信任，哪有和谐可言？
今天的中国社会表面上看无比富足：数十万元一桌的满汉全席供不应求，进而发展出“人乳筵席”这样的“贵族消费”；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上，来自中国的贪官和富商及其妻子儿女或者“二奶”们，排队购买昂贵的路易斯威登牌的挎包；山西的煤老板嫁女儿的婚礼上，一字排开十多辆加长的林肯轿车，简直比美国总统的国宴还要威风。但是，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极度匮乏的社会。这个社会最缺少什么呢？有人说是金钱，有人说是能源，有人说是土地，有人说是知识，有人说是文化……我说，这个社会最缺少的是爱、公义和信仰。这片土地并非神州，这块土地上充满着暴戾和邪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秤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诗篇》第五十八篇二节）。
作为基督徒、作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起来的教会，我们能够背对这一切不义的事情吗？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躲藏起来、并宣称自己的信仰是“与世无争”的吗？圣经中早已教导我们：“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诗篇》第八十二篇三至四节）我们有没有这样做过呢？
最近，我读到华姿撰写的《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一书，这是第一本由中国作家撰写的德兰修女的传记，也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一本德兰修女的传记。华姿是一位有基督徒的作家，她深刻地理解了德兰修女的信仰，以及在信仰的光照下成就的仁爱修女会的伟大事业。
在这本传记中，我注意到一些以前并不知晓的史料：一九八五年和一九九三年，德兰修女曾两次访问中国。然而，当时国内的媒体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我特意上网搜索一番，甚至没有发现一篇相关的报道。以至于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以为德兰修女从未来过中国，甚至发出这样的置疑：德兰修女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呢？为什么德兰修女会忽略这样片广袤的土地和如此众多的人民呢？
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对德兰修女竟然如此冷淡：这位在爱中行走的圣徒，在世界各国包括一些信仰对立的伊斯兰国家，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赞美，惟独在中国是一个例外。在一九九七年德兰修女逝世的时候，仁爱修女会和修士会已遍布世界一百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共有修女修士七千多人，义工则来自一百多个国家、达数十万人。台湾和香港亦有其分支机构，中国大陆仍是一处发人深省的空白。显然，中国大陆未能建立仁爱修女会不是德兰修女的错——问题出在其他的地方。
那么，中国是否需要像仁爱修女会这样的机构和组织以及由它们带来的丰富的信息？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正如德兰修女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但这并不够，她还要为人们提供一种心灵的食物，那就是爱。那么，中国人缺少爱吗？我们只需要作这样一种假设，答案便昭然若揭了：假如王斌余和安然遇到德兰修女，受到基督信仰的光照，福音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注入他们干涸的心灵中，他们还会疯狂地杀人并最终导致自己被判处死刑吗？几条活生生的人命还会这样白白地逝去吗？
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讨论王斌余杀人事件时，都将关注点集中在是否执行死刑、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以及“城乡分治”模式的变革等问题上。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讨论安然杀人事件时，将关注点集中在大学管理机制的改进、学生心理咨询机构的匮乏以及父母的家庭教育如何实施等问题上。这些议题固然都很重要，但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思考方向——外在的社会制度的改变并不足以完全驱除人内在的邪恶，只有心灵构造的更新才能让人真正实现“弃恶从善”，成为“新造的人”。
王斌余和安然的身份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杀人的动机也不同。但是，他们杀人的深层原因，在此一点上是相似的：那就是绝望。他们看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爱和怜悯，他们绝望是因为感到自己被这个社会所遗弃。对于这种日渐弥漫开来的绝望感，德兰修女一语中的地指出：“人类所经历的最坏的疾病，就是被遗弃。”正是这种“不治之伤”，驱使王斌余和安然铤而走险地去杀人，在剥夺他人不可复制的生命的同时，也就给自己同样宝贵的生命划上了句号，“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耶利米书》五章三节）。他们的所作所为背离了上帝创造生命的初衷。
我相信，如果此前一刻钟，王斌余和安然能与德兰修女相遇，在德兰修女那里得到爱、同情和尊重，他们必然会换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他们的血气、怨毒和暴戾也可能会烟消云散。一个生命可以感召另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中丰丰满满的良善可以唤起另一个生命中被压制和被遮蔽的良善。那么，王斌余和安然一定会成为“另一个人”，一个知道自己的宝贵、也知道别人的宝贵的人。
以王斌余而论，他的悲剧首先来自于农民的身份。中国没有印度那种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也没有昔日南非因肤色不同而产生的种族隔离制度。传统中国在人才的跨阶层流动、人口的地域性迁移、民族的融合、宗教的多元化等方面均相对宽松和自由。但是，晚近半个多世纪即中共建政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占总人口七成以上的农民天然地成为“劣等公民”，其现实情形比之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尤为严重。
虽然中国官方得意洋洋地公布说，二零零五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升至世界第六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十多年保持接近或超过两位数的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仍然不得不承认：“我们不能忘记中国还有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还有两千多万需要政府给予最低保障补贴的人口。”这个数字显然被大大压低了，至少有超过三亿以上的中国底层民众未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仍然在贫困、疾病和被权力欺凌的无助而绝望的状态中生活。如果王斌余和他的数以亿计的同伴们，依旧无法摆脱被侮辱和被遗弃的命运的话，类似的惨剧还会不断发生。
以安然而论，这名“天之骄子”的悲剧首先来自于中国大陆教育体制中爱的教育的严重缺失。长期以来，中共以“狼奶”来喂养孩子们，在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教育中长大的一代代中国人，排斥和嘲笑神，不知信仰为何物。年轻人不假思索地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理论，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伟大领袖已经变成了僵尸，但他那“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却深入人心，崇拜希特勒和毛泽东这样的“强者”的年轻人如过江之鲫。
在今天中国的文化氛围中，爱被当作是软弱的标志，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软弱便意味着失败。一本名为《狼图腾》的长篇小说，长期高居畅销书排行榜之首，因为作者倡导的“像狼一样生活”的准则，契合了变动时代国人的基本心态。是的，中国人个个都在学习如何“像狼一样生活”，没有人愿意做羔羊。今天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如圣经中所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至三节）于是，安然便用杀死情敌的方式，去实现他那畸形的情爱。我想反问的是：那还是“爱”吗？
敢于杀人的王斌余和安然，当然不是我们时代的“英雄”。在我看来，其情可悯，其行可恶——他们只是“悲惨世界”里被扭曲、被遗弃的生命。这些可怜亦可悲的生命，在尚未听到福音的时候，便匆匆离开了人间。这便是悲剧中最大的悲剧。
王斌余和安然们固然需要“按劳分配”的社会制度与舒缓压力的心理机构，但他们最需要的是爱和怜悯，是上帝的恩典，是福音的甘泉。他们的悲剧让我们迫切感到要尽快传福音，要让更多失丧的灵魂被主得着，要让光穿透这层层的黑暗。
让我们像德兰修女那样“爱，直到受伤”
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拥有了数以千万计的基督徒，有人因此而乐观地宣称中国大陆已经出现基督信仰的大复兴，未来的中国将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我却没有如此乐观，因为我遗憾地看到：基督徒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却是一个“看不见”的群体。我想，在面对一起又一起的杀人事件的时候，在面对山西奴隶童工时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是否需要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仅仅以唱赞美诗歌为乐、是否只是满足于过圣诞节的愉悦、是否只知道沉浸在教会的温情脉脉之中？我们有没有对身边处境堪忧的同胞给予足够的爱与关怀？我们有没有到处传播福音的热忱与信念？我们有没有立志让自己在这个世界发挥光和盐的功用？
德兰修女从不说什么高言大义，而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握手和一个拥抱开始做起。德兰修女一生都尊奉耶稣的一句教导，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五至四十节）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追问：谁是那饥渴的？谁是那流落异乡的？谁是那赤身露体的？谁是那病的？谁是那坐牢的？谁又是他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呢？是老人吗？是弃儿吗？是残疾人吗？是妓女吗？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吗？是失去工作的工人吗？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吗？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呢？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存在，我们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不是他们不存在，而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感觉出现了问题。我们已经丧失了爱心，我们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
贫穷的原因是匮乏。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处于匮乏之中？对于德兰修女来说，“贫穷”一词的定义比我们寻常理解的更为宽广——在她看来，贫穷还意味着：饥饿并不单指没有食物，而是对爱的渴求；赤身并不单指没有衣服，而是指人的尊严受到剥夺；无家可归并不单指需要一个栖身之所，而是指受到排斥和摒弃。除了贫穷和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孤独也是一种饥饿，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
在我们的周围，这样的人太多了，物质上极度贫乏的人和心灵上极度匮乏的人同样多。当年，德兰修女在那些没有人要的人中，在那些没有人爱的人中，在那些躺在垃圾堆里的乞丐中，看到了耶稣的容貌。那一刻，圣灵感动了她、圣灵充满了她，让她认识到，那不是一名乞丐或异教徒在吁求，乃是耶稣基督亲自在吁求。医治他们的身体和灵魂，爱是最好的药物。今天，我们当如何活出耶稣的爱来？
尽管有人置疑这位瘦小的修女的选择很幼稚，甚至有人指责她只关注贫困而不解决造成贫困的根源、不去号召穷人揭竿而起反抗富人，但德兰修女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一九七七年，她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平静地指出：“今天的世界一片混乱，人也饱受痛苦。……人活着，除了口粮外，也渴求人的爱、仁慈和体恤。今天，就是因为缺乏相爱、仁慈和体恤的心，人们的内心极度痛苦。耶稣一再教导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为爱我们，甘愿受苦，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不能给你们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看看你们身边，如果在你身边看见贫苦的人，就从身边开始，付出微笑、付出时间给他们。”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话语，让那些知而不行的知识分子们为之汗颜。
德兰修女不是革命家，如果硬要将“革命”这个词语同她联系起来，那么她的回答是：“我革命的成分中只有爱。”在此，德兰修女彰显了她与马克思之间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基督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最大的不同：梦想“改造世界”的马克思未能拯救任何一个人的灵魂，马克思本人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伪君子，他连自己的灵魂也拯救不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未能在地上实现美好的天国，反倒将这个世界变成了充满仇恨、猜忌和压迫的地狱。与之相反，羸弱的德兰修女义无反顾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默默无闻地让数十万处于“非人”状态的乞丐、濒临死亡的人、麻风病人、弃婴……重新成为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人、有尊严也有爱的能力的人。谁真正改变了世界呢？
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毛泽东思想，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带给中国深重的灾难。重建中国，必须改变制度，更要改变人心。就连中共当局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死马当作活马医地搞起了祭孔典礼、国学教育，却忘记了当年批孔最厉害并下令摧毁孔庙和孔墓的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最近，《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以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的选择率，成为人们眼中的“一号问题”。可笑的是，居然有“专家”提出，可以考虑恢复“爵位制”来激励公民的荣誉感，这种“爵位”类似于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以及香港的“太平绅士”，专门激励道德方面有优秀表现的公民。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办法。王斌余和安然的难题，以及千千万万潜在的“王斌余”和“安然”的难题，最终的解决方案也许并不是由那些聪明的政治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所草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是德兰修女在耶稣的启示下提出的最笨拙、最简单、最直接也最艰难的方式，那就是：爱，直到受伤。制度的改变和更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像德兰修女那样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用爱去填补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我们却可以立即着手进行。在仰望天上的造物主之后，在低头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像鲁迅那样站在远处对阿Q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知识分子，而是像德兰修女那样“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捆绑的人同捆绑”的爱的使者。在书斋里过着抽象生活的知识分子们改变不了这个“悲惨世界”——在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罪与罚》的主人公、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怀着比王斌余崇高得多的目的去杀人劫财，却加剧了这个“悲惨世界”的悲惨程度；而《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以自己的不需要任何回报的牺牲和受难换来了他人的幸福，这个被人人耻笑的“白痴”最终成为世界的一道亮光。
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兰修女也是以一种近乎“白痴”的方式实践耶稣赋予人类的最高的律法、律法中的律法——爱人如己。德兰修女的仁爱修女会未能出现在中国，这是德兰修女生前的一大遗憾，更是中国的一大遗憾。然而，这个遗憾也许正是上帝特意为中国基督徒设定的一个更为长远的计划——让我们自己站出来实践耶稣基督的教诲：在这个破碎的、不完美的世界上成为光和盐。
“假如王斌余和安然遇到德兰修女”，当然是我美妙的假设。但愿在下一个“王斌余”、下一个“安然”出现之前，这个假设不再是令人遗憾的空想，而是让人欣慰的事实。那么，这个令人遗憾的空想怎样才能变成令人欣慰的事实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般地等待上帝派遣又一位德兰修女到中国来。上帝拣选我们，难道是让我们无所作为吗？作为基督徒，为什么不能从自己做起呢？基督信仰理应成为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道德的催化剂。
一个生活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理应在其生活和工作中、在每一分每一秒中，为主作见证：基督徒能否在大家都随地吐痰的时候自己不吐，基督徒能否在大家都闯红灯的时候自己闯？如果你是一名教师，那么你就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教导孩子们怎样去追求真理；如果你是一名医生，那么你就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医治那些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如果你是一名会计，你能不能做到坚持不作假账呢？如果你是一名作家，你能不能坚持不写那些充满暴力和淫秽色彩的故事呢？我们需要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彰显出基督徒的伦理和主的荣耀来。道德伦理的树立，不是靠居高临下地去教导别人，乃是靠自己身体力行和以身作则。
是的，这样做很难。但是，再难，也值得我们去试一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这样做了；也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是基督的精兵。也只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全然地献出自己，承担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的使命，中国这个悲惨世界才可能转变成桃源乐土。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初稿，二零零七年七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