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先生在《坚持还是合流：知识分子与时代》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目前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在关注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腐败蔓延等现象的同时，也在评论知识分子的立场、态度和形象。知识分子的特殊之处，他们的行为值得描写和议论之处在于，他们比一般人善于使用语言，有些人用语言来宣讲自己的理念、社会的理念，坚持理想社会的标准，而有些人用语言来为自己没有勇气、没有道义，没有是非标准的生活辩护。”
从徐先生的文章可以引伸出这样几个问题：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具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当代知识分子面对转型中的社会该做怎样的选择？为什么要苛求知识分子？我愿意谈谈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 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对它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一般倾向于把它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我则更愿从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的角度来区分之。
主观方面的定义又可分为两种。①一种认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谋求公众福利的献身感”，用我国古代的话来说，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此，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赛义德把知识分子描述成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强烈的抗争意识，从不停止对各种社会现象提出疑问”。这种知识分子在近代以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群体（十二月党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以及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雨果等人为代表。②另一种主观角度的理解则认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是追求真理。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主要德行是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创造能力，他们愿为真理而献身，而不一定要为社会而献身。显然，按照前一种理解，知识分子的职责首先是求善，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以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分子为主。而后者主要是求真，不问世事的自然科学家也完全可以称为知识分子。
从根本上说，当代对知识分子的争论其实源于这两种理解之间的争论。它突出表现在对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解上。现在的学者几乎都赞同这一立场，但理解却各不相同。一种理解认为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治学态度，更是一种政治态度，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专制统治的反抗精神；另一种则把它理解为单纯的治学态度。
我认为，这两种态度各有利弊。前一种态度虽然在道义上令人感动，但效果不一定令人满意。事实上，知识分子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俄国和法国知识分子来看，俄国知识分子最后多数走向了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而法国大革命的残酷及其后的动荡也是世所公认的。本想以天下为己任，结果却陷天下于水火之中，这是救世之心太切的知识分子常见的结局。朱学勤对文人思维的弊病的批评虽然或许有些过分，但确实应该引起重视。正如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所说：“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
相比之下，后一种知识分子虽然显得有些保守，但却更稳妥。当然，知识分子如果都拒绝道德担当，而仅仅满足于做后一种人的话，社会恐怕也很难有进步。最好的办法是集二者于一身，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太难得了。所以只好让两种知识分子并存。朱学勤所主张的右派在朝、左派在野，或许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安排，但在目前的中国还远远谈不上。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两种知识分子都很缺少。大部分知识分子既谈不上道德担当，又谈不上纯粹的学术研究。
客观角度的知识分子定义也可以分为两种。③一种是从其职业身份的角度来定义，即知识分子是从事知识的生产和传承的人。他们可以是文学艺术家、科研工作者、教师、编辑、记者等等，而不论他们本身是否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④另一种定义则更广泛，认为只要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而不论他们是否从事专门的文化工作。当然，这个“较高文化水平”是一个动态的标准，不同的时代各不相同。在八十年代，人们认为本科毕业生就可以被算做是知识分子了，现在则已经不一定。
这两种定义出于不同的标准。前二者侧重于应然，即知识分子应该怎么样，后二者侧重于实然，即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虽然不能以前者来取代后者，但着眼于应然的规范性定义仍然是必要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本身是一个中性词的话，那么当我们说某某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时候，这个词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内涵了。
所以，与其问“什么是知识分子？”不如问“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们其实用不着把知识分子太理想化。所以我个人倾向于第③种定义。但是，正如任何职业都有其职业道德一样，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其职业道德。只要一个知识人满足了他的职业道德，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就不该再对他苛求什么。那么，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知识分子要对知识、文化负责。这就要求知识分子不仅应具备必要的知识水平，而且要有追求知识的内在热情，而不是不学无术或者只是为了名利而去“搞”学问。知识分子是创造和传承精神财富的人，为此，作为创造者，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探索精神，努力创造出新的精神财富；作为知识的传承者，他们必须传播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而不是人云亦云。所以，要真正对知识、文化负责，就必须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敢于坚持真理。
其次，知识分子要对人类社会负责。这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既然有影响，就应该负起责来。我们不必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知识分子有责是肯定的。所谓“在其位，则谋其政”，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直接掌权，但权力的运行其实是离不开他们或明或暗的支持的。所以他们对待权力的态度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个人私事。这里必须注意，知识分子是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弱者）负责，而不是对国家政府，更不是对某个政党负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他们代表着“社会的良心”。
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他们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能够超越他们原来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局限性，而为全人类（至少是一国的人民）服务。对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阶级分析法是无效的。如果说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不是，他们不管自己原来是属于什么阶级，也不管现在是拿着谁的钱。他们考虑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一些永恒的东西。
知识分子由于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所以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但这绝不等于说他们就是毛，只能依附在皮上。古语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种士已有点象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是，严格说来，中国古代的谋士或食客是不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因为他们是为主人服务的，缺乏独立性。
传说前苏联艺术家尤金娜有一次收到斯大林送来的20000卢布，因为斯大林非常喜欢她所弹的钢琴曲。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所谓钱照样拿，人照样骂。尤金娜真知识分子也！
如果说前一点要求主要是求真（对文学艺术家来说则是求美）的话，那么后一点要求则是求善。其实这两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矛盾的。只要我们坚持的是人类社会之善，而不是某党某阶级之“善”（其实是利），那么，求真就必然是善的。
当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神仙，他们也有个人利益。但他们不能把个人利益置于学术、思想或艺术作品之上。古语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决不是知识分子用来为个人谋利的工具。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以追求真善美为目的，而利只能是其副产品。知识市场化本身虽无可厚非，尤其是科技成果应该尽快推向市场，但是就象厂家为谋利而生产的产品应该以有益于消费者为前提一样，知识分子创造的产品也应该有益于社会，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个人利益。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歪曲事实或隐瞒自己的观点，制造一些迎合一时的“主流”观点的伪学术，这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会对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从而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简而言之，作为知识分子，首先应该要有知识，其次必须要有德。如果只有德而无知，当然谈不上是知识分子，但如果只有才而无德，那么他就很可能会故意歪曲自己的观点，制造出一些伪科学、伪学术来，比如说晚年郭沫若之类。这样的御用文人更接近于官，而算不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所需要的德其实比其他行业的高尚不了多少，决不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是圣人。但是，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领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那些专制独裁者、做贼心虚者，总会或者威逼或者拉拢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阵营、替他们说谎。知识分子如果拒绝，那么自己的生存就将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就必须成为圣人。否则就很容易沦为帮凶或者失去知识分子的属性。
刘志琴在怀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不是谢幕，是序幕》中提到，南开大学一位历史系教授曾经对他说：李慎之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圣人！我想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感受。为什么李慎之先生就成了圣人了呢？他所做的也就是坚持了一个思想家的良知而已。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本来算不了什么。他之所以成为“圣人”，恰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环境之严酷以及俯首投降者之众，这才反衬出其行为之高。
（二）两种知识分子：体制内与体制外
那么，某些人对“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批评是否合理呢？我觉得首先必须澄清其定义。所谓体制内外，我认为其实有两种分法。一种是客观的分法，即只按照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工作单位来划分：凡在属于国家的党政机关、科研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作，拥有体制内的职务职称及待遇的就被视为体制内知识分子，反之则为体制外。另一种分法不是按照知识分子的外在身份，而是按照他们的思想态度来划分：支持现有体制的就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反之则为体制外。
我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不应该笼统地批评前者。
我们不应该否认很多身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是坚决主张改革的，也许可以借用一句俗话来说，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比如说刘军宁、秦晖、朱学勤、钱理群、徐友渔、袁伟时、任剑涛等，包括曾经担任领导职务的李锐、朱厚泽、杜润生、李普等，甚至李慎之也没有完全放弃其体制内的身份。他们的态度或许不如刘晓波、余杰那么鲜明，但所起的作用应该说是在后者之上的。我们决不能抹煞他们的功绩、怀疑他们的人格。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虽然令人敬佩，但忍辱负重、以图将来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选择。
也就是说，体制内与体制外如果仅仅是身份的差别，那就不好说谁对谁错。有些知识分子身在体制外，但心在体制内，只想着哪天被某个领导看中、从此平步青云；至于某些“体制外”的企业家走官商勾结的路线，化公为私、大发横财，那就更不用说了。而身处体制内的人也不乏坚持原则、洁身自好者。
如果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目标是一致的（即都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仅仅是手段不同的话，我认为都是值得赞许的。问题在于，体制内生存相对来说要容易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觉选择体制外反抗的知识分子在道义上确实要更胜一筹。不过，道义只是评价问题的一个角度。我们不能只讲动机不问效果，只重意图伦理而不讲责任伦理。比如说，清末有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办法都没有，就只知道一味地主战，别人一提议和就骂别人是卖国贼。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谁对敌人态度最坚决、最激进，谁就最正确，这种思维方法显然是有问题的。有时侯，妥协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茅于轼先生主张体制外人士与体制内合作，并非没有一定道理。问题在于这种妥协是否以放弃原则为代价。其实，更关键的是要判断现体制是否有与异议人士合作的诚意，即这种合作主要是以维护“稳定”还是以促进改革为目的。
应该承认，现在这个体制比二十年前还是有进步的。在体制内并不是什么好事都干不了。不过，如果认为在体制内就是干实事，而在体制外则只是空谈，那无疑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要想真正做点事或说点话都不容易。区别只在于，体制外的人在冒着危险不懈努力，屡败屡战，但效果有限；而体制内的人则只能在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尽自己所能，其效果同样有限。
另外，必须承认的是，处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要坚持原则是很困难的。朱竞在《李慎之印象》中谈到一次他对李慎之的访问，他问：“如果您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并担任领导职务，您能做到‘干净’吗？”李慎之回答说：“不好说”。连李慎之都认为不好说，可见体制对人的束缚与毒害力是多么的大！
尤其要注意的是，说体制内外应该主要按思想态度来划分，这决不是说就没有任何明确的标准。虽然思想态度是主观的东西，但它总会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身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有时难免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比如说现在一些所谓学术著作的前言，或者一篇论文的开头和结尾，往往都是一些套话，只有中间部分的内容还有点东西。但如果一个人所说的都是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或者老是顾左右而言他地回避问题，你能相信这个人心里其实是有正义感的么？正如范美忠在《担当还是逍遥——我们如何面对黑暗》中所言：“一个人不杀生不近女色我们不能相信他一定信佛，但你能相信‘佛在心头坐，酒肉穿肠过’的人吗？”
当然，为了自保，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一些比较尖锐敏感的问题时可以采用一些比较隐晦的语言。但一味地回避，不仅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几句真话，就是在课堂、讲座和会议上都没几句真话，那就说不过去了。知识分子不是不可以退让，以退为进不失为一种策略，但退让应该是有限度的。选择在体制内努力决不能以放弃原则为代价，否则就不叫忍辱负重而是卑躬曲膝、苟且偷生了。正如刘晓波在《诚实地说出常识的良知 ──祭李慎之先生》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曲笔隐语式’自由主义叙事很容易沦为伪自由主义；‘避免正面对抗’也是退向无原则驯顺的曲径。”所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应该时时反省自己，而不要先想着为自己辩解。
当年汪精卫投靠日本时并不说自己是卖国求荣，而说是走“曲线救国”之路的。按照他的说法，他才真的是“忍辱负重”啦！
懦弱本身并不可耻，但如果不承认自己懦弱，反而还振振有辞，觉得自己才是对的，那就真是无耻了。“知耻近乎勇”，“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龚自珍）。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忏悔真的就这么难么？
（三）在抗争与妥协之间
据说萨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当面对黑暗，你没有说不，你就是同谋。”
这样的要求也许太严格了。我个人觉得，当说不的代价太大时，选择沉默也是可以原谅的（虽然不够高尚）。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都来当烈士。唯一的要求只能是，不要跟黑暗同流合污。比如说，当面对黑暗时，你可以不说不，但绝对不应该说它是光明。遗憾的是，有很多知识分子连这条底线都没有守住。
应该承认，今天我国的思想文化水平在很多方面是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进步了。九十年代并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在精神气质上与八十年代相比有了较大的不同。这不仅与政治环境有关，更与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有关。从很大程度上说，九十年代以来，不是知识分子影响了民众，而是民众影响了知识分子。当然，这与一开始知识分子被迫选择了沉默有关，后来，则是想影响也难了。于是，很多知识分子索性放弃了努力，争相去谋求自己的名利去了。古语云：“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本来也不算错。但何时才算达？是不是只有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地位才算达？独善其身又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洁身自好而是唯利是图么？
当然，体制内知识分子有不少自我辩护的理由。
1，知识分子应该远离政治。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知识分子曾经被迫政治化，如文革时期，那自然是一场恶梦。知识分子也曾经主动干预政治，远的如五四以后，近的如八十年代，结果也事与愿违。痛定思痛，很多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的真正位置还是应该在书斋，于是潜心于学术，不再过问政治。这也算是一种无声的抵抗吧。对这些人，是不应该批评的。知识分子有权拒绝对政治发言，尤其是科技知识分子。
但是须知，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政治。知识分子固然不必都来关心政治，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但如果大家都不关心政治的话，那显然是有问题的，是避重就轻、逃避现实的表现。政治决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事，在一个民主社会，作为普通公民都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何况是知识分子？所以，人文知识分子拒绝对政治发言，放弃的不仅仅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有作为公民的责任。
更为严重的是，在现体制下，知识分子即使想远离政治也很难做到。体制经常迫使你发言，这时你是说实话还是说谎话呢？显而易见，很多人选择了说谎话。
有些文艺界人士或自然科学界的人士，嘴里说不关心政治，但却担任着人大或政协的委员。当然，他们不是不能当，问题在于是怎么当的。是坚持真理、仗义执言，还是唯唯诺诺，或歌功颂德，或顾左右而言他呢？显然，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后者，象吴祖光之类的只是凤毛麟角。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知识分子该不该参政？怎样参政？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说：“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对此我基本赞同。不过我认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最好还是以言的形式，而不是直接与权力相结合。
2，社会在进步
这也是对的。但能不能说社会在进步所以就不必批评了呢？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这二十年来的领导人其实都得感谢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为正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乱搞一气，才使得人们觉得现在的生活简直是在天堂，统治者才有资格自豪地吹嘘这二十多年来的政绩是多么辉煌，才有理由劝告人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其实，我们不过是从“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进步到了“终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
体制内知识分子往往指责体制外知识分子只看到体制的黑暗面，而没有看到体制本身是在不断改良的，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有意识形态偏见。确实，体制外知识分子有时是显得有些偏激，而体制内知识分子则似乎要全面、客观一些。但是，批评现实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权利，甚至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只要世上仍有黑暗，现实仍有不足，社会仍有弱者，人间仍有不公，那么，知识分子就不能停止批判。何况，现在的问题不是一点，而是很大；批评的声音不是很多，而是很少（至少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是这样）。所以，社会虽然有进步，但这决不是放弃批判的理由。
3，批判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建设
这似乎也不错。只破不立是不负责任的。批判现实容易，建设未来难；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难。那么，怎么样来解决问题呢？体制内知识分子认为，应该循序渐进，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他们批评体制外的自由主义者只知空谈民主自由。曾经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批评共产党的口号，现在反过来成为共产党人用来批评自由主义者的武器了。
批判是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没有批判，连问题都难以发现，遑论解决？可以说，由于缺乏批判的自由，新闻报道经常报喜不报忧，使得我国很多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至于建设性意见，体制外人士也不是没有，只不过掌权者听不进去从而把它们也当成了反对意见而已。而体制内人士的所谓干实事、解决实际问题，往往也只是拖延、敷衍，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
“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一说法本身没错。但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继续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已经不行了，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宏观理论来指导。实际上，统治者一方面对体制外人士说要多研究点问题，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里大谈主义，什么“邓小平理论”啦、“三个代表”啦，喊得震天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该宣扬的主义不宣扬，缺乏实际意义的东西反而在那里大肆鼓噪！
4，把老百姓当替罪羊
体制内知识分子有时侯也会谈到政治改革，不过，他们一般都会以条件还不成熟为由将其推到遥远的未来。为什么还不成熟？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素质太差。中国人民缺乏民主素质，给他们民主权利他们也不会用。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实行专制是有其必然性的。自由主义者李慎之不是也强调要启蒙吗？“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其实我们也想早日实现民主！只是国情不允许呀！你们这些体制外激进派，不过是想拔苗助长而已。
有时侯我感到很奇怪，专制主义与民族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当自由主义者批判国民性时，他们批评自由主义者崇洋媚外，说中华民族是多么的伟大；但是，当自由主义者主张加快民主步伐时，他们又反过来说中华民族缺乏民主传统，是护不起来的阿斗，只能享受专制。真是奇哉怪哉！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确实复杂，非一言两语所能说清。但至少可以肯定，制度并非简单地由文化决定。李慎之先生确实很重视启蒙，但他更强调要加快制度变革的步伐。他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一文中指出：“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短期内不能实行民主。这个观点是康梁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癌疾，中国要有前途，必须打破这个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远转不出来的论点，历史是人干出来的，不是抠书本，讲死道理抠出来的。当然，如果机缘凑巧中国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预言那个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们只能以此为起点，认认真真地进行公民教育”。即“只有先实行制度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5，把理论当挡箭牌
很多知识分子说：我心里也很急，但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不容易解决，必须创造出一种万无一失的理论来才能去付诸实施，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你们这些体制外的激进派光会喊口号，光有热情、有勇气有什么用？
中国的问题确实复杂，但是，世界上有万无一失的理论吗？没有。何况，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非常明确，对症下药，这药方其实是现成的。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所以，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把常识付诸实施），实践问题主要不是方法问题而是勇气问题。
回避基本的常识，一味地从西方引进一大堆新概念、新名词，云山雾罩，不知所云，表面上深刻得不得了，似乎其他理论都不堪一驳，其实要么是换汤不换药，要么是远离中国的现实。
一种比较常见的回避现实的手法，是把西方的问题当成中国的问题，或者是把未来中国的问题当成是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一味地担心这类问题：实现现代化之后会有什么弊端？民主化后会不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经济自由化后会不会加剧两极分化？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不该问，未雨绸缪也是有必要的，但在很多人那里，这却成了阻止我国进行进一步改革的借口。
6，把制度当成遮羞布
其实很多知识分子心里也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够地道。他们最后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没办法，制度比人强，“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体制迫使我做的，其实我又何尝不想讲真话？
应该说，能够承认这一点也算是一大进步了。但是，这不能作为我们拒绝忏悔的理由。制度不合理确实会使好人也变坏，但这不等于说一切都是制度的错，个人没有一点责任。不，正如哈维尔所指出的，我们都是有罪的。难道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我们就只有屈服这一种选择么？如果一切都可以推到制度身上的话，那么为什么二战后还要审判战犯？他们大多数人不都是执行上面的命令而已么？
更不应该的是，作为知识分子这样来自我辩护，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了普通民众。当他们以民众缺乏民主素质为由来拖延民主改革时，他们是精英主义的；但是，当他们为自己的懦弱辩护时，他们又把自己当成了跟普通人一样的受害者。我们也是人嘛！
是的，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个人利益，也有恐惧。但是，既然你选择了当一名知识分子，也就选择了相应的责任。普通人屈服于专制的淫威不该过于苛责，但对知识分子，应该有不同的标准。
（四）为什么要苛求知识分子？
很多人可能会争辩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受的苦已经太多了！你为什么还要苛求他们呢？
是的，近五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真是罄竹难书。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被吓坏了。连李慎之先生在八十年代都不敢发言，他后来回忆说自己“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
但是，知识分子轻易地就因言获罪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随便地就从肉体上消灭的时代更是已经过去了。虽然言论自由还非常有限，但毕竟有了一些缝隙，知识分子决不是毫无发言的空间。问题在于，太多的知识分子仍然生活在自我禁锢之中。他们满足于亦步亦趋地跟在报纸后面说一些绝对安全的话，不仅不敢去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反而连现有的言论空间都没有充分利用。
如果说以前的知识分子说真话面临的是牢狱之灾甚至死亡的威胁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威胁要小得多了。他们失去的不过是体制内的名利而已。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可怜的利益很多人都舍不得放弃。
当然，知识分子的待遇比以前已经大有改善了。八十年代人们曾经抱怨过的“脑体倒挂”现象现在已几乎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客观上确实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本来，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是不管待遇好坏都应该坚持原则的。但是，如果因为待遇好了就自愿地认同于这个体制，那么，体制外人士用“收买”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也就不奇怪了。
可以说，我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已不再属于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成了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他们的脑袋不再由自己的心决定，而是由自己的屁股决定；他们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成了统治者的宣传工具。他们所说所写的很多话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知识成了他们赖以谋生的工具，为此不惜对其进行歪曲、自戕。更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不再感到羞耻。
这难道正常吗？
确实，整个社会氛围都在鼓励人们同流合污，知识分子要洁身自好确实不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缺乏原则、缺乏血性，令很多知识分子感到寒心。
李静在《年青者的羞惭》一文中指出：“在这个充满强权和悖谬的世界，此时最真切的悖谬在于：稀少的老者在觉醒中抗争，众多的青年在谎言中逸乐；老者显现出揭穿皇帝新衣之孩童的纯真，青年在扮演见怪不怪人情练达之士的圆滑；老者不再‘耳顺’，为‘从心所欲’而‘逾矩’，青年不再愤怒，为出人头地而规矩……一种逆向的进化在此形成：老人构建着‘不满的文化’，青年实践着‘苟安的哲学’；老人在清算专制制度皇权文化的遗毒，青年在编织‘中华文化拯救全世界’的美梦；老人不再顾及己身的利害安危，只想以残烛之年为中国的个人寻一条‘最不坏’的路，青年不再怀抱人道自由的理想，只想风华正茂时为自己杀出一条‘出名趁早’的血路。老人在燃烧，青年在取暖，一切都已倒置。”
这虽然有点夸张，但确实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事实。不过，这不能作为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责任的理由。因为一方面，青年一代的犬儒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不是中老年知识分子放弃了引导，他们会变成这样么？可以说，在青年一代的堕落过程中，中老年一代的“榜样”作用不可忽视。青年人本来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启蒙对象，现在却以他们的无知与浅薄作为放弃启蒙的理由，这合理吗？另一方面，青年一代正前途未卜，面临着很强的学习与生存压力，他们如果选择反抗，付出的要比已经有了一定资本的知识分子多得多，很可能，他们的一生将就这么毁了，所以，他们的软弱更值得理解与原谅。最后，青年一代是未来的希望，作为中老年知识分子，应该以爱护他们为出发点，怎么能要求他们来做牺牲品呢？
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充满了苦难。这里面既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失误，更有统治者的残忍暴虐。从某种意义上说，当身处无道之世的时候，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也就是知识分子的骄傲，而知识分子的风光反而是他们自身的耻辱。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任重而道远。他们应该继承鲁迅、胡适、陈寅恪、顾准、李慎之等前辈知识分子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为我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摇旗呐喊，为我国的优秀学术思想传递薪火。果如此，则中国幸矣！民族幸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