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老师重病住院之后，每天我和妻子都通过电话从刘晓波那里了解病情的变化。我们给包老师家打过几次电话，但都没有人接听，他的家人大概都在医院里照料他。我们每天都在为包老师恳切祷告，希望他再一次战胜病魔，再一次出现奇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就像几年前的那一次大病一样。那一次，据主治医生说，这样的病人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二。幸运的是，包老师便是那极其微小的比例中的一个。他的坚忍，他的刚强，他的疾恶如仇，他的大义凛然，也许连肆虐的病魔也要退让三分吧。我们希望再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再见到他金刚的怒目。然而，这一次，包老师没能挺过来。他突然之间便告别了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

陶渊明在《挽歌》中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几句诗歌，貌似旷达，骨子里却悲观到了极点。我不知道包老师的去世，会让多少人感到哀伤；我不知道包老师的葬礼，会有多少人前去参加。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一个已经辞世的老人呢？在过去的十八年里，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他也没有参与任何一套丛书和杂志的编辑，他的名字从未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出现过，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什么力量，让这个已经“崛起”的大国政府感到担忧呢？

如今，我远在大洋彼岸，无法在包老师生前去看望那最后的一眼；也无法在包老师身后为他的后事尽一点学生的责任。让我与妻子最悔恨的便是，以前没有能够跟包老师更多地相处，没有向他请教更多的道德文章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带他到方舟教会参加过一次崇拜活动。我们以为，包老师还不到七十岁，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有很多很多。一年前，包老师的家从北京西北边搬家到东南边的，离我家近了，本来我们应当多去探望他。我一直劝包老师写回忆录，但他大病初愈之后，精力不济，难以长期伏案工作。其实，我可以用访谈的形式，请他谈谈那雄姿英发、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谈谈那广场上的汗水与眼泪、光荣与梦想。可是，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他便突然走了，留下无尽的遗憾……

在包老师的学生辈当中，我算是比较晚认识他的，但后来成为七十年代人中与他交往最多的人之一。记得第一次与包老师见面，大约是在一九九八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摩罗一起去海淀塔院包老师的家中做客。摩罗告诉我说，包老师最近读到我们的新作，很是欣赏，特意通过朋友约我们去他家见面。老实说，当时我心里对“见，还是不见”确实有些忐忑不安，我知道包老师在天安门屠杀之后的艰难处境，他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也是北京处于被最严密的监控状态之下的异议知识分子之一。当时，我还只是北大的一名研究生，担心到包老师家会给自己带来某些麻烦——事后回想起来，这是何等怯懦和自私的想法啊。我们这群人，本来就已经被当权者看为异类了，我们本该互相扶持、互相慰藉、互相温暖，怎么能够为了让自己更加安全一些，而自动疏远那些比我们更不安全的朋友和师长呢？更何况，包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的中学时代，他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我百读不厌的启蒙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独立思想便是从那套丛书开始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还只是一名刚刚开始读书和思考的外省中学生。幸运的是，我赶上了那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那是中共掌权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思想最活跃的一段时期。那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丰富多彩的《走向未来丛书》，阅读刘晓波狂放不羁的文字，观看气势磅礴的《河殇》……每一本书都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心灵之窗，使我得以从蒙昧和愚蠢中苏醒过来。那些书籍让我清晰地意识到，人类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的世界，还有一些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至高价值，如自由和尊严。那段时光，因为有了这些读物的陪伴，而美丽如斯，而成为甜蜜的回忆。那时，我便发现：不仅是《走向未来丛书》，其他好多类似的书籍，在其版权页上，都赫然写着一个重要的名字——“包遵信”。他是谁呢？

然后，便是“六•四”的惨烈的枪声，便是不断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上发布的“通缉令”中的一个名字——“包遵信”。再以后，便是包遵信“被捕归案”的消息。血迹很快被洗净了，那些我无比尊敬的老师们都成了卑鄙的“黑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沉默了，也成熟了。那一代启蒙老师的受难，让作为少年的我迅速完成了“成年礼”。我相信，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那批同龄人当中，很多人都有与我过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历程。在心灵的跋涉中，“包遵信”这个名字曾经是一盏我们共同拥有过的“小桔灯”。他和他那一群师长如流星般地在中国文化天幕上的消失，让我们不得不独自上路了。

与包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一方面，我有些担忧——在走进那座破旧的楼门的时候，我还四处打量了一番，似乎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士”的踪影；另一方面，我仍然对此次见面怀有美好的憧憬——对我来说，“包遵信”这三个字已经是一个近乎神话的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果然，第一次见面，包老师便给我如沐春风之感。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为人质朴而热情，丝毫没有前辈的倨傲——而这种倨傲，我早已在若干名学者、名教授的身上深有体味。包老师的外貌有些“土”，他穿着北京老人通常穿的布鞋，看上去不太像一名学富五车、文质彬彬的学者。

最让我吃惊的，还是包老师虎虎生风的谈吐。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加上语速极快，听者必须全神贯注地倾听才能跟得上。但是，他说的全都是些大白话，没有任何晦涩的学术语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该骂的就骂，该赞的就赞。那天，包老师具体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那无所顾忌地臧否时政的话语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起“今上”来，简直就蔑视到了害怕其污染自己的嘴巴的地步。在知识分子们个个都在学习如何小心翼翼、四平八稳地表达的九十年代，我很少见到已经六十岁了却依然“快意恩仇”的长者。

此后，我们的来往渐渐多起来，差不多每一两个月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由师友变成了亲人。通过包老师热心的联系和张罗，一位来自四川的朋友在塔院附近开张了一家别具特色的川菜馆。包老师是个热心人，他还亲自草拟菜单和店内的招贴。这家餐馆也就成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地点。包老师一向是烟酒交加，“水深火热”，其酒量让大部分年轻人都望尘莫及。我和晓波都是不饮酒的人，经常扫了他的兴致。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他对我的妻子和晓波的妻子都很好。于是，两位女士常常抢过他的酒杯，不让他喝多了，并且说这是帮助师母“监视”他，一向脾气很大的老包，只好“低三下四”地恳求两位女士“高抬贵手”。他每当发现有好的餐馆，都会打电话给我们，邀我们去品尝；我们发现了好的饭馆，也会请他来一聚。我们买车以后，便承担了接送他的任务。包老师是安徽人，我们特意让一位安徽的朋友安排在安徽大厦的一个正宗的徽菜馆请他吃饭。没有想到，吃完之后他才隆重宣布说：“今天的菜不地道，不算请我吃过了，下次继续请！”

包老师是一位宽厚而体贴的长者，他只有一个女儿，还有两只小猫，一只叫“泡泡”，一只叫“妞妞”，联起来便是“泡妞”，可见主人有多么幽默。因为要照看两只小猫，好几次我们邀请他到郊外或者外地游玩，他都推辞了。包老师对待我的妻子和晓波的妻子便像父亲对待女儿一样，他经常对我的妻子说：“有很多人在外面宣称是我的干女儿，我都不承认，我正式承认的干女儿就只有你一个！”他对晓波的妻子刘霞也是如此。刘霞曾经告诉我们，当年晓波在大连坐牢的时候，她一个人非常孤独和痛苦，是老包经常打电话邀她一起吃饭。有一次，她去烫头发，老包自告奋勇地去陪同她一起去。于是，一幕有趣的画面出现了：刘霞在理发店里面慢悠悠地烫头发，老包一个人在外头抽着烟，等候了4个小时，像一个沉默的父亲。什么是爱？这就是真正的爱，是一种没有血缘的血脉之亲。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便是这样的爱。一名长辈能够用这种方式去关爱后辈，他已经把后辈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了。谁能想到，对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老包，对内却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呢？

当我计划在香港出版第一本政治评论文集《拒绝谎言》的时候，我想到了请包老师和刘晓波写序言，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我重要的启蒙老师。两位都爽快地答应了。包老师不会用电脑写作，他还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在稿纸上写完之后，他再作精心的修改，然后请一个专门负责打字的年轻朋友帮助输入，再把整整齐齐的打印稿送给我。后来，我的第二本政论文集《天安门之子》也是请老包作序，他写了一篇更长的序言，称赞我的这本书有“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和“世界知识”，并希望我们新一代独立知识分子传承和拓展自由主义的理念。他惟一的要求便是，书出版之后多送一本给他，他要送给那位帮助他打字的年轻朋友。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对普通人相当尊重，他是如此地平易近人。

这些年来，每逢重大节日和外国元首来访，包老师便失去了行动自由，或被软禁在家，或被载到郊外“休养”。他也一直不能申请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哪里也去不了。他被捕入狱之后，社科院便将他除名。此后，他再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也不能发表文章，编辑书刊，壮志未酬，英雄无用武之地。可以想象，他就像一头被束缚的老虎，惟有一腔叹息。我能够感觉到，尽管他常常笑声朗朗，但他的内心极度凄苦。天安门屠杀是他心中一道绕不开的坎，他有反省，有悔恨，更对刽子手充满了愤怒与谴责。他是一个活动家式的人物，听说在八十年代，他一天可以赶四场会议，并在大学面对上千人演讲。我未能看到他当年的风采，也没有听到过那雷鸣般的掌声。如今，舞台突然被抽掉了，包老师只能在三五个朋友当中，大声地责骂那些无耻的统治者。有一天，聚会散去，灯火阑珊处，我看到包老师独自回家的身影，不禁黯然神伤。

一场大病，死里逃生，包老师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他被迫禁烟禁酒，饮食亦大有节制，再不能吃辛辣的川菜了。在饭桌上，他被迫安静了许多。当时，他被切开喉管动手术，喉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该手术带来的后遗症便是，一旦他大声说话，便会咳嗽不止。而他又是最喜欢大声说话的，因此他时时咳嗽不已。他那长长的、持续的咳嗽，让身边的我们为之而心痛。苍老提前袭击了包老师，他还不到七十岁啊。尽管身体每况愈下，行动日渐不便，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参加朋友们的很多活动，比如笔会的颁奖会等等。他的话明显少了，但他仍然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努力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他曾经对我说，这是我支持你们的惟一方式了。

这些年来，若干次签名活动，包老师都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名字签在最前面的位置上，无论是我参与起草的呼吁将毛泽东的尸体迁移出纪念堂、将纪念堂改为共产主义大屠杀纪念馆的公开信，还是那些呼吁尽快释放狱中的良心犯以及为支持天安门母亲、为“六•四”死难者正名的公开信，他都没有错过。我们一给他打电话征求意见，他便声如洪钟地回答说：“签上，一定要签上我的名字！”而我经常遇到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形：对方会婉转地陈述种种不签名的理由，说到后来，反倒让我感到愧疚——人家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怎么能如此不近人情地让人家参与这份签名呢？时常遇到类似的回答，让我沮丧不已，好几次想中止征集签名的工作，甚至自我质疑签名活动有什么意义。而包老师在最困难的时刻，给我们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甚至还出面帮助我们征集老前辈们的签名支持，最终使我们的设想得以更好地完成。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北京警方传讯的时候，审讯者曾经“饶有兴趣”地探究我的“反动思想”的渊源。我坦诚告知，天安门屠杀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包遵信是影响我最大的精神导师之一。确实，从阅读包老师的书开始，到与他密切的私人交往，前后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并不是具体而微的学问及某个学术观点，而是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一种善善恶恶、不畏强权、关怀弱者的品质。在今天的中国，有学问、有才华的文人学者很多很多，远的有钱钟书，近的有余秋雨，但有人格力量的知识分子却寥寥可数，包老师无疑是其中之一。

逢年过节，我们这些人经常聚在一起吃饭，有晓波夫妇、包老师、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等人。我们一聚在一起，有人便紧张了。习惯性地，在我们旁边时常有一桌带着特殊使命的人，他们将统一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对着我们。我猜想，里面大约是窃听和录音的工具。但是，我们就当他们根本不存在，我们高兴地品尝美食，无所顾忌地谈论时政，让他们记录下了我们的若干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侮蔑和攻击”。我们以及适应了在这种透明的状态下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既不会为此感到骄傲，也不会为之而感到受伤害。我想，在那个特殊部门的档案馆里，有关“包遵信”的资料，也许装了几个麻袋吧。将来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所有秘密档案都解密的那一天，如果我要动笔写一本包老师的传记的话，我会去那里查阅和收集资料。我要感谢他们如此细致和严密的工作。

包老师搬到新家还不到一年时间，他说待新家打扫完毕，再请我们去做客。在他去世前半年，他“升级”当了外公，他向我们描述孩子的模样，眉飞色舞的。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我们都期望他能够享受更多的天伦之乐。然而，幸福和快乐竟然是如此短暂，他的离开又是如此迅捷。包老师走了，我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够遇到如此善良、慈爱、宽厚的长者。包老师走了，他没有看到中国民主化来临的那一天，共产党的分赃大会让他深感厌恶，这次党的大会也许是诱发他的旧疾的重要原因吧。他带着遗憾走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已经走上了一条大道，如圣经中所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至九节）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包老师只有五十二岁，他还是一名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近年来，老一辈先贤如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李慎之、赵紫阳等相继去世，现在连包老师也突然离开了我们。而统治者依然强悍，依然凶残，不仅消除了记忆，而且还窜改了历史，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毫无还手之力。我们被遗忘、被孤立、被羞辱，被囚禁，被流放。我们成了不可接触的一群。十八年过去了，转机依然没有出现。如果没有对永生确定的盼望，没有对公义恒定的信念，我们必将陷入到巨大的虚无与绝望之中。但是，我们没有被失败打垮，尽管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依然风雨兼程。我相信，包老师生命的终点，必是另一段旅途的开端，那段旅途必花香满径、落英缤纷，正如英国作家鲁益师在《纳尼亚传奇》一书的结尾处描述的那样：“如今他们终于开始巨著的第一章，是地上没有人读过的。这故事将继续下去，永无止境，而且每一章比前一章更美妙。”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包遵信老师重病住院之后，每天我和妻子都通过电话从刘晓波那里了解病情的变化。我们给包老师家打过几次电话，但都没有人接听，他的家人大概都在医院里照料他。我们每天都在为包老师恳切祷告，希望他再一次战胜病魔，再一次出现奇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就像几年前的那一次大病一样。那一次，据主治医生说，这样的病人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二。幸运的是，包老师便是那极其微小的比例中的一个。他的坚忍，他的刚强，他的疾恶如仇，他的大义凛然，也许连肆虐的病魔也要退让三分吧。我们希望再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再见到他金刚的怒目。然而，这一次，包老师没能挺过来。他突然之间便告别了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

陶渊明在《挽歌》中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几句诗歌，貌似旷达，骨子里却悲观到了极点。我不知道包老师的去世，会让多少人感到哀伤；我不知道包老师的葬礼，会有多少人前去参加。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一个已经辞世的老人呢？在过去的十八年里，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他也没有参与任何一套丛书和杂志的编辑，他的名字从未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出现过，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什么力量，让这个已经“崛起”的大国政府感到担忧呢？

如今，我远在大洋彼岸，无法在包老师生前去看望那最后的一眼；也无法在包老师身后为他的后事尽一点学生的责任。让我与妻子最悔恨的便是，以前没有能够跟包老师更多地相处，没有向他请教更多的道德文章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带他到方舟教会参加过一次崇拜活动。我们以为，包老师还不到七十岁，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有很多很多。一年前，包老师的家从北京西北边搬家到东南边的，离我家近了，本来我们应当多去探望他。我一直劝包老师写回忆录，但他大病初愈之后，精力不济，难以长期伏案工作。其实，我可以用访谈的形式，请他谈谈那雄姿英发、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谈谈那广场上的汗水与眼泪、光荣与梦想。可是，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他便突然走了，留下无尽的遗憾……

在包老师的学生辈当中，我算是比较晚认识他的，但后来成为七十年代人中与他交往最多的人之一。记得第一次与包老师见面，大约是在一九九八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摩罗一起去海淀塔院包老师的家中做客。摩罗告诉我说，包老师最近读到我们的新作，很是欣赏，特意通过朋友约我们去他家见面。老实说，当时我心里对“见，还是不见”确实有些忐忑不安，我知道包老师在天安门屠杀之后的艰难处境，他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也是北京处于被最严密的监控状态之下的异议知识分子之一。当时，我还只是北大的一名研究生，担心到包老师家会给自己带来某些麻烦——事后回想起来，这是何等怯懦和自私的想法啊。我们这群人，本来就已经被当权者看为异类了，我们本该互相扶持、互相慰藉、互相温暖，怎么能够为了让自己更加安全一些，而自动疏远那些比我们更不安全的朋友和师长呢？更何况，包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的中学时代，他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我百读不厌的启蒙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独立思想便是从那套丛书开始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还只是一名刚刚开始读书和思考的外省中学生。幸运的是，我赶上了那个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那是中共掌权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思想最活跃的一段时期。那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丰富多彩的《走向未来丛书》，阅读刘晓波狂放不羁的文字，观看气势磅礴的《河殇》……每一本书都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心灵之窗，使我得以从蒙昧和愚蠢中苏醒过来。那些书籍让我清晰地意识到，人类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的世界，还有一些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至高价值，如自由和尊严。那段时光，因为有了这些读物的陪伴，而美丽如斯，而成为甜蜜的回忆。那时，我便发现：不仅是《走向未来丛书》，其他好多类似的书籍，在其版权页上，都赫然写着一个重要的名字——“包遵信”。他是谁呢？

然后，便是“六•四”的惨烈的枪声，便是不断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上发布的“通缉令”中的一个名字——“包遵信”。再以后，便是包遵信“被捕归案”的消息。血迹很快被洗净了，那些我无比尊敬的老师们都成了卑鄙的“黑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沉默了，也成熟了。那一代启蒙老师的受难，让作为少年的我迅速完成了“成年礼”。我相信，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那批同龄人当中，很多人都有与我过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历程。在心灵的跋涉中，“包遵信”这个名字曾经是一盏我们共同拥有过的“小桔灯”。他和他那一群师长如流星般地在中国文化天幕上的消失，让我们不得不独自上路了。

与包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一方面，我有些担忧——在走进那座破旧的楼门的时候，我还四处打量了一番，似乎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士”的踪影；另一方面，我仍然对此次见面怀有美好的憧憬——对我来说，“包遵信”这三个字已经是一个近乎神话的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果然，第一次见面，包老师便给我如沐春风之感。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为人质朴而热情，丝毫没有前辈的倨傲——而这种倨傲，我早已在若干名学者、名教授的身上深有体味。包老师的外貌有些“土”，他穿着北京老人通常穿的布鞋，看上去不太像一名学富五车、文质彬彬的学者。

最让我吃惊的，还是包老师虎虎生风的谈吐。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加上语速极快，听者必须全神贯注地倾听才能跟得上。但是，他说的全都是些大白话，没有任何晦涩的学术语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该骂的就骂，该赞的就赞。那天，包老师具体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那无所顾忌地臧否时政的话语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起“今上”来，简直就蔑视到了害怕其污染自己的嘴巴的地步。在知识分子们个个都在学习如何小心翼翼、四平八稳地表达的九十年代，我很少见到已经六十岁了却依然“快意恩仇”的长者。

此后，我们的来往渐渐多起来，差不多每一两个月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由师友变成了亲人。通过包老师热心的联系和张罗，一位来自四川的朋友在塔院附近开张了一家别具特色的川菜馆。包老师是个热心人，他还亲自草拟菜单和店内的招贴。这家餐馆也就成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地点。包老师一向是烟酒交加，“水深火热”，其酒量让大部分年轻人都望尘莫及。我和晓波都是不饮酒的人，经常扫了他的兴致。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他对我的妻子和晓波的妻子都很好。于是，两位女士常常抢过他的酒杯，不让他喝多了，并且说这是帮助师母“监视”他，一向脾气很大的老包，只好“低三下四”地恳求两位女士“高抬贵手”。他每当发现有好的餐馆，都会打电话给我们，邀我们去品尝；我们发现了好的饭馆，也会请他来一聚。我们买车以后，便承担了接送他的任务。包老师是安徽人，我们特意让一位安徽的朋友安排在安徽大厦的一个正宗的徽菜馆请他吃饭。没有想到，吃完之后他才隆重宣布说：“今天的菜不地道，不算请我吃过了，下次继续请！”

包老师是一位宽厚而体贴的长者，他只有一个女儿，还有两只小猫，一只叫“泡泡”，一只叫“妞妞”，联起来便是“泡妞”，可见主人有多么幽默。因为要照看两只小猫，好几次我们邀请他到郊外或者外地游玩，他都推辞了。包老师对待我的妻子和晓波的妻子便像父亲对待女儿一样，他经常对我的妻子说：“有很多人在外面宣称是我的干女儿，我都不承认，我正式承认的干女儿就只有你一个！”他对晓波的妻子刘霞也是如此。刘霞曾经告诉我们，当年晓波在大连坐牢的时候，她一个人非常孤独和痛苦，是老包经常打电话邀她一起吃饭。有一次，她去烫头发，老包自告奋勇地去陪同她一起去。于是，一幕有趣的画面出现了：刘霞在理发店里面慢悠悠地烫头发，老包一个人在外头抽着烟，等候了4个小时，像一个沉默的父亲。什么是爱？这就是真正的爱，是一种没有血缘的血脉之亲。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便是这样的爱。一名长辈能够用这种方式去关爱后辈，他已经把后辈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了。谁能想到，对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老包，对内却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呢？

当我计划在香港出版第一本政治评论文集《拒绝谎言》的时候，我想到了请包老师和刘晓波写序言，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我重要的启蒙老师。两位都爽快地答应了。包老师不会用电脑写作，他还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在稿纸上写完之后，他再作精心的修改，然后请一个专门负责打字的年轻朋友帮助输入，再把整整齐齐的打印稿送给我。后来，我的第二本政论文集《天安门之子》也是请老包作序，他写了一篇更长的序言，称赞我的这本书有“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和“世界知识”，并希望我们新一代独立知识分子传承和拓展自由主义的理念。他惟一的要求便是，书出版之后多送一本给他，他要送给那位帮助他打字的年轻朋友。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对普通人相当尊重，他是如此地平易近人。

这些年来，每逢重大节日和外国元首来访，包老师便失去了行动自由，或被软禁在家，或被载到郊外“休养”。他也一直不能申请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哪里也去不了。他被捕入狱之后，社科院便将他除名。此后，他再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也不能发表文章，编辑书刊，壮志未酬，英雄无用武之地。可以想象，他就像一头被束缚的老虎，惟有一腔叹息。我能够感觉到，尽管他常常笑声朗朗，但他的内心极度凄苦。天安门屠杀是他心中一道绕不开的坎，他有反省，有悔恨，更对刽子手充满了愤怒与谴责。他是一个活动家式的人物，听说在八十年代，他一天可以赶四场会议，并在大学面对上千人演讲。我未能看到他当年的风采，也没有听到过那雷鸣般的掌声。如今，舞台突然被抽掉了，包老师只能在三五个朋友当中，大声地责骂那些无耻的统治者。有一天，聚会散去，灯火阑珊处，我看到包老师独自回家的身影，不禁黯然神伤。

一场大病，死里逃生，包老师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他被迫禁烟禁酒，饮食亦大有节制，再不能吃辛辣的川菜了。在饭桌上，他被迫安静了许多。当时，他被切开喉管动手术，喉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该手术带来的后遗症便是，一旦他大声说话，便会咳嗽不止。而他又是最喜欢大声说话的，因此他时时咳嗽不已。他那长长的、持续的咳嗽，让身边的我们为之而心痛。苍老提前袭击了包老师，他还不到七十岁啊。尽管身体每况愈下，行动日渐不便，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参加朋友们的很多活动，比如笔会的颁奖会等等。他的话明显少了，但他仍然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努力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他曾经对我说，这是我支持你们的惟一方式了。

这些年来，若干次签名活动，包老师都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名字签在最前面的位置上，无论是我参与起草的呼吁将毛泽东的尸体迁移出纪念堂、将纪念堂改为共产主义大屠杀纪念馆的公开信，还是那些呼吁尽快释放狱中的良心犯以及为支持天安门母亲、为“六•四”死难者正名的公开信，他都没有错过。我们一给他打电话征求意见，他便声如洪钟地回答说：“签上，一定要签上我的名字！”而我经常遇到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形：对方会婉转地陈述种种不签名的理由，说到后来，反倒让我感到愧疚——人家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怎么能如此不近人情地让人家参与这份签名呢？时常遇到类似的回答，让我沮丧不已，好几次想中止征集签名的工作，甚至自我质疑签名活动有什么意义。而包老师在最困难的时刻，给我们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甚至还出面帮助我们征集老前辈们的签名支持，最终使我们的设想得以更好地完成。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北京警方传讯的时候，审讯者曾经“饶有兴趣”地探究我的“反动思想”的渊源。我坦诚告知，天安门屠杀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包遵信是影响我最大的精神导师之一。确实，从阅读包老师的书开始，到与他密切的私人交往，前后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并不是具体而微的学问及某个学术观点，而是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一种善善恶恶、不畏强权、关怀弱者的品质。在今天的中国，有学问、有才华的文人学者很多很多，远的有钱钟书，近的有余秋雨，但有人格力量的知识分子却寥寥可数，包老师无疑是其中之一。

逢年过节，我们这些人经常聚在一起吃饭，有晓波夫妇、包老师、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等人。我们一聚在一起，有人便紧张了。习惯性地，在我们旁边时常有一桌带着特殊使命的人，他们将统一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对着我们。我猜想，里面大约是窃听和录音的工具。但是，我们就当他们根本不存在，我们高兴地品尝美食，无所顾忌地谈论时政，让他们记录下了我们的若干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侮蔑和攻击”。我们以及适应了在这种透明的状态下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既不会为此感到骄傲，也不会为之而感到受伤害。我想，在那个特殊部门的档案馆里，有关“包遵信”的资料，也许装了几个麻袋吧。将来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所有秘密档案都解密的那一天，如果我要动笔写一本包老师的传记的话，我会去那里查阅和收集资料。我要感谢他们如此细致和严密的工作。

包老师搬到新家还不到一年时间，他说待新家打扫完毕，再请我们去做客。在他去世前半年，他“升级”当了外公，他向我们描述孩子的模样，眉飞色舞的。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我们都期望他能够享受更多的天伦之乐。然而，幸福和快乐竟然是如此短暂，他的离开又是如此迅捷。包老师走了，我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够遇到如此善良、慈爱、宽厚的长者。包老师走了，他没有看到中国民主化来临的那一天，共产党的分赃大会让他深感厌恶，这次党的大会也许是诱发他的旧疾的重要原因吧。他带着遗憾走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已经走上了一条大道，如圣经中所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至九节）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包老师只有五十二岁，他还是一名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近年来，老一辈先贤如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李慎之、赵紫阳等相继去世，现在连包老师也突然离开了我们。而统治者依然强悍，依然凶残，不仅消除了记忆，而且还窜改了历史，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天下。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毫无还手之力。我们被遗忘、被孤立、被羞辱，被囚禁，被流放。我们成了不可接触的一群。十八年过去了，转机依然没有出现。如果没有对永生确定的盼望，没有对公义恒定的信念，我们必将陷入到巨大的虚无与绝望之中。但是，我们没有被失败打垮，尽管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依然风雨兼程。我相信，包老师生命的终点，必是另一段旅途的开端，那段旅途必花香满径、落英缤纷，正如英国作家鲁益师在《纳尼亚传奇》一书的结尾处描述的那样：“如今他们终于开始巨著的第一章，是地上没有人读过的。这故事将继续下去，永无止境，而且每一章比前一章更美妙。”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