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之以“历史性”，却并非危言耸听：历史走到了这里，当今年（2007）8月香港的“建制派”的“民建联”主席马力去世后，他的立法会议员的席位成为众人瞩目的空缺。虽然参加补选的候选人有8位之多，但两个候选人成为香港、甚至是国际上关注的焦点：一位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而另一位则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
这两位候选人，最重要的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两位虽有年龄相差，陈方安生今年67岁，而叶刘淑仪今年56岁。但是，两位同样是被迫辞职的前政府高官，不同的是：以“香港的良心”著称于世的陈方安生的被迫侵埃俏怂岢窒愀鄣暮诵募壑岛兔裰骼砟睿欢读跏缫牵蚴且蚧⒋直┑赝葡?3条立法，而遭港人坚决反对和抵制而辞职下台。而这个时间，也正是香港区议会大选两个星期之后，当香港两大政治阵营“泛民主派”被“建制派”的“民建联”打得大败的时候，这次补选被喻为香港两大政治阵营“世纪之战”。
当这样完全不同的两个典型人物在一个如此关键的时刻站在一起，人民将作何选择？
直到
如果是以平常候选人论，以3万多选票的差距赢得胜利，可谓无可争议。而这次却不同，所有的选票基本由这二人瓜分。只是从俩人的经历、声望和两者近十余年来的作为相较，陈方安生虽赢，却是赢得很险、险得邪乎！
让我们来把翻开历史之页，来回顾这两个人物不同的轨迹和惊天动地的一页：
一、历史成就了陈方安生的仕途奇迹
陈方安生不论是在港英时期，还是特区成立后，她的仕途，都是一个传奇。
她1962年加入香港政府成为政务主任，先后出任多个高级职位，曾处理财政、经济、工商业、社会服务等事务。她曾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和公务员事务司。1987至1993年间，陈方安生出任经济司，统管的事务包括港口和机场设施等庞大基建发展、开放本港电讯市场、旅游业、能源、粮食供应，以及监管公用事业公司。
在1993年11月，历史给陈方安生创造了一个在殖民地时代的华人的奇迹。获得委任为香港布政司。她是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第一位出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在过去150年来，这个职位一直由英国人担任。
这一方面得益于她一直以来工作能力的卓越，使港英政府对她的信任和嘉许；另一方面，也正是港英政府为了尽快培养华人高官的原因。正是历史选择了她，她也成就了一个由殖民时代向特别行政区时代转变的历史。
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事件，人们印象深刻的香港官员当中，除了特首董建华，就只有陈方安生了。作为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最高级别官员，她一开始就参与了特区政府的徘徊，并顺利地过渡到新的特区政府，成为第一届特区政府的政务司长，其官阶仅次于行政长官。如果以内地的省建制高级官员之间的级别比较的话，特首就相当于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而政务司长就相当于省长了。
作为政务司长，她需要就政策事务向行政长官提供意见。在有需要时，比如行政长官到北京述职、或到国外出访期间，就由政务司长代理行政长官职务，这在香港称为“署理行政长官”。同时，政务司长也负责确保政府各项政策行之有效，负责管理香港19万公务员。同时也是香港最高决策机构——行政会议的最高职级官员。
陈方安生在这一职级做得非常成功，同时也深受国家领导人的器重。至今都有人忆起在中央电视台看到当年举止高雅的陈方安生，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赠送她母亲——国画家方召麟的画作的情景。
她的稳重、高贵的姿态，甜美的微笑和那张有着两个酒窝的娃娃脸，以及得体考究的着装，给大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给大陆人一个感受香港的高级公务员形象的机会，为此还曾令很多人为之赞叹。
二、高官厚禄并没有使陈方安生迷失心窍
陈方安生原在2000年1月达到退休年龄，但是1999年3月应董建华之邀，答应留任至
但是在六年前，一个奇怪的事件发生了：按照当时的报道，“
在她辞职声明中，她说，现在是时候退位让贤。陈方安生表示，自己在公务员队伍服务已超过38年，在政务司司长（回归前称“布政司”）的职位也已7年，是战后担任这个职位时间最长的一人。希望有多些时间与家人相聚。考虑到工作流程，在4月底退休应该是最合适的，而且也使继任人在2002年7月下届行政长官就任之前，有充分时间适应这项职务，从而确保公务员最高层有最大的延续性。
在
她在谈到香港与中央的关系时又说，她对国家领导人十分尊重香港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同时乐于让特区政府自行处理本身的事务表示了赞许。她说，即使在面对终审法院裁决的释法争议时，国家领导人的意向仍是希望香港特区能自行解决。“一国两制”的成功，关键在于北京和特区政府以事实证明“高度自治”一词名实相符，关于这一点，本地和海外部分观察家却仍抱着过渡前的怀疑态度，对国家领导人守信的做法尚未给予公正的评价。
她在演讲中，特别谈到香港未来的政制发展。陈方安生强调了立法会的重要性，“政府按宪制要求必须向立法机关负责”。并强调《基本法》已经规定立法会全体议员最终应由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也有经全民普选的可能性。由於事关重大，应尽快进行公开讨论，不宜拖延。
她还着重讲公务员要以任人唯才作为聘用原则，并以向当权者直言进谏为首要的基本职责。“在这种制度下，公务员无法藉阿谀奉承、讲究政治正确、揣摩上意或拍马屁而平步青云。在较为政治化的制度中，上述弊端则必然出现”。表现了她对香港的担心和期望。
陈方安生为何在答应了董建华干到2002年之后，怎么却时间临近却突然辞职？
——这一直是一个谜。
陈方安生与董建华之间的冲突，远非一事和一时之事。她的辞职之谜正在不断地被揭开：
时隔6年的2007年的港岛区大选前，陈方安生在接受《am730》访问时才首次披露：1999年她以署理特首身份，回应已故原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对香港电台的批评，原来并未获得时任特首的董建华的同意。指她在听到徐的批评后，即致电当时身在北京、时任特首的董建华，要求他回应徐的言论，但“董生不肯”，故她以署理特首身份作出回应。并坚称她的这个做法正确，其所作所为是为了“捍卫‘一国两制’”。
事件是这样展开的：
对徐四民的建议和批评，特区政府视之为个人自由发表的意见，并没有因此而处分香港电台的编辑。当时的署理行政长官、政务司长陈方安生挺身而出，认为徐四民在北京说这番话颇为不妥，有“邀请北京中央政府干预香港新闻自由之嫌”。
徐四民事实上是一个与霍英东、曾宪梓一样，是香港建制派的元老人物。在这几人中，与有着强烈的极左倾向的曾宪梓不同的是，徐四民和霍英东一方面是极端的爱国爱党，另一方面则是力倡民主。但是，他不赞成公开的批评，而是采取的是向“党”提建议的方式。即使如此，在共产党的政协里，他的发言或是建议，却往往得不到公开发表的机会。即使如此他却依旧故我，始终如一。
思想的先进，可能还不在于年龄和时代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前几年，霍英东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提出香港的民主、自由、平等等一些“核心价值”，直到现在都是香港主流的思想。被视为他奉献给他热爱的香港的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点上，与霍英东不同是，徐四民更倾向于曾宪梓的那种认为媒体应该唱赞歌，不能公开提意见、公开批评的极左思维。否则，就是“唱衰”，就是“汉奸”，就应该得到政府的惩处。正因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发生了1999年他高调批评香港电台的事。
现在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本应是属于年轻一代。而且在十多年前，也是一个倡议民主、自由的人物。他参加过八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波”的声援示威游行。但是，当做了特首后，他就对此矢口否认。就在前两年，民主人士、立法会议员郑经翰，曾与他有很深的私交的朋友，当郑的“封咪事件”发生后，他就彻底与他划清了界线。
而在香港电台的问题上，他在去年还曾特别提出：“政府的方针也需要宣传”，意在仿制大陆的“中央台”的形式，将香港电台纳入到其政府和个人宣传的工具。甚至在其认为有人想与他竞争特首之位时，在一些具有中资背景的电视台还公然采取了“排队演新闻”的模式，在一个时期的电视新闻中，“扮演”了一段时间的重要角色。直到2007年三月他竞选特首连任时，原有的民生新闻头条不见了，每次都是他开什么会，到哪里活动的消息。
这场闹剧，正如当年袁大总统的闹剧一样，很快收场。当时正在对香港电台的定位进行讨论和检讨。在立法会的辨论中，一位立法会议员严正指出，所谓“公营台”，并不是“政府台”，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公帑，而不是政府的钱。因此不能只为政府粉饰太平，歌功颂德！
由此可见，陈方安生作为一个殖民时代、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重要官员，不管在其高位有多久、官场浸淫时间有多长，陈方安生却并没有被功名利禄迷失心窍之可贵！
在陈方安生宣布参选立法会补选时，香港的一些人物，为了达到打压陈方安生的目的，抛出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说陈方安生是“忽然民主”。
这完全就是指鹿为马！
在前几年，当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周游列国，被董建华指他“唱衰香港”的时候，当时的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当时就出面指出，指李柱铭是香港的重量级人物，并对他表示赞赏之意。
这也在一些人的自我标榜中，也不断地得到印证。如建制派的老人徐四民在2004年就回忆：指23条立法，“原来在回归之后，已经提出，当时陈方安生对立法有保留，与董建华曾有过激烈争论，没法达成一致意见，以致其后一拖再拖”。由此可见陈方安生对23条立法的一贯态度。
倡民主自由，崇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拒绝损害“一国两制”，这就是她被迫辞职的原因。
三、相反相成的叶刘淑仪
叶刘淑仪1975年进入香港政府工作，最初任政务主任，其后任职于公务员事务科、民政署、新界民政署、政务总署、保安科、贸易署、布政司办公室及工商科。
香港特区政府在搬掉了陈方安生这颗“顽石”之后，一场“23条立法”的闹剧正式开场。这时，原财政司长曾荫权已升任政务司司长。而一度被人猜度为“地下党”的梁锦松已接任财政司长。班子齐备，一场前所未有的“冲锋”开始了。
而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这位香港的“铁娘子”叶刘淑仪。
这时，当时的律政司长梁爱诗无意中的一句话，可谓极传神：“23条就像有把刀在你头上”！令很多人忧虑这项法例可能会影向港人本来拥有的人权和自由，除部分亲北京人士和社团对立法表示支持，部分香港市民感到无助和忧虑。另外，公众对法例中将可能引进内地法例中“国家安全”的慨念而感到非常不安。通过这个慨念，政府可以随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而取缔任何民间组织。
从咨询期开始，就在香港各界引起激烈的反弹。尤其是民主派，在他们的一些立法会员中，本来就多的是一批法律界的精英，如李柱铭就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他们当然知其厉害。而且，在六十年代，正是大陆正在闹文革的时候，香港的极左份子闹得极凶，甚至发生了暴动，受到港府的镇压。因此，香港人对高压、极端的政治环境，其实并不是懵然不知。
但是，此时的港府，就象一个发狠的醉汉，正在踉跄中激烈地行进中。港府的态度也基本上采取了大陆的一贯做法：对外，港府则指鹿为马，宣称23条立法受到了香港各界的欢迎。而对内则采取了强硬的姿态。
当时的政务司长曾荫权在立法会会议上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动议辩论发言时重申，立法是宪制责任，建议的立法方案，符合国际人权的标准，在现行的法治制度下运作，和其它现行法律一样，在执行上完全受法院所制衡，居民的权利亦完全受法院按《基本法》所保障。
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更是“急先锋”。咨询期间，她专程到多间大学出席研讨会推销基本法，但研讨会却演变成双方的一场口舌战而不是理性讨论，每每令研讨会不欢而散。她以其所谓“铁娘子”作风，公然宣称：“这个法，我说要立，是一定要立的啦”！大家说民主、自由、人权，她则半懂不懂地反讽道：“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
在
这句话，直到2007年的现在，都令她非常困扰。当她向市民征求选票的时候，她不得不来到了“出租司机、酒楼侍应、麦当劳服务员”之流中间，来推销她自己。
她的粗暴和“唯上”而不惜一切的德性，更是令焦虑的港人火上浇油！
港府的自欺欺人，一意孤行。
而且，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正在积蓄着。。。
爆发的时间终于到来：
这时，中央也在关注着香港。当时，在游行队伍的行进中，每段都会有一个大陆派出的统一穿着黑西装、戴墨镜的便衣，在分段地点数着人数。
事后，一对很久就在香港定居的大陆学者夫妇到访我处，他们以夸张的表情形容着当时的情景：我真想不到香港人会那么齐心！香港人，本是非常现实的，想不到他们竟然为了一个立法，会如此地理性起来、如此地团结一心！
他还赞叹着他当时看到的情景：数十万人进行示威游行，却没有出现任何负面的冲突。数十万人走过，地上没有留下任何纸片和杂物。
“香港人的素质真是高啊”！他赞叹道。
我一向反对以个人或群体的素质来推演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前途，但是，面对这样的事实，我无言以对。
这事过后，反抗的情绪继续持续着。
政府经过通宵会议后，在
但是，即使是被迫辞职，叶刘淑仪对推动23条立法，仍然是无怨无悔。
在她的辞职声明中，她说：“有关落实基本法第23条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未能如期完成，我虽然感到十分遗憾，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及身为保安局局长，实有责任推动这项神圣的工作。我适逢其会，在任内能参与这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感光荣。在制订有关条例草案时，我们已力求在维护国家安全及保障人权自由两方面，取得适当的平衡。我深信草案在政府提出的各项修正后，既能维护国家安全，亦毫不影响香港人的人权和自由。我坚信我们过去十个月的努力，已为日后通过有关条例奠定良好基础。我相信我的继任人，定能早日完成立法工作”。
四、风云际会：“两个女人”的港岛区立法会员补选
今年56岁的叶刘淑仪，从现在她的相貌根本就看不出她比陈方安生年轻将近12岁。事实上，在叶刘淑仪年轻之时，她也是一个长得极为俏丽的美女。而现年67岁的陈方安生，虽也已显老态，却是仍然是慈眉善目，美貌依然。
叶刘打出的竞选口号是：“新的——更出色”，而陈方安生则是“真心良心，陈方安生”！
此二人参选，几乎是同时现身。2006年6月底，叶刘从美国回港。她回港后，即广结善缘，高调亮相。不过，此时，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首先就提出，并不排除2012的双普选。而在当年的7.1游行中，陈方安生也现身，从而引起民众广泛关注。
一位是民望极高，广结善缘，她是被迫辞职退休的陈方安生；而另一个同样被迫辞职的，但却是被港人唾弃的叶刘淑仪，不得不远走他乡，现在两位因此引起了各方对其是否参与2008年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作出各方猜测。
在这段时间中，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其实都没闲着。
而在
在过去从港英政府到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中，陈方安生一直是曾荫权的顶头上司，而且她与曾荫权的私交不错。甚至有人称他们为两姐弟。但是，曾荫权与叶刘淑仪在过去的工作中，都是互不认帐，互不服气。
但是，这一切从叶刘淑仪从美国学成回港后，就奇迹般地得到了改变。叶刘淑仪一回来，就受到政府的热捧。甚至她在美国的硕士论文，都受到了香港高官的话题。她提出的建议，政府往往有积极的回应和吹捧。
而陈方安生的核心小组提出的方案，向政府提交的建议，却如泥牛入海，没有得到香港政府任何回应。最后，陈方安生在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中，透露出了她需要找到一个与政府和中央沟通的渠道，用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意向。
2007年8月，民建联党主席马力去世，香港港岛区立法会议员出现空缺，这更引起各方对两人的揣测。但是两者却都对此守口如瓶，直到2007年9月11，陈方安生首先宣布参选。
在陈方安生的参选宣布会上，她说，她需要一个向中央和特区政府反映港人的真实的想法和意愿的渠道。陈方安生的参选，需要一支团队来为其助选。这就是泛民主派，因此在她宣布参选后，还需要泛民主派来一次内部的整合，因此，通过一场泛民中的参选人遴选程序，陈方安生最终得到了泛民的认同。最终成为泛民主派共同助选的参选人。
23条立法，是叶刘淑仪个人仕途的“滑铁卢”，也是香港人民心中的痛。她要参加补选，“23条立法”就是一道越不过的坎！
叶刘淑仪的参选，并不是如她现在所说的对民主的认同，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早在汇贤智库成立时，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到场，将两本有关希特勒和农奴的书送给她，但只由她的助手接过。梁国雄指出，叶刘淑仪当年曾推销23条立法，但现时又提出可以在2012年普选，要求她首先承认过去推销恶法是错误的。叶刘淑仪则强调，“看不出有这样的需要”。
而到了她参选之时，这一切就不同了。她选择了主动“放下包袱”。但是，她的这个“包袱”却并不能因此就放得下的。
其实，如果过细地看他的道歉的人就会明白，她的道歉只是认为她只是“推销手法”的问题。在其后的一系列竞选过程中，每次都被记者反复问她，到底你在“23条立法”时，有没有错？到底23条立法什么时候才该立等等等等问题，她都一概回避。直到投票前一周的“直选擂台”上，她还被候选人凌尉云反复问起，你对23条立法自己的态度到底如何？你现在同不同意立法？你以后会不会同意立法？她都是闪烁其词，以“要有共识”来应付，一直不敢面对。
叶刘刘淑仪作为新建制派，他们掌握的助选团队就不同。都是前政府高官、现在的行政会议成员和知识界人士为她站台助选。
而陈方安生，因为是泛民主派助选。一些政府高官，往往都是她的老下级，有很多是她一手提拔。但是，处在她现在这个地位上，一些高官都避而远之。而商人也只能在暗中对她表示支持。在她的身后的泛民主派，都只是一些知识界和专业界的人士。
因此，在表决前一星期的“直选擂台”上，南华早报的记者就曾问她：你参选后，感到的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你是否认为值得呢？
五、叶刘淑仪也非等闲之辈
现在两者都摆在了香港人的面前，她们两者，都同属于前政府高官，具有广泛的知名度。虽然一个是举世的“香港的良心”的美名，一个则是被世人唾弃的“骂名”。
陈方安生不仅在香港有着崇高的声望，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她2001年下台之前，她的民望甚至冠于整个特区政府，远远抛离当时的特首董建华。这种状况，一直到2006年香港民意调查中，就资历和民望而言，陈方安生是唯一能与民望高企的曾荫权一争长短的政治领袖。
有人认为陈太如此得人心，应该就是呆在家里一票不拉，她都会闭着眼睛给选上。这事实上是不清楚对手的能量。不清楚极端能力与民主势力的区别。
就是这么一个反民主的人，却站在了民主竞选的前台，看起来确实不可思议。但是，她也并非等闲之辈。对于政客来说，应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作为选民，作为民众，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令人瞩目的是，她还以其前高官的身份，在一些有着中资背景的电视台频频出镜。她开了个《叶刘博客》专栏节目，以对前高官、各党派人进行采访，似乎在扮演着一个沟通政府与民间、民主派与大陆的关系的角色。
三年美国归来，她似乎是带着很多重要任务而来。她声称，“汇贤智库”的创会会员，主要是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港人，他们希望将在外国所学及累积的经验用于香港。至于说，到底这些所谓“经验”到底是来自外国，还是来自大陆，则不得而知。不过，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却往往与大陆的非常的契合。
在我的印象中，她有两件看似平常却又大有深意的专题：
一个是在一个时期，她在鼓吹《政党法》立法。从她的内容可知，其实她就是要泛民党派，比如民主党向政府交出其党员名册，其意令人不可捉摸。这个遭到了民主党的婉言拒绝。
另一个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通过其“汇贤智库”，提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建议：实行普选得在特首的提名中，多加一道程序，即是各个提名，应建一个提名委员会，由各功能组别要达到10%的票数，才能成为特首的候选人。
在
而叶刘淑仪却也有自己的办法。她说，这主要是要求得港人的“共识”。没有共识，就只有走极端，这是不能成功的。她的这番说话，似乎是有道理，正是有的这个道理在，一些人自然会被其言词后面的真正含义忽略。
在叶刘淑仪的各种议题中，虽然不乏让人警惕的“政党法”的一些令人有着揣测的议题之外，她也有一些关于教育、民生、政治的议题，这往往也给人一种务实的印象。
她似乎已经抛弃了其原有的立场，一方面是为自己过去公务员生涯中，她的错误进行辩解，但是她不直接辩解，而是以“你的观点，能不能为中央接受，中央不接受，你的观点有什么意义呢”？
她所掌握的宣传的资源，远比陈方安生要多。电视的频频出镜，使她提出的一些议题，一时也成为热闹话题。而陈方安生，除出席一些重大活动，得到了新闻的曝光机会外，她的言论并没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只到此时，一些明眼人才会明白了，为什么香港现在正在着力进行舆论的钳制。为什么大发广告在征求港人对电视、电台的“不雅内容”的投诉、为何一直发起对电视、电台的内容广泛进行咨询，征求港人对电视电台的意见的原因了。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又有谁想到其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而是为了集中管理呢？
就在港岛区立法会议员补选过程中，都发生了香港著名民主人士司徒华被香港政府起诉其接受民间非法电台采访的事。司徒华明确要求：“你将我抓起来好了，你判我好了”。但是，香港政府却并不敢轻举妄动，最终是以推迟聆讯的办法在进行推延。
六、陈方安生胜在必然，险胜是民主的必然代价
陈方安生胜了！
这次补选的投票率为52%，投票人数高达32万人，虽较2004年的立法会选举略低，但却高于2000年的立法会选举。“两个女人”之间的选举，能得到这个成绩，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而以民主派与建制派的“46开”就是打破了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投票铁律，现在可能还言之尚早。毕竟，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可比性。虽然，在一些学者和知识份子心里，这次选举，是对民主和反民主的一个对垒，是建制派和民主派的一次交锋。
但是，在民众中，却并不是作如此想。 在投票过程中，一些记者曾找投票民众询问其投票的标准，有很多民众都认为：“民主关我们什么事？把民生搞好是实在的”。这真令人概叹。
要说这民主的道理，事实上并不难。但是，问题在人家能不能听。没有民主，就没有监督，就没有公正的立法，就没有最起码的第一次公平的分配。但是，这些道理，谁能听得懂呢？就以大陆的互联网来说，民主理念都不能得到普及。而况市井平民乎？
民主派争取民主，但是，他们的受众，他们争取来的权利的受益者，却往往却并不理解。这就是民主派的悲哀！
在香港这样，在大陆也是一样。
而且，民主最重要的是体现到实际生活之中。在这个方面，我天纵英明，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学名词：“具体政治”。
象深圳，现在一些社区，一些维权人士在极力地开展业主委员会的投票宣传。而在一些社区，居民对此都往往漠视。直到管理公司自己“选出”一些假业主代表，自己定价，然后疯狂地抬高收费时，此时居民已经是一盘散沙，根本就不能形成抗衡的力量，而一旦发生过激行为，又成为政府“维护稳定”打压的口实。。。
只有到了此时，居民才会明白民主的真正的意义！
有人认为这次胜选之“险”，来自于民主派本身的社区工作失误。这是有道理的。这表明民主派确实有加强社区工作的空间。没有深入群众，要发动群众真是很难。有政治理念，却没有“具体政治”，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的。
但是，泛民主派也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即使是同样的工作，要与建制派在这方面较出短长，却是很难的。泛民作为弱势的“反对派”，要与建制派在社区工作上能超越建制派基本上就不可能。而靠短期的“政治议题”，来炒作出选举行情，可能也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在这点上，泛民应有思想准备。
在地区工作上，一方面是没有民建联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金。以其强大的财力，建立的有着脱产党务干部的各社区的强大的工作网络。而且，有着用他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金建立起来的给港人直接的经济实惠和“人文关怀”。正如社民选主席冯检基所言：我们那地方人比较穷，一点小恩小惠就让他们跟着民建联投票了。
民建联还有一个更大的杀手锏，那就是与政府的“一唱一和”的“双簧式”的民生诉求。象“民建联”那样，只要民主派有什么活动，组织一个什么游行示威什么的，他们也会克隆一个；而没有什么活动，他们也会想尽办法弄一个游行示威，而且同样得到政府“一唱一和”的回应和解决之道。而且，在他们中间，都是行政会议的成员，而且在最近还将推出大陆式的“副局长”、“助理”之类的职位，邀请他们进驻政府，实行政党与政府部门的结合，他们对泛民主派的冲击，将更加强大。
因此，陈方安生，以其极高的名望，才与一贯的反民主的叶刘淑仪打了一个几乎平手的险胜，这正是民主的代价。加强泛民的基础工作，发展一些年轻人进入党内都是当务之急。
比如在这次补选中得票3518 票的蒋志伟；得票很少、只有822票的凌尉云等等这些在理念上比较接近的基层人士，都应是民主派将来的争取对象，在基层发展党员在基层发现、发展有志于香港民主事业的人才，甚至是还没有成气候的人才，确实是泛民的一个长远之计。
但是，可能也应认识到，尽管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泛民主派会对社区工作有着一些部署，但其趋势却应是向下走的趋势，这点泛民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除此以外，在这次选举中，在香港这样的半民主社会，陈方安生还占了一些便宜。
在这次选举中，是在香港最发达的港岛区，在这部分选民中，有市井的市民，但是也有很多知识份子，象民主派的这些道理，他们同样懂得。一些高官和商人、知识份子，他们在明里不敢与陈方安生为伍，但是你管不住的是他们那颗心，是他们那双投票的手。
在选举到傍晚的时候，叶刘淑仪公然宣称，现在媒体在帮着陈方安生。她这一句初看起来，似乎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但却是当时的现实。
虽然只有一家《苹果日报》发了“陈方安生告急”特刊，从而使不少支持者出来投票。但是，政府和中资机构，掌握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同样也是可以掌握到一些重要的版面，却管不了的是每个人的心。我们看到，他们能掌握资源，却掌握不了的是作为知识份子的记者的心。
这些记者，除非自己有特殊的身份，接到了特别的命令，他们是会永远向着世界“三个代表”、向着民主的方向的，在报道中，他们不时会流露出对民主的向往，流露出对“三个代表”的陈方安生有利的方面。
另外，可能还没人注意到，在香港这样的半民主社会的选举，陈方安生的胜选，其实也占了“家长”式的特首中立之利。
在真正的民主社会比如美国，比如台湾，他们的选举往往是总统直接站台为本党派助选，其影响力自更不同。
但是，特区的特首却是行政首长，他事实上是一个家长式的人物。面对建制派的叶刘淑仪，作为特首的曾荫权只能是暗中的支持。却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亲自为其站台，如果我们设想到了真正的民主社会，当特首登高一呼的时候，现在的选举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呢？
以现在的陈方安生的险胜的情形来看，可能败的就不是叶刘，而是我们值得骄傲的“香港的良心”的陈方安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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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陈方安生生平
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4/Character/DL/DL-20040308111307
2、陈方安生说漏嘴：说出了辞职真相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85756/
3、叶刘淑仪发表辞职声明：感谢不断给予支持鼓励的市民
http://news.sina.com.cn/c/2003-07-16/2343391628s.shtml
4、支持立法声势浩大 叶刘淑仪指香港23条如期立法
http://news.sina.com.cn/c/2002-12-12/10241468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