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生日聚会人群散尽后，你一个人什么感觉？
张思之：我忽然觉得中国的律师还是有希望的。以前我悲观多一些，律师业也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惟利是图者很多，坏人也不少。再加上律师执业环境艰难。但昨天（11月26日）看到那么多有共同理想的人聚在一起，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记者：在生日致辞中你特别感谢了并不在场的弱势群体，说你挂念着他们。你对底层的感情从何而来？是因为你的当事人多是普通人还是一种天生的情怀？
张思之：我的职业生涯中和底层人的接触当然对我有很深的影响。而且，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底层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到处莺歌燕舞。成亿的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我们律师所接触的当事人，有的连饭都吃不上，他们遇到困难，遭到不公，我们能不伸手吗？
记者：中国律师的阵营似乎正在分化，特别是公益律师群体的崛起，很让人欣喜。你怎么看这种变化？
张思之：这是个很好的现象，让人看到了律师的希望。但是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最纯粹的法律理想，也不排除有人对名望的向往。
记者：很多人好奇你屡败屡战的韧劲到底是如何保持的，一般人很难做到。
张思之：我对鲁迅有很多看不上的地方，比如他太刻薄，缺乏大家的宽容。但我非常欣赏他的韧性。当时对于那个反动的政权，没有韧劲是绝对战斗不下去的。
记者：但是你和鲁迅不同，他的战斗民众都看到了。而你的工作却鲜为人知，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谁是张思之。
张思之：我也不喜欢被人看到。我不认为孤军奋战是好的，但是在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孤军奋战好。因为如果壮烈了，个人而已。大约两三月个以前，一位年轻律师说，我这一次为这个案子豁出去了，什么我都可以不要了，包括性命。我说，这个案子如果需要有人上菜市口，你不能去，那是我们的事。道理很简单，我都七老八十了，老朽昏晕。你风华正茂，需要干事啊。
记者：你一直提醒律师保护自己，还说律师不能走得太远，有人开始批评你保守了。
张思之：我非常不赞成我们的律师遇到什么事情就冲在一线摇旗呐喊，面对强力，一定要保护自己。这不是说我们贪生怕死，是说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完成好我们应该的使命。坦率地讲，我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用极端的方式表达，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伤害了整个群体的活力和行动力。
记者：为政治案件中的被告人辩护，你动用更多的法律技术还是道义勇气？
张思之：光靠热情和敢言的勇气是不够的。我也是希望通过我以前的教训告诫年轻、有正义感的律师们，光靠勇气太单薄也太浅薄。我所办的每个案子事后我都会总结，非常不幸，迄今没有哪个案子是完美的。
记者：现在一些地方出现律师进入法院和检察院的动向，你觉得他们能给两大司法机构带来什么改变？
张思之：我非常冒失地估计，什么改变都不会带来。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先例，律师个体进入法院后，有魄力和能力去影响审判制度的变革。相反，部分法官转至律师队伍反而变了，这种势力不可小看。
记者：当初为何拒绝进入司法部呢，如果从政或许变革社会的力量更大？
张思之：我不是当官那块料，我一开始就知道。从小人们就说我这个地方（指头）有反骨。在中学的时候我就领导了全校学生罢课。我倒不是说有意识和官场保持距离，我是认为你既然是上就应该高，如果你是上却很低，我当然就不愿意。
记者：你偶尔也到高校座谈，跟年轻学生说什么？
张思之：我说得最多的是，希望当他们人生作出重大选择的时候，很多问题要考虑清楚，第一主观条件，第二客观因素。而客观因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体制对人的制约。这个问题要想清楚才能做事。
记者：你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吗？
张思之：我思想上是，但是我行为上又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要考虑种种制约种种限制。完全我行我素，那不是找钉子碰吗？在上海办郑恩宠案，我风光得很，两辆车跟着我。到关键的时候我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还面带微笑。这不是阿Q，只有这样。
记者：这样的环境有时反而更能让人豁达。
张思之：是这样的，我微笑不是想博得他们的同情，是想告诉他们，我们之间并不对立。
记者：你的经历很有意思，1948年就入了党，之后成了反革命，然后又被委以重任担当“四人帮”辩护组负责人，再以后你又拒绝高位，成了一名自由律师。80岁的人生，50年律师生涯，你对自己的信仰有过反思吗？
张思之：王若水比我大一岁，得癌之后，有一次他问我：思之啊，你说我们当初是不是真的错了？当初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并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认为那时候错了，很多是非就讲不清楚了。不是说那时候错了，是说那个时候我们选的路到现在我们一直还坚持那就是错了。
记者：说到信仰，现在越来越多青年法律人士开始信仰基督教，你怎么看？
张思之：这的确正在成为一个趋势。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正确的信仰，一个好的信仰，他们选择了基督教。我并不恐惧这种现象，因为宗教多是劝人向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