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偶尔看到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行》，是在谈大陆的“知识分子”问题，原来其中的特约嘉宾竟是《读书》的主编汪晖。我久闻汪晖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后又听到江湖传闻，由香港某巨富襄助的百万元巨奖“长江《读书》奖”，明明读者评选奖的榜首为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而《读书》杂志和评委会因顾忌当局会因之不悦，竟然昧着良心推倒重来，硬是把一位“新左派”的首脑人物的著作扶为魁首，一举摘取百万巨奖，导致士林哗然，于是各方要求公布原始选票，却遭《读书》杂志坚拒。而此位立地成富者是谁？好象就是汪晖吧。
撇开那些蜗角虚名和铜臭故事不提，我倒很想听听汪公是如何纵横评说知识分子的，听着听着，却不得要领，反而是《铿锵三人行》里的另一常客提过一句：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现实批判的传统角色。但汪晖没有正面回应，主持人窦文涛也没有跟进，于是大家也就避而不谈了。然而咂品之下，汪晖亦非完全没有说及这话题，他说的（大意）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和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进入体制内，从内部起作用；另一部分下海了，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汪晖接着说，《读书》带头搞起“三农问题”的讨论，在全国激起很大反响，此外《读书》还搞过几个重大话题的探讨（他没细说），也都很轰动。在我听来，他的意思是，传统的批判现实、秉持公义的知识分子风骨，已让位于做“实事”，探讨实际问题。听去不无道理，但“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是否就能取代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担当精神？就拿“三农”问题而论，它是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并发症，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恶性溃疡？归根到底，离不开对中国现状的判断，这是一个行进中的市场经济时代，还是一个市场经济畸形发育和不变的政治专制的混合型“后极权时代”？故此我听来听去，一场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末了也没有真正谈及知识分子的问题。
知识分子为社会良心的象征，这在中国本无例外。不过，五七年反右敲断了中国士人的脊梁骨，之后更是漫长的政治高压和精神恐怖年代，彼时的社会良心不是“被狗吃了”，而是被镣铐枷死了。然而知识分子对真理、良知、正义与社会公正的追求，毕竟是先贤传下来的精神道统，尽管气若游丝，却不绝如缕，恍如永不枯涸的泉眼，冰封之下，于无声处，仍有林昭、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思想志士穿透铁幕的呐喊……及至严寒稍退，解冻的春潮顷刻又泛过了专制的高坝。“后文革时代”就是生机复苏的阳春季节，在集权政治的裂缝里，长出了一片葱绿的思想苗芽。殊想不到，在“后文革时期”看上去已日趋驯良的专制巨兽，竟以“前极权主义”的最凶残的暴力方式猝然终结了这个时代。
十七年来，枪炮声未尝远去，坦克的履带依然辗压着中国人的中枢神经。在这个冗长而沉闷的“后极权时代”，中国士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与“前极权时代”迥然不同的变化，几乎所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染上“集体失语症”，他们普遍回避了批判社会，针砭现实的道德责任。如滔滔浊流一般的贪污腐败、贫富不均、滥权枉法、吏治黑暗、无官不贪、无富不奸、私德荡然、公德崩溃、坊间百姓失落了诚信而政府更毫无公信力……这是一个散发着霉烂朽败气息的社会，而面对着它，中国的知识精英却“失语”多时矣。这种人文景观，便成了江、胡两朝年的特征。究其因，除了六四梦魇的暴力威慑之外，不能不提及统治者行之有效的“赎买政策”。
九十年代起，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作了很多调整，从评定职称、提高薪酬、附加各种津贴和待遇、房屋分配和内部价格售房，医疗、用车或用车津贴…..总之，大陆作为森严的等级社会，也让知识分子分一杯羹，进入这个等级体制之内。当然，仅限于安分守己的人，凡是胆敢拂政权逆鳞的，则扫地出门，若论人身囚禁那只是最后手段，首先是让你“不称臣者不得食”。而在中国大陆这非驴非马的半截子市场化商品化社会里，生活的压力，致令“君子谋道不谋”、“从道不从君”的精神道统发生了蜕变。党垄断着从公共权力到经济命脉等一切资源，唯一未能掠去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资源，自江泽民时代始，中国士人对社会公义的关怀的确被大大稀释了。现实是严酷的，叛逆者在体制内难觅生路，体制外也断难存活，因为这个政权君临一切，任何民间企业、机构、单位也在中共的“鹰眼”之下，要仰权贵的鼻息。哪怕百分百的民营企业，在目下的中国就要百分百地依附权力。思想异议人士的存活空间可有立锥之地？更绝的是，胡锦涛还要订立打上“新政”印记的戒律，此份红头文件严苛地切断了所有官办、民营企业与民间团体及人士的经济支持。民间学者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并撰文登载于《南方周末》，旋即遭《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大张挞伐，指斥为“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此篇大批判檄文日前还受到该报嘉奖，列为年度“获奖”之文。
来自网络民间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何以触痛了专制政治的敏感神经丛？如哈维尔所言：“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人说“高薪养廉”，大陆却是“高薪养奴”。于是人们便得睹奇观，一些“知识分子人渣”迅速泛起，六四之后曾名噪一时的何新，已非万人唾骂的孤单例子，现时这种“知识奴才”一抓一大把，如大学教授韩德强，为集权体制鸣锣开道之余，更呵斥批判专制、追求民主的异见人士：“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还有《切.格瓦拉》话剧的作者之一黄纪苏，他在讴歌革命英雄之余，又攻击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喻之为“玩反极权的蹦极跳”，他也认为批判当权者的异议人士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甚至鼓吹把异议人士都流放国外去当“活烈士”。类似人物还有清华大学的旷新年等。他们有的是极权统治者的家臣，有的则是食客。然而，要说奴才一族人丁兴旺，那也太过抬举了他们。知识分子的道德退化和精神“矮化”，主要还在于背向社会、背向人生，回避道义担当。更多的知识分子是堕入精神“犬儒”状态，麻木、冷漠、玩世不恭……为了推卸良心的重压，他们不但“躲避崇高”，而且嘲笑崇高；自己的道德矮化了，却要去矮化比他们高大的人，把标尺的刻度拉下来，于是自己看上去也不那么矮了。例如讪笑政治异议者为表演“反政府秀”的不但有新左派、新毛派和“爱国教”的信徒，许多自称思想独立的士人也时作此语，以安抚自己蒙垢的良知与沉滞的心脉。“我既如此，你比我还不如！”又或“政府不是好东西，但岂知你那一套更糟！”如果用王朔的话来说，就更为“顽主化”，他写道：“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将之推演下去就是：“我不是人，你也不是什么好鸟。”这种自嘲自解，在一个政治低气压的沉闷时代，可谓一剂安神固元的万应药方。
其实，后极权时代知识分子的失语症，归根到底来自对专制主义的原始恐惧，为了淡化这种恐惧，他们宁可相信或者假装相信当下中国的“威权政治”是会逐步转型的，春雨夜来，大江东去，只须顺水推舟，甚至稳坐槐树下眺望渔火明灭，一切都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以往中国人流的血泊和眼泪已经太多了，那些自由民主的精神启蒙与实质性的抗争，都是“伪善”和“伪崇高”。作出如此判断，他们就可以洗刷自己因恐惧而带来的耻辱，惜乎烙印一般的耻辱是怎也洗不掉的，诚如哈维尔所说：“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这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精神耻辱无处不在，你怎也躲不开。
说来也巧，当哈维尔成为牢狱的常客时，另一位知名的捷克流亡异议作家米兰.昆德拉也讥讽过哈维尔和“七七宪章”知识分子抗命运动为“反极权秀”，非但是“无用功”，也有猎名的“伪烈士情结”。结果固若金汤的专制城堡须臾毁于一旦，在后极权主义的瓦砾之中，米兰.昆德拉终于痛悔前言，咀嚼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真义。
知识分子为社会良心的标志――这精神道统在中国大陆会发生代际断裂吗？顾准、李慎之、林牧、何家栋、蒋彦勇、丁子霖之后安有来者？厚土里隐隐传来了地火运行的声音……
2006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