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按语
 
在李普先生八十八岁的去年，程巢父先生写了这篇《李普先生晚年的光彩 ----为庆贺李普先生米寿而作》向他的好朋友表示热烈的祝贺。可惜，文章写出来后，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辗转而来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接近年底了。
 
鲁迅说他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为了忘却的纪念》)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当他看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毛泽东先生们，原来是一群更\"高超得多\"的骗子、恶棍，看到这班窃国大盗把中国统治得比当年更血腥、更恐怖、更禁锢的时候，该是怎么样的痛心疾首！
 
程巢父先生参加过志愿军，长期做过剧团编剧。七十年代后期介入文艺评论。一九八九年以后，开始研究二十世纪的思想与政治。在陈寅恪研究和胡适研究这两个领域，有极深的功夫，见解独到，硕果累累；已发表有关\"陈寅恪诗笺证\"、\"陈寅恪年谱\"、\"胡适年谱长编\"和\"储安平研究\"的论文一百多篇；部份收在《思想时代》 (华夏出版社 )和《追寻储安平》 (谢泳、程巢父主编，广州出版社) 中。另一本《士气与正气》在严密的文网里未能出版，胎死腹中了。
 
程巢父先生国学根底深厚，治学作风严谨；拜读程先生大作，常佩服于他\"上 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苦功夫；他重实证，少空谈，不故作高深；文章朴实，隽永可读，回味无穷。程先生博学多闻 ，嗜书如命；他兴趣广泛，从名物考证、隹肴美食，到\"朦胧诗\"、沈曾植研究等，许多都\"非我这样不学之人所能置喙。\"\"非我这样不学之人所能置喙\"是程先生的老朋友锺叔河先生写在《思想时代‧序》中的客气话，我且借来表示我对程先生的崇敬和仰慕。
 
程巢父先生以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风骨，处世治学，不媚权贵，甘于清贫；但和许多\"两头真\"的前革命家之间，却有着极亲密的友谊；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落中，程先生享有崇高之声誉，被称为\"民间思想家\"、\"公民历史系公民教员\"(《民间》2006年特辑一，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谢泳先生也称他为\"民间高人\" (智效民：《程巢父和他的〈思想时代〉 》)。
 
程巢父先生在他的《人性人情总相通》中写道：
 
我的整个少年、青年成长期都是以他人头脑当自己的头脑，以他人的眼、耳当自己的眼耳的失知失觉期。迄于中年，通过阅读胡适，才知道梁氏的\"新民说 \"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才感觉到\"改良主义\"岂可等闲视之。无论何种社会改革，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没有\"飞跃\"的神话，都必须通过渐进的改良积累方能见功。试想：无国会批准，皇帝不能利用陆军或海军来觧决国内争端。仅此一条，一百年做到了吗？如果我们的思力还管用，就会明了\"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陈寅恪所秉持的价值不是滞后而是超前的，正如王焱先生的研究结论：他是中国自由主义史学的开山。 (《思想时代》第31页)
 
程巢父先生生于一九三四年，是让我很羡慕的一代人，因为他们以及比他们更早出生的人，至少受了些许\"旧中国\"流风余韵的浸染，虽然有过一段\"失知失觉期\"，终究能有大彻大悟的回归，例如一九五七年跌入阳谋罗网的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思想解放的先驱。我还未见过程先生，但遥望门墙，很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史有了程先生这样的继往开来而庆幸。
 
听说程先生正埋头著述，好象在写《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史》，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他还想编一份类似《独立评论》这样的《文化》杂志。听说他在海内外收集了大量公私收藏的 胡适遗墨，下了一番考据、注释的功夫，把每一张墨宝的来龙去脉、前尘往事，都说得一清二楚，并且交给香港一家知识分子杂志刊出；听说的听说，该刊物对于程先生这样淡泊名利的\"不著名\"学者，并未予以足够重视，今年好象又不登了，很令人叹息。
 
程先生有太多的事要做，希望他健康长寿，我甚至不自量力的想：到了他八十八岁的时候，我也能为他写一篇《为庆贺程巢父先生米寿而作》。
 
这篇按语未得先生许可，且有蝇附骥尾之嫌；但为了说说缘由，也只有请先生和读者见谅了。
 
武宜三
 
二 OO七年一月九日于流浮山立雪斋
 

（一）

我与李普先生的交往始于李慎之先生逝世之初。当年每天上网的悼念文字源源出现，很多人发言无所顾忌。不到两个月，上、下两册的《怀念李慎之》文章集就编印出来了。我说这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展览会。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李慎之先生的谢世，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涵藏在中国读书人身上的一点民气，此时也就必然要释放出来。我曾一时动念，拟就全部追悼纪念文字撰写一篇《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展览会》，但因诸事丛集，身不由己，未能如愿。于是我就通过渠道与党内民主派诸老发生联系。首先是将六月初撰成的《储安平与胡适：两代自由思想——为悼念李慎之先生而作》寄给他们，进行交流。李普先生的回应最为热烈，从此就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书信往来和电话交谈。
李普先生给我的基本印象是：生命不息，进取无止；他始终是一个怀着理想生活的一介书生。正因此，所以他能高寿而精神健旺。他每天在为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思考、探索、学习、谋划着如何实现民主宪政，故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已成口碑的\"北方三李\"（李慎之、李锐、李普）洵非虚誉。他们伟大的人格理应受到中国有见识的知识分子的爱戴、景仰和成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纪录。
我与他的无数次电话交谈，都是畅所欲言，彼此都毫不顾忌电话被监听的。可惜我自己没有将这些电话进行录音，他的思想火花都流失了。书信却保存了几通复印件，兹将能够找出的几封引录如下：“[NextPage]”
 
李普先生：
那天我们在电话里所谈的话题，就我所涉猎的极其有限的材料，我初步得出了这样的见解：
经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半的内战（1945年秋至1948 年冬），北京的教授阶层都拖得很穷了。胡适任北大校长，薪水也只折合29美金，尽管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害怕共产革命，但带领家小逃难已逃不起了。南京政府派了两次飞机抢救学人出危城，只有少数头面人物（如胡适、陈寅恪）够资格，大多数人也走不了。而且知识分子多清高，不在\"抢救\"名单之内的人，多不肯屈身争取这种机会，故不得不留下来。朱光潜曾经托胡适在联合国办事处谋事，但胡适是特忙之人，故无结果。后来朱光潜在思想改造中受尽屈辱，私心里未必不觉得留下来是下下策。梁实秋则非走不可，因为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与中共参政员有过争执。 1943年他作为参政会慰劳各战区慰问团的成员，遭到毛泽东的指名拒绝。他留下来则绝无好结果。那一代教授阶层里外语好的多的是，只要出去，在欧美的任何一所大学都能用外语直接授课。但就是拿不出供全家出走的路费。加之中共的地下工作无孔不入，周炳琳的女儿，汤用彤的儿子、儿媳都成了左倾分子，这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周炳琳和汤用彤（这仅是举例而已）。再加上学生自治会成天在校园里扭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他们哪知道\"人分三等，食分五色\"，解放区的等级制更甚呢？）；实际上国民党越腐败，共产党欺骗、蛊惑这些青年学生就越是见效，越是轻而易举。植物学家胡先骕留下来是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事业。任鸿隽留下来是为了中国科学社的事业，竺可桢留下来是被左派学生控制了行动自由。钱端升留下来大概是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存有幻想（当然我说的是主要原因，不是多种因素形成的综合原因）。
还有一部分人是抱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如张东荪还替中共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为您复印了张氏当年撰写的两篇文章（《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文化自由》），您可以参看。我写的关于陈寅恪的文章里，也有与此一问题相关的内容。
专此　敬候
冬安
程巢父谨上　　
二○○三、十一、七、　　

（二）
他的来书，我因两次搬家，一时不易找出。我的往书，又因他年事已高，不烦他去搜寻清理，遂付阙如。下面再引一通迄今没有写完、尚未寄出的信：
   李普吾兄：
今天接到尊信，分外高兴和振奋！您长我十七岁。您在中学左倾之时，我始于岁杪出生，故您实为前辈。尤其拜读此信之后，令我肃然起敬：八六耄耋之翁所思考的问题及达到的识见，已是当下中、青年之所谓知识精英、学术明星之辈所望尘莫及的。故我衷心对您实以前辈敬之；但为今后交往无年齿屏障，交流思想更亲切和洽，姑妄以\"兄\"呼之，想外界若知吾之坦率真诚，亦不以我之不拘礼数为怪也。
以我的愚见，吾兄此信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一个世纪之中的大问题，故此信今后的史料价值极高。现就我浅陋的学识，姑妄陈鄙见，于吾兄就教。
一、抗日问题。中国有一句成语：众煦漂山。众口吹气，可以移山。左派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形成了话语霸权，只要翻开有文字的现代出版物，凡涉及抗日，都是\"老蒋不抗日\"。这并非事实。历史的真相是\"老毛不抗日\"，并非\"老蒋不抗日\"。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及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 ——被掩盖的中共抗日战争真相》，都作了严肃的披露和回答。1972年田中角荣来华时，毛说\"要感谢皇军……\"就足以证明他的恬不知耻和没有心肝！
中共的\"抗日\"是手段，不是目的。蒋的抗日是真，是目的。中共的\"抗日\"是表面文章，为了统战，冠冕堂皇，煽动群众，居心叵测，目的是颠覆政府，壮大自己，夺取政权。它一方面发宣言，呼吁\"一致抗日\"，同时又在各处袭击政府军，扩大地盘。九一八以后，迄1936 年还在\"破坏千里黄河堡垒战与主要铁路线\"（附件：毛泽东年谱1936年3月复印件）。 3月27日毛在石楼县城附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中说，（政府）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对之；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见复印之附件）这是毛一贯的流氓手段，在\"国共合作\"的从始到终，没有一天曾经怀有过诚意。你坚持武装割据，坚持反政府，还侈谈什么抗日？实际上是助日，日方是求之不得的。
我再举1936年的两广异动为例。《独立评论》第206 号立即作出反应，胡适以《\"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为题，说\"抗敌救国的第一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中无数往日反对国民党或反对南京政府的人，自从九一八之后，深知统一的必要，都不惜抛弃成见，捐除嫌隙，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拥护政府。这是时势所要求，国难所命令，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做。凡不如此做的，必然要堕入外人的诱惑，认意气为真理，视私怨重于国家民族，逐渐投到对方的怀抱里去，自陷于危害国家的大罪恶而不自知！\"（全文附呈，请阅！）
而毛则把两广异动当成反政府的最好契机，在6月6 日致彭德怀等：\"日军五千人入北平，人心大震，冀察政委会有分裂之势。\"\"反蒋运动呈开展局面，两广有宣布独立之传说，刘湘、何键似均不稳。\"（《毛泽东年谱》548－549 页）
6月8日 　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两广事件的谈话，指出：\"这时候国民党中一些愿意抗日救国的领袖与反对南京的派别，从南京分裂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与应该的。\"\"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吾人更希望西南的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武装民众，实施广泛的民主自由，严厉制裁汉奸，没收日本与汉奸财产，改善工农职员生活待遇等。西南的领袖须执行这些彻底的革命纲领，来却除一部分人民对你们的怀疑，并吸引全国人民的同情羡慕，则胜利可操左券。\"
6月9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国内外政治局势，指出：\"目前国际情况，一面日本对华猛进，一面英苏妥协对日之形势。蒋介石利用胡汉民死亡，做其冬天作总统的迷梦，并扩充兵力，大借美债。反蒋运动之开展是必然无疑的。\"\"自胡汉民死后，亲蒋派邹鲁出洋，证明反蒋已成定议。唯近日陈济棠尚派代表到南京回旋，似粤桂步骤不尽一致，桂进较急，粤进较缓，内幕尚待续证。\"还说：\"俟情况证实，此间拟派重要代表南下联络，并做到互相配合。\"
在日方步步进逼、政府处境日益危迫的情形下，毛是唯恐天下不乱，越乱就越利于他反蒋，故两广异动成为他利用的契机，他欢迎，鼓动，希望事态扩大。在当时，只有蒋领导的南京政府，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日。因此，反蒋就是反政府，就是助日而不是抗日。所谓\"反蒋抗日\"，实际上也就是肩着\"抗日\"的招牌，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反对最能抗日的合法政府。毛的居心，岂不昭彰么？借一句红卫兵的大批判用语还给他：这就是毛泽东的\"狼子野心\"！
在两广异动发生以后，立场最正大，态度最严正的，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请参阅陈之迈的《论粤桂的异动》（《独立评论》二○六号）和张熙若的《对于两广异动应有的认识》（《独立评论》二○ 七号）两文！
还有，\"日军五千人入北平，人心大震，冀察政委会有分裂之势\"。冀察政委会是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北方的一个派出的政权机构。它的分裂无疑是分裂出一派投降的汉奸分子（如冀东自治政府的殷汝耕之流）来。可见毛泽东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所想所希望的是什么。他还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肝吗？胡适当年五月曾有《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他说，\"我们希望宋哲元先生明白，凡是中华民国的敌人，都是他的敌人。我们都是拥护中华民国的人；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机。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存心破坏中华民国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永是国贼。\"毛泽东早就是这样的汉奸国贼。 “[NextPage]”
与您年岁相当的白永达先生（86岁），春节前写给我的信中，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过去我由中学时的主张拥蒋抗日，到大学时的反蒋（自皖南事变起）与倾向民主，总认为是一种进步。但现在想来，进步中也有迷误，如片面地对待\"左\"\"右\"问题。
又如，过去我对蒋，由一般人所认为的他\"不抗日\"或\"动摇不定\"，虽已渐渐悟及他确是想\"先安内，后攮外\"的。（尤其他从1935 年追击红军，渐渐掌握了西南、西北地盘以后，觉得有了抗日根据地，抗日态度渐趋坚定。）但对他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仍嫌估计不足。最近我读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才体会到至少蒋的苦撑抗日，对英美苏的联合击败希特勒，也是起了颇大助力的（在东方牵制住日本人）。
两年前，我写了《也谈大公报》一文，刊于《博览群书》。文中转引了唐德刚说的一个笑话。唐说他在重庆中大读书时，听王芸生的时事讲演。王说，抗日战争中，日本人不幸遇到了蒋介石这位\"赌输了裤子也不下牌桌\"的赌徒，弄得他们想速胜而不得，没了办法。我在文中称道王，说他这话是\"小骂大帮忙\"的\"杰作表现\"。这当然可说。不过对\"赌输了裤子也不下牌桌\"的不易与卓绝，仍嫌重视不足。（ 2003年12月1 日信）
还有一位上海的谈志华先生来舍下谈，他从六十年代迄今，每次去京到军事博物馆参观，中共抗击日军的数字都在变，最高时标到百分之八十六点几，从无定说。这就说明不是科学的统计，也不是求实的态度，是随着政治风向和左的思潮涨落而变动的。用我的语言说，就是扯谎大小的问题。
 
以上这封信没有写完。这几年我应付的事情太多，要做的事情总是不能按计划进行，所以这封残信迄今没有寄出。但我在跟李普先生的电话交谈中说这封信要写三万字，后来又说三万字无法将他列举的问题说清，至少要写十万字。但冗事丛集，应接不暇，身不由己，所以对这位具有阔大胸怀的耄耋老人日夜萦怀所思虑的诸多历史疑题及有关国运民瘼的大事，都没有作出及时的回应，这是我愧对他的 伟大精神的地方。
 
（三）
每当国家社会有大事发生，或有重大变故之际，就是我和李普先生交流较多的时候。前年冬季，香港的朋友给我寄来几本《开放》和《争鸣》杂志，又复印了若干资料，及时披露了执政党某人号召\"学朝鲜、学古巴\"，又否定和批判三权分立的消息。从而证实了当时的传闻并非子虚乌有。我就挑选了一些值得李普先生一看的资料复印寄去。我在电话里说这是一百年来最大的倒退。中国人白活了一百年，今天倒退得连慈禧太后都不如了。那拉氏虽然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庚子拳乱以后，\"西狩\"流离也给了她沉痛的教训。那么腐朽的一个老太婆竟还知道反省，后来派五大臣于 1905年出洋考察。考察归来，朝野满、汉大臣及士大夫言宪政蔚为风气，毫无禁忌，造成了晚清末造上下呼吁立宪变法的共识。当年开明的满、汉大臣，比中共绝大多数的历届领袖的思想观念要开放进步得多。一百年后，怎么连三权分立的普世价值都否定了呢？朝鲜有什么值得学的？难道要学金氏父子极端腐朽的世袭制吗？
这一次电话长谈，彼此看法一致。后来他又把他一些新的思考告诉我。我感到当国家政治逆转的严重关头，他越是朝夕勤读苦思，希望看到国家走入顺境，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他说他在钻研宪政理论，希望在晚年补上这一课。我能够直接听到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心声和精神所寄，使我有\"朝闻道，夕死可已\"之慨。
前年年初，他写了一篇《从\"不得已\"的好人说起》（载《炎黄春秋》2004年 4期）。他首先介绍萧功秦《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一文。萧文说，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李普把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培养出的\"廉吏\"，概括为\"不得已\"的好人，与天然的好人，即心地善良的好人，对社会、国家并无危害。然后，他发挥自己的见解：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人们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这三条都同所有的文化一样。我认为任何文化都必须具备这三条。无疑，这里所说的这种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他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毫不含糊地包涵了这些内容：一、我们标榜了数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化，根本没有具备这三条。二、这三条是\"任何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文化）都必须具备\"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具备绝对不行。三、迄今为止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化\"，还是一种落后的、乖张的、悖理的、不合人性的反文明的文化，而美国文化才是先进文化。
作为一个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到了八六高龄，思想非但毫不保守僵化，而且还相当开放超前，这是执政党的七千万绝多党员中，那些固步自封的教条的列宁主义者和只有势利而毫无信仰者无法望其项背的，也是某些当代中、青年知识精英、学术明星所难以比拟的。在后一种人中，有不少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导，别墅、汽车、十数万的年薪，国际学术会议……等等优越条件，已把他们养得过于精明，他们在各种场合，已绝少参与公共领域的发言，他们已变成要精心守护上述\"鸡肋\"的谨言慎行的君子。单独看李普的言行，不容易看出什么，若横向地与上述人等一比，差别就立即显现出来了。其胸襟境界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他在同文中，又提出了他的希望和办法：
对于这两者，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我们怎么办？邓小平说得好，快快从制度方面赶上去。我很赞成，因为文化不是一蹴可就的。我想我们只能缓慢地着急。英文里有一个说法：make haste slowly ，这个说法很好。我们不能等待把这种先进的文化培养起来再建立制度  ；而只能先从制度着手，然后培养文化。这就是先下水，在游泳中学游泳。……先立制度，让那些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和聪明切实的办法。梁任公在清末以为中国不能立刻行宪政，必先\"牖进国民程度\"，行\"新民\"教育，然后宪政可以施行。这是梁启超的训政论。
孙中山主张直接民治，不但要人民懂得用选举权，并且要人民能运用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他要从最彻底处做起，要乡下人都懂得用四权，要从完成地方自治县自治做起。所以六十年前张佛泉就说：\"这样高度的宪政，就是自治历史最久、政治经验最丰的国家，恐怕亦谈不到。孙中山先生所悬的宪政理想却是如此！这样的宪政如何能立刻到达呢？于是有训政之说。我们暂不实行宪政，先训练人民。等着达到某一程度时，再宣布宪政开始。\"由于孙中山对宪政的误解，在宪政前导致国民党横亘了一个二十年以上的训政时期，遂使中共钻了空子，演变成知识、理念、能力和人才都不足以建立一个良性政府而迄今腐败病入膏肓的局面。
后来梁漱溟也不主张西方的民治，宣称\"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政成功的时候\"。所以他就搞乡建运动，希望乡村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他所想象中的改革并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还包括经济、社会、教育等问题，都一齐下手改造。 [1]当年张佛泉称\"这是最奢的改造计划\"，\"与训政论正如出一辙\"。所以，1949年他见中共取了大陆，对毛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是最有效的救国道路。直到亲身经历了\"反右\"、\"文革\"以后，历史留给这位虔诚的爱国者的反省时日已经不太充裕了，因此这位大政治活动家的晚年反省还没有达到李普这样清醒、准确（即触及时代的症结、要害）的程度。 “[NextPage]”
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有不少学者在论证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英美的民主政治不可照搬，国民的教育水平尚须提高，为过渡到宪政作准备。近一百年来，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在造因（教育国民）上并无分歧，而分歧只在办法上：是造因成功再实行宪政，还是宪政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让制度去规范人性？从世界政治的历史教训和我们此生的政治经历和经验来看，显然前者是不知伊于胡底的迂见，后者才是把当下最优制度一步落实到位的明智选择。李普从一个阶级论者，一个信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暴力革命论者，经过衰年\"变法\"，经过潜心刻苦的探索\"补课\"，进渡到一个接纳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者，远远超越了老左派和新左派的思想樊篱，是他晚年的一次精神飞跃，也是他人生的一片光彩。
 
（四）
没过几个月，他又写了一篇读书札记《制度的威力》。这是一篇妙文，是他独具只眼的发现，是诸多党史专家都未曾抉发出材料。文章开头说：\"邓小平1980年关于制度有一段名言（见《邓选》第二卷），讲建立制度的重要性，我曾经加以引用。我至今认为他说得很对，近来觉得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没有认识到。\"文章这样开头，既是文章破题的自然表述，也是老李普对付中宣部无法无天的封杀的一个高明策略。然后他写道：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说过：\"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挑选一个书记，来负责联络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做很好，可惜没有成为制度。
邓小平说的是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没有建立集体领导的制度。可是相反地，不民主和反民主的制度却是建立过的，个人专断的制度和独揽干纲的制度却是建立过的。这方面邓小平没有说到。
从《刘少奇传》可以看到：1943年3 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定》，主要内容一是重新成立政治局，毛泽东为主席；二是重新成立书记处，它隶属政治局，由政治局主席为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书记处\"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决定的。刘少奇在会上建议：\"书记处有一个主席，其它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
 
这可是他老而不昏的锐眼从文献中发现的硬梆梆的材料，有了这条推不翻的材料，李普就展开了他雄辩的发挥：
 
我糊涂数年之久，最近总算悟到了一点儿：这就叫做制度；把这件事形成制度，叫做制度化。这才开始领会，制度和制度化威力大矣哉！
首先，毛从此可以百分之百独断干纲而毫无顾忌。他有根据。他手里有这个《决定》，等于说你们必须听我的，你们只能服从我。谁反对我的意见，往轻里说是无组织无纪律，重一点说就是反党。反对固然不可以，怀疑都是不行的，你竟敢怀疑党中央不是绝对正确？有了这个\"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毛泽东；后来，\"中央\"两个字也不防省掉，毛主席就是党，党就是毛主席。
 
以下，他就把党内数十年形成的家长制，全党上下揣意图、说假话的风气，陈说得清清楚楚，说服力极强。而这篇精彩的妙文仅仅用了一千三百字。
我们常写文章的人想来都有体会，在一篇说理文中如果能用上一两个具有实证意义的事例，其对说理性的加强则不知凡几。《制度的威力》就是因为搜集了陈独秀\"不采用党魁制\"的主张，和《刘少奇传》中的《决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两个对比鲜明的绝佳例子，遂使文章的说服力几乎达到了颠扑不破的效果。无论你多么左的先生大人，也无法站出来驳斥李普。这也说明李普晚年探索之勤和思维之细。
像李普抉发出的这类材料，很多治党史的人一般发现不了，即便发现了，他们也不敢或不愿像李普这样利用。因为他们要维护党和领袖人物的威信。而李普为文是凭胆识与良知，他只认事实，只遵理；此外，一切功利的考虑，一切顾虑，皆置之度外。
 
（五）
五月份刚写了《制度的威力》，七月份他又写了《〈开国大典〉采写回顾》。李普晚年写作的一个总趋向是：他早已超越了为中共历史表功赞绩的局限，攀登到了一个新思想的制高点上，从各种角度切入思考，对历史作深刻的反省。即使在《〈开国大典〉采写回顾》这样的题目之下，他也绝口不谈个人的荣耀史，竟然写进了这样的内容：
 
老记者应当知道，不仅我们党特别重视大检阅大游行，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党都如此，因为这是培养领袖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培养个人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领袖高高在上，万千群众远远在下面仰望着高呼万岁，领袖也就越发显得伟大威风而且带着几分神秘感、越发叫人觉得高深莫测、与常人不同。同时，平常比较冷静的人，在群情激动之下也会热血沸腾。季羡林教授在他的《牛棚杂忆》一书中描写了这种情景，他说他作为堂堂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曾多年在德国吃洋面包，\"毛主席万岁\"他本来是喊不出口的，在国庆大典的游行中他被弄得如痴如醉而高喊起来，从此就习以为常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是一个比比皆然的现象。但是，我们这些常人的记忆是零碎的，没有联想到那样宽广；而李普以他老记者的职业敏感，点出了\"大检阅大游行\"是\"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党都如此\"的\"培养个人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于是我们就想到毛泽东的天安门、斯大林的红场、金日成的平壤、霍查的地拉那……曾几何时，一座座蓬莱神山幻景，均一一化为无形。历史无情，极权党惨淡经营的一整套欺世惘民的玩意儿，终归如海市蜃楼，经不住几度日照，便了然无迹。 1941  年7月，抗战方殷，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到密西根大学作《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讲演。他把当时席卷欧洲的那场战争（美国尚未正式参战）概括为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冲突，自由与奴役的冲突，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人们开明的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他援引 5月11日《纽约时报》上伊司曼（Max Eastman ）的一篇通讯中列举的极权主义的20个特征，其中第五个特征就是：
 
\"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也就是等于一个神。
 
胡适当年指出：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的德、意都可以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
李普青少年时就抱着献身国家、民族抗战的理想，但\"错认他乡是故乡\"；而晚年幡然醒悟之后，才具有了深邃的历史眼光。
 
（六）
2004年12月 15日约10点40分，我打电话到李普先生家。他说，我家里今天出了事。出了什么事？我的老伴沈容去世了。我大吃一惊！我在《南方周末》、《文汇报》、《温故》、《老照片》等报刊上接连不断地读到沈容的好文章，怎么会突然去世了？李普的情绪还比较平静。
我的住地在复旦南区，这里的邮局是不能拍电报的。发E-maill不够庄重，还是得用传统的方式。于是午后我就赶往五角场的翔殷路邮局，发了一份挽电。文如下： “[NextPage]”
 
惊闻尊夫人沈容先生溘逝，不胜悼惜！
贤伉俪晚年反省反思，同识同心，思力锐进，青壮莫追。沈先生的逝世，亦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损失。乞先生节哀！
沈容先生千古！
程巢父敬挽
2004年12月15 日14：45
 
当时，我与李普交往还不满两年，与沈容女士还未见过面，也未通过电话。电报的措辞是稍费斟酌的，在驱往邮局的出租车上一直在打腹稿。在同年秋杪，有一天上午我打电话过去，李普说他今天便秘很难受，是老伴用手抠出来的，现在轻松了。这个生活细节给我印象很深。唯有终身相守、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才做得到。迄沈容逝世之日，她的唯一著作《红色记忆》还未出版，她的文章我才读了五、六篇，如何把握她的思想性情呢？我只能从极少的感受中约略感到沈容是一位人性温厚的女性，不是一个令人退避三舍的党婆形象。从李普的文章的自由抒发，从他在电话里同我放言纵谈毫无干预，我感到他们夫妇的见解、观点大概是没有什么分歧的。于是我就定了\"同识同心\"的电文。\"晚年反省反思\"是北方三李的共同特征，也是党内民主派、\"两头真\"人物的共有现象。这一通短电文是我当天\"大胆的假设\"，就看日后\"小心的求证\"如何。
当晚我又打电话去致哀，并且安慰李普一番。他说电报收到了，很好，谢谢。又说\"是不是评价太高了\"？我说不高，我权衡过的。你们都是中国的宝贝。执政党违宪五十年（1954 －2004），不开放言路。我们的文章在纸上、网上都一再被封杀，你们言论自由度相对比我稍微大一点点，他们拿你们没办法。所以你们比我们的作用大、价值更高。但是，你们的离经叛道，要比我们难十倍、百倍，你们能够走到今天，思想上放出异彩，才引起我们的尊敬。要推进中国的民主，使中国实行宪政，还得借重你们的声光。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看不到你们的价值  ，或者苛求于你们，都是偏颇的观点。
 
（七）
当天11点前后，我就把沈容去世的消息以电话通报给丁东先生和南京的邓伍文先生。丁东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刚好我上午给李普老先生打电话，所以及时知道了此事。伍文兄则尚不知情，他便立即打电话到李府。下午，伍文兄又打电话来，他说今晚要赶往北京参加治丧，因为他们两家有世交。我说我走不开，请他随时与我通报情况。
三天以后，伍文从追悼会现场打来电话，向我描述了追悼沈容的情形。沈容的遗容很安祥，像在熟睡中。身上覆盖着纯白色的缎子，撒满了素色的花瓣。没有官家的人参加，也没有僵硬的党化\"追悼\"仪式。只来了少数亲友。李锐夫妇也来了。开始，是国务院港澳办头头送的花圈放在灵堂的正中，这是沈容离休前的单位。单位的头儿送花圈是依惯例，不是因交情。沈容自 80年代初离休、廖承志去世以后，港澳办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换过好几茬头儿了。港澳办对沈容来说只是一个领养老金的所在，除此，没有任何意义。这天，赵紫阳、梁伯琪夫妇也送了花圈。布置灵堂的人当然依惯例，将沈容本单位首长的花圈放在正中。李普发现之后就动火了，\"把它拿开，放到边上去！\"女儿们领会他的意思，就将赵、梁伉俪的花圈放到了正中。这也表现了李普的性格和人格。尽管你中共中央冷落赵紫阳，软禁他十几年，我李普就是不买这个账！他跟我李普、沈容私交最厚，我可不是势利小人，我照样把他供起来！李普对中共\"罪臣\"赵紫阳的尊重，涵藏着他对历史的判断。
追悼开始，李普说：\"今天，我们向沈容告别，告别是她的遗体，同沈容，我们永远不告别。沈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两个女儿的心里，活在她的至爱亲朋的心里。我相信，她还会活在万千个读者的心里。\"
没有播放哀乐。说到这里，我要暂时岔开一下。自1976年周、毛去世，广播（那时电视不普及）放送哀乐开始，民间死人即竞相袭用此曲。这是三十年来中共最民主、最平等的作风，这是我三十年来从未吐露的感受，值得大书特书！一国之宰相、帝王死后，国葬仪式上使用的哀伤之曲，任何一个平民死去也能毫无限制地抄袭引用，这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民主和平等，直可彪炳史册！
与沈容遗体告别不放哀乐，我猜想可能是女儿们的设计，而放了一首沈容生前最喜欢的英文歌曲《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对我说，你爱我，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五月。你对我说，你爱我……\"这是美国作曲家斯特勒斯的一首很流行的歌。
会后聚餐时，有一位友人问：\"今天沈老的遗体上怎么不覆盖党旗？\"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好几人互换了眼色。伍文听到她女儿轻声的一句：\"盖党旗？那多叫人恶心呐！\"我听到这里，蓦然想起了傅斯年在重庆抨击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胡适的信里的一段话：\"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 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侮耳。\"（1940年8 月14日《傅斯年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八）
丧事初了，李普的老友、广东省委前书记吴南生先生即邀李普南下散心。写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在12月 15日给李普打电话是问我寄的一个快递包裹他收到没有，想不到当天竟遇上沈容逝世。包裹里装的是两位老知识分子编辑的一套资料，凡十六本，外加一些五花八门的来自香港、美国和网上的信息材料。我逢人就介绍那套资料的编辑者见解卓越，眼光犀利，他们编辑的东西比官方的年鉴不知好到哪里去了。既然李普等中共老干晚年与民同心、为民立言，我就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多提供信息，做他们的资料员，让他们随触即发。因为某人号召\"学朝鲜\"\"学古巴\"，批判三权分立，就促使我读了几十万字的宪政史料，又搜集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晚清以来的宪政文献，为以后撰写《中国宪政演化史》作准备。为什么要叫\"演化史\"？我在电话里跟李普交谈。因为宪政到了 1949年中共据有大陆以后就寿终正寝了，再没有宪政的一丝曙光。迄21世纪，更倒退到底谷了，连三权分立的普世理念都给摧毁了。因宪政到了中共一党专政的 55年极权统治时期一切破坏无遗，故将来撰写宪政历史不能叫\"演进史\"，只能叫\"演化史\"，因为历史不是在前进，而是倒退的。这是中国宪政的宿命。因为中国大陆被中共掌控了政权，宪政就只能是倒退又倒退的。这是2004 年冬我与李普多次电话交谈的中心话题，获得他的赞同和支持，没有什么分歧。
也在12月间，因为我敬佩任仲夷先生的几次公开发言，我就请李普先生开一份南方诸老的名单，我把寄给李普、李锐二老的那套资料也给他们各寄一份。李普给我开了任仲夷、吴南生、杜润生等六位关心中国命运的党内民主老人的姓名、住址，我办成了一件值得尽力的事。
现在再回到吴南生先生邀请李普南下的事情上来。李普告诉我，此次南行有两个女儿和大女婿杜高陪同。我预感到，这些忧国忧民的耄耋老人此次聚晤，决不可能只吃吃饭、聊些轻松悠闲的话题而已，势必要谈国家大事、社会民情的。于是我就赶在他们出发以前写了一封信去。文如下：
 
李普吾兄：
沈容夫人新故，吴南生先生即邀吾兄南下散心，足见友情之深挚！然而人际间友情之持久维系不衰，亦须彼此之价值取向的基本一致，若两方之观念见解南辕北辙，识异心歧，其固有之友情亦随之而弱化；故以小弟观察，吾兄今次之南行，恰当国家政治逆转之关头，吾兄与南方诸老之晤聚，亦含有政治性之意向，此不言自明之事实也。盖吾兄与南方诸老（任、吴、杜）青年时代之理想，在今日则转化为民主宪政之诉求 ——终生救国救民，终生都亲睹吾国政治八十年之历次倒退，此次之\"学朝鲜\"（实为邪恶），已倒退到竟连慈禧亦不如，不亦悲夫！
吾兄与诸老晚年之思想言行，与民同心，有浩然之气，在当代思想史上，必将放一异彩，可无疑矣。
祝诸老健康长寿！
供任仲老、吴南老及杜瑞老阅览之材料（每套十六本），弟已于本月二十五号以快递邮包寄出，想已到达，老兄询之吴老可知也。
乞早来电话，示知行止！　敬颂
旅祉
弟　巢父谨上
二○○四、十二、三十“[NextPage]”
 
（九）
2005年元月上旬，李普的广州、海南之行约半月，大概因赵紫阳的情况而提前返京。还在12 月18日为沈容开追悼会时，就听说赵紫阳病重，恐不久于人世了。有一天早上9点整，李普打电话来，说赵紫阳去世了。他将赵的女儿用手机告诉他的几点几分逝世的情况以及她简短的告亲友附言，原原本本地向我转告。我当时记得很准，便立即向谢泳、朱学勤、蒋丽萍、邵建、范泓等几位朋友通报。另有一些电话打不通或无人接听。过了上午 11点，我就不再打电话了，因为网上的消息也多了起来，已经不属新闻了。
元月24日夜，邵建先生从网上读到\"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李普的报导，立即打电话来，托我代向李普先生转致敬意。他对李普的答问极表钦佩。在电话里一再说\"老先生在这个时候能够站出来公开表态，说这一番话，真不容易，真不简单！\"他用一口南京话说：\"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我真佩服老先生的魄力、勇气！这种不顾个人利害的大无畏精神真令人敬佩！\"我听到邵兄转述的李普对赵紫阳和六四两大问题的评判，以及对中共的批评，也极为振奋。但当晚已是深夜，对于高龄老者是不能打扰的，我就把这个（邵建与我的）致敬电话推迟到第二天上午才打。
　　当晚，我就坐下来在灯下展纸写信：
 
李普吾兄：
元月二十四日夜，南京朋友邵建先生在网上看到老兄答记者的谈话之后，对老兄的风骨和人格肃然起敬，旋打电话嘱我向老兄转致敬意。我得悉内容之后，也大为振奋。吾兄在我国政治逆转之关头，无视极权之高压，秉浩然之气，甘冒风险，仗义执言，在当下实如空谷跫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关心国运民瘼的中国人必将受到鼓舞
 
因为连日劳累，在一度亢奋思绪起伏之后，这封信没有一气写成就困顿了，只好上床入睡。第二天，又因事务繁杂，这半页信纸杂入一叠文稿之中，无暇续写了。
李普对赵紫阳是这样评价的：

\"一、支持包产到户，农民过去没有耕种的自由、都要由集体指挥  、集体布置种什么、干什么，后来安徽几个农民秘密地搞了包产到产，自己耕种之后向生产大队交纳一定数目的粮食和其它作物。这是农村的很大改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赵紫阳那时是国务院总理，支持了这个改革。\"
\"二、可以说，他支持了民营经济，老百姓的私营经济，发现了民营经济的好处，增加经济方面的产值，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国家的税收，等等很多方面的民营经济，是他发现了民营经济。\"
\"三、提出了对外开放，他那时候在广东搞了两头在外的经济政策。原材料由国外进来，在国内加工，然后产品销售到国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四、提出成立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邓小平也支持了。所以说，他至少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之一。\"\"这些都可说明，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老祖宗之一、改革设计师之一。\"
　　记者问：\"您对他的人品、为人等方面怎么看呢？比如他在\'六四\'这件事情上的表现？\"
　　李普说：\"他是很好的人，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六四\'时同情学生，不赞成调军队、军管，慰问绝食的学生，劝他们回学校上课，这都是很好的。他如果赞成军管，镇压学生，那他还可以当总书记的。开始他反对了，那就只有下台，辞掉总书记的职务，没有其它办法。\"
　　\"他选择了宁愿不当总书记，也不能够赞成用武装对待老百姓，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政治家，很伟大的政治家。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拥护他的，很称赞他的，很佩服他的。因为他不赞成军管，不赞成对者百姓开枪、镇压学生，就被加了个罪名\'支持动乱、分裂党\'。作为党的总书记，分裂党，这不是笑话吗？莫须有的罪名。我很同情他这样的遭遇。\"
　　记者问：\"在党内像您这样同情赵紫阳的人多吗？\"
　　李普说：\"在一天天地增加。\"
　　记者问；\"您觉得对是否给赵紫阳先生开追悼会这件事情，当局会怎么处理呢，结果会怎样？\"李普说：\"现在看起来很清楚，当局拿这件事很不好办。如果承认软禁他15年不对，承认这一条，勇于纠正错误，那一定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错了不要紧，改正错误就行了嘛。\"
　　记者问：\"您对是否给赵紫阳先生开追悼会这件事情，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呢？\"
 　　李普说：\"应该开，而且应该允许发表个人的意见，自由地参加追悼会。现在平反\'六四\'也不太现实，只要求给赵紫阳平反，这15年来对他的处理是不对的，按照他的身份，按照总书记、总理的规格公开地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作为一种补救的措施，我只要求这两条。那么\'六四\'可以暂时不说，能够平反\'六四\'当然更好，但是现在把所有问题一下解决也不可能，可以暂时不提。就是把赵紫阳的问题解决了，给赵紫阳平反，还他公道，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政府稳定的程度就会大大地加强，顺应民心，符合世界潮流。\"
　　记者问：\"您觉得如果中央不开追悼会或者坚持说赵紫阳先生有错误的话，老百姓会怎么反应？\"
　　李普说：\"很难预言。这样做是很不正确的，非常非常的愚蠢。很明显，和人民对着干，不会有好结果的。\"
　　记者问：\"您觉得党内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李普说：\"持我这种看法的人可以说不很少，究竟有多少人，我还不很清楚。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有一样的看法。究竟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越来越在增加。如果人们知道真相，同意我意见的人就会更多。假定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公开讲话，说明自己的意见、观点，就会吸引更多的人赞成我。但是在中国没这可能。\"\"对于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个言论自由当然应该是指公开演说的自由、而不是个别说话的自由。如果真正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能够公开发表我的意见，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批评、辩论，总而言之，是公开的，而不是暗箱作业、黑箱作业，我看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记者问：\"很多人都想去吊唁赵紫阳先生但遭拦阻，有不少人都被软禁在家中，不让出门，如刘晓波、刘荻等，鲍彤先生也被阻止吊唁，他的夫人还被推得骨折，林牧先生在西安都被绑架软禁，您怎么看这些现象呢？\"
　　李普说：\"如果要对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者也把我监禁起来，我告诉你，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反抗，要把我投进监牢，那就投进监牢好了，没有办法。如果谁要把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也毫无办法。我跟你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那时候叫做：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工作、革命、不怕死。\"
　　\"我今天虽然已经87岁了，我还是有这种精神，有这种准备，准备因为我发表这些言论而被关起来，或者被开除党籍等等，我还像 20岁的时候，这一点上没有变。我可以这样说，不是吹牛皮，老而弥坚。因为赵紫阳的这件事情实在太可悲了。一个人有几个  15年？把他软禁15 年！\"
　　记者问：\"您对\'六四\'这件事情怎么看？\"
　　李普说：\"大规模的坦克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为什么人们那么强调\'六四\'？这是很自然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所以大家关心\'六四\'这件事，完全可以理解。\"
    老李普能够这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就大陆两大敏感问题答记者，对于任何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来说，所激起的心灵震撼，当以\"惊天地、泣鬼神\"赞之，绝不为过。邵建的反应，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不泯，民气犹存的写照。“[NextPage]”
 
（十）
赵紫阳逝世不久，2005年早春，李普又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访问。在这次答问中他批评了毛泽东、邓小平、中共和 1989年学潮中的激进派。他的批评，单凭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他从80年代起，就进行宪政补课。这些批评，就建立在他晚年\"补课\"的收获成果之上。所以他的批评，首先是凭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才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

他说，毛泽东从1953年8 月起，就过早地放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这是违背1945年中共七大决议的精神和原则的，也否定了他自己。1945年 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确定党的政治路线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49年 9月21至3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各党各派订的政治纲领，也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将来要进入社会主义，要大家同意，各党各派都同意，全国人民同意。毛泽东自己说，共同纲领就是新中国立国的\"大宪\"，相当于宪法。他又给否定了。中国经过八年抗战、四年内战，老百姓苦难相连，此时应该与民休息，正需要一个经济恢复期。而毛泽东不顾客观实际，急躁冒进，跨越必经的历史阶段，骤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他的左倾，不经全党同意，不与各党派协商，不管人民愿意不愿意，就宣布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导致政治运动不断，全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从 1953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极左路线，整整25 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被耽误了，倒退了。
李普的这个判断，既来自他记者生涯的阅历和经验，也来自他晚年刻苦的求索和\"补课\"。他晚年的一系列意见，决不是读一两本书、搬用别人的宪政论或西方政治学之类的现成理论或思想所能形成的。我没有问过他读过哪些书。但我知道，这在他，必然是一个年深日久的苦学过程之后，他的认识水平才能达到他今天的高度。这个变化，对他来说至少有两不易：一，要挣脱\"暴力革命论\"和\"阶级专政论\"的意识形态锁链之不易；二，在晚年要把自己的头脑改造成为一具对普世价值和一切良性的新知识的吸纳器和过滤器之不易。但是，李普做到了。我可以打一个比喻：如果我们把邓力群先生资助到哈佛、耶鲁或伦敦经济学院去进修几年，他能达成与李普的共识吗？不大可能。这可见挣脱之不易。即如比李普小数十岁的新左派诸君，其对新知识的吸纳不遗余力，这种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但其\"过滤器\"不大灵光，漏掉了不少珠玉，却留下了一些废渣和病毒，往往有暗于别物，不分朱紫之失。以李普与上述两类君子一比较，我们就可立见李普之大不易了。
当年胡适在密西根大学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时就指出：一切急进主义必然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因为只有绝对的力量能够完成急进革命的工作。毛泽东之所以一次次地发动政治运动，就是要用极端的手段强化权力，推进他的急进革命。李普的见解虽然不直接来自胡适的思想，但是他的思路是符合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理路的。
他在答问中对中共\"六四\"动用军队镇压、枪杀请愿群众，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军队是捍卫国防的，是应付外来侵略保卫国家领土和人民安全的，不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跟人民对着干，决无好下场！
依中共传统的\"阶级专政\"理论，军队是党的\"生命线\"，必须把枪杆子、刀把子牢牢地抓在手上，所以必须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根据这个传统的牢不可破的理念，邓小平辞掉党内外一切职务，唯独保留军委主席。这个军委主席，实际上凌驾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上，故中共\"建国\"五十几年不与军队脱钩，国家元首没有资格指挥命令军队。毛泽东靠它发动\"文革\"，邓小平靠它镇压\"六四\"。这是个极其腐朽的违背世界通行的政治制度的\"怪胎\"，连纳粹党和法西斯党都没有过的制度。希特勒、墨索里尼是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墨氏系首相）统领军队。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个人专制独裁，否定了\"人治\"，想使中共恢复党内民主和国家实行法治。但他又开了军魁控制党魁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先例，实际上又破坏了法治，复归于人治。江泽民又步其后尘，使这个坏制度迄今不能更改。他们的可悲在于堕入了权力迷、暴力迷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故邓小平的\"六四\"动武是把中共一党的私利置于人民的生命福祉和国家的前途之上。他远没有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军管会主席）与群众组织坐下来谈判的政治风度并最终达成妥协的雅量。（阿克顿勋爵有言：妥协是政治的灵魂。）他的这个大错始终成为邓氏子女的隐忧。而李普关于军队职能的阐述则来自宪政论的国家观和政府观。我试举 199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为例：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之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第一百三十九条　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李普超越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狭隘的\"暴力决定一切\"论和\"阶级专政\"论，他早已进渡到一个和平的宪政民主论者的境界。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个飞跃。

武宜三按语
 
在李普先生八十八岁的去年，程巢父先生写了这篇《李普先生晚年的光彩 ----为庆贺李普先生米寿而作》向他的好朋友表示热烈的祝贺。可惜，文章写出来后，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辗转而来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接近年底了。
 
鲁迅说他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为了忘却的纪念》)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当他看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毛泽东先生们，原来是一群更\"高超得多\"的骗子、恶棍，看到这班窃国大盗把中国统治得比当年更血腥、更恐怖、更禁锢的时候，该是怎么样的痛心疾首！
 
程巢父先生参加过志愿军，长期做过剧团编剧。七十年代后期介入文艺评论。一九八九年以后，开始研究二十世纪的思想与政治。在陈寅恪研究和胡适研究这两个领域，有极深的功夫，见解独到，硕果累累；已发表有关\"陈寅恪诗笺证\"、\"陈寅恪年谱\"、\"胡适年谱长编\"和\"储安平研究\"的论文一百多篇；部份收在《思想时代》 (华夏出版社 )和《追寻储安平》 (谢泳、程巢父主编，广州出版社) 中。另一本《士气与正气》在严密的文网里未能出版，胎死腹中了。
 
程巢父先生国学根底深厚，治学作风严谨；拜读程先生大作，常佩服于他\"上 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苦功夫；他重实证，少空谈，不故作高深；文章朴实，隽永可读，回味无穷。程先生博学多闻 ，嗜书如命；他兴趣广泛，从名物考证、隹肴美食，到\"朦胧诗\"、沈曾植研究等，许多都\"非我这样不学之人所能置喙。\"\"非我这样不学之人所能置喙\"是程先生的老朋友锺叔河先生写在《思想时代‧序》中的客气话，我且借来表示我对程先生的崇敬和仰慕。
 
程巢父先生以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风骨，处世治学，不媚权贵，甘于清贫；但和许多\"两头真\"的前革命家之间，却有着极亲密的友谊；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落中，程先生享有崇高之声誉，被称为\"民间思想家\"、\"公民历史系公民教员\"(《民间》2006年特辑一，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谢泳先生也称他为\"民间高人\" (智效民：《程巢父和他的〈思想时代〉 》)。
 
程巢父先生在他的《人性人情总相通》中写道：
 
我的整个少年、青年成长期都是以他人头脑当自己的头脑，以他人的眼、耳当自己的眼耳的失知失觉期。迄于中年，通过阅读胡适，才知道梁氏的\"新民说 \"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才感觉到\"改良主义\"岂可等闲视之。无论何种社会改革，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没有\"飞跃\"的神话，都必须通过渐进的改良积累方能见功。试想：无国会批准，皇帝不能利用陆军或海军来觧决国内争端。仅此一条，一百年做到了吗？如果我们的思力还管用，就会明了\"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陈寅恪所秉持的价值不是滞后而是超前的，正如王焱先生的研究结论：他是中国自由主义史学的开山。 (《思想时代》第31页)
 
程巢父先生生于一九三四年，是让我很羡慕的一代人，因为他们以及比他们更早出生的人，至少受了些许\"旧中国\"流风余韵的浸染，虽然有过一段\"失知失觉期\"，终究能有大彻大悟的回归，例如一九五七年跌入阳谋罗网的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思想解放的先驱。我还未见过程先生，但遥望门墙，很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史有了程先生这样的继往开来而庆幸。
 
听说程先生正埋头著述，好象在写《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史》，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他还想编一份类似《独立评论》这样的《文化》杂志。听说他在海内外收集了大量公私收藏的 胡适遗墨，下了一番考据、注释的功夫，把每一张墨宝的来龙去脉、前尘往事，都说得一清二楚，并且交给香港一家知识分子杂志刊出；听说的听说，该刊物对于程先生这样淡泊名利的\"不著名\"学者，并未予以足够重视，今年好象又不登了，很令人叹息。
 
程先生有太多的事要做，希望他健康长寿，我甚至不自量力的想：到了他八十八岁的时候，我也能为他写一篇《为庆贺程巢父先生米寿而作》。
 
这篇按语未得先生许可，且有蝇附骥尾之嫌；但为了说说缘由，也只有请先生和读者见谅了。
 
武宜三
 
二 OO七年一月九日于流浮山立雪斋
 

（一）

我与李普先生的交往始于李慎之先生逝世之初。当年每天上网的悼念文字源源出现，很多人发言无所顾忌。不到两个月，上、下两册的《怀念李慎之》文章集就编印出来了。我说这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展览会。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李慎之先生的谢世，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涵藏在中国读书人身上的一点民气，此时也就必然要释放出来。我曾一时动念，拟就全部追悼纪念文字撰写一篇《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展览会》，但因诸事丛集，身不由己，未能如愿。于是我就通过渠道与党内民主派诸老发生联系。首先是将六月初撰成的《储安平与胡适：两代自由思想——为悼念李慎之先生而作》寄给他们，进行交流。李普先生的回应最为热烈，从此就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书信往来和电话交谈。
李普先生给我的基本印象是：生命不息，进取无止；他始终是一个怀着理想生活的一介书生。正因此，所以他能高寿而精神健旺。他每天在为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思考、探索、学习、谋划着如何实现民主宪政，故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已成口碑的\"北方三李\"（李慎之、李锐、李普）洵非虚誉。他们伟大的人格理应受到中国有见识的知识分子的爱戴、景仰和成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纪录。
我与他的无数次电话交谈，都是畅所欲言，彼此都毫不顾忌电话被监听的。可惜我自己没有将这些电话进行录音，他的思想火花都流失了。书信却保存了几通复印件，兹将能够找出的几封引录如下：“[NextPage]”
 
李普先生：
那天我们在电话里所谈的话题，就我所涉猎的极其有限的材料，我初步得出了这样的见解：
经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半的内战（1945年秋至1948 年冬），北京的教授阶层都拖得很穷了。胡适任北大校长，薪水也只折合29美金，尽管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害怕共产革命，但带领家小逃难已逃不起了。南京政府派了两次飞机抢救学人出危城，只有少数头面人物（如胡适、陈寅恪）够资格，大多数人也走不了。而且知识分子多清高，不在\"抢救\"名单之内的人，多不肯屈身争取这种机会，故不得不留下来。朱光潜曾经托胡适在联合国办事处谋事，但胡适是特忙之人，故无结果。后来朱光潜在思想改造中受尽屈辱，私心里未必不觉得留下来是下下策。梁实秋则非走不可，因为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与中共参政员有过争执。 1943年他作为参政会慰劳各战区慰问团的成员，遭到毛泽东的指名拒绝。他留下来则绝无好结果。那一代教授阶层里外语好的多的是，只要出去，在欧美的任何一所大学都能用外语直接授课。但就是拿不出供全家出走的路费。加之中共的地下工作无孔不入，周炳琳的女儿，汤用彤的儿子、儿媳都成了左倾分子，这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周炳琳和汤用彤（这仅是举例而已）。再加上学生自治会成天在校园里扭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他们哪知道\"人分三等，食分五色\"，解放区的等级制更甚呢？）；实际上国民党越腐败，共产党欺骗、蛊惑这些青年学生就越是见效，越是轻而易举。植物学家胡先骕留下来是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事业。任鸿隽留下来是为了中国科学社的事业，竺可桢留下来是被左派学生控制了行动自由。钱端升留下来大概是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存有幻想（当然我说的是主要原因，不是多种因素形成的综合原因）。
还有一部分人是抱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如张东荪还替中共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为您复印了张氏当年撰写的两篇文章（《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文化自由》），您可以参看。我写的关于陈寅恪的文章里，也有与此一问题相关的内容。
专此　敬候
冬安
程巢父谨上　　
二○○三、十一、七、　　

（二）
他的来书，我因两次搬家，一时不易找出。我的往书，又因他年事已高，不烦他去搜寻清理，遂付阙如。下面再引一通迄今没有写完、尚未寄出的信：
   李普吾兄：
今天接到尊信，分外高兴和振奋！您长我十七岁。您在中学左倾之时，我始于岁杪出生，故您实为前辈。尤其拜读此信之后，令我肃然起敬：八六耄耋之翁所思考的问题及达到的识见，已是当下中、青年之所谓知识精英、学术明星之辈所望尘莫及的。故我衷心对您实以前辈敬之；但为今后交往无年齿屏障，交流思想更亲切和洽，姑妄以\"兄\"呼之，想外界若知吾之坦率真诚，亦不以我之不拘礼数为怪也。
以我的愚见，吾兄此信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一个世纪之中的大问题，故此信今后的史料价值极高。现就我浅陋的学识，姑妄陈鄙见，于吾兄就教。
一、抗日问题。中国有一句成语：众煦漂山。众口吹气，可以移山。左派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形成了话语霸权，只要翻开有文字的现代出版物，凡涉及抗日，都是\"老蒋不抗日\"。这并非事实。历史的真相是\"老毛不抗日\"，并非\"老蒋不抗日\"。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及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 ——被掩盖的中共抗日战争真相》，都作了严肃的披露和回答。1972年田中角荣来华时，毛说\"要感谢皇军……\"就足以证明他的恬不知耻和没有心肝！
中共的\"抗日\"是手段，不是目的。蒋的抗日是真，是目的。中共的\"抗日\"是表面文章，为了统战，冠冕堂皇，煽动群众，居心叵测，目的是颠覆政府，壮大自己，夺取政权。它一方面发宣言，呼吁\"一致抗日\"，同时又在各处袭击政府军，扩大地盘。九一八以后，迄1936 年还在\"破坏千里黄河堡垒战与主要铁路线\"（附件：毛泽东年谱1936年3月复印件）。 3月27日毛在石楼县城附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中说，（政府）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对之；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见复印之附件）这是毛一贯的流氓手段，在\"国共合作\"的从始到终，没有一天曾经怀有过诚意。你坚持武装割据，坚持反政府，还侈谈什么抗日？实际上是助日，日方是求之不得的。
我再举1936年的两广异动为例。《独立评论》第206 号立即作出反应，胡适以《\"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为题，说\"抗敌救国的第一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中无数往日反对国民党或反对南京政府的人，自从九一八之后，深知统一的必要，都不惜抛弃成见，捐除嫌隙，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拥护政府。这是时势所要求，国难所命令，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做。凡不如此做的，必然要堕入外人的诱惑，认意气为真理，视私怨重于国家民族，逐渐投到对方的怀抱里去，自陷于危害国家的大罪恶而不自知！\"（全文附呈，请阅！）
而毛则把两广异动当成反政府的最好契机，在6月6 日致彭德怀等：\"日军五千人入北平，人心大震，冀察政委会有分裂之势。\"\"反蒋运动呈开展局面，两广有宣布独立之传说，刘湘、何键似均不稳。\"（《毛泽东年谱》548－549 页）
6月8日 　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两广事件的谈话，指出：\"这时候国民党中一些愿意抗日救国的领袖与反对南京的派别，从南京分裂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与应该的。\"\"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吾人更希望西南的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武装民众，实施广泛的民主自由，严厉制裁汉奸，没收日本与汉奸财产，改善工农职员生活待遇等。西南的领袖须执行这些彻底的革命纲领，来却除一部分人民对你们的怀疑，并吸引全国人民的同情羡慕，则胜利可操左券。\"
6月9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国内外政治局势，指出：\"目前国际情况，一面日本对华猛进，一面英苏妥协对日之形势。蒋介石利用胡汉民死亡，做其冬天作总统的迷梦，并扩充兵力，大借美债。反蒋运动之开展是必然无疑的。\"\"自胡汉民死后，亲蒋派邹鲁出洋，证明反蒋已成定议。唯近日陈济棠尚派代表到南京回旋，似粤桂步骤不尽一致，桂进较急，粤进较缓，内幕尚待续证。\"还说：\"俟情况证实，此间拟派重要代表南下联络，并做到互相配合。\"
在日方步步进逼、政府处境日益危迫的情形下，毛是唯恐天下不乱，越乱就越利于他反蒋，故两广异动成为他利用的契机，他欢迎，鼓动，希望事态扩大。在当时，只有蒋领导的南京政府，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日。因此，反蒋就是反政府，就是助日而不是抗日。所谓\"反蒋抗日\"，实际上也就是肩着\"抗日\"的招牌，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反对最能抗日的合法政府。毛的居心，岂不昭彰么？借一句红卫兵的大批判用语还给他：这就是毛泽东的\"狼子野心\"！
在两广异动发生以后，立场最正大，态度最严正的，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请参阅陈之迈的《论粤桂的异动》（《独立评论》二○六号）和张熙若的《对于两广异动应有的认识》（《独立评论》二○ 七号）两文！
还有，\"日军五千人入北平，人心大震，冀察政委会有分裂之势\"。冀察政委会是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北方的一个派出的政权机构。它的分裂无疑是分裂出一派投降的汉奸分子（如冀东自治政府的殷汝耕之流）来。可见毛泽东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所想所希望的是什么。他还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肝吗？胡适当年五月曾有《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他说，\"我们希望宋哲元先生明白，凡是中华民国的敌人，都是他的敌人。我们都是拥护中华民国的人；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机。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存心破坏中华民国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永是国贼。\"毛泽东早就是这样的汉奸国贼。 “[NextPage]”
与您年岁相当的白永达先生（86岁），春节前写给我的信中，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过去我由中学时的主张拥蒋抗日，到大学时的反蒋（自皖南事变起）与倾向民主，总认为是一种进步。但现在想来，进步中也有迷误，如片面地对待\"左\"\"右\"问题。
又如，过去我对蒋，由一般人所认为的他\"不抗日\"或\"动摇不定\"，虽已渐渐悟及他确是想\"先安内，后攮外\"的。（尤其他从1935 年追击红军，渐渐掌握了西南、西北地盘以后，觉得有了抗日根据地，抗日态度渐趋坚定。）但对他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仍嫌估计不足。最近我读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才体会到至少蒋的苦撑抗日，对英美苏的联合击败希特勒，也是起了颇大助力的（在东方牵制住日本人）。
两年前，我写了《也谈大公报》一文，刊于《博览群书》。文中转引了唐德刚说的一个笑话。唐说他在重庆中大读书时，听王芸生的时事讲演。王说，抗日战争中，日本人不幸遇到了蒋介石这位\"赌输了裤子也不下牌桌\"的赌徒，弄得他们想速胜而不得，没了办法。我在文中称道王，说他这话是\"小骂大帮忙\"的\"杰作表现\"。这当然可说。不过对\"赌输了裤子也不下牌桌\"的不易与卓绝，仍嫌重视不足。（ 2003年12月1 日信）
还有一位上海的谈志华先生来舍下谈，他从六十年代迄今，每次去京到军事博物馆参观，中共抗击日军的数字都在变，最高时标到百分之八十六点几，从无定说。这就说明不是科学的统计，也不是求实的态度，是随着政治风向和左的思潮涨落而变动的。用我的语言说，就是扯谎大小的问题。
 
以上这封信没有写完。这几年我应付的事情太多，要做的事情总是不能按计划进行，所以这封残信迄今没有寄出。但我在跟李普先生的电话交谈中说这封信要写三万字，后来又说三万字无法将他列举的问题说清，至少要写十万字。但冗事丛集，应接不暇，身不由己，所以对这位具有阔大胸怀的耄耋老人日夜萦怀所思虑的诸多历史疑题及有关国运民瘼的大事，都没有作出及时的回应，这是我愧对他的 伟大精神的地方。
 
（三）
每当国家社会有大事发生，或有重大变故之际，就是我和李普先生交流较多的时候。前年冬季，香港的朋友给我寄来几本《开放》和《争鸣》杂志，又复印了若干资料，及时披露了执政党某人号召\"学朝鲜、学古巴\"，又否定和批判三权分立的消息。从而证实了当时的传闻并非子虚乌有。我就挑选了一些值得李普先生一看的资料复印寄去。我在电话里说这是一百年来最大的倒退。中国人白活了一百年，今天倒退得连慈禧太后都不如了。那拉氏虽然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庚子拳乱以后，\"西狩\"流离也给了她沉痛的教训。那么腐朽的一个老太婆竟还知道反省，后来派五大臣于 1905年出洋考察。考察归来，朝野满、汉大臣及士大夫言宪政蔚为风气，毫无禁忌，造成了晚清末造上下呼吁立宪变法的共识。当年开明的满、汉大臣，比中共绝大多数的历届领袖的思想观念要开放进步得多。一百年后，怎么连三权分立的普世价值都否定了呢？朝鲜有什么值得学的？难道要学金氏父子极端腐朽的世袭制吗？
这一次电话长谈，彼此看法一致。后来他又把他一些新的思考告诉我。我感到当国家政治逆转的严重关头，他越是朝夕勤读苦思，希望看到国家走入顺境，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他说他在钻研宪政理论，希望在晚年补上这一课。我能够直接听到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心声和精神所寄，使我有\"朝闻道，夕死可已\"之慨。
前年年初，他写了一篇《从\"不得已\"的好人说起》（载《炎黄春秋》2004年 4期）。他首先介绍萧功秦《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一文。萧文说，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李普把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培养出的\"廉吏\"，概括为\"不得已\"的好人，与天然的好人，即心地善良的好人，对社会、国家并无危害。然后，他发挥自己的见解：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人们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这三条都同所有的文化一样。我认为任何文化都必须具备这三条。无疑，这里所说的这种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他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毫不含糊地包涵了这些内容：一、我们标榜了数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化，根本没有具备这三条。二、这三条是\"任何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文化）都必须具备\"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具备绝对不行。三、迄今为止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化\"，还是一种落后的、乖张的、悖理的、不合人性的反文明的文化，而美国文化才是先进文化。
作为一个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到了八六高龄，思想非但毫不保守僵化，而且还相当开放超前，这是执政党的七千万绝多党员中，那些固步自封的教条的列宁主义者和只有势利而毫无信仰者无法望其项背的，也是某些当代中、青年知识精英、学术明星所难以比拟的。在后一种人中，有不少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导，别墅、汽车、十数万的年薪，国际学术会议……等等优越条件，已把他们养得过于精明，他们在各种场合，已绝少参与公共领域的发言，他们已变成要精心守护上述\"鸡肋\"的谨言慎行的君子。单独看李普的言行，不容易看出什么，若横向地与上述人等一比，差别就立即显现出来了。其胸襟境界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他在同文中，又提出了他的希望和办法：
对于这两者，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我们怎么办？邓小平说得好，快快从制度方面赶上去。我很赞成，因为文化不是一蹴可就的。我想我们只能缓慢地着急。英文里有一个说法：make haste slowly ，这个说法很好。我们不能等待把这种先进的文化培养起来再建立制度  ；而只能先从制度着手，然后培养文化。这就是先下水，在游泳中学游泳。……先立制度，让那些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和聪明切实的办法。梁任公在清末以为中国不能立刻行宪政，必先\"牖进国民程度\"，行\"新民\"教育，然后宪政可以施行。这是梁启超的训政论。
孙中山主张直接民治，不但要人民懂得用选举权，并且要人民能运用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他要从最彻底处做起，要乡下人都懂得用四权，要从完成地方自治县自治做起。所以六十年前张佛泉就说：\"这样高度的宪政，就是自治历史最久、政治经验最丰的国家，恐怕亦谈不到。孙中山先生所悬的宪政理想却是如此！这样的宪政如何能立刻到达呢？于是有训政之说。我们暂不实行宪政，先训练人民。等着达到某一程度时，再宣布宪政开始。\"由于孙中山对宪政的误解，在宪政前导致国民党横亘了一个二十年以上的训政时期，遂使中共钻了空子，演变成知识、理念、能力和人才都不足以建立一个良性政府而迄今腐败病入膏肓的局面。
后来梁漱溟也不主张西方的民治，宣称\"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政成功的时候\"。所以他就搞乡建运动，希望乡村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他所想象中的改革并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还包括经济、社会、教育等问题，都一齐下手改造。 [1]当年张佛泉称\"这是最奢的改造计划\"，\"与训政论正如出一辙\"。所以，1949年他见中共取了大陆，对毛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是最有效的救国道路。直到亲身经历了\"反右\"、\"文革\"以后，历史留给这位虔诚的爱国者的反省时日已经不太充裕了，因此这位大政治活动家的晚年反省还没有达到李普这样清醒、准确（即触及时代的症结、要害）的程度。 “[NextPage]”
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有不少学者在论证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英美的民主政治不可照搬，国民的教育水平尚须提高，为过渡到宪政作准备。近一百年来，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在造因（教育国民）上并无分歧，而分歧只在办法上：是造因成功再实行宪政，还是宪政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让制度去规范人性？从世界政治的历史教训和我们此生的政治经历和经验来看，显然前者是不知伊于胡底的迂见，后者才是把当下最优制度一步落实到位的明智选择。李普从一个阶级论者，一个信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暴力革命论者，经过衰年\"变法\"，经过潜心刻苦的探索\"补课\"，进渡到一个接纳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者，远远超越了老左派和新左派的思想樊篱，是他晚年的一次精神飞跃，也是他人生的一片光彩。
 
（四）
没过几个月，他又写了一篇读书札记《制度的威力》。这是一篇妙文，是他独具只眼的发现，是诸多党史专家都未曾抉发出材料。文章开头说：\"邓小平1980年关于制度有一段名言（见《邓选》第二卷），讲建立制度的重要性，我曾经加以引用。我至今认为他说得很对，近来觉得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没有认识到。\"文章这样开头，既是文章破题的自然表述，也是老李普对付中宣部无法无天的封杀的一个高明策略。然后他写道：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说过：\"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挑选一个书记，来负责联络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做很好，可惜没有成为制度。
邓小平说的是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没有建立集体领导的制度。可是相反地，不民主和反民主的制度却是建立过的，个人专断的制度和独揽干纲的制度却是建立过的。这方面邓小平没有说到。
从《刘少奇传》可以看到：1943年3 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定》，主要内容一是重新成立政治局，毛泽东为主席；二是重新成立书记处，它隶属政治局，由政治局主席为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书记处\"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决定的。刘少奇在会上建议：\"书记处有一个主席，其它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
 
这可是他老而不昏的锐眼从文献中发现的硬梆梆的材料，有了这条推不翻的材料，李普就展开了他雄辩的发挥：
 
我糊涂数年之久，最近总算悟到了一点儿：这就叫做制度；把这件事形成制度，叫做制度化。这才开始领会，制度和制度化威力大矣哉！
首先，毛从此可以百分之百独断干纲而毫无顾忌。他有根据。他手里有这个《决定》，等于说你们必须听我的，你们只能服从我。谁反对我的意见，往轻里说是无组织无纪律，重一点说就是反党。反对固然不可以，怀疑都是不行的，你竟敢怀疑党中央不是绝对正确？有了这个\"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毛泽东；后来，\"中央\"两个字也不防省掉，毛主席就是党，党就是毛主席。
 
以下，他就把党内数十年形成的家长制，全党上下揣意图、说假话的风气，陈说得清清楚楚，说服力极强。而这篇精彩的妙文仅仅用了一千三百字。
我们常写文章的人想来都有体会，在一篇说理文中如果能用上一两个具有实证意义的事例，其对说理性的加强则不知凡几。《制度的威力》就是因为搜集了陈独秀\"不采用党魁制\"的主张，和《刘少奇传》中的《决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两个对比鲜明的绝佳例子，遂使文章的说服力几乎达到了颠扑不破的效果。无论你多么左的先生大人，也无法站出来驳斥李普。这也说明李普晚年探索之勤和思维之细。
像李普抉发出的这类材料，很多治党史的人一般发现不了，即便发现了，他们也不敢或不愿像李普这样利用。因为他们要维护党和领袖人物的威信。而李普为文是凭胆识与良知，他只认事实，只遵理；此外，一切功利的考虑，一切顾虑，皆置之度外。
 
（五）
五月份刚写了《制度的威力》，七月份他又写了《〈开国大典〉采写回顾》。李普晚年写作的一个总趋向是：他早已超越了为中共历史表功赞绩的局限，攀登到了一个新思想的制高点上，从各种角度切入思考，对历史作深刻的反省。即使在《〈开国大典〉采写回顾》这样的题目之下，他也绝口不谈个人的荣耀史，竟然写进了这样的内容：
 
老记者应当知道，不仅我们党特别重视大检阅大游行，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党都如此，因为这是培养领袖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培养个人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领袖高高在上，万千群众远远在下面仰望着高呼万岁，领袖也就越发显得伟大威风而且带着几分神秘感、越发叫人觉得高深莫测、与常人不同。同时，平常比较冷静的人，在群情激动之下也会热血沸腾。季羡林教授在他的《牛棚杂忆》一书中描写了这种情景，他说他作为堂堂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曾多年在德国吃洋面包，\"毛主席万岁\"他本来是喊不出口的，在国庆大典的游行中他被弄得如痴如醉而高喊起来，从此就习以为常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是一个比比皆然的现象。但是，我们这些常人的记忆是零碎的，没有联想到那样宽广；而李普以他老记者的职业敏感，点出了\"大检阅大游行\"是\"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党都如此\"的\"培养个人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于是我们就想到毛泽东的天安门、斯大林的红场、金日成的平壤、霍查的地拉那……曾几何时，一座座蓬莱神山幻景，均一一化为无形。历史无情，极权党惨淡经营的一整套欺世惘民的玩意儿，终归如海市蜃楼，经不住几度日照，便了然无迹。 1941  年7月，抗战方殷，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到密西根大学作《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讲演。他把当时席卷欧洲的那场战争（美国尚未正式参战）概括为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冲突，自由与奴役的冲突，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人们开明的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他援引 5月11日《纽约时报》上伊司曼（Max Eastman ）的一篇通讯中列举的极权主义的20个特征，其中第五个特征就是：
 
\"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也就是等于一个神。
 
胡适当年指出：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的德、意都可以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
李普青少年时就抱着献身国家、民族抗战的理想，但\"错认他乡是故乡\"；而晚年幡然醒悟之后，才具有了深邃的历史眼光。
 
（六）
2004年12月 15日约10点40分，我打电话到李普先生家。他说，我家里今天出了事。出了什么事？我的老伴沈容去世了。我大吃一惊！我在《南方周末》、《文汇报》、《温故》、《老照片》等报刊上接连不断地读到沈容的好文章，怎么会突然去世了？李普的情绪还比较平静。
我的住地在复旦南区，这里的邮局是不能拍电报的。发E-maill不够庄重，还是得用传统的方式。于是午后我就赶往五角场的翔殷路邮局，发了一份挽电。文如下： “[NextPage]”
 
惊闻尊夫人沈容先生溘逝，不胜悼惜！
贤伉俪晚年反省反思，同识同心，思力锐进，青壮莫追。沈先生的逝世，亦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损失。乞先生节哀！
沈容先生千古！
程巢父敬挽
2004年12月15 日14：45
 
当时，我与李普交往还不满两年，与沈容女士还未见过面，也未通过电话。电报的措辞是稍费斟酌的，在驱往邮局的出租车上一直在打腹稿。在同年秋杪，有一天上午我打电话过去，李普说他今天便秘很难受，是老伴用手抠出来的，现在轻松了。这个生活细节给我印象很深。唯有终身相守、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才做得到。迄沈容逝世之日，她的唯一著作《红色记忆》还未出版，她的文章我才读了五、六篇，如何把握她的思想性情呢？我只能从极少的感受中约略感到沈容是一位人性温厚的女性，不是一个令人退避三舍的党婆形象。从李普的文章的自由抒发，从他在电话里同我放言纵谈毫无干预，我感到他们夫妇的见解、观点大概是没有什么分歧的。于是我就定了\"同识同心\"的电文。\"晚年反省反思\"是北方三李的共同特征，也是党内民主派、\"两头真\"人物的共有现象。这一通短电文是我当天\"大胆的假设\"，就看日后\"小心的求证\"如何。
当晚我又打电话去致哀，并且安慰李普一番。他说电报收到了，很好，谢谢。又说\"是不是评价太高了\"？我说不高，我权衡过的。你们都是中国的宝贝。执政党违宪五十年（1954 －2004），不开放言路。我们的文章在纸上、网上都一再被封杀，你们言论自由度相对比我稍微大一点点，他们拿你们没办法。所以你们比我们的作用大、价值更高。但是，你们的离经叛道，要比我们难十倍、百倍，你们能够走到今天，思想上放出异彩，才引起我们的尊敬。要推进中国的民主，使中国实行宪政，还得借重你们的声光。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看不到你们的价值  ，或者苛求于你们，都是偏颇的观点。
 
（七）
当天11点前后，我就把沈容去世的消息以电话通报给丁东先生和南京的邓伍文先生。丁东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刚好我上午给李普老先生打电话，所以及时知道了此事。伍文兄则尚不知情，他便立即打电话到李府。下午，伍文兄又打电话来，他说今晚要赶往北京参加治丧，因为他们两家有世交。我说我走不开，请他随时与我通报情况。
三天以后，伍文从追悼会现场打来电话，向我描述了追悼沈容的情形。沈容的遗容很安祥，像在熟睡中。身上覆盖着纯白色的缎子，撒满了素色的花瓣。没有官家的人参加，也没有僵硬的党化\"追悼\"仪式。只来了少数亲友。李锐夫妇也来了。开始，是国务院港澳办头头送的花圈放在灵堂的正中，这是沈容离休前的单位。单位的头儿送花圈是依惯例，不是因交情。沈容自 80年代初离休、廖承志去世以后，港澳办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换过好几茬头儿了。港澳办对沈容来说只是一个领养老金的所在，除此，没有任何意义。这天，赵紫阳、梁伯琪夫妇也送了花圈。布置灵堂的人当然依惯例，将沈容本单位首长的花圈放在正中。李普发现之后就动火了，\"把它拿开，放到边上去！\"女儿们领会他的意思，就将赵、梁伉俪的花圈放到了正中。这也表现了李普的性格和人格。尽管你中共中央冷落赵紫阳，软禁他十几年，我李普就是不买这个账！他跟我李普、沈容私交最厚，我可不是势利小人，我照样把他供起来！李普对中共\"罪臣\"赵紫阳的尊重，涵藏着他对历史的判断。
追悼开始，李普说：\"今天，我们向沈容告别，告别是她的遗体，同沈容，我们永远不告别。沈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两个女儿的心里，活在她的至爱亲朋的心里。我相信，她还会活在万千个读者的心里。\"
没有播放哀乐。说到这里，我要暂时岔开一下。自1976年周、毛去世，广播（那时电视不普及）放送哀乐开始，民间死人即竞相袭用此曲。这是三十年来中共最民主、最平等的作风，这是我三十年来从未吐露的感受，值得大书特书！一国之宰相、帝王死后，国葬仪式上使用的哀伤之曲，任何一个平民死去也能毫无限制地抄袭引用，这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民主和平等，直可彪炳史册！
与沈容遗体告别不放哀乐，我猜想可能是女儿们的设计，而放了一首沈容生前最喜欢的英文歌曲《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对我说，你爱我，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五月。你对我说，你爱我……\"这是美国作曲家斯特勒斯的一首很流行的歌。
会后聚餐时，有一位友人问：\"今天沈老的遗体上怎么不覆盖党旗？\"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好几人互换了眼色。伍文听到她女儿轻声的一句：\"盖党旗？那多叫人恶心呐！\"我听到这里，蓦然想起了傅斯年在重庆抨击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胡适的信里的一段话：\"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 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侮耳。\"（1940年8 月14日《傅斯年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八）
丧事初了，李普的老友、广东省委前书记吴南生先生即邀李普南下散心。写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在12月 15日给李普打电话是问我寄的一个快递包裹他收到没有，想不到当天竟遇上沈容逝世。包裹里装的是两位老知识分子编辑的一套资料，凡十六本，外加一些五花八门的来自香港、美国和网上的信息材料。我逢人就介绍那套资料的编辑者见解卓越，眼光犀利，他们编辑的东西比官方的年鉴不知好到哪里去了。既然李普等中共老干晚年与民同心、为民立言，我就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多提供信息，做他们的资料员，让他们随触即发。因为某人号召\"学朝鲜\"\"学古巴\"，批判三权分立，就促使我读了几十万字的宪政史料，又搜集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晚清以来的宪政文献，为以后撰写《中国宪政演化史》作准备。为什么要叫\"演化史\"？我在电话里跟李普交谈。因为宪政到了 1949年中共据有大陆以后就寿终正寝了，再没有宪政的一丝曙光。迄21世纪，更倒退到底谷了，连三权分立的普世理念都给摧毁了。因宪政到了中共一党专政的 55年极权统治时期一切破坏无遗，故将来撰写宪政历史不能叫\"演进史\"，只能叫\"演化史\"，因为历史不是在前进，而是倒退的。这是中国宪政的宿命。因为中国大陆被中共掌控了政权，宪政就只能是倒退又倒退的。这是2004 年冬我与李普多次电话交谈的中心话题，获得他的赞同和支持，没有什么分歧。
也在12月间，因为我敬佩任仲夷先生的几次公开发言，我就请李普先生开一份南方诸老的名单，我把寄给李普、李锐二老的那套资料也给他们各寄一份。李普给我开了任仲夷、吴南生、杜润生等六位关心中国命运的党内民主老人的姓名、住址，我办成了一件值得尽力的事。
现在再回到吴南生先生邀请李普南下的事情上来。李普告诉我，此次南行有两个女儿和大女婿杜高陪同。我预感到，这些忧国忧民的耄耋老人此次聚晤，决不可能只吃吃饭、聊些轻松悠闲的话题而已，势必要谈国家大事、社会民情的。于是我就赶在他们出发以前写了一封信去。文如下：
 
李普吾兄：
沈容夫人新故，吴南生先生即邀吾兄南下散心，足见友情之深挚！然而人际间友情之持久维系不衰，亦须彼此之价值取向的基本一致，若两方之观念见解南辕北辙，识异心歧，其固有之友情亦随之而弱化；故以小弟观察，吾兄今次之南行，恰当国家政治逆转之关头，吾兄与南方诸老之晤聚，亦含有政治性之意向，此不言自明之事实也。盖吾兄与南方诸老（任、吴、杜）青年时代之理想，在今日则转化为民主宪政之诉求 ——终生救国救民，终生都亲睹吾国政治八十年之历次倒退，此次之\"学朝鲜\"（实为邪恶），已倒退到竟连慈禧亦不如，不亦悲夫！
吾兄与诸老晚年之思想言行，与民同心，有浩然之气，在当代思想史上，必将放一异彩，可无疑矣。
祝诸老健康长寿！
供任仲老、吴南老及杜瑞老阅览之材料（每套十六本），弟已于本月二十五号以快递邮包寄出，想已到达，老兄询之吴老可知也。
乞早来电话，示知行止！　敬颂
旅祉
弟　巢父谨上
二○○四、十二、三十“[NextPage]”
 
（九）
2005年元月上旬，李普的广州、海南之行约半月，大概因赵紫阳的情况而提前返京。还在12 月18日为沈容开追悼会时，就听说赵紫阳病重，恐不久于人世了。有一天早上9点整，李普打电话来，说赵紫阳去世了。他将赵的女儿用手机告诉他的几点几分逝世的情况以及她简短的告亲友附言，原原本本地向我转告。我当时记得很准，便立即向谢泳、朱学勤、蒋丽萍、邵建、范泓等几位朋友通报。另有一些电话打不通或无人接听。过了上午 11点，我就不再打电话了，因为网上的消息也多了起来，已经不属新闻了。
元月24日夜，邵建先生从网上读到\"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李普的报导，立即打电话来，托我代向李普先生转致敬意。他对李普的答问极表钦佩。在电话里一再说\"老先生在这个时候能够站出来公开表态，说这一番话，真不容易，真不简单！\"他用一口南京话说：\"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我真佩服老先生的魄力、勇气！这种不顾个人利害的大无畏精神真令人敬佩！\"我听到邵兄转述的李普对赵紫阳和六四两大问题的评判，以及对中共的批评，也极为振奋。但当晚已是深夜，对于高龄老者是不能打扰的，我就把这个（邵建与我的）致敬电话推迟到第二天上午才打。
　　当晚，我就坐下来在灯下展纸写信：
 
李普吾兄：
元月二十四日夜，南京朋友邵建先生在网上看到老兄答记者的谈话之后，对老兄的风骨和人格肃然起敬，旋打电话嘱我向老兄转致敬意。我得悉内容之后，也大为振奋。吾兄在我国政治逆转之关头，无视极权之高压，秉浩然之气，甘冒风险，仗义执言，在当下实如空谷跫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关心国运民瘼的中国人必将受到鼓舞
 
因为连日劳累，在一度亢奋思绪起伏之后，这封信没有一气写成就困顿了，只好上床入睡。第二天，又因事务繁杂，这半页信纸杂入一叠文稿之中，无暇续写了。
李普对赵紫阳是这样评价的：

\"一、支持包产到户，农民过去没有耕种的自由、都要由集体指挥  、集体布置种什么、干什么，后来安徽几个农民秘密地搞了包产到产，自己耕种之后向生产大队交纳一定数目的粮食和其它作物。这是农村的很大改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赵紫阳那时是国务院总理，支持了这个改革。\"
\"二、可以说，他支持了民营经济，老百姓的私营经济，发现了民营经济的好处，增加经济方面的产值，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国家的税收，等等很多方面的民营经济，是他发现了民营经济。\"
\"三、提出了对外开放，他那时候在广东搞了两头在外的经济政策。原材料由国外进来，在国内加工，然后产品销售到国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四、提出成立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邓小平也支持了。所以说，他至少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之一。\"\"这些都可说明，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老祖宗之一、改革设计师之一。\"
　　记者问：\"您对他的人品、为人等方面怎么看呢？比如他在\'六四\'这件事情上的表现？\"
　　李普说：\"他是很好的人，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六四\'时同情学生，不赞成调军队、军管，慰问绝食的学生，劝他们回学校上课，这都是很好的。他如果赞成军管，镇压学生，那他还可以当总书记的。开始他反对了，那就只有下台，辞掉总书记的职务，没有其它办法。\"
　　\"他选择了宁愿不当总书记，也不能够赞成用武装对待老百姓，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政治家，很伟大的政治家。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拥护他的，很称赞他的，很佩服他的。因为他不赞成军管，不赞成对者百姓开枪、镇压学生，就被加了个罪名\'支持动乱、分裂党\'。作为党的总书记，分裂党，这不是笑话吗？莫须有的罪名。我很同情他这样的遭遇。\"
　　记者问：\"在党内像您这样同情赵紫阳的人多吗？\"
　　李普说：\"在一天天地增加。\"
　　记者问；\"您觉得对是否给赵紫阳先生开追悼会这件事情，当局会怎么处理呢，结果会怎样？\"李普说：\"现在看起来很清楚，当局拿这件事很不好办。如果承认软禁他15年不对，承认这一条，勇于纠正错误，那一定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错了不要紧，改正错误就行了嘛。\"
　　记者问：\"您对是否给赵紫阳先生开追悼会这件事情，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呢？\"
 　　李普说：\"应该开，而且应该允许发表个人的意见，自由地参加追悼会。现在平反\'六四\'也不太现实，只要求给赵紫阳平反，这15年来对他的处理是不对的，按照他的身份，按照总书记、总理的规格公开地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作为一种补救的措施，我只要求这两条。那么\'六四\'可以暂时不说，能够平反\'六四\'当然更好，但是现在把所有问题一下解决也不可能，可以暂时不提。就是把赵紫阳的问题解决了，给赵紫阳平反，还他公道，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政府稳定的程度就会大大地加强，顺应民心，符合世界潮流。\"
　　记者问：\"您觉得如果中央不开追悼会或者坚持说赵紫阳先生有错误的话，老百姓会怎么反应？\"
　　李普说：\"很难预言。这样做是很不正确的，非常非常的愚蠢。很明显，和人民对着干，不会有好结果的。\"
　　记者问：\"您觉得党内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李普说：\"持我这种看法的人可以说不很少，究竟有多少人，我还不很清楚。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有一样的看法。究竟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越来越在增加。如果人们知道真相，同意我意见的人就会更多。假定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公开讲话，说明自己的意见、观点，就会吸引更多的人赞成我。但是在中国没这可能。\"\"对于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个言论自由当然应该是指公开演说的自由、而不是个别说话的自由。如果真正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能够公开发表我的意见，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批评、辩论，总而言之，是公开的，而不是暗箱作业、黑箱作业，我看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记者问：\"很多人都想去吊唁赵紫阳先生但遭拦阻，有不少人都被软禁在家中，不让出门，如刘晓波、刘荻等，鲍彤先生也被阻止吊唁，他的夫人还被推得骨折，林牧先生在西安都被绑架软禁，您怎么看这些现象呢？\"
　　李普说：\"如果要对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者也把我监禁起来，我告诉你，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反抗，要把我投进监牢，那就投进监牢好了，没有办法。如果谁要把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也毫无办法。我跟你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那时候叫做：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工作、革命、不怕死。\"
　　\"我今天虽然已经87岁了，我还是有这种精神，有这种准备，准备因为我发表这些言论而被关起来，或者被开除党籍等等，我还像 20岁的时候，这一点上没有变。我可以这样说，不是吹牛皮，老而弥坚。因为赵紫阳的这件事情实在太可悲了。一个人有几个  15年？把他软禁15 年！\"
　　记者问：\"您对\'六四\'这件事情怎么看？\"
　　李普说：\"大规模的坦克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为什么人们那么强调\'六四\'？这是很自然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所以大家关心\'六四\'这件事，完全可以理解。\"
    老李普能够这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就大陆两大敏感问题答记者，对于任何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来说，所激起的心灵震撼，当以\"惊天地、泣鬼神\"赞之，绝不为过。邵建的反应，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不泯，民气犹存的写照。“[NextPage]”
 
（十）
赵紫阳逝世不久，2005年早春，李普又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访问。在这次答问中他批评了毛泽东、邓小平、中共和 1989年学潮中的激进派。他的批评，单凭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他从80年代起，就进行宪政补课。这些批评，就建立在他晚年\"补课\"的收获成果之上。所以他的批评，首先是凭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才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

他说，毛泽东从1953年8 月起，就过早地放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这是违背1945年中共七大决议的精神和原则的，也否定了他自己。1945年 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确定党的政治路线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49年 9月21至3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各党各派订的政治纲领，也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将来要进入社会主义，要大家同意，各党各派都同意，全国人民同意。毛泽东自己说，共同纲领就是新中国立国的\"大宪\"，相当于宪法。他又给否定了。中国经过八年抗战、四年内战，老百姓苦难相连，此时应该与民休息，正需要一个经济恢复期。而毛泽东不顾客观实际，急躁冒进，跨越必经的历史阶段，骤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他的左倾，不经全党同意，不与各党派协商，不管人民愿意不愿意，就宣布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导致政治运动不断，全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从 1953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极左路线，整整25 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被耽误了，倒退了。
李普的这个判断，既来自他记者生涯的阅历和经验，也来自他晚年刻苦的求索和\"补课\"。他晚年的一系列意见，决不是读一两本书、搬用别人的宪政论或西方政治学之类的现成理论或思想所能形成的。我没有问过他读过哪些书。但我知道，这在他，必然是一个年深日久的苦学过程之后，他的认识水平才能达到他今天的高度。这个变化，对他来说至少有两不易：一，要挣脱\"暴力革命论\"和\"阶级专政论\"的意识形态锁链之不易；二，在晚年要把自己的头脑改造成为一具对普世价值和一切良性的新知识的吸纳器和过滤器之不易。但是，李普做到了。我可以打一个比喻：如果我们把邓力群先生资助到哈佛、耶鲁或伦敦经济学院去进修几年，他能达成与李普的共识吗？不大可能。这可见挣脱之不易。即如比李普小数十岁的新左派诸君，其对新知识的吸纳不遗余力，这种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但其\"过滤器\"不大灵光，漏掉了不少珠玉，却留下了一些废渣和病毒，往往有暗于别物，不分朱紫之失。以李普与上述两类君子一比较，我们就可立见李普之大不易了。
当年胡适在密西根大学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时就指出：一切急进主义必然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因为只有绝对的力量能够完成急进革命的工作。毛泽东之所以一次次地发动政治运动，就是要用极端的手段强化权力，推进他的急进革命。李普的见解虽然不直接来自胡适的思想，但是他的思路是符合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理路的。
他在答问中对中共\"六四\"动用军队镇压、枪杀请愿群众，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军队是捍卫国防的，是应付外来侵略保卫国家领土和人民安全的，不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跟人民对着干，决无好下场！
依中共传统的\"阶级专政\"理论，军队是党的\"生命线\"，必须把枪杆子、刀把子牢牢地抓在手上，所以必须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根据这个传统的牢不可破的理念，邓小平辞掉党内外一切职务，唯独保留军委主席。这个军委主席，实际上凌驾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上，故中共\"建国\"五十几年不与军队脱钩，国家元首没有资格指挥命令军队。毛泽东靠它发动\"文革\"，邓小平靠它镇压\"六四\"。这是个极其腐朽的违背世界通行的政治制度的\"怪胎\"，连纳粹党和法西斯党都没有过的制度。希特勒、墨索里尼是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墨氏系首相）统领军队。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个人专制独裁，否定了\"人治\"，想使中共恢复党内民主和国家实行法治。但他又开了军魁控制党魁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先例，实际上又破坏了法治，复归于人治。江泽民又步其后尘，使这个坏制度迄今不能更改。他们的可悲在于堕入了权力迷、暴力迷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故邓小平的\"六四\"动武是把中共一党的私利置于人民的生命福祉和国家的前途之上。他远没有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军管会主席）与群众组织坐下来谈判的政治风度并最终达成妥协的雅量。（阿克顿勋爵有言：妥协是政治的灵魂。）他的这个大错始终成为邓氏子女的隐忧。而李普关于军队职能的阐述则来自宪政论的国家观和政府观。我试举 199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为例：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之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第一百三十九条　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李普超越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狭隘的\"暴力决定一切\"论和\"阶级专政\"论，他早已进渡到一个和平的宪政民主论者的境界。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