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其优劣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从某种意义而言，一个民族是否能真正强大或崛起，应该首先看这个民族的教育是先进还是落后。如果一个民族的教育是处于时代的领先地位，那么这个民族必将强大，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的教育处于落后的地位，那么这个民族也必将落后，纵使在某个时期这个民族显得强大，这种强大也必然是虚幻的、暂时的。由于其缺乏坚实社会基础的支撑，没有发展后劲，因而必将很快衰竭、崩溃。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根本保障。二战之后，在战争的废墟上，西德与日本选择了优先发展教育，他们从刚刚熄灭的战火中拾起的不是仇恨与沮丧，而是鲜花与书本。他们深信教育是他们掌握未来命运的正途。几十年后，人类发现那在二战中被打趴下的德意志民族与大和民族又站了起来，又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中国古代的强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分不开的。
教育就其总体而言包括硬件与软件两方面。所谓硬件就是指教育的投入，一个时期社会用于教育的资源情况，表现为可见的教育条件的优劣状况。软件就是指教育的精神、理念，教师的素质，这是主宰教育方向与目标的。一个社会教育的先进与落后，显然不只要看该社会教育硬件的情况，更根本的应该是看该社会的教育软件，即主宰教育的核心价值。一个立足于人类普世价值，以人类的先进文明为基准，以培养适应整个人类文明准则为目标的，能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教育，才是符合人类发展潮流的教育，是站在人类长久福祉基础上的教育，因而是先进的教育，而相反那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主导下的教育都是落后的教育，因为它们不是为了培养人，而是为了将人培养成工具和奴隶。
那么，中国今天的教育究竟处于什么状况呢？从近年来教育领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教育不仅仅是落后，而且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中华民族正陷入慢性自杀的生死关头！
一、中国教育的三大痛状
中国教育积弊已深，各种怪象难以胜数。近年来教育领域的突发性事件频发，集中反映出中国教育的病象。通过分析这些突发性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教育的症结，从而为最终寻找到根除中国教育积弊的良药提供借鉴。
中国近年来教育领域突发性事件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种：其一是群体性抗争事件；其二是恶性暴力事件；其三是高发性自杀事件。这三种事件看似互不联系，其实都从不同侧面揭示着中国教育的病症，反映着中国教育的痛象。
1、群体性抗争事件
中国教育领域群体性抗争事件近年来有逐年增多，规模增大，持续时间增长的趋势。2006年更是达到一个高潮，成为中国校园群体性抗争事件有代表性的一年，从有案可查的公开报道中，我们就能发现有如下一系列事件：
12月4日，国有民办的黑龙江省方正一中高一学生近200人走上方正县城街头，抗议方正学校收取学生寒假补课费每人每月150元。
10月29日，江西十所职业学院近6万学生联动抗议，计划到南昌市中心游行。此事惊动了胡锦涛，当局出动数千警察围堵各校，阻止了游行。抗议原因是学校颁发与承诺不符的毕业证书。
10月24日，江西服装学院一万多名学生骚乱，原因是学生不满文凭不获社会承认。
10月21日，江西赣江学院数百名学生暴动，原因是学制与校方早先的承诺不一致，校方对学生反映的问题又迟迟不作处理，引起学生极大不满，于是学生砸打教学大楼、宿舍和餐厅玻璃，砸坏并焚烧公安防暴车，并拦堵校门口道路。
10 月8号，西安邮电学院有300多人示威游行，抗议校方, 以考试成绩差为由，要求学生退学，或每年补交4500元试读费。
10月1日，是北京限定取缔不符合办学资格的民工子弟学校的最后期限，因此，全市二百四十间受影响的民工子弟学校中，九成已经关闭。自八月底起北京大批公安闯入民工子弟学校执行停课令，导致学生、家长与公安发生冲突。
10月15日，河南郑州大学二级学院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发生学生抗议骚乱，上万学生捣毁校内汽车、自行车，打碎窗户玻璃，怒骂校方为“骗子学校！教育欺诈！”。原因是学院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与招生时承诺不一致。
从这些群体性抗争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方面特点：其一是校方不兑现招生承诺侵害了学生的权利。从江西的职业学院，到郑州的升达学院，都是学院招生承诺不兑现，学生每年在付出上万学费后，换来的是不为社会承认的文凭；其二是学校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从方正中学收补课费，到西安邮电学院通过增加收费来处罚学生，以及北京强行让民工子弟到公办学校上学而增加了上学成本，这都是利用权力增加收取学生费用；其三是从学校到社会没有提供给学生正当申诉的途径，学生不得已采取对抗甚至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其四学生面对教育权力部门处于无可选择、任由宰割的弱势境地。
2、恶性暴力事件
近年来中国教育领域恶性暴力事件频发，这从另一个侧面标示出中国教育的失败，体现出中国教育变革的急迫。仅从2006年10月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到如下一些校园暴力事件：
10 月23日，国家级重点中专之一的广州市经贸学校，发生两批学生群殴事件，有七名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送医院治疗，其中三名伤势较重。
10月18日，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万宁籍学生与儋州籍学生发生矛盾，随后发生冲突，并有学生持刀伤人，造成5名学生受伤，其中一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抢救。19日晚上，两地学生纠集在一起，准备互相报复，警方接警后及时赶到制止双方过激行为。
10月11日，原云南昭通市鲁甸县梭山中学一名普通的初三学生彭启荣用炸药炸死了同班16岁的花季少女蔡发春。据同班同学及好友揭露：班上学习好的同学都是彭启荣要杀害的对象！
同时在最近几年来，我们还记得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些校园重大恶性事件：
2005年6月北京大学一名学生因恋爱而将自己的竞争者连砍八十余刀，使其当场死亡。
2004年2月云南大学大四学生马加爵因觉得同学瞧不起自己而将同宿舍四名同学用钝器击打致死。
2002年3月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的大三学生马晓明只因被劝退学怕挨批评而杀死自己的父亲、奶奶。
这些让人闻之色变的校园恶性暴力事件，以极端的方式暴露出中国教育的病态，使人从中感受到中国教育的悲哀。通过这些校园恶性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一是残暴性超乎寻常；二是起因于极其普通的一些小事；三是近年来有由个体性暴力向群体性暴力演化的趋势。“[NextPage]”
3、高发性自杀事件
中国在校学生自杀情况近年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从有关调查显示来看，中国学生尤其是高校学生自杀率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学生自杀率要高。
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中国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陈志霞等人运用“自杀态度调查问卷”，采取分层抽样方式，对1010名大学生的自杀意念与自杀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过轻生念头的学生占10.7%.在中国高校中存在如此高的自杀倾向的人群，这力证着中国教育的失败。
2006年11月，北京某高校一女博士生自杀，通过调查发现她并没有碰到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困扰，可见这种自杀主要并非是外力的促使，而是内心的失衡所致。我们从公开报道的类似高校学生自杀事件，都能看到这种心理失衡导致自杀的影子。
可以说近年来中国高校学生已经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从这种高自杀率中，我们固然可以寻找到诸多社会环境的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教育自身的责任，作为塑造人的灵魂、引领社会健康生活的校园，居然出现如此频繁的自杀现象，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二、中国教育之痛的根源
从以上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失败的严酷现实。那么，导致中国教育失败的根源在哪里呢？
1、群体性抗争事件控诉着中国教育产业化、官僚化的罪责。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权力资本化的公然横行，作为社会稀缺资源的教育自然也成了权贵垂涎的对象，于是超越国民普遍承受能力的教育产业化被推出，为教育领域的官商勾结掠夺民财提供了政策支持。作为官商勾结的载体——二级学院与民办高校大量涌现，与此同时公办高校也大幅度提高收费标准，使中国教育成为民族难以承受的剧痛！
据专家指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高校收费标准，学费占人均ＧＤＰ的比例一般在２０％左右，而中国的高校学费（含住宿费）已接近人均ＧＤＰ的８０％左右。自１９８９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2.3倍，而教育收费却增加了２５－５０倍。
在如此高昂的教育收费下，中国大量普通家庭要送一个孩子上学，不仅要倾其所有，而且常常是债台高筑。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日益艰难，形成投入与收益严重不对称现象。不仅如此，许多权钱勾结下的二级学院为了招生而虚假承诺，导致学生在付出高昂学费后最终换来的却是一张不能为社会认可的文凭，从而激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2006年江西、郑州等二级学院及职业学院学生群体抗争正是这种矛盾激化下的结果，同样黑龙江方正中学及北京民工子弟学校的事件也有权力与利益勾结的影子。
可见中国近年来学校群体性抗争事件是教育产业化导致学生利益受损与社会经济不堪承受的直接结果。同时高校教学管理体制的官僚化，社会提供给学生申诉途径的贫乏化，也是导致学生最终采取激进的群体抗争方式的重要原因。
2、恶性暴力事件昭示出中国教育违背人性、崇尚暴力的实质。
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的教育都是在革命旗号下的血腥灌输，它培养青少年的嗜血本性，为暴力夺权寻求正当性注解。看看学校从幼儿入学那一天起就以鲜血染红的各种旗帜、领巾来作为孩子膜拜的对象，以所谓革命的高远虚幻目标来装饰起杀人的正当，祭拜出暴力的英雄。在这种教育之下，人们普遍形成了轻视生命、缺乏同情、自私冷漠、唯我独尊的病态人格，争强好胜、斗勇比狠，就成了一种时尚。
看看近年来那些发生在校园的恶性暴力事件，究其起因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多是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或者为了一点虚荣的面子，有的甚至就因一言不和，或一个神态不顺，都导致暴力相向。至于云南初中生炸死花季少女，更是只能从病态心理来求得解释。这种学生病态心理的形成，教育是难辞其咎的。校园应该是一片塑造健康灵魂、培植健康人格的净土，然而现在却频繁出现如此病态的恶性暴力事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已背离人类教育的本质，而走上了反人性、反文明的邪路。
3、高发性自杀事件暴露出中国教育工具化、奴化的本质。
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载体的教育应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即人性的培育，人的权利义务观的培养；其二是科学知识，即对自然与社会规律性的认识；其三是技术工艺的继承与传授。在这三个层次中，人性的培育，人的权利与义务观的确立是教育的根本，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人类正确权利义务观是处理社会一切关系的基础，是平等、自由、博爱及民主、法治的根基，同时也是调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人类一切健康心理的建构也应该以正确权利义务观为基础。人类因有权利而尊严，人类因有义务而谨守。
作为文明传承的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人格为基本要务，只有健全人格，才会增强抵御社会各种风浪的能力。然而中国今天教育领域的学生却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这彰显出中国教育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是完全在政权掌控下的教育，教育完全背离了传承文明的职责，而沉沦为权力统治的工具。教育培养人正确权利义务观的核心目标被抽空，只成为自然知识与技艺传授的工具。在这样的教育下，人被当作权力需要的工具，就如机器的螺丝钉一样，人的自身价值被漠视。一个没有正确权利义务观念的人，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人生观的，也不可能有严肃的责任感，因而也就没有抗御社会震荡的能力。这样的人心理不会有平衡，因为一切心理平衡的依据是正确权利与义务观。而没有心理的平衡，自杀与杀人就成为常态。
笼统而言，人类的暴力可以分为虐人与虐己，虐人就是伤害他人，虐己就是伤害自己，而虐己的极端就是自杀。导致虐人与虐己的根源就是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根源就是没有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当教育弃置了对人的权利义务观的培养时，也就完全背离了其宗旨而沦落为权力的帮凶。所以抽空了权利义务观培养的教育就是权力奴化的工具，就必然产生毁灭社会的恶性暴力事件与毁灭自己的高发性自杀事件。
4、教育之痛的总病根
导致中国教育领域群体性抗争事件、恶性暴力事件与高发性自杀事件的根源是教育产业化、教育反人性化与教育的奴化，而导致教育产业化、反人性化与奴化的根源是极权政体。极权政体垄断社会一切领域，教育也难于幸免。被极权垄断下的教育，一切以服务极权统治为目的，丧失了传承文明的天职。在极权之下教育只充当权贵渔利和统治的工具：极权为渔利而推行产业化，使教育成为掠夺民财的工具；极权为寻求暴力夺权的正当而推行反人性化，使教育成为暴力的维护体；极权为维系统治而推行奴化，使教育成为挟制灵魂的帮凶。这种对国民从经济上剥夺与从灵魂上挟制的教育既是极权政体的现实需要，也是极权政体的本质反映。可见中华民族教育之痛源自于极权之病，教育领域的各种病态都是极权政体总病症的表现。
三、根治教育之痛
如上所言，中国教育之痛源自于极权政体之病。要想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就必须从解决极权政体入手。只有结束极权政体，将教育从权力的奴婢地位下解放出来，由权主教育变成民主教育，使教育恢复其传承文明的本性，这样才能根除一切教育领域的病痛。从极权解放出来的教育将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教育的投入是民主透明的。极权之下的教育一切的投入唯官僚意志决定，投入多少与投入方向取决于权力统治的需要，而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投入的不足与浪费的巨大构成了教育领域的贫血现象，形成教育不能满足国民需要的状况。据教育部部长周济2006年3月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透露：中国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79%。2003年9月联合国专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中国的教育结果显示，中国的教育经费在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的乌干达都赶不上。就是这样少的投入，中共政府仍不能100%投入到位，它只承担教育投资的 53% ，剩下的 47% 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可见极权之下对教育的漠视，造成中国教育严重滞后，以至阻碍社会发展。只有民主社会才能保证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比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才能避免投入的浪费。
其二，教育的目标是服务于社会大众而不是服务于政权统治。在极权之下，教育只是充当政权服务的工具，一切以维护权力统治为目标，因此反人性、反文明的谬论邪说大行其道，培养出一批批背离人类普适价值，危害社会正常发展的崇尚暴力、狂热偏执的民族主义、拜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者，导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民族灾难接连不断。民主下的教育必将以人类的长远福祉为目标，以普世价值为核心，以和平、包容、多元为形式，使教育脱离出权力的桎梏而成为完全服务于社会普通大众的工具。
其三，教育回归传承文明的本性。教育以真正培养人的正确权利义务观，使人成其为文明人为第一要义。任何离开权利义务观培养的教育都是奴化的、工具型的教育，因而也是违反教育本质的。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教育完全脱离人的权利观，而没有正确权利观下的义务观也只是病态的奴隶性的义务观，而不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义务观。没有正确权利义务观的人不能称为现代意义的公民，只能算是专制时代的臣民。没有现代权利义务观的确立，社会行止就会失据，各种社会关系就无法理顺，现代文明的社会秩序就无法建立，社会暴力与个体自杀就必然普遍。所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教育必是培养现代权利义务观的健全公民人格的教育。
为了解除中华民族的教育之痛，使中国真正崛起于世界，我们必须根除极权对教育的垄断，将教育权归还于民。只有还权于民的教育，才能以社会发展需要为目标，保证硬件上的科学投入与学科上的合理设置，尤其是教材上的合理编制，也才能最终保证教育持守传承文明的本质而不至沦为权力或金钱的工具。
2007年1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