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文明史视角下看问题

在我看来，对政治罪恶予以控诉固然重要，但是最理性的方向仍然是“总结教训”。这不是套化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语言，而是对古希腊理性哲学和古罗马史学传统的继承。前者，可用波利比奥斯的观点表明，他说：“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后者，则是李维的说法，他要人们从历史中找到教训：“把好的事情当作典范而防止卑腐败堕落事件的产生。”递进而言，我仍寄希望于解放神学的历史哲学观能得到知识精英的认同，即：“通过历史观的解放对自己的命运自觉地负责任，通过自己整个生活和历史来造就自己，造成新人，造成本质上不同的社会。”

涉及到“反右”50周年的学术考量，我坚持“希腊——罗马——解放神学”这样一个架构下的视角，通俗地说，用价值性分析代替“血泪控诉”，尽管我们需要代替受冤者进行控诉，以践行学术良知。

一、 作为“文革”预演的政治运动

梳理毛泽东关于“反右”的言论即正式发表的文章，不难看出，他“反右”之初的核心目标是那些与他的权力系统（或曰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剖符分功”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毛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明确地批判了民盟与农工民主党两个共产党的政治盟友：“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外自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5，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他臭名昭著的“阳谋论”，也就是说大鸣大放本身是政治策略：“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是阳谋。”

就传统影响而言，中共统治集团比国民党统治集团更欠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因此也就是更习惯于“翻版”传统政治治术。如果将所谓的民主党派比为“历史上的异姓王”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杀马以为盟”了即“非共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在毛看来，昔日反蒋的政治盟友今日反状已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同上，P436］即便可称为资产阶级的昔日盟友群体中有“少数人”在反对中共的政治路线，也尽管在批评与监督的意义上讲，这种“反对”是合法权力，但“少数人”还是被定为“资产阶级中的右派”，进而简称“右派”。“右派”不惟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而且他们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社会各个层面，让毛矛盾的是：“共产党、青年团里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同上438］这个矛盾也使毛对“异姓王”的削藩变得困难起来，于是，在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后的8天即1957年7月9日又专程赶往上海，发表重要讲话，题目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40－455］。

此文是“反右”作为一场运动开始的正式标志。此中，毛明确表示：（一）三、五年要搞一次运动［P442］；（二）为了彻底改造“右派”，这个运动可以持续一百年［455］。

明确表示作为运动来大搞、长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的“右派”在共产党与共青团中的“也有”之状，比他起初（7月1日）的判断似乎要严重。在7月9日上海讲话之前的7月7日就小范围内发表过谈话，即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56－465，版本同前］。此文直到8月份才进一步地扩大了阅读范围。在该文中，毛说：“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共青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发，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组织。”

“反右”运动由最初以防止所谓的民主党派夺取政权为核心，转而形成了两条作战：一是，仍对所谓的民主党派；二是，提高对中共党团内“右倾”分子的惩处力度。后一种倾向在逻辑发展上，甚至超过了前一种。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纯洁化偏好在苏共那里有立即可学的样本，在其本身，延安整风已经小试牛刀；另外，基于中国封建统治的无赖政治遗风，内部整肃如曹魏的“煮豆传说”、又如唐宋的“文人党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继承因素。

“文革”的发生，在“反右”那里也就有了先期基础。 

二、 在“反右”中为文革储备人才：以姚文元为例

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来衡量“反右”，其预备信号则是毛泽东于1957年5月15日写给党内高级干部的一封信，名曰“事情正在起变化”。虽然这封信的内容不为当时上海的职位比较低的宣传干部姚文元所知悉，但是，作为较为出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还是从10天以后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三大代表的消息中捕捉到了变化的信息，因为毛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作为趁时之士，姚文元及时调整了自己以往的“鸣放”论调，抢先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文章《录以备考》，批判《文汇报》的办报方向。毛泽东本来就对姚文元有所耳闻并表扬其文章少有片面性，于此，再借姚的文章来反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也就是说，借着姚文元貌似公平的短文，毛正式打响了“反右”第一枪。

姚文元也随后进入上海市委，任新创办的理论刊物《解放》杂志的文教组长。由此，作为毛泽东的亲信柯庆施着力栽培的对象，他具有了与张春桥并驾齐驱的政治资本。无论当时毛是否清楚地设计了“文革”方案，但可以肯定姚文元已经成了毛的储备人才。至于后来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真正地名声雀起，乃至于成为“四人帮”的成员之一，就不足为怪了。

在姚文元完全被激情充满而几无正义可言的“反右”大量文章中，有一篇不太被人注意，此文发表于1957年9月11日的《文汇报》，名曰“摄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此文很快被新华社摄影部主办的《新闻摄影》杂志1957年第9期全文转刊，从而在摄影新闻这个“相对中性”的领域里挑起了“反右”高潮。因为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明确地表示要批判自然主义观点，在文章中，他写道：“有人说，摄影就是自然主义；有人说，摄影艺术只是生活真实的映像，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些看法都是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的。”

在文章中，姚文元还以傅雷翻译的《美苏关系检讨》一书上的插图为例，批判摄影家美化杜鲁门、马歇、贝尔纳斯等西方政治领袖而丑化苏联领导人，因为摄影家的阶级立场是力图表明“莫洛托夫的粗暴，维辛斯基的冷言冷语，葛罗米柯的缺少幽默”。维护苏联形象是政治上正确的要求。不幸的是，之于毛的权力阳谋，姚文元是个永远的“不知情者”，他只能靠揣摩而得。很快，28天后，毛新公开了同苏联的矛盾。

由此细节观之，姚文元也即“四人帮”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三、 中苏交恶遏止了“反右”的进一步扩大化

毛泽东能够施用“阳谋”这种赤裸裸的无赖政治手法，对付提倡民主的由党内外政治力量，至少有两大因素：一是，一直为他所忌恨的美国力量实际上不能影响中国，换言之，司徒雷登所寄希望的那种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1380－1387（之P1382），“别了，司徒雷登！”，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必然要遭到清算。二是，在东西方的对抗中，苏联作为东方阵营领袖暂时取得了优势，即如毛在正式发动“反右”运动之前的1957年6月8日的内部指示所云：“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能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1－433（之P433），“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版本同上］

毛对美国地位的判断是少见的语焉不详的一句话。对于他所讲的重点问题，他多数情况下是不厌其烦地使用重复修辞法，乃至于引用一些数字分析。“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的说法是上指文章的结尾处的一句话，其文是党内的一个指示文件，所以要说右派分子是发动“猖狂进攻”；但是，在一个月后，即在上海讲话时，语调变得稍微平缓了一些，只留“进攻”二字而去掉了“猖狂”。可以估计：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已用端倪，毛所依赖的国际力量正对其发生不利的变化，他才改为低调表达。

美国在核武器（原子弹）方面的优势确实是当时东方阵营的巨大压力，因此作为东方阵营领袖的苏联要奋起直追，军备竞赛也由此而始。苏联将赢得未来优势，不仅是东方阵营成员互相鼓励的宣传方法，而且更是可以预见的事实。1957年8月26日，苏联使用洲际导弹发射了斯普特尼克（意为“地球的同路人”）卫星人类第一颗卫星这意味着苏联实际上可以用导弹瞄准任何地方。［见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中译本，P826，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然而，由毛在东方阵营的领袖欲以及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不满，“美国处于困难地位”的短期事实已经不可能再为他所利用了。1957年10月9日，毛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似乎“轻松”地向与会者透露：“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更深层的分歧则是：“还有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矛盾。…你一定说是和平过渡问题，那跟社会党没差别。”［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66－479（之P477－478），“做革命的促进派”，版本同前］

赫鲁晓夫断定毛泽东是个麦淇淋（假黄油之谓）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赫鲁晓夫回忆录》［汉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中赫氏作了明确的表述：“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曾说：‘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哄骗我们。”［P659］

中苏关系的实质恶化已不可避免，毛泽东剪除“异姓王”的计划也暂缓执行。不过，作为暂时搁置这一计划的代价，他把攻击力量投放到了党内，欣赏赫鲁晓夫改革的彭德怀就成了被攻击的“麦淇淋式”政治靶子。

结语：文化批毛，远不能终止

在毛的权力阳谋中，没人逃出被玩弄的圈套：刘少奇被关押了，他精神失常，还被毛讥为装疯；林彪赤裸裸地造神，最后身家性命不保，毛为林的死，高兴地喝了一杯茅台（此前他几乎滴酒不沾）；“四人帮”中有他的政治伙伴即老婆，但最后毛也秘密安排了这四个人的囚禁之路。

当权力和魔性结合在一起时，结果是多么地可怕！“反右”，只不过是权力癌的最初一个细胞而已。所以说，以文化反思方式批判毛泽东的重任远不能终止，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应当是关于“反右”批判的最重要证据。

2006年5月21日，与北京社会学者朱红讨论，初稿；2006年9月，重新研究《毛选》五卷；2007年1月10日改稿，14日正式定稿。1957年《新闻摄影》杂志由朱红提供。

引言：在文明史视角下看问题

在我看来，对政治罪恶予以控诉固然重要，但是最理性的方向仍然是“总结教训”。这不是套化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语言，而是对古希腊理性哲学和古罗马史学传统的继承。前者，可用波利比奥斯的观点表明，他说：“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后者，则是李维的说法，他要人们从历史中找到教训：“把好的事情当作典范而防止卑腐败堕落事件的产生。”递进而言，我仍寄希望于解放神学的历史哲学观能得到知识精英的认同，即：“通过历史观的解放对自己的命运自觉地负责任，通过自己整个生活和历史来造就自己，造成新人，造成本质上不同的社会。”

涉及到“反右”50周年的学术考量，我坚持“希腊——罗马——解放神学”这样一个架构下的视角，通俗地说，用价值性分析代替“血泪控诉”，尽管我们需要代替受冤者进行控诉，以践行学术良知。

一、 作为“文革”预演的政治运动

梳理毛泽东关于“反右”的言论即正式发表的文章，不难看出，他“反右”之初的核心目标是那些与他的权力系统（或曰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剖符分功”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毛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明确地批判了民盟与农工民主党两个共产党的政治盟友：“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外自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5，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他臭名昭著的“阳谋论”，也就是说大鸣大放本身是政治策略：“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是阳谋。”

就传统影响而言，中共统治集团比国民党统治集团更欠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因此也就是更习惯于“翻版”传统政治治术。如果将所谓的民主党派比为“历史上的异姓王”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杀马以为盟”了即“非共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在毛看来，昔日反蒋的政治盟友今日反状已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同上，P436］即便可称为资产阶级的昔日盟友群体中有“少数人”在反对中共的政治路线，也尽管在批评与监督的意义上讲，这种“反对”是合法权力，但“少数人”还是被定为“资产阶级中的右派”，进而简称“右派”。“右派”不惟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而且他们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社会各个层面，让毛矛盾的是：“共产党、青年团里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同上438］这个矛盾也使毛对“异姓王”的削藩变得困难起来，于是，在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后的8天即1957年7月9日又专程赶往上海，发表重要讲话，题目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40－455］。

此文是“反右”作为一场运动开始的正式标志。此中，毛明确表示：（一）三、五年要搞一次运动［P442］；（二）为了彻底改造“右派”，这个运动可以持续一百年［455］。

明确表示作为运动来大搞、长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的“右派”在共产党与共青团中的“也有”之状，比他起初（7月1日）的判断似乎要严重。在7月9日上海讲话之前的7月7日就小范围内发表过谈话，即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56－465，版本同前］。此文直到8月份才进一步地扩大了阅读范围。在该文中，毛说：“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共青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发，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组织。”

“反右”运动由最初以防止所谓的民主党派夺取政权为核心，转而形成了两条作战：一是，仍对所谓的民主党派；二是，提高对中共党团内“右倾”分子的惩处力度。后一种倾向在逻辑发展上，甚至超过了前一种。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纯洁化偏好在苏共那里有立即可学的样本，在其本身，延安整风已经小试牛刀；另外，基于中国封建统治的无赖政治遗风，内部整肃如曹魏的“煮豆传说”、又如唐宋的“文人党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继承因素。

“文革”的发生，在“反右”那里也就有了先期基础。 

二、 在“反右”中为文革储备人才：以姚文元为例

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来衡量“反右”，其预备信号则是毛泽东于1957年5月15日写给党内高级干部的一封信，名曰“事情正在起变化”。虽然这封信的内容不为当时上海的职位比较低的宣传干部姚文元所知悉，但是，作为较为出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还是从10天以后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三大代表的消息中捕捉到了变化的信息，因为毛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作为趁时之士，姚文元及时调整了自己以往的“鸣放”论调，抢先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文章《录以备考》，批判《文汇报》的办报方向。毛泽东本来就对姚文元有所耳闻并表扬其文章少有片面性，于此，再借姚的文章来反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也就是说，借着姚文元貌似公平的短文，毛正式打响了“反右”第一枪。

姚文元也随后进入上海市委，任新创办的理论刊物《解放》杂志的文教组长。由此，作为毛泽东的亲信柯庆施着力栽培的对象，他具有了与张春桥并驾齐驱的政治资本。无论当时毛是否清楚地设计了“文革”方案，但可以肯定姚文元已经成了毛的储备人才。至于后来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真正地名声雀起，乃至于成为“四人帮”的成员之一，就不足为怪了。

在姚文元完全被激情充满而几无正义可言的“反右”大量文章中，有一篇不太被人注意，此文发表于1957年9月11日的《文汇报》，名曰“摄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此文很快被新华社摄影部主办的《新闻摄影》杂志1957年第9期全文转刊，从而在摄影新闻这个“相对中性”的领域里挑起了“反右”高潮。因为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明确地表示要批判自然主义观点，在文章中，他写道：“有人说，摄影就是自然主义；有人说，摄影艺术只是生活真实的映像，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些看法都是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的。”

在文章中，姚文元还以傅雷翻译的《美苏关系检讨》一书上的插图为例，批判摄影家美化杜鲁门、马歇、贝尔纳斯等西方政治领袖而丑化苏联领导人，因为摄影家的阶级立场是力图表明“莫洛托夫的粗暴，维辛斯基的冷言冷语，葛罗米柯的缺少幽默”。维护苏联形象是政治上正确的要求。不幸的是，之于毛的权力阳谋，姚文元是个永远的“不知情者”，他只能靠揣摩而得。很快，28天后，毛新公开了同苏联的矛盾。

由此细节观之，姚文元也即“四人帮”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三、 中苏交恶遏止了“反右”的进一步扩大化

毛泽东能够施用“阳谋”这种赤裸裸的无赖政治手法，对付提倡民主的由党内外政治力量，至少有两大因素：一是，一直为他所忌恨的美国力量实际上不能影响中国，换言之，司徒雷登所寄希望的那种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1380－1387（之P1382），“别了，司徒雷登！”，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必然要遭到清算。二是，在东西方的对抗中，苏联作为东方阵营领袖暂时取得了优势，即如毛在正式发动“反右”运动之前的1957年6月8日的内部指示所云：“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能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1－433（之P433），“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版本同上］

毛对美国地位的判断是少见的语焉不详的一句话。对于他所讲的重点问题，他多数情况下是不厌其烦地使用重复修辞法，乃至于引用一些数字分析。“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的说法是上指文章的结尾处的一句话，其文是党内的一个指示文件，所以要说右派分子是发动“猖狂进攻”；但是，在一个月后，即在上海讲话时，语调变得稍微平缓了一些，只留“进攻”二字而去掉了“猖狂”。可以估计：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已用端倪，毛所依赖的国际力量正对其发生不利的变化，他才改为低调表达。

美国在核武器（原子弹）方面的优势确实是当时东方阵营的巨大压力，因此作为东方阵营领袖的苏联要奋起直追，军备竞赛也由此而始。苏联将赢得未来优势，不仅是东方阵营成员互相鼓励的宣传方法，而且更是可以预见的事实。1957年8月26日，苏联使用洲际导弹发射了斯普特尼克（意为“地球的同路人”）卫星人类第一颗卫星这意味着苏联实际上可以用导弹瞄准任何地方。［见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中译本，P826，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然而，由毛在东方阵营的领袖欲以及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不满，“美国处于困难地位”的短期事实已经不可能再为他所利用了。1957年10月9日，毛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似乎“轻松”地向与会者透露：“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更深层的分歧则是：“还有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矛盾。…你一定说是和平过渡问题，那跟社会党没差别。”［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66－479（之P477－478），“做革命的促进派”，版本同前］

赫鲁晓夫断定毛泽东是个麦淇淋（假黄油之谓）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赫鲁晓夫回忆录》［汉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中赫氏作了明确的表述：“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曾说：‘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哄骗我们。”［P659］

中苏关系的实质恶化已不可避免，毛泽东剪除“异姓王”的计划也暂缓执行。不过，作为暂时搁置这一计划的代价，他把攻击力量投放到了党内，欣赏赫鲁晓夫改革的彭德怀就成了被攻击的“麦淇淋式”政治靶子。

结语：文化批毛，远不能终止

在毛的权力阳谋中，没人逃出被玩弄的圈套：刘少奇被关押了，他精神失常，还被毛讥为装疯；林彪赤裸裸地造神，最后身家性命不保，毛为林的死，高兴地喝了一杯茅台（此前他几乎滴酒不沾）；“四人帮”中有他的政治伙伴即老婆，但最后毛也秘密安排了这四个人的囚禁之路。

当权力和魔性结合在一起时，结果是多么地可怕！“反右”，只不过是权力癌的最初一个细胞而已。所以说，以文化反思方式批判毛泽东的重任远不能终止，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应当是关于“反右”批判的最重要证据。

2006年5月21日，与北京社会学者朱红讨论，初稿；2006年9月，重新研究《毛选》五卷；2007年1月10日改稿，14日正式定稿。1957年《新闻摄影》杂志由朱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