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政府处死萨达姆之后，中国民众反应如何？
日前，中国社会调查中心公布了对该问题的民意调查。此次调查采取电话访问形式，抽取了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一千名公众。当问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否合理？”时，百分之三十二的被访者表示非常不合理，百分之五十一的被访者称“不合理”，百分之十一的被访者认为合理。当问及“您怎样看待伊拉克政府处死萨达姆？”时，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访者表示，此举显示了美国政府充当世界警察；百分之二十三的被访者认为，这充分显示出美国政府将国内矛盾向国外转化的意图；百分之二十一的被访者表示，这一做法显示美国希望通过干预他国事务中牟利。百分之七十四的被访者认为，伊拉克政府处死萨达姆，不但不能促使伊拉克的长期稳定，可能还会引起更多的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
这一调查结果只能说明中共的反美宣传和教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不能说明中国民众多么有正义感和对国际问题的洞察力。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从一个卖国成性的政权摇身一变而成为“爱国先锋”的角色。当局的宣传机构效仿当年希特勒的伎俩，以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来凝聚日渐散去的民心。由于中共掌控了所有的媒体和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大小教育机构，所以中共的这一阴谋能够得以顺利贯彻。对内，中共当局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国崛起”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对外，中共则需要制造出一些同仇敌忾的“敌人”来，也就是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的“公共污水沟”，以此来转移民众对政权贪腐暴虐的严重不满。
那么，谁适合充当“敌人”的角色呢？首先，当然是在近代历史上与中国有过血海深仇的日本。在当局的鼓励和纵容之下，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乃至上演了暴力围攻日本使馆的闹剧。中日关系未能像法德关系一样“相逢一笑泯恩仇”，固然与日本方面未能深切反省历史有关，但更是中共政权故意诱导民意的结果。其次，则是渐行渐远的台湾。国内媒体将台湾描述得一团漆黑，根本无视台湾的民主成就，而以“武力统一台湾”为号召，网络上更是时时出现以核武器攻击台湾的“豪言壮语”，一向心细如发的网络警察偏偏对这样一些穷兵黩武的言论网开一面。再其次，便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了。中国昔日也曾有过汉唐盛世，也曾如同今日的美国，居高临下地对别人指手画脚。今天雄风不再，自然是看不惯作为“新贵”的美国。中共当局故意淡化中美之间根本价值的分歧，即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的分歧，而将美国描绘成凶神恶煞的霸王的形象，很容易招致民众对美国的深切不满。而那些年轻的民族主义愤青们，每当论及国内的诸多不平事件时，皆噤若寒蝉，因为他们知道得罪当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每当谈及美国及国际事务时，他们立刻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信誓旦旦地要充当本•拉登、奥马尔和萨达姆的亲密盟友，因为他们知道骂美国会获得“今上”的欢心。不过，他们也就是过一下“嘴巴瘾”而已——当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的“新左派”们发表了一份“抗美援伊”的宣言，声称要组织义勇军赴伊拉克，“与伊拉克人民并肩作战”。但自始至终，我却没有发现一个人真正成行。
此一调查问卷的设计，显然是存在着明显的、有意的误导。这些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用意的恶意揣度，皆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明明是今天合法成立的伊拉克政府主导的对前暴君萨达姆的审判，却被某些人想像成为“美国充当世界警察”，想像力何其丰富也。中共当局不是公开承认了目前的伊拉克政府、并互相派驻外交人员了吗？为什么又要在背后耍这些见不得人的花样呢？既然你们认为现在的伊拉克政府是美国的傀儡，你们为什么没有胆量干脆就拒绝承认它呢？还有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我不知道美国现在究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国内矛盾”。
近年来，我多次访问美国，所见皆政通人和。虽然许多百姓批评布什政府的保守政策，但布什政府绝对还没有到要把这些批评引到伊拉克的地步。说起“国内矛盾”来，国内矛盾最大地方的不是美国，倒是中国自身，看看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工作的工人，以及占总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既没有劳动保障也没有医疗保险的普通百姓，再看看一夜暴富、富可敌国的官商们，以及近期一起接一起的灭门屠杀案件，哪里的国内矛盾到了干柴烈火的地步呢？还有更可笑的一个谎言便是：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牟利。换言之，美国借此强占伊拉克的石油。由于国内民众无法获得真实的资讯，故而对此似是而非的说法信以为真。其实，战后美国从伊拉克购买的石油的数量，仅仅占美国进口石油总量的百分之二三，而且是从国际原油市场上以公平的价格购买的，既非直接从伊拉克强行购买，其价格也不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石油进口国低廉。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控制其石油的人，根本不了解国际原油市场的运作方式。无知便导致了胡说。
萨达姆被处死之后，国际社会对此有诸多不同看法。有人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和反对死刑者，所以他们会严厉批评对萨达姆执行死刑。我可以理解在价值多元化的西方出现的这些看法。在中国国内，则有许多自作多情的“同情者”，国内媒体也单方面地报道此种反对言论，我没有在国内的媒体上看到过一篇支持对萨达姆执行死刑的文章。一时间，同情萨达姆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时尚，人人都抢着来穿一穿这件新衣裳。不久前，《新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萨达姆被绞死伤害了“文明”》的评论文章。该文章认为，美国的做法“重蹈了以野蛮对付野蛮的这一古老覆辙。如此，只会让文明世界再一次沦为一个野蛮的斗兽场，只会让文明世界被血腥的丛林法则一步步彻底支配”。这是一种典型的是非善恶不分的论调。如此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便法西斯势力日渐嚣张，即便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的惨剧不断上演，我们为了避免重蹈“以野蛮对付野蛮”的覆辙，就不必拿起武器来与之对抗了。那么，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便都是多此一举了，既然屠杀了数十万平民百姓的萨达姆都应当被大度地“宽恕”，那些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犯们是否也应当被无条件地宽恕呢？那么，为什么还有如此众多的国人要对日本官僚参拜设有甲级战犯名册的靖国神社感到义愤填膺呢？难道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屠杀的中国人便是“人”，而被萨达姆屠杀的伊拉克人便不是“人”？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犯下的是“罪”，而萨达姆犯下的便不是“罪”？难道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凶手仍然是“凶手”，而刚刚杀戮过的、手上沾满鲜血的凶手便不是“凶手”？这是一种何等怪诞的逻辑啊。
宽容是必要的，但宽容并不意味着对邪恶的宽容、对屠杀的宽容、对不宽容我们的人的宽容。我认为，对萨达姆执行死刑、对皮诺切特辗转数国的漫长审判，以及海牙国际法庭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它们不仅没有伤害“文明”，反倒捍卫了文明的底线。未来的中国，也将实施类似的审判，比如对天安门大屠杀的责任人的审判。虽然最高决策者、以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已经魂归地狱，但他们仍然要接受缺席的审判。假如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等高层决策者以及那些具体执行杀戮命令的高级将领们都还在世，他们更将被推上审判席，曝光于全民面前。我个人是温和的死刑的反对者——反人类罪除外。对于那些犯下了反人类罪的专制政权的大独裁者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骨干，诸如北韩的金正日、缅甸的丹瑞、古巴的卡斯特罗、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奥马尔、基地组织的本•拉登等人，倘若他们被缉捕归案，经过公开公正的审判之后，由国际法庭处以死刑，我个人举双手赞同。因为，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对邪恶的宽容，对人类的尊严的侮辱和对人类的自由的漠视。
中国是同情萨达姆的人最多的国度，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将萨达姆当作英雄来看待。这种扭曲的、奢侈的同情心和“英雄崇拜”多少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人们崇拜和同情四面楚歌、告别虞姬的楚霸王，却忘记了项羽昔日杀戮过多少无辜的百姓，包括自己的兄弟姊妹在内，这就是中国式的泛滥的、也是虚假的“同情心”。如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同情心过剩的时代，恰恰是一个同情心无比匮乏的时代。中国人的心灵其实比任何国家民族的民众的心灵更加干枯和冷漠。那些装模作样、矫揉造作的家伙纷纷撰文表达对萨达姆的同情，却从来没有同情过那成千上万的被萨达姆杀害的伊拉克民众。那些无名的大众，那些不过是要吃一口饱饭的工农、那些不过是要说一句真话的知识分子、那些不过是要保护自己的贞洁的姑娘，最后都惨死在萨达姆及其政权的屠刀之下，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哪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同情过这些无辜的死难者。如果说同情伊拉克人过于遥远，那么他们是否同情过身边的同胞呢？被中共官僚及其子弟奸污杀害的黄静和高莺莺，至今冤案仍然不得昭雪，行凶者仍然逍遥法外，她们的亲人眼泪都哭干了，我却没有发现有多少同情心丰富的人物去关注这些卑微的、凄惨的灵魂。在我们身边，像黄静和高莺莺这样的遭遇的同胞多如牛毛，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里，数以千计的冤屈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难道萨达姆比这些悲惨的同胞更值得同情吗？
原来，同情也是可以作秀的。
只不过，这种拙劣的表演只能感动表演者自己，我一眼便将其看穿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