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读到一篇有7000多字的长文，题曰《和谐世界：新思维，大思路——学者对话录》，让笔者的思想有“豁然开朗”之感。如周为民教授认为：“‘和谐世界’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中，但是在最深层的内涵上它跟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精神是完全相通的，所以和谐世界的思想在世界上不需要“翻译”，有文化有智慧的人们都会‘听得懂’。”
又说，“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包含着对东西方一些传统意识形态的超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苏联模式及其意识形态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的社会主义，和谐世界的理念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周为民教授还说，“意识形态应该不是问题，比如说中美之间，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意识形态的问题是可以超越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了对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充分肯定。我们所强调的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下，各国应当以合乎国情的方式和道路来争取这些普世价值的实现。”
而另一位教授张琏瑰也认为：“历史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了这么多年，最后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好的方面吸收过来，比如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把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学过去。现在看来两种社会都在学习对方好的东西。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是要承认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也有相通的一面，对立统一。承认这一点，世界就会更加和谐一点。”
一
因北朝鲜不顾世界各国反对，于2006年9月上旬在本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引起世界一阵“骚乱”，这让我想起一个伟大的名字：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iam Russell，1872—1970）。
罗素一生涉及多学科，著述颇丰，且都取得骄人成就。这里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他是世界上至今唯一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却并非文学作家的人。由此可见其文学造诣之高。
又说，他一天写3000字而无需作任何更改。
在读罗素人文著作时，尤其让我高兴的是，因罗素在上世纪20年代初即1920年曾应邀到华夏讲学一年，他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无数次地提到中国。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从2004年第六期《万象》杂志上可以读到杨静远发表的文章《罗素•毛泽东•杨端六》（杨端六即杨静远之父），以及杨静远为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而存留下来，供后世研究”而推荐给同期《万象》杂志刊发的《和罗素先生的谈话》（杨端六讲 毛泽东记）。这篇谈话最初刊发在一九二0年十月三十一日《长沙大公报》，是由杨端六“在罗素离湘赴京之后在长沙作的一次演讲”。毛泽东当年是以《长沙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在演讲现场作的记录。《和罗素先生的谈话》当年分三次在报上连载。杨端六先生那时新从英国留学归来，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罗素从上海去长沙期间，是由杨端六陪同并担任翻译的。
我们在读《谈话》（据杨静远在文章中说，其父与罗素谈话内容，还见于一九二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是杨端六自己重新撰写的”。两文“内容虽大同，文风却迥异”。这里依据的是毛泽东发表的记录）时可以看到，当年杨端六先生与罗素所谈内容没有什么“禁区”，也多是与中国有关。如杨问：“中国应提倡资本主义，还是应反对资本主义？如应反对资本主义，又用什么方法呢？”罗素的回答是：“要弄好中国，唯一的法子，是发达实业。”而要使实业发达，罗素的意见是：“一、委其权于资本家，任资本家去经营组织，将实业发达。二、委其权于国家，使产业归之国有，由国家经营，发达实业。三、由劳动界自己经营，发达实业。”而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只有‘用中国资本家开发中国实业’之一法”。又如杨问：“世有越过资本主义一阶级国家么？”罗素答：“无”。并且说俄国就是因实业不发达，缺少资本，所以他们的共产主义难于成功。假设像美国，就可成功了。“罗素以为与其反资本不如提倡资本”。
二
罗素活了98岁，在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家中，这个寿命只能说是上帝给的，尽管罗素并不信基督教，甚至是“最反宗教的”（杨端六语）。
罗素超越世俗功利，你读他的著作可以感受到，这位科学家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还总是希望能建立一个维持和平、制止战争的“世界政府”。他一生都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对待生活、对待人世，既宽容这个世界而又执着地追求真理。罗素在1955年7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一项包括有爱因斯坦、约里奥•居里和罗素本人等十一位当时最享有盛名的科学家签名的声明中说：“我们以人的身份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道，忘掉其余的一切。”（《罗素文集》卷三，第45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下面只注卷数只注页码，不注卷数的即表示在第三卷）
而爱因斯坦是在他逝世前两天在这份声明草案上签的字。
罗素一生写有多少人文作品，因笔者住处没有他的全集，不得而知。在上面提到的这套《罗素文集》中看到罗素写有几篇寓言，其中一篇翻译过来叫《过时之不幸》，体现了他对人类的一贯思想，用我们的说法，即“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不论东方西方，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们都不要因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不同而相互成为仇敌，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或说至少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见【美】房龙《宽容》，第55页，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7月版）
罗素的这篇寓言（又像一篇袖珍科幻小说），寄寓了他对人类美好的理想。我甚至想，若人类真有实现“大同”的一天，在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希望那时的人们不要忘了罗素，忘了他的这篇寓言。
正缘于我喜欢罗素，也喜欢他的这篇寓言，就想向更多的人作介绍。需要申明一句的是，由于行文习惯的差别，加之这里又是依据中文译文，故在介绍这篇寓言时难免会不自觉地做一点“手脚”，搞一点“添盐加醋”的勾当——但也仅限于“润色”。至于对罗素先生这篇寓言所要表达的思想，不敢存丝毫篡改之心，祈读者明察。
话说那是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最后年代（当指20世纪末），东西方冷战让人觉得接近爆发（闵按：这里的“东方”，显然是指苏联）。
此时双方对天文学分外关注，甚至天文学已成为双方空军部门的分支机构之一，所有新近的天文学知识都已被列为“机密”，并且有了“等级”。双方都充满着希望地将自己的“远征军”送到月球上去。然而，很快他们都发现，对方亦已登陆月球。由于双方都致力于核战，结果，登陆月球上的双方同时又都被对方的核武器消灭。只是地球上的人们未能料到，月球是由一种比地球更易于爆炸的物质构成，小型的氢弹战争已引起月球的连锁反应，这样，这个大约形成于46亿年前，可说与地球同龄，并且同时也是地球卫星，被不知多少古人赞美过的“明月”，竟在一个月内变成了一堆“微粒质云”：月球毁灭了！
于是双方的核战争又打到了火星、金星上。由于双方都认为消灭对方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加之火星、金星与月球一样，结果，双方和这两个星球可以说又是“同归于尽”。即便如此，双方仍不罢休，又打到了太阳系中更大（当然仅指体积）的行星，即木星和土星上。结果，连这些巨大的行星也都像月球、金星和火星一样毁灭了。
然而，故事到此并未结束。
双方狂热的政治当局认为，太阳系太小了，小得不足以进行“宇宙战争”，于是就想能在太阳系之外开战，那该多好。这样，双方各自又经过研究，从新得出的资料数据计算出，在距离地球约五十光年的天狼星座有一颗“隐晦邻星”可供人居住。
当然，对于这份知识，每一方都希望只是自己掌握了。
其实，双方都知道。
然后又经过计算，地球上双方都发现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发射一艘太空船是可能的事，并且计算出这太空船从地球抵达“隐晦邻星”的路程需八十年时间。当然，由于这项工作耗费至巨，双方除了要节衣缩食之外，还必须停止新的任何资本投资。另外，双方都考虑到了，仅用一代人是完不成这个计划的，甚至由于不能期望最先搭乘太空船的乘客能在八十年旅行中还能活着，必须考虑为途中诞生的婴儿做好预先准备。
当然，为了能顺利实施这项“伟大计划”，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因此，一切问题都成功地解决了。这样，双方的太空船在船舱中又装载了一批经过灌输了各自“主义”或叫“意识形态”的少年，就在第二个千年的末尾飞上了旅程。
可也就在两艘飞船发出后不久，地球上的双方终于都还是知道了对方的行动。只有飞船上的那些“旅客”，还在船舱内相信他们已经比敌方先行了一步。
一年又一年，东西方两艘太空船都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向着既定的目标航行。船舱中的少年也都受到了那些长者的教训，同样觉得他们自己是在献身于一种“神圣”的工作。后来，由于在飞船中呆的时间过长，这些少年成人后，也都又有了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孩子无疑也就成了太空船上的第二代乘客。
经过八十年星际间的漫长飞行，两艘太空船终于都在“隐晦邻星”上登了陆。于是他们各自都赶紧设置雷达，向地球发出他们“胜利”的电讯。之所以说“胜利”，是因为双方都不知对方也派人登陆了这颗“隐晦邻星”。
两艘太空船发出的电讯，一条是：“共产主义完蛋了”（显然是指当时的苏联）；
另一条说：“华尔街垮台了”。（闵按：华尔街当然不仅代表美国，还代表资本主义）
两条电讯在发出五十年后，同时到达地球。
然而，谁也没料到，一百三十年后的地球上，情况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已成为了历史，人类在国度上的歧异也没有了。在此期间，在一个未遂的国家里，产生了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教导人们：丰衣足食比敌我俱焚更能带来幸福。此外，他还教人们要彼此相爱，甚至于爱自己的对方。最后，这位伟大的预言家的教导终于被世界上所有政府和人民接受，成了一个幸福的世界。也正在此时，地球上接到了来自遥远的天狼星座“隐晦邻星”上那些地球人发来的电讯。可是，这些电讯，除了历史研究者外，几乎没有人能看懂。最后，已经建立的世界政府，经考虑，回复远在五十光年外星球上的同胞们是这样一则简单的电报：“赶快一齐回家，并且忘掉所有这类的鬼话。”
于是，又是悠悠五十载，隐晦邻星上的人们在发出“胜利”电讯一百年后，终于接到了地球上的回复，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回复的内容竟是上面那样同一句话。由于双方从登陆时起一直灌输的是：只有自己是善的，而对方是恶的，也都把对方看成是撒旦的子孙。可现在来自地球的消息却分明告诉这些人，他们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了——从地球发来的这则电报中没有表明是东方还是西方政府所为，就已经很能说明这一点。
双方的信仰瓦解后，各自都觉得难以再活下去。于是，在悲伤之下，两个团体集合起来，由各自的领袖宣布他们共同丧失了信仰，然后引发了各自带到这个星球的两颗小型核武器。这样，片刻之后，这些各自带有某种强烈意识形态从地球上乘飞船来到这里的两拨人，全都化为灰烬。（见408～411页）
三
寓言至此，戛然而止。
罗素为什么会写这样一篇寓言？在你读了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后，很容易找到答案。比如在《人类有前途吗？》这篇约7万字的著作中，他就直说，如果人类不能限制核武器的试验和发展，那么，别看“到现在为止，这种可能扩展的规模只限于地球表面，但是不久就可以扩展到月球和其他行星上去。”（477页）阿弥陀佛的是，由于种种因素，虽然美国“星球大战”的影片早就在这个星球上映，但罗素的担忧毕竟没有兑现。
当然，这篇寓言在诅咒当时东西方害人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在要结尾处也寄寓和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愿望。由于作者的高寿和知名科学家的身份，让他目睹了自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二十年间，两个超级大国于冷战时期双方在对待销毁还是发展核武器上复杂的态度及一些要令整个人类都感到失望的举措，也让我们通过作者的文章看到各国科学家在反对战争尤其是呼吁停止试验和销毁核武器方面所作的极大努力。你从作者另外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尽管一些科学家不能不各为其国，但当世界上各国科学家聚在一起时，他们的心是相通的。科学家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宗旨，就在于“增进人类的知识，加强人对自然力的控制以造福全体人类”（461页），而不是为了战争，更不是为了杀人，为了毁灭人类。
罗素原本就一贯反对一切战争，反对杀人，主张和平主义，是一位真正的爱好和平者。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极为鲜明：“人类分成彼此竞争的、往往还是彼此敌对的国家，这种情况对于各国在荣誉应该属于谁这一问题的看法起了极为不幸的混淆是非的作用。”（418页）在这里，作者举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比如，“我们在英国把最显赫的公共纪念碑献给纳尔逊和威灵顿，以表彰他们杀戮外国人的本领。”（同上）可“说来也怪，外国人并不像我们这样对于表现了这种聪明的英国人感到钦佩。如果你去问一个受过教育的非英国人，他认为使英国引以自豪的人物主要是谁，很可能他会说莎士比亚、牛顿和达尔文而不提纳尔逊和威灵顿。”（同上）罗素认为，即使“为全人类的利益着想，屠杀外国人有时也许是必要的，但即使振振有词那样做也带有警察行为的性质，往往只表现出民族的傲慢和贪婪。人类并不因其杀人的技能而应该受到尊敬。”（同上）
此外，罗素虽然并不完全赞成无产阶级革命，但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希望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为此，他还专门以《社会主义》为题撰写过一篇文章，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倾向。当然，他的这些倾向主要是缘于他担忧战争的发生。在罗素看来，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只是防止他人的侵略而没有侵略别人的野心。因此，他在文章中说：“如果社会主义仅存在于某些文明国家，那么仍有战争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不能得以充分实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每一个采纳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将不会在军事上野心勃勃，恣意扩张。他们关心的只是防止其他人的侵略。一旦社会主义风靡于整个文明世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机将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谋求和平。”（375页）这里，显然，罗素把制止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上。
罗素这篇约两万字的《社会主义》，相信不仅对我——而且对很多人恐怕都不无启蒙意义。在这篇著作中，他认为“只有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才能彻底防止战争”（371页），“民主必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体制定义界说的一部分”（357页）。他认为，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要求最高权力应该是民主的。并且他觉得在1918年前的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会毫无异议地同意他这种说法（356页）。如果再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甚至还可以说罗素是一位笃信社会主义的人，只是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我们很多人不同。罗素笃信社会主义，是为了如何增加整个人类的幸福，“通过防止经济不稳定，社会主义可以增加除一小部分最富有的人以外的所有人的幸福。”（375页）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在罗素看来：社会主义与宗教毫不相干，它不过是一种经济学思想（376页）。
更重要的是，罗素一再提醒人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条应该属于全人类，并不仅仅属于无产阶级（375页）。这种说法，对我们而言，自然是新鲜的。这一点，不仅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正有力地证明着，就是我国搞市场经济，其实也是要证明这种“模式”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今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加入社会主义元素，尽管也是一种制度“调整”，但相对我们搞市场经济而言，他们就显得从容和自然得多了。而搞市场经济，我们似乎有“撕心裂肺”地疼痛感，并不像人家加入社会主义成分那样，一如“水到渠成”。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罗素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如果是“经过一场艰难的搏斗，胜利者完全可能把他们原来的目标置于脑后”（358页）。而他的这种预见，已被上个世纪一个又一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并且在有些国家还是后患无穷。
罗素在《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结尾时所说的话，更是可以帮助我们鉴别真假社会主义，他说：“不管民主存在什么缺点或弱点，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它，借助公众对它的期望，才能有希望在英国或美国获得成功。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削弱对民主政府的敬慕，他就有意无意地在强化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377页）读着这些话，有豁然开朗之感。今天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之所有还有那么强的生命力，重要一点，恐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是通过努力实行更加广泛的民主而运作的。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要结束时，人类社会似乎提前在实践着罗素上面那篇寓言要结尾处的理想：一些资本主义和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在更加清醒、理智并坚定地向着一个目标，即整个人类社会幸福的目标走去——比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地增加着像社会福利等这种原本是“社会主义”的元素。
可也就在让我们感到值得欣慰的同时，作为也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北朝鲜却不顾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仍然坚持要搞核试验。如果罗素地下有知，我想他肯定会痛心的。
2006年10月初稿，新年1月再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