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篇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立下字据；让他们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1）

杜润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老总也做过检查。
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辜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 ；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 ：“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  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2）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 ， 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 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 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这样被折腾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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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则要强调另外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活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1974年7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症（motor neuron disease ），或称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预计只能活上两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就是绝症了。”
显然，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且又作为周恩来重要助手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
两相比较，他自是要看重后一层考虑。因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些，并会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有作为；他还知道除了毛泽东以外，在这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压得住自己了。因此，他不会不明白自己此时所作所为，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还应对毛泽东以外的人和事负责，于私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就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3）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一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与前文所论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那一手法相似，这一手法也能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的效用。
其现实效用主要表现为，既可以有力地打击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锐气；又可以有力地维护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检查，就是要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向毛泽东低头认错乃至认罪。
其一，如果这个检查是违心的，那么，检查者就不仅是当着众人的面说“对不起”的话，而且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说“对不起”的话。这就既有损他的颜面，使他难堪得很；又重创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晓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屡屡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在其他人面前，总显得风流倜傥，儒雅高贵；而一到毛泽东面前，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
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向自己低头认错乃至认罪，那么，这个人就能显得高人一等。
又如果在这许许多多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人中，竟还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人，比如那种智勇超常的人，那么，他们向之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这个人就会显得不是高人一等了，而是高人许多等了，即超人，即神。
比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显才智的周恩来总理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魔力是无与伦比的。又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为刚勇的彭德怀将军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李锐先生所言：“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做出了一次新的贡献。”
其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可以将这些检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于挨整者而有利于整人者的历史证据，即通过留存这些检查而告诉后人：连挨整者本人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整人者是正确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把自己对于政敌的胜利，从现实里延续到历史中。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坏事而留下历史骂名的恶果。
显然，毛泽东不仅相信“成者王侯败者寇”，相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有意实践这一信条，有意借重胜利者的权势而有选择地收存甚至不惜制造一些于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够证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够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故有王者气象的史料。
由此可见，毛泽东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记录。

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
2004年3月20日，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在与赵紫阳谈话时提到：“李锐同志说过，党的历任总书记多是以检讨、认错方式结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陈独秀没认错。”
赵紫阳当时因患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而只能插着氧气管、半躺着说话，可一听到姚监复说的这些话，便一把拔下氧气管，猛地站起来，走到姚的面前，指着他说：“你说陈独秀？”
姚答道：“不是我说的，是李锐同志说的。”
赵紫阳听后哈哈大笑，并来回走动，很是兴奋，一扫病容。
姚先生后来向笔者回忆道，从谈起这个话题，到大家一起合影，直至他们离开赵家，赵紫阳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好心情，谈笑风生，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病得快要去世的人（赵紫阳于十个月后病逝）。
从这位被软禁者的这阵朗朗笑声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笑意来，可以听出这位晚辈总书记对于那位前辈总书记有着一种十分欣然的认同感，认同他们这两位隔代总书记有着相似的政治境遇：一是都在自家党中遭受不公正对待，并被要求做到俯首认错；二是都在这种压力下坚守政治家气节，拒绝做出违心检讨。
这种认同感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虔诚感，毋宁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其间隐有这样一种信念：
坚信历史终究是要讲求公道的，终究是要对现实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做出公正评价的，对行善者予以褒扬，对作恶者予以贬斥；因此，那些生前蒙受冤屈的行善者将会在历史中得到应有的补偿，而那些生前制造冤屈的作恶者也将会在历史中受到应有的清算。
例如，陈独秀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身后则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至少他拒做违心检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气节还会获得进一步的彰显。
与之相反，那些曾不公正对待他的人，例如那些先是指导他怎么做继又指责他这么做的苏俄党人，以及那些不分是非地按照苏俄意图指责他的中共党人，都将在历史中还其本来面目，或还某些苏俄党人的那种不敢承担有关误导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怯懦者面目，或还某些中共党人的那种崇苏媚俄的盲从者面目和势利者面目。
正是基于对陈独秀这一历史际遇的考虑，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赵紫阳听到上述把他与陈独秀相提并论的话时，一定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毋宁说是由衷的荣幸。
一些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感有些近似于那些宗教徒对上帝或真主的敬畏感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坚信其敬畏对象，无论是历史还是上帝或真主，都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终极性审判法力，都能够对人间是非做出公正的终极审判，使善恶最终各得其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历史可以说是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中国读书人心中的“上帝”，是他们在一生中尤其是在紧要关头时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古有文天祥赴难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有林昭绝命辞：“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这些中国读书人都敬畏“永恒”，看重“三不朽”，即能够刻诸青史的德行、功业和言论，因而也就在终极价值上把历史看得高于现实，坚信历史终将裁决现实，评品现实。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敬畏感，赵紫阳在1989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对军事戒严，拒做违心检讨。
1991年7月10日在被软禁的居所中，赵紫阳对颇费周折地前来探视的老战友宗凤鸣说：“我个人这个结局全是自己的选择，正如邓小平与一位国外学者所言，‘赵紫阳是自我暴露’”。“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情况可供选择：一是说服邓改变‘4•26社论’，改变关于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二是耍滑头称病，当两面派，但我身体很好，说不过去，再说以后也不好办，还会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这个选择。”
宗凤鸣随即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下决心做这样选择的？你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赵紫阳答道：“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帐”（据赵身边的人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发生前，曾一再声称：从历史上看，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赵紫阳还曾对另一位老战友赵健民说过这样的话：“宁愿自己总书记不干，也不做历史罪人。”赵健民也曾鼓励过赵紫阳：“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做‘违心检讨’。”
赵紫阳无疑坚守了他对历史的信念，或说是履行了他对历史的承诺，为不做历史上的罪人而做了现实中的囚徒，准确地说是做了现实中的被软禁致死的囚徒。
赵紫阳也无疑没有辜负赵健民、李锐等老友对他的期待与赞许，就像他的前辈陈独秀那样没有做“违心检讨”，也就是说，没有重蹈毛泽东治下的那些挨整者的覆辙，没有再像他们那样在挨整后又给历史留下许多不清不白的字据，许多对挨整者不利而对整人者有利的字据。

结　语

笔者以上考察毛泽东整人方式是为了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读者则可能会再由此而追问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又能够说明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这一论证至少能够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毕竟还拥有着能够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
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简言之，是一个自称是“无法无天”的人，更是一个确确实实做出了许许多多“无法无天”的事的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还有害怕的东西。
而能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简言之，是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准确地说，是一种叫做“中国传统历史记述”的东西。这一“中国传统历史记述”坚守着“公正”（善善恶恶）理念和“永恒”（不朽）理念 ：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坏事就应受到贬斥，即便死了也应受到追诉，以使他遗臭万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应获得褒扬，即便死了也应获得追认，以使他流芳百世。
坚守着对“公正”（善善恶恶）与“永恒”（不朽）的信念，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种核心价值，也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所有伟大文明都拥有的一种普适价值。
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的一个应有之义，就是要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邪恶的东西，但最终还是邪不压正的，还是要讲公道常理的。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病态的东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因此，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复兴中国传统历史记述，“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余英时先生语 ）。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显现某种堕落的取向，但这种堕落的取向是有一个底线的，而这个底线是有正面价值的。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就是试图触摸这个价值底线。

下 篇

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立下字据；让他们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1）

杜润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老总也做过检查。
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辜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 ；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 ：“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  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2）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 ， 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戒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戒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 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 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这样被折腾下去了；
┅┅
笔者在此则要强调另外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活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1974年7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症（motor neuron disease ），或称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预计只能活上两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就是绝症了。”
显然，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且又作为周恩来重要助手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
两相比较，他自是要看重后一层考虑。因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些，并会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有作为；他还知道除了毛泽东以外，在这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压得住自己了。因此，他不会不明白自己此时所作所为，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还应对毛泽东以外的人和事负责，于私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就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3）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一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与前文所论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那一手法相似，这一手法也能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的效用。
其现实效用主要表现为，既可以有力地打击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锐气；又可以有力地维护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检查，就是要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向毛泽东低头认错乃至认罪。
其一，如果这个检查是违心的，那么，检查者就不仅是当着众人的面说“对不起”的话，而且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说“对不起”的话。这就既有损他的颜面，使他难堪得很；又重创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晓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屡屡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在其他人面前，总显得风流倜傥，儒雅高贵；而一到毛泽东面前，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
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向自己低头认错乃至认罪，那么，这个人就能显得高人一等。
又如果在这许许多多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人中，竟还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人，比如那种智勇超常的人，那么，他们向之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这个人就会显得不是高人一等了，而是高人许多等了，即超人，即神。
比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显才智的周恩来总理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魔力是无与伦比的。又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为刚勇的彭德怀将军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李锐先生所言：“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做出了一次新的贡献。”
其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可以将这些检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于挨整者而有利于整人者的历史证据，即通过留存这些检查而告诉后人：连挨整者本人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整人者是正确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把自己对于政敌的胜利，从现实里延续到历史中。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坏事而留下历史骂名的恶果。
显然，毛泽东不仅相信“成者王侯败者寇”，相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有意实践这一信条，有意借重胜利者的权势而有选择地收存甚至不惜制造一些于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够证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够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故有王者气象的史料。
由此可见，毛泽东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记录。

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
2004年3月20日，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在与赵紫阳谈话时提到：“李锐同志说过，党的历任总书记多是以检讨、认错方式结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陈独秀没认错。”
赵紫阳当时因患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而只能插着氧气管、半躺着说话，可一听到姚监复说的这些话，便一把拔下氧气管，猛地站起来，走到姚的面前，指着他说：“你说陈独秀？”
姚答道：“不是我说的，是李锐同志说的。”
赵紫阳听后哈哈大笑，并来回走动，很是兴奋，一扫病容。
姚先生后来向笔者回忆道，从谈起这个话题，到大家一起合影，直至他们离开赵家，赵紫阳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好心情，谈笑风生，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病得快要去世的人（赵紫阳于十个月后病逝）。
从这位被软禁者的这阵朗朗笑声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笑意来，可以听出这位晚辈总书记对于那位前辈总书记有着一种十分欣然的认同感，认同他们这两位隔代总书记有着相似的政治境遇：一是都在自家党中遭受不公正对待，并被要求做到俯首认错；二是都在这种压力下坚守政治家气节，拒绝做出违心检讨。
这种认同感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虔诚感，毋宁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其间隐有这样一种信念：
坚信历史终究是要讲求公道的，终究是要对现实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做出公正评价的，对行善者予以褒扬，对作恶者予以贬斥；因此，那些生前蒙受冤屈的行善者将会在历史中得到应有的补偿，而那些生前制造冤屈的作恶者也将会在历史中受到应有的清算。
例如，陈独秀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身后则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至少他拒做违心检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气节还会获得进一步的彰显。
与之相反，那些曾不公正对待他的人，例如那些先是指导他怎么做继又指责他这么做的苏俄党人，以及那些不分是非地按照苏俄意图指责他的中共党人，都将在历史中还其本来面目，或还某些苏俄党人的那种不敢承担有关误导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怯懦者面目，或还某些中共党人的那种崇苏媚俄的盲从者面目和势利者面目。
正是基于对陈独秀这一历史际遇的考虑，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赵紫阳听到上述把他与陈独秀相提并论的话时，一定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毋宁说是由衷的荣幸。
一些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感有些近似于那些宗教徒对上帝或真主的敬畏感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坚信其敬畏对象，无论是历史还是上帝或真主，都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终极性审判法力，都能够对人间是非做出公正的终极审判，使善恶最终各得其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历史可以说是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中国读书人心中的“上帝”，是他们在一生中尤其是在紧要关头时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古有文天祥赴难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有林昭绝命辞：“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这些中国读书人都敬畏“永恒”，看重“三不朽”，即能够刻诸青史的德行、功业和言论，因而也就在终极价值上把历史看得高于现实，坚信历史终将裁决现实，评品现实。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敬畏感，赵紫阳在1989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对军事戒严，拒做违心检讨。
1991年7月10日在被软禁的居所中，赵紫阳对颇费周折地前来探视的老战友宗凤鸣说：“我个人这个结局全是自己的选择，正如邓小平与一位国外学者所言，‘赵紫阳是自我暴露’”。“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情况可供选择：一是说服邓改变‘4•26社论’，改变关于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二是耍滑头称病，当两面派，但我身体很好，说不过去，再说以后也不好办，还会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这个选择。”
宗凤鸣随即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下决心做这样选择的？你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赵紫阳答道：“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帐”（据赵身边的人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发生前，曾一再声称：从历史上看，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赵紫阳还曾对另一位老战友赵健民说过这样的话：“宁愿自己总书记不干，也不做历史罪人。”赵健民也曾鼓励过赵紫阳：“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做‘违心检讨’。”
赵紫阳无疑坚守了他对历史的信念，或说是履行了他对历史的承诺，为不做历史上的罪人而做了现实中的囚徒，准确地说是做了现实中的被软禁致死的囚徒。
赵紫阳也无疑没有辜负赵健民、李锐等老友对他的期待与赞许，就像他的前辈陈独秀那样没有做“违心检讨”，也就是说，没有重蹈毛泽东治下的那些挨整者的覆辙，没有再像他们那样在挨整后又给历史留下许多不清不白的字据，许多对挨整者不利而对整人者有利的字据。

结　语

笔者以上考察毛泽东整人方式是为了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读者则可能会再由此而追问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又能够说明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这一论证至少能够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毕竟还拥有着能够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
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简言之，是一个自称是“无法无天”的人，更是一个确确实实做出了许许多多“无法无天”的事的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还有害怕的东西。
而能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简言之，是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准确地说，是一种叫做“中国传统历史记述”的东西。这一“中国传统历史记述”坚守着“公正”（善善恶恶）理念和“永恒”（不朽）理念 ：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坏事就应受到贬斥，即便死了也应受到追诉，以使他遗臭万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应获得褒扬，即便死了也应获得追认，以使他流芳百世。
坚守着对“公正”（善善恶恶）与“永恒”（不朽）的信念，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种核心价值，也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所有伟大文明都拥有的一种普适价值。
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的一个应有之义，就是要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邪恶的东西，但最终还是邪不压正的，还是要讲公道常理的。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病态的东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因此，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复兴中国传统历史记述，“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余英时先生语 ）。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显现某种堕落的取向，但这种堕落的取向是有一个底线的，而这个底线是有正面价值的。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就是试图触摸这个价值底线。